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连导航都难以精准定位的角落，在北京宏大的肌理中，像一道细微的褶皱。谢小红的三轮车就嵌在这褶皱里，车上的玻璃罩擦得锃亮，旁边立着一块手写的小牌子：“长沙臭豆腐”。
空气里，那股标志性的、混合着发酵豆制品与植物香料的气味，是她无声的宣言。
辞职前，她在超市负责蔬菜区，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每天重复着码放、称重、贴标签的动作。生活像一张精确的日程表，稳定，却也一眼望得到头。直到有一天，她看到镜子里那个四十多岁的自己，眼角的纹路像一张细密的网，网住了所有年轻的念想。一个念头毫无征兆地冒出来：“这辈子，难道就这样了？”
丈夫老李在建筑工地挥汗如雨，儿子刚上高中，正是用钱的时候。她的辞职，在家里投下了一颗不大不小的石子。老李闷着头抽了半支烟，说：“折腾啥？超市工作虽说不体面，好歹稳定。”儿子没说什么，但眼神里有些许不易察觉的难为情。
谢小红只是沉默地收拾着东西。她心里憋着一股劲，一股不属于她这个年龄，似乎也不属于她这种身份的劲。
她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又偷偷向老家的姐妹借了点，凑钱买了这辆二手三轮车。她拜了个师傅，是湖南老乡，学怎么调卤水，怎么控制油温，怎么配那画龙点睛的酱料。她记了厚厚一本笔记，比儿子任何一本教科书都显得破旧。
出摊第一天，她凌晨四点就醒了，心怦怦跳。把车推到巷口，手心里全是汗。第一批顾客是几个早起赶路的上班族，捏着鼻子过来，皱着眉头尝试，然后眼睛一亮：“哎，大姐，味儿挺正啊！”
那声“味儿挺正”，像一束光，瞬间照透了她心里的忐忑。
生意，就这样在巷子里扎下了根。
北京的四季，在这条小巷里呈现得格外分明。春天，风沙会迷了眼睛，她要时时护住放豆腐的盆；夏天，守着滚沸的油锅，像守着一个火焰山，汗水顺着脊梁沟往下淌；秋天最好，天高云淡，偶尔有落叶飘到车顶；冬天最难熬，北风像刀子，裸露的手握着夹子，一会儿就冻得麻木，她得不停地跺脚。
但她从不对顾客抱怨。她总是笑着，那笑容被风霜刻上了痕迹，却异常温暖。她记得熟客的口味——“王哥，今天多放辣？”“刘姐，给您闺女那份少辣，多放香菜，我记得。”这小小的巷口，成了她的江湖，她的舞台。
然而，江湖总有风浪。
城管来了。尖锐的哨音像一把剪刀，瞬间剪断了巷子里悠闲的空气。其他小贩像受惊的鱼，迅速收摊，四散奔逃。谢小红第一次遇到这阵仗，脑子一片空白，手忙脚乱地想蹬车离开，车轮却像焊在了地上。
一个年轻的城管队员走到她车前，表情严肃。她下意识地用身体护住她的家当，嘴唇哆嗦着，想说点什么求情的话，却一个字也吐不出。那一刻，巨大的委屈和无力感几乎将她淹没。她想起老李的劝阻，想起可能面临的罚款，想起儿子或许会因此更加沉默……眼泪在眼眶里拼命打转。
就在这时，旁边排队的一个老太太开口了：“同志，这大姐不容易，豆腐炸得干净，人也实在，通融通融吧。”
“是啊，我们就好这口。”后面有人附和。
那年轻的城管看了看谢小红通红眼眶里强忍的泪水，又看了看周围的人群，紧绷的脸稍微松弛了一些，最终只是挥了挥手：“快走快走，下次别在这摆了。”
那一刻，谢小红憋了半天的眼泪，终于还是落了下来。不是委屈，是一种被陌生人善意托住的复杂情绪。她连连鞠躬，推着车，几乎是逃离了现场。那天收摊后，她在租住的平房里，哭了很久，又把眼泪擦干，告诉自己，得找个更稳妥的地方。
日子在油锅的滋滋声中流淌。她的皮肤被油烟熏得不再光洁，手掌因为长期劳作变得粗糙。但她的眼神，却比以前在超市时，亮了许多。
一天晚上，老李收工回来，罕见地没有立刻躺下，而是走到她正在清点零钱的桌前，放下一瓶护手霜。“工地发的，”他语气还是硬邦邦的，“抹点，别糙得跟砂纸似的。”然后转身去洗漱了。谢小红拿起那瓶护手霜，愣了很久，嘴角慢慢弯起一个弧度。
儿子的态度也悄然变化。以前从不让同学知道妈妈是卖臭豆腐的，后来有一次，他居然带着两个要好的同学来到巷口，有些不好意思地介绍说：“妈，我同学，他们说……想尝尝。”谢小红高兴得手都有些抖，给两个孩子的碗里，堆得满满的。
年底算账，她发现刨去所有开销，竟然比在超市打工时多挣了近一倍。她给儿子买了一直想要的新款运动鞋，给老李买了一件厚实的新羽绒服。她把剩下的钱整整齐齐码好，锁进抽屉。
除夕夜，一家三口挤在小小的饭桌前，看着春晚。窗外是北京的万家灯火和偶尔炸响的鞭炮。老李抿了一口酒，忽然说：“你那豆腐……闻着是臭，吃着是香。”
儿子也插嘴：“我们班同学都说，我妈是创业女王。”
谢小红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像秋日湖面的涟漪。她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只是起身，给丈夫和儿子的碗里，各夹了一块红烧肉。
她知道，明天，太阳照常升起，她还得蹬着那辆三轮车，融入北京清晨的雾霭里。油锅会继续沸腾，臭豆腐的香气会继续在巷子里飘荡，混合着生活的艰辛，也蒸腾着不屈的希望。
这条狭窄的巷子，于她而言，不再是谋生的角落，而是她通往一个更宽阔世界的人口。她，谢小红，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在这里，用自己的双手，炸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滚烫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