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审讯室的白炽灯冰冷刺眼。
亚当·米勒蜷缩在金属椅子上，仿佛一夜之间老了二十岁。
眼袋深重，头发蓬乱，昂贵的西装现在看起来像裹尸布。
他对面，邓恩安静地坐着，面前摊开一个笔记本，旁边放着一杯水。
“亚当，”邓恩的声音出乎意料的平静，甚至带着一丝疲倦，“我们都知道你现在的处境。间谍罪，危害**，刑期会很长。你的妻子艾玛，你的儿子杰米……他们会面临什么，你很清楚。”
米勒的身体剧烈颤抖起来，眼泪无声涌出。
“但合作是唯一的出路。”
邓恩向前倾身，“你提供的信息价值，将直接影响一切。帮助我们找到那个人，理解他们的网络，你才能为家人争取到一线生机。社会福利或许能介入杰米的医疗，但这需要你的实质性合作作为前提。”
这是赤裸裸的交易，但也是米勒唯一的浮木。
“我说……我什么都说……”米勒的声音嘶哑破碎，“求求你们，帮帮杰米……”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亚当·米勒像决堤一样倾诉。
为了儿子天价的医疗费，两年前那个自称“史密斯先生”的人如何找上他，第一次交易，逐渐深陷的恐惧和麻木，每次交接的流程，酬金的支付方式（通常是现金，藏在指定地点的公共储物柜或公园长椅下）。
关于那个接头人，他的描述详细却令人沮丧：
“他……每次看起来都有些不一样。身高……大概五英尺十英寸左右？有时显得壮一点，有时瘦一些。头发颜色变过，棕色，深褐色，有一次甚至有点灰白。眼睛……我记得有一次是浅棕色的，但有一次他戴了副有色的眼镜，看不太清。”
“脸呢？有没有疤痕、痣、任何显著特征？”
“没有……很普通。鼻子挺直，但……说不上来。他好像很会……让自己看起来不引人注意。声音也是，有时低沉，有时有点沙哑，带一点点口音，像是东欧那边的，但又不明显。”
“穿着？”
“普通。风衣，夹克，西装，都像是成衣店里的便宜货，没什么牌子。鞋子总是擦得很干净，但款式普通。”
“交接时有什么特殊习惯动作？抽烟？用什么手？”
“不抽烟……至少我没见过。他动作很稳，很快。左右手都用得很灵活……我真的记不清了。”
邓恩的心一点点沉下去。这是一个幽灵。米勒的描述拼凑不出一个可供辨识的人像。
他指示画出的素描肖像，在FBI的档案库里找不到任何可靠的匹配。
这个人要么拥有高超的易容技巧，要么极其擅长湮灭个人特征。
“昨晚他给你的纸条，内容是什么？”邓恩问。
“下次交接的初步指示和一个临时储物柜号码……他说里面有部分酬金。”米勒啜泣着，“但他肯定知道我被抓了……那些都没用了。”
审讯结束，邓恩拿着厚厚一叠笔录回到自己办公室。
汉森探员跟了进来，关上门。
“头儿，技术科分析了从米勒办公室和家里搜出的所有材料。”
汉森递过一份报告，“他使用的笔记本和钢笔是特制的，市面上没有流通。我们在他家地下室暖气片后面找到一个隐藏的小洞，里面有一些灰烬，可能是烧毁的笔记残余。另外，他的银行账户确实有几笔无法解释的现金存入，但金额分散，时间不规律，很难追溯。”
“还有，我们对‘白蔷薇’行动可能泄露的信息进行了损害评估。”
汉森继续道，“米勒能接触到的，主要是安保流程、时间线、车辆信息、通讯频率轮换表等。不涉及公主与李长安的具体谈话内容，也不涉及任何更高层面的**或情报意图。但这些东西，足以让对手分析出我们的保护模式、薄弱环节，甚至可能用于策划针对公主或李长安的后续行动。”
邓恩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
“所以，我们抓到了一个内鬼，阻止了一次未遂的情报传递，但无法证明那个接头人没有通过其他方式提前拿到情报，也无法确定他昨晚到底带走了什么。而我们现在对这个人的了解，几乎为零。”
汉森沉默了一下：“局长那边……”
“照实汇报。”邓恩掐灭烟头，语气恢复了冷硬，“米勒的供词，我们的分析，损害评估。强调对手的专业性和隐蔽性，以及……我们后续的应对计划。”
“应对计划？”
“加强对威尔逊的常规监控力度，虽然这很敏感。与特情局诺里斯小组保持更紧密的联络，共享有限的‘白蔷薇’后续风险评估。在内部，进行一次低调但彻底的安全审查，特别是接触敏感信息的中低层文员。”
邓恩看向窗外，“还有，通知我们的外勤，提高警惕。这个人……他就像一滴水汇入了大海。但他只要还在活动，只要苏联人对李长安或者英国人的事情还有兴趣，他就一定会再次露出痕迹。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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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比他更快。”
“是，头儿。”
汉森离开后，邓恩独自坐在办公室里，这次行动失败成为其职业生涯的一个污点。
但**的是，他认为的常规监控后来会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
华盛顿特区，FBI总部。
胡佛的目光扫过报告末尾，对身旁的克莱德·托尔森沉声道：“一次本可阻止的情报泄露，因现场判断与指挥失误而失手。卡尔·邓恩探员已不适合留在反间谍科核心岗位。”
托尔森会意，即刻安排。
次日，一纸调令抵达纽约。
邓恩被调离反间谍科，转至纽约分局的“**调查组”，负责调查街头暴力、**、**等普通刑事犯罪。
调令措辞标准，理由为“工作需要及个人专长调整”，未提及“白蔷薇”行动，但所有人都明白，这是胡佛对失败者冰冷而直接的放逐——从对抗国家级别阴影与精密阴谋的前线，贬至处理街头罪案与日常混乱的琐碎部门。
邓恩默默交接了手头所有涉密卷宗，搬离了七楼那间可以俯瞰城市脉络的办公室。
他的新工位在三楼一个背光的角落，窗外正对消防梯，嘈杂的人声与警笛声时常毫无阻隔地涌进来。昔日的下属与同僚偶尔投来目光，或带同情，或带疏远，或只是一瞥而过。
邓恩脸上看不出波澜，只是将那份调令对折，塞进抽屉最底层，然后打开了面前第一份档案——一桩发生在布朗克斯的便利店****案，报告里充斥着零散的目击者描述和模糊的监控截图。
他拿起笔，开始标注时间线，仿佛此前十余年与那些隐藏在阴影中的“钟表匠”们进行的无形博弈，从未发生过。
然而，在抽屉的最深处，一个没有任何标记的普通牛皮纸档案袋里，装着“白蔷薇”行动所有非核心但可带走的简报摘要、现场照片复印件，以及他自己手绘的“钟表匠”行为模式分析草稿。
那些冰冷河水的照片、被风吹散的纸屑特写、米勒空洞的眼神……都还在。每天下班后，当三楼办公室只剩下值班的微弱灯光，他有时会锁上门，抽出其中一页，在街灯透窗而入的昏黄光线下，沉默地看上一会儿。
追捕或许已被官方画上句号，但那个消失在东河黑暗中的幽灵，以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更大网络，却成了他职业生涯中一个无法闭合的伤口，一种在寻常**与伤害案卷宗之下，缓慢而固执燃烧的余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