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那栋楼叫作“回声档案馆”。
可我更喜欢它旧时代的名字——火车北站。
拱形穹顶下，风声像晚点的列车，在铁轨间滚动。
拾级而上的人们带着各自的时间差：
有人要忘，有人要记，也有人只想把一段回声放回原处。
我在这里工作不过三个月。
正式的职称是情感伦理记录员（Junior）。
不正式的叫法更多：抚魂人、删痕师、倒影贩子。
我们负责接待那些申请“合法遗忘”或“跨逝联接”的市民，
核验他们的记忆凭据，评估风险，
然后在一间磨砂玻璃屋里，按下一个不会回头的开关。
“苏槿。”
导师顾节从楼梯口转过来，指尖捏着一张预约单。
“八点半，你的案子提前到了。”
我收好安检棒，朝大厅望去。
拱顶下站着一位矮小的女人，头发像被月亮褪过色。
她怀里抱着一个旧鞋盒，上面贴着发白的快递单。
她的眼睛很亮——那是把泪水逼回去太多次的人，才会有的那种亮。
“早上好。”我开口，“是罗莎女士吗？”
她点头：“我预约了合法遗忘。”
我们穿过一排排像站台一样的柜台，进入咨询室。
她把鞋盒放在桌上，仿佛里面装着易碎的下午。
透过磨砂玻璃，我看到电梯口涌入一批技术员，
推着银白色的记忆舱，外壳印着蓝色徽记：
Mnemosyne—Public Archive。
那是雅典记忆主管局的标志。
“请确认申请目的。”
我启动录音，屏幕上出现蓝色波纹。
“您要删除的是哪一类记忆？”
“关于他的一切。”她的指尖敲了敲鞋盒，“我丈夫。”
“删除原因？”我问。
她垂下眼：“我想活下去。”
这是最常见的理由。
也是最难反驳的。
我不是来抵抗命运的，只是替人关掉一些窗。
“确认后，您将失去与亡者相关的主要记忆组：
包括面孔、声音、共同生活线索与共享习惯。
残留的碎片将不构成可追溯的形象。”
她微微颤了一下：“我知道。”
“您要自选记忆献祭，还是随机抽取？”
她沉默良久，声音像被海浪磨平：“随机吧。越不想丢的，越不该由我选。”
我轻轻点头。
她的鞋盒里有三样东西：
一张结婚证，一台胶片机，一束干枯的薰衣草。
我打开胶片机后盖，一卷卡着的胶卷映入眼帘。
“我可以替您冲洗，”我说，“有助于确定删痕范围。”
她犹豫了片刻，点头。
机器嗡鸣起来，像远处的海。
几分钟后，胶卷显影——第一张是港口，一位年轻男人笑着；
第二张，他们站在一棵树下，薰衣草藏在她背后；
第三张，我的手停住了。
那是一个小女孩，坐在石阶上，怀里抱着一只灰色的鹦鹉。
她笑得很灿烂，手心有一颗浅浅的痣。
那是我。
确切地说，是六岁时的我。
“这是谁家的孩子？”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专业。
罗莎抬头，眼神里有一瞬间的惊讶：“你认不出吗？”
“抱歉？”
“你长得像她。”她轻声说，像一阵风吹落尘埃。
我低头看照片，角落里有一行手写字：
Là où finit la mer.
——海的尽头。
顾节从门外探头：“一切顺利吗？”
“顺利。”我回答。
“删痕室四准备好了。”
我们进入删痕室。
她坐在椅上，灯带亮起，像黎明前的那条白线。
“您会感觉轻微刺痛。”我贴上导联，“想停就握紧手柄。”
她点头。
我按下第一层级，屏幕曲线回落。
她的呼吸变得平静，嘴角微颤。
我盯着参数，却在想那张照片。
那张属于我的、但我从未拥有的照片。
我轻轻将胶卷收回口袋。
那一刻我知道——我已经越过了职业的界线。
七分钟后，删痕结束。
“我是谁来着？”她轻声问。
“罗莎。”我答，“您叫罗莎。”
她点头，嘴角带着几乎看不出的微笑：“谢谢。”
她走出门前回头对我说：
“姑娘，别学我。别把海整片搬走。不然有一天，你会忘了自己为什么站在岸上。”
门关上了。
那声音像一枚被放回口袋的硬币。
我靠在墙上，摸到制服内袋里那卷照片。
纸片贴在肋骨上，温度像一个秘密。
顾节的声音从走廊那头传来：“苏槿，下一个是跨逝联接。你来不来？”
“来。”
我答。
跨逝联接室的门上写着一行小字：
在世界分叉处，同一条河仍在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