1938年3月初，春寒料峭。
闸北“人祸”的余波尚未完全平息，租界报章上关于昌隆地产破产、周福生失踪、难民安置扯皮的新闻，
已逐渐从头版头条退居二版、三版，最终零散地夹杂在社会新闻的边角。
时间与新的热点，是冲淡公众记忆最有效的溶剂。
工部局的救济小组仍在运作，但效率日益低下，发放的物资时有时无。
部分伤势稍轻、或实在无处可去的难民，
开始在废墟上重新搭建更为简陋的窝棚，
试图在那片被毒液浸透的土地上，挣扎出一点渺茫的生计。
周三、小顺子等人，在经历了最初的悲愤与组织诉求后，也渐渐意识到，
与庞大而官僚的租界当局进行持久而琐碎的拉锯，需要更坚韧的神经和更实际的策略。
他们开始将部分精力转向在码头工人和苦力中建立更稳固的互助关系，
分享零工信息，凑钱购买平价米粮，甚至请识字的兄弟教孩子认几个字。
这些细碎的努力，如同在冻土中顽强钻出的草芽，微弱，却带着生命本身的韧性。
宝昌路小组并未放松对“往生会”及唐宗年方面的监控，
但自昌隆地产被弃、周福生人间蒸发后，
对手似乎彻底转入了地下，所有已知的线索都断得干干净净。
“大康化工厂”遗址被工部局以“危险建筑”为由派巡捕彻底封锁，严禁任何人靠近。
“通运清洁社”早已人去楼空，连那个“疤脸刘”也在一夜之间失去了踪影。
唐宗年旗下的“汇通洋行”、“兴业地产”等公司一切如常，
甚至因“昌隆事件”后显得更加“合规”和“低调”。
工部局内部，那场所谓的“检视”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没有公布任何结果，也没有任何人受到处理。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只是空气里多了一层心照不宣的紧张，和一种暴风雨来临前令人不安的平静。
林一大部分时间埋首于故纸堆和秦先生提供的各类典籍中，
试图从历史缝隙里勾勒“往生会”的轮廓。
他反复研读中西功推荐的书目，那些关于明清沿海秘密结社与海外贸易网络的论述，
为他理解“往生会”可能的现代形态和活动方式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他越发感觉到，这个组织绝非简单的封建迷信残余，
而更像是一个依托古老信条和秘密符号体系，
巧妙嵌入现代商业、航运乃至情报网络中的寄生性怪物。
它与唐宗年这类买办资本的结合，是各取所需，更是某种历史情境下的必然。
这种认识，让他对对手的警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也对自己和团队之前那种“就案查案”的方式产生了更深的反思。
正如中西功信中所暗示，需要“洞察历史脉络之眼”。
韩笑的伤已基本痊愈，只是阴雨天腰侧还会隐隐作痛。
他除了协助林一分析情报，更多的时间花在了与周三、小顺子等人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联系上。
他谨记陈默群的警告，绝不直接干预或领导，
只是以一个“经历过些事情、懂点拳脚防身、讲义气”的“韩先生”身份，
在他们遇到麻烦（如地痞骚扰、工头克扣）时，
提供一些不露痕迹的建议或通过阿明等人施加一点间接的影响。
他也在暗中观察和评估周三这个小圈子的核心成员，
哪些人可靠，哪些人有潜力，哪些人需要提防。
这个过程缓慢而细致，却让他对上海滩最底层的生存逻辑和力量源泉，有了比在巡捕房时真切得多的认识。
冷秋月的笔锋并未停歇。除了继续在《星报》上发表关于难民安置后续、租界治理等问题的评论，
她开始有意识地撰写一系列关于码头工人、人力车夫、
纺织女工等“小人物”在战争阴影下艰难求生的特写。
她避开宏大的叙事和煽情的控诉，只用白描的手法记录他们的汗水、期盼、坚韧，
与偶尔闪现的、在苦难中相互扶持的微光。
这些报道反响不如之前揭露黑幕时轰动，却渐渐吸引了一批沉稳的读者，
也让“明镜社”和冷秋月本人的形象，从“揭黑斗士”向更富有人文关怀和深层观察的“记录者”悄然转变。
她与林一、韩笑时常交流，将她在采访中听到的关于航运、码头、帮会、
日资渗透的零碎信息汇聚起来，补充进他们对上海暗流涌动的认知拼图。
陈默群则显得愈发沉默和忙碌。他依然按时去警备司令部点卯，
处理着似乎永远也处理不完的公文和会议，但眉宇间的郁结之色日重。
他通过内线获知，军统上海区内部，因“昌隆事件”引发的舆论风波，
高层对他“擅自行动”、“与不明势力过从甚密”的不满正在积聚。
虽然暂时没有明确处分，但他能感觉到自己正在被边缘化，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一些原本该他经手的重要情报被截流，一些会议不再通知他参加。
与此同时，唐宗年方面似乎通过更高层的关系，
向他递出了某种含糊的“警告”或“提醒”，暗示他“适可而止”，“不要妨碍大局”。
这种内外交困的处境，让他心中的天平摇摆得更加剧烈。
他依然为小组提供着必要的情报和掩护，但次数在减少，方式也更加隐秘。
林一和韩笑都能感觉到他身上那种越来越重的压抑感和疏离感，
但出于尊重和某种难以言喻的体谅，谁都没有点破。
3月8日，晨。黄浦江，浦东其昌栈码头。
江风凛冽，带着咸腥的水汽和早春特有的清寒。
平日里喧嚣繁忙的码头今日显得不同寻常。
靠近深水区的主要泊位被清空，码头上搭建起了临时的观礼台，铺着红地毯，摆放着鲜花。
中外宾客、记者、航运同业、银行界人士、乃至工部局的官员，
足有数百人，衣冠楚楚，聚集在观礼台周围。
空气中飘荡着香槟、雪茄和香水的气息，与码头固有的机油、铁锈味道混合在一起。
今天，是上海乃至中国航运界一件瞩目的大事——
爱国船王周洪生旗下的“华生轮船公司”新建造的五千吨级钢质货轮“海安”号，举行下水典礼。
周洪生，年近六旬，身材不高，但脊背挺直，穿着一身深色绸面长衫，
外罩黑呢大衣，头戴礼帽，手持文明棍，站在观礼台中央。
他面色红润，精神矍铄，一双略显浑浊但目光锐利的眼睛，
扫视着江面那艘覆盖着彩旗、船头系着巨大红绸花球的崭新巨轮，眼中洋溢着自豪与期盼。
在他身旁，是他的长子周继业，三十出头，西装革履，面容与父亲有几分相似，
但气质略显文弱，此刻正有些紧张地整理着领结；次子周继祖尚在海外留学，未能出席。
长女周婉卿（周小姐）则陪在父亲另一侧，
她约莫二十五六岁年纪，穿着素雅的阴丹士林蓝旗袍，外罩白色针织开衫，
容貌清丽，气质温婉中带着一股书卷气，她是沪江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
周洪生白手起家，从一条小舢板开始，几十年间在列强航运公司和国内官僚资本的夹缝中艰难求生，
凭借过人的胆识、诚信的经营和对航运技术的敏锐把握，
硬是将“华生轮船”发展成拥有十几艘大小船只、
航线遍及长江沿岸及沿海主要港口的华资航运翘楚。
他为人耿直爱国，多次在航运同业会议上抨击日资航运公司的压价倾销和不平等条款，
坚决反对将公司股份出售给日资或加入日方主导的“航运联盟”，是上海华商中有名的“硬骨头”。
此次“海安”号的下水，不仅是他个人事业的新里程碑，
也被许多关注中国航运业的人士视为华资力量在战争阴云下的一次重要展示。
“……诸位来宾，朋友们！” 周洪生走到话筒前，声音洪亮，带着浓重的宁波口音，
“今天，‘海安’号下水，不仅仅是我周某人一家公司的事，
更是我华资航运界，在如此艰难时局下，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一次明证！
这艘船，将行驶在我们自己的江河湖海，
运输国计民生所需之物资，其意义，远超商业利润！”
掌声响起，中外宾客反应各异，有的热烈，有的矜持，有的面露沉思。
“我周洪生在此郑重声明，” 周洪生语气转沉，
目光扫过台下几位日资航运公司的代表和几位与日方过从甚密的华商，
“‘华生轮船’的航线，是中国的航线！‘华生轮船’的船只，只为中国的利益服务！
任何企图以资本、以强权侵夺我航运命脉的行径，
我周洪生第一个不答应！‘海安’号，就是我的回答！”
这番话掷地有声，台下顿时响起更热烈的掌声，尤其是华商和记者群体。
几位日方代表脸色阴沉，交头接耳。工部局的洋人官员则面无表情，仿佛事不关己。
简短的仪式后，进入最激动人心的下水环节。
周洪生在长子、长女及公司高管的簇拥下，走下观礼台，沿着临时铺设的栈桥，
走向“海安”号庞大的船体。他要亲手为巨轮敲碎悬挂在船头的香槟酒瓶。
江风似乎更大了，吹得彩旗猎猎作响，也吹动了周洪生额前的白发。
他步履稳健，脸上带着自豪的微笑，不时向两侧欢呼的工人和宾客挥手。
周婉卿小心地搀扶着父亲的手臂，周继业紧随其后。
就在他们踏上连接船体的最后一段狭窄舷梯时，异变陡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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