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荷兰，阿姆斯特丹。
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去，运河的水面平静。
古老的砖桥倒映在水中，偶尔有几只小船划过，荡起一圈圈涟漪。
这座城市看起来和几百年前没什么两样，但有些东西，却已经不一样了。
达姆广场上，一群人正在聚集在一起。他们穿着破旧的大衣，拎着空荡荡的午餐盒，默默地站在那里，只是站着，望着那座古老的王宫。
广场边上的咖啡馆里，几个穿着体面的人隔着玻璃看着这一幕。
“又来了。”一个秃顶的中年人叹了口气，“这是这周的第三次了。”
旁边的人说：“失业率已经百分之二十五了。不闹才怪。”
秃顶中年人摇摇头。
“闹有什么用？政府也没钱。”
玻璃窗外，人群中忽然有了一阵骚动。
有人开始喊口号。
“我们要工作！”
“我们要面包！”
“政府下台！”
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咖啡馆里的人互相看看，默默地低下头，喝自己的咖啡。
没有人注意到，在广场边缘的一根灯柱下，站着一个男人。他穿着一件旧大衣，戴着一顶磨损的帽子，看起来和那些失业工人没什么两样。
但他的眼睛不一样。
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一种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很久没有出现过的东西。
希望。
一九一八年，荷兰曾经离革命只有一步之遥。
那一年，德国爆发革命，威廉二世逃亡荷兰。整个欧洲都在燃烧，荷兰的工人和士兵也站起来了。他们成立了苏维埃，占领了工厂，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
但革命失败了。
政府调集军队，镇压了起义。领导人被捕，组织被解散，报纸被查封。特鲁尔斯特拉，当时社会党的领袖，和阿尔伯特·费恩等人被迫流亡国外。
他们去了德国。
在德国，他们看到了另一种革命。韦格纳和他的同志们，用更坚定的信念，一步步地建设着社会主义。
特鲁尔斯特拉等人在柏林待了十四年。
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一九三二年春天，阿尔伯特·费恩收到了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消息。
“时机成熟了。回来吧。”
他买了一张船票，回到了阔别十四年的祖国。
荷兰，这个北海之滨的低地国家，有着独特的历史。
十七世纪，它是海上马车夫，商船遍布全球。十八世纪，它被法国占领，沦为附庸。十九世纪，它重新独立，成为一个中立的小国。
二十世纪初，它靠着殖民地的财富，维持着表面的繁荣。
但大萧条改变了一切。
殖民地产品的价格暴跌，贸易几乎停滞，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到一九三二年，荷兰的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二十五。
更糟的是，政府毫无办法。
历届内阁都是联合政府，天主教党、自由党、社会党（右翼）——互相扯皮，互相推诿。有人说要削减开支，有人说要增发货币，有人说要等等看。
等来等去，等到的只有更多的失业者。
社会党（左翼）在地下活动，力量还很弱。共产党也是地下组织，人数不多。工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
但游行和示威，改变不了什么。
直到阿尔伯特·费恩回来。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下午，阿姆斯特丹东区，一间破旧的仓库。
几十个人挤在这间仓库里，有工人，有知识分子，有年轻的，有年老的。他们围坐在几排简易的木凳上，等着一个人。
门开了。
费恩走了进来。
“同志们，我回来了。”
仓库里响起一阵掌声。
费恩等掌声平息，继续说：
“十四年前，我和特鲁尔斯特拉离开荷兰，去了德国。那时候我以为，革命失败了，一切都完了。”
“但德国让我看到，革命不是一次冲锋，是漫长的跋涉。我用了十四年，才走完这段路。”
“现在，我回来了。”
他走到人群中间。
“同志们，是时候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册子。
“这是我从德国带回来的德国同志用十四年积累的经验。”
“同志们，荷兰很小。但小有小的好处。我们不需要几十万军队，不需要几百艘军舰。我们只需要——”
他伸出右手，握成拳头。
“——团结。”
仓库里，几十个人都站了起来。
“团结！”
那声音，穿透了破旧的屋顶，穿透了阿姆斯特丹灰蒙蒙的天空。
一九三二年的荷兰从表面上看，它还是中立国，还是欧洲的“稳定岛”。政府还在开会，议会还在辩论，女王还在王宫里微笑。
但实际上，这个国家已经四分五裂。
天主教徒和清教徒互相敌视。资本家和社会党互相仇视。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者和本土的保守派互不相让。
而普通老百姓，只想活下去。
一九三二年，荷兰的殖民地东印度群岛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运动。当地人要求独立，要求自治，要求把荷兰人赶走。
荷兰政府派了军队去镇压，花了很多钱，死了很多人，什么都没解决。
国内，失业者排起长队，等着救济。救济粮越来越少，队伍越来越长。有人在队伍里晕倒，有人在队伍里打架，有人在队伍里默默地哭。
共产党在组织罢工，社会党在组织游行，右翼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也在扩张。他们学着德国纳粹的样子，喊着“荷兰第一”的口号，穿着黑色的制服，在街头打人砸店。
这个国家，正在从内部崩溃。
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阿姆斯特丹，西区的一家造船厂。
几百个工人正在罢工。
他们坐在工厂门口，举着牌子，喊着口号。警察站在不远处，手里拿着警棍，但没有动。
费恩站在人群中，看着那些脸。
一个年轻的工人走到他身边。
“费恩同志，您说，我们能赢吗？”
费恩看着他。
“你叫什么？”
年轻人说：“我叫扬。扬·范德林登。我爸是码头工人，一九一八年参加过游行。”
费恩点点头。
“你爸现在在哪？”
扬说：“在监狱里。三年前罢工，被抓了。判了五年。”
特鲁尔斯特拉沉默了几秒拍了拍扬的肩膀。
“我们会赢的。一定。”
远处，警察开始动了。他们排成队，朝罢工的人群走过来。
费恩没有动。
他只是站在那里，望着那些越来越近的警棍。
一九三二年六月，荷兰的春天，开始了。
不是日历上的春天。是另一种春天。
革命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