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凌晨，暴雨倾盆。
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心脏猛地一抽。
屋外雷声炸裂，闪电划过天际，照亮了窗框上流淌的雨水。
那声音又来了——“咚咚咚”，像是用尽全身力气在撞门。
我抓起挂在床头的工装套上，冲过去拉开门。
小林站在门口，浑身湿透，头发贴在额头上，脸色发青，嘴唇几乎没了血色。
可他的眼睛却亮得吓人，像烧着两簇火。
他怀里死死护着半卷胶卷，裹在油纸里，外面还缠了层破布，已经被雨水浸得发软。
“林……林技术员！”他喘得厉害，声音打颤，“我……我拍到了！副厂长烧东西！”
我一把将他拽进来，反手关门。
冷风夹着雨点扑在脸上，屋里瞬间多了股湿漉漉的土腥味。
“你说什么？”我盯着他，声音压得很低。
他抖着手解开油纸，取出胶卷的一角，指尖都在发抖：“昨晚巡夜……快一点的时候，我路过办公楼，三楼东侧窗帘动了一下。不对劲——那个办公室早就没人用了。”
他咽了口唾沫，眼神变得锐利起来：“我摸过去，趴在窗台底下。玻璃上有雨痕，看不太清，但能看见火光。副厂长坐在桌前，手里拿着一叠文件往炉子里送。红章……我看见了，‘第三季度油票分配明细’，右下角盖着厂党委的章！”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油票？第三季度？
那份明细本该存档半年以上，作为国家物资调配的原始凭证。
现在却被偷偷烧毁——不是销毁错误数据，是抹掉证据。
我缓缓坐回椅子上，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
这不是简单的贪污案，也不是某个干部头脑发热。
这是系统性清洗，是要把旧的利益链条藏进“合规”的灰烬里，再换一张新皮重新分赃。
他们想用“改革”的名义，重建一个更隐蔽、更高效的分利网络。
而我们正在推的“物资台账试点项目”，就是挡路石。
“你没被人发现吧？”我问。
小林摇头：“我一直趴着，等他走后才撤。胶卷……是我冒险从暗房偷出来的，没敢冲洗，怕露馅。”
我看着他冻得发紫的手，忽然觉得这小子长大了。
从前那个只会低头跑腿的通信兵，现在已经能在刀尖上走一遭，带回致命的情报。
“干得好。”我低声说，“这张底片，比一颗炮弹还重。”
我起身翻出一只铁盒，把胶卷放进去，锁进床底的木箱。
然后披上雨衣，戴上帽子。
“你现在回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明天照常上班，别跟任何人提这事。”
“那你呢？”
“我去叫人。”我说，“这场雨不会停太久，但我们必须赶在天晴之前，把根扎得更深。”
凌晨两点，铸造车间地下的废弃工具间，灯泡昏黄。
刘瘸子拄着拐杖第一个到，裤脚还沾着泥。
苏晚晴紧随其后，发梢滴水，眼神却清醒得可怕。
郑医生最后赶到，手里拎着个药箱，说是掩人耳目。
我把情况简要说了一遍，屋里一片死寂。
“所以，”刘瘸子咬着烟屁股，冷笑，“他们是想一边让我们查账，一边自己烧账？拿我们当枪使，顺便洗白一批人？”
“不止。”郑医生缓缓开口，“我这边也发现了异常。近半年，有八个技术骨干家属突然获批‘慢性病补助油票’，每月额外三斤。名单我核对过了——全是最近公开支持台账项目的。”
他顿了顿，声音沉下去：“其中有你，林钧；有苏工；还有装配车间老张……都是他们想踢出去的人。”
苏晚晴猛地抬头：“这是收买？还是威胁？”
“是重组。”我接过话，声音很轻，却像铁锤砸在地上，“他们知道堵不住改革，就干脆抢在我们前面，把‘公平’做成一件外衣，穿在旧骨架上。以后谁再说资源分配有问题，他们可以说——‘我们可是按制度来的’。”
屋内沉默如铅。
良久，刘瘸子吐出一口烟：“那咱们怎么办？等上面查？等风向变？”
“不。”我站起身，走到墙边，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三个字：
快、准、深。
“他们要洗牌，我们就加速建账。三天内，完成五车间定制模板，嵌入生产节拍预警；培训十二名青年工人做兼职数据员，每人每月三斤粮票补贴，从技术科‘设备损耗补偿金’走账；联合郑医生，启动‘工伤药品流向追踪’——把医疗数据和事故记录挂钩。”
苏晚晴眼睛一亮：“我们可以做出高危岗位健康风险模型！”
“对。”我点头，“第一张《热力图》出来那天，就是他们再也无法忽视这套系统存在的时候。”
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像一场无声的战役。
我们在地下连轴转，打字机响了一夜又一夜。
苏晚晴带着两个女技术员画流程图，刘瘸子发动维修班的老兄弟们搞设备支持，郑医生悄悄调取近三年工伤用药记录，一笔一笔录入。
第三天傍晚，第一张《高危岗位健康风险热力图》贴上了技术科公告栏。
红色区域密集集中在锻造与弹药装配线，尤其是夜间班次。
旁边附着药品消耗曲线、事故频率统计、甚至还有工人体检异常率。
有人驻足，有人议论，有人拍照。
第四天清晨，军管组的人来了，一句话没多问，直接要了一份副本带走。
周五上午，雨终于停了。
阳光刺破云层，洒在湿漉漉的厂区。
我站在窗前，看着人们走出宿舍，脚步比以往快了些。
桌上的打字机静静躺着，滚轴上还夹着半张未完成的报表。
忽然，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在门口停下。
门被轻轻推开。
刘政委站在那儿，军绿色大衣笔挺，帽檐下目光如炬。
“林钧，”他声音不高，“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没动，只是慢慢合上打字机的盖子。
他知道些什么？
调查进展到哪一步了？
是不是已经看到了那卷胶卷的内容？
但我心里清楚，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谁烧了账本。
而是——当所有人都习惯于用纸和墨记录真相时，有没有一种东西，哪怕纸黄了、字褪了，也能让科学睁开眼。
我站起身，拍了拍衣服上的灰。
然后，走向门口。
临出门前，我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
眼神，不再躲闪。
周五下午，阳光斜斜地切进走廊，把刘政委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把出鞘的刀，横在水泥地上。
我跟着他走进办公室，门关上的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了。
没有寒暄，没有落座，他就站在窗前，背对着我，声音低得像是从地底传来：“林钧，你觉得，这套系统，离开你现在的位置，还能不能转？”
我的心猛地一沉。
不是问胶卷的事，不是问副厂长，也不是问责谁——他在试我的根基，在测这盘棋的命脉。
我深吸一口气，雨水洗过的空气带着铁锈味钻进肺里。
我想起昨夜通宵录入数据的小林，想起刘瘸子冒雨接线改装打字机的背影，想起郑医生翻着泛黄病历本时颤抖的手指，还有苏晚晴趴在图纸上画流程图时那根快烧到指尖也没察觉的烟。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账本。
“能。”我说，声音不大，却稳如锻钢，“它不在打字机里，也不在我脑子里，而在三十四个工人每天记下的数字里。他们在流水线上报的数据，是活的；他们发现的异常，会自己说话。哪怕明天我不在技术科，哪怕公告栏被撕了，只要有人还在记，这套系统就不会停。”
刘政委缓缓转过身，目光如探针般扎进我眼里。那一刻
良久，他没说话，只是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轻轻放在桌上。
牛皮纸封面，墨印标题：《红星厂生产信息化管理办公室筹建方案（草案）》。
我瞳孔微缩。
“信息办”三个字，像一道闪电劈开阴云。
更让我心头一震的是——牵头人栏，空着。
没有名字，没有公章，只有一片空白，等着被填写。
“上面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他终于开口，“但过程，得有人扛。你要走的路，不会再有暗房、不会有地下会议，也不会再有‘临时小组’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遮羞布。真要推下去，就得亮出旗号，也得承受所有人的刀锋。”
我盯着那份文件，喉咙发干。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这群在废料堆里爬出来的“野路子”，要正式闯进体制的大殿了。
不再是偷偷摸摸搞试点，而是立规矩、定标准、动利益。
而那个空位，是陷阱，也是王座。
“我接。”我抬头，直视他眼睛，“但有三个条件：第一，信息办独立归口军管组直管，不隶属任何科室；第二，人员选拔由基层推荐，技术考核定岗，不得掺入行政安插；第三——”我顿了顿，一字一句，“所有原始数据，必须留存双份，一份交档案室，一份封存于厂部保险柜，开启需三人以上联签。”
刘政委嘴角极轻微地扬了一下，像是冰面裂了一道缝。
“你很清醒。”他说，“希望你一直这么清醒。”
当晚，暴雨后的夜格外干净。
我回到地下室，刚点亮煤油灯，门就被推开了。
苏晚晴站在门口，风衣肩头还沾着湿意，手里捧着一个红布包。
她没说话，只是把布包放在桌上，轻轻打开。
一枚钢印章静静躺在里面。
方方正正，棱角分明，刻着七个字：
“信息办筹备组”
灯光下，金属泛着冷冽的光，像刚淬过火的刀刃。
“刘政委签批的。”她轻声说，声音像风吹过铁皮屋檐，“明早就会下发通知。从明天起，你就不能再只是解决问题的人了——你要学会，定义问题。”
我伸手抚摸那枚印章，指尖传来刺骨的凉意，可心里却像烧着一团火。
从前，我们是在夹缝里偷光；现在，光开始照进来，而我们必须成为执灯的人。
远处厂区，汽笛忽然响起，悠长、低沉，划破寂静夜空。
像是某种仪式的钟声。
而新的一页，正由我们亲手写下——
只是，还不知道，第一笔，会染上谁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