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料库里那三百公斤铜渣烧出的光，还在评委们眼里晃着。
可我谁都没见，连庆功会都没去。
转身就钻进了办公室，门窗一关，桌上的台灯拧到最亮。
窗外雪未停，玻璃结了层霜，屋里却热得我脱了棉袄，只剩一件洗得发灰的背心。
笔尖在稿纸上沙沙地走，像铁屑刮过砂轮。
标题写了又划：《火种计划学徒章程》——六个字，沉得压手。
苏晚晴推门进来时，我正咬着铅笔头改第三遍“实操训练安全守则”。
她没说话，把一杯热茶搁在桌角，顺手拿过草案翻了两页，眉头微微皱起。
“你打算收十个学徒？”她抬眼，“还限定必须是三级以下工人？”
“不止十个。”我放下笔，指了指墙上那张工坊全景图，上面用红笔圈了好几个年轻面孔，“我要的是种子，不是摆设。八级工带徒弟，向来挑亲选故，技术攥在手里当传家宝。可咱们要搞的是体系，不是江湖。”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笑了下，冷归冷，那一瞬却像冰面裂出一道光。
“所以你不等调令下来就开始铺路？”
“走得越远，根就得扎得越深。”我说，“我不怕别人抢功劳，只怕我走了以后，这地方一夜回到从前——图纸锁进柜子，新人摸不着门道，好点子全憋死在嘴边。”
她沉默片刻，提笔在“推荐机制”那栏写上一行小字：“需附被推荐人近三年操作事故记录及班组评价”，然后抬头：“信任不能只靠热血。你要立规矩，就得让人挑不出刺。”
我心头一震，点头记下。
第二天冯老拄着烟斗来了，风雪里披件旧军大衣，帽子上全是白霜。
他进门不坐，直接从怀里掏出一本牛皮封面的手册，封皮都磨出了毛边，字是钢笔一笔一划写的：《金工口诀集·冯氏家传》。
“我家三代钳工，这些东西，原打算带进棺材的。”他声音低哑，“可昨儿晚上我想了一宿——手艺要是断了，比机床生锈还疼。你拿去，印成讲义，教给那些肯弯腰的年轻人。”
我双手接过，指尖触到那泛黄的纸页，像是碰到了几十年前某个深夜的油灯和锉刀声。
招徒启事贴出去那天，天刚蒙蒙亮，宣传栏前已经围了三层人。
八十多个名字报上来，大多是车间里最不起眼的小工，也有老师傅悄悄送来自己儿子的简历。
资格审查会上，小崔拍桌子：“张大力不能留！去年偷厂里废铜，记大过一次，这种品行问题，进了火种工坊就是污点！”
会议室一下静了。
我没急着反驳，翻开他的档案，一页页看下去。
母亲肝病晚期，住院三个月，他自己白天干活晚上蹬三轮，最后卖了两次血还是差两块七，才在夜班时顺走一段电缆铜芯……
我把档案合上，轻轻放在桌上。
“记过了吗？”我问。
“记了，扣半年奖金，通报全厂。”有人答。
“罚够了吗？”
没人说话。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
寒风吹进来，带着铁屑和煤灰的味道。
“我们办这个班，不是为了挑完美的人。”我转过身，“是为了告诉所有人——只要还想往前走，就有路可走。”
我拿起笔，在报名名单最后加了一条补充条款：“凡受过纪律处分者，须额外完成二十小时公益维修服务，并由两名现任八级工联合担保，方可录取。”
全场寂静。
三天后复查，张大力站在门口，脸冻得通红，手里拎着工具包，一句话不说，先去了锅炉房帮人修暖气管。
一干就是十八个小时，手裂出血也不停。
开班第一课，我站在车间中央，面前摆着七把扳手——从五三年的老货到去年新领的制式工具，年头跨度近十年。
“今天不讲公式，不画图纸。”我说，“咱们拧螺丝。”
学员轮流上台，用不同扳手拧同一颗M12螺栓。
有人快，有人慢，结果却五花八门。
“手感不一样。”一个年轻人说。
“为什么不一样？”我问。
没人答。
我拆开那把最旧的，咬合齿磨损近三分之一，金属边缘卷了边。
“每一次将就，都在给下一代积累错误。”我举起它，“这把扳手松过的每一颗螺丝，都会让装配精度往下掉一丝。一丝看着不多，十次百次，就成了废品。我们搞工业，拼的就是不让‘将就’变成习惯。”
下课铃响，人群散去，苏晚晴默默帮我收拾教具。
她把那七把扳手按年份排好，轻声说：“你讲的不只是技术……是尊严。”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空荡荡的实训台。
那里原本堆满了废弃零件，现在铺上了平整的钢板，映着头顶的白炽灯，像一片待耕的田。
当晚，我正核对最后一份培训排期表，办公室门又被敲响。
周厂长站在门口，肩上落着未化的雪。
他没进屋，只朝我招了招手：“林钧，来趟我办公室。”
我跟着他穿过长长的走廊，脚步声在水泥地上回荡。
他办公室灯还亮着，窗帘拉得严实。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袋，边缘已经磨毛，上面盖着红色“机密”章。
“这是……？”
他没回答，只是把袋子轻轻推到我面前，目光沉得像压住了千言万语。
“有些话，现在还不能说。”他顿了顿，“但你要记住——不是所有人都盼着咱们好。”我捏着那个牛皮纸袋，指节发白，封口处的火漆印还带着一点温热——像是刚从某个密室抽屉里取出来时被人手焐过。
周厂长没再多说一句话，只是看着我，眼神里压着千斤重担：有担忧，有托付，还有藏不住的一丝悲壮。
“出身有问题”……这五个字像根锈钉子，二十多年来反反复复往我骨头缝里凿。
可现在，它竟成了别人用来否决一个项目、掐灭一缕火种的理由。
我笑了下，把档案袋轻轻放进公文包最底层，上面叠好《火种计划》的培训排期表和冯老的手抄讲义。
“那我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问题出身’也能扛起国家大事。”
话出口那一刻，心里反而静了。
回宿舍的路上，风雪更大了。
巷子口的路灯闪了几下，熄了。
整片厂区只剩几扇亮灯的窗户，像黑夜里不肯闭眼的眼睛。
我知道，其中一扇，是苏晚晴办公室的。
我没去敲门。
有些话不必说尽，有些光不必直视。
她给我的，从来都不是安慰，而是清醒——冷得像北方冬夜的钢尺，却量得出最精准的距离。
那一夜我没睡。
煤炉上煨着一壶水，蒸气顶着壶盖噗噗作响，像某种隐秘的倒计时。
我把所有随身资料又过了一遍：火种工坊三个月来的训练记录、七项微改工艺的数据对比、还有那份被我反复修改的《模块化维修单元构建思路》——这是我要在科工委会议上提出的第一个正式提案。
不是争名夺利，是抢时间。
我们等不起十年。国家也等不起。
凌晨四点，天还没亮，门外传来脚步声，一声接一声，踏在积雪上不急不缓，却坚定得如同列队行进。
我拉开门，寒风卷着雪粒扑进来。
小崔站在最前面，肩头落满霜，身后跟着工坊十几个骨干，没人穿大衣，全披着干活用的帆布围裙或棉袄，手里拎着工具包——鼓鼓囊囊，全是连夜赶出来的“私货”。
“大哥，”小崔声音哑着，“这是我们给你做的。”
他打开包：一把加长扭矩校准扳手，表面镀了自制防冻层；一小罐密封润滑膏，标签上写着“—40℃可用”；还有一本用铁线装订的手册，封面是苏晚晴的笔迹：《北方野外维护要点》。
翻开第一页，每张图都画得精细入微，连雪地拖车时履带与地面摩擦角度都标了修正值。
我的喉咙突然发紧。
他们不是来送别的，是来出征的——以另一种方式。
我一一握手，掌心传来的全是老茧和裂口，那是和机床、钢铁日夜搏斗留下的勋章。
最后，我走到苏晚晴面前。
她依旧一句话没说，只将一张折叠整齐的图纸塞进我衣兜，指尖擦过我手背，冷得像冰，却又像点燃了什么。
列车启动时，我坐在窗边，窗外人影渐远，呼出的白气混进晨雾。
我掏出那张图纸，正面是三项结构重心偏移的风险标注，笔迹冷静克制，每一划都透着理性之美。
翻到背面，一行小字静静躺着：
“你点亮的光，不能只照一个人。”
我闭上眼，再睁开时，目光落在公文包上。
北京还没到，但战已经打响。
而我，早已不是一个人在走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