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一整夜，把那张“第二版疯者语法图”贴上老隋记录站的后墙。
纸是粗糙的，再生纸，字迹并不整齐。有些是我自己写的，有些是疯者写的，有些根本辨不出是哪一支笔、哪一只手留下的。
但老隋看了一眼，就停下了。
“这些符号，”他摸了摸下巴那一撮已经发白的山羊胡子，“曾经在旧时代的劳动判决文书上出现过。在那时候，有些编号不是管人，而是管尸体。”
“尸体？”
“对，”他声音压低，“有一类编号叫‘冻结编号’，只在‘档案已失，尸体未归’的劳动意外中使用。人找不到，但系统要交代，只好写一句：‘编号冻结，非死亡确认’。你这语法图里，就有四个这样的符号。”
我喉咙发干，想起刘乾那张写着“Q-S001”的死表，想起马舌在疯人院门口对我比出的“冻结”手势。
“也就是说……”我缓缓开口，“编号冻结的人，根本没有尸体，只有编号。”
“对。他们连死都不是，是‘未活成系统可接受的格式’。”
我沉默了，站在那面贴满编号者残片、疯语、照片、死纸与记忆残影的墙前，心中第一次泛起一种荒凉得可笑的念头：
原来人死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死了也不算一个“死者”。
只算一行错误数据。
—
林澈那晚没回来。他说要去跟城北那几个“编号幸存者”聊聊，他们曾经是晨丰厂的老工，但在一次“统一洗库”中侥幸逃脱，一直流落在城北环道下的废弃防空洞中。
我不敢太晚等他，第二天一早就去了他提过的地方。
防空洞是一个废弃旧水泥堡，外面长满了刺藤与狗尾草，洞口被一道锈迹斑斑的铁门半掩着，里面像是黑洞一样吞着城市喧嚣。
我敲了三下，顿了两秒，又敲了一下。是“疯者语法图”里写的暗号：三声确认，一声等待。
没人开门。但从门缝中递出一只布满老茧的手，手里握着一张塑封旧工牌。
我接过来，是“晨丰编号——Q-Y034，工种：原料搬运，档案状态：失联”。
背后写了一句话：“我曾是人，现在还想是。”
我一瞬间鼻子酸得要命。
铁门打开，露出一个半驼着背的中年人，穿着脏兮兮的蓝工服，头发花白，眼神却很清澈。
“你是‘编号墙’的那人？”
我点头。
他领我走进洞口，那里一排排水泥墙壁上，钉着的不是水管或线路，而是一排排夹子。每个夹子夹着一张纸，有的是日记，有的是工卡碎片，有的是照片，还有的是一段段被打印下来的语音转文字。
“这些人……”我低声问。
“都是‘编号者’。”他说，“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整理‘回忆口述录’。”
—
那一整个白天，我都坐在防空洞的塑料椅上，听他们讲故事。
我听见一个老工人说他曾经在晨丰打过三年废料组，后来工伤失忆，被系统注销编号后就不准再进任何正式单位。
我听见一个女工说她丈夫在中控室爆炸中被炸成焦炭，公司只给了一千块“慰问金”，还附带一句话：“编号不明，属外协自带人员。”
我听见一个小个子青年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念：“我爸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我刚出生时他偷偷印的纸条，上面写着：‘这才是你儿子的名字，别用编号叫他。’”
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最隐蔽的方式，拼命扞卫一件事——
他们，曾经是人。
他们，不是编号。
—
林澈到了下午才回来，一见我就低声道：“市里有动作。你这疯者语法图，在城南一处工地工棚墙上被发现后，引起了调查组关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破坏系统认知稳定’的‘类反系统标语’。”
“他们要查我？”
“他们不知道是你。但会查到‘编号者回音表’那边。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我们要开始提前启动计划了。”
“什么计划？”
林澈目光像利刃一样，直视我：
“启动《编号者记忆文库》第一轮建档。”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竟然有些手抖。
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只是收集“死者档案”，也不再只是“编号纠错”，而是要——
记录他们活着时的真实人生。
—
我连夜搭起了一个简陋的录音角，在防空洞的一面墙上贴上白布，写了一行字：“讲讲你的过去，不讲编号，讲人名。”
我和林澈一起轮流做口述记录。
第一个来的人是那个老驼背，他说他叫“许涛”，以前是个电焊工。他讲他第一次接触电焊，是在他十七岁的时候，那时候他手稳得能在烟头上写字。厂里老工都说他是“电焊王”。
后来一次事故，他眼睛伤了，不能再拿焊枪，于是厂里就用一份“健康离岗协议”把他送出门。编号也变了，档案也消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但我记得，”许涛指着自己的太阳穴，“我妈给我起名的时候，是因为我出生那天有雷雨。她说，希望我像雷声一样活着。”
我咬着牙，没让眼泪掉下来，只问他：“你希望你的名字，被记在哪里？”
他说：“在一个，哪怕五年后还能找到的地方。”
—
第二个是个女工，叫吴海英。
她没读过书，只会写“海”字。但她记得她有一个弟弟，小时候一起放牛，一起跳水。
“后来，我进厂，他读书。等我再见到他时，他已经不认得我了。”
“为什么？”
“因为我只剩编号。他说：‘你不是我姐，我姐有名字。’”
我听她说完，只在记录本上重重写下三个字：
“吴海英”。
—
我们一共记录了九位编号者的口述，有的说得结结巴巴，有的说着说着哭了，有的根本讲不出话，只能用写、画、比划，但我们都一字一句记录下来，哪怕只有一张纸，也用塑封装起来，标上时间、地点与“讲述者真名”。
晚上，林澈拎着一盒泡面坐在我身边，低声说：“你不觉得，这比做报告、数据更有意义吗？”
我点头：“有意义。但也更危险。”
“你怕吗？”
“怕，”我盯着烛光，“但我更怕有一天我们自己也变成编号，而没人来记得我们。”
—
老隋走过来，把那盒录音设备一件件装入一个铁皮箱中，然后递给我一张纸。
纸上写着：“编号者记忆文库 · 建档批次001：九人”
我郑重地签上了两个字：“净空。”
“你不用签你真名？”
我轻声一笑：“我不怕被删了，我只怕——没人记得我来过。”
那晚，我没睡。
我一个人在那面“讲述墙”前，点了一根烟，一边看着每个人的眼神和名字，一边默默在心中重复他们的名字。
许涛、吴海英、马舌、赵国明、李琴、胡山、曹一彤、段利、沈远。
你们，都存在过。
你们，都不是编号。
你们，是人。
就算世界全都不信，我信。
就算系统删得一干二净，我也——会一个一个，把你们写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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