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不征赋”的浩荡王恩，如同春风化雨，滋润着饱经战火摧残的华夏大地。
这项深得人心的政策，其效果远不止于经济上的休养生息，更在社会心理层面，引发了一场深刻而静默的革命。
民心思定，成为了这个时代最强大、最不可逆转的潮流。
这股来自底层的、渴望和平与秩序的强大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着天下的格局，并将最终决定历史的走向。
在获得了“三年不纳粮”的切实保障后，百姓们被战乱和苛政压抑已久的、对正常生活的渴望，如同野草般从废墟中顽强地生长出来。
黄河两岸、中原大地，无数被焚毁的村落开始了重建。
男人们砍伐树木，夯土筑墙，修复房舍；妇女们纺线织布，操持家务；孩子们在重新立起篱笆的院子里嬉戏。
傍晚时分，久违的炊烟再次袅袅升起，虽然简陋，却充满了生机。
农民们像呵护珍宝一样，精心伺候着分到或赎回的土地。
深耕细作，引水灌溉，田间地头充满了劳作的身影。
他们谈论的不再是逃难和死亡，而是今年的收成、来年的打算。
土地，重新成为了希望的象征。
城镇的集市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卖粮的、售布的、打铁的、沽酒的……吆喝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
虽然商品还不丰富，但流通本身就意味着活力。
人们脸上开始有了笑容，见面问候的是家长里短，而非战乱消息。
社会一旦稳定，人口繁衍的自然需求便显现出来。
媒婆重新活跃起来，简单的婚礼在乡村和城镇举行。
新生命的降生，被视为最大的吉兆，象征着未来的希望。
在天下鼎沸、群雄逐鹿的背景下，百姓们用最朴素的行动，表达着他们对“安定”的向往。
“逃陈”现象：与“逃难”相反，出现了大规模的“逃陈”潮——清廷和南明控制区的百姓，想方设法、拖家带口地逃往大陈治下。
尽管边界有关卡阻挠，尽管路途充满艰险，但“陈王境内不纳粮、生活安定”的传闻，如同磁石般吸引着他们。
这股持续不断的人口流入，不仅增强了大陈的国力，更从根基上掏空了其对手的统治。
在清廷和南明统治区，百姓的抵抗形式发生了变化。
从积极的武装起义，转变为消极的不合作。
他们想方设法逃避兵役、劳役，隐藏粮食，对官府的政令阳奉阴违。
因为他们心中有了比较，有了盼头——“再忍忍，等王师过来就好了。”
茶馆酒肆中，公开赞扬大陈“仁政”的言论越来越多，即便有官府探子，也法不责众。
一种普遍的共识正在形成：能带来太平日子的人，才是真正的天命所归。
这种民心向背，是任何强大的军队都无法征服，也是任何虚假的宣传都无法掩盖的。
长期的战乱，让从士绅到平民的各个阶层，都饱受其苦。
人们逐渐认识到，分裂和割据，是战乱不休的根源。
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央政权，才能有效制止军阀混战，抵御外敌入侵，实现持久的和平。
士绅阶层渴望统一的秩序，以保障他们的财产和地位，并有机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商人需要统一的市场和稳定的法律，以便货物其流，安全致富。
普通农民和市民，则期盼一个能让他们安居乐业、不受盘剥的“太平天子”。
而此刻，放眼天下，谁能满足这“思定”的民心？
清廷？其“剃发易服”的暴政和民族压迫，早已失尽人心。
南明？其内部的党争和腐败，以及无所作为，让人看不到任何希望。
唯有大陈，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保障了安全，以其“三年不征赋”等仁政带来了实惠，以其高效的行政展现了治理能力。
陈远，成为了“安定”和“统一”的最有希望的象征。
民心思安定，此心向太原。
这股强大的、沉默的民意，正在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
它不需要檄文，不需要口号，它存在于每一缕炊烟中，存在于每一片被精心耕作的土地上，存在于每一个渴望和平的家庭里。
它最终将托起那个能结束乱世的强者。大陈王国数年来的苦心经营，正是在为承接这股洪流，修筑最坚固的河床。
天下归一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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