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冬天，风刮得人脸上生疼。
我站在工业礼堂门口，抬头看了眼那块斑驳的匾额——“全国技改大会”。
台阶上人来人往，大多是穿呢子大衣、提着公文包的技术干部，而我只有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裤脚还沾着昨夜赶车时踩进的泥雪。
可我知道，今天这讲台，不是靠衣服站上去的。
苏晚晴的电报揣在胸口，字字如火：“发言增至二十分钟，主题改为‘可复制的基层创新机制’。”这意味着，上面有人听见了声音。
不是听我说什么，而是听到了那股从地底冒出来的热气——千千万万普通工人心里憋着的那一句：“这儿不对劲。”
我深吸一口气，走进会场。
礼堂里座无虚席，连过道都挤满了人。
主席台上摆着话筒和稿纸，但我没拿稿子。
这种事，不能念，得说，像炉边夜谈那样说出来。
走上讲台时，全场静了一瞬。
有人皱眉，有人打量，也有几双眼睛亮了起来——那是来自一线厂矿的代表，他们认得这身衣服，也认得这张被油污和风霜刻过的脸。
我在黑板上画了个简图：一个工人站在机床旁，头顶飘着三个问号。
“我叫林钧，红星机械厂火种工坊技术员。”声音不大，却压住了整个大厅，“今天不讲公式，不列参数，就问三个问题：谁最懂机器？谁最怕出事？谁最想省煤？”
底下先是沉默，接着有人笑了，再后来，掌声零星响起，很快连成一片。
冯老坐在后排，我没看错他悄悄摘下眼镜擦了擦的动作。
他知道我要做什么——不是炫技，是破局。
接下来，我把“群众技改潜力分布图”挂上了墙。
这是我和苏晚晴熬了三个通宵整理的数据模型：以工龄、岗位风险、日常损耗为坐标轴，标出最容易诞生微创新的“热点区域”。
七项成果逐一列出——清渣机效率提升47%，蒸饭灶节煤32%，五〇八厂锻压机地基修复周期缩短至三天……每一项后面都写着参与工人的名字和工号。
台下笔尖翻飞，记录本一页页翻过。
就在这时，右前方一名戴眼镜的技术官员举手发问：“林同志，你们这种‘全民发明’模式，缺乏规范流程，如何保证安全性？万一造成重大事故，责任谁负？”
来了。
我早料到这一招。
赵副厂长那种人，不会让我顺顺利利把话说完。
他在体制里浸淫多年，知道该怎么用“规矩”杀人于无形。
但我没慌。
转身对工作人员点头：“请把模型推上来。”
一辆带轮的小推车上，是一台旧式车床的缩小版，旁边加了一圈锈迹斑斑的铁栏杆——那是用儿童床护栏改装的安全围挡。
我指着它，看向那位提问者：“这位同志，请您设想一下：如果您的孩子跑进车间，您希望它有没有这道栏？”
全场骤然安静。
没人再提“流程”，没人再说“责任”。
有人低头猛记，有人互相交换眼神。
我知道，这一刻，他们在重新定义“安全”——不是文件上的条款，而是人心底最真实的恐惧与守护。
然后，我放出五〇八厂的地基诊断影像。
黑白画面里，我蹲在深夜的车间角落，用一根棉线吊铅坠测水平，拿耳朵贴地听沉降声。
镜头扫过墙上标语：“欢迎兄弟单位指导”，也拍到了我和老师傅们围在一起画草图的样子。
“我们不是不要标准。”我声音沉稳，“而是要在标准落地前，先解决活人的难题。听声辨位、绳测水平，听着土，但背后是振动频率分析和应力传导原理。我们缺仪器，但不缺脑子。”
说到这儿，我从布包里掏出一块烧焦扭曲的金属片——老倪第一次试验失败的链条残骸。
“它告诉我，石墨润滑不够，必须控制滴速。真正的规范，是从失败里长出来的。不是抄来的，是试出来的。”
冯老在台下微微颔首。我看见他嘴角动了一下，像是笑，又像是叹。
时间快到了。二十分钟，只剩最后几分钟。
我环视全场，忽然换了语气：
“有人说，火种计划是‘技术*****’……”
话音未落，礼堂后门传来一阵轻微骚动。
几个穿深色制服的人匆匆入场，坐到了最末排。
其中一人胸前别着特殊徽章——我没看清，但直觉告诉我，他们的来意，不止是听一场报告那么简单。
我话音落下，掌声如雷。
那一瞬间，礼堂像被点燃了。
不是礼貌性的鼓掌，而是从后排、从角落、从每一个穿工装的身影里爆发出来的——有人站起来，有人拍红了巴掌，还有老技工眼眶发红，默默抹了一把脸。
这掌声不为我的口才，也不为那些图表和数据，它属于所有曾经蹲在机床边、熬着夜改夹具却被骂“瞎折腾”的人。
周厂长坐在前排，拳头攥得指节发白，嘴唇动了动，没出声，但我看见他喉头一滚，像是咽下了什么滚烫的东西。
他知道，这一仗，我们打出去了。
而冯老，在掌声响起的第三秒，悄然起身，拄着拐杖朝后门走去。
我没追，只是目送。
那背影佝偻却坚定，像一根不肯弯的钢钉。
他要去的地方，是部总工办公室——那里有一封他亲手写的推荐信，标题只有八个字：建议启用林钧，主持新型步枪人机工程优化项目。
散场时人群迟迟不愿离去，有人围上来问细节，有兄弟单位的技术员塞给我他们厂的难题清单，甚至一个戴红袖章的老工人拉着我的手说：“小林同志，你们那个蒸饭灶能不能图纸寄一份？我们矿上冬天吃口热饭太难了……”我一一记下名字和地址，心里发沉又发烫。
就在这混乱中，一道身影拦住了我。
军呢大衣，肩线笔直，胸前没有挂牌，但走路带风，眼神锐利得能削铁。
他自我介绍只说了一句：“国防科工委技术协调小组。”然后直奔主题，“你们那个双联钻模——就是用旧车床改装、实现两道工序同步走的那个——能不能用于某新型炮闩生产线？”
我还没开口，苏晚晴已经站到我身侧，目光微闪，指尖在笔记本边缘轻轻敲了三下——那是我们在火种工坊约定的暗语：数据成立，可行度八成以上。
她点头。
那人嘴角终于松动了一下，留下一句：“下周我们会派人去你们厂详谈。”转身便走，没多一句寒暄，也没留联系方式。
可正是这种干净利落，让我心猛地一坠。
回程的中巴车上，暖气嘶嘶响，车厢里只剩我和苏晚晴。
她靠窗坐着，发梢沾了点雪水，映着窗外流动的街灯光晕，像镀了层银。
过了许久，她轻声问：“高兴？”
我没有立刻回答。
车轮碾过结冰的路面，咯噔一声震进骨头里。
我盯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模糊、疲惫，却又透着一股连我自己都陌生的锋利。
“不高兴。”我说，“高兴太早。”
她转过头来看我。
“刚才散场的时候，你注意赵副厂长了吗？”我声音压低，“他在后门廊下站着，手里拿着一张照片——是我去年在五〇八厂抢修锻压机时拍的。角度很怪，是从高处俯拍的，像是……特意洗出来做过标记。”
苏晚晴眸光一凝。
“更奇怪的是，他正跟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说话。那人我没见过，但袖口露出的一截手表——上海牌，军工特供编号段。”我缓缓吐出一口气，“那种表，地方厂领导配不到。”
车内忽然安静得可怕。
远处天安门的轮廓在夜色中浮现，灯火辉煌，象征着这个国家正在艰难爬坡的脊梁。
可就在这样的光芒之下，有些东西正悄然移动，像地底暗流，无声无息，却足以掀翻轨道。
火种照亮了讲台。
可阴影，也变得更深了。
我闭上眼，手指无意识摩挲着布包里的那块烧焦金属残片——老倪的失败品，如今成了我的护身符。
它提醒我一件事：每一次突破，都会有人想把它重新锁回盒子里。
车驶向火车站，风雪渐起。
而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厂区，火种工坊的炉火依旧未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