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之一“与魔鬼共舞”的嫌疑：
党建国在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经营庞大的商业帝国，
不可避免地要与港英当局、西方世界的资本家、银行家、贸易商打交道。
在部分秉持着极端“纯洁性”观念的管理人员眼中，
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坚定，甚至堕落。
这部分群体认为，
一个真正的自己人，
怎么能如此深度地融入、甚至依赖于“腐朽的资本主义体系”？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这种疑虑，在只要寒梅的思想主导下，被无限放大。
熊猫集团越成功，
党建国与西方资本的联系越紧密（即使是为了国家利益），
他在这些人心中就越像是一个资本家，
而非是血统纯正的自己人。
原罪之二映衬同侪的“无能”：
在党建国之前和同期，
并非没有其他管理人员被派往香港或，
其他海外据点开展经济工作。
然而，囿于经验、胆识、手腕或客观环境，
成效大多平平，甚至不乏折戟沉沙者。
党建国的异军突起，
他的惊人商业成就，
如同一面镜子，
映照出了一些人的平庸甚至无能。
这种对比带来的羞恼和嫉妒，
转化成了对党建国模式的排斥和对他本人的敌意。
他们不能容忍一个“后来者”如此耀眼的光芒，
这让他们感到地位受到了威胁，颜面尽失。
“凭什么他行，我们就不行？”的酸葡萄心理，
演变为“他肯定用了不正当手段”的恶意揣测。
原罪之三：利益格局的搅动者与“暴利”的刺眼：
这一点在外贸部某些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熊猫集团的一些业务，
特别是后来风靡欧美的系列化妆品，戳到了他们的痛处。
这些化妆品的核心原料（如珍珠粉、中草药提取物、特色油脂等）大多来自内地，通过计低价收购获得。
然而，这些在内地被视为普通甚至廉价的原料，
运到香港经过精心的配方研发、现代化的包装设计，
再用强大的品牌营销（党建国也不懂，但是会抄啊），
摇身一变成，成为国际市场上的奢侈品，售价翻了数十倍甚至上百倍！
更让他们心理失衡的是，
部分“熊猫化妆品”系列的产品，
竟然又通过外贸渠道“出口转内销”，
以令人咋舌的高价出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友谊商店或特供渠道的货架上。
这种巨大的价差和利润流向（实际上，大部分利润留在了香港，用于再投资和赚取更多外汇，但外贸部某些人只看到了“暴利”本身），
让习惯了现有模式的部分管理人员感到极度不适，甚至产生了被“掠夺”的感觉。
“我们辛辛苦苦组织生产原料，他倒好，轻轻松松赚取百倍利润！”
这种“眼红”，迅速上升为对党建国“利用大家的资源谋取私利”、“薅社会主义羊毛”的指责。
他们选择性忽视了，党建国为国家创造的整体巨大外汇收益，只盯着那刺眼的“暴利”表象。
争论的焦点则是，党建国到底是管理人员身份，与“资本家”身份的尖锐对立
在这些不满、嫉妒和意识形态偏见的交织下，党建国的身份成为了争论的核心焦点。
反对者的逻辑简单而粗暴：
“党建国现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本家！
看看你的熊猫集团，
雇佣工人，收取剩余价值，
和帝国主义、殖民政府打得火热。
你哪里还像一个管理人员？
还领着国家的工资，
享受着管理人员的待遇，这岂不是天大的讽刺？
这是对管理人员队伍纯洁性的严重玷污！”
反对者认为，
党建国必须在这两种身份中做出明确选择：
要么彻底放弃商业帝国，
回归“干净”的管理人员；
要么就彻底脱离体制，
做一个纯粹的“资本家”，
不能再享受体制内的任何待遇和便利。
一个核心诉求被明确提出：
必须解除党建国民工总局荣誉局长的职务！
这背后，不仅仅是大家看法的洁癖，
更暗含着权力和利益的争夺。
解除党建国的管理人员身份，
意味着切断他的合法性，
也意味着将熊猫集团这块巨大的“肥肉”置于更“可控”的状态，
或许某些人就能从中分一杯羹。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被短视和偏见蒙蔽了双眼。
部分真正了解全局、心怀国事的大人物，
和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老，对此忧心忡忡。
他们在内部讨论中，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更深远的忧虑：
“逼走党建国？说得轻巧！
你们有没有算过这笔账？
他每年为国家稳定输入多少粮食？
解决了多少万精简职工的生计？
创造了多少宝贵的外汇？
这些是实实在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甚至稳定的贡献！
把他逼走了，谁能立刻顶上？
谁能保证南洋农垦团几万职工和家属不出乱子？
谁能保证外汇不断流？
这损失，谁来承担？！”
“解除职务只是第一步。
下一步呢？
是不是要禁止李春花带孩子去香港探亲？
或者干脆把他们扣在四九城当‘人质’？
真走到那一步，以党建国的性格和能力，
他还会心甘情愿，尽心竭力地为内地解决问题吗？
别忘了，他现在是在香港！
他有选择！
我们把他推到对立面，后果不堪设想！”
“他在香港的位置是独一无二的。
他的成功模式，
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要的窗口，
提供了一条利用资本主义世界资源，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路径。
这种经验和人脉，是其他人难以复制的。
不能因为眼红他的利润，就否定他的战略价值。
这是因噎废食！”
反对者则高举着想法不一样的的大旗，立场异常“坚定”：
“宁要咱们自己人的穷，不要资本家的有钱花！”
这是他们最响亮的口号。
“原则问题不容妥协！
如果容忍一个‘资本家’披着管理人员的外衣，
那我们的当初做的那些事情意义何在？
基础运行的纯洁性何在？
今天容忍一个党建国，明天就会有张建国、李建国！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必须划清界限，以儆效尤！”
他们将这场争论上升到了方向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