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件来自瑞士，措辞优雅，落款是“全球文化遗产与创新基金会”（GCHI）。对方盛赞《屿见·星火》系列，并邀请“星屿文化”作为中国区唯一合作伙伴，参与其旗舰项目“活态传承”全球计划的亚洲板块。
会议室内，林薇难掩兴奋：“GCHI！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设的顶级基金！如果能合作成功，我们就真正走上国际舞台了！”
投影幕布上显示着合作草案。条件优厚，资金充沛，但其中几条细则，让周屿和沈星不约而同地蹙起了眉头。
“基金会要求对项目内容拥有‘最终审定权’，”周屿指着条款，“并且，所有成果的知识产权，需与基金会‘共享’。”
秦悦补充道：“根据我的经验，这种‘共享’往往意味着对方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不受限制地使用我们的创作成果，包括进行商业开发。而‘最终审定权’，很可能导致我们想要表达的核心理念被修改，以适应西方的叙事框架。”
沈星接话，语气冷静：“这不像合作，更像是一次高级别的‘采购’。他们看中了我们挖掘中国故事的能力，却想给这些故事换上他们的包装。”
兴奋感迅速冷却。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也是一个潜在的陷阱。
“回绝吗？”杨莉问。
周屿和沈星对视一眼，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答案。
“不，”周屿开口，“我们要谈。”
一周后，GCHI的亚洲区负责人，一位名叫安德森、带着金丝眼镜、举止彬彬有礼的新加坡人，带着他的团队来到了“星屿”的仓库工作室。
寒暄过后，安德森微笑着重申了基金会的“标准合作流程”和“成熟的国际运作模式”。
周屿待他说完，才平静地开口：“安德森先生，我们非常尊重GCHI的工作。但‘星屿’的合作，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前提——文化主体性。”
安德森的笑容不变：“周先生，我理解您对自身文化的珍视。但国际化合作需要一定的…妥协和标准化的流程，以确保效率和对全球受众的吸引力。”
“吸引力不应来自对文化深度的削足适履。”沈星接过话，她的声音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我们理解的‘活态传承’，不是将文化标本化，然后贴上统一的标签送往世界各地。而是要呈现它如何在当下的中国真实地活着、演变着，甚至挣扎着。这需要充分的叙事自主权。”
她将一份准备好的补充协议推向安德森：“我们建议，成立一个由双方专家共同组成的‘内容合议委员会’，任何重大分歧通过合议解决，而非单方审定。关于知识产权，成果所有权归‘星屿’，GCHI拥有在约定范围内的非独家、不可转让的使用权，且任何商业开发需经我方同意并共享收益。”
安德森脸上的笑容终于淡去，他仔细翻阅着补充协议，会议室陷入沉默。他的团队成员们交换着眼神，显然没料到对方如此强硬且准备充分。
“周先生，沈小姐，”安德森放下协议，语气不再那么轻松，“你们的条件…非常独特。这可能需要基金会总部重新评估。”
“我们理解。”周屿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坦诚而锐利，“GCHI寻找的，如果只是一个执行团队，那或许有很多选择。但如果你们寻找的，是一个能提供真正来自中国土壤的、未被过度修饰的文化视角的伙伴，那么，‘星屿’是唯一的选择。我们提供的不是流水线产品，而是不可复制的文化价值。”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合作，必须是平等的。否则，就失去了意义。”
谈判持续了整整三天。过程艰难，时有僵持。但周屿和沈星寸步不让，他们背后，是对自己所创造价值的绝对自信，以及对自身文化根脉的珍视。
最终，安德森妥协了。他私下对周屿说：“你们是我遇到过的最难缠的谈判对手，但也是…最令人尊敬的。基金会需要你们这样的声音。”
协议按照“星屿”的核心要求签订。消息传出，再次震动业内。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合作，而是一次文化话语权的胜利。
送走安德森的团队，仓库工作室里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年轻的团队成员们围着周屿和沈星，脸上洋溢着自豪。
周屿抬手，示意大家安静。
“这次合作成功，不是终点。”他的声音不高，却让每个人都安静下来，“它意味着，我们肩上扛着的，不再只是‘星屿’的招牌。我们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也有了更沉重的责任——如何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立体、充满活力的中国。”
沈星站在他身边，看着眼前这群充满朝气的伙伴，轻声道：“我们的格局，决定了我们能看到多远的风景。今天，我们刚刚推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门后的风景未知，但他们已经准备好，用属于自己的语言，去描绘，去诠释。他们的征途，自此真正拥有了世界的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