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圆舞曲：奥匈帝国兴亡录》 第一章：三个葬礼与一个加冕 1867年6月8日，布达佩斯 马扎尔人的太阳终于升起来了。 至少，安德拉希·久洛伯爵是这么告诉自己的。他站在布达城堡的台阶上，看着多瑙河对岸的佩斯城在晨光中苏醒。河面上近百艘装饰着彩旗的船只正缓缓移动，两岸挤满了人群——据警察局的报告，今天涌进布达佩斯的人超过了二十万。 “伯爵先生，陛下已经准备好了。” 安德拉希转过身，点了点头。他的手指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左侧——那里有一道淡淡的疤痕，是1849年留下的。那一年，他是匈牙利革命政府的成员，被奥地利帝国军事法庭缺席判处死刑，刽子手用一根绳子在他脖子上比划了一下，仿佛在挑选一头牲口。 现在，他是奥匈帝国第一位匈牙利籍首相。 历史真是个婊子，他在心里说。 莱奥·冯·海登莱希站在仪仗队第二排，阳光刺得他几乎睁不开眼。 他今年十四岁，是维也纳新城皇家军事学院最年轻的学员。三个月前，他还在课堂上背诵《骑兵战术基础》，现在却站在布达城堡的广场上，手持一把比自己还重的燧发枪，等待着给匈牙利国王加冕典礼当背景板。 “别乱动。”身边的学长施密特低声警告。 莱奥没有动。他只是在心里想，父亲如果还活着，会怎么看待这一切。 父亲弗里茨·冯·海登莱希，皇家第4“匈牙利”胸甲骑兵团少校，两年前在柯尼希格雷茨战役中被一颗普鲁士“针发枪”子弹射穿了喉咙。那种枪比奥地利的燧发枪先进整整一代——普鲁士人趴在地上，甚至不需要站起来，就能装填、射击，装填、射击，像一台收割机一样收割奥地利士兵的生命。 莱奥从未见过针发枪，但他想象过那颗子弹的样子。细长的，尖锐的，像是某种冰冷的、没有感情的昆虫。 战后，母亲收到了父亲的遗物：一把佩剑、一枚三级铁冠勋章，以及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片。纸片上用父亲潦草的字迹写着：“莱奥，不要让家族蒙羞。” “列队——敬礼！” 莱奥猛地回过神。沉重的燧发枪被齐刷刷地举到胸前，枪身在阳光下反射出刺目的光芒。 一辆镀金的四轮马车正缓缓驶过广场。马车上坐着一个身穿匈牙利传统礼服的男人，头戴圣斯蒂芬王冠——那是匈牙利圣冠，据说有千斤之重，历史上只有两位君主曾成功将其戴在头上，一位是圣斯蒂芬本人，另一位是玛丽亚·特蕾莎。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奥地利皇帝，如今也是匈牙利国王。 马车驶过莱奥面前时，他看见皇帝的侧脸。那是一张异常苍白的面孔，带着一种近乎机械的、冷漠的庄严。六十年前，如果革命者的子弹偏离几英寸，这个人就不会出生。三十年前，如果他不是阴差阳错地成为继承人，此刻坐在马车上的也许是另一个人。 但他就在那里。没有笑容，没有表情，甚至没有眨眼。 莱奥忽然想起一个笑话——那是上个月在军事学院的食堂里，一个捷克裔同学讲的。 “我们的皇帝，”那个捷克同学用蹩脚的德语说，“是全欧洲最勤政的君主。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工作到深夜。唯一的问题是，他工作了一辈子，也没有搞清楚帝国到底应该怎么治理。” 全场大笑，包括莱奥。 但此刻，看着马车上的皇帝，莱奥笑不出来。 伊洛娜·拉科齐站在人群中，踮着脚尖，试图看清马车上的皇帝。 她失败了。她前面站着三个比她高一头的马扎尔大汉，每个人都戴着一顶插满羽毛的帽子，把她的视线挡得严严实实。 “见鬼！”她用匈牙利语骂了一句。 “淑女不应该说这种话。”身边的母亲低声说。 “淑女不应该被挡在人群后面。”伊洛娜反击。 她今年十六岁，是拉科齐伯爵的独生女。拉科齐家族是匈牙利最古老的贵族之一，据说祖上曾与哈布斯堡家族联姻，甚至出过一位匈牙利国王。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1848年革命后，拉科齐家族被削去了一半领地，剩下的也被充公了大半，只留了一座位于布达佩斯郊外的庄园和几片葡萄园。 但拉科齐伯爵仍然坚持穿着最昂贵的礼服、喝最上等的托卡伊甜酒、在宴会上用最华丽的匈牙利语朗诵爱国诗歌。 “皇帝陛下万岁！”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欢呼。 伊洛娜没有跟着喊。她只是冷冷地注视着那辆马车，注视着坐在上面的那个人。 这个人在六十年前继承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王位，那一年他才十八岁。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镇压了维也纳的起义者，下令绞死了十三个匈牙利革命将领。 其中包括伊洛娜的曾祖父的表弟。那是一个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确切关系的人，但母亲总喜欢在家庭宴会上提起这件事，仿佛这是一种荣耀。 “我们家族，为匈牙利流过血。”母亲总是这样说。 伊洛娜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流过血”是一种荣耀。 马车终于驶入了城堡大门，人群开始散开。伊洛娜回头看向母亲，发现她正在擦拭眼角的泪水。 “您哭了？”伊洛娜惊讶地问。 “那是我们的国王。”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真正的匈牙利国王。” “他也是奥地利皇帝。” “闭嘴。” 雅各布·科恩站在布达佩斯码头区的一条小巷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面包，掰成两半，一半塞进嘴里，另一半递给身边的妹妹。 妹妹米里亚姆只有九岁，瘦得像一根木棍。她接过面包，狼吞虎咽地吞了下去，差点噎住。 “慢点吃。”雅各布拍了拍她的背。 他们三年前从加利西亚的犹太人聚居区逃出来。那一年，沙皇的哥萨克骑兵洗劫了他们的村庄，父亲被砍死，母亲被轮奸后自杀，雅各布带着妹妹，踏上了西行的路。 他们先到了克拉科夫，又去了维也纳，最后坐着一辆运货的马车来到了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是一座奇怪的城市。它由三个部分组成：布达、老布达和佩斯。布达在山丘上，是贵族和宫殿的所在地；佩斯在平原上，是商人和手工艺人的聚集地；老布达在两者之间，是穷人和犹太人的栖息地。 雅各布就住在老布达。 他今年十九岁，却已经像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那样世故。他学会了匈牙利语、德语、斯洛伐克语和一点塞尔维亚语。他做过擦鞋匠、搬运工、餐厅服务员、赌场发牌员，甚至帮黑市商人在多瑙河上走私过烟草。 现在，他是一名小贩，在码头上兜售面包、苹果和针线。 “听，加冕的礼炮！”米里亚姆抬起头，指向城堡山。 雅各布没有抬头。他只是继续嚼着面包，看着码头上的人群渐渐散去，留下一地的果皮、纸屑和踩烂的帽子。 “哥哥，”米里亚姆忽然说，“我们算匈牙利人吗？” 雅各布愣了一下。 “我们算什么人？”米里亚姆又问。 雅各布想了想。 “我们算犹太人。”他说。 “犹太人算什么人？” 雅各布没有回答。 他抬起头，看向城堡山上那座巨大的宫殿。那是布达城堡，曾经是匈牙利国王的居所，后来被哈布斯堡家族占据，现在又被“还给”了匈牙利人。 但这座城堡从来不属于他。 不属于他的父亲。 不属于他的祖父。 不属于任何一个姓科恩的人。 雅各布忽然想起一件小事。那是他五岁时，父亲从村里的小学回家，脸色铁青。 “怎么了？”母亲问。 “学校不收雅各布。”父亲说。 “为什么？” “因为，”父亲的声音很低，“他们说我们是‘东方人种’，不配接受德意志式的教育。” 母亲沉默了。 雅各布那时候不懂什么叫“东方人种”，什么叫“德意志式的教育”。他只知道，那天晚上，父亲把自己关在羊圈里，哭了很久。 一个犹太男人哭，是很少见的。 雅各布至今记得那个声音。压抑的、低沉的、像是从地底下传来的轰鸣。 “哥哥。”米里亚姆扯了扯他的袖子。 “嗯？” “我可以再吃一点面包吗？” 雅各布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那一半——他只咬了一口。他把面包递给了妹妹。 “吃吧。” 莱奥在仪式结束后被允许在布达城堡的花园里休息半小时。 他找了一个偏僻的角落，坐在石凳上，把沉重的燧发枪靠在一边，揉了揉酸痛的肩膀。 忽然，他听到一阵争吵声。 “……不，我不能接受。这个帝国注定要完蛋，就在我们有生之年。” “小声点，有人在听。” “怕什么？反正再过五十年，这里什么都不剩了。” 莱奥探出头，看见两个身穿匈牙利贵族礼服的年轻人在不远处低声交谈。其中一个头发微红、面色苍白，正在激动地挥舞着手臂。 “你看着吧，斐迪南，”红发青年说，“这个所谓的‘奥匈帝国’，最多撑不过二十年。马扎尔人以为自己赢了，实际上他们只是换了个主人。德意志人仍然是主人，我们永远是仆人。” “科苏特，你喝多了。”另一个青年试图拉住他。 “我没有喝多！我只是看透了！”红发青年甩开同伴的手，“我们匈牙利人需要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军队，自己的货币！而不是跟一群斯拉夫人、犹太人、吉普赛人挤在一个烂帝国里！” 莱奥缩回了头。 他并不完全理解那个红发青年在说什么，但他听懂了一件事：这个人恨这个帝国。 莱奥忽然想起父亲。 父亲是帝国军人，效忠皇帝，效忠祖国，死在战场上。但父亲临死前，有没有恨过这个帝国？ 也许没有。也许有。 莱奥不知道。 他只知道，此刻坐在布达城堡的花园里，看着远处多瑙河上波光粼粼的河水，他忽然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 不是身体的疲惫。 是某种更深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像是被一颗无形的子弹击中了胸口。 1867年6月8日，布达佩斯，晴。 帝国在狂欢。 二十万人在街头跳舞、喝酒、亲吻。 皇帝戴着圣冠，缓缓走进布达城堡的礼拜堂，在匈牙利大主教的面前跪下，宣誓保护匈牙利人民的权利。 匈牙利人民在城堡外面高喊：“上帝保佑国王！上帝保佑匈牙利！” 只有少数人注意到，皇帝宣誓的时候，嘴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他是在害怕？是在激动？还是在怀念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弟弟——那些死在他之前的人？ 没有人知道。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从这一天起，这个帝国不再是奥地利帝国。 它变成了一个更奇怪、更荒诞、更不可能存在的东西。 一个被历史学家后来称之为“奥匈帝国”的、注定要失败的政治实验。 而在布达城堡的花园里，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一个十六岁的少女、一个十九岁的青年，正在各自的角落里，用各自的方式，注视着这场盛大的狂欢。 他们还没有相遇。 但他们很快就会相遇。 因为在这座巴别塔一般的帝国里，没有人能永远躲在角落里。 第二章：多瑙河畔的三颗尘埃 1868年9月，维也纳 雅各布·科恩是在一场大火中失去一切之后，才真正学会什么叫“一无所有”的。 但那场大火不是烧他的房子——而是烧他的梦。 事情要从一年前说起。1867年夏天，雅各布在布达佩斯老布达的码头上卖面包，攒下了十七个福林。这对一个十九岁的犹太小贩来说，是一笔巨款。他本可以继续攒下去，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面包铺，在布达佩斯扎根，让妹妹米里亚姆念书，将来嫁个好人家。 但米里亚姆病了。 不是什么绝症，只是普通的伤寒。但老布达没有像样的医生，只有一位靠放血和念咒治病的“理发师外科医生”。米里亚姆高烧了九天，第九天的夜里，她忽然清醒过来，抓住雅各布的手说：“哥哥，我想喝热汤。” 雅各布跑遍了大半个布达佩斯，才在一家通宵营业的餐馆里买到一碗鸡汤。他端着碗跑回住处时，米里亚姆已经闭上了眼睛。 那是1867年11月的一个雨夜。 雅各布把妹妹埋在犹太人墓地的一角，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块最简单的墓碑。碑上只刻了一行字：米里亚姆·科恩，九岁，愿她安息。 他没有刻“她是被上帝带走的”或者“她的灵魂在天国”之类的话。因为他不确定上帝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为什么会让一个九岁的女孩死于一杯不干净的水？ 葬礼结束后，雅各布站在墓地门口，看着雨水从墓碑上滑落，忽然觉得整个布达佩斯像一座巨大的坟墓。 他决定离开。 维也纳，利奥波德城，第二区。 雅各布在“红刺猬”旅馆的阁楼上租了一个铺位，每月租金两个福林。房间里住了十二个人，有磨刀匠、擦鞋童、裁缝学徒，还有一个自称是“波兰流亡贵族”的老酒鬼。所有人都讲德语，但口音各不相同——有波西米亚口音、匈牙利口音、加利西亚口音，甚至有人讲带着土耳其腔的塞尔维亚语。 “这就是帝国。”老酒鬼有一次喝醉了，举起酒杯说，“十二个人，十二种语言，挤在一个房间里，做梦都想把对方赶出去。” 雅各布没有说话。他只是默默地擦着皮鞋——他在维也纳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车站给人擦鞋。 但雅各布的目标不是擦鞋。他有比擦鞋更大的野心。 在布达佩斯码头卖面包的那段日子，他学会了一件事：信息比面包值钱。码头上每天人来人往，商人们谈论关税、运费、走私路线，水手们谈论哪个港口妓女便宜、哪个海关官员收贿赂。雅各布那时候只是听，偶尔把有用的信息卖给需要的人——比如告诉某个烟草走私贩，今晚海关会换班，走东边码头更安全。 换来的不是钱，而是一包烟草、一瓶酒，或者一句“以后有事找我”。 在维也纳，雅各布打算把这件事做得更大。 “约瑟夫，你确定这里安全吗？” “安全，绝对安全。这条街上的警察都被我喂饱了。” 说话的是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名叫约瑟夫·科胡特，是维也纳犹太人社区里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他经营着一家“咖啡馆”——如果那个地方能叫咖啡馆的话。 地点在利奥波德城的塔博尔大街十七号，一栋灰扑扑的四层楼房的一层。门面窄小，夹在一家肉铺和一家当铺之间，如果不仔细看，很容易错过。门口的招牌上写着“科胡特咖啡馆”，但“咖啡馆”三个字的油漆已经剥落了一半，看上去像是“科胡特咖”。 雅各布跟着科胡特走进门，立刻闻到了一股混合着廉价咖啡、旧烟草和汗水的味道。 店里只有五张桌子，三条长椅，角落里堆着几大袋咖啡豆。墙上挂着一幅已经发黄的版画，画的是维也纳的圣斯蒂芬大教堂。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独臂的老头，正在用唯一的一只手擦杯子。 “这是费伦茨，”科胡特介绍道，“以前是匈牙利骑兵，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丢了左臂。他现在是我的伙计，兼保镖——虽然他已经六十岁了。” 费伦茨抬起头，用右手的杯子朝雅各布比了比，算是打了个招呼。 “我为什么要把咖啡馆卖给你？”科胡特坐到一张桌子旁，翘起二郎腿。 “因为你需要钱，”雅各布说，“而我会给你更多。” “你一个擦鞋的，能有多少钱？” 雅各布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袋，放在桌上。布袋沉甸甸的，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 科胡特打开布袋，眼睛立刻亮了。里面是四十枚金币——不是奥地利金币，而是更值钱的英国 sovereign金币。 “你……你从哪儿弄来的？” “这不重要，”雅各布说，“重要的是，这些钱足够买下你的咖啡馆，外加你欠债主的那三百福林。” 科胡特咽了口唾沫。他确实欠了一屁股债，而这间咖啡馆根本不赚钱——每天的客人不超过二十个，大多是附近的穷人和落榜的艺术生。 “成交，”科胡特说，“但你得告诉我一件事。” “什么？” “你一个十九岁的犹太小子，哪儿来的这种眼光？” 雅各布没有回答。他只是微微笑了一下。 那种笑容，不像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更像一个经历过太多事情、已经不在乎答案的中年人。 莱奥·冯·海登莱希在军事学院的第一年结束了。 他的成绩排在年级第三十七名——总共四十八人。不算差，但也不算好。教官对他的评语是：“缺乏领导气质，但服从命令，射击成绩优秀。” 莱奥知道自己为什么缺乏“领导气质”。因为他不喜欢发号施令。他更喜欢一个人待着，看书，或者擦枪。 但军事学院不允许你一个人待着。军事学院要求你时刻与别人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上厕所、一起在操场上跑圈，直到双腿失去知觉。 “海登莱希！”教官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到！”莱奥立正。 “过来！” 莱奥跑过去，发现教官面前站着一个穿便装的老人。老人大约六十多岁，头发花白，但腰板挺得笔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军大衣——没有军衔标志，但大衣的剪裁显然出自维也纳最好的裁缝之手。 “这位是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教官说，“前皇家骑兵上校。他要见你。” 莱奥愣住了。冯·施特拉赫维茨——这个名字他听过。父亲生前常常提起一个叫“埃贡·冯·施特拉赫维茨”的人，说他是“奥地利最好的骑兵指挥官”，也是父亲在战场上的上司。 “你就是弗里茨的儿子？”老人打量着他。 “是的，先生。” “你长得不像他。他比你高半个头，而且有一头红发。你倒是像你母亲——苍白，瘦弱，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莱奥没有说话。 “你知道你父亲是怎么死的吗？” “在柯尼希格雷茨战役中，被普鲁士的针发枪……” “不对。”老人打断了他，“你父亲是被自己人害死的。” 莱奥抬起头，盯着老人。 “柯尼希格雷茨战役的前一天晚上，我向上级请求增援。我说，如果不在左翼增加两个胸甲骑兵团，明天普鲁士人就会从那个方向包抄我们。上级说，‘没有多余的兵力，你们自己想办法’。”老人说到这里，冷笑了一声，“结果第二天，普鲁士人果然从左翼包抄了。你父亲的骑兵团冲上去堵缺口，死了三分之二。他也在其中。” 莱奥的手在颤抖。 “我告诉你这些，”老人盯着他的眼睛，“不是让你仇恨帝国。而是让你记住，在这个帝国里，没有人会替你着想。你只能靠自己。” “那……那您为什么要告诉我？” “因为你父亲救过我的命，”老人说，“在1859年的马真塔战役中。如果不是他把我从马背上拉下来，那颗炮弹会把我炸成碎片。所以我欠他一条命。” 老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莱奥。 “这是给你母亲的。告诉她，如果她需要帮助，可以随时来找我。” 莱奥接过信封，鞠了一躬。 老人转身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 “还有一件事。你父亲不是懦夫。他那天本可以撤退，但他没有。他选择了向前冲。” 伊洛娜·拉科齐坐在维也纳歌剧院的包厢里，百无聊赖地看着舞台上的芭蕾舞。 她不喜欢芭蕾。她觉得那些踮着脚尖跳舞的女人像一群受了惊的天鹅，优雅但愚蠢。她也不喜欢维也纳。这座城市太精致了，精致得像一个瓷器店，你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生怕碰碎了什么。 但母亲非要带她来。 “你需要见见世面，”母亲说，“维也纳是帝国的首都，这里的社交圈比布达佩斯高级一百倍。” 伊洛娜觉得“高级”这个词本身就低级得可怕。 歌剧院的包厢里坐满了人。前排是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包厢，但今天皇帝没来——据说他在美泉宫处理政务。旁边是外交大臣的包厢，再旁边是一位俄罗斯公爵的包厢。 伊洛娜的目光扫过人群，忽然停在一个年轻男人身上。 那个人坐在第三排靠右的位置，穿着一件剪裁得体的黑色燕尾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微笑。他大约二十五六岁，长相英俊，但眼神里有一种让人不舒服的东西——像是猫在看一只还没决定要不要抓的老鼠。 “那是谁？”伊洛娜问母亲。 “哪个？” “第三排，右边，黑衣服的。” 母亲看了一眼，脸色微微变了。 “那是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母亲压低声音说，“宫廷近卫军上尉，同时也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离他远点。” 但伊洛娜没有移开目光。 因为她发现，那个王子也在看她。 不是那种偷偷摸摸的、躲闪的看，而是明目张胆的、毫不掩饰的看。仿佛在说：我已经注意到你了，你呢？ 伊洛娜觉得恶心。 但她也觉得有趣。 雅各布的咖啡馆在开业第三个月开始盈利。 不是因为他煮的咖啡好喝——事实上，他的咖啡比科胡特时代的更苦，因为他在里面掺了一种便宜的菊苣根粉。而是因为他开始做一件以前科胡特不敢做的事：允许客人在店里“谈生意”。 什么样的生意？ 所有生意。 有人在这里买邮票、卖邮票。有人在这里兑换外币，汇率比银行优惠。有人在这里打听消息：“听说加利西亚那边又闹起来了？”“可不是嘛，哥萨克人烧了三个村子。”“谁干的？”“不知道，也许是波兰人，也许是犹太人，反正不是哥萨克人自己。” 雅各布从来不参与这些谈话。他只是坐在柜台后面，擦杯子，记账，偶尔抬头看一眼说话的人。 但他记住了一切。 谁在抱怨皇帝，谁在咒骂匈牙利人，谁在偷偷摸摸地跟塞尔维亚人接头。谁的钱包里装着什么样的纸币，谁的袖口上有女人的口红印，谁的靴子上沾着哪个区的泥土。 信息就是金钱。而雅各布正在把咖啡馆变成一座信息交易所。 一天晚上，一位特殊的客人走进了咖啡馆。 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中等身材，穿着一件灰色的长外套，戴着礼帽，帽檐压得很低。他走到最角落的桌子坐下，点了杯黑咖啡。 雅各布端咖啡过去的时候，那人忽然低声说了一句话： “听说你这儿可以买到‘消息’？” 雅各布放下咖啡，不动声色地说：“先生，我这儿只卖咖啡。” “那如果我出一百福林买一个消息呢？” “什么消息？” “关于一个人，”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这个人，三天前在布拉格失踪了。有人告诉我，他可能来了维也纳。如果你能找到他，我会再付一百福林。” 雅各布看了一眼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男人，大约二十出头，戴眼镜，表情严肃，像是一个大学生或者一个年轻学者。 “他是谁？” “你不必知道，”那人说，“你只需要找到他。”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 “两百福林定金，”他说，“不论找不找得到，都不退。” 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小袋金币，放在桌上。 雅各布数了数，正好二十枚金币——相当于两百福林。 “成交，”雅各布说，“三天后你来，我给你消息。” 那人站起来，戴上帽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费伦茨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那是什么人？” “不知道，”雅各布把金币收进口袋，“但我猜，他来自布拉格，是警察局的人，或者比警察更高级。” “你怎么知道？” “他的靴子，”雅各布说，“布拉格产的皮靴，鞋底磨损的方式，说明他经常走石板路——布拉格老城区的街道全是石板。而且他说德语，但‘失踪’这个词的重音在第一个音节，这是捷克口音。” 费伦茨摇了摇头：“你才来维也纳一年，怎么就变成了一个侦探？” 雅各布没有回答。他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写下那个人的描述，然后开始思考：一个从布拉格失踪的大学生，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花两百福林找他？ 也许，答案不在维也纳。 也许，答案在布拉格。 而雅各布知道，帝国里没有什么是真正“失踪”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最终都会在某家咖啡馆的某个角落里，被人找到。 第三章：维也纳的冬天 1869年1月，维也纳 维也纳的冬天是灰色的。 不是那种诗意的、雾蒙蒙的灰，而是一种从骨头里渗出来的、让人想把自己裹进被子再也不出来的灰。天空低垂，像一块洗了太多次的旧抹布，偶尔漏下几片雪，还没落地就化成了泥水。街道上到处是马粪和融雪混在一起的褐色浆糊，行人踩上去发出令人不快的吧唧声。 雅各布·科恩站在咖啡馆门口，看着街对面一个卖栗子的老妇人缩在火炉旁，双手冻得通红。他转身回到店里，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旧毛毯，走到对面递给了她。 “拿着，别冻死了。” 老妇人抬起头，露出一张布满皱纹的脸，嘴里只剩下三颗牙。“上帝保佑你，年轻人。” “上帝帮不了你，”雅各布说，“毛毯可以。” 他回到咖啡馆，费伦茨正在用他唯一的一只手擦桌子。独臂老兵擦桌子的方式很特别——他把抹布缠在断臂的残端上，然后用右手按住桌子，身体左右摆动，像一只笨拙的企鹅。 “你今天心情不错，”费伦茨说，“居然送出去一条毛毯。” “那条毛毯是上个客人留下的，”雅各布坐到柜台后面，翻开账本，“他欠了我两个月的咖啡钱没还，最后跑路了。毛毯算利息。” “你还是那个精明的犹太人。” “你也是那个不会拍马屁的匈牙利人。” 费伦茨嘿嘿笑了两声，继续擦桌子。 雅各布的咖啡馆在开业半年后，已经成为了利奥波德城一个不大不小的“景点”。不是因为咖啡好喝——事实上，常客们私下里抱怨他的咖啡“比马尿还苦”。而是因为在这里，你能听到在别处听不到的东西。 比如，上个月，一个塞尔维亚商人在这里跟一个克罗地亚作家吵了起来，争论波斯尼亚到底应该归谁。吵到激烈处，塞尔维亚人掏出一把匕首，克罗地亚人抄起一个酒瓶。费伦茨用仅剩的那只手抓住塞尔维亚人的手腕，轻轻一拧，匕首掉在了地上。 “要打架出去打，”雅各布头也不抬地说，“弄脏地板要赔钱。” 两人灰溜溜地走了。第二天，他们又一起来喝咖啡，互相拍着肩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比如，上上个月，一个穿着考究的中年女人走进来，点了一杯牛奶咖啡，然后低声问雅各布：“听说你这里能找到‘失踪’的人？” 雅各布看了她一眼。那女人的手指上戴着三枚戒指，但指甲缝里有污垢——说明她不是真正的贵族，也许是个被抛弃的情妇，或者一个破产商人的妻子。 “那要看找谁。” “找我丈夫，”女人说，“他三天没回家了。” “他长什么样？” “胖，秃顶，左手缺一根小拇指。” 雅各布想了想。“你丈夫是不是在第七区的屠宰场工作？” 女人的眼睛亮了。“你怎么知道？” “因为昨天他来过这里，”雅各布说，“跟一个女人在一起。那女人不是您。” 女人的脸色变了。她站起来，抓起包，头也不回地走了。 费伦茨看着她的背影，摇了摇头。“你完全可以不告诉她。” “她付了钱买消息，”雅各布说，“我只是如实相告。” “有时候真相比谎言更残忍。” “那她就不该来找我。” 距离雅各布咖啡馆三条街之外，维也纳军事学院的大院里，莱奥·冯·海登莱希正在做一件他越来越擅长的事：独自待着。 今天是一月十七日，星期日，学院允许学员在下午两点到六点之间外出。大多数同学都涌向了维也纳市中心的咖啡馆、剧院，或者更直接一点——妓院。莱奥选择留在学院图书馆。 图书馆不大，只有三排书架，大部分是军事理论、战术手册和帝国历史。莱奥已经翻遍了每一本。此刻他手里拿着一本《骑兵战术的演变》，但眼睛盯着书页，一个字也没读进去。 他在想那封信。 三个月前，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让他转交给母亲的那封信。莱奥没有拆开，但他注意到信封上写着“私人”两个字。他把信带回家——如果“家”指的是母亲在维也纳第八区租的那间小公寓的话。 母亲读完信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她把信折好，放进一个铁盒子里，锁上了抽屉。 “妈妈，信上说了什么？”莱奥问。 “没什么，”母亲说，“一些关于你父亲的事。” “什么事？” “你父亲，”母亲顿了顿，“是个好人。” 莱奥知道母亲在撒谎。不是因为母亲不擅长撒谎——恰恰相反，母亲很擅长。而是因为她撒谎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摸自己的耳垂，就像她现在做的那样。 莱奥没有追问。他学会了在军事学院里最重要的一课：有些问题，不问比问更好。 此刻，在图书馆的角落里，莱奥合上书本，闭上眼睛。他的脑海里浮现出父亲的脸——不是真实的脸，而是一张褪色的照片里的脸。照片上的父亲穿着骑兵少校的制服，胸前挂着三级铁冠勋章，表情严肃，嘴角微微向下。 那是莱奥对父亲唯一的记忆。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那是他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母亲抱着他在窗边看雨。母亲忽然说了一句他当时不懂的话：“你父亲是个理想主义者。在这个帝国里，理想主义者都活不长。” 现在他懂了。 但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个理想主义者。 同一天下午，维也纳第一区，科布堡宫。 伊洛娜·拉科齐站在一扇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心里盘算着如何从这场无聊的下午茶中脱身。 “亲爱的伊洛娜，你不尝尝这块萨赫蛋糕吗？这可是从萨赫酒店直接送来的。” 说话的是玛丽亚·冯·图恩伯爵夫人，一位四十多岁的贵妇，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脖子上挂着一条价值不菲的珍珠项链。她是维也纳社交圈的中心人物之一，每月举办一次下午茶，邀请“有前途”的年轻贵族小姐来参加——名义上是喝茶聊天，实际上是相亲。 伊洛娜的母亲对此十分热衷。在她看来，维也纳的贵族比布达佩斯的贵族“高级”三个档次。如果能在这里找到一个合适的夫婿，拉科齐家族就算真正打入了帝国的权力核心。 伊洛娜对此嗤之以鼻。 “谢谢，我不太喜欢吃甜的。”伊洛娜礼貌地拒绝了蛋糕。 “哎呀，你太瘦了，”图恩伯爵夫人说，“维也纳的男人喜欢有点肉的女人。” “那布达佩斯的男人呢？”伊洛娜问。 图恩伯爵夫人愣了一下。“布达佩斯？亲爱的，我们不说布达佩斯。” “为什么？” “因为，”伯爵夫人压低声音，“那里是……你知道，匈牙利。” 她说“匈牙利”这个词的方式，就像在说“瘟疫”。 伊洛娜强忍住翻白眼的冲动。她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奥地利人喜欢匈牙利人，就像喜欢一条忠实的狗——只要狗听话，他们就摸摸头；如果狗不听话，他们就踢一脚。” “那么，”伊洛娜换了个话题，“今天还有别的客人吗？” 话音刚落，门开了，一个年轻男人走了进来。 伊洛娜认出了他——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半年前在歌剧院包厢里盯着她看的那个男人。 他今天穿着一件深绿色的军装外套，胸前别着一枚金质勋章，头发依然梳得一丝不苟，脸上依然带着那种猫看老鼠的微笑。 “抱歉来晚了，”王子走到图恩伯爵夫人面前，亲吻了她的手背，“被一些军务耽搁了。” “哦，卡尔，你还是那么忙，”图恩伯爵夫人笑着说，“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伊洛娜·拉科齐小姐，来自布达佩斯。” 王子的目光转向伊洛娜，微微鞠躬。“拉科齐小姐，幸会。” “幸会，王子殿下。” “请叫我卡尔。” “请叫我伊洛娜。” 王子笑了。他走到伊洛娜旁边的沙发坐下，拿起一块蛋糕，咬了一口。 “你也在维也纳社交圈吗？”他问。 “不算是，”伊洛娜说，“我只是偶尔来。” “那你更喜欢布达佩斯？” “更喜欢乡村。” “乡村？”王子挑了挑眉毛，“那里有什么？” “安静，”伊洛娜说，“没有那么多假笑。” 王子哈哈大笑，引得周围几位贵妇侧目。“你很有趣，伊洛娜。我喜欢有趣的女人。” “我也喜欢有趣的男人，”伊洛娜说，“可惜很少遇到。” 王子的笑容僵了一瞬，但很快恢复了。“你在维也纳待多久？” “不知道。看心情。” “那我希望你的心情能好一阵子。” 伊洛娜没有回答。她转过头，看着窗外的雪，心里想：这个人就像一块太甜的萨赫蛋糕，吃一口还行，吃多了会腻。 但她也知道，在这个帝国里，太甜的蛋糕往往是最受欢迎的。 雅各布在下午五点迎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客人。 那个从布拉格来的神秘人——就是三个月前花两百福林定金让他找人的那个——又出现了。这次他没有戴礼帽，而是戴了一顶皮帽，穿着一件厚厚的羊皮大衣，看上去像一个普通的商人。 “找到了吗？”他坐下就问。 雅各布端上一杯咖啡，然后坐到他对面。 “找到了，”雅各布说，“但你要先付剩下的两百福林。” 神秘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袋，放在桌上。雅各布数了数，正好二十枚金币。 “那个人叫扬·科拉尔，”雅各布说，“二十三岁，布拉格大学哲学系学生，去年十一月来到维也纳，住在第七区的一家旅馆里。” “他来维也纳做什么？” “参加一个秘密会议，”雅各布说，“关于捷克民族自治的。会议的组织者是一个叫‘青年捷克党’的地下组织。” 神秘人的脸色变了。“他还活着吗？” “活着，”雅各布说，“但他已经不在维也纳了。他去了布拉格。” “什么时候的事？” “两周前。” 神秘人沉默了几秒钟。“还有别的吗？” “有，”雅各布说，“他走之前，跟一个人见过面。那个人是维也纳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名叫……” “叫什么？” “汤姆·马萨里克。” 神秘人的手微微一颤。他站起来，戴上帽子。 “这件事，你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吧？” “没有。” “很好。如果你还想活着，就继续保持沉默。” 神秘人转身走了。 费伦茨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马萨里克是谁？” “一个教授，”雅各布说，“研究哲学的。” “为什么这个人听到他的名字会害怕？” 雅各布没有回答。他只是在心里记下了一个名字：汤姆·马萨里克。 在这个帝国里，名字就是钥匙。而钥匙，总是能打开一扇门。 有些门，你不想开，但不得不开。 莱奥在傍晚六点回到了宿舍。宿舍里只有两个人——他的室友克里斯托夫·施密特（就是第一章里提醒他“别乱动”的那个学长）和一个叫赫尔曼·鲍尔的同学。 “莱奥，你去哪儿了？”施密特问。 “图书馆。” “又是图书馆，”施密特摇了摇头，“你该出去走走。听说新开的‘多瑙河咖啡馆’有最好的维也纳咖啡，而且服务员特别漂亮。” “我没钱。” “你没钱？”鲍尔插嘴道，“你父亲不是……” “我父亲死了。”莱奥的声音很平静。 鲍尔立刻闭上了嘴。 施密特拍了拍莱奥的肩膀。“抱歉，我不是那个意思。” “没事。” 莱奥躺到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上个月就有了，到现在也没人修。就像这个学院里的很多东西一样——坏了就坏了，没人关心。 他忽然想起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说的话：“在这个帝国里，没有人会替你着想。你只能靠自己。” 也许他说得对。 也许不对。 但无论如何，莱奥知道，他必须活着。活着，然后找到答案。 关于父亲的答案。 关于帝国的答案。 关于他自己的答案。 窗外，雪越下越大。 维也纳的冬天，是灰色的。 但灰色下面，总有一些东西在生长。 第四章：四月的那场雨 1870年4月，维也纳 维也纳的春天来得特别晚。 四月中旬，本该是杏花盛开的时节，但天空仍然阴沉沉的，像一块洗不干净的抹布。冷风从多瑙河上吹来，带着一股潮湿的、令人不安的气息。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脚步匆匆，仿佛在躲避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有人说，这是因为皇帝心情不好。 也有人说，这是因为普鲁士人又要打仗了。 还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本身就要散架了，只是还没人敢说出来。 雅各布·科恩不在乎这些。他在乎的是：今天的咖啡豆又涨价了。 “一磅巴西咖啡豆涨了两个克洛伊茨，”费伦茨把进货单递给他，“再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卖菊苣根水了。” “那我们就卖菊苣根水，”雅各布头也不抬地说，“只要客人不知道。” “他们喝得出来。” “那就多加糖。” 费伦茨叹了口气。“你这个人，迟早要下地狱。” “地狱已经满了，”雅各布翻着账本，“我在人间凑合过吧。” 咖啡馆的生意比去年好了一些。常客从二十个增加到了三十多个，每天的收入勉强能覆盖房租和进货。雅各布攒下了不到一百福林，藏在柜台下面的一个暗格里。这笔钱是他的“救命钱”——万一帝国突然崩溃，或者犹太人再次被驱逐，他至少能买两张去美国的船票。 虽然他不知道另一张船票该给谁用。 米里亚姆已经走了两年了。两年里，雅各布没有交过一个朋友，没有爱过一个女人，甚至没有跟任何人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他像一台机器一样运转：早上五点起床，煮咖啡，擦桌子，记账，晚上十一点关门，睡觉。 偶尔，他会梦到妹妹。 梦里，米里亚姆还是九岁的样子，瘦得像一根木棍，站在码头上朝他挥手。“哥哥，你看，多瑙河是蓝色的！” 雅各布每次都会在梦里回答：“不，米里亚姆，多瑙河是绿色的。” 然后他就醒了。 醒来的时候，枕头往往是湿的。 但他从不承认自己哭过。 今天的第一个客人来得特别早。 早上六点半，天刚蒙蒙亮，一个穿着灰色外套的年轻人推门走了进来。他大约二十五岁，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手里拿着一本书，表情严肃得像要去参加葬礼。 “开门了吗？”他问。 “门开着就是开了，”雅各布说，“你想喝什么？” “黑咖啡，不加糖。” 雅各布煮了一杯咖啡端过去。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放在桌上，然后翻开书，开始阅读。 雅各布瞥了一眼书名——是捷克语的，他不太认识。但他认出了作者的名字：卡雷尔·哈夫利切克，一位捷克诗人兼记者，几年前去世了。 “你是捷克人？”雅各布问。 年轻人抬起头，推了推眼镜。“你怎么知道？” “你读的书，”雅各布指了指封面，“而且你重音发在第一个音节。” 年轻人微微皱眉。“你很敏锐。” “开咖啡馆的人必须敏锐，”雅各布说，“否则会被骗得连裤子都不剩。” 年轻人没有笑。他低下头，继续看书。 雅各布回到柜台后面，开始擦杯子。但他心里记下了这个人——一个说德语带捷克口音的年轻人，大清早来喝咖啡，读一本捷克语诗集，表情严肃，不跟人闲聊。 要么是诗人，要么是革命者。 在维也纳，这两种人往往是一回事。 莱奥·冯·海登莱希今天心情很差。 不是因为天气——虽然他讨厌下雨。而是因为他刚刚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母亲写来的。内容很简单：她决定再婚。 “亲爱的莱奥，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人，他叫赫尔曼·贝克尔，是一位商人在维也纳做木材生意。他很善良，对我很好。我希望你能理解。” 莱奥不理解。 他父亲才死了四年。四年。母亲就要嫁给一个“做木材生意的商人”？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人？ 他把信折好，塞进口袋，然后走到操场上，开始跑步。 一圈，两圈，三圈。 雨点打在他脸上，混合着汗水流进嘴里，咸咸的。 他跑了十圈，直到双腿发软，才停下来。他弯下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海登莱希，你疯了？”施密特从远处跑过来，“下雨天跑步，你会生病的。” “我已经病了。”莱奥说。 “什么病？” “不知道。” 施密特拍了拍他的肩膀。“走吧，去喝杯咖啡。我知道一个地方，咖啡虽然难喝，但老板娘的女儿很漂亮。” 莱奥直起身，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我没钱。” “我请客。” “为什么？” “因为你看起来需要有人请你喝一杯。” 莱奥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 施密特带他去的咖啡馆，正是雅各布的店。 两人走进门的时候，雅各布正在给那个捷克年轻人续杯。他抬头看了一眼两个穿军装的年轻人——一个高个子，一个中等身材，都湿透了，像两只落汤鸡。 “两位想喝什么？” “两杯牛奶咖啡，”施密特说，“多加点奶。” “加奶要加钱。” “加就加。” 雅各布转身去煮咖啡。莱奥和施密特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 “这个地方怎么样？”施密特压低声音，“我上次来的时候，旁边桌有人在讨论怎么炸掉议会大厦。” “你开玩笑吧？” “真的。不过他们用的是捷克语，我听不太懂。但我认出了‘炸弹’这个词——德语和捷克语差不多。” 莱奥环顾四周。店里只有三桌客人：一个读诗集的年轻人，两个正在下棋的老头，还有一个趴在桌上睡觉的酒鬼。 “看起来挺正常的。”莱奥说。 “最不正常的地方，看起来都挺正常。” 雅各布端着两杯咖啡走过来，放在桌上。“请慢用。” “谢谢，”施密特说，“对了，上次那个说捷克语的家伙，还来吗？” 雅各布看了他一眼。“你是警察？” “不是，我只是好奇。” “好奇心会害死猫。” “我不是猫。” “那你是什么？” 施密特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莱奥插了一句：“我们是军事学院的学员。” 雅各布打量了一下莱奥。“你是军官的儿子？” 莱奥有些惊讶。“你怎么知道？” “你坐的姿势，”雅各布说，“腰板挺得太直了，只有从小被训练过的人才会这样。而且你的靴子是军官靴的款式，虽然是旧的。” 莱奥沉默了。 施密特笑了。“兄弟，这个咖啡馆老板是个人精。” “我不是人精，”雅各布说，“我只是一个开咖啡馆的犹太人。” 他说完，转身回到柜台后面。 莱奥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人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不是那种让人喜欢的吸引力，而是那种让人想搞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的吸引力。 就像一道解不开的数学题。 伊洛娜·拉科齐正在跟母亲吵架。 “我不去！”伊洛娜的声音从二楼的房间里传出来，整栋房子都在颤抖。 “你必须去！”母亲的声音更大，“温迪施格雷茨王子亲自邀请你参加他的生日舞会，这是天大的荣幸！” “他邀请的是拉科齐家族的女儿，不是我！” “你就是拉科齐家族的女儿！” “那我就不当拉科齐家族的女儿了！” 母亲气得浑身发抖。她转身对管家说：“去把老爷叫来。” 管家犹豫了一下。“老爷在书房，他说……” “说什么？” “他说……‘让她自己去，我不管’。” 母亲的脸涨得通红。她深吸一口气，然后推开伊洛娜的房门。 房间里，伊洛娜正坐在窗台上，一条腿搭在窗外，手里拿着一本书。 “你给我下来！”母亲尖叫道。 “不下来。” “你会摔死的！” “那正好，你们就不用操心我的婚事了。” 母亲冲过去，一把抓住伊洛娜的胳膊，把她从窗台上拽了下来。伊洛娜摔在地上，书掉在一旁，但她没有叫疼，只是冷冷地看着母亲。 “你听我说，”母亲蹲下来，盯着她的眼睛，“你不是小孩子了。你已经十八岁了。在这个帝国里，十八岁的贵族女人如果还没订婚，就会被当成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那你父亲呢？拉科齐家族的荣耀呢？” “拉科齐家族的荣耀，”伊洛娜一字一顿地说，“跟我的婚姻没有关系。” 母亲站起来，双手叉腰。“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拉科齐家族已经快破产了。” 伊洛娜愣住了。 “你父亲的庄园、葡萄园、还有布达佩斯的那栋房子，都已经抵押给了银行，”母亲的声音低了下来，“如果我们不尽快找到一个有钱的夫家，明年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睡在大街上了。” 伊洛娜张了张嘴，但什么也没说出来。 “温迪施格雷茨王子很富有，”母亲说，“而且他对你有好感。这不是让你卖身，而是让你拯救这个家族。” 伊洛娜低下头，看着地上的那本书。那是一本匈牙利语的诗集，作者是裴多菲·山多尔——1848年革命的诗人，二十六岁就战死沙场。 “自由与爱情，”裴多菲写道，“二者皆可抛。” 伊洛娜忽然想哭。 但她没有哭。 她只是捡起书，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 “我去。” 傍晚时分，那个捷克年轻人终于合上了书，站起来准备离开。 他走到柜台前，又掏出一枚硬币放在桌上。 “你的咖啡很好。”他说。 “你在说谎，”雅各布说，“但谢谢。” 年轻人微微笑了一下——这是今天他第一次露出笑容。“我叫托马斯，”他说，“托马斯·马萨里克。” 雅各布的手顿了一下。 马萨里克。 那个名字。 那个从布拉格来的神秘人听到之后会颤抖的名字。 “你是个哲学家？”雅各布问。 “我是布拉格大学的哲学博士，”托马斯说，“现在在维也纳大学教书。” “教什么？” “教人们如何独立思考。” “那是一门很危险的课程。” 托马斯推了推眼镜。“危险的东西，往往是最重要的。” 他转身要走，雅各布忽然叫住了他。 “马萨里克先生。” “嗯？” “如果有人问你，你是怎么知道这家咖啡馆的，你会怎么回答？” 托马斯想了想。“我会说，是我自己找到的。” “那就好。” 托马斯点了点头，推门走了。 雨还在下。 费伦茨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那个人是谁？” “一个教授，”雅各布说，“教人们如何独立思考的。” “那不是跟革命者一样？” “差不多。” “那你为什么要让他来？”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 “因为，”他说，“如果有人注定要炸掉这座帝国，我宁愿他们是喝我的咖啡长大的。” 莱奥和施密特喝完咖啡，准备离开。 施密特去柜台结账，莱奥站在门口，看着窗外的雨。 “你叫什么名字？”身后传来雅各布的声音。 莱奥转过身。“莱奥·冯·海登莱希。” “冯·海登莱希，”雅各布重复了一遍，“你父亲是骑兵？” “是的。你怎么知道？” “冯”是贵族姓氏的标志，但真正的贵族不会在咖啡馆里跟人闲聊。“冯·海登莱希”这个姓氏他从来没听说过，说明要么是没落贵族，要么是刚被封的。刚被封的贵族通常来自军队，而骑兵是最容易受封的兵种。 “猜的，”雅各布说，“你的咖啡钱，那位高个子已经付了。” “谢谢。” “不客气。下次来，我给你打折。” “为什么？” 雅各布看着他，忽然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因为你看起来像是会活很久的人。” 莱奥愣住了。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这句话触动。也许是因为，自从父亲死后，再也没有人说过他会活很久。 也许是因为，在这个帝国里，能活很久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谢谢。”莱奥又说了一遍，然后推门走进了雨里。 雨越下越大。 维也纳的四月，从来就不是一个温柔的时节。 第五章：舞会与夜访 1871年3月，维也纳 温迪施格雷茨王子的生日舞会，是整个维也纳社交季最隆重的事件之一。 说“之一”，是因为维也纳的社交季永远不缺隆重的事件。皇帝诞辰、皇后诞辰、皇太子诞辰、某位大公的婚礼、某位公爵夫人的葬礼——在这个帝国里，任何借口都可以拿来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贵族们穿着最华丽的礼服，戴着最昂贵的珠宝，吃着最精致的菜肴，然后回家继续抱怨帝国快要完蛋了。 但温迪施格雷茨王子的舞会，确实比大多数舞会要盛大一些。不是因为王子特别有钱——虽然他的确很有钱。而是因为他特别会花钱。 今年的舞会在王子位于维也纳第一区的宫殿里举行。宫殿有七十六个房间，光是宴会厅就能容纳三百人跳舞。花园里搭了十二个暖棚，里面种满了从荷兰运来的郁金香。乐队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成员私下接的活——指挥是约翰·施特劳斯二世本人，圆舞曲之王。 伊洛娜·拉科齐站在宴会厅的角落里，手里端着一杯香槟，脸上挂着标准的社交微笑，心里却在想：这杯香槟能不能浇死面前这个喋喋不休的老男人？ “……所以我就跟他说，亲爱的伯爵，您不能把所有的钱都投到铁路上去。铁路？那玩意儿能赚钱吗？不过是几个犹太人骗钱的把戏罢了……” 老男人叫齐格蒙特·冯·图恩伯爵，是图恩伯爵夫人的丈夫，一个靠祖上遗产过活的老头。他说话的时候喜欢用鼻子喷气，像一匹不耐烦的老马。 伊洛娜微笑着点头，实际上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她的目光越过老男人的肩膀，扫过宴会厅。人群像一条五颜六色的河流，在灯光下缓缓流动。女人们的裙子在烛光中闪烁，男人们的勋章在胸前叮当作响。每个人都在笑，每个人都在说话，但没有一个人真的在听别人说什么。 这就是维也纳的社交圈。一座巨大的、华丽的、空洞的舞台。 “拉科齐小姐。”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伊洛娜转过身，看见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站在她面前，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军礼服，胸前挂着至少六枚勋章，头发比半年前更亮了——也许涂了发油。 “王子殿下。”伊洛娜微微屈膝。 “叫我卡尔，”王子笑着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你可以破例。” “卡尔。”伊洛娜说这个词的方式，就像在说“您好”一样平淡。 王子不以为意。他伸出手。“能请你跳一支舞吗？” 伊洛娜看了一眼舞池。乐队正在演奏一首新的圆舞曲，旋律优美但过于甜腻，像是用糖浆浇出来的。 “我不太会跳舞。”伊洛娜说。 “没关系，我带你。” 王子拉起她的手，走向舞池。伊洛娜没有挣扎——不是因为愿意，而是因为母亲正站在远处朝她使眼色，那眼神的意思是“你要是敢拒绝，我就死给你看”。 音乐响起。王子搂住伊洛娜的腰，开始旋转。 伊洛娜发现，这个男人的舞跳得确实很好。他的步伐精准，力度适中，带着一种优雅的自信。如果她是一个普通的贵族小姐，也许此刻已经心动了。 但她不是。 “你不开心。”王子忽然说。 伊洛娜微微一愣。“什么？” “你的眼睛在告诉我，你不开心。”王子的目光直视着她，“你不喜欢这里，不喜欢这些人，也不喜欢这支舞。” “那您为什么还要请我跳舞？” “因为我喜欢挑战。” 伊洛娜忍不住笑了——不是假笑，而是真的觉得好笑。“所以我是您的挑战？” “你是这座宴会厅里唯一一个没有在假笑的女人，”王子说，“这本身就很难得。” “也许我只是不擅长假笑。” “不，你很擅长。但你选择不笑。” 伊洛娜沉默了。 圆舞曲还在继续。他们转了一圈又一圈，裙摆和军大衣的下摆在空气中画出优美的弧线。 “我有一个提议。”王子说。 “什么提议？” “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证明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您怎么知道我想您是什么人？” “花花公子，”王子直截了当地说，“纨绔子弟，靠祖上荫庇活着的废物。这是你想的，对吗？” 伊洛娜没有否认。 “你说对了一半，”王子说，“我确实是花花公子，也确实靠祖上荫庇。但我不是废物。” “那您是什么？” “我是，”王子顿了顿，“一个想改变点什么的人。” “比如？” “比如，这个帝国。” 伊洛娜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猫看老鼠的狡黠，而是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东西。 也许是真诚。也许是另一种更高级的伪装。 “你很有趣，”伊洛娜说，“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 “你也很有趣，伊洛娜·拉科齐。” 圆舞曲结束了。王子松开手，鞠了一躬。 “下次，”他说，“我请你吃晚饭。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不确定这是否合适。” “在这个帝国里，”王子笑着说，“合适的事情往往最无聊。” 莱奥·冯·海登莱希今天没有去参加任何舞会。 他在站岗。 这是军事学院的例行任务——每年社交季，学院会派出高年级学员到各大贵族的宴会上担任“荣誉警卫”。说是警卫，其实就是穿得整整齐齐站在门口，给来宾们撑场面。 莱奥被分配到了温迪施格雷茨王子的宫殿，站侧门。 侧门不如正门气派，但好处是能看到花园。莱奥站在侧门的台阶上，看着花园里的郁金香在夜风中轻轻摇晃，心里忽然想起一件往事。 那是他七岁的时候，父亲带他去美泉宫花园看郁金香。父亲穿着一件便装，没有带佩剑，也没有穿军靴。他蹲下来，指着花圃里一朵红色的郁金香说：“莱奥，你知道郁金香的花语是什么吗？” “不知道。” “是‘爱的宣言’。” “那爸爸爱妈妈吗？” 父亲笑了。“当然爱。” “那你为什么总是不在家？” 父亲的笑容凝固了。他没有回答，只是摸了摸莱奥的头，说：“等你长大了就懂了。” 莱奥现在长大了，但他还是不懂。 他不懂父亲为什么要在那个不可能胜利的战场上冲锋。 他不懂母亲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做木材生意的陌生人。 他不懂这个帝国为什么明明千疮百孔，却还要举办这样奢华的舞会。 他什么都不懂。 “嘿，站岗的。” 一个声音打断了莱奥的思绪。他转过头，看见一个年轻女人站在侧门旁边，手里端着一杯香槟，裙子拖在地上，沾了一些泥土。 她是从花园里走过来的。 “小姐，这里是侧门，入口在前面。”莱奥说。 “我知道，”女人说，“但前面太吵了。我想出来透透气。” 莱奥打量了她一下。她大约十八九岁，黑头发，灰眼睛，穿着一件深绿色的晚礼服，脖子上没有戴珠宝——这在贵族小姐中很少见。 “你是警卫？”女人问。 “是的，军事学院的学员。” “你叫什么名字？” “莱奥·冯·海登莱希。” 女人微微挑眉。“冯·海登莱希？没听说过。” “我们家不是什么大家族。” “那更好，”女人说，“大家族的规矩太多。” 莱奥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从来没有单独跟一个贵族小姐说过话。 “你为什么不进去跳舞？”女人问。 “我在站岗。” “我是说，你为什么不请假进去跳舞？你看起来像是会跳舞的人。” “我不会。” “你不会跳舞？”女人笑了，“在维也纳，不会跳舞的人就像不会喝咖啡的人一样奇怪。” “我不会喝咖啡。”莱奥说。 女人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她的笑声很大，完全不像一个贵族小姐应有的样子——那种笑在宴会厅里会引来侧目。 “你很有趣，”女人擦掉眼角的泪水，“我叫伊洛娜·拉科齐。” “拉科齐？”莱奥想了想，“匈牙利人？” “你看出来了？” “你的口音。” “又是口音，”伊洛娜摇了摇头，“你们维也纳人总是用口音来判断人。” “我不是维也纳人，”莱奥说，“我是下奥地利州的。” “那你更糟糕，”伊洛娜笑着说，“乡下人。” 莱奥不知道该生气还是该笑。最后他选择了笑——虽然笑得很僵硬。 “你笑起来的表情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伊洛娜说。 “你说话的方式不像一个贵族小姐。” “那是因为我不想当贵族小姐。” 两人沉默了几秒钟。花园里的郁金香在夜风中轻轻摇晃。 “我得回去了，”伊洛娜说，“否则我母亲会派人来找我。” “再见，拉科齐小姐。” “叫我伊洛娜。‘拉科齐小姐’太长了，而且听起来像在叫一个老处女。” “再见，伊洛娜。” 伊洛娜转身走向侧门，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他一眼。 “莱奥·冯·海登莱希，”她说，“你是我今天遇到的唯一一个没有在假笑的人。” 然后她推开门，消失在宴会厅的灯光里。 莱奥站在原地，看着那扇门关上，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说不清那是什么。 但那种感觉，比站岗有趣多了。 雅各布·科恩在晚上十一点关上了咖啡馆的门。 今天生意一般，只卖了二十三杯咖啡，五块蛋糕，三根雪茄。收入勉强够付房租。但他不着急——他的主要收入来源从来不是咖啡。 他走到柜台后面，打开暗格，数了数里面的钱。一共一百三十七福林，外加三枚金币。够他买两张去美国的船票，但还不到他心目中的“安全线”。 他把暗格锁好，正准备去睡觉，忽然听到后门传来三声轻敲。 三声，停顿，再三声。 这是他和费伦茨约定的暗号。 雅各布打开后门，费伦茨闪了进来。独臂老兵的脸色不太好看。 “怎么了？”雅各布问。 “外面有人在打听你。” “什么人？” “两个穿便衣的，但走路的姿势是警察，”费伦茨说，“他们在隔壁的酒馆喝酒，问老板认不认识‘塔博尔大街十七号那个犹太人’。” “老板怎么说的？” “老板说，‘那是个开咖啡馆的，老实人。’” “老实人，”雅各布重复了一遍，“老板收了多少钱？” “没要钱。老板欠你人情——上次你帮他女儿找了份工作。” 雅各布点了点头。在这个帝国里，人情比金钱更有用。 “他们为什么找我？”雅各布问。 “不知道，”费伦茨说，“但警察找犹太人，通常不会有什么好事。”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他们走了吗？” “走了。走之前说‘明天再来’。” “明天，”雅各布说，“那明天就让他们来。” “你不躲一躲？” “躲什么？”雅各布笑了笑，“我开的是合法咖啡馆，交的是合法税。警察来了，我请他们喝咖啡。” “如果他们想敲诈你呢？” “那就让他们敲诈，”雅各布说，“钱没了可以再赚。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费伦茨摇了摇头。“你这个人，太冷静了。冷静得不像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 “那是因为我经历过比警察更可怕的东西，”雅各布说，“哥萨克骑兵。” 费伦茨没有再说什么。他拍了拍雅各布的肩膀，转身从后门走了。 雅各布关上门，插上门闩，然后坐到柜台后面，点了一盏油灯。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开始写信。 信是写给谁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觉得，今晚必须写点什么。 “亲爱的米里亚姆，”他写道，“你在天堂还好吗？如果天堂有咖啡馆，那里的咖啡一定比我的好喝……” 他写到这里，停住了。 他盯着“米里亚姆”四个字，盯了很久。 然后他把纸揉成一团，扔进了炉子里。 纸团在火焰中卷曲、变黑、化为灰烬。 雅各布看着那些灰烬，忽然想起父亲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在犹太人的历史里，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所以每一天都要活得像是第一天。” 他吹灭了油灯。 黑暗淹没了整间咖啡馆。 但黑暗中，他的眼睛是亮的。 第六章：警察与诗人 1871年4月，维也纳 第二天下午两点，警察来了。 不是两个，是三个。领头的那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制服，肚子很大，把扣子撑得几乎要崩开。他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些的警察，手里拿着笔记本，表情严肃得像要去抓杀人犯。 “您是雅各布·科恩？”胖警察站在柜台前，居高临下地看着雅各布。 “是我。”雅各布放下手中的抹布，不慌不忙地说，“三位喝点什么？咖啡还是茶？” “我们不喝。” “那就来点蛋糕？今天刚做的核桃蛋糕，新鲜。” 胖警察皱起眉头。“科恩先生，我们不是来喝茶的。” “那您来做什么？” “有人举报，说您这家咖啡馆是……非法组织的聚会场所。” 雅各布眨了眨眼。“非法组织？什么非法组织？” “这个我们不方便透露，”胖警察说，“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您这里接待了一些……对帝国不利的人。” 雅各布叹了口气。他走到柜台后面，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厚的账本，放在桌上。 “这是本店开业以来的全部客人记录，”他说，“姓名、住址、消费金额，每一项都有记载。您可以随便查。” 胖警察翻开账本，扫了几眼。他的脸色微微变了——不是因为账本有问题，而是因为账本太详细了。每一个客人的名字后面都跟着详细的备注：职业、住址、甚至“喝咖啡时喜欢加多少糖”。 “你记录这些做什么？”胖警察问。 “做生意嘛，”雅各布笑着说，“知道客人的习惯，才能更好地服务。” 胖警察合上账本，盯着雅各布看了几秒钟。 “你是个聪明人，科恩先生。但聪明人有时候会做蠢事。” “您说得对，”雅各布说，“所以我尽量不做蠢事。” 胖警察转过身，对身后的两个年轻警察挥了挥手。“走吧。” “等等，”雅各布忽然说，“您还没喝咖啡呢。” 他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只早已准备好的咖啡壶，倒了三杯咖啡，又在每杯旁边放了一块核桃蛋糕。 “算我请客。” 胖警察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端起咖啡喝了一口。他的表情说明这杯咖啡确实不太好喝，但他还是喝完了一整杯。 “蛋糕可以打包带走，”雅各布说，“给您的孩子们尝尝。” 胖警察的脸色彻底软了下来。他接过包好的蛋糕，点了点头。 “科恩先生，我建议您继续做个老实人。” “我一直是。” 警察走了。费伦茨从厨房里探出头来。 “你什么时候做的核桃蛋糕？”他问。 “今早五点，”雅各布说，“专门给他们做的。”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来？” “因为昨天你告诉我他们在打听我，”雅各布说，“一个被警察盯上的犹太人，最好的防御不是逃跑，而是请他们吃蛋糕。” 费伦茨摇了摇头。“你这个人，迟早要当上维也纳市长。” “维也纳市长？”雅各布笑了笑，“那得先改信天主教。” 同一天下午，莱奥在军事学院的剑术课上挨了一刀。 不是真刀，是训练用的钝剑。但对手的力气太大，一剑劈在莱奥的左肩上，留下一道长长的红印，痛得他差点叫出声来。 “海登莱希，你的防守太慢了！”教官大声吼道，“再来！” 莱奥咬着牙，举起钝剑，再次摆出防守姿势。 他的对手是一个叫弗朗茨·冯·普拉特的高年级学员，身高一米九，胳膊比莱奥的大腿还粗。普拉特是学院里公认的“剑术之王”，连续三年获得年度比武冠军。 “海登莱希，你是不是害怕了？”普拉特笑着说，“害怕就认输，我不会笑话你的。” 莱奥没有说话。他只是盯着普拉特的眼睛，等待他出手。 普拉特出手了——一个快速的下劈，目标是莱奥的头部。 莱奥没有像上次那样举剑硬挡。他侧身一闪，让普拉特的剑劈了个空，然后顺势用剑背拍了一下普拉特的后背。 “啪”的一声，清脆而响亮。 全场安静了。 普拉特愣在原地，过了两秒钟才反应过来——他被一个一年级学员“击中”了。 教官的眼睛亮了起来。“海登莱希，这一招是谁教你的？” “没有人教我，”莱奥说，“我自己想的。” “你自己想的？”教官走到他面前，“你知不知道，你刚才用的那一招，是匈牙利骑兵的‘侧闪反击’战术？那是骑兵在马背上用的，不是步兵在地上用的。” “我觉得原理是一样的，”莱奥说，“躲开对手的攻击，然后从侧面反击。” 教官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笑了。 “你父亲是骑兵？” “是的。” “难怪，”教官说，“你有骑兵的脑子。” 普拉特的脸涨得通红。他举起剑，想要再来一轮，但教官挥了挥手。 “够了。普拉特，你下去。海登莱希，你今天的表现很好。” 莱奥收起剑，回到队列中。施密特悄悄竖起大拇指。 “你小子，”施密特压低声音说，“把剑术之王给耍了。” “他不是剑术之王，”莱奥说，“他只是力气大。” “力气大也是一种本事。” “但不是全部。” 施密特笑了。“你说话越来越像那个咖啡馆老板了。” 莱奥愣了一下。咖啡馆老板？他想起那个瘦削的、总是面无表情的犹太人。 也许施密特说得对。他确实开始像那个人一样说话了——简单、直接、不留情面。 但他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傍晚，伊洛娜坐在维也纳第八区一家小旅馆的房间里，写信。 她母亲以为她在逛街。实际上，她租了一间最便宜的房间，用来做一件母亲绝对不允许的事：写文章。 伊洛娜从十六岁开始偷偷写作。一开始只是日记，后来变成短篇小说，再后来变成评论文章。她写的主题只有一个：女性为什么不应该被关在家里。 她的文章从来没有发表过。她不敢投稿——不是因为怕被拒绝，而是因为怕被认出来。一个匈牙利贵族小姐，在维也纳写女权文章？这比在教堂里跳脱衣舞还要惊世骇俗。 但她还是写。 因为她必须写。不写的话，她觉得自己会憋死。 今天她写的是一篇关于“贵族婚姻”的文章。开头是这样的： “有人说，贵族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说，贵族婚姻连坟墓都不如——坟墓至少是安静的，而贵族婚姻是一辈子都在演戏。” 她写完这句话，停下来看了看，觉得有点太刻薄了。 但她没有删掉。刻薄才是真相。 门忽然被敲响了。 伊洛娜吓了一跳，赶紧把稿纸塞进枕头底下。 “谁？” “我。” 是母亲的声音。 伊洛娜打开门。母亲站在门口，脸色不太好看。 “你在这里做什么？”母亲走进房间，四处打量。 “看书。”伊洛娜指了指桌上的那本小说——她提前准备好的道具。 “看书需要租房间吗？” “旅馆的灯光好。” 母亲显然不相信，但她没有追问。她坐到床边，拍了拍旁边的位置。 “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伊洛娜坐下。 “温迪施格雷茨王子，”母亲说，“昨天跟我谈过了。” “谈什么？” “谈你。” 伊洛娜的心跳加快了一拍。“谈我什么？” “他想正式追求你，”母亲说，“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追求，而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追求。” “我才十八岁。” “我十八岁的时候已经生了你。” “那是您。” “你是我女儿，你应该比我更聪明。” 伊洛娜深吸一口气。“母亲，我不喜欢他。” “喜不喜欢不重要，”母亲说，“重要的是，他能拯救拉科齐家族。” “所以我要卖掉自己来拯救家族？” “这不是卖！”母亲的声音提高了，“这是婚姻！所有贵族女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那贵族女人就应该继续这样下去吗？” 母亲沉默了。她看着伊洛娜的眼睛，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东西。 是愤怒？是悲伤？还是绝望？ 也许都是。 “伊洛娜，”母亲的声音忽然软了下来，“我知道你不开心。但这就是我们的命。” “命是可以改的。” “怎么改？” 伊洛娜没有回答。她只是从枕头底下抽出那叠稿纸，递给母亲。 “您看看这个。” 母亲接过稿纸，开始阅读。 读着读着，她的脸色从困惑变成震惊，从震惊变成恐惧。 “你……你写这些东西？” “是。” “你知道如果被人发现，你会被送进疯人院吗？”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写？” 伊洛娜看着母亲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因为如果我不写，我现在就已经疯了。” 母亲的手在颤抖。她把稿纸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是维也纳的暮色。天空被夕阳染成暗红色，像一道正在愈合的伤口。 “把它烧了。”母亲说。 “不。” “烧了它，我当你没写过。” “不。” 母亲转过身，盯着她。“你不烧，我烧。” 她拿起稿纸，走向壁炉。 伊洛娜没有动。她只是看着母亲的手，看着那叠稿纸在火焰中卷曲、变黑、化为灰烬。 “您烧了它也没用，”伊洛娜说，“我能写一篇，就能写第二篇。” 母亲的手停在半空中。 “您知道为什么吗？”伊洛娜站起来，走到母亲面前，“因为我不是在写文章。我是在活着。” 母亲张了张嘴，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她只是伸出手，轻轻抚摸了一下伊洛娜的脸颊。 “你像你父亲，”母亲低声说，“固执得像一头牛。” “我是您的女儿。” “是的，”母亲说，“你是我的女儿。” 她转过身，走向门口。 “明天，王子请我们吃晚饭。你会去的，对吗？” 伊洛娜沉默了几秒钟。 “我会去的。” 母亲点了点头，推门走了。 伊洛娜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看着壁炉里的灰烬，忽然觉得那些灰烬很美。 比任何钻石都美。 晚上十点，雅各布的咖啡馆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托马斯·马萨里克。 捷克教授今天没有戴眼镜，穿着一件旧外套，脸色比平时更苍白。 “这么晚了，您还没睡？”雅各布问。 “睡不着，”马萨里克坐到角落的桌子旁，“给我一杯黑咖啡。” “这么晚喝咖啡，更睡不着。” “那就更好了。清醒总比做梦强。” 雅各布煮了一杯咖啡端过去。马萨里克没有喝，只是盯着杯子里黑色的液体，像是在看什么东西。 “科恩先生，”他忽然说，“你相信帝国会灭亡吗？” 雅各布愣了一下。“这不是一个教授应该问的问题。” “教授也是人，”马萨里克说，“人就会问问题。” “我不知道帝国会不会灭亡，”雅各布说，“我只知道，只要咖啡馆还开着，我就有饭吃。” 马萨里克笑了。“你很现实。” “在帝国里生活，现实比理想更有用。” “但现实不能改变任何东西，”马萨里克说，“理想可以。” “理想也杀死了很多人。” 马萨里克沉默了几秒钟。“你说得对。但有些东西，值得用生命去换。” “比如？” “比如自由。” 雅各布看着马萨里克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悲伤，而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 这个人，是真的相信他能改变世界。 雅各布不知道该佩服他还是可怜他。 “马萨里克先生，”雅各布说，“我有件事想提醒您。” “什么事？” “有人在找您。” 马萨里克的脸色变了。“什么人？” “我不知道，”雅各布说，“但他愿意花两百福林买您的行踪。” “你告诉他了吗？” “没有。” “为什么？” 雅各布想了想。“因为您是我的客人。我的客人，我不会出卖。” 马萨里克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端起咖啡，一饮而尽。 “谢谢你，科恩先生。” “不客气。但您要小心。在这个帝国里，愿意花钱找人的，通常不是善茬。” 马萨里克站起来，戴上帽子。 “科恩先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教人们独立思考吗？” “不知道。” “因为，”马萨里克说，“一个会思考的民族，是不会永远做奴隶的。” 他推门走了。 夜风吹进来，吹灭了桌上的一根蜡烛。 雅各布重新点燃蜡烛，看着火焰在烛芯上跳动。 “一个会思考的民族，是不会永远做奴隶的。” 这句话在他脑海里反复回荡。 他是犹太人。他的民族已经做了两千年的奴隶。 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思考？ 也许，他们一直在思考。 只是思考不能当饭吃。 他吹灭了蜡烛，关上了门。 窗外，维也纳的夜空没有星星。 只有一轮弯月，像一把锋利的镰刀，悬在帝国上空。 第七章：环城大道的枪声 1871年10月，维也纳 环城大道是一条正在长身体的路。 它从1857年开始修建，皇帝亲自下令拆除古老的城墙，在原址上建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用宏伟的公共建筑来装点帝国的脸面。十几年过去了，大道还没有完全建成，但已经初具规模——歌剧院的脚手架还没拆完，市政厅只建了一半，博物馆还在挖地基。整条路像一个正在换牙的孩子，到处是豁口和工棚，但已经能看出未来的模样。 维也纳人对此心情复杂。一方面，他们为这座城市的“现代化”感到骄傲；另一方面，他们为越来越高的税单感到肉疼。 “一条路而已，”施密特站在军事学院的窗前，看着远处工地上忙碌的身影，“花了几千万福林，修了十四年，还没修完。等修完了，我们可能都退伍了。” “也许我们永远看不到它修完。”莱奥说。 施密特转过头。“你最近说话越来越悲观了。” “不是悲观，”莱奥说，“是现实。” “你才十七岁，哪来这么多‘现实’？” 莱奥没有回答。他正在擦一双军靴——不是自己的，是教官的。这是他的惩罚：上周因为在战术课上顶撞教官，被罚擦一个月的靴子。 “听说你母亲再婚了？”施密特忽然问。 莱奥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擦。“嗯。” “你见过那个人吗？” “没有。” “不想见？” “不想。” 施密特走到他身边，坐下来。“莱奥，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不聪明，而是太把自己关起来了。” “什么意思？” “你从来不跟别人说你在想什么，”施密特说，“你把所有事情都憋在心里，憋到最后，要么爆炸，要么腐烂。” 莱奥抬起头看着他。“那你想让我说什么？” “比如说，你恨你母亲吗？” 莱奥沉默了几秒钟。“不恨。” “真的？” “真的。她一个人，带着我，过了四年。她没有义务为我父亲守一辈子寡。”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回家？” 莱奥没有回答。他低下头，继续擦靴子。 施密特叹了口气。“算了，你不想说就不说。但记住，如果你需要人说话，我在这儿。” “谢谢。” 施密特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 莱奥一个人坐在宿舍里，手里拿着那只靴子，忽然觉得它很重。 不是物理上的重。 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压在胸口，让他喘不过气来。 伊洛娜今天破例去了雅各布的咖啡馆。 不是她想去的，是她的新“朋友”带她去的。 这位新朋友叫艾米莉·弗洛格，是一位维也纳本地的贵族小姐，比伊洛娜大三岁，思想开放，喜欢抽烟和读哲学书。她们是在温迪施格雷茨王子的一次晚宴上认识的——当时艾米莉正在角落里偷偷抽一支卷烟，被伊洛娜撞见了。 “你也来一根？”艾米莉递给她。 “我不会。” “那就学。” 伊洛娜学了。第一口呛得她眼泪直流，但第二口就好多了。从那以后，她们成了朋友。 “这个地方，”艾米莉推开咖啡馆的门，压低声音说，“是维也纳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 伊洛娜走进去，环顾四周。店面不大，灯光昏暗，空气中弥漫着咖啡和旧烟草的味道。角落里坐着几个看上去像工人的男人，正在低声交谈。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瘦削的年轻人，正在擦杯子。 “一杯牛奶咖啡，一杯黑咖啡。”艾米莉对柜台后的年轻人说。 “黑咖啡不加糖？”年轻人问。 “加一点点。” 年轻人点了点头，开始煮咖啡。伊洛娜注意到他的眼睛——黑色的，很亮，像两颗打磨过的石子。那双眼睛扫过她的脸，停留了不到一秒，然后移开了。 “那是老板，雅各布·科恩，”艾米莉低声说，“犹太人，据说以前在布达佩斯混过。别看他年纪不大，这条街上没有人敢惹他。”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每个人的秘密。” 她们找了个位子坐下。伊洛娜环顾四周，忽然注意到角落里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正在读一本厚厚的书。他的表情很专注，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 “那个人是谁？”伊洛娜问。 “不知道，”艾米莉说，“但听说是个大学教授，捷克人，经常来这里。” 伊洛娜多看了那人一眼。教授？这么年轻的教授？ 雅各布端着咖啡走过来，放在桌上。 “请慢用。” “谢谢，”伊洛娜说，“你这家店开多久了？” “两年多。” “生意好吗？” “勉强糊口。” 伊洛娜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差点吐出来。“这也太苦了！” “黑咖啡就是苦的。”雅各布面无表情地说。 “我喝过黑咖啡，没这么苦的。” “那您喝的不是真正的黑咖啡。” 伊洛娜瞪着他。雅各布毫不退缩地看着她。 “你这个人，”伊洛娜说，“说话很不客气。” “您付的是咖啡的钱，不是客气的钱。” 艾米莉在旁边笑出了声。“伊洛娜，我跟你说过，这个人很有意思。” 伊洛娜没有笑。她放下咖啡杯，站起来，走到柜台前。 “给我一杯牛奶咖啡，多加点奶，加两块糖。” “加奶加糖都要加钱。” “加。” 雅各布转身去煮新的咖啡。伊洛娜站在柜台前，看着他的背影。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她问。 “擦鞋的。” “擦鞋的？” “在布达佩斯火车站，”雅各布头也不回地说，“擦了两年。” “那你是怎么开起咖啡馆的？” 雅各布转过身，把新煮的牛奶咖啡放在柜台上。“您的问题太多了。” “我好奇。” “好奇心会害死猫。” “我不是猫。” 雅各布看着她，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不是笑，更像是某种认可。 “您是一个有趣的客人，”他说，“所以我破例回答您一个问题。只能一个。” 伊洛娜想了想。“你怕什么？” 雅各布愣了一下。他显然没想到她会问这个。 “我什么都不怕。”他说。 “你在撒谎。” “您怎么知道？” “因为你回答得太快了。” 雅各布沉默了。他看着伊洛娜的眼睛，那双灰色的眼睛像是能看穿一切。 “我怕，”他缓缓说，“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一无所有。” “你不是已经一无所有了吗？” “不，”雅各布说，“我还有这家咖啡馆。还有……” 他没有说完。 伊洛娜没有追问。她端起牛奶咖啡，喝了一口。这次好多了——甜，暖，像维也纳的秋天应该有的味道。 “谢谢你，科恩先生。” “叫我雅各布。” 莱奥在下午四点接到一个任务：护送一位“重要人物”从军事学院到环城大道工地。 “重要人物”是谁？教官没有说。只说“到了就知道了”。 莱奥换上正式军装，佩好刺刀，站在学院门口等待。一辆黑色马车停在路边，车门打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走了下来。 莱奥认出了他——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 “又见面了，小子。”老人打量了他一眼，“长高了一点，但还是太瘦。” “男爵阁下，”莱奥立正敬礼，“请问今天的任务是？” “陪我走一段路，”老人说，“边走边说。” 他们沿着街道向环城大道走去。老人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像一个习惯了长途行军的老兵。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叫你来吗？”老人问。 “不知道。” “因为你父亲，”老人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如果他活着，今天该四十五岁了。” 莱奥的脚步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走。 “我带你去看看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老人说，“不是战场，是工地。” “工地？” “环城大道。你父亲生前参与过最早的规划。他当时说，‘这条路修好了，维也纳才能配得上帝国的荣耀’。” 莱奥没有说话。他看着远处工地上密密麻麻的脚手架和工人，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父亲的手，曾经触摸过这片土地。 他们走到歌剧院门口。歌剧院的正面已经建好了，大理石墙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但侧面还是光秃秃的砖墙，工人们正在脚手架上忙碌。 “停下。”老人忽然说。 莱奥停下脚步。老人指着歌剧院的拱门上方，那里刻着一行字。 “念出来。” 莱奥念道：“‘艺术的力量，超越一切。’” “这是你父亲最喜欢的一句话，”老人说，“他常说，帝国可以灭亡，但艺术永存。” “我父亲……不是一个军人吗？” “军人也可以喜欢艺术，”老人说，“你父亲不仅喜欢艺术，还喜欢诗歌。他甚至自己写诗。” 莱奥惊讶地看着他。“他从没跟我说过。” “也许他不好意思，”老人说，“一个骑兵少校写诗，在军营里会被笑话的。” 莱奥想象父亲在烛光下写诗的样子，觉得那画面既陌生又温暖。 “男爵阁下，”莱奥说，“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老人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他。 “因为，”老人说，“你父亲临死前，托我照顾你。但我不知道怎么照顾一个活人。我只能告诉你，他是一个怎样的人。至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是你自己的事。”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递给莱奥。 “这是你父亲写的最后一首诗。写于柯尼希格雷茨战役的前夜。” 莱奥接过纸，展开。 纸上是用铅笔写的几行字，字迹潦草，但能辨认出来： “马蹄踏碎黎明， 鲜血浇灌土地。 如果明天我死去， 请告诉我的儿子—— 活着，不是为了胜利， 而是为了不后悔。” 莱奥的手在颤抖。 “走吧，”老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该回去了。” 莱奥把纸折好，放进口袋。他抬起头，看着歌剧院的拱门，看着那行字——“艺术的力量，超越一切。” 忽然，一声巨响。 不是从歌剧院传来的，而是从远处——大约两个街区之外。 紧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 然后是尖叫声。 “怎么回事？”老人皱起眉头。 一个工人从脚手架上面跑下来，脸色煞白。“爆炸！有人在工地上放了炸弹！” “什么工地？” “市政厅那边！” 老人看了莱奥一眼。“走，去看看。” 他们跑向市政厅工地。街上已经乱成一团，人们四处逃窜，警察吹着哨子从各个方向赶来。 市政厅工地的脚手架塌了一半，砖石散落一地。地上躺着几个人，有的在呻吟，有的已经不动了。 莱奥蹲下来，检查一个受伤的工人。那人的腿上在流血，脸色惨白。 “叫医生！”莱奥朝周围的人喊道。 “医生在路上了！”一个警察跑过来，“你们是什么人？” “军事学院的，”莱奥说，“我能帮忙。” 警察打量了他一眼。“你学过急救？” “学过一点。” “那就帮忙。但小心点，也许还有炸弹。” 莱奥撕下自己的衣袖，给受伤的工人包扎伤口。他的手法很熟练——军事学院的急救课他上过很多次，但从来没有在实际中用过。 “谢谢你，”工人用带着浓重口音的德语说，“你是个好人。” “别说话，保存体力。” 老人站在一旁，看着莱奥忙碌。他的表情很复杂——有欣慰，有担忧，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半小时后，医生来了。莱奥站起来，手上全是血。 “男爵阁下，”他说，“这是谁干的？” “不知道，”老人说，“但在这个帝国里，想炸东西的人太多了。” 当天晚上，雅各布的咖啡馆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不是警察，也不是马萨里克。而是一个年轻女人——伊洛娜。 她推开门的时侯，雅各布正在收拾桌子。 “关门了。”他说。 “还没到十一点。”伊洛娜看了看墙上的钟。 “今天提前关门。” “为什么？” “因为外面出事了，”雅各布说，“环城大道被炸了。这个时候，一个人在街上走不安全。” “我不是一个人，”伊洛娜说，“我有这个。” 她从袖子里掏出一把小巧的左轮手枪。 雅各布看着她，愣了一下。“你随身带枪？” “贵族小姐的必备品，”伊洛娜笑着说，“防狼用的。” “狼？” “两条腿的那种。” 雅各布叹了口气。“您到底想喝什么？” “什么都不喝，”伊洛娜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今天已经回答过您一个了。” “那再回答一个。” “不行。” “我用消息换。” 雅各布的手停了一下。“什么消息？” “环城大道的炸弹，”伊洛娜说，“我知道是谁放的。” 雅各布盯着她看了几秒钟。“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认识的人，恰好认识放炸弹的人。” 雅各布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把门关上，插上门闩。 “坐。” 他们面对面坐在一张桌子旁。油灯的火苗在两人之间轻轻跳动。 “说吧。”雅各布说。 “放炸弹的是一个意大利人，”伊洛娜压低声音，“叫朱塞佩·马志尼。不，不是他本人，是他的支持者。意大利统一运动的狂热分子。他们想把维也纳炸个洞，提醒帝国‘意大利还没有完’。” “你怎么知道这些？” “温迪施格雷茨王子告诉我的，”伊洛娜说，“他在追我。为了讨好我，什么都说。” 雅各布皱了皱眉。“您不应该告诉我这些。” “为什么？” “因为这会让您陷入危险。” “我不怕危险，”伊洛娜说，“我怕无聊。” 雅各布看着她，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近乎疯狂的好奇。 “您是一个奇怪的女人。”他说。 “您是一个奇怪的犹太人。”她回敬道。 两人对视了几秒钟，然后同时笑了。 “好吧，”雅各布说，“您用这个消息换了一个问题。问吧。” 伊洛娜收起笑容，认真地看着他。 “你相信帝国会灭亡吗？” 雅各布愣了一下。这是马萨里克问过他的问题。现在这个女人又问了一遍。 “为什么每个人都问我这个问题？”他说。 “因为，”伊洛娜说，“每个人都在想这个问题，只是不敢说出来。” 雅各布沉默了很久。 “我不知道帝国会不会灭亡，”他终于说，“但我知道，如果它灭亡了，我不会哭。” “为什么？” “因为它从来没有给过我什么。” 伊洛娜点了点头。“你说得对。它也没有给过我什么。” “您是贵族小姐。” “贵族小姐，”伊洛娜冷笑一声，“不过是货架上的商品。” 雅各布没有说话。他只是倒了两杯咖啡——不是黑咖啡，而是加了奶和糖的。 “请。” 伊洛娜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这次不苦了。 “谢谢你，雅各布。” “不客气，伊洛娜。” 窗外的夜风轻轻吹过，带着火药和秋天的气息。 环城大道上的血迹，明天就会被擦干净。 但有些东西，擦不干净。 第八章：圣诞节的信 1871年12月24日，维也纳 平安夜。 维也纳的街道上铺了一层薄雪，像一块巨大的白桌布，把整座城市盖得严严实实。教堂的钟声从四面八方传来，高低错落，像是在演奏一首无声的曲子。人们在街上匆匆走过，手里拎着包裹——最后一刻的圣诞礼物，或者最后一刻的晚餐食材。 雅各布·科恩没有过圣诞节的习惯。犹太人不过圣诞节，就像基督徒不过逾越节一样自然。但今天，他还是决定在咖啡馆门口挂了一串松枝。 “这不是我们的节日。”费伦茨说。 “客人是基督徒，”雅各布说，“客人高兴，我们就赚钱。” “你越来越像个生意人了。” “我本来就是。” 费伦茨摇了摇头，用独臂把最后一张桌子擦干净。 今天是咖啡馆今年最后一天营业。明天圣诞节，雅各布决定关门休息一天——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明天的街上不会有客人。 “你打算怎么过圣诞？”费伦茨问。 “睡觉。” “一个人？” “一个人。” 费伦茨沉默了几秒钟。“你可以来我家。我女儿会做饭，虽然不好吃，但总比你一个人强。” 雅各布看了他一眼。“你女儿多大了？” “十六。” “未婚？” “你想干什么？” “不想干什么，”雅各布笑了笑，“我只是问问。” 费伦茨瞪了他一眼。“我女儿不嫁犹太人。” “我也没打算娶。” 两人对视了一眼，然后同时笑了。 “谢谢你的邀请，”雅各布说，“但我还是一个人待着吧。一个人比较安静。” “你这个人，”费伦茨叹了口气，“迟早要孤独终老。” “那也不错，”雅各布说，“至少不用给别人养老婆。” 费伦茨走了。咖啡馆里只剩下雅各布一个人。 他坐到柜台后面，点了一盏油灯，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 他打算写信。 写给谁？他不知道。但他觉得今晚必须写点什么。 “亲爱的米里亚姆，”他写道，“今天是平安夜。维也纳下雪了。雪很好看，但很冷。我想，天堂应该不会下雪吧？如果下雪，你会冻着的……” 他写到这里，停住了。 每次他给妹妹写信，都会停在这里。因为他不知道接下来该写什么。他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妹妹过得好不好，不知道她有没有交到朋友，有没有吃饱，有没有人欺负她。 他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他把信纸揉成一团，扔进炉子里。 然后他又拿出一张新的纸。 “亲爱的父亲，”他写道，“我是雅各布。您在的时候，我太小，什么都不懂。现在我想问您一件事：您觉得，我做得对吗？开咖啡馆，赚钱，活着……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活着……” 他又停住了。 他不知道父亲会怎么回答。父亲活着的时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很少说话，很少笑，很少生气。他像一块石头，被生活磨得光滑，但从不改变形状。 雅各布把信纸也揉成一团，扔进炉子。 然后他拿出一张新的纸。 “亲爱的……，”他只写了这两个字，就再也写不下去了。 他不知道这封信该写给谁。 他没有任何人可以写信。 他把纸折好，放回抽屉。然后吹灭油灯，闭上眼睛。 黑暗中，他听见教堂的钟声。 一声，两声，三声。 他在心里数着，一直数到十二。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冷风灌进来，带着雪花的味道。 他看着夜空，看着那些看不见的星星，低声说了一句话。 “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请告诉我——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没有回答。 只有钟声。 莱奥今天回家了。 不是他主动要回的，而是母亲写信来，说“如果圣诞节不回家，就永远别回来了”。 他不想回，但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军事学院放假三天，施密特回林茨老家了，其他同学也各有去处。整栋宿舍楼只剩下他一个人。 所以，他回来了。 母亲的新家在维也纳第十五区，一栋不大的两层楼房，门口挂着“贝克尔木材贸易公司”的牌子。莱奥站在门口，看着那块牌子，觉得它像一堵墙，把他和母亲隔开了。 他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中年男人，秃顶，圆脸，穿着一件棕色的毛衣，肚子微微隆起。他看见莱奥，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就是莱奥？你母亲经常提起你。” “您是赫尔曼·贝克尔？” “对，对，就是我。快进来，外面冷。” 莱奥走进去。房子里很暖和，壁炉里烧着木柴，空气中弥漫着烤鹅和肉桂的味道。 母亲从厨房里走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她看见莱奥，眼眶立刻红了。 “莱奥……” “妈妈。” 他们拥抱了一下。母亲的身体比以前瘦了，肩膀上的骨头硌得莱奥胸口疼。 “你瘦了。”母亲说。 “学院伙食不好。” “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苹果派。” “谢谢。” 赫尔曼站在一旁，有些尴尬地看着他们。“你们聊，我去厨房看看。” 他走了。母亲拉着莱奥坐到沙发上，上下打量着他。 “你长高了。” “嗯。” “军装很合身。” “学院发的。” “头发该剪了。” “过几天剪。” 母亲问了很多问题，莱奥一一回答，但每一个回答都不超过五个字。不是因为他不想说话，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既是他的母亲，又是一个陌生人的妻子。 “你……不恨我吧？”母亲忽然问。 莱奥抬起头。“不恨。” “真的？” “真的。”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回家？” 莱奥沉默了几秒钟。“因为我不知道该叫那个人什么。” “叫叔叔就行。” “叫叔叔？”莱奥的声音微微提高了，“我叫一个陌生人叔叔？” 母亲的手微微颤抖。“他不是陌生人。他是我的丈夫。” “他不是我父亲。” “没人说他是你父亲。” 两人沉默了。 壁炉里的木柴发出一声脆响，像是有人在叹气。 “莱奥，”母亲握住他的手，“我知道你不容易。但我也很难。你父亲死了，我一个人带着你，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未来。赫尔曼对我很好。他从不打骂我，从不喝酒，从不赌博。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善良的商人。” “那你爱他吗？” 母亲愣住了。 “你爱他吗？”莱奥又问了一遍。 母亲低下头，沉默了很久。 “爱，”她终于说，“但不是那种爱。是另一种。是感激，是陪伴，是不想一个人孤独终老。” 莱奥看着母亲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悲伤，不是幸福，而是一种疲惫的平静。 “我明白了。”莱奥说。 “你明白什么？” “你活着，不是为了幸福。你只是为了不那么痛苦。” 母亲的眼眶又红了。她伸手摸了摸莱奥的脸。 “你长大了，”她说，“比你父亲还懂事。” “我比父亲更清醒。” “清醒是好还是坏？” “不知道，”莱奥说，“但至少不会做梦。” 晚饭是烤鹅、土豆泥、红菜汤和苹果派。赫尔曼坐在餐桌对面，努力找话题跟莱奥聊天——木材价格、铁路建设、维也纳的房地产市场。莱奥敷衍地回答，心里想的是父亲写的那首诗。 “活着，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不后悔。” 他不知道父亲后不后悔。 也许不后悔。也许后悔了，但没说。 晚饭后，莱奥帮忙收拾碗筷。母亲在厨房里洗碗，他站在一旁擦盘子。 “妈妈，”他忽然说，“我想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 “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 母亲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洗。 “在战场上。” “我知道。但我想知道细节。” 母亲把碗放在架子上，转过身看着他。 “你真的想知道？” “真的。” 母亲深吸一口气。 “你父亲所在的骑兵团，在柯尼希格雷茨战役的最后一天，接到了冲锋的命令。冲锋的目标是普鲁士的一个炮兵阵地。那个阵地有三十二门火炮，而你父亲只有不到两百名骑兵。” “他们为什么要冲？” “因为如果不冲，步兵就会全军覆没。” “所以他们冲了？” “冲了。”母亲的声音很低，“你父亲是第一个冲上去的。他的马被炮弹炸死了，他从地上爬起来，继续跑。跑了大约五十步，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喉咙。” 莱奥的手在颤抖。 “倒下之前，”母亲说，“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战友。然后他笑了。” “笑了？” “笑了。不是苦笑，不是嘲笑，而是……一种奇怪的、满足的笑。” “为什么？” “因为他的战友们都还在。他没有白白送死。他的冲锋，让后面的人有了活下来的机会。” 莱奥闭上眼睛。 他想象父亲在战场上奔跑的样子。没有马，没有枪，只有一具血肉之躯，冲向三十二门火炮。 他不知道那叫勇敢还是愚蠢。 但他知道，那是父亲的选择。 “谢谢你，妈妈。”他说。 “不客气，儿子。” 伊洛娜今天没有回家。 她留在维也纳，住在一家旅馆里，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信的内容很简单： “亲爱的父亲： 我不回去了。不是因为我恨您，而是因为我需要时间想清楚一些事情。 母亲希望我嫁给温迪施格雷茨王子。您知道这件事。 我不爱他。也许您会说，‘爱不重要’。但对我来说，爱很重要。 我不会让家族破产。我会找到别的办法。但不会是嫁人。 请原谅我的任性。也请原谅我的固执。 您的女儿， 伊洛娜” 她写完之后，把信折好，塞进信封。然后她拿起外套，走出旅馆，向邮局走去。 街上的人很少。大多数人都在家里过圣诞节。偶尔有几个醉汉从酒馆里摇摇晃晃地走出来，嘴里唱着跑调的圣诞歌。 邮局还开着。伊洛娜把信交给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付了邮票钱，然后转身离开。 走到门口，她撞上了一个人。 “对不起……”她抬起头，愣住了。 站在她面前的，是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 不是穿着军礼服的王子，而是一个穿着便装、戴着围巾、手里拎着一袋面包的普通人。 “伊洛娜？”王子也愣住了，“你怎么在这里？” “我……寄信。” “圣诞节寄信？” “嗯。” 王子看着她，忽然笑了。“你知道吗，伊洛娜·拉科齐，你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女人。” “您也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王子。” “为什么？” “因为王子不应该自己在平安夜买面包。” 王子举起手中的袋子。“佣人放假了。我只能自己买。” “那您为什么不回家？” “回家？”王子苦笑了一下，“我的‘家’是一座有七十六个房间的宫殿。一个人待在里面，会疯的。” 伊洛娜不知道该说什么。 “走吧，”王子说，“我请你喝杯酒。我知道附近有一家酒馆，今晚开门。” “我不喝酒。” “那就喝茶。” “我不喝茶。” “那就喝水。” 伊洛娜忍不住笑了。“好吧，我陪您去。但只能喝一杯。” “一杯就一杯。” 他们走进街角的一家小酒馆。酒馆里人不多，灯光昏暗，空气中弥漫着啤酒和香肠的味道。王子找了个角落的位子坐下，脱下围巾。 “您不怕被人认出来？”伊洛娜问。 “认出来又怎样？王子也是人。” 酒保走过来，王子点了两杯热红酒。 “您经常来这种地方？”伊洛娜问。 “经常，”王子说，“这里的人不会假装认识我。对他们来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客人。” “那您喜欢这种‘普通’的感觉？” “喜欢，”王子说，“因为‘普通’才是真实的。宫殿里的生活，全是假的。” 伊洛娜看着他。这个男人的脸上没有那种猫看老鼠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疲惫的、真实的忧伤。 “您怎么了？”她问。 王子沉默了几秒钟。 “我父亲，”他说，“昨天去世了。” 伊洛娜愣住了。“什么？” “癌症。拖了半年。昨天下午，在睡梦中走的。” “您……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王子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我不想让别人可怜我。” 伊洛娜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伸出手，放在王子的手背上。 “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 “我不是道歉，我是……同情。” “我也不需要同情。” “那您需要什么？” 王子看着她。“需要一个人，听我说说话。不需要安慰，不需要建议，只需要听。” “那您说吧。我听着。” 王子开始说话。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个严厉的人，从不表扬他，从不拥抱他，甚至很少跟他说话。他说他从小就渴望得到父亲的认可，但父亲去世前最后一句话是“你还可以做得更好”。他说他恨父亲，但也爱父亲，这种矛盾让他痛苦了三十多年。 “现在他死了，”王子说，“我以为我会轻松。但我更痛苦了。” “为什么？” “因为，”王子的声音很低，“我永远没有机会让他认可我了。” 伊洛娜握紧了他的手。 “卡尔，”她第一次叫他的名字，没有加“殿下”，“您不需要他的认可。” “为什么？” “因为，”伊洛娜说，“您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人了。” 王子看着她，眼眶微微发红。 “你是在安慰我吗？” “不是。我是在说实话。” 两人对视了很久。 酒馆里的钟敲了十二下。 “圣诞快乐，伊洛娜。” “圣诞快乐，卡尔。” 莱奥在午夜时分离开了母亲的家。 他不想留下来过夜。母亲没有强留。赫尔曼送他到门口，递给他一个包裹。 “这是你母亲给你织的围巾，”赫尔曼说，“她织了两个月。” 莱奥接过包裹，点了点头。 “谢谢你，贝克尔先生。” “叫我赫尔曼。” “……赫尔曼。” 莱奥转身走进雪中。 街道上没有人，只有雪花无声地飘落。他走了大约十分钟，忽然停下来，靠在路边的灯柱上。 他从口袋里掏出父亲的诗，在路灯下展开。 “活着，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不后悔。” 他把诗折好，放回口袋。然后抬起头，看着漫天飞雪。 “父亲，”他低声说，“我不后悔。” 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不后悔什么。 也许是说不后悔回家。 也许是说不后悔活着。 也许什么都不后悔。 雪越下越大。 维也纳的平安夜，没有天使唱歌，没有奇迹发生。 只有一个人，站在雪中，握着一首诗，等待明天。 第九章：雪地里的脚印 1872年1月7日，维也纳 新年后的维也纳像一头刚睡醒的熊，懒洋洋地从雪堆里爬起来。 街道上的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被马蹄和车轮碾成了灰黑色的泥浆。工人们正在拆除圣诞市场的棚架，那些卖热栗子和烤肠的小贩们缩着脖子，在寒风中数着节日期间赚来的硬币。孩子们已经拆完了礼物，开始百无聊赖地趴在窗台上，盼着春天快点来。 军事学院的新学期开始了。 莱奥·冯·海登莱希站在操场上，手里握着一把步枪，等待射击课的开始。今天的气温是零下八度，呼出的白气在面前凝成一团雾。他的手指冻得发僵，扣扳机的时候可能会抖。 “海登莱希！” “到！” 教官走到他面前，递给他一张纸条。“有人找你。课后去门房。” 莱奥接过纸条，看了一眼。上面只有一行字：“下午四点，老地方。”没有署名，但他认得那笔迹——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 他把纸条塞进口袋，继续上课。 射击课结束后，莱奥没有回宿舍，直接去了门房。男爵站在门口，穿着一件厚厚的军大衣，手里拄着一根拐杖——莱奥注意到，他上次见面时还没有用拐杖。 “男爵阁下，您的腿怎么了？” “老毛病，痛风，”男爵挥了挥手，“不碍事。走吧，陪我走走。” 他们沿着学院后面的小路向多瑙河方向走去。河面上结了一层薄冰，几只水鸟在冰面上小心翼翼地走着，像是在试探上帝的耐心。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男爵问。 “1月7日。” “废话。我问的是，历史上今天发生过什么。” 莱奥想了想。“不知道。” “1855年1月7日，撒丁王国与法国秘密签订同盟条约，为后来的意大利统一战争铺平了道路。”男爵顿了顿，“十六年后，意大利人统一了，而我们奥地利被赶出了意大利。” “您是在提醒我，帝国正在失去影响力？” “我在提醒你，”男爵停下脚步，“帝国永远在失去东西。领土、影响力、军队、年轻人……唯一不失去的，是傲慢。” 莱奥没有说话。 “你最近见过你母亲吗？”男爵问。 “圣诞节见了。” “她怎么样？” “还行。” “你呢？” “还行。” 男爵转过身，看着他。“你就不能多说几个字？” 莱奥想了想。“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就说说你的想法。你对帝国的未来怎么看？” “我没有想法。” “撒谎。” 莱奥沉默了几秒钟。“好吧。我觉得帝国正在腐烂。像一棵大树，外面看着还挺壮，里面已经被虫子蛀空了。” “然后呢？” “然后？然后它会倒。也许十年，也许五十年，但一定会倒。”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莱奥愣了一下，“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是一个军校学员。” “你以后会是军官。军官也是可以做点什么的。” “比如？” “比如，”男爵说，“在树倒的时候，尽量少砸死几个人。” 莱奥看着男爵的眼睛。那双浑浊的老眼里有一种奇怪的认真。 “您是在教我做一个‘好人’吗？” “不，”男爵说，“我在教你做一个‘有用的人’。好人在这个帝国里活不长，有用的人可以。” “您觉得我能成为‘有用的人’吗？” “不知道，”男爵说，“但你父亲是。我希望你也是。” 同一天下午，伊洛娜在维也纳大学附近的一家书店里假装看书。 她其实在等人。 等的是一个叫“维拉”的女人。维拉是艾米莉·弗洛格介绍给她的朋友，据说是一个“妇女协会”的组织者。艾米莉说，如果伊洛娜真的想为女性做点事，就应该见见维拉。 伊洛娜等了大约十五分钟，一个穿着深绿色大衣、戴着宽檐帽的女人走了进来。她大约三十岁，长相普通，但眼神很锐利，像一把没出鞘的刀。 “伊洛娜·拉科齐？”女人走到她面前。 “是我。” “我是维拉。走吧，这里不方便说话。” 她们走出书店，沿着一条小巷来到一栋不起眼的居民楼。维拉掏出钥匙打开门，带着伊洛娜上了三楼，走进一间布置简单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女人在演讲，台下挤满了听众。 “坐，”维拉指了指沙发，“想喝什么？茶还是咖啡？” “茶。” 维拉泡了两杯茶，端过来坐下。 “艾米莉跟我说了你的事，”维拉说，“她说你写文章。” “写过一些。但被我母亲烧了。” “可惜。还写吗？” “写。但藏起来了。” 维拉点了点头。“你知道维也纳有多少女人在写文章吗？” “不知道。” “十几个。但敢发表的，不到三个。敢用真名的，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维拉喝了一口茶，“这个社会不允许女人有脑子。女人可以有脸蛋、有身材、有教养，但不能有思想。有思想的女人，要么被送进疯人院，要么被关在家里一辈子。” 伊洛娜握紧了茶杯。“那您呢？您是怎么做到的？” “我？”维拉笑了笑，“我已经被送进过两次疯人院了。” 伊洛娜愣住了。 “第一次是1867年，我组织了一次妇女集会，要求投票权。警察把我抓起来，医生说我有‘歇斯底里症’，关了三个月。第二次是1869年，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批评婚姻法。法官说我‘精神异常’，又关了两个月。” “那您为什么还要继续？” 维拉放下茶杯，认真地看着她。 “因为，”她说，“如果我放弃了，那些比我更弱的女人就没有人替她们说话了。” 伊洛娜沉默了。 她想起自己在旅馆房间里偷偷写文章的样子。那时候她觉得自己很勇敢。现在跟维拉比起来，她像一个在玩水的小孩。 “我想加入你们。”伊洛娜说。 “你想清楚了吗？这不是写几篇文章的事。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什么代价？” “朋友、家庭、名声……也许一切。” 伊洛娜想起母亲的脸，想起父亲的信，想起温迪施格雷茨王子的笑容。 “我不在乎。”她说。 维拉看着她，笑了。“你知道吗，你让我想起十年前的我。那时候我也这么说过。” “然后呢？” “然后我后悔了。但后悔之后，我又不后悔了。” 伊洛娜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但她觉得，总有一天她会懂的。 雅各布·科恩今天遇到了一件怪事。 一个陌生女人走进了他的咖啡馆。 不是普通的女人。她穿着一件昂贵的皮草大衣，戴着钻石耳环，手指上套着三枚戒指。她的脸保养得很好，看不出实际年龄——也许三十五，也许四十五。但她走路的方式不像贵族小姐，更像一个习惯了发号施令的人。 “您是科恩先生？”女人站在柜台前，声音不高，但很有分量。 “是我。您想喝什么？” “不喝。我想跟你谈笔生意。” 雅各布看了她一眼。“什么生意？” 女人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照片，放在柜台上。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男人，大约二十出头，戴眼镜，表情严肃。 “您认识这个人吗？” 雅各布看了一眼照片。他当然认识——托马斯·马萨里克。 “不认识。”他说。 “科恩先生，请不要对我说谎。我知道他来过您的咖啡馆。” “我的咖啡馆每天有几十个客人，我不可能记住每一个人。” 女人微微一笑。那笑容不温暖，反而让人后背发凉。 “科恩先生，我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但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您的耐心有多长，跟我没有关系，”雅各布说，“我这里只卖咖啡，不卖客人的信息。” 女人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从包里掏出一叠纸币，放在柜台上。至少两百福林。 “我再问一次：您认识这个人吗？” 雅各布看了一眼那叠钱，然后抬起头，看着女人的眼睛。 “不认识。” 女人把钱收回包里，站起来。 “科恩先生，您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我每天都在做错误的选择，”雅各布说，“不差这一个。” 女人转身走了。她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如果您的咖啡馆哪天着火了，请不要感到意外。” 门关上了。 费伦茨从厨房里探出头来。“那个女人是谁？” “不知道。” “她威胁你。” “我听到了。” “你打算怎么办？”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去买个灭火器。” 费伦茨摇了摇头。“你这个人，死到临头还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雅各布说，“我真的需要买个灭火器。” 莱奥在傍晚时分回到了军事学院。 他走进宿舍，发现施密特正坐在床上，手里拿着一封信，脸色不太好看。 “怎么了？”莱奥问。 施密特把信递给他。“你自己看。” 莱奥接过信，扫了一眼。信是施密特的父亲写来的，内容很简单：家里的木材生意破产了，欠了一大笔债。施密特下学期的学费可能交不上了。 “他们想让我退学。”施密特的声音很低。 “没有别的办法吗？” “没有。我父亲说，除非我能拿到奖学金。” “那就拿奖学金。” “你开玩笑吧？我的成绩排在全年级第三十二名。奖学金只给前十名。” 莱奥坐到施密特旁边。“也许有别的办法。” “比如？” “比如……我去找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他认识很多人。也许他能帮忙。” 施密特看着他。“你为什么要帮我？” “因为你请我喝过咖啡。” 施密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就因为这个？” “就因为这个。” “你这个人，”施密特拍了拍他的肩膀，“有时候真的不像一个军官。” “军官应该什么样？” “冷酷，无情，只顾自己。” “那我不当军官好了。” 施密特笑了，但笑容里带着苦涩。 莱奥没有再说安慰的话。他只是坐在那里，陪着施密特，一起看着窗外的暮色。 有些时候，陪伴比说话更有用。 晚上九点，雅各布正准备关门，马萨里克来了。 捷克教授今天穿了一件新大衣，脸色比上次好了一些。他走进门，摘下帽子，坐到角落的桌子旁。 “今天有人来找我了。”雅各布端上一杯咖啡，直接说。 “什么人？” “一个女人。穿皮草，戴钻石，很有钱。她拿着你的照片，问我认不认识你。” 马萨里克的脸色变了。“你说了什么？” “我说不认识。” “她信了吗？” “不信。但她走了。” 马萨里克沉默了几秒钟。“她走之前说了什么？” “说我的咖啡馆可能会着火。” 马萨里克低下头，双手捧住咖啡杯。“对不起，科恩先生。我把你卷进来了。” “不怪你，”雅各布说，“怪我自己。我不应该问你那些问题。” “什么问题？” “比如，你为什么要教人们独立思考。” 马萨里克苦笑了一下。“你现在知道了？” “知道了。教独立思考的人，通常会被有权有势的人盯上。” “那你后悔认识我吗？” 雅各布想了想。“不后悔。” “为什么？” “因为，”雅各布说，“你的咖啡钱给得很大方。” 马萨里克看着他，忽然笑了。那是雅各布第一次看见他真正笑——不是礼貌的微笑，而是发自内心的、温暖的笑。 “科恩先生，你是一个奇怪的人。” “您也是，马萨里克先生。” “叫我托马斯。” “那您叫我雅各布。” 两人端起咖啡杯，像碰杯一样轻轻碰了一下。 “为了什么？”马萨里克问。 “为了活着。”雅各布说。 “为了活着。” 他们一饮而尽。 窗外，雪又开始下了。 维也纳的一月，总是这样——你以为雪停了，它又来了。你以为春天近了，它还很远。 但雪总会停的。 春天总会来的。 第十章：世博会前的火光 1873年4月，维也纳 维也纳世博会还有一个月才开幕，但整座城市已经像一锅即将沸腾的汤。 从环城大道到美泉宫，工人们日夜不停地赶工。主展馆的圆顶还没有完全封顶，脚手架像蜘蛛网一样缠绕着钢架。各国展馆也在争分夺秒——德国馆已经完工了，意大利馆还在砌墙，奥斯曼馆连地基都没打好。维也纳人一边抱怨交通堵塞，一边骄傲地看着这座城市从一个沉闷的帝都变成欧洲的橱窗。 “世博会，”施密特靠在咖啡馆的椅子上，把一份报纸摊在桌上，“据说是人类进步的庆典。” “人类进步，”雅各布擦着杯子，“就是让富人看穷人的笑话。” “你太悲观了。” “你太乐观了。” 施密特没有反驳。他在军事学院的最后一年了，如果没有意外，今年夏天就能毕业，被授予少尉军衔。学费的事，莱奥真的去找了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男爵也真的帮了忙——一个电话打给学院院长，施密特获得了一笔“特别助学金”。至于这钱是谁出的，男爵没说，施密特也没问。 “莱奥今天怎么没来？”施密特问。 “他说有训练。” “大晚上的训练？” “军事学院的事，我不懂。” 施密特喝了一口咖啡——照例很苦，但他已经习惯了。“雅各布，你听说了吗？最近有人在维也纳到处贴传单。” “什么传单？” “反犹的。说犹太人是‘帝国的蛀虫’，要把犹太人赶出去。” 雅各布擦杯子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擦。“传单而已。又不是第一次。” “这次不一样，”施密特压低声音，“我听说有人在组织‘市民自卫队’，专门针对犹太人开的店铺。” “你从哪听说的？” “学院里。有些学员私下在传。”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谢谢你告诉我。” “你不担心？” “担心有用吗？” 施密特叹了口气。“你这个人，永远是一副天塌下来也不怕的样子。” “天塌下来，有高个子的顶着，”雅各布看了一眼施密特的身高，“比如你。” 施密特哭笑不得。 莱奥确实在训练。但不是普通的训练。 他被选入了“世博会特别警卫队”——一支由军事学院精英学员组成的临时部队，负责世博会期间的安保工作。能入选的人不多，全年级只有十二个，莱奥是其中之一。 教官说，选他的理由是“冷静、反应快、枪法准”。 莱奥觉得真正的理由是“没人愿意跟他在一个宿舍里待着”——他太安静了，安静到让人不舒服。 特别警卫队的第一次集训在美泉宫附近的一块空地上进行。带队的是冯·克劳塞维茨上校，一个五十多岁的普鲁士裔军官，说话像下命令，走路像阅兵。 “你们的任务很简单，”上校站在十二个学员面前，声音像打雷，“保护世博会期间来维也纳的各国元首和贵宾。如果有人想刺杀他们，你们要在刺客扣扳机之前把刺客干掉。” “如果刺客已经扣了扳机呢？”一个学员问。 “那你就在刺客扣第二下之前把他干掉。” 学员们面面相觑。莱奥没有表情。 集训持续了三个小时，内容主要是体能训练和模拟演练。结束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莱奥收拾好装备，准备回学院。 “海登莱希。” 莱奥转过身。冯·克劳塞维茨上校站在他身后，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你的档案上说，你父亲是弗里茨·冯·海登莱希？” “是的。” “在柯尼希格雷茨战死的？” “是的。” 上校沉默了几秒钟。“你父亲是个好军官。我也是那场战役的幸存者。我亲眼看见他冲锋。” 莱奥的心跳加快了。“您……亲眼看见的？” “是的。他冲在第一个。马倒了他就步行。跑得比谁都快。”上校的声音很低，“那天下午，我失去了很多朋友。但你父亲……是最让我难忘的一个。” “他死之前，有没有说什么？” “说了。他说，‘告诉我的儿子，不要恨普鲁士人。’” 莱奥愣住了。 “就这些？”他问。 “就这些。”上校拍了拍他的肩膀，“你父亲是一个没有仇恨的人。在这个帝国里，这是最难得的品质。” 上校走了。莱奥站在原地，看着夜空。 没有仇恨。 父亲临死前，想的不是复仇，而是让他不要恨。 莱奥忽然觉得胸口很堵。不是悲伤，而是一种说不清的、巨大的东西，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伊洛娜在四月中旬收到了父亲的回信。 不是通过邮局——邮局太慢了。父亲专门派了一个信使，骑马从布达佩斯赶到维也纳，连夜把信送到她住的旅馆。 信写得很短： “伊洛娜： 你母亲病了。不是大病，但医生说需要静养。她每天都在念叨你的名字。 我不知道你说的‘别的办法’是什么。但我知道，你是一个固执的孩子，一旦决定了就不会回头。 我不怪你。我年轻时也一样。 但请你记住：家族的血脉不是枷锁，而是根。你可以离开根，但根不会离开你。 如果你在维也纳遇到了困难，去找这个人——安德拉希·久洛伯爵。他欠我们家族一个人情。 父亲” 信的最后附了一个地址，在维也纳第一区。 伊洛娜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她没有哭，也没有笑。她只是觉得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戳了一下。 不疼，但留下了痕迹。 她拿起笔，给父亲回信。写完之后，她穿上外套，决定出去走走。 维也纳的四月，夜晚还是有些凉。她沿着多瑙河走了一段，看着河面上倒映的月光，忽然想起一个人。 那个在舞会侧门站岗的年轻学员。莱奥·冯·海登莱希。 她不记得他的脸了，只记得他的眼睛——灰蓝色的，很安静，像冬天的湖水。 她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他。也许是因为，他是她在维也纳遇到的唯一一个不会说漂亮话的人。 不会说漂亮话的人，在这个城市里，比钻石还稀有。 4月18日，凌晨三点。 雅各布被一阵浓烟呛醒。 他住在咖啡馆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窗户对着塔博尔大街。他睁开眼，看见窗外映着一片橙红色的光。 火。 他跳下床，冲到窗边，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带着焦糊味和热浪。 着火的是街对面的一家布料店。火势已经很大了，火焰从一楼的窗户里蹿出来，舔着二楼的阳台。街上有人在大喊大叫，有人在提水桶，有人在敲钟报警。 雅各布没有冲出去救火。他只是站在窗前，看着那片火光，脑子里飞速运转。 着火的是布料店。布料店旁边是一家肉铺，肉铺旁边是他的咖啡馆。如果火势蔓延，他的咖啡馆会在半小时内变成一堆灰烬。 他开始穿衣服。 穿到一半，他忽然想起一件事——那个穿皮草的女人说过的话：“如果您的咖啡馆哪天着火了，请不要感到意外。” 这不是意外。 这是警告。 雅各布穿好衣服，冲下楼。他打开咖啡馆的后门，跑进小巷，绕到街对面。布料店门口已经围了一群人，有人在泼水，有人在往外搬东西。 “有人受伤吗？”雅各布问一个正在提水的男人。 “不知道！火太大了，进不去！” 雅各布看了一眼布料店的二楼。窗户里有人在喊——是女人的声音。 “楼上有人！”雅各布喊了一声，然后冲向门口。 “你疯了！”有人拉住他，“火太大了！” 雅各布甩开那人的手，用胳膊捂住口鼻，冲了进去。 一楼全是烟，几乎看不见东西。他摸索着找到楼梯，爬上二楼。二楼的烟更浓，但火还没有烧上来。他听见左边一个房间里有哭声。 他踢开门，看见一个女人缩在墙角，怀里抱着一个孩子。 “跟我走！”雅各布喊道。 女人已经吓得说不出话。雅各布一把抢过孩子，另一只手抓住女人的胳膊，拖着她们往楼下跑。 楼梯上已经冒出了火苗。雅各布抱着孩子冲过火苗，感觉到头发被烤焦的味道。女人在后面尖叫着，跌跌撞撞地跟着。 他们冲出门口的那一刻，二楼的窗户炸了。玻璃碎片和火舌一起喷出来，溅了雅各布一身。他的外套着火了，旁边的人赶紧用毯子把他裹住，把火扑灭。 “你没事吧？”有人问。 雅各布咳嗽了几声，把怀里的孩子递给那个女人。孩子还在哭，但看起来没有受伤。 “没事，”雅各布说，“咖啡馆没事吧？” 他转头看向自己的咖啡馆。还好，火还没有蔓延过去。消防队已经到了，正在往布料店喷水。 雅各布坐在路边，大口喘气。他的脸上全是烟灰，头发烧焦了一撮，左手臂上的袖子烧没了，露出一片通红的皮肤。 “你是个英雄。”有人说。 “我不是英雄，”雅各布说，“我是个开咖啡馆的。” 费伦茨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身边，递给他一杯水。 “你他妈的，”独臂老兵的声音在发抖，“你差点把自己烧死。” “差点。” “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 “为了两个孩子。”雅各布说。 费伦茨愣了一下。“两个孩子？” “女人怀里抱着一个。肚子里还怀着一个。” 费伦茨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他只是拍了拍雅各布的肩膀，然后把水递给他。 雅各布喝了一口水，看着布料店的废墟。 火还在烧，但已经被控制住了。 他知道，这不是意外。 但他也知道，这不是追究的时候。 世博会就要开幕了。维也纳需要的是笑脸，不是真相。 第二天，雅各布的咖啡馆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便装，没有戴任何勋章，走进咖啡馆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认出他。 “科恩先生？”王子站在柜台前。 “是我。” “我是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我听说你昨晚的事了。” 雅各布看着他。“您是来采访我的？” “不是。我是来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昨天晚上的火，不是意外。” 雅各布没有说话。 “有人故意纵火，”王子压低声音，“目标是你的咖啡馆。但他们点错了地方——本来要烧的是你的店，结果烧了隔壁。” “您怎么知道？” “因为，”王子说，“我认识放火的人。” 雅各布盯着他的眼睛。“您是警察？” “不是。但我有自己的消息来源。” “那您为什么要告诉我？” 王子沉默了几秒钟。“因为，我需要一个在维也纳能听到各种消息的人。而你，科恩先生，恰好是这种人。” “所以您想收买我？” “不是收买。是合作。你帮我打听消息，我保护你的咖啡馆不被烧掉。” 雅各布看着王子。这个男人的脸上没有花花公子的轻浮，而是一种冷峻的、务实的神情。 “您为什么要打听消息？”雅各布问。 “因为，”王子说，“有人想毁掉这个帝国。而我想保住它。” 雅各布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他说：“我不关心帝国。我关心的是我的咖啡馆。” “那就够了，”王子说，“你保护你的咖啡馆，我保护这个帝国。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雅各布伸出手。 王子握住了他的手。 交易达成。 莱奥在4月20日的报纸上看到了咖啡馆火灾的消息。 报纸上没有提雅各布的名字，只说“一位英勇的市民冲进火场救出了一对母女”。但莱奥知道那个人是谁。 他请了假，赶到塔博尔大街。 咖啡馆还在。门口挂着一块牌子：“照常营业。” 莱奥推门进去。雅各布站在柜台后面，左手臂上缠着绷带，脸上还有几处烟灰没擦干净。 “你受伤了。”莱奥说。 “皮外伤。” “我听说你冲进火场了。” “嗯。” “为什么？” 雅各布抬起头看着他。“因为有人在里面。” 莱奥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走到柜台前，坐下。 “一杯黑咖啡。”他说。 “不加糖？” “不加。” 雅各布煮了一杯咖啡端过来。莱奥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苦。 但这次，他没有觉得难喝。 “谢谢你，”莱奥说，“救了那些人。” “不用谢，”雅各布说，“换成你，你也会这么做。” 莱奥想了想。 “我不知道，”他说，“我没遇到过那种情况。” “遇到了你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 “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莱奥看着雅各布。这个犹太人的脸上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勇敢，不是冷静，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对生命的尊重。 “你是什么样的人？”莱奥问。 雅各布想了想。 “一个不想后悔的人。”他说。 第十一章：圆顶下的陌生人 1873年5月1日，维也纳 世博会开幕了。 五月一日的维也纳，像一位浓妆艳抹的老妇人，试图用脂粉掩盖岁月的痕迹。从火车站到展馆区，沿途挂满了各国旗帜，电线杆上贴着彩色海报，每个街角都有卖纪念品的小贩。多瑙河上临时架起了一座木桥，连接两岸的展区，桥头竖着一块巨大的牌子：“欢迎全世界的朋友。” 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亲自主持了开幕式。他站在主展馆的圆顶下，面对来自四十七个国家的四万多名参展者，念了一篇由宫廷秘书精心撰写的演讲稿。稿子里充满了“和平”“进步”“友谊”之类的词，但念稿子的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这些词跟他没有关系。 莱奥·冯·海登莱希站在距离皇帝不到五十米的地方，手里握着一把上了刺刀的步枪，眼睛扫视着人群。 这是他的第一次实战任务。 特别警卫队的十二名学员被分散在主展馆的各个关键位置。莱奥的位置是皇帝左侧的第三根柱子后面，视野覆盖大半个大厅。他的任务是：如果有人冲向皇帝，他要在三秒钟内做出反应。 三秒钟。 他深吸一口气，把手心的汗在裤腿上擦干。 皇帝的演讲持续了大约二十分钟。结束后，乐队奏起了奥地利国歌——不是《上帝保佑吾皇》，而是一首专门为世博会创作的新曲子，旋律轻快，像是试图让人忘记这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帝国。 国歌奏完，人群开始涌动。各国使节、贵族、商人们互相握手寒暄，脸上堆着职业化的笑容。皇帝在侍卫的簇拥下离开了大厅，乘马车前往美泉宫——他今晚要设宴款待各国元首。 莱奥松了一口气。他收起步枪，走向休息区。 “海登莱希。” 冯·克劳塞维茨上校站在走廊里，手里拿着一份名单。 “上校。” “你今天表现不错。继续。” “是。” 上校正要走，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他一眼。“你父亲要是活着，会为你骄傲的。” 莱奥没有说话。他只是立正，敬了一个礼。 雅各布·科恩今天没有去世博会。 他不感兴趣。 但他对另一件事感兴趣——那场火灾的调查结果。 火灾后的第三天，警察局派人来做了笔录。雅各布如实说了自己冲进火场救人的经过，但没提王子说的那些话——关于“故意纵火”和“点错了地方”。警察没有追问，草草记了几句就走了。 之后，没有任何消息。 没有调查结果，没有嫌疑人，没有后续。 仿佛那场火灾是上帝的旨意，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费伦茨对此的评价是：“警察局的人，收钱办事。谁付的钱，他们就替谁办事。” “你觉得是谁付的钱？”雅各布问。 “那个穿皮草的女人。” “她没有理由烧我的店。她只是想吓唬我。” “也许吓唬不够，要来真的。”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如果是她干的，她为什么要烧隔壁的布料店？” “点错了。” “一个花得起两百福林找人的女人，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费伦茨想了想。“你的意思是，烧布料店的人，跟那个女人不是同一拨？” “不知道，”雅各布说，“但这件事比我想象的复杂。” 他走到窗边，看着对面布料店的废墟。废墟还没有清理，烧焦的木梁和碎布堆在一起，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布料店的女主人和孩子被安置在附近的教堂里，她们失去了所有家当，但至少还活着。 雅各布想起那天晚上冲进火场时的感觉。浓烟、高温、孩子的哭声。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冲进去——他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怕死的犹太人。 但那一刻，他没有想生死。他只想把那个女人和孩子带出来。 也许这就是马萨里克说的“自由意志”。 也许不是。 他只知道，有些事，做了会后悔；不做，会更后悔。 伊洛娜今天去世博会了。 但不是以贵族小姐的身份，而是以“记者”的身份。 维拉帮她弄到了一张记者证——不是正规的，而是从一个真正记者的手里借来的。那位记者名叫“汉斯·迈尔”，是《维也纳每日新闻》的实习生，长相跟伊洛娜有三分相似。维拉给了他五十福林，他把记者证借给了伊洛娜三天。 “你疯了，”伊洛娜看着那张贴着男人照片的记者证，“这不可能蒙混过关。” “把头发盘起来，戴一顶帽子，穿男装，别说话。”维拉说，“记者证上的照片很模糊，没人会仔细看。” “如果被发现了呢？” “那就说你是迈尔的妹妹，替他来采访的。” 伊洛娜照做了。她穿上维拉借给她的一套灰色男装，把头发塞进帽子里，对着镜子看了看——像个营养不良的大学生，但不至于一眼就被认出是女人。 她走进主展馆的时候，心跳得像打鼓。门口的警卫看了一眼她的记者证，又看了一眼她的脸，然后挥了挥手。 “进去吧。” 伊洛娜快步走进大厅，心脏差点从喉咙里跳出来。 主展馆的内部比她从外面看到的更加壮观。圆顶高达八十多米，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洒下来，把整个大厅染成一片梦幻的蓝紫色。各国的展台沿着环形走廊排开，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眼花缭乱——英国的蒸汽机、法国的丝绸、美国的缝纫机、中国的瓷器、日本的漆器、奥斯曼的地毯…… 伊洛娜掏出一个笔记本，开始记录。 她不关心商品，她关心的是人。 那些穿金戴银的贵族们，在展台前指指点点，仿佛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购物清单。那些穿着工装的技师们，满头大汗地调试机器，生怕出一点差错。那些来自殖民地的仆人们，低着头站在主人身后，眼神空洞，像一尊尊雕像。 伊洛娜在一台巨大的蒸汽机前停下来。机器的铭牌上写着：“克虏伯公司，德国埃森。”她想起父亲说过，克虏伯的钢铁比奥地利的好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普鲁士能打赢奥地利。 “您对这个感兴趣？”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伊洛娜转过身，看见一个年轻男人站在她面前。他大约二十五六岁，穿着一件剪裁考究的黑色外套，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目录。 “我只是随便看看。”伊洛娜压低了声音，尽量让嗓音听起来像男人。 “您不是记者。”年轻人微笑着说。 伊洛娜的心跳又加速了。“我是记者。” “您的声音出卖了您。记者的声音不会发抖。” 伊洛娜想跑，但年轻人伸出手，拦住了她。 “别紧张，”他说，“我不是警察。我只是一个对您感兴趣的人。” “你……你是谁？” “我叫弗里茨·毛特纳，”年轻人说，“维也纳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您呢？” 伊洛娜犹豫了一下。“我是……汉斯·迈尔。” “汉斯·迈尔，”毛特纳重复了一遍，嘴角的笑意更浓了，“有趣。一个叫汉斯·迈尔的女人。” “你怎么知道我是女人？” “您的喉结。” 伊洛娜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她没有喉结。 “我猜对了，”毛特纳说，“您的反应就是答案。” 伊洛娜瞪着他。“你到底想干什么？” “不想干什么，”毛特纳说，“只是觉得您很有趣。一个穿着男装、假扮记者的女人，对着一台蒸汽机发呆——这比世博会上任何展品都值得观察。” “我不是展品。” “每个人都是展品，只是有些人不知道而已。” 伊洛娜不想再跟他纠缠。她转身要走，毛特纳忽然说了一句让她停下来。 “如果您真的想当记者，我建议您去找《新自由报》的主编。他们正在招人。” “我是女人。” “那又怎样？主编是女人。” 伊洛娜转过身，盯着他。“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主编叫贝尔塔·冯·苏特纳。她是整个维也纳唯一一个敢雇佣女记者的主编。” 伊洛娜把“贝尔塔·冯·苏特纳”这个名字记在了笔记本上。 “谢谢你。”她说。 “不客气，汉斯·迈尔。” 毛特纳鞠了一躬，转身消失在人群中。 伊洛娜站在原地，握着笔记本，心跳慢慢恢复了正常。 她忽然觉得，世博会也没有那么无聊。 莱奥在下午三点换岗。 他走出主展馆，到外面的休息区喝了一杯水。休息区搭了几个帐篷，供应免费的咖啡和面包——当然，咖啡是雅各布说的那种“马尿”，面包硬得能砸死人。 他正啃着面包，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伊洛娜·拉科齐。 但不是穿着晚礼服的伊洛娜，而是穿着男装、戴着帽子的伊洛娜。她正站在一个展台前，低头写着什么。 莱奥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 “拉科齐小姐。” 伊洛娜抬起头，看见莱奥，脸色微微变了。“你……你怎么认出我的？” “你走路的姿势。” “又是走路的姿势，”伊洛娜叹了口气，“你们军人都是观察狂吗？” “职业习惯。” 伊洛娜把笔记本合上，塞进口袋。“你在这里做什么？” “安保。” “你负责保护谁？” “所有人。” 伊洛娜笑了一下。“那你可有的忙了。这个大厅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想杀另外三分之一。” 莱奥看着她。“你在开玩笑？” “一半一半。” 两人沉默了几秒钟。周围的喧嚣像一层透明的薄膜，把他们跟世界隔开了。 “你那天晚上，在侧门，”伊洛娜忽然说，“你说你不会跳舞。” “我真的不会。” “那我教你。” “现在？” “现在。” 伊洛娜伸出手。莱奥看着那只手，犹豫了一下，然后握住了。 没有音乐。没有舞池。只有一台巨大的蒸汽机在身后发出低沉的轰鸣。 伊洛娜带着莱奥转了一个圈。莱奥的脚步很笨拙，踩了伊洛娜两次。 “你是真的不会。”伊洛娜说。 “我说过。” “但你学得很快。” “军事学院教的——快速适应环境。” “跳舞不是打仗。” “对我来说都一样。都是跟着节奏走。” 伊洛娜笑了。这一次，她的笑不是礼貌的、讽刺的、或者苦涩的，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笑。 “莱奥·冯·海登莱希，”她说，“你是我见过的、最不会撒谎的人。” “我没有撒谎。” “我知道。这就是问题所在。” 她松开手，退后一步。 “我得走了。” “再见。” “下次见面，我教你跳华尔兹。” “我等你。” 伊洛娜转身走了。她的灰色男装在人群中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一面巨大的英国国旗后面。 莱奥站在原地，看着那面国旗，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说不清那是什么。 但他知道，那不是训练、不是任务、不是任何在军事学院学过的东西。 那是另一种东西。 一种他从未接触过的、柔软的、危险的东西。 傍晚，雅各布的咖啡馆来了两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一个是马萨里克。另一个是一个他不认识的男人，大约五十岁，留着浓密的胡须，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灰色西装，手里拎着一个皮箱。 “雅各布，这是埃马努埃尔·勒夫勒，”马萨里克介绍道，“布拉格来的记者。” “您好。”雅各布伸出手。 勒夫勒握了握他的手，然后四处打量了一下咖啡馆。“这个地方不错。适合谈话。” “只要不谈违法的事。” 勒夫勒笑了。“马萨里克说得对，你是个有意思的人。” 他们坐到角落的桌子旁。雅各布端上三杯咖啡。 “我直接说吧，”勒夫勒压低声音，“我在调查一件事。关于维也纳警察局的腐败。” 雅各布的手微微一顿。“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上个月遭遇了火灾。” “那是意外。” “不是意外。”勒夫勒从皮箱里拿出一份文件，摊在桌上。“这是消防局的调查报告。上面写着‘起火原因：不明’。但我找到了目击者，他说起火前有人往布料店的窗户里扔了东西。” “什么东西？” “一个燃烧瓶。”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谁扔的？” “不知道。但我知道另一件事——布料店的老板，三个月前拒绝向一个叫‘维也纳市民自卫队’的组织交保护费。” “市民自卫队？” “一个打着‘保护市民安全’旗号的极右翼组织。成员大多是退伍军人和失业工人。他们专门针对犹太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的店铺收保护费。不给就烧。” 雅各布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那个穿皮草的女人，会不会跟这个组织有关？ “你为什么来告诉我这些？”雅各布问。 “因为我需要证人，”勒夫勒说，“如果你愿意作证，我可以写一篇报道，把这件事公之于众。” “公之于众之后呢？” “之后，警察局会被迫调查，那个组织会被取缔。” “然后呢？” 勒夫勒愣了一下。“什么然后？” “然后他们会换个名字，继续收保护费，继续烧店。你改变不了什么。” 勒夫勒的脸色沉了下来。“所以你不想作证？” “我没说不作证，”雅各布说，“我只是说，你的报道救不了任何人。” “那什么能救人？” 雅各布想了想。“也许什么都救不了。但至少，那些被烧了店的人，知道有人愿意替他们说话。” 勒夫勒看着他，眼神从失望变成了尊重。 “我会在报道里用你的名字吗？”勒夫勒问。 “用吧，”雅各布说，“反正我的名字不值钱。” 莱奥在晚上八点回到军事学院。 他走进宿舍，发现施密特正坐在床上，手里拿着一封信，脸上带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表情——既兴奋又紧张。 “怎么了？”莱奥问。 “我被分配了，”施密特举起信，“毕业后，我将被派往的里雅斯特海军基地。” “那不是海军的地盘吗？你是陆军。” “陆军也需要人在港口。主要是保卫海军设施。”施密特顿了顿，“你呢？你的分配通知来了吗？” “还没。” “你想去哪？” 莱奥想了想。“不知道。哪都行。” “你就不能有点追求？” “我的追求是活着。” 施密特摇了摇头。“你这个人，总有一天会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没有在年轻的时候，做点疯狂的事。” 莱奥没有回答。他躺到床上，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还在。从上个月到现在，一直没人修。 也许永远没人修。 就像这个帝国一样——裂缝越来越大，但每个人都假装看不见。 他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伊洛娜的脸。 她在蒸汽机前跳舞的样子，像个疯子。 但那种疯狂，他喜欢。 第十二章：黑星坠落 1873年5月9日，维也纳 世博会开幕后的第九天，维也纳股市崩盘了。 黑色星期五。 消息是从证券交易所传出来的。上午十点，股票指数开始下跌；十一点，跌势加速；十二点，大厅里已经有人开始哭喊。到了下午三点收盘时，市值蒸发了将近三分之一。报纸后来写道：“那一天，维也纳的空气中弥漫着铜臭味和绝望的气息。” 崩盘的原因很简单：人们突然意识到，世博会带来的繁荣是假的。铁路公司破产了，银行收不回贷款，工厂主发不出工资。过去几年靠投机堆起来的泡沫，在一天之内破了。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当天晚上，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队——所有人都想把存款取出来，但银行没有那么多现金。警察不得不出动维持秩序，防止挤兑演变成暴动。 皇帝在美泉宫召集紧急会议。大臣们吵了四个小时，什么结论也没有达成。最后皇帝说了一句：“让市场自行调节。”然后就回卧室睡觉了。 他的睡眠一向很好。据说不管发生多大的事，他都能在十分钟内入睡。有人把这归功于他的自律，也有人说是冷漠——一个对帝国命运都无所谓的人，自然不会失眠。 雅各布·科恩在崩盘当天没有去银行。 他没有存款。他的钱都藏在咖啡馆柜台下面的暗格里，一共一百八十三福林。这笔钱在崩盘前不算多，在崩盘后也不算少——因为纸币贬值了，但硬币还在。 “你运气好，”费伦茨看着报纸上的头条新闻，“不用排队取钱。” “不是运气好，”雅各布擦着杯子，“是没钱。” “穷人的优势。” “唯一的优势。” 咖啡馆的生意在今天出奇地好。不是因为咖啡好喝，而是因为人们需要找一个地方谈论崩盘。三个小时里，雅各布卖了将近五十杯咖啡——比平时多一倍。每个客人都在谈论股票、银行、破产、自杀。 “听说布达佩斯的蒂萨银行也完了。” “不止蒂萨。维也纳的博登信贷银行也撑不住了。” “我表哥把所有积蓄都投进了铁路股票。今天早上他从三楼跳下去了。” “活着吗？” “活着。但腿断了。” “腿断了还能活。钱没了，怎么活？” 雅各布听着这些对话，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只是在柜台后面默默地煮咖啡、倒咖啡、收钱、找零。 费伦茨在厨房里洗碗。他洗得很慢，因为他只有一只手。但他洗得很干净——比两只手的人都干净。 “雅各布，”费伦茨从厨房探出头，“你听说了吗？有人在组织游行。” “游行干什么？” “抗议。说帝国政府要负责，赔他们的损失。” “赔？政府哪来的钱？” “政府可以印钱。” “印钱就贬值。贬值就等于抢所有人的钱。” 费伦茨摇了摇头。“你懂的真多。” “我只是一个开咖啡馆的。” “一个开咖啡馆的，不应该懂这么多。” 雅各布没有回答。他把最后一个杯子擦干，放回架子上。 窗外，天已经黑了。 但今晚的维也纳，比以往任何一晚都要黑暗。 莱奥在崩盘当天下午接到一个命令：去世博会主展馆增援。 有人扬言要在展馆里引爆炸弹。 “什么人？”莱奥问。 “不知道，”冯·克劳塞维茨上校说，“但情报来源可靠。你的任务是守住东侧入口，任何可疑的人都不能放进去。” “什么样的算可疑？” “看起来像要炸东西的人。” 莱奥没有再问。他穿上装备，赶到主展馆，站到了东侧入口。 东侧入口靠近德国展区。德国展区是整个世博会最气派的地方——巨大的克虏伯钢炮、西门子的电报机、还有一辆真人大小的火车头模型。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涌到这里，对着那些庞然大物发出惊叹。 但今天，游客少了很多。股市崩盘的消息像一块巨大的乌云，笼罩在所有人头顶。人们不再惊叹，而是交头接耳，神色慌张。 莱奥站在入口处，眼睛扫视着每一个进出的人。 一个提着大包的男人。莱奥拦住了他。 “包里是什么？” “衣服。” “打开看看。” 男人打开包。里面确实是衣服——几件衬衫，一条裤子，一双袜子。 “走吧。” 第二个被拦住的是一个年轻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婴儿。 “包里是什么？” “奶粉和尿布。” “走吧。” 第三个是一个老人，手里拄着拐杖，走路一瘸一拐。 “包里是什么？” “药。” “什么药？” “心脏病的。” 莱奥看了他一眼。老人的脸上布满皱纹，眼神浑浊，不像一个能引爆炸弹的人。 “走吧。” 老人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莱奥一眼。 “年轻人，”他说，“你是军人？” “是的。” “你为什么要当军人？” 莱奥愣了一下。“为了活着。” 老人笑了。那笑容里有种说不清的悲哀。 “活着，”他重复了一遍，“活着就好。” 然后他转身走了，消失在人流中。 莱奥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那个老人很像一个人——像谁呢？他说不上来。也许是像他父亲，如果父亲还活着的话。 伊洛娜在崩盘当天下午去了《新自由报》的编辑部。 编辑部在维也纳第一区的一条小巷里，一栋四层楼的老房子，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牌子。她推门进去的时候，前台坐着一个胖胖的女人，正在吃一块蛋糕。 “你好，我想见贝尔塔·冯·苏特纳主编。” 胖女人抬起头，打量了她一眼。“有预约吗？” “没有。” “苏特纳夫人很忙。没有预约，不能见。” “我是从布达佩斯来的，”伊洛娜说，“我有很重要的事。” “什么重要的事？” “我想当记者。” 胖女人笑了。“每天至少有五个人来这么说。” “但他们没有像我这样的故事。” “什么故事？” 伊洛娜从口袋里掏出一篇稿子，放在桌上。“这是我写的。请转交给苏特纳夫人。如果她读了之后不想见我，我马上就走。” 胖女人拿起稿子，扫了一眼。标题是《股市崩盘与女性的命运》。 “你写的？” “我写的。” 胖女人犹豫了一下，然后站起来。“等着。” 她拿着稿子走进了里面的办公室。门关上了。 伊洛娜站在前台，心跳加速。她看着墙上挂着的老照片——第一排是编辑部的全体成员，第二排是维也纳的街景，第三排是一些她不认识的人物。 大约过了十分钟，门开了。 一个高挑的女人走了出来。她大约四十岁，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连衣裙，头发盘在脑后，脸上没有化妆，但有一种天然的、让人安心的气质。 “你就是作者？”女人问。 “是的。” “跟我来。” 伊洛娜跟着她走进办公室。办公室不大，但很整洁，书架上摆满了各种语言的书籍。桌上放着一台打字机，旁边堆着几摞稿件。 “坐。”女人指了指椅子，自己坐到桌后。 “您是苏特纳夫人？” “是的。但我更喜欢别人叫我贝尔塔。” 伊洛娜坐下。贝尔塔拿起那篇稿子，翻了几页。 “你写得不错。观点尖锐，文笔流畅。但你犯了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 “你把股市崩盘的原因归结为‘男人的贪婪’。这是对的，但不全面。女性的命运被股市影响，不是因为男人贪婪，而是因为整个社会把女性排除在经济体系之外。女人没有投票权，不能拥有财产，不能签订合同。所以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女人是最脆弱的。” 伊洛娜愣住了。她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 “你想说什么？”她问。 “我想说，”贝尔塔放下稿子，“你的文章是好文章，但还停留在‘抱怨’的阶段。真正的好文章，不应该只是抱怨，而应该给出解决方案。” “那你觉得解决方案是什么？” “不知道。所以我才需要更多的记者来帮我找答案。” 贝尔塔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放在伊洛娜面前。 “填了它。从下周一开始，你是《新自由报》的实习记者。试用期三个月，没有工资。三个月后，如果你能写出一篇让我满意的报道，转正，有工资。” 伊洛娜看着那张表格，手在颤抖。 “我是一个女人。”她说。 “我知道。” “贵族女人当记者，会被整个社交圈嘲笑。” “我知道。” “我不在乎。” 贝尔塔笑了。“那你还在犹豫什么？” 伊洛娜拿起笔，填了表格。 她写下了自己的真名：伊洛娜·拉科齐。 没有用笔名，没有用化名。 就是她的名字。 雅各布在晚上九点关上了咖啡馆的门。 今天收入不错——将近四个福林。他数了两遍，把钱锁进暗格里。 然后他坐下来，开始写信。 不是写给妹妹的——他已经不再给妹妹写信了。而是写给一个他不知道名字的人。 “亲爱的陌生人： 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在哪里。但我知道，你一定存在。 因为如果不存在，这个世界就太孤独了。 我叫雅各布·科恩，是一个犹太人，在维也纳开咖啡馆。我不信上帝，但我信一些别的东西——比如，人应该对别人好，哪怕没有回报。 今天股市崩盘了。很多人失去了毕生的积蓄。有人跳楼，有人哭，有人骂皇帝，有人骂犹太人。我坐在柜台后面，听着这些话，忽然觉得很累。 不是身体的累。是心里的累。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也许会更糟。也许会更糟很多。 但我会活着。 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因为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反抗。 如果你也在活着，请在某个夜晚，抬头看看天空。 也许我们能看到同一颗星星。” 他写完之后，把信折好，放进一个信封里。信封上没有写收件人，只写了四个字：“上帝收。” 然后他把信放进了抽屉。 抽屉里已经有很多封这样的信了。 他从没寄出过任何一封。 也许永远不会寄出。 但写下来，心里会好受一些。 莱奥在晚上十一点回到宿舍。 他累得几乎站不住。今天站了将近十个小时，腿像灌了铅。 施密特已经睡了。莱奥轻手轻脚地走进来，脱掉靴子，躺到床上。 他闭上眼睛，但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今天的画面——那个提衣服的男人、那个抱婴儿的女人、那个拄拐杖的老人。 “你为什么要当军人？” “为了活着。” “活着就好。” 那个老人的话在他脑子里反复回响。 “活着就好。” 是的。活着就好。 但活着是为了什么？ 他不知道。 也许活着本身，就是答案。 他翻了个身，终于睡着了。 梦里，他站在一片巨大的空地上，周围什么都没有。天空是灰色的，地面是灰色的，一切都是灰色的。 然后，远处出现了一个人影。 那个人朝他走过来，越走越近。 他看见了那个人的脸。 是他父亲。 “爸爸。”他喊了一声，但发不出声音。 父亲走到他面前，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 “莱奥，”父亲说，“你长大了。” 他想问父亲很多问题——你为什么死？你后悔吗？你在那边过得好吗？ 但他问不出来。 因为他的嘴被封住了。 不是被人封住的，而是被某种无形的、巨大的力量。 父亲看着他，笑了。 “不要问为什么，”父亲说，“活着就好。” 然后父亲消失了。 灰色变成了白色。 他醒了。 枕头是湿的。 第十三章：空口袋 1873年6月，维也纳 股市崩盘后的第一个月，维也纳像一块被拧干的海绵。 街上到处是转让店铺的告示。曾经熙熙攘攘的环城大道上，至少三分之一的商店关了门。橱窗里贴着“出租”或“出售”的字样，有的还用德语和匈牙利语各写了一遍——仿佛匈牙利人会有钱来租似的。 失业的人多了起来。每天早上，雅各布的咖啡馆门口都会聚集几个找工作的男人。他们穿着还算体面的外套，但鞋底已经磨穿了。他们不进来喝咖啡——太贵了。他们只是站在门口，用目光拦住每一个路人，问：“您需要人手吗？” 雅各布有时会给他们一杯免费咖啡。不是因为他善良，而是因为他知道，饥饿的人比饱足的人更危险。一杯咖啡的成本不到两个克洛伊茨，但可以换来一个潜在的暴徒的善意。 “你今天给了几杯？”费伦茨问。 “五杯。” “明天会更多。” “我知道。” 费伦茨叹了口气。“你说过，帝国会倒。现在看起来，它真的在倒。” “还没倒，”雅各布说，“只是歪了。” “歪了就扶不起来了。” “那就不扶。” 费伦茨看着他。“你好像一点都不怕。” “我怕，”雅各布说，“但怕没用。” 他端起一摞洗好的杯子，放到架子上。窗外，一个穿着破旧大衣的男人正蹲在街边，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雅各布认出他了——以前是附近一家纺织厂的工头，上个月工厂倒闭了。 “费伦茨，”雅各布说，“你认识那个人吗？” “哪个？” “蹲着的那个。以前在纺织厂干活的。” “认识。叫赫尔曼·迈尔。是个好人。” “叫他进来。我请他喝杯咖啡。” 费伦茨看了他一眼，没有问为什么，走到门口叫了那个男人进来。 赫尔曼·迈尔大约四十岁，脸上的皱纹比实际年龄深得多。他走进咖啡馆，有些局促地摘下帽子。 “科恩先生，您找我？” “坐下喝杯咖啡。”雅各布把一杯黑咖啡放在桌上。 “我没钱。” “我请客。” 赫尔曼犹豫了一下，坐下了。他端起咖啡，喝得很慢，像是在品尝一种很久没有尝过的味道。 “迈尔先生，”雅各布坐到他对面，“您以前在纺织厂做什么？” “工头。管三十个人。” “工厂为什么倒闭？” “老板把钱投到股市里了。崩盘后，他亏光了。发不出工资，原料商也不供货了。撑了一个月，关门了。” “那三十个工人都失业了？” “不止三十个。整个工厂两百多人，全失业了。”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他们有组织吗？” “组织？” “比如，有没有人牵头，去找政府要说法？” 赫尔曼苦笑了一下。“找过了。政府说，‘市场调节，耐心等待’。等？等什么？等饿死？” “所以没人组织？” “有一个年轻人，叫弗朗茨。他想组织工人去市政厅抗议。但没人敢去。怕被警察抓。” “那您呢？您敢吗？” 赫尔曼看着雅各布的眼睛。“您是犹太人，对吧？” “是的。” “您为什么要管这些事？工人抗议，闹大了，第一个挨打的不是犹太人吗？” 雅各布微微笑了。“您说得对。但我不是要管。我只是在收集信息。” “信息？” “比如，谁在组织，谁在反对，谁在背后出钱。这些信息，在某个时候，会变得很有价值。” 赫尔曼放下咖啡杯，认真地看着他。“您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开咖啡馆的。” 莱奥在六月中旬收到了分配通知。 他被派往的里雅斯特——跟施密特一样，也是海军基地。但施密特是陆军警卫，而莱奥被分配到了“海岸炮兵部队”。 “海岸炮兵？”施密特看着通知，皱起眉头，“那是什么？” “就是守炮台的。”莱奥说。 “那不是比我还无聊？” “也许吧。” 施密特拍了拍他的肩膀。“至少我们在一起。的里雅斯特，听说是个好地方。靠海，有意大利姑娘。” “你去过？” “没有。但听说的。” 莱奥把通知折好，放进口袋。他其实不太在意被派到哪里。对他来说，地点不重要，重要的是——离开维也纳。 离开这个城市，离开军事学院，离开那些让他喘不过气来的记忆。 毕业典礼定在7月15日。之后，他们有一周的假期，然后就要前往的里雅斯特报到。 “你想好假期怎么过了吗？”施密特问。 “回家看看母亲。” “然后呢？” “然后去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施密特有些惊讶，“你去那里干什么？” 莱奥没有回答。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布达佩斯。也许是因为伊洛娜说过，她来自布达佩斯。也许是因为他想看看，这个帝国的另一半是什么样子。 也许只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维也纳。 “随便走走。”他说。 施密特显然不信，但没有追问。 伊洛娜在《新自由报》工作了三个星期，写了两篇报道。 第一篇是关于股市崩盘对维也纳女性的影响。她采访了十几个女人——寡妇、弃妇、被丈夫抛弃的、丈夫破产后自杀的。她把她们的故事写成了一篇长文，标题叫《沉默的受害者》。 贝尔塔读了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再尖锐一点。” 第二篇她写得更狠。她直接点名批评了几个大银行，指责他们在崩盘前故意散布虚假信息，诱导普通人投资，然后自己在高点套现。文章引用了大量的数据——她花了整整一周在图书馆查资料，眼睛都快看瞎了。 贝尔塔读完，沉默了很久。 “这篇不能发。”她说。 “为什么？” “因为你说的是真的。真话最危险。” 伊洛娜瞪着她。“你不是说，记者要说真话吗？” “我说的是，记者要找到真话。找不找得到是一回事，发不发表是另一回事。” “那我写这些有什么用？” 贝尔塔看着她，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近乎母亲般的温柔。 “有用，”她说，“至少你知道真相。知道了真相，你就不会被人骗。” “那读者呢？他们活该被骗？” “读者不想知道真相。读者只想听他们想听的话。” 伊洛娜把那篇稿子拿回来，塞进抽屉里。 她没有销毁。她留着。 总有一天，她会发表的。她发誓。 6月20日，维也纳发生了一起不大不小的事件。 一个失业的工人，在环城大道上朝皇帝的马车扔了一块石头。 石头没有砸中马车，但砸中了一个随行侍卫的肩膀。侍卫痛得大叫，马车停了下来。皇帝从车窗里探出头，看了一眼，然后缩回去了。 警察在五分钟内赶到，把那个工人按倒在地。工人挣扎着大喊：“皇帝不给我们饭吃！皇帝不给我们工作！” 第二天，报纸报道了这件事，但口径出奇地一致：肇事者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跟失业无关。 雅各布看了报纸，笑了。 “精神失常，”他对费伦茨说，“全维也纳几万个失业的人，只有他‘精神失常’。”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雅各布把报纸扔到一边，“帝国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 “帝国什么时候有过勇气？” “也许有过。很久以前。” 费伦茨摇了摇头。“你越来越像个哲学家了。” “我只是一个开咖啡馆的。” 莱奥在7月15日的毕业典礼上，见到了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 老人坐在嘉宾席的第一排，穿着全套军礼服，胸前挂满了勋章。他的痛风似乎好了一些，没有拄拐杖，但走路的时候还是微微跛着。 毕业典礼在军事学院的操场上举行。四十八名学员列队站好，皇帝没有来——派了一个亲王代他出席。亲王念了一篇稿子，大意是“你们是帝国的未来”“保护人民、效忠皇帝”之类的套话。 莱奥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他一直在看男爵。老人的眼睛也在看他。 典礼结束后，男爵走过来。 “恭喜你，少尉。”他伸出手。 莱奥握住他的手。“谢谢您，男爵阁下。” “的里雅斯特是个好地方。我在那里服役过五年。” “您觉得我会喜欢那里吗？” “喜不喜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在那里学到什么。” “学什么？” “学看海，”男爵说，“海不会说谎。看久了，你就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莱奥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他没有问。他只是点了点头。 “你母亲会去送你吗？”男爵问。 “她说到车站送我。” “那就好。”男爵拍了拍他的肩膀，“记住你父亲的话：不要恨。” “我不恨。” “那就好。” 男爵转身走了。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在丈量什么。 莱奥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一件事——他从来没有问过男爵，为什么要帮他。 也许不需要问。 有些事，做了就是做了。不需要理由。 伊洛娜在7月16日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写来的。内容很短： “亲爱的伊洛娜： 我父亲去世后，我一直忙于处理家族事务。没能常联系，抱歉。 听说你在《新自由报》工作。我很惊讶，也很佩服。 如果你有时间，我想请你吃顿饭。不是相亲，不是约会，只是两个朋友聊聊天。 如果你愿意，后天晚上七点，在‘四季餐厅’见面。 卡尔” 伊洛娜读了两遍，然后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她不知道该不该去。 她不喜欢王子——至少，不喜欢“王子”这个身份。但她也知道，王子本人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讨厌。 他只是一个被家族、身份、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普通人。 就像她自己。 她决定去。 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好奇。 她想知道，一个王子，到底能有多普通。 7月18日，莱奥离开维也纳的前一天，他去了雅各布的咖啡馆。 “我要走了。”他对雅各布说。 “去哪？” “的里雅斯特。” “海岸炮兵？” “你怎么知道？” 雅各布笑了笑。“猜的。你的成绩，分不到好单位。海岸炮兵是最差的之一。” “你对我很有信心。” “我对你没有信心。我对帝国的分配制度有信心——越有本事的人，越被派到没用的地方。” 莱奥不知道该生气还是该笑。最后他选择了笑。 “你这个人，”他说，“说话永远不中听。” “中听的话不值钱，”雅各布煮了一杯咖啡递给他，“这杯算我请你的。告别礼。” 莱奥接过咖啡，喝了一口。还是苦的。 “你就不打算把咖啡煮好喝一点？”他问。 “好喝的咖啡，客人会喝得慢。喝得慢，翻台率就低。翻台率低，赚钱就少。” “所以你故意把咖啡煮得难喝？” “不是故意。是优化。” 莱奥摇了摇头。“你是个疯子。” “我只是一个开咖啡馆的。” 两人沉默了几秒钟。 “雅各布，”莱奥忽然说，“你相信人能改变命运吗？” 雅各布看着他。“你相信？” “我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问？” “因为，”莱奥说，“我想改变。但不知道从哪开始。” 雅各布想了想。 “从最小的事开始，”他说，“比如，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决定今天要笑一次。不是为了别人笑，是为了自己笑。” “那能改变什么？” “改变不了什么。但至少，那一天你会过得比不笑好一点。” 莱奥站起来，伸出手。 “谢谢你，雅各布。” 雅各布握了握他的手。“不客气。到了的里雅斯特，记得写信。” “我不会写信。” “那就写。写不好没关系。重要的是，有人等着收。” 莱奥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他走出门的时候，阳光正好照在脸上。 他没有笑。 但他也没有皱眉。 这也许就是雅各布说的“改变”——从面无表情，到不那么面无表情。 路还很长。 第十四章：海的另一边 1873年8月，的里雅斯特 的里雅斯特是一座建在山坡上的城市。 从海面上看，它像一堆白色的积木，层层叠叠地堆在蓝色的背景下。教堂的圆顶、钟楼的尖顶、仓库的平顶——各种形状的屋顶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不规则的拼贴画。港口里停满了船只，从奥地利的军舰到奥斯曼的商船，从英国的蒸汽轮到希腊的渔船，桅杆像一片光秃秃的森林，指向灰白色的天空。 莱奥·冯·海登莱希站在海岸炮台的瞭望塔上，第一次看见了亚得里亚海。 海比他想象的大。大得多。 在维也纳，最大的水体是多瑙河。河是有岸的，你站在一边，总能看见另一边。海没有岸。它一直延伸到天际线，然后继续延伸，直到消失在地球的弧度后面。 “看够了吗？”一个粗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莱奥转过身。说话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军士长，名叫约西普·马蒂奇，克罗地亚人，在海岸炮兵服役了二十年。他的脸上有一道从额头斜拉到下巴的疤痕，据说是年轻时跟海盗搏斗留下的。 “看够了。”莱奥说。 “那就下来干活。炮弹不会自己上膛。” 莱奥跟着马蒂奇走下瞭望塔，来到炮台。炮台共有六门海岸炮，全是旧式的前装滑膛炮，口径大得能塞进一个小孩。铁制的炮管上锈迹斑斑，有的地方甚至长了青苔。 “这些炮，”马蒂奇拍了拍其中一门的炮管，“跟我的年纪一样大。” “还能用吗？”莱奥问。 “能。但打不准。上次试射，目标是五百米外的靶船，结果打到了一千米外的礁石上。” “偏差这么大？” “不是偏差。是炮管变形了。”马蒂奇掏出烟斗，点上一锅烟，“上面的老爷们说，没钱换新的。让我们‘凑合用’。” 莱奥看着那些锈迹斑斑的炮管，忽然想起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的话：“帝国永远在失去东西。唯一不失去的，是傲慢。” “军士长，”莱奥说，“这里有多少人？” “加上你，十二个。一个少尉，一个军士长，十个兵。” “十个兵够操纵六门炮吗？” “不够。所以我们只用三门。另外三门当摆设。” 莱奥沉默了几秒钟。“敌人如果知道我们只有三门炮能用，会怎么做？” 马蒂奇看了他一眼，笑了。“敌人？少尉，你知道上一次有敌人打到这里是什么时候吗？” “不知道。” “拿破仑时代。那是七十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的里雅斯特就是一座和平的城市。和平到连警察都懒得巡逻。” “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任务？”马蒂奇吐出一口烟，“我们的任务是让帝国觉得它还在保卫什么。” 莱奥到达的里雅斯特的第一周，住在港口附近的一家旅馆里。旅馆叫“亚得里亚海之星”，名字很气派，实际上是一栋摇摇欲坠的三层楼房，走廊里弥漫着鱼腥味和霉味。 他的房间在二楼，窗户对着港口。每天早上四点，渔船的发动机声就会把他吵醒。然后他起床，洗脸，穿好军装，步行二十分钟到炮台。工作内容包括擦炮、清点弹药、检查炮架、写报告。报告要一式三份：一份留底，一份送海军基地，一份送维也纳。 “送维也纳的那份，”马蒂奇说，“随便写写就行。反正没人看。” “你怎么知道没人看？” “因为我写了二十年，从来没有人回。” 莱奥没有反驳。他按规矩写好报告，交给邮差，然后继续擦炮。 的里雅斯特的夏天很热。不是维也纳那种干燥的热，而是潮湿的、粘稠的热，像被一条湿毛巾捂住口鼻。莱奥每天要换三套军装——上午一套，下午一套，晚上一套。每次换下来的军装都能拧出水。 “你会习惯的。”马蒂奇说。 “我不想习惯。” “不习惯也得习惯。这是命令。” 莱奥没有回答。他只是继续擦炮。 伊洛娜在八月中旬发表了她人生中第一篇正式报道。 标题是《失业者的夏天》，内容是关于维也纳郊区一个失业工人家庭的故事。她花了两周时间采访那个家庭——父亲失业、母亲生病、五个孩子挤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她写得克制而真实，没有煽情，没有指责，只是如实地记录。 贝尔塔看完稿子，说了两个字：“发了。” 报道发表在《新自由报》第三版，署名“伊洛娜·拉科齐”。 这是伊洛娜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 当天下午，她收到了三封信。一封是艾米莉·弗洛格写来的，说“为你骄傲”。一封是父亲写来的，只有一句话：“我看到了。你母亲也看到了。她哭了。”第三封没有署名，只写了一行字：“贵族小姐写穷人，你不觉得羞耻吗？” 伊洛娜把第三封信烧了。然后把第一封和第二封折好，放进口袋。 她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她在乎的是，那个失业家庭的五个孩子，今天能不能吃上饭。 雅各布在八月下旬收到了莱奥的第一封信。 信写得很短，字迹工整但僵硬，像小学生临摹字帖： “雅各布： 的里雅斯特很热。海很大。炮很旧。人很少。 我在这里很好。不用担心。 莱奥” 雅各布读了两遍，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谁写的？”费伦茨问。 “一个朋友。” “你还有朋友？” “一个。” 费伦茨摇了摇头。“一个也比没有好。” 雅各布没有回答。他走到柜台后面，拿出纸和笔，开始写回信。他写得很慢，每写几句就要停下来想一想。 “莱奥： 收到你的信。很高兴你还活着。 的里雅斯特热，维也纳也热。但这里的湿热没有海，只有多瑙河。河水很脏，散发着臭味，据说是因为上游的工厂往里面排废水。世博会还没结束，但游客已经少了很多。崩盘的阴影还在，街上到处是失业的人。 你的炮很旧，我的咖啡壶也很旧。但旧的东西不一定没用。我的咖啡壶煮出来的咖啡虽然难喝，但至少能让人清醒。你的炮虽然打不准，但至少能让人不敢轻易打过来。 有空多写信。 雅各布” 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贴上邮票，走到街角的邮筒前。 信掉进邮筒的时候，发出“咚”的一声。 很轻。 但他觉得那声音很重。 像一颗石子扔进了湖里。 伊洛娜在九月初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 不，不是“王子”。是卡尔。她已经在心里把那个头衔去掉了。 他们约在“四季餐厅”吃饭——就是上次王子信里说的那家。餐厅在第一区的一条僻静小巷里，门面不大，但里面的装修很讲究。水晶吊灯、丝绒座椅、银质餐具，每一个细节都透着低调的奢华。 伊洛娜到的时候，卡尔已经在位子上等她了。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没有戴任何勋章，头发也没有涂发油。他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体面的商人，而不是一个拥有七十六个房间宫殿的王子。 “你瘦了。”卡尔看着她说。 “工作忙。”伊洛娜坐下。 “报社的工作？” “你知道我在报社？” “我知道你的一切。”卡尔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笑，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一个事实。 伊洛娜皱了皱眉。“你在监视我？” “不是监视。是关注。” “有区别吗？” “有。监视是为了控制。关注是为了保护。” 伊洛娜盯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猫看老鼠的狡黠，只有一种她说不清的东西——也许是真诚，也许是另一种更高级的伪装。 “你为什么要保护我？”她问。 “因为，”卡尔顿了顿，“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女人。” “勇敢？” “一个女人，放弃贵族的身份，去报社写穷人的故事。这不是勇敢是什么？” “这不是勇敢，”伊洛娜说，“这是无聊。” 卡尔笑了。“你总是用笑话来掩饰真实感受。” “我没有。” “你有。” 伊洛娜沉默了。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红酒。酒很好，入口柔顺，回味悠长。 “卡尔，”她放下酒杯，“你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卡尔看着她，沉默了很久。 “我不知道，”他终于说，“也许什么都不想得到。也许只是想……靠近你。” “靠近我？” “是的。靠近一个真实的人。” 伊洛娜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低下头，看着盘子里那块几乎没动的牛排。 “你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吗？”她问。 “我是一个王子，”卡尔说，“王子不是人。王子是一个符号。” “那你现在呢？” “现在，”卡尔微微笑了，“现在我只是卡尔。一个坐在你对面、跟你一起吃牛排的普通人。” 伊洛娜抬起头，看着他。 “你知道吗，”她说，“你有时候真的很让人困惑。” “那就对了，”卡尔说，“困惑说明你在思考。思考的人，不会被人骗。” 这句话让她想起了贝尔塔。贝尔塔也说过类似的话。 她忽然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某些人，虽然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背景，但他们的想法是相通的。 也许这就是“思想”的力量。 它不分贵贱，不分男女，不分民族。 它只分——有没有。 莱奥在九月中旬经历了一次“战斗演习”。 不是真的战斗，而是演习。海军司令部从维也纳派了一个视察团，来检查的里雅斯特的防御能力。 视察团由一位海军少将带队，成员包括三位上校、五位中校，以及一大群随从。他们坐了整整两节火车车厢，从维也纳到的里雅斯特，一路上吃了三顿大餐，喝了两箱红酒。 到达炮台的时候，少将的制服上沾着一块红酒渍。 “这些炮，”少将拍了拍炮管，像拍一匹老马的屁股，“还能用吗？” “能，将军。”马蒂奇立正回答。 “打一炮给我看看。” 马蒂奇看了莱奥一眼。莱奥点了点头。 炮手们开始装弹。推弹、填药、夯实、瞄准——整个过程花了将近十分钟。按照操典，熟练的炮手应该在五分钟内完成。但今天的炮手们太紧张了，手一直在抖。 “放！”马蒂奇下令。 炮手点燃引信。几秒钟后，一声巨响，炮弹从炮管里冲出去，带着一团黑烟，飞向海面。 炮弹落在距离靶船大约三百米的地方，溅起一朵巨大的水花。 少将皱起眉头。“偏了。” “风太大。”马蒂奇说。 “今天没有风。” “海上有暗流。” “暗流不影响炮弹。” 马蒂奇张了张嘴，说不出话了。 莱奥站了出来。“将军，是我们的炮管变形了。不是炮手的问题。” 少将转过头，看着他。“你是谁？” “莱奥·冯·海登莱希少尉，海岸炮兵部队指挥官。” “你的军衔是少尉？” “是。” “一个少尉，敢在将军面前说炮管变形？” 莱奥没有退缩。“炮管变形是事实。将军可以检查。” 少将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走到炮管前，蹲下来，用手摸了摸炮管内壁。 他的脸色变了。 “确实是变形的，”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为什么不上报？” “上报了，”莱奥说，“每个月都上报。但从来没有收到回复。” 少将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转身对身后的随从说：“记下来，的里雅斯特海岸炮兵部队需要更换火炮。” “将军，”莱奥说，“不是‘需要更换’，是‘必须更换’。如果现在有人打过来，我们连一艘渔船都拦不住。” 少将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而是某种介于惊讶和尊重之间的表情。 “你叫什么名字？”他又问了一遍。 “莱奥·冯·海登莱希。” “你父亲是不是在柯尼希格雷茨战死的？” “是。” 少将点了点头。“你跟你父亲一样，不会说漂亮话。” “我父亲临死前说，不要恨。” “那你恨什么？” 莱奥想了想。“恨没用的炮管。” 少将笑了。这是他今天第一次笑。 “好，”他说，“我会帮你争取新炮。” “谢谢将军。” 少将走了。马蒂奇走到莱奥身边，压低声音说：“你胆子真大。” “我只是说了实话。” “在这个帝国里，说实话比偷东西还危险。” “我知道。” “那你还说？” “因为，”莱奥说，“不说的话，炮管不会自己变好。” 马蒂奇摇了摇头，但没有再说什么。 他只是拍了拍莱奥的肩膀，然后走开了。 海风吹过来，带着咸味和鱼腥味。 莱奥深吸一口气。 的里雅斯特的夏天，快要结束了。 第十五章：雪落无声 1873年12月，维也纳 世博会结束后的维也纳，像一场盛大婚礼后的新娘——妆容还没卸干净，宾客已经散尽，只剩下满地的彩纸和空酒杯。 主展馆的圆顶还在，但周围的临时建筑已经被拆除。工人们花了整整一个月清理垃圾，把各国展品装箱运走。那些曾经陈列着蒸汽机、丝绸和瓷器的展台，如今只剩下一排排空荡荡的木架子。偶尔有几个游客走过，对着那些架子拍一张照片，证明自己“来过”。 维也纳人把1873年称为“大崩溃之年”。股市崩盘、世博会落幕、失业率飙升——三重打击让这座城市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垂头丧气的老头。 雅各布·科恩的咖啡馆生意反而好了。 不是因为咖啡好喝了——他的咖啡一如既往地苦。而是因为失业的人需要一个地方待着。一杯咖啡可以坐一整个下午，比在街上闲逛强。至少咖啡馆里有炉子，冬天不会冻死。 “你今天卖了多少杯？”费伦茨问。 “四十多杯。” “比上周多。” “多没用。大部分是赊账。” 费伦茨看了一眼角落里坐着的几个客人。他们都穿着破旧的大衣，面前放着已经凉透的咖啡杯，没有一个人再续杯。 “你打算让他们欠到什么时候？”费伦茨问。 “欠到他们还不起为止。” “然后呢？” “然后就算了。” 费伦茨看着他。“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善良了？” “不是善良，”雅各布擦着杯子，“是现实。如果我把他们赶出去，他们会在街上闹事。闹事就会引来警察。警察来了就会查我的账。查账就会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就会封我的店。封店我就没饭吃了。” “所以你不是在帮他们。你是在帮自己。” “对。但你不用说出来。” 费伦茨笑了。“你这个人，永远把自私说得这么高尚。” 雅各布没有回答。他把最后一个杯子放回架子上，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雪。 雪是从今天早上开始下的。不大，但很密，像有人在天上撕碎了一本厚厚的书，纸屑纷纷扬扬地落下来。 街对面，布料店的废墟终于被清理干净了。原址上搭起了一个简易的木棚，卖一些针线和纽扣。店主是那场火灾中幸存的女人的弟弟，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从不跟人打招呼。 雅各布偶尔会去他那里买几颗纽扣。不是为了用，而是为了让他知道，还有人记得那场火灾。 “雅各布，”费伦茨从后面走过来，“有人找你。” “谁？” “不认识。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 雅各布的心跳加快了一拍。他转过身，看见一个瘦削的身影站在门口。 不是那个穿皮草的女人。 是一个年轻的、穿着黑色丧服的女人，头上戴着一顶黑纱帽，遮住了半边脸。 “科恩先生？”女人走进来，声音很轻。 “是我。您想喝什么？” “不喝。我是来……还东西的。” 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柜台上。 “这是谁给您的？”雅各布问。 “一个……一个已经不在的人。” 雅各布看着那个信封。信封上没有署名，但封口处有一个蜡封，上面印着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徽章——一只展翅的鹰，爪子里抓着一把剑。 “谁让您送来的？”他又问了一遍。 “我不能说，”女人低下头，“我只能说，他跟您有过一面之缘。”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拿起信封，拆开。 里面是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一行字： “马萨里克有危险。让他离开维也纳。” 笔迹很潦草，像是匆忙写下的。 雅各布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 “谢谢您，”他对女人说，“您要喝杯咖啡吗？热的，不要钱。” 女人摇了摇头。“不了。我得走了。” 她转身要走，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雅各布一眼。 “科恩先生，”她说，“您是一个好人。” “我不是。” “您是的。” 女人走了。雪落在她的黑色丧服上，像一颗颗白色的眼泪。 莱奥在十二月中旬收到了雅各布的回信。 信比上一封长了一些： “莱奥： 维也纳下雪了。雪很大，把整座城市盖成了白色。但白色下面，什么颜色都有——黑色的煤灰、褐色的泥浆、红色的血。雪只能盖住表面，盖不住下面。 你的炮换了没有？如果没有，继续写报告。写到他们换为止。在这个帝国里，不叫的孩子没奶吃。但叫得太响的孩子，会被掐死。你要把握好分寸。 我这里一切都好。费伦茨还是只有一只手。咖啡馆还是只卖难喝的咖啡。客人还是赊账。生活还是继续。 有空多写信。 雅各布” 莱奥读完信，把信纸折好，放在枕头下面。 他还没有收到过别人的信。母亲写过一封，但内容很短，只是说“赫尔曼的木材生意最近不太好，但还能撑下去”。施密特也写过一封，说他被分配到了海军基地的仓库，每天清点物资，“无聊到想自杀”。 只有雅各布的信，让他觉得有人在跟他说话。 不是问候，不是汇报，而是真正的、平等的对话。 他拿出纸和笔，开始写回信。 “雅各布： 信收到。炮还没换。报告还在写。叫得不够响，所以还没被掐死。 这里的冬天不太冷。海风很大，但不刺骨。马蒂奇说，的里雅斯特一年只下两场雪，每次都不超过一天。这里的雪不像维也纳的雪那样白，而是灰白色的，像是从烟囱里飘出来的。 我想问一件事：你说‘雪只能盖住表面，盖不住下面’。下面是什么？ 莱奥” 他写完信，折好，塞进信封。然后穿上军大衣，走出旅馆，向邮局走去。 街上很安静。的里雅斯特的夜晚不像维也纳那样灯火通明。大多数店铺早早就关了门，只剩下几盏煤气灯在寒风中忽明忽暗。 邮局还开着。他把信交给柜台后面的老头，付了邮票钱，然后转身离开。 走到门口，他撞上了一个人。 “对不起……”他说了一半，愣住了。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穿着深蓝色海军制服的年轻女人。 不，不是女人。是女孩。她大约十六七岁，黑头发，黑眼睛，皮肤晒成了小麦色。她的制服上别着一枚徽章，写着“的里雅斯特护士学校”。 “没关系。”女孩笑了笑，露出两颗小虎牙。 莱奥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个女孩走进邮局，消失在柜台后面。 他忽然想起伊洛娜。 不是因为她们长得像——她们完全不像。而是因为她们的眼睛里都有同一种东西：一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的、近乎固执的光芒。 他走出邮局，走进雪中。 的里雅斯特的雪，果然是灰白色的。 伊洛娜在圣诞节前夕回到了布达佩斯。 不是她想回的，而是父亲写信来，说“如果你再不回来，你母亲就会亲自去维也纳把你抓回来”。 她不想让母亲来维也纳。不是因为怕，而是因为母亲来了，就会看到她的工作环境——那间挤在编辑部角落里的、没有窗户的小办公室。她会说：“这就是你放弃贵族生活换来的东西？”然后哭。伊洛娜受不了母亲哭。 所以她回来了。 布达佩斯比她记忆中更冷清。拉科齐家族的庄园还在，但葡萄园已经荒了一半——没有钱雇人打理。父亲比以前更瘦了，头发白了很多，但腰板还是直的。 “你瘦了。”父亲说。 “工作忙。” “报社的工作？” “你知道？” “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父亲苦笑了一下，“我是你父亲。我知道你的一切。” 伊洛娜低下头。“对不起，父亲。我没有告诉你。” “不用道歉。你母亲不也瞒着我给她姐姐寄钱吗？每个人都有秘密。” 他们坐在客厅里，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母亲在厨房里做饭，偶尔传来锅铲碰撞的声音。 “父亲，”伊洛娜说，“家族的财务状况……到底怎么样了？” 父亲沉默了几秒钟。 “不好，”他说，“但还没到最坏的地步。葡萄园卖了一部分，还了一部分债。剩下的，如果能撑过明年春天，也许还有转机。” “如果撑不过呢？” “那就再卖。” “卖到什么地步？” “卖到只剩下这栋房子。”父亲看着她，“但那是最后一步。在那之前，我会想办法。” “什么办法？” 父亲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壁炉里的火焰，眼神空洞。 伊洛娜忽然明白了。 父亲说的“办法”，就是她。 不是让她嫁人——父亲已经放弃了这个念头。而是让她成功。让她在维也纳站稳脚跟，赚到钱，然后回来救这个家族。 她不知道自己是该感到骄傲，还是感到悲哀。 也许两者都有。 圣诞节那天，雅各布的咖啡馆关门了。 不是他想关的，而是费伦茨“强迫”他关的。 “你一年到头都不休息，会累死的。”费伦茨说。 “我不会累死。我会老死。” “那更糟。老死之前还没享受过生活。” 雅各布想了想，觉得费伦茨说得对。他确实很久没有休息过了。上一次休息是什么时候？他不记得了。也许是米里亚姆还活着的时候。 他关上门，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圣诞节休息一天。明天照常营业。” 然后他回到二楼的小房间，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条裂缝，跟军事学院宿舍里的那条很像。也许全维也纳的天花板都有裂缝——就像全帝国的人都有烦恼一样。 他闭上眼睛，但睡不着。 他想起那封信——那个穿黑色丧服的女人送来的信。“马萨里克有危险。让他离开维也纳。” 他已经告诉了马萨里克。捷克教授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不会离开。”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离开了，他们就赢了。” “他们是谁？” “那些不想让人们思考的人。” 雅各布没有再劝。他知道劝不动。马萨里克是他见过的最固执的人——比他还固执。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 窗外的雪还在下。 无声无息。 伊洛娜在圣诞节晚宴上喝了很多酒。 不是因为她喜欢喝酒，而是因为她需要勇气来面对母亲。 母亲从头到尾没有提报社的事，没有提文章的事，没有提“贵族小姐写穷人”的事。她只是不停地给伊洛娜夹菜，说“你太瘦了，多吃点”。 这种沉默比责骂更让人难受。 晚宴结束后，伊洛娜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小时候住的那间，墙上还贴着她十几岁时画的素描。她坐在床边，看着那些画，忽然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 一转眼，她已经不是那个在花园里追蝴蝶的小女孩了。 她已经是一个要在维也纳独自生存的女人。 她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旧笔记本。那是她十五岁时的日记，里面记录着她对世界的所有疑问： “为什么女人不能当医生？” “为什么匈牙利人不能有自己的军队？” “为什么皇帝可以决定一切？” 她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一行字： “总有一天，我要改变这一切。” 她看着那行字，笑了。 不是嘲笑，而是苦笑。 她改变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她只是写了一篇关于失业工人的报道，然后被一个匿名的读者骂“不知羞耻”。 但她还在写。 只要还在写，就没有输。 她合上日记本，把它放回抽屉。 然后她躺到床上，闭上眼睛。 窗外，布达佩斯的雪也在下。 比维也纳的雪更大、更密、更冷。 但雪总会停的。 第十六章：新年夜的钟声 1874年1月1日，维也纳 新年夜的维也纳，没有狂欢。 不是因为人们不想狂欢，而是因为没有什么值得狂欢的事。股市崩盘的阴影还在，失业率还在涨，面包的价格还在涨。唯一没涨的，是人们的工资——如果他们还有工资的话。 圣斯蒂芬大教堂的钟声在午夜敲响，沉闷而缓慢，像一口痰卡在喉咙里的老人。有人站在街上听了听，然后缩着脖子回家了。没有人拥抱，没有人接吻，没有人唱《蓝色多瑙河》。 雅各布·科恩在钟声敲响的时候，正在数钱。 不是庆祝新年，而是算账。他把过去一年的收入和支出列了一张表，发现利润比去年少了三分之一。不是因为客人少了——客人反而多了。而是因为赊账的人太多了。 “你应该停止赊账。”费伦茨说。 “不能停。” “为什么？” “停了，那些人就没地方去了。” “他们没地方去，跟你有什么关系？” 雅各布没有回答。他把账本合上，锁进抽屉里。 “费伦茨，”他说，“你相信人有来生吗？” 费伦茨愣了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信这个了？” “我不信。我只是在想，如果没有来生，那这辈子活着是为了什么？” “为了活着。” “活着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不死。” 雅各布笑了。“你真是个哲学家。” “我只是个没了一只胳膊的老兵。”费伦茨端起一杯酒——不是咖啡，是真正的酒，圣诞节一个客人送的。“新年快乐，雅各布。” “新年快乐。” 他们碰了杯。酒很烈，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窗外，新年的第一片雪花落了下来。 莱奥在的里雅斯特度过了一个安静的新年夜。 炮台的士兵们凑钱买了一桶葡萄酒，在营房里喝了个半醉。马蒂奇用他那带着浓重克罗地亚口音的德语讲了一个关于海盗的笑话，所有人都笑了——虽然没有人真正听懂。 莱奥没有喝酒。他坐在炮台的围墙上，面朝大海，看着远处的灯塔在黑暗中一闪一闪。 他在想一件事。 昨天，他收到了施密特的信。信上说，施密特在海军基地的仓库里发现了一批“被遗忘”的弹药——整整五十箱，足够海岸炮兵用半年。但仓库主管不让搬，说“没有维也纳的批文”。 “没有批文，弹药就只能烂在仓库里。”施密特在信上写道，“而你们的炮台上，连一发试射的炮弹都要省着用。” 莱奥决定做一件事。 他去找了马蒂奇。 “军士长，我想去仓库搬弹药。” 马蒂奇看了他一眼。“没有批文。” “我知道。” “那你打算怎么搬？” “先搬，后补批文。” 马蒂奇沉默了很久。“你知道后果吗？” “知道。军事法庭。” “那你还去？” “炮台上没有弹药，敌人来了怎么办？” “敌人不会来。” “万一来了呢？” 马蒂奇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笑了。“你跟你父亲一样，是个疯子。” “您认识我父亲？” “不认识。但我听说过。柯尼希格雷茨，一个骑兵少校，带着两百人冲三十二门炮。那不是正常人干的事。” 莱奥没有说话。 “去吧，”马蒂奇说，“我跟你一起。反正我这条命，二十年前就该丢在海上了。” 第二天一早，莱奥和马蒂奇带着五个士兵，去了海军基地的仓库。 仓库主管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姓瓦格纳，据说靠这个职位发了不小的财。他看见莱奥，立刻皱起了眉头。 “少尉，你来做什么？” “搬弹药。” “批文呢？” “没有。” 瓦格纳的脸涨红了。“没有批文，不能搬！” 莱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他。“这是炮台的弹药消耗报告。上面写着，我们的炮弹存量已经低于安全线。” “那是你们的事。没有批文，不能搬！” 莱奥把纸收回来，看着瓦格纳的眼睛。 “瓦格纳先生，”他的声音很平静，“如果敌人来了，炮台上没有炮弹，我会在战死之前，先来找你。” 瓦格纳的脸从红变白。“你……你在威胁我？” “不是威胁。是陈述事实。” 两人对视了几秒钟。瓦格纳先移开了目光。 “搬吧，”他挥了挥手，“但出了事，我不管。” 莱奥没有说谢谢。他转身对士兵们说：“搬。” 五十箱弹药，整整搬了一个上午。当最后一箱被装上马车的时候，莱奥站在仓库门口，看着瓦格纳的背影，忽然想起雅各布说过的话：“在这个帝国里，不叫的孩子没奶吃。但叫得太响的孩子，会被掐死。” 他不知道自己这次叫得算不算太响。 但他知道，炮台上终于有炮弹了。 伊洛娜在新年第一天回到了维也纳。 布达佩斯的家让她窒息。不是因为她不爱父母，而是因为那个家里充满了“过去”——过去的荣耀、过去的财富、过去的期待。每一件家具、每一幅画、每一本书都在提醒她：你是一个拉科齐，你应该做拉科齐该做的事。 但她不想做拉科齐该做的事。她想做伊洛娜想做的事。 回到维也纳的第一件事，她去报社报到。 贝尔塔不在。前台的那个胖女人告诉她，贝尔塔病了，已经三天没来上班。 “什么病？” “不知道。她没说。” 伊洛娜问了地址，然后直接去了贝尔塔的家。 贝尔塔住在维也纳第十七区的一栋小公寓里，三楼，没有电梯。伊洛娜爬上去的时候，气喘吁吁。 她敲了敲门。没人应。 她又敲了敲。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苍白的、疲惫的脸。 “伊洛娜？”贝尔塔的声音沙哑，“你怎么来了？” “听说您病了。我来看看。” “我没事。就是感冒。” “感冒三天还没好？” 贝尔塔苦笑了一下，把门打开。“进来吧。” 公寓很小。一间卧室，一间客厅，一间厨房，没有卫生间——厕所在走廊尽头。客厅里堆满了书和报纸，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贝尔塔让伊洛娜坐到沙发上，自己去厨房烧水。 “您一个人住？”伊洛娜问。 “一个人。” “没有家人？” “有。但他们在格拉茨。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贝尔塔端了两杯茶过来，坐到伊洛娜对面。她的脸色很差，眼窝深陷，嘴唇干裂，但眼神还是锐利的。 “伊洛娜，”她说，“你有想过，为什么要当记者吗？” 伊洛娜愣了一下。“为了……改变什么。” “改变什么？” “改变这个世界。让女人有投票权，让穷人有饭吃，让……” “让帝国不垮？”贝尔塔接过话头。 伊洛娜沉默了。 “我也想改变世界，”贝尔塔说，“但我改变了什么？什么都没有。我只是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报道，然后第二天，它们就被用来包鱼了。” “那您为什么还要写？” 贝尔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因为，”她说，“如果不写，我就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 伊洛娜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疲惫，没有绝望，只有一种近乎固执的、不肯熄灭的光。 “贝尔塔，”伊洛娜说，“您会好起来的。” “当然。我还要看你的第三篇报道呢。” 伊洛娜笑了。“我还没写。” “那就写。现在写。” “现在？” “对。就坐在这里写。我给你看着。” 伊洛娜从包里拿出纸和笔，坐到贝尔塔的书桌前。窗外是维也纳的灰色天空，窗台上有一盆快要枯萎的仙人掌。 她开始写。 写什么？写贝尔塔。 写一个独自住在小公寓里的女人，没有家人，没有财富，只有一台打字机和一屋子书。写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工作到深夜，写那些没人愿意看的、关于穷人、女人和孩子的故事。写她病了三天，没有人来看她，直到一个实习记者敲响了她的门。 她写得很顺，几乎没有停顿。写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她把稿子递给贝尔塔。 贝尔塔戴上眼镜，读了一遍。 “太煽情了。”她说。 “那就删。” “不用删。这不是新闻，这是散文。散文可以煽情。” 贝尔塔把稿子放在桌上，看着伊洛娜。 “你有一双好眼睛，”她说，“看得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比如？” “比如，一个快要枯萎的仙人掌，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养它。” 伊洛娜低下头，笑了。 莱奥在正月初三收到了雅各布的回信。信很短： “莱奥： 你问我‘下面是什么’。我告诉你：下面是泥土。泥土下面是什么？是更深的泥土。 挖到底，你会发现，什么都没有。 但挖的过程，会让你知道自己的手有多有力。 雅各布” 莱奥读了两遍，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他站在炮台上，面朝大海。今天的海很平静，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灰白色的天空。 “少尉，”马蒂奇走过来，“瓦格纳昨天来找我了。” “找你干什么？” “让我告诉你，他已经把搬弹药的事上报了。” “上报给谁？” “维也纳。” 莱奥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呢？” “然后？然后等着。看上面怎么处理。” “你觉得会怎么处理？” 马蒂奇掏出烟斗，点上。“两种可能。第一，给你一个处分，说你‘违反规程’。第二，给你一个嘉奖，说你‘主动作为’。在帝国里，这两种可能都有可能。” “哪个可能性更大？” “处分。因为嘉奖的话，上面就要承认他们之前没给弹药是错的。帝国永远不会承认错误。” 莱奥点了点头。“我知道了。” “你不怕？” “怕也没用。” 马蒂奇吐出一口烟。“你这个人，跟你父亲一样。” “您又说我父亲。您不是不认识他吗？” “不认识。但我听说过。一个不怕死的人，要么是真的勇敢，要么是真的傻。” “您觉得我属于哪一种？” 马蒂奇看了他一眼。“不知道。但你会活很久。” “为什么？” “因为怕死的人都死得早。不怕死的，反而活得长。” 莱奥没有回答。他看着海面，看着远处的渔船在波浪中起伏。 也许马蒂奇说得对。 也许不对。 但他不想再想这些了。 他只是想活着。活着，然后做一点有用的事。 哪怕只是一点点。 雅各布在正月初五接待了一个特殊的客人。 不是马萨里克，不是王子，不是那个穿皮草的女人。 而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穿着破旧军大衣的中年男人。男人的脸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从左额一直延伸到右下巴，几乎把脸劈成了两半。 “您是科恩先生？”男人站在柜台前，声音沙哑。 “是我。” “我叫卢卡·科瓦奇，是……是迈尔先生的朋友。” “哪个迈尔先生？” “赫尔曼·迈尔。您请他喝过咖啡的那个失业工头。” 雅各布想起来了。那个蹲在街边用树枝画画的男人。 “他怎么了？” 科瓦奇低下头。“他死了。” 雅各布的手停了一下。“怎么死的？” “自杀。昨天晚上，在他住的棚屋里，上吊了。” 雅各布沉默了。 “他留下一封信，”科瓦奇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信上提到了您。他说，‘谢谢科恩先生的咖啡。那是我喝过的最后一杯好东西。’” 雅各布接过那张纸，看着上面歪歪扭扭的字迹。 “他为什么要自杀？”雅各布问。 “找不到工作。老婆跑了。孩子被送到了孤儿院。”科瓦奇的声音很低，“他说，活着没意思。” 雅各布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 “您想喝杯咖啡吗？”他问。 科瓦奇摇了摇头。“我不喝咖啡。我来，是想问您一件事。” “什么事？” “您能不能……帮他把孩子从孤儿院里接出来？” 雅各布看着他。“我？一个开咖啡馆的犹太人？” “您是唯一一个对他好的人。” 雅各布沉默了很久。 “孤儿院在哪？”他问。 “在第十七区。叫圣安娜孤儿院。” “我去看看。” 科瓦奇的眼睛红了。“谢谢您，科恩先生。” “别谢我。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办成。” 科瓦奇走了。雅各布站在柜台后面，手里握着那张信纸，久久没有动。 费伦茨从厨房里探出头来。“你真的要去孤儿院？” “去。” “你连自己都养不活，还养别人的孩子？” “我没说要养。我只是去看看。” “看看之后呢？” 雅各布没有回答。他把信纸放回抽屉，锁好，然后穿上外套。 “费伦茨，”他说，“今天提前关门。” “你要去哪？” “圣安娜孤儿院。” “现在？” “现在。趁我还没改变主意。” 他推开门，走进雪里。 维也纳的雪，还在下。 第十七章：孤儿院的门 1874年1月，维也纳 圣安娜孤儿院坐落在维也纳第十七区的一条僻静街道上，是一栋灰扑扑的三层楼房，门口挂着一块铁牌，上面刻着“建于1832年”。铁牌已经生锈了，有些字母看不太清，仿佛这座建筑也在刻意隐藏自己的年龄。 雅各布·科恩站在门口，看着那扇厚重的木门。门上的油漆剥落了大半，露出下面灰白色的木头。门把手是一只铁环，被无数只手摸得锃亮。 他敲了三下。 过了很久，门开了一条缝。一个修女探出头来，大约五十岁，脸上没什么肉，颧骨高耸，眼睛像两颗没有光泽的石子。 “您找谁？” “我叫雅各布·科恩。我来看看一个孩子。” “哪个孩子？” “赫尔曼·迈尔的儿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修女的眼睛微微动了一下。“您是亲戚？” “不是。我是他父亲的朋友。” 修女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把门打开。“进来吧。” 走廊很长，两边是一扇扇紧闭的门。墙上挂着一幅耶稣受难图，蜡烛的光在耶稣的脸上投下摇晃的阴影。空气中弥漫着蜡油、旧木头和消毒水的味道，让人想起医院，或者坟墓。 修女带着雅各布走上二楼，在一扇门前停下来。 “他叫保罗·迈尔，今年七岁。”修女说，“他父亲上吊后，他被警察送来的。母亲不知去向。” “他在这里怎么样？” “不怎么说话。也不跟别的孩子玩。吃饭正常，睡觉正常。但就是不说话。” “能让我见见他吗？” 修女犹豫了一下。“您只能待十五分钟。探视时间有规定。” “够了。” 修女打开门。房间里是一间大通铺，十几个孩子挤在一起，有的在玩，有的在发呆。雅各布一眼就认出了保罗·迈尔——他坐在最角落的床上，手里拿着一本书，但没有翻开，只是盯着封面发呆。 那本书的封面已经磨破了，只能隐约看出是一本童话集。 雅各布走过去，坐到保罗旁边。 “你是保罗？”他问。 男孩抬起头，看着他。那是一双灰色的、空洞的眼睛，像两扇关上了的窗户。 “我叫雅各布。我是你父亲的朋友。” 保罗没有说话。他只是看着雅各布，眼神里没有好奇，没有恐惧，没有任何表情。 “你父亲……”雅各布顿了顿，“他走之前，让我来看看你。” 保罗仍然没有说话。但他把书放在一边，两只手交叠在膝盖上，身体微微前倾。他在听。 “你父亲是个好人，”雅各布说，“他在纺织厂当工头，管三十个人。工人尊重他，因为他从不克扣工资。老板也信任他，因为他从不偷懒。” 保罗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但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 “他最后那段日子很难，”雅各布的声音很轻，“工厂倒闭了，他找不到工作。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每天都出去找工作，直到天黑才回来。他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保罗的眼泪流了下来。 但他没有哭出声。只是眼泪静静地往下掉，一颗接一颗，像断了线的珠子。 “他说，”保罗终于开口了，声音小得像蚊子，“他说，‘保罗，爸爸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 雅各布伸出手，放在保罗的肩膀上。 “他回不来了。”保罗说。 “是的。他回不来了。” “那谁回来？”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我。我会回来的。” 保罗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你为什么要回来？” “因为，”雅各布说，“有人要回来看你。” 他站起来，对修女说：“我想领养这个孩子。” 修女愣住了。“您是犹太人？” “是的。” “孤儿院是天主教的。孩子只能被天主教家庭领养。” “那我资助他。每个月给他生活费，直到他成年。” 修女想了想。“这个可以。但您需要跟院长谈。” “院长在哪？” “在二楼尽头。左手边第二间。” 雅各布点了点头，然后蹲下来，看着保罗。 “保罗，我走了。但我还会来。下周这个时候，我来看你。” 保罗没有说话。他只是用那双灰色的眼睛看着雅各布，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雅各布站起来，走出房间。 走廊很长，但他走得很快。 他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的眼睛。 莱奥在正月初十收到了来自维也纳的处分通知。 不是他想象中的处分——降职、记过、甚至开除军籍。而是一个“口头警告”。 “鉴于莱奥·冯·海登莱希少尉未经批准擅自调动弹药，违反《帝国军队物资管理条例》第十七条，兹给予口头警告一次。下不为例。” 落款是“海军司令部物资管理处”，签章处盖着一个歪歪扭扭的红章。 马蒂奇看了通知，笑了。 “口头警告，”他摇了摇头，“连个屁都不如。” “为什么？”莱奥问。 “因为口头警告不留档案。不留档案就等于没发生过。他们既不想处分你，也不想嘉奖你。他们只想让你知道——他们知道你干了什么，但懒得管你。” “那我是该庆幸，还是该生气？” “都该。”马蒂奇掏出烟斗，“庆幸的是，你没惹上大麻烦。生气的是，他们连认真对待你的力气都没有。” 莱奥把通知折好，放进口袋。 “军士长，”他说，“您在这个帝国里待了二十年，有没有觉得……很累？” 马蒂奇吐出一口烟。“累。但累也要活着。” “为什么？” “因为，”马蒂奇看着远处的海面，“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活着，至少还有机会看到它变好。” “您觉得它会变好吗？” 马蒂奇沉默了很久。“不知道。但万一呢？” 莱奥没有回答。他看着海面，看着那些在波浪中起伏的渔船，忽然想起雅各布信里的那句话：“挖到底，你会发现，什么都没有。但挖的过程，会让你知道自己的手有多有力。” 也许活着也是一样。 活着本身，就是那个“挖的过程”。 伊洛娜在一月中旬完成了一篇关于孤儿院的报道。 不是圣安娜孤儿院——她不知道雅各布的事。她写的是维也纳第八区的一家公立孤儿院，条件比圣安娜差得多。那里的孩子每天只吃两顿饭，每顿是一碗稀粥和半块黑面包。冬天没有暖气，孩子们挤在一起取暖，有的孩子脚趾冻坏了，也没有医生来看。 她花了三天时间采访，写了一篇五千字的长篇报道。标题叫《看不见的孩子》。 贝尔塔读完稿子，沉默了很久。 “这篇可以发。”她说。 “不会被封？” “可能会。但值得一试。” 报道在1月20日发表，占了整整一个版面。当天下午，报社收到了十几封读者来信——有支持的，有骂的，也有匿名威胁的。 “你小心点，”贝尔塔对伊洛娜说，“有些人会当真。” “当真是什么意思？” “当真就是，他们会来找你。” 伊洛娜没有害怕。她把那些威胁信锁进抽屉里，继续写下一篇。 她打算写关于“女性工人”的报道。维也纳有很多工厂雇佣女工，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工资只有男工的一半。她们没有工会，没有保护，没有人替她们说话。 她要替她们说话。 哪怕只有一个人听。 雅各布在1月21日再次去了圣安娜孤儿院。 这次他带了一包东西：一件厚外套、一双新靴子、一袋苹果、一本书。书不是童话集，而是一本简单的德语读本，封面上印着一只小狗。 “这是给你的。”他把东西交给保罗。 保罗接过那本书，翻了翻，然后抬起头。 “这是什么？”他问。 “书。教你认字的。” “我会认字。爸爸教过我。” “那这本书太简单了。下次我给你带本难的。” 保罗把书抱在怀里，低下头。 “科恩先生，”他说，“您为什么要帮我？” “因为，”雅各布说，“你父亲请我喝过一杯咖啡。” 保罗抬起头，灰色的眼睛里有一丝疑惑。“爸爸没钱请人喝咖啡。” “他请的不是钱。他请的是……信任。” 保罗不懂。但他没有再问。他只是把书抱得更紧了。 雅各布站起来，对修女说：“我想跟院长谈谈资助的事。” 修女带他去了院长的办公室。院长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修女，头发全白了，但眼神很锐利。 “科恩先生，”院长说，“您是犹太人。按照教规，我们不能接受犹太人的钱。” “那按照教规，孩子应该饿死？” 院长的脸色变了。“您说什么？” “我说，”雅各布的声音很平静，“那个孩子，保罗·迈尔，他的父亲自杀了，母亲跑了，他没有家，没有钱，没有未来。您因为我是犹太人，就不让我帮他？” 院长沉默了。 “我不是要传教，”雅各布说，“我不是要带他离开天主教。我只是想给他每个月送点吃的、穿的、书。这违反哪条教规？” 院长低下头，沉默了很久。 “不违反，”她终于说，“您每个月可以来看他一次。但不能带太多东西。别的孩子会眼红。” “带多少算‘太多’？” “一件衣服，一本书，一点吃的。不要超过这个。” “好。” 雅各布站起来，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他走出孤儿院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路灯还没亮，街道上一片昏暗。 他站在门口，点了一根烟——他不常抽烟，但今天想抽。 烟雾在冷空气中散开，像一朵小小的、灰色的云。 “科恩先生。” 他转过身。保罗站在门口，只穿了一件薄外套，冻得直哆嗦。 “你怎么出来了？” “我想问您一件事。” “什么事？” “您说您会回来。您真的会回来吗？” 雅各布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 “会。我说话算话。” 保罗点了点头，转身跑回了孤儿院。 门关上了。 雅各布站起来，把烟掐灭，扔进垃圾桶。 他走在回家的路上，脚步比平时重了一些。 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心里多了一个人。 一个七岁的、不说话的孩子。 他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但他知道，他不能不管。 莱奥在1月底收到了一封意外的信。 信是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写来的。内容很短： “莱奥： 听说你擅自搬了弹药，被口头警告了。 做得好。 男爵” 莱奥读了两遍，笑了。 这是他从到的里雅斯特以来，第一次笑。 不是因为开心，而是因为有人告诉他——“做得好”。 在这个帝国里，“做得好”三个字，比金子还珍贵。 他把信折好，放在枕头下面，跟雅各布的信放在一起。 然后他穿上军大衣，走出营房，到炮台上值夜。 海风很大，吹得他的军大衣猎猎作响。他站在围墙上，看着远处的灯塔，看着那些在黑暗中闪烁的灯光。 他想，也许有一天，他也会成为一盏灯。 不是照亮很多人，只是照亮那么一两个。 就够了。 第十八章：春天的约定 1874年3月，维也纳 三月的维也纳，终于有了一点春天的样子。 雪化了，多瑙河的冰层裂开了，露出下面暗绿色的水流。树枝上冒出了嫩芽，虽然还很小，但至少是绿色的。街上的人不再缩着脖子走路，偶尔有人抬起头，看一眼灰蓝色的天空，然后继续低头赶路。 但春天并没有带来希望。失业的人还是那么多，面包还是那么贵，皇帝还是那么遥远。唯一的变化是，人们不再谈论股市崩盘了——不是因为他们忘了，而是因为谈够了。就像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你每天看它、摸它、给它换药，但它就是不结痂。最后你放弃了，把它用绷带缠起来，假装它不存在。 雅各布·科恩已经去看过保罗四次了。每次带的东西都不多——一本书、一件旧衣服、几个苹果。修女们不再拦他，但也没有对他笑脸相迎。她们只是打开门，让他进去，然后在他走后把门锁上。 保罗的变化很慢，但确实在变。第一次，他一句话也不说。第二次，他说了一个词：“谢谢。”第三次，他问了第一个问题：“外面冷吗？”第四次，也就是今天，他问了第二个问题：“您为什么要开咖啡馆？” 雅各布想了想，说：“因为我不会做别的事。” “您不会做饭吗？” “会一点。但开餐馆需要很多钱。咖啡馆只需要一个壶、几个杯子、一些豆子。” “那您为什么不卖好喝的咖啡？” 雅各布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的咖啡不好喝？” “修女们说的。她们说，‘那个犹太人，咖啡煮得像药。’” 雅各布笑了。“她们说得对。我的咖啡确实不好喝。” “那为什么不煮好一点？” “因为好喝的咖啡贵。贵了，客人就少了。客人少了，我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我就不能给你买书了。” 保罗低下头，看着手里那本新书——这次是一本地理图册，封面上画着世界地图。 “科恩先生，”他说，“您上次说，您会回来。您真的回来了。” “我说过，我说话算话。” “那您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什么事？” “不要死。” 雅各布沉默了。他看着保罗的眼睛，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哀求，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对“失去”的恐惧。 “我尽量。”他说。 “不是尽量。是一定。” 雅各布伸出手，摸了摸保罗的头。 “好。我一定。” 伊洛娜在三月初写了一篇关于“女性工人”的报道，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不是好的反响。是坏的。 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报社收到了三十多封读者来信，其中二十多封是骂她的。有人说她是“贵族婊子，装什么穷人代言人”，有人说她是“犹太人的走狗”（她不是犹太人，但骂人的人不在乎事实），还有人直接说“你应该被关进疯人院”。 但也有几封信是支持的。其中一封是一个女工写来的，只有一句话：“谢谢你看到了我们。” 伊洛娜把那封信贴在办公桌的墙上，每天看着它。 贝尔塔的病已经好了。她又回到了报社，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但伊洛娜注意到，贝尔塔偶尔会咳嗽，咳得很厉害，有时候咳出血丝。 “您应该去看医生。”伊洛娜说。 “看了。医生说是支气管炎。” “支气管炎会咳血吗？” 贝尔塔看了她一眼。“你在怀疑什么？” “我不知道。但您应该再检查一次。” 贝尔塔沉默了几秒钟。“等忙完这阵子再说。” “哪阵子？” “这一阵子。” 伊洛娜知道，贝尔塔的“这一阵子”永远不会结束。对她来说，工作就是生命，生命就是工作。停下来，就等于死亡。 她不再劝了。只是每天早上给贝尔塔带一杯热牛奶，放在她的桌上。 贝尔塔每次都喝。喝完说一句：“太甜了。” 但第二天，伊洛娜还是会放同样多的糖。 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在三月中旬再次邀请伊洛娜吃饭。 这次不是“四季餐厅”，而是一家开在第八区的小酒馆，卖的是匈牙利菜。伊洛娜走进去的时候，闻到了久违的炖牛肉和红椒粉的味道，眼眶忽然有些发酸。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匈牙利菜？”她问。 “我调查过你。”卡尔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孩子气的得意。 “你还在‘关注’我？” “不是关注。是研究。” 伊洛娜坐下了。卡尔今天穿得很随便——一件深灰色的毛衣，袖口有些起球，头发也没有梳得很整齐。他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三十岁左右的男人，而不是一个拥有七十六个房间的王子。 “你最近瘦了。”卡尔说。 “工作忙。” “报社的工作？” “你知道。” “我知道。你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读了。” 伊洛娜有些惊讶。“你读？” “我不仅读。我还剪下来，贴在一个本子里。” “为什么？” “因为，”卡尔端起酒杯，“你写的东西，是这个帝国里为数不多的真话。” 伊洛娜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低下头，看着盘子里那块冒着热气的炖牛肉。 “卡尔，”她说，“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说过。靠近你。” “靠近我之后呢？” 卡尔沉默了几秒钟。“之后？之后也许你会发现，我不是你想的那么坏。也许我会发现，你不是我想的那么好。然后我们会决定，是继续靠近，还是各自走开。” “你不觉得这样很浪费时间吗？” “浪费时间？”卡尔笑了，“伊洛娜，人生就是用来浪费的。区别在于，你是把时间浪费在有意思的事上，还是没意思的事上。” “靠近我算有意思的事？” “目前来说，是的。” 伊洛娜忍不住笑了。“你这个人，说话总是让人不知道怎么接。” “那就不要接。吃牛肉。” 他们吃了很久。酒喝了两瓶——不是伊洛娜喝的，是卡尔喝的。他喝到第二瓶的时候，话开始多了起来。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当王子吗？”他说。 “为什么？” “因为当王子，你永远不知道别人对你好，是因为你这个人，还是因为你的头衔。” “那你怎么分辨？” “分辨不了。所以我不信任任何人。” “那你信任我吗？” 卡尔看着她，眼神迷蒙。“不知道。但我愿意试试。” 伊洛娜没有说话。她只是把酒杯拿开，给卡尔倒了一杯水。 “喝这个。你喝太多了。” 卡尔接过水杯，喝了一口，然后笑了。 “你像我母亲。” “我不是你母亲。” “我知道。但你管我的样子，像她。” 伊洛娜叹了口气。“你醉了。” “也许。但醉话有时候是真话。” 伊洛娜没有反驳。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卡尔趴在桌上，慢慢闭上眼睛。 酒馆里很安静。只有炉火在噼啪作响，和远处传来的、若有若无的小提琴声。 她忽然想起莱奥。那个在舞会侧门站岗的年轻学员，那个在蒸汽机前笨拙地跳舞的少尉。 他在的里雅斯特。很远。 但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他并不远。 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是不会说谎的人。 在这个充满谎言的帝国里，不会说谎的人，就像黑夜里的蜡烛。 即使隔得很远，也能看见彼此的光。 莱奥在三月底收到了一封来自施密特的信。信的内容让他有些意外： “莱奥： 我决定申请调离仓库。 不是因为我受不了无聊，而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件让我睡不着的事。 仓库里不仅有‘被遗忘’的弹药，还有‘被遗忘’的军粮。整整三百箱，1866年生产的，已经过期了。但主管说，‘过期也没关系，发下去照样吃’。 我问，‘吃了生病怎么办？’主管说，‘生病了有军医院。’ 我问，‘军医院治不好呢？’主管说，‘那就写阵亡通知。’ 我觉得我不能再待在那里了。 我已经提交了调离申请，想去一线部队。哪怕像你一样守炮台，也比在仓库里看着过期粮食发霉强。 施密特” 莱奥读完信，把信纸折好，放在枕头下面。 他想起施密特在军事学院的样子——总是笑，总是说话，总是请别人喝咖啡。他以为施密特是一个不会认真的人。 但他错了。 认真的人，不一定是那些板着脸、不说话的人。 有时候，最会笑的人，心里装着最多的东西。 他拿出纸和笔，给施密特回信。只写了一句话： “来炮台吧。这里的风很大，但至少能看到海。” 雅各布在三月底遇到了一个难题。 保罗的资助费用比他想象的高。每个月买书、衣服、食物的钱加起来，已经占到了他收入的四分之一。再加上房租、进货、税费，他已经快攒不下钱了。 “你应该减少资助。”费伦茨说。 “不能减。” “为什么？” “因为我答应过他。” “你答应过很多事。比如，把咖啡煮好喝一点。你做到了吗？” 雅各布没有回答。他知道费伦茨说得对。但他也知道，有些事，答应了就不能反悔。 “我会想办法多赚点钱。”他说。 “怎么赚？” “不知道。但总会有办法的。” 费伦茨叹了口气。“你这个人，太固执了。” “我只是不想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没有帮他。” 费伦茨摇了摇头，不再说话了。 雅各布坐在柜台后面，看着窗外的街。天快黑了，路灯还没有亮。街上的人影模模糊糊，像一群幽灵在游荡。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那个穿皮草的女人，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她去了哪里？她还在找马萨里克吗？她是不是已经放弃了？ 他不知道。 但直觉告诉他，她没有放弃。她只是在等。 等一个更好的时机。 就像一只猫，蹲在老鼠洞前，一动不动。 老鼠以为猫走了，刚探出头，就被一爪子按住了。 他不做老鼠。 他要做猫。 莱奥在三月的最后一天，做了一件事。 他写了一封信给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信的内容很简单： “男爵阁下： 谢谢您的‘做得好’。 我想问您一件事：您觉得，帝国还能撑多久？ 不是因为我希望它倒。而是因为，我想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做准备。 莱奥” 他把信寄出去之后，站在邮局门口，看着灰蒙蒙的天空。 他不知道男爵会不会回信。也许不会。也许回了，但答案不是他想听的。 但问出来，心里舒服了一些。 有些问题，不是为了答案，而是为了问。 回到炮台，马蒂奇正在擦炮。独臂老兵的动作很慢，但很仔细，每一寸炮管都要擦三遍。 “军士长，”莱奥说，“您有没有想过，帝国倒掉之后，您去干什么？” 马蒂奇停下手中的活，看了他一眼。 “回克罗地亚。种地。” “您会种地吗？” “不会。但可以学。” “那如果帝国不倒呢？” “那就继续擦炮。” 莱奥笑了。“您真简单。” “简单的人活得久。”马蒂奇继续擦炮，“复杂的人，想太多，睡不着，死得早。” 莱奥没有再说话。他拿起一块抹布，蹲下来，跟马蒂奇一起擦炮。 两双手，一老一少，在冰冷的炮管上留下体温。 海风吹过来，带着春天的味道。 春天真的来了。 第十九章：四月的风暴 1874年4月，的里雅斯特 四月的亚得里亚海，脾气像个任性的孩子。 前一刻还风平浪静，海面光滑得像一面蓝色的绸缎；下一刻就狂风大作，浪头一个接一个地砸向海岸，溅起的水花能飞到炮台的围墙上。水手们把这种突如其来的风暴叫做“四月疯子”——没有人能预测它什么时候来，也没有人能预测它什么时候走。 莱奥·冯·海登莱希站在炮台的瞭望塔上，看着海面上翻滚的乌云。风暴正在从东南方向逼近，速度比他预想的快。他转身对马蒂奇说：“军士长，让士兵们把炮弹搬回弹药库。风暴来了，炮台可能会进水。” 马蒂奇看了一眼天空。“这不是普通的风暴。” “什么意思？” “你看云的颜色。不是灰色，是绿色。绿色的云，意味着海上可能有龙卷风。” 莱奥的心里一紧。龙卷风——他在军事学院的教科书上读到过，但从未亲眼见过。据说它能掀翻屋顶、卷走大炮，甚至把一整艘船抛到岸上。 “所有人，”莱奥喊道，“把能搬的东西都搬进室内！动作快！” 士兵们开始忙碌起来。有的搬炮弹，有的搬被褥，有的用绳索加固炮管。马蒂奇带着几个人把弹药库的门加固了两层，又在门口堆上了沙袋。 风暴来得比他们预想的更快。 下午三点，天已经黑得像深夜。狂风呼啸着穿过炮台，把旗杆上的旗子撕成了碎片。雨不是落下来的，而是横着飞的，像无数根细针扎在脸上。莱奥睁不开眼，只能凭感觉抓住身边的一根柱子。 “少尉！”马蒂奇的声音在风中几乎听不见，“瞭望塔！瞭望塔上有人！” 莱奥抬起头，透过雨幕看见瞭望塔上有一个模糊的身影——那是新来的士兵，一个十八岁的波西米亚男孩，叫库尔特·贝格尔。他大概是上去收旗子，结果被困在了上面。 “我去！”莱奥喊道。 “你疯了！”马蒂奇抓住他的胳膊，“风会把你们俩都吹走！” “那也得去！” 莱奥挣脱马蒂奇的手，弯着腰向瞭望塔跑去。风几乎要把他吹倒，他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使不上力。他抓住瞭望塔的梯子，一步一步往上爬。 梯子湿透了，滑得几乎抓不住。他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冷。四月的海水温度还很低，被风吹上来的雨像冰针一样刺进他的皮肤。 他爬到塔顶，看见贝格尔蜷缩在角落里，双手抱着头，浑身发抖。 “贝格尔！”莱奥喊道，“跟我下去！” “我……我动不了！”男孩的声音带着哭腔。 莱奥抓住他的手腕，把他从角落里拽出来。就在这时，一阵狂风猛地袭来，瞭望塔剧烈摇晃，发出令人牙酸的嘎吱声。 莱奥下意识地抱住贝格尔，两人一起摔倒在塔顶的平台上。他的后背撞到了栏杆，痛得他差点松开手。 “走！”他咬着牙，拖着贝格尔往梯子的方向爬。 风越来越大，雨越来越密。莱奥感觉自己像是在跟一头看不见的野兽搏斗，每一次呼吸都要用尽全身力气。 终于，他摸到了梯子的边缘。 “你先下！”他把贝格尔推到梯子前。 贝格尔哆嗦着往下爬。莱奥跟在后面，一步一滑，好几次差点脱手。 当他们终于踩到地面的时候，马蒂奇冲过来，把他们俩拖进了营房。 “你们两个，”军士长的声音在颤抖，“命真大。” 莱奥靠在墙上，大口大口地喘气。他的后背痛得像被刀割过，手上有好几处擦伤，血和雨水混在一起，滴在地上。 贝格尔蹲在角落里，哭了起来。 “别哭了，”莱奥说，“活着就好。” 风暴持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当阳光重新照在炮台上的时候，莱奥走出营房，看见了风暴留下的痕迹。 瞭望塔的栏杆断了三根，旗杆被吹歪了，炮台围墙上有一道长长的裂缝。但大炮还在，弹药库还在，人也在。 “损失不大。”马蒂奇走过来，递给他一杯热茶。 “谢谢。” “应该谢谢你。如果不是你及时下令搬东西，炮弹可能被水泡了。如果不是你上去救贝格尔，那个孩子可能已经死了。”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马蒂奇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你知道你父亲是怎么死的，对吧？” 莱奥愣了一下。“知道。”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死了，会怎么样？” 莱奥想了想。“也许有人会记得我。也许不会。” “那你还冲上去？” “当时没想那么多。” 马蒂奇摇了摇头。“你跟你父亲一样。不是勇敢，是本能。” “本能？” “对。保护别人的本能。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有的，当不了逃兵。没有的，当不了英雄。” 莱奥喝了一口茶，看着海面上重新平静下来的波浪。 “军士长，”他说，“我不是英雄。” “我知道。英雄都死了。活着的，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同一天，维也纳。 雅各布·科恩在咖啡馆里接待了一个久违的客人。 托马斯·马萨里克。 捷克教授比上次见面时瘦了很多，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陷，像是一个生了很久病的人。但他的眼神还是锐利的，像一把没出鞘的刀。 “托马斯，你怎么瘦成这样？”雅各布端上一杯咖啡——这次他特意煮得浓了一些。 “忙。”马萨里克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我在写一本书。” “什么书？” “关于捷克民族复兴的。书名暂定《捷克问题》。” “那是政治书？” “是哲学书。但政治的人会把它当成政治书。” 雅各布看着他。“你不怕被抓？” “怕。但怕也要写。” “为什么？” “因为，”马萨里克放下杯子，“如果我不写，就没有人写了。” 雅各布沉默了。他想起保罗——那个七岁的、不说话的孩子。他也想起马萨里克——这个三十多岁的、不肯离开维也纳的教授。 一个是为了活着。一个是为了信仰。 他不知道谁更勇敢。 “托马斯，”雅各布说，“那个穿皮草的女人，还在找你吗？” “不知道。我已经很久没见到她了。” “也许她放弃了。” “也许。”马萨里克站起来，“但我不赌‘也许’。我会小心。” “你去哪？” “回布拉格。书在那里写，比在维也纳安全。” 雅各布伸出手。“保重。” 马萨里克握住他的手。“你也是。还有，谢谢你的咖啡。” “不客气。下次来，我会煮得更好喝。” “你每次都这么说。” “这次是真的。” 马萨里克笑了，转身走出了咖啡馆。 雅各布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帝国虽然烂，但还是有一些好人的。 只是好人活不长。 伊洛娜在四月中旬接到了一项新任务：采访维也纳市长。 不是她主动要求的，而是贝尔塔指定的。 “你是贵族出身，市长不会拒绝你。”贝尔塔说，“而且你是女人，市长不会把你当回事。不当回事，就会说真话。” “您是想让我套他的话？” “不是套话。是让他自己说出真相。” 伊洛娜不太明白，但她还是去了。 市长办公室在市政厅的三楼，一间装修考究的大房间，墙上挂着皇帝的画像和一面巨大的奥地利国旗。市长叫卡尔·冯·费尔斯，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胖老头，脸上永远挂着笑容——那种政客特有的、训练有素的笑容。 “拉科齐小姐，”市长握住她的手，“久仰久仰。您父亲还好吗？” “还好。” “请坐。喝茶还是咖啡？” “茶。” 市长倒了两杯茶，坐到她对面。 “您想采访什么？” “失业问题。” 市长的笑容僵了一瞬，然后重新绽放。“失业问题，我们正在解决。政府已经拨款……” “拨款多少？” “这个……具体数字我需要查一下。” “我查过了。政府拨款是五十万福林。但维也纳的失业工人有将近五万人。每人分不到十个福林。十个福林能活多久？” 市长的笑容彻底消失了。 “拉科齐小姐，您是在质问我吗？” “不是质问。是在问事实。” 市长盯着她看了几秒钟，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 “事实，”他说，“事实是，我们没有钱。股市崩盘后，税收减少了三分之一。我们能做的，只是不让人们饿死。” “那您做到了吗？” “做到了。去年冬天，没有人饿死。” “有人自杀了。” 市长转过身。“那不是饿死的。” “但也是因为穷。” 市长沉默了。他看着伊洛娜的眼睛，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没有愤怒，没有指责，只有一种近乎冷静的、审视的光芒。 “你跟你父亲不一样。”他说。 “您认识我父亲？” “认识。他是一个好人。但太固执。” “我也是。” 市长苦笑了一下。“我知道。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不想让您做什么。我只是想让您知道，有人在看。” “看什么？” “看您做得好不好。” 市长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走回桌前，坐下来，端起茶杯。 “拉科齐小姐，”他说，“你是一个危险的记者。” “我只是一个写真相的人。” “真相会害死你。” “也许。但谎言会害死更多人。” 市长没有再说话。他只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看着窗外。 伊洛娜站起来，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她走出市政厅的时候，阳光正好照在脸上。 她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然后她掏出笔记本，开始写。 莱奥在四月下旬收到了一封来自维也纳的信。 不是雅各布的，不是施密特的，不是男爵的。 是伊洛娜的。 他不知道她怎么弄到他的地址的。也许是通过军事学院，也许是通过别的渠道。但他不在乎。他只知道，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伊洛娜·拉科齐的信。 信写得很短： “莱奥： 我在《新自由报》当记者了。 写了一些报道，有人支持，有人骂。但我不在乎。 你还在的里雅斯特吗？海好看吗？ 我还没看过海。总有一天要去看。 伊洛娜” 莱奥读了三遍，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他走到炮台的围墙上，面朝大海，看着远处的海平线。 海很好看。但他说不出哪里好看。也许是因为它大，大到可以装下所有的烦恼。也许是因为它深，深到看不见底。也许只是因为，它是海。 他拿出纸和笔，开始写回信。 “伊洛娜： 海很好看。 但你来了，会更好看。 莱奥” 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然后他想了想，又在信封背面加了一行字： “的里雅斯特的春天很短。要来就快来。” 他走到邮局，把信寄了出去。 走出邮局的时候，阳光很暖。 他忽然觉得，春天真的来了。 第二十章：五月未至 1874年5月，维也纳 五月的前夕，维也纳下了一场罕见的冰雹。 雹子有豌豆大小，噼里啪啦地砸在屋顶上，像一千个人同时往房顶扔石子。街上的人抱头鼠窜，躲进门洞里，看着那些白色的小球在地上弹跳、滚动、最后化成一摊水。孩子们倒是高兴，冲出去捡雹子，塞进嘴里，说是“老天爷给的糖”。 雅各布·科恩站在咖啡馆门口，看着这场冰雹，心里想的是保罗。 孤儿院的屋顶是瓦片铺的，年久失修，不知道能不能扛住这么大的雹子。他决定明天一早就去看他。 “你又去？”费伦茨说，“上周刚去过。” “雹子太大了。我怕屋顶漏。” “你不是他爹。” “我知道。” “那你管这么多？” 雅各布没有回答。他转身回到柜台后面，继续擦杯子。 费伦茨叹了口气。“你这个人，心太软。” “不是软。是硬。硬到不怕麻烦。” 费伦茨摇了摇头，不再说话了。 冰雹下了大约一刻钟，然后停了。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照在湿漉漉的街道上，反射出一片刺眼的光。孩子们欢呼着，继续捡雹子。大人们从门洞里走出来，拍掉身上的水珠，继续赶路。 雅各布看着这一切，忽然觉得生活就是这样——不管下多大的雹子，总有人会继续走。 第二天一早，他去了圣安娜孤儿院。 保罗的房间里确实漏雨了。床角有一大片水渍，被子湿了一半。修女们已经把孩子们换到了干燥的房间，但保罗的几本书被水泡了，晾在窗台上。 “我给你带了几本新的。”雅各布从包里掏出三本书，放在保罗面前。 保罗拿起最上面那本，翻了翻。是一本关于自然科学的入门读物，里面有插图——蝴蝶、矿石、星星。 “这是什么？”他指着星星的插图。 “星星。” “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 雅各布愣了一下。“因为……它们太远了。” “多远？” “非常远。远到你走一辈子都走不到。” 保罗想了想。“那有人去过吗？” “没有。但有人用望远镜看过。” “望远镜是什么？” 雅各布发现自己被一个七岁的孩子问住了。他苦笑了一下。“下次我给你带一本关于望远镜的书。你自己看。” 保罗点了点头，把书抱在怀里。 “科恩先生，”他说，“您知道星星的名字吗？” “知道几个。比如北极星、织女星、天狼星。” “它们为什么叫这些名字？” “因为有人给它们起的。” “谁？” “很久以前的人。死了很久的人。” 保罗低下头，看着书上的星星插图。 “他们死了很久，但星星还在。”他说。 雅各布看着他的脸，那张小小的、苍白的脸上，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沉思。 “是的，”雅各布说，“星星还在。人走了，星星还在。” 伊洛娜在五月的第一天收到了一封来自的里雅斯特的信。 信封上的字迹很陌生——不是莱奥的。她拆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张纸条： “伊洛娜： 莱奥让我转告你，海很好看。但他不会写好看的信。所以他让我替他写。 我是施密特，莱奥在军事学院的同学，现在也在的里雅斯特。他说你是一个‘不会假笑的女人’。我觉得这个描述很有意思。 如果你想看海，就来吧。我们请你喝咖啡。这里的咖啡比雅各布的好喝。 施密特” 伊洛娜读了两遍，笑了。 她把信折好，放进口袋，然后去找贝尔塔。 “贝尔塔，我想请假。” “几天？” “一周。” “去哪？” “的里雅斯特。” 贝尔塔抬起头，看着她。“去看海？” “去看一个人。” 贝尔塔没有问是谁。她只是点了点头。“去吧。一周后回来。别忘了写一篇关于的里雅斯特的报道。” “报道？” “对。‘记者的假期’——听起来就是个好标题。” 伊洛娜笑了。“您真是三句不离本行。” “我是主编。主编的职责就是让手下的人永远不闲着。” 伊洛娜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开始安排工作。她要把手头的几篇稿子写完，然后才能走。她写得很慢，因为脑子里一直在想的里雅斯特。 她想起莱奥在舞会侧门站岗的样子——笨拙、沉默、不会说漂亮话。她也想起他在蒸汽机前跳舞的样子——踩了她的脚两次，但学得很快。 她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很想见他。 也许是因为，他是她认识的唯一一个不会假装的人。 莱奥在五月初接到了一项新任务：带新兵训练。 新兵有二十个人，来自帝国的各个角落——有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甚至还有一个意大利人。他们大多不会说德语，或者只会说几个简单的词。莱奥每次下命令，都要用手比划半天，有时候还要请马蒂奇当翻译。 “少尉，”马蒂奇说，“你应该学几门语言。” “我学不会。” “不是学不会。是不想学。” 莱奥没有反驳。他知道马蒂奇说得对。他确实不想学。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他觉得，学再多的语言，也改变不了这个帝国四分五裂的事实。 但他还是开始学了。先从克罗地亚语开始——马蒂奇每天教他五个词。 “Dobar dan，”马蒂奇说，“意思是‘你好’。” “Dobar dan。” “Kako si？” “Kako si？” “你学得很快。” “我只是重复。不知道意思。” “意思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说出来，他们会笑。” 莱奥试了一下。他对一个克罗地亚新兵说：“Dobar dan。”那个士兵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大声。 “少尉会说克罗地亚语！”他用蹩脚的德语喊道。 其他士兵也笑了。营房里充满了笑声。 莱奥站在那里，被二十个人围着笑，有些不知所措。 但他没有生气。因为那些笑声里没有嘲笑，只有一种朴素的、真诚的快乐。 他忽然明白马蒂奇为什么要让他学语言了。 不是为了沟通。是为了让人笑。 在这个帝国里，笑比语言更通用。 雅各布在五月中旬遇到了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 一个陌生男人走进了他的咖啡馆。男人大约三十岁，穿着考究，举止优雅，说话带着维也纳上流社会的口音。 “您是科恩先生？”男人问。 “是我。” “我叫古斯塔夫·冯·克林格，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的秘书。” 雅各布的心跳加快了一拍。“王子让您来做什么？” “王子让我转告您：那个穿皮草的女人，已经被找到了。” “找到了？她是谁？” “她叫伊尔莎·冯·霍夫曼，是一个没落贵族。她背后是一个叫‘德意志民族联盟’的组织。这个组织专门搜集反对帝国的人的信息，然后卖给警察局或者军方。” “她为什么要找马萨里克？” “因为马萨里克是捷克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德意志民族联盟’认为，捷克人的目标是瓦解帝国，所以要把他们的领袖一个个除掉。” 雅各布沉默了。 “王子还说，”克林格继续道，“他建议您暂时不要跟马萨里克联系。等风头过了再说。” “马萨里克已经回布拉格了。” “那就好。在布拉格，他比在维也纳安全。” 克林格站起来，鞠了一躬。“话传到了。我走了。” “您不喝杯咖啡？” “王子的秘书不喝犹太人的咖啡。” 克林格说完，转身走了。 雅各布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冰冷的、清醒的认知。 在这个帝国里，连一杯咖啡都分民族。 伊洛娜在五月二十日坐上了去往的里雅斯特的火车。 火车是早上七点发车的，她五点就醒了。她穿了一件简单的灰色连衣裙，没有戴任何珠宝，只带了一个小皮箱。皮箱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一个笔记本、两支铅笔，还有一本她正在读的小说——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 车厢里人不多。她对面坐着一个老妇人，怀里抱着一只猫；斜对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士兵，正在打瞌睡，帽子歪在一边。 火车开出维也纳的时候，她看见窗外的一片片田野和村庄。麦子已经长得很高了，在晨风中轻轻摇摆。偶尔有一片树林，树影从车窗上滑过，像一幅快速翻动的画。 她拿出笔记本，开始写贝尔塔要的“报道”。不是关于的里雅斯特的，而是关于这次旅行的。她写道： “火车从维也纳出发，一路向南。田野、村庄、树林、河流。帝国的版图在窗外展开，像一个巨大的、沉默的、不肯说话的老人。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你感觉得到，他有很多话想说。” 她写到这里，停下来，看着窗外。 火车正在经过一座桥，桥下是一条窄窄的河流，河水清澈见底。河岸边有几个孩子在钓鱼，其中一个举着鱼竿，朝火车挥手。 伊洛娜也朝他挥了挥手。 孩子看不见她。但她觉得，他感觉得到。 莱奥在五月二十一日收到了伊洛娜的电报。只有一行字： “周六下午到。来接我。伊洛娜。” 他把电报读了三遍，然后去找马蒂奇。 “军士长，周六下午我请假。” “什么事？” “接人。” “什么人？” “一个朋友。” 马蒂奇看了他一眼。“女朋友？” “不是。朋友。” 马蒂奇笑了。“你脸红了。” “我没有。” “你有。” 莱奥摸了摸自己的脸。确实有点烫。 “好吧，”马蒂奇说，“去接你的‘朋友’。炮台有我。” “谢谢。” 莱奥走出营房，站在围墙上，面朝大海。 海很平静。阳光照在水面上，碎成千万片金色的鳞片。 他忽然有些紧张。 不是因为怕见到伊洛娜，而是因为怕自己不会说话。 他在军事学院学过很多东西——射击、战术、指挥、急救。但没有人教过他，怎么跟一个喜欢的女人说话。 也许不需要学。 也许只要不说谎，就够了。 他深吸一口气，对着海面说了一句：“Dobar dan。” 海没有回答。 但他笑了。 第二十一章：海边的相遇 1874年5月23日，的里雅斯特 火车抵达的里雅斯特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 伊洛娜·拉科齐提着皮箱走下火车，第一次闻到了海的味道。那不是多瑙河的味道——多瑙河是浑浊的、沉重的，带着泥土和工业废水的腥气。海是咸的、清的，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辽阔的、让人想深深吸一口气的味道。 她站在月台上，看着头顶那片蓝得不太真实的天空，忽然觉得自己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伊洛娜！” 她转过身。莱奥·冯·海登莱希站在月台尽头，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没有戴帽子，头发被海风吹得有些乱。他的脸比去年在维也纳见到时黑了一些，也瘦了一些，但那双灰蓝色的眼睛没有变——还是那么安静，像冬天的湖水。 “你来了。”他说。 “我来了。”她说。 他们之间隔着大约二十步的距离。没有人向前走。 月台上的人来来往往，拖着行李、抱着孩子、牵着狗。一个卖冰淇淋的小贩推着车从他们中间经过，吆喝声打破了沉默。 “你等了很久吗？”伊洛娜走过去。 “一个小时。” “你不应该来这么早。” “怕火车早到。” 伊洛娜笑了。“火车从来不会早到。” “万一呢。” 她看着他的脸。那张脸上没有笑容，但也没有紧张。他只是站在那里，像一个习惯了等待的人，安静地、耐心地，等着她走过来。 “走吧，”她说，“我饿了。” 莱奥接过她的皮箱。“我带你去吃饭。有一家馆子，海鲜不错。”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海鲜？” “我不知道。但这里是海边，海鲜最多。” 伊洛娜又笑了。她发现跟莱奥说话很容易——不是因为他说得多，而是因为他说的每句话都不需要琢磨。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餐馆在港口附近的一条小巷里，门面很小，但里面很干净。老板是一个胖胖的意大利女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莱奥跟她用意大利语交流了几句，然后带着伊洛娜坐到靠窗的位置。 “你会意大利语？”伊洛娜有些惊讶。 “只会几句。点菜、问路、骂人。” “骂人也要学？” “马蒂奇教的。他说，在外当兵，不会骂人，会被欺负。” 伊洛娜笑了。“马蒂奇是谁？” “军士长。克罗地亚人。只有一只手。” “只有一只手还能当兵？” “能。他擦炮比我快。” 伊洛娜看着莱奥说起马蒂奇时的表情——那是一种她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近乎温暖的、柔和的表情。 “你喜欢他。”她说。 “他是我在这里唯一的朋友。” “施密特呢？” “施密特也是朋友。但他在仓库，我在炮台。不常见面。” “施密特给我写过信。他说你的信写得不好看，所以他替我写。” 莱奥愣了一下。“他写了什么？” “他说海很好看。让我来看。” “那你来了。” “我来了。” 老板端上来两盘海鲜意面，热气腾腾的，散发着番茄和罗勒的香味。伊洛娜吃了一口，眼睛亮了。 “好吃！”她说。 “比雅各布的咖啡好吃？” “什么都比雅各布的咖啡好吃。” 莱奥笑了。这是伊洛娜第一次看见他笑——不是嘴角微微动一下的那种，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眼睛也跟着弯起来的笑。 “你应该多笑。”她说。 “没什么好笑的事。” “那就找。” 莱奥看着她。“你算吗？” 伊洛娜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继续吃面。 她没有回答。 但她也没有说不。 吃完饭，莱奥带伊洛娜去炮台。 他们沿着港口边的石板路走，经过一排排仓库和渔船。海鸥在头顶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远处的地平线上，太阳正在往下沉，把整片海面染成了橘红色。 “真好看。”伊洛娜停下脚步，看着那片橘红色的海。 “嗯。” “你每天都看？” “每天。” “看腻了吗？” “没有。” “为什么？” 莱奥想了想。“因为每天都不一样。有时候是蓝色，有时候是灰色，有时候是橘红色。像一个人的心情。” 伊洛娜转过头看着他。“你还会比喻？” “马蒂奇教的。” “马蒂奇还教你什么？” “擦炮、说克罗地亚语、看天气。” “没有教你谈恋爱？” 莱奥的脸微微红了。“没有。” “那你会吗？” “不会。” “那怎么办？” 莱奥看着她，沉默了几秒钟。“你教我。” 伊洛娜笑了。她的笑声在海风中散开，像一把碎银子洒在空气里。 “好啊，”她说，“我教你。但你要交学费。” “多少钱？” “一杯咖啡。要好喝的。” “的里雅斯特的咖啡比维也纳的好喝。” “那你欠我一杯。” “好。” 他们继续走。炮台在港口北边的一个小山坡上，从远处就能看见那几门生锈的大炮。莱奥带着伊洛娜走上围墙，指着海面。 “那里是亚得里亚海。往南走，到意大利。往东走，到克罗地亚。往西走，到威尼斯。” “你去过威尼斯吗？” “没有。” “我想去。” “以后我带你去。” 伊洛娜看着他。“你总是说‘以后’。” “因为‘现在’太短了。” “那‘以后’有多长？” 莱奥想了想。“不知道。但我会等。” 伊洛娜没有说话。她转过身，面朝大海，闭上眼睛。 海风吹着她的头发，把几缕黑发吹到脸上。 莱奥站在她身后，看着她。 他没有说话。他只是看着。 有时候，看比说更重要。 晚上，莱奥把伊洛娜送到旅馆。旅馆在港口边上，房间不大，但窗户对着海。 “明天早上我来接你。”莱奥站在门口。 “几点？” “五点。” “五点？”伊洛娜瞪大了眼睛，“天还没亮！” “日出最好看。你来了不看日出，白来了。” 伊洛娜叹了口气。“好吧。五点。” “晚安。” “晚安。” 莱奥转身走了。伊洛娜关上门，走到窗边，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路灯下。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她没有问他，为什么要让她来。 也许不需要问。 有些人来，不是因为被邀请。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应该在。 第二天早上五点，莱奥准时出现在旅馆门口。 伊洛娜比他晚到了十分钟。她穿着一件厚外套，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眼睛还有些肿。 “你哭了？”莱奥问。 “没有。没睡好。” “为什么没睡好？” “因为换了床。” 莱奥没有追问。他带着她走到炮台的围墙上，找了一个视野最好的位置，让她站好。 “看着东边。太阳会从那边出来。” 伊洛娜看着东边的海面。天还是黑的，只有远处的海平线上有一线微弱的白光。 “要等多久？”她问。 “不知道。也许十分钟，也许半小时。” “你每次都等？” “每次。” “不烦？” “不烦。等待的时候，可以想事情。” “想什么？” “想以前的事。想以后的事。想现在的事。” “现在的事是什么？” “现在的事是，你站在我旁边。” 伊洛娜沉默了。她低下头，看着脚下的石头。 “莱奥，”她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莱奥想了想。“因为你不假笑。” “就因为这个？” “这个就够了。” 伊洛娜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在晨光中变得很亮，像两颗被水洗过的石子。 “你知道吗，”她说，“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真实’的人。” “你也是。” 太阳终于出来了。 先是一线橙红色的光，然后是一小片弧形的边缘，然后是整个圆盘从海面上跳出来，把整片大海染成了金色。 伊洛娜屏住呼吸。 她看过很多次日出。在布达佩斯的多瑙河边，在维也纳的美泉宫花园里。但她从来没有看过海上的日出。 那不是日出。那是一种重生。 “好看吗？”莱奥问。 “好看。” “比维也纳好看？” “比一切都好看。” 他们站在围墙上，看着太阳一点一点升高，看着海面上的金色一点一点扩散。 谁也没有说话。 有些时刻，不需要说话。 施密特在中午的时候赶到了炮台。 他比在军事学院时胖了一些，头发也长了一些，但笑起来的样子没有变——还是那种大大咧咧的、什么都不在乎的笑。 “伊洛娜！”他远远地就喊，“你就是伊洛娜！” “你是施密特？” “对！就是我！给你写信的那个！” 他跑过来，伸出手，伊洛娜握了握。他的手很大，很有力，像一把老虎钳。 “莱奥说你是个‘不会假笑的女人’，”施密特说，“他说得对。你笑起来是真的。” “你笑起来也是真的。”伊洛娜说。 “那当然。我从来不假笑。假笑太累了。” 莱奥站在一旁，看着施密特和伊洛娜说话，嘴角微微上扬。 “你笑什么？”施密特问。 “没什么。” “你肯定在想什么。” “没有。” 施密特摇了摇头。“你这个人，还是老样子。什么都不说。” “说了。” “说什么了？” “说‘没有’。” 施密特叹了口气，转向伊洛娜。“你看，跟这种人相处，累不累？” “不累。”伊洛娜说。 “为什么？” “因为他说的‘没有’，就是‘没有’。” 施密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们两个，真是天生一对。” 伊洛娜的脸红了。莱奥的脸也红了。 施密特看着他们两个，笑得更厉害了。 “好吧，”他说，“我不打扰你们了。我去仓库搬箱子。” 他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喊了一句：“伊洛娜，莱奥的咖啡钱他付不起。你要替他付！” “好！”伊洛娜喊道。 施密特走了。莱奥站在原地，低着头，像做错事的孩子。 “你脸红什么？”伊洛娜问。 “没有。” “你看，又是‘没有’。” 莱奥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 “伊洛娜，”他说，“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 “什么事？” “我……” 他张了张嘴，没有说出口。 “你什么？” “我……请你喝咖啡。” 伊洛娜笑了。“好。你欠我的。” 他们走下炮台，向港口边的咖啡馆走去。 阳光很好。海风很轻。 的里雅斯特的五月，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 第二十二章：港口的三天 1874年5月24日，的里雅斯特 伊洛娜在的里雅斯特待了三天。 第一天，莱奥带她看了日出。第二天，他带她看了港口。第三天，他带她看了渔市。 渔市在清晨四点半就开始了。莱奥说，如果想看到真正的的里雅斯特，就要在渔市开门的时候去。伊洛娜定了四点的闹钟，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睡眼惺忪地走到旅馆门口。莱奥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手里拿着两杯咖啡——一杯给自己，一杯给她。 “好喝的咖啡？”伊洛娜接过来，喝了一口。 “比雅各布的好喝。” “什么都比雅各布的好喝。” 他们沿着港口走到渔市。渔市在码头的西侧，一排简陋的木棚下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鱼——银色的沙丁鱼、红色的鲷鱼、黑色的墨鱼、巨大的金枪鱼，还有一些伊洛娜叫不出名字的、奇形怪状的深海鱼。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鱼腥味和海水味，地上湿漉漉的，踩上去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 渔贩们扯着嗓子吆喝，用的是一种混合了意大利语、斯洛文尼亚语和德语的方言。伊洛娜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觉得很好听，像一首没有旋律的歌。 “你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吗？”她问莱奥。 “大概。他们在喊价钱。” “多少钱？” “沙丁鱼，一公斤十个克洛伊茨。鲷鱼，一公斤二十个克洛伊茨。金枪鱼，一公斤一个福林。” “贵吗？” “比维也纳便宜。因为这里是海边。” 伊洛娜看着那些鱼，忽然想起父亲。父亲喜欢吃鱼，尤其是鲷鱼。每次庄园里的渔夫从多瑙河钓到鲷鱼，父亲都会亲自下厨，用匈牙利式的做法——红椒粉、洋葱、番茄——炖一锅鱼汤。 “你父亲还钓鱼吗？”莱奥问。 伊洛娜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父亲钓鱼？” “你上次在咖啡馆说的。” “我说过吗？” “说过。你说你父亲钓到鲷鱼的时候，会亲自下厨。” 伊洛娜不记得自己说过这话。但莱奥记得。他记得她说的每一句话。 “他已经很久没钓鱼了，”伊洛娜说，“庄园的池塘干了。” “为什么干了？” “没钱修。堤坝漏了，水都流走了。” 莱奥沉默了几秒钟。“你家里的情况，很糟吗？” “糟。但还没到最糟。”伊洛娜笑了笑，“最糟的情况，是我要嫁一个我不爱的人。” “你会吗？” “不会。” “那就好。” 伊洛娜看着他。“你为什么说‘那就好’？” “因为，”莱奥说，“你不应该嫁给不爱的人。” “那你呢？你会娶你不爱的人吗？” 莱奥想了想。“不会。” “为什么？” “因为不爱的人，在一起会痛苦。痛苦的人，会互相伤害。” 伊洛娜低下头，看着地上那条被剖开的金枪鱼。鱼的眼睛还是亮的，直直地盯着天空，像是在问：为什么是我？ “莱奥，”她说，“你有没有想过，你以后会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想也没用。该来的会来，不该来的不会来。” 伊洛娜笑了。“你真是个宿命论者。” “我只是不想浪费时间。” “那你想浪费时间做什么？” 莱奥看着她。“陪你。” 伊洛娜的笑容凝固了。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 她只是站在那里，手里端着那杯已经凉了的咖啡，看着莱奥的灰蓝色眼睛。 渔市的喧闹声像潮水一样退去，变得很远很远。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莱奥，”她终于说，“你这样说，我会当真的。” “我说的是真的。” “你怎么知道是真的？” “因为我不说谎。” 伊洛娜深吸一口气，然后笑了。 “好吧，”她说，“我当真了。” 第二天下午，莱奥带伊洛娜去了海军基地的仓库。 不是去看弹药——那些东西没什么好看的。而是去看施密特。 施密特在仓库里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四面墙全是货架，货架上全是账本。他坐在一张吱呀作响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支铅笔，正在算账。 “你们来了！”他看见伊洛娜，立刻站起来，椅子发出刺耳的嘎吱声，“坐坐坐！我这里没什么好招待的，只有茶。茶叶是去年的，但还没发霉。” “不用招待，”伊洛娜说，“我就是来看看你。” “看我？我有什么好看的？一个算账的。” “算账的人也很重要。没有你，炮弹就会发霉。” 施密特笑了。“你说话真好听。比莱奥好听一万倍。” “莱奥说话也很好听。” “他说什么了？” “他说海很好看。” 施密特哈哈大笑。“就这？海很好看？他看了快一年了，就憋出这四个字？” “四个字够了。”伊洛娜说。 施密特看着他们两个，摇了摇头。“你们两个，一个比一个不会说话。但你们放在一起，我居然觉得挺配的。” “为什么？”伊洛娜问。 “因为你们都不说废话。不说废话的人，在一起不累。” 伊洛娜想了想，觉得施密特说得对。 她跟莱奥在一起，确实不累。不需要解释，不需要掩饰，不需要担心说错话。他就像一面干净的镜子，你是什么样，照出来就是什么样。 “施密特，”她说，“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继续算账。算到退伍，然后回家种地。” “你家有地吗？” “没有。但可以买。” “拿什么买？” “拿退伍金。帝国虽然穷，但退伍金还是会给的。” “如果帝国倒了呢？” 施密特愣了一下。“帝国会倒吗？” “你觉得呢？” 施密特沉默了几秒钟。“也许吧。但倒了也没关系。我去哪儿都能种地。” 伊洛娜笑了。“你也是个简单的人。” “简单的人活得久。”施密特看了莱奥一眼，“这话是马蒂奇说的。” 莱奥点了点头。“马蒂奇说过。” “马蒂奇是谁？”伊洛娜问。 “我们的军士长。只有一只手。擦炮比我快。” “你提过他好几次了。我想见见他。” “明天早上。他值夜班，早上七点交班。” “好。” 第三天早上，伊洛娜见到了马蒂奇。 军士长比她想的高，也比她想的瘦。他的脸上有一道从额头斜拉到下巴的疤痕，但笑起来的时候，那道疤痕不是狰狞的，而是像一条弯曲的河流，给那张粗糙的脸添了几分生动。 “你就是伊洛娜？”马蒂奇用带着口音的德语说，“莱奥经常提起你。” “他说我什么？” “他说你是个‘不会假笑的女人’。” “又是这个词。他怎么这么喜欢这个词？” “因为他不会形容人。翻来覆去就那几个词。” 伊洛娜笑了。“您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马蒂奇打量了她一下。“你是个不怕事的人。” “您怎么看出来的？” “你的眼睛。怕事的人，眼睛是躲闪的。你不躲。” 伊洛娜忽然觉得，这个只有一只手的克罗地亚老兵，比很多她认识的贵族更懂人。 “马蒂奇军士长，”她说，“您在这里待了多少年了？” “二十年。” “不想走吗？” “想。但走了不知道去哪。” “您不是说回克罗地亚种地吗？” 马蒂奇笑了。“那是开玩笑。我不会种地。我只会擦炮。” “那就继续擦。” “擦到什么时候？” “擦到擦不动为止。” 马蒂奇看着她，沉默了几秒钟。“你这个人，说话像男人。” “谢谢。” “不是夸你。是说实话。女人说话像男人，在帝国里会吃亏。” “我不怕吃亏。” 马蒂奇点了点头。“莱奥说得对。你是个不会假笑的人。” 伊洛娜笑了。“您也只会这一个词。” 马蒂奇哈哈大笑。他的笑声很大，在炮台的围墙间回荡，惊起了几只停在炮管上的海鸥。 伊洛娜在第三天下午离开了的里雅斯特。 莱奥送她到火车站。他们站在月台上，周围是来来往往的人群，但两个人之间的空气是安静的。 “你什么时候再来？”莱奥问。 “不知道。也许秋天。” “秋天很久。” “你不是会等吗？” “会。” 伊洛娜看着他，伸出手，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背。 “莱奥，”她说，“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让我看海。谢谢你让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是什么样的人？” “一个不会说谎的人。” 莱奥没有说话。他只是握住她的手，握了三秒钟，然后松开。 火车鸣笛了。 伊洛娜提起皮箱，走上火车。她找到座位，坐到窗边，看着窗外的莱奥。 火车缓缓开动。 莱奥站在月台上，没有挥手，没有喊话。他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种在水泥里的树，安静地、固执地，看着她离开。 伊洛娜把脸贴在车窗上，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之外。 她低下头，发现自己的手还在发抖。 不是因为冷。 是因为某种她从未经历过的、滚烫的、让她几乎无法呼吸的东西。 她把笔记本从包里拿出来，翻开新的一页，写道： “的里雅斯特的海是蓝色的。但蓝不是它的颜色。蓝是它的沉默。” 同一天，维也纳。 雅各布·科恩在咖啡馆里接待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是保罗。 不是他来看保罗，而是保罗来看他。 修女带着保罗走进咖啡馆的时候，雅各布正在擦杯子。他抬起头，看见保罗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外套，手里抱着那本地理图册，脸上带着一种紧张的、兴奋的表情。 “科恩先生，”修女说，“保罗说他想见您。我本来不同意，但他一直求我。我只好带他来了。” 雅各布放下杯子，蹲下来，看着保罗。 “你怎么来了？” “我想看看您的咖啡馆。”保罗说。 “看到了吗？” “看到了。” “好看吗？” “不好看。但很暖和。” 雅各布笑了。他站起来，对修女说：“让他待一个小时。我送他回去。” 修女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一个小时后我在门口等。” 她走了。雅各布带着保罗坐到角落的桌子旁，给他倒了一杯热牛奶。 “你喝牛奶，我喝咖啡。” 保罗端起牛奶，喝了一口。他的眼睛一直四处看——看柜台、看架子上的杯子、看墙上那幅发黄的版画、看角落里正在下棋的两个老头。 “这里跟孤儿院不一样。”他说。 “哪里不一样？” “这里的人不说话。” 雅各布看了一眼那两个下棋的老头。他们确实不说话——下棋不需要说话。 “他们不是不说话，”雅各布说，“他们是用棋说话。” 保罗不懂，但他没有问。他只是继续喝牛奶，继续四处看。 “科恩先生，”他忽然说，“您一个人住吗？” “一个人。” “不孤单吗？” 雅各布愣了一下。“有时候孤单。” “那您为什么不找一个伴？” “找不到。” “为什么找不到？” “因为，”雅各布想了想，“我太忙了。” 保罗看着他，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种超越年龄的认真。 “等我长大了，”他说，“我来陪您。” 雅各布的手停在半空中。 他看着保罗的脸，那张小小的、苍白的脸上，没有玩笑，没有讨好，只有一种朴素的、认真的承诺。 “好，”雅各布说，“我等你。”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他们之间的桌子上。 牛奶是热的。咖啡是苦的。 但那一刻，雅各布觉得什么东西是甜的。 他说不清那是什么。 但他知道，那比咖啡甜多了。 第二十三章：空椅子 1874年7月，维也纳 夏天最深的时候，维也纳像一个被放在炉子上慢炖的锅。热气从石板路的缝隙里蒸腾上来，扭曲了远处的景物。人们懒得说话，懒得走路，懒得生气。连街上的狗都趴在阴凉处，伸出舌头，一动不动。 雅各布·科恩的咖啡馆里装了一台新的风扇。不是电动的——电还是稀罕东西。是手摇的，一个铁架子上面挂着几片布，费伦茨用他唯一的那只手摇一会儿，就满头大汗，比不摇还热。 “这破玩意儿，”费伦茨把风扇推到一边，“还不如不开。” “那就别摇了。”雅各布擦着杯子。 “你不热？” “热。但热又不会死。” 费伦茨叹了口气，坐到角落的椅子上，用帽子当扇子。他今年六十二岁了，虽然身体还算硬朗，但毕竟少了一只胳膊，做起事来越来越吃力。 “雅各布，”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再雇一个人？” “雇谁？” “随便谁。一个年轻小伙子，帮你擦杯子、煮咖啡、摇风扇。” “没钱。” “你不是每个月都给那个孤儿院的孩子送钱吗？” “那是两码事。” “怎么是两码事？你把钱给别人，自己却舍不得雇人。” 雅各布放下杯子，看着费伦茨。“你是想辞职？” “不是。我是觉得你太累了。” “我不累。” “你撒谎。” 雅各布沉默了。他知道费伦茨说得对。他确实累。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关门，中间几乎没有休息。以前年轻，扛得住。现在二十三岁了——二十三岁不算老，但这几年下来，他的腰已经开始疼了，眼睛也经常酸涩。 但他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咖啡馆就倒了。咖啡馆倒了，保罗就没人管了。保罗没人管，他就不知道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再想想。”他说。 “你想了三个月了。” “那就再想三个月。” 费伦茨摇了摇头，不再说话了。 七月中旬，维也纳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在美泉宫接见了一批“失业工人代表”。代表们穿着借来的干净衣服，站在皇帝面前，战战兢兢地念了一篇稿子，大意是“陛下英明，陛下万岁，请陛下赏口饭吃”。皇帝听完，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朕知道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工人们走出美泉宫，站在大门口，面面相觑。 “他说‘知道了’，”一个工人说，“‘知道了’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知道了。”另一个工人说。 “知道了然后呢？” “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伊洛娜以《新自由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这几个工人。她写了第二篇关于失业问题的报道，标题叫《知道了》。文章的最后一段是： “‘朕知道了。’皇帝说。工人转过身，走回没有食物的家，走回没有煤的炉子，走回没有希望的明天。皇帝知道了。但知道了，然后呢？” 贝尔塔读完稿子，沉默了很久。 “这篇发了，你可能会被请去喝茶。”她说。 “什么茶？” “警察局的茶。” “好喝吗？” “据说很难喝。” “那我不喝。” 贝尔塔笑了。“你越来越像我了。” “像您不好吗？” “像我不好。我得罪过太多人，活不了多久。” 伊洛娜看着贝尔塔的脸。那张脸上的皱纹比去年多了，眼袋也更重了。咳嗽还没有好，有时候咳得直不起腰。 “您去看医生了吗？”伊洛娜问。 “看了。医生说是肺的问题。” “肺的问题？什么问题？” “他说要再检查。”贝尔塔挥了挥手，“不说这个。稿子我发了。你做好准备。” “什么准备？” “被骂的准备。” 报道发表后，果然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写匿名信骂伊洛娜是“皇帝的敌人”，有人威胁要“教训”她，还有人在报社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画着一个女人被吊在绞刑架上。 伊洛娜把那些信和那张大字报都锁进了抽屉里。她没有害怕，只是觉得悲哀。 悲哀的是，说真话的人，比说谎的人更危险。 雅各布在七月底收到了莱奥的一封信。信比之前的长了一些： “雅各布： 伊洛娜来过的里雅斯特了。她住了三天。我给她看了海、港口、渔市。她说海很好看。我也觉得。 她走了之后，炮台忽然变得很空。不是人少了，是少了什么东西。我说不清是什么。也许是声音，也许是颜色。也许什么都不是。 马蒂奇说，这叫‘想念’。他说，想念一个人，就像丢了一把钥匙。你知道钥匙在某个地方，但就是找不到。你会一直找，一直找，直到找到为止。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到。 莱奥” 雅各布读完信，把信纸折好，放进口袋。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街。一个卖花的小女孩正蹲在街角，面前摆着几束已经蔫了的玫瑰。 他走出去，买了一束。花很便宜，三个克洛伊茨。他给了小女孩一个福林，说不用找了。 小女孩瞪大了眼睛。“先生，您给多了。” “拿去买面包。” 小女孩鞠了一躬，跑走了。 雅各布拿着那束花回到咖啡馆，找了个瓶子插起来，放在柜台上。 “你买花干什么？”费伦茨问。 “好看。” “你不是说‘好看不能当饭吃’吗？” “今天能。” 费伦茨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他只是摇了摇头，然后继续用独臂擦桌子。 那束花在柜台上放了三天，然后蔫了。 雅各布把蔫了的花扔进垃圾桶，但瓶子留了下来。 瓶子空了，但还放在那里。 像一把空椅子。 像一颗空着的心。 伊洛娜在八月初去了一次布达佩斯。 不是因为想家，而是因为父亲写信来说，母亲病重了。 她坐火车回去，一路上脑子里乱糟糟的。她想起上次回家时，母亲在厨房里做饭的样子——系着围裙，手上沾着面粉，头发有些乱了，但脸上的表情是平静的。她想起母亲烧掉她稿纸时的样子——手在发抖，但没有哭。她想起母亲说的那句话：“你像你父亲。” 母亲没有说“你像我”。 也许在母亲心里，“像父亲”是一种夸奖，“像母亲”是一种悲哀。 她到医院的时候，母亲正躺在床上。白色的床单，白色的枕头，白色的墙。母亲的脸也是白色的——不是那种健康的白色，而是那种失去了血色的、像纸一样的白。 “妈。”伊洛娜坐到床边，握住母亲的手。 母亲睁开眼睛，看了她一眼，然后笑了。 “你来了。” “我来了。” “瘦了。” “您也是。” 母亲咳嗽了几声，然后闭上眼睛，像是在积蓄力气。 “伊洛娜，”她终于说，“你恨我吗？” “不恨。” “真的？” “真的。” “你骗我。” “我不骗您。” 母亲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你小时候，我对你太严了。不让你出去玩，不让你看闲书，不让你跟男孩子说话。你以为我不爱你。其实我是怕。” “怕什么？” “怕你跟我一样。” “跟您一样怎么了？” 母亲沉默了几秒钟。“跟我一样，嫁一个不爱的人，过一辈子不快乐的日子。” 伊洛娜的眼泪掉了下来。 “妈，”她说，“您不快乐吗？” 母亲没有回答。她只是闭上眼睛，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不是笑，也不是哭，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说不清的表情。 “妈，您回答我。” “不重要了。”母亲的声音很轻，“重要的是，你不要像我。” 伊洛娜握住母亲的手，把脸埋进床单里。 她哭了很久。 母亲没有再说话。只是用那只瘦削的、布满青筋的手，轻轻抚摸着伊洛娜的头发。 一下，一下，又一下。 像小时候一样。 雅各布在八月中旬遇到了一个难题。 保罗的孤儿院要搬家了。不是搬到别的地方，而是搬到维也纳郊外的一栋新楼里。新楼更大、更干净，但更远——坐马车要一个小时。 “以后看保罗就不方便了。”费伦茨说。 “我知道。” “那你还去吗？” “去。” “每周都去？” “每周。” “那你的生意怎么办？” “让保罗来咖啡馆。修女们每周可以带他来一次。” “修女会同意吗？” “我去谈。” 雅各布去了圣安娜孤儿院，跟院长谈了整整一个小时。院长起初不同意，说“教规不允许孩子经常外出”。雅各布说：“教规也不允许孩子饿死，但你们还是让他们喝稀粥。”院长的脸色很难看，但最终让步了——每周六下午，修女可以带保罗来咖啡馆待两个小时。 “但有一个条件，”院长说，“你不能教他犹太教的东西。” “我什么都不教。我只教他认字。” “认字可以。但不能读犹太人的书。” “我读的是德语书。德语书是犹太人的吗？” 院长没有回答。她只是挥了挥手，让他走了。 雅各布走出孤儿院的时候，阳光很烈。他眯着眼睛，看着天空，忽然觉得天很高，很远，像一只倒扣的巨大的碗。 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到保罗长大。 但他会撑。 撑到撑不住为止。 莱奥在八月底收到了伊洛娜的一封信。信很短： “莱奥： 我母亲病了。我在布达佩斯。 海还是好看吗？ 伊洛娜” 莱奥读完信，走到炮台的围墙上，面朝大海。 海还是好看的。但今天他看不进去。 他想起伊洛娜在火车站离开时的背影。她提着一个皮箱，穿着一件灰色的连衣裙，头发被风吹散了，没有回头。 他当时想说点什么，但什么都没说。 现在他想说，但她在很远的地方。 他拿出纸和笔，写回信： “伊洛娜： 海还是好看的。但你不在这里，好看也没什么用。 希望你母亲早日康复。 如果你需要我，我就去布达佩斯。 莱奥” 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走到邮局寄了出去。 走出邮局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从身边走过。孩子很小，大概一岁左右，正在睡觉，脸上带着一种满足的、天真的表情。 莱奥忽然想起自己的母亲。 她嫁给了赫尔曼·贝克尔，那个做木材生意的商人。她说不爱他，但也不恨他。她说活着不是为了幸福，而是为了不那么痛苦。 他不知道母亲现在过得怎么样。他已经很久没有写信回家了。 不是因为他忘了，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写什么。 写“我在的里雅斯特很好”？那是谎话。写“我想你”？那是假话。 他什么都不写。 但不写，不代表不想。 他站在邮局门口，想了很久。 然后他走进去，买了一张邮票，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只有一句话： “妈，我很好。不用担心。” 维也纳的夏天快要结束了。 风开始变得干燥，树叶的边缘开始发黄。街上的孩子们开始准备新学期的书包——虽然很多孩子没有书包，也没有学校。 雅各布的咖啡馆里，那束花早就扔了，但空瓶子还在柜台上。费伦茨问过几次“这破瓶子留着干什么”，雅各布每次都说“有用”。 但有什么用，他从来没有说。 也许他只是喜欢那个瓶子。 也许他只是喜欢“空”的感觉。 空，意味着还可以装东西。 空，意味着还没有结束。 第二十四章：秋天的心脏 1874年9月，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的秋天比维也纳来得早。 九月初，多瑙河两岸的梧桐树就开始落叶了。不是一片一片地落，而是一整树一整树地黄，黄到透亮，然后在某一阵风过后，哗啦啦地铺满地面。伊洛娜站在母亲病房的窗前，看着那些叶子被风卷起来，打着旋，又落下去，觉得它们像一群没有翅膀的鸟。 母亲的情况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坐起来喝一碗汤，说几句话。坏的时候就一直睡，呼吸很轻，轻到伊洛娜要凑到她的脸前才能确认她还活着。 医生说，是肺痨。 “能治吗？”伊洛娜问。 “能控制。但治不好。”医生摘下眼镜，擦了擦，“她的身体太弱了。长期营养不良，加上……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伊洛娜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母亲嫁给了不爱的人，过了一辈子不快乐的日子。她的肺是被不快乐慢慢啃坏的，像虫子啃木头，从里面开始，等你发现的时候，外面已经空了。 父亲每天都来。他坐在病房的另一边，不说话，只是看着母亲。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背也驼了，但眼睛还是亮的——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伊洛娜从未见过的、近乎忏悔的神情。 “爸，”有一天伊洛娜问他，“您爱过妈吗？” 父亲沉默了很久。 “爱过。但不是她想要的那种。” “她想要哪种？” “她想要我说‘我爱你’。我说不出口。” “为什么？” “因为，”父亲低下头，“我不会说。” 伊洛娜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想起莱奥——那个也不会说“我爱你”的人。但他会说别的。他会说“海很好看”，会说“你来更好看”，会说“我会等”。 也许“我会等”就是“我爱你”。 也许所有的“我爱你”，都是“我会等”的另一种说法。 九月十日，母亲忽然清醒了。 她坐起来，自己喝了半碗粥，然后对伊洛娜说：“把窗户打开。” 伊洛娜打开窗户。秋天的风吹进来，带着落叶和泥土的味道。 “我想回家。”母亲说。 “您在医院。” “我知道。我想回真正的家。回布达佩斯，回庄园。不是这个白色的房间。” 伊洛娜看向父亲。父亲点了点头。 “我去办出院手续。”他说。 第二天，他们把母亲接回了庄园。庄园比伊洛娜记忆中更破败了——花园里的杂草长到了膝盖，葡萄园的架子倒了一半，池塘已经完全干了，露出龟裂的泥底。但母亲看到这一切的时候，笑了。 “还是这里好。”她说。 她躺在床上，窗外就是那片干涸的池塘。她说她小时候在那里面抓过鱼，还说有一次掉进池塘里，差点淹死，是家里的一个长工把她捞上来的。 “那个长工后来怎么样了？”伊洛娜问。 “死了。打了一辈子光棍。” “他叫什么名字？” “我忘了。” 母亲说着说着就睡着了。伊洛娜坐在床边，看着母亲的脸。睡着的时候，母亲的脸是平静的，没有痛苦，没有忧愁，像一个普通的、累了的老妇人。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她从来没有问过母亲，她叫什么名字。 不是拉科齐夫人，不是“伊洛娜的母亲”。而是她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名字。 她叫朱莉娅。朱莉娅·拉科齐。 一个曾经年轻过的、爱过的、恨过的、后悔过的女人。 一个快要死了的女人。 同一天，维也纳。 雅各布·科恩在咖啡馆里接待了一个从布拉格来的客人。 不是马萨里克——马萨里克还在写他的书。而是一个陌生的、年轻的捷克人，自称是马萨里克的学生。 “老师让我转告您，”年轻人压低声音，“他的书快要写完了。明年春天出版。” “出版？”雅各布有些惊讶，“在布拉格出版？” “在维也纳。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 “不怕被封？” “怕。但老师说不怕。” 雅各布沉默了。他知道马萨里克是一个固执的人，但没想到他固执到这种程度——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出版一本关于捷克民族复兴的书，跟直接走进监狱差不多。 “他还说了什么？”雅各布问。 “他说，谢谢您的咖啡。” 雅各布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就这个？” “就这个。他说，您会懂的。” 年轻人走了。雅各布站在柜台后面，手里握着那块擦杯子的抹布，久久没有动。 他懂。 马萨里克说的“咖啡”，不是咖啡。是信任，是支持，是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一点微不足道的、但足以让人继续走下去的温暖。 费伦茨从厨房里探出头来。“那个年轻人是谁？” “一个学生。” “学什么的？” “学怎么当一个捷克人。” 费伦茨摇了摇头。“你认识的人，越来越奇怪了。” “不是奇怪。是危险。” “那你为什么还要见他们？” 雅各布想了想。“因为，如果他们都不见了，这个世界就只剩我们这些‘正常’的人了。” “正常不好吗？” “正常好。但只有正常，太无聊了。” 莱奥在九月中旬收到了一封来自布达佩斯的信。不是伊洛娜写的，而是伊洛娜的父亲写的。 信的内容很简单： “海登莱希少尉： 我是伊洛娜的父亲，拉科齐伯爵。我女儿经常提起你。她说你是一个‘不会说谎的人’。 她母亲病得很重，可能撑不过这个秋天。她很难过，但她不跟我说。她只跟你说。 如果你能来布达佩斯，请来。如果不能，请给她写信。她需要有人说话。 拉科齐伯爵” 莱奥读完信，去找马蒂奇。 “军士长，我要请假。” “几天？” “不知道。也许一周，也许一个月。” “去哪？” “布达佩斯。” 马蒂奇看着他。“为了那个姑娘？” “嗯。” “去吧。”马蒂奇拍了拍他的肩膀，“炮台有我。” “谢谢。” 莱奥收拾了一个小包，去火车站买了最近一班去布达佩斯的票。火车是晚上七点的，到布达佩斯要第二天早上。 他坐在候车室里，手里握着那张车票，心里想着伊洛娜。 他想起她在渔市看鱼的样子，想起她在炮台看日出的样子，想起她在火车站说“你总是说‘以后’”的样子。 他欠她很多“以后”。 现在，他要给她一个“现在”。 伊洛娜在九月十八日那天，第一次给莱奥写了信。 不是回信——她已经很久没有收到莱奥的信了。而是她自己想写。 她写道： “莱奥： 我母亲快不行了。医生说，可能就这几天。 她今天早上忽然清醒了，跟我说了很多话。她说她年轻时很漂亮，有很多人追求。她说她选了我父亲，不是因为爱他，而是因为他是最‘安全’的。不会打她，不会骂她，不会在外面找女人。 她说，‘安全’比‘爱’重要。 我不信。 你呢？” 她把信折好，塞进信封，但没有贴邮票。 她不知道该不该寄出去。 她怕莱奥来了，看到她的样子——哭过的、憔悴的、不像一个“不会假笑的女人”的样子。 她也怕莱奥不来。 她把这封信放进抽屉里，跟那些匿名威胁信放在一起。 一封是恨。一封是爱。 她分不清哪个更重。 九月二十日，朱莉娅·拉科齐去世了。 她走得很安静。早上还喝了一碗粥，跟伊洛娜说了几句话。然后她说困了，想睡一会儿。伊洛娜帮她掖好被子，坐在床边看着她的脸。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伊洛娜发现母亲不再呼吸了。 她摸了摸母亲的手。还有一点温度，但已经在变凉。 “妈，”她轻声说，“妈。” 没有回答。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窗外那片干涸的池塘。 池塘里没有水，只有泥。泥上有几片落叶，被风吹得慢慢移动。 她忽然想起母亲说过的那句话：“你像你父亲。” 不，妈。我像您。 您只是不知道。 葬礼在九月二十二日举行。 来的人不多——拉科齐家族已经没落了，亲戚们大多不愿意来，怕被借钱。只有几个老邻居和父亲的老朋友来了。温迪施格雷茨王子没有来，但送了一个花圈，花圈上的缎带写着：“永远怀念。” 伊洛娜看着那个花圈，觉得“永远怀念”四个字很轻，像一阵风就能吹走。 莱奥是在葬礼结束后的第二天到的。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便装，没有穿军服。他站在庄园门口，手里提着一个包，脸上带着长途旅行后的疲惫。 “你怎么来了？”伊洛娜站在门口，看着他。 “你父亲写信给我。” “他写了什么？” “说你难过。” “我不难过。” “你在撒谎。” 伊洛娜看着他，眼眶红了。 “进来吧。”她说。 她带他走进客厅。客厅里还摆着母亲的遗像，黑白照片，母亲穿着年轻时的裙子，微笑着，像另一个人。 莱奥站在遗像前，站了很久。 “你母亲很漂亮。”他说。 “那是她年轻的时候。” “你像她。” 伊洛娜愣了一下。“我父亲说我像我父亲。” “你父亲错了。你像你母亲。眼睛、下巴、嘴角。都像。” “你怎么看出来的？” “因为我见过你笑。你笑起来的样子，跟这张照片一样。” 伊洛娜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她没有擦。她让它流。 莱奥站在她身边，没有抱她，没有说话。他只是站着。 有时候，站着就够了。 他们在庄园里待了三天。 第一天，伊洛娜带莱奥看了庄园。葡萄园、池塘、马厩、菜地。大部分都荒了，但还能看出从前的样子。 “以前这里很热闹，”伊洛娜说，“有十几个佣人，几十匹马，每年秋天都办舞会。” “后来呢？” “后来穷了。马卖了，佣人辞了，舞会不办了。” “你怀念吗？” “不怀念。我讨厌舞会。” “为什么？” “因为舞会上的人都在假笑。” 莱奥点了点头。“那你现在不笑了。” “现在不想笑。” “那就别笑。” 他们走到干涸的池塘边。伊洛娜蹲下来，捡起一片落叶。 “我母亲小时候掉进这个池塘里，差点淹死。” “你会游泳吗？” “会。我父亲教的。” “他教你的时候，池塘里还有水吗？” “有。那时候还没有干。” 莱奥看着那片干裂的泥地，忽然说：“会再满的。” “什么？” “池塘。会再满的。下雨，就会满。” 伊洛娜看着他的脸。“你总是这么乐观？” “不是乐观。是相信。” “相信什么？” “相信水会来。人也会来。” 伊洛娜低下头，把落叶放回地上。 “莱奥，”她说，“谢谢你来了。” “我说过，你需要我，我就来。” “我什么时候说过需要你？” “你不用说。我能感觉到。” 伊洛娜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土。 “走吧，”她说，“该吃午饭了。” 第三天，莱奥要回的了里雅斯特了。 伊洛娜送他到火车站。布达佩斯的火车站比维也纳的小，但人不少，到处是提着行李、抱着孩子的旅客。 “你什么时候再来？”伊洛娜问。 “不知道。也许冬天。” “冬天很久。” “你不是会等吗？” “会。” 莱奥看着她，伸出手，轻轻握了握她的手。 “伊洛娜，”他说，“你母亲走之前，跟你说了什么？” “她说，‘不要像我。’” “那你呢？你会像她吗？” 伊洛娜想了想。“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会说‘我爱你’。” 莱奥愣了一下。他的脸微微红了。 “你……你在说谁？” “没谁。我在说以后。” 火车鸣笛了。 莱奥松开她的手，转身走上火车。他找到座位，坐到窗边，看着窗外的伊洛娜。 火车缓缓开动。 伊洛娜站在月台上，没有挥手，没有喊话。她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种在水泥里的树，安静地、固执地，看着他离开。 火车消失在视线之外。 她低下头，发现自己的手还伸着。 像在握一个已经不在的人的手。 她把手收回来，放进外套口袋里。 口袋里有一张纸条，是莱奥上车前偷偷塞给她的。 她打开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 “我会等你。不管多久。” 伊洛娜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 她抬起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 布达佩斯的秋天，快要结束了。 第二十五章：冬天的火炉 1874年12月，维也纳 冬天又一次降临维也纳。这是小说开始后的第七个冬天，也是雅各布·科恩在维也纳度过的第六个冬天。他早已习惯了这座城市的寒冷，但每年冬天来临时，他还是会想起布达佩斯——想起码头上的风，想起妹妹米里亚姆冻红的手指，想起那碗永远端不到的鸡汤。 今年的冬天比去年更冷。十二月中旬，气温降到了零下十五度，多瑙河完全封冻了。工人们在河面上凿洞取水，孩子们在冰上玩耍，有人在冰面上搭起了一个临时的滑冰场，租借冰刀鞋，一个克洛伊茨一次。 雅各布的咖啡馆里生起了炉子。炉子是铁铸的，圆滚滚的，像一个黑色的胖子蹲在墙角。炉膛里烧着煤，煤是费伦茨从隔壁的煤店搬来的——他只有一只手，每次只能搬一小筐，来回跑七八趟才能把一周的煤搬完。 “你应该买个大筐。”雅各布说。 “大筐我搬不动。” “那我搬。” “你搬？你腰不好。” “腰不好又不是手不好。” 费伦茨瞪了他一眼。“你这个人，什么时候能学会接受别人的好意？” “等我死了。” “那你要等很久。” 炉子烧起来的时候，咖啡馆里暖和了很多。客人们不再缩着脖子喝咖啡，而是脱掉大衣，挂在衣架上，像在自己家一样随意。赊账的人还是那么多，但至少他们不再发抖了。 保罗每周六下午都来。修女送他来，两个小时后接他走。他每次都坐在角落的同一张桌子旁，面前放着一杯热牛奶，手里捧着一本书。他的阅读速度很快——七岁的孩子，已经能读简单的德语文章了。雅各布给他带的书从图画书变成了文字书，从童话变成了科普。 “科恩先生，”保罗有一天放下书，“您知道地球是圆的吗？” “知道。” “那为什么站在上面的人不会掉下去？” “因为有引力。” “引力是什么？” 雅各布想了想。“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所有的东西都拉向地面。” “那为什么鸟能飞？” “因为鸟的翅膀能产生比引力更大的力量。” 保罗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人为什么不能飞？” “因为没有翅膀。” “那人能做翅膀吗？” “能。但做了也飞不起来。人的身体太重了。” 保罗沉默了几秒钟。“那飞机呢？我听修女说，有人在做飞机。” 雅各布愣了一下。“你从哪听说的？” “修女说的。她说，有一个叫奥托·李林塔尔的德国人，在做一种像鸟一样的机器，可以飞。” “那是滑翔机。不是飞机。” “滑翔机能飞吗？” “能。但飞不远。” “以后会飞远的。”保罗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笃定，像一个已经看到了未来的人。 雅各布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孩子跟他见过的任何孩子都不一样。他不只是聪明，而是有一种超越年龄的、对世界的好奇和信任。他相信人能飞，相信水会再来，相信空瓶子有一天会装满花。 “保罗，”雅各布说，“你以后想做什么？” “我想做飞机。” “做什么？” “做飞机。让人能飞的那种。” 雅各布笑了。“好。你做飞机，我开咖啡馆。你飞的时候，从天上看看我的咖啡馆长什么样。” “我会的。” 炉火噼啪作响，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一大一小，一高一矮，像两个不同形状的、但同样温暖的黑洞。 同一天，布达佩斯。 伊洛娜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三个月，第一次回到报社。贝尔塔没有催她——她请了三个月的假，贝尔塔只批了两个月，但告诉她“你什么时候回来都行”。 伊洛娜走进编辑部的时候，发现贝尔塔的办公桌空了。 “贝尔塔呢？”她问前台胖女人。 “住院了。” “什么病？” “肺。医生说很严重。” 伊洛娜的心沉了下去。她问了医院地址，直接赶了过去。 贝尔塔住在维也纳总医院的一间单人病房里。房间不大，但干净，窗台上放着一盆花——是假的，塑料的，但颜色很鲜艳。贝尔塔躺在床上，比三个月前瘦了很多，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皮肤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蜡黄色。 “您怎么不告诉我？”伊洛娜坐到床边。 “告诉你有什么用？你又不能替我生病。”贝尔塔的声音很沙哑，但语气还是那么硬。 “我可以来看您。” “看了又怎样？我又不会好得快。” 伊洛娜握住她的手。那只手很瘦，骨头硌手，但很暖。 “医生怎么说？”伊洛娜问。 “说还能活半年。” 伊洛娜的手一紧。“半年？” “也许更短。也许更长。医生的话，听听就行。” “那您……” “我在写回忆录。”贝尔塔指了指床头柜上的一叠稿纸，“写了三分之一了。想在死之前写完。” “您不会死的。” “每个人都会死。”贝尔塔看着她的眼睛，“伊洛娜，你比我年轻，比我有才华，比我勇敢。你不要浪费。” “浪费什么？” “浪费你的才华。不要像我一样，一辈子写没人看的报道。要写能改变人的东西。” “比如什么？” “比如，一个女人为什么不能当医生？一个工人为什么不能吃饱饭？一个犹太人为什么不能开咖啡馆？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在报纸上，在法律里，在制度里。你要写的是——怎么改变法律，怎么改变制度。” 伊洛娜沉默了。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么远。她只是想写真相，想让人们看到真相。但贝尔塔说得对——看到真相之后呢？如果什么都不改变，真相就是一堆废纸。 “贝尔塔，”她说，“我答应您。我会写能改变人的东西。” “不是为我写的。为那些不能写的人写的。” “我知道。” 贝尔塔笑了。她的笑容很疲惫，但很真。 “伊洛娜，”她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记者。” “我才当了一年。” “时间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一颗不妥协的心。” 伊洛娜低下头，眼泪掉在贝尔塔的手背上。 贝尔塔没有擦。她只是让那些眼泪流着，像雨水落在干涸的土地上。 的里雅斯特的冬天不像维也纳那么冷，但风很大。 莱奥站在炮台的围墙上，大衣被风吹得像一面旗子。他手里拿着一封信——是伊洛娜写来的。信上说，贝尔塔病了，可能活不过春天。她说她很害怕，不是怕死亡，而是怕“来不及”。 “来不及做什么？”莱奥问自己。 信上没有写。但他猜得到——来不及说真话，来不及改变什么，来不及爱一个人。 他把信折好，放进口袋，然后去找马蒂奇。 “军士长，你说过，你在这待了二十年。” “对。” “你有没有后悔过？” 马蒂奇想了想。“后悔过。但后悔没用。” “那什么有用？” “往前走。” 莱奥看着海面。冬天的海是灰蓝色的，浪很大，白色的泡沫在浪尖上翻滚，像一群奔跑的羊。 “我想做一件事。”他说。 “什么事？” “去维也纳。” “去看那个姑娘？” “去看她。顺便看一个病人。” 马蒂奇看了他一眼。“你请假上瘾了？” “也许。” “去吧。”马蒂奇掏出烟斗，“炮台有我。” “谢谢。” 莱奥回到营房，写了一封信给伊洛娜： “伊洛娜： 我下周去维也纳。不是专程看你，是看贝尔塔。但也会看你。 你不是一个人。 莱奥” 他把信寄出去，然后开始收拾行李。 这一次，他没有带军装。他穿了一件便装——深灰色的大衣，黑色的靴子，没有勋章，没有军衔。他不想让人认出他是军人。他只想做一个普通人，去看一个普通人。 火车是十二月二十日早上出发的，到维也纳要十个小时。 他坐在车厢里，看着窗外的田野和村庄被白雪覆盖，心里想着伊洛娜的脸。 他想起她在渔市看鱼的样子，想起她在炮台看日出的样子，想起她在布达佩斯火车站站在月台上的样子。 每一次，她都是站着的。不倒下，不后退，不回头。 他想成为那样的人。 但他不是。他只是一个会害怕、会犹豫、会说“以后”的人。 也许“以后”就是现在。 火车在傍晚抵达维也纳。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雪在灯光下闪着细碎的光。莱奥走出车站，叫了一辆马车，去了雅各布的咖啡馆。 他推开门的时候，雅各布正在擦杯子。 “莱奥？”雅各布愣住了，“你怎么来了？” “来看一个人。” “谁？” “贝尔塔·冯·苏特纳。” 雅各布放下杯子。“你认识她？” “不认识。但伊洛娜认识。”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你变了。” “哪里变了？” “你会为别人做事了。” 莱奥想了想。“也许不是变了。是醒了。” “醒了好。醒了就不会再睡。” 雅各布给他煮了一杯咖啡——这次不是黑咖啡，而是加了奶和糖的。 “喝吧。不苦。” 莱奥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果然不苦。 “你终于会煮好喝的咖啡了。”他说。 “不是我会煮。是我想煮。”雅各布看着他，“为你煮的。” 莱奥放下杯子，看着雅各布的眼睛。 “谢谢你，雅各布。” “不客气。” 他们坐在咖啡馆里，炉火烧得很旺。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把整座城市盖成了白色。 但咖啡馆里是暖的。 不只是炉火的暖。 第二十六章：雪中行 1874年12月21日，维也纳 莱奥在雅各布的咖啡馆里睡了一夜。不是睡床——咖啡馆二楼只有雅各布的一个小房间，放不下一张多余的床。他睡在店里的长椅上，身上盖着费伦茨借给他的一条旧毛毯。毛毯很薄，但炉火整夜没熄，倒也不觉得冷。 第二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雅各布已经在煮咖啡了。 “你起得真早。”莱奥坐起来，揉了揉眼睛。 “每天都是这个点。”雅各布头也不抬，“你的朋友，贝尔塔·冯·苏特纳，住在维也纳总医院，第七区。从这里走过去大约四十分钟。” “你怎么知道地址？” “伊洛娜上次来的时候说过。”雅各布把一杯咖啡递给他，“她每周三和周六下午去看贝尔塔。今天是周一，她不会去。但你去了，也许能碰上。” “碰上谁？” “伊洛娜。她有时也会临时去。” 莱奥喝了一口咖啡。这次又是苦的。 “你又煮苦了。”他说。 “给客人喝的。你是客人。” “昨晚你不是说为我煮了好的？” “昨晚是昨晚。今天是今天。” 莱奥摇了摇头，把咖啡喝完，穿上大衣，走出了咖啡馆。 雪停了，但街道上积了厚厚的雪，踩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马车走得很慢，马蹄在雪地里打滑，车夫不停地吆喝。莱奥决定走路——反正四十分钟，走快一点也许半小时就到了。 他沿着塔博尔大街向南走，穿过普拉特大街，经过圣斯蒂芬大教堂，然后拐进一条窄窄的巷子。巷子的尽头就是维也纳总医院——一栋灰白色的四层楼房，门口停着几辆马车，有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站在台阶上抽烟。 莱奥走进大门，问了前台护士贝尔塔的病房号。在三楼，315室。 他爬上楼梯，走到315室门口，正要敲门，门从里面开了。 伊洛娜站在门口。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厚外套，头发扎在脑后，脸上没有化妆，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黑眼圈。她看见莱奥，愣住了。 “你怎么在这？” “来看贝尔塔。” “你认识她？” “不认识。但你想让我认识。” 伊洛娜看着他，眼眶微微红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雅各布说的。” “他又多嘴。” “他不多嘴。是我问的。” 伊洛娜低下头，沉默了几秒钟。“进来吧。贝尔塔刚醒。” 莱奥跟着她走进病房。贝尔塔躺在床上，比雅各布描述的更瘦。她的脸像一张揉皱的纸，只有眼睛还是亮的——那种亮不是健康的亮，而是一种燃烧到最后的光芒。 “这是谁？”贝尔塔看着莱奥，声音沙哑。 “莱奥·冯·海登莱希。我的朋友。”伊洛娜说。 “男朋友？” 伊洛娜的脸红了。“朋友。” 贝尔塔笑了。她的笑声很短，像几声咳嗽。“朋友就朋友。你说是就是。” 莱奥走到床边，鞠了一躬。“您好，苏特纳夫人。” “叫我贝尔塔。‘苏特纳夫人’太长了，我没力气听。” “贝尔塔。” “你是个军人？” “海岸炮兵少尉。” “的里雅斯特？” “您怎么知道？” “伊洛娜提过。”贝尔塔咳嗽了几声，“她提过很多次。每次都说‘一个朋友’。我就知道不是普通朋友。” 莱奥看了伊洛娜一眼。伊洛娜转过头，假装在看窗台上的假花。 “你来看我，”贝尔塔说，“是想看看伊洛娜说的‘快要死的人’长什么样？” “不是。我是来……” “来什么？” 莱奥想了想。“来听您说话。” “听我说话？”贝尔塔笑了，“我有什么好听的？一个快死的老女人。” “您不是老女人。您是贝尔塔·冯·苏特纳，《新自由报》的主编，维也纳唯一敢雇佣女记者的女人。” 贝尔塔看着他，眼神变了。不是那种客气的、敷衍的看，而是一种认真的、审视的看。 “你读过我的报纸？” “没有。但伊洛娜读过。她说的。” “她说什么？” “她说您是一个‘不会妥协的人’。” 贝尔塔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看向伊洛娜。“你这么说我？” “我说的是实话。”伊洛娜说。 “实话不一定好听。” “但有用。” 贝尔塔又笑了。这次笑声长一些，像一阵轻微的风。 “莱奥，”她说，“你是个诚实的人。” “我不说谎。” “那你说，我会死吗？” 莱奥看着她，没有犹豫。“会。每个人都会。” 伊洛娜倒吸了一口气。贝尔塔却笑了——这次是真正的、开心的笑。 “你这个人，”她说，“比医生诚实。医生跟我说‘你会好起来的’，我知道是谎话。你说‘会死’，我知道是真话。真话比谎话好听。” “为什么？” “因为真话不用猜。” 莱奥点了点头。 贝尔塔伸出手，他握住了。那只手很瘦，但很有力。 “莱奥，”她说，“帮我照顾伊洛娜。” “她不需要人照顾。” “我知道。但有人照顾，总比没人好。” 莱奥看了伊洛娜一眼。伊洛娜站在窗边，背对着他们，肩膀微微颤抖。 “我会的。”莱奥说。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伊洛娜和莱奥走在雪地里，谁也没有说话。街道上的雪被踩成了灰黑色的泥浆，马车从身边驶过，溅起一片脏水。莱奥拉着伊洛娜躲开，自己的裤腿却湿了。 “你的裤子。”伊洛娜说。 “没事。会干。” 他们走到一家小餐馆门口，伊洛娜停下来。“我饿了。” “我也饿了。” 他们走进去，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餐馆不大，只有五六张桌子，墙上挂着几幅风景画，画的是维也纳的旧景。老板是一个胖胖的奥地利女人，围着一条沾满面粉的围裙，说话带着乡下口音。 “吃什么？”她问。 “两碗牛肉汤，两份面包。”伊洛娜说。 “不要别的？” “不要。” 老板走了。伊洛娜看着莱奥，沉默了几秒钟。 “你为什么要来？”她问。 “我说过，你需要我，我就来。” “我没说需要你。” “你不用说。” 伊洛娜低下头，看着桌上的木纹。“莱奥，我母亲死了，贝尔塔也要死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你不用撑。” “那怎么办？” “撑着。我陪你。” 伊洛娜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没有同情，没有怜悯，只有一种安静的、笃定的东西。 “你哭过吗？”她问。 “哭过。我父亲死的时候。” “后来呢？” “后来不哭了。哭也没用。” “那你怎么排解？” “擦枪。擦炮。写信。” “写信给谁？” “给雅各布。给你。” 伊洛娜的眼泪掉了下来。她没有擦。她让它流。 莱奥没有递手帕，没有说“别哭了”。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桌上，落在木纹里，落在那些看不见的缝隙中。 老板端来牛肉汤和面包。汤很烫，冒着热气。伊洛娜拿起勺子，舀了一勺，吹了吹，送进嘴里。 “好吃。”她说。 “比雅各布的咖啡好吃？” “什么都比雅各布的咖啡好吃。” 莱奥笑了。伊洛娜也笑了。两个人笑着笑着，眼泪又流了下来。 但这次不是悲伤的眼泪。 是那种说不清的、咸咸的、热热的、活着才会有的东西。 下午，莱奥送伊洛娜回她的住处。 伊洛娜住在第八区的一间小公寓里，跟贝尔塔的家在同一条街上。公寓很小，一室一厅，客厅里堆满了书和报纸，厨房里只有一只锅、两个碗、三双筷子。 “你一个人住？”莱奥问。 “一个人。” “不害怕？” “怕什么？” “怕坏人。” 伊洛娜从抽屉里拿出那把小巧的左轮手枪，放在桌上。“我有这个。” 莱奥拿起枪，看了看。“会用吗？” “会。我父亲教的。” “打中过什么？” “一个酒瓶。在庄园的后院里。” “酒瓶不算坏人。” “坏人来了，我就打坏人。” 莱奥把枪放回桌上。“你父亲教得对。女人应该会保护自己。” “男人也是。” “男人也是。” 他们站在客厅里，中间隔着一张堆满书的桌子。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透过窗帘的缝隙，落在伊洛娜的脸上。 “莱奥，”她说，“你什么时候回？” “明天。” “这么快？” “我只请了三天假。” 伊洛娜低下头。“那你今晚住哪？” “雅各布那里。他的长椅很舒服。” “那不算舒服。” “比战壕舒服。” 伊洛娜沉默了几秒钟。“你可以住这里。沙发可以拉开，当床用。” 莱奥愣了一下。“你确定？” “确定。你不是坏人。”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不说谎。” 莱奥看着她，笑了。“好。” 他们一起把沙发拉开，铺上干净的床单和被子。伊洛娜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枕头，拍了拍，放在一头。 “好了。”她说。 “谢谢。” “不客气。” 他们坐在沙发上——伊洛娜坐一头，莱奥坐另一头。中间隔着一个枕头的距离。 “莱奥，”伊洛娜说，“你以后想做什么？” “不知道。也许一直在炮台。” “不无聊吗？” “不无聊。有海，有马蒂奇，有你写信。” “如果我嫁人了呢？” 莱奥的手微微紧了一下。“那就嫁。” “你不拦我？” “不拦。你有你的路。” “那你会后悔吗？” 莱奥想了想。“会。但后悔也没用。” 伊洛娜看着他，忽然伸出手，碰了碰他的手背。 “莱奥，”她说，“我不会嫁给别人。” “为什么？” “因为，”她看着他的眼睛，“我找不到比你更不会说谎的人。” 莱奥没有说话。他握住她的手，握了很久。 窗外的雪又开始下了。 很轻，很密，像天使在撕碎一本很厚的书。 第二天早上，莱奥离开的时候，伊洛娜还在睡。 他没有叫醒她。他只是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 “伊洛娜： 我回了。炮台等我。海等我。我也等你。 莱奥” 他走出公寓，走进雪中。天还没有全亮，路灯还亮着，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在雪地上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 走到雅各布的咖啡馆时，门已经开了。 “走了？”雅各布站在柜台后面。 “走了。” “不喝杯咖啡？” “不喝了。你的咖啡太苦。” 雅各布笑了。“下次来，我煮甜的。” “你每次都这么说。” “这次是真的。” 莱奥笑了笑，推开门，走进了雪中。 雅各布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然后他回到柜台后面，继续擦杯子。 费伦茨从厨房里探出头来。“那个年轻人走了？” “走了。” “他还会来吗？” “会。他说会来，就会来。”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不说谎。” 费伦茨摇了摇头，缩回了厨房。 雅各布拿起一个杯子，对着灯光看了看。杯子很干净，没有指纹，没有水渍，像一个新的一样。 他把杯子放回架子上，然后拿起另一个。 窗外，雪还在下。 但雪总会停的。 第二十七章：春天的葬礼 1875年3月，维也纳 贝尔塔·冯·苏特纳是在一个下雨的星期二早上去世的。 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有人在天上筛面粉。伊洛娜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报社写稿，电话那头是医院护士的声音：“苏特纳夫人走了，今天凌晨四点。”伊洛娜放下电话，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很久没有动。 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脑子里是空的，心里也是空的，整个人像一个被掏空了棉花的布偶，软塌塌地靠在椅背上。 前台胖女人走过来，递给她一杯茶。“你还好吗？” “还好。” “你脸色很差。” “我没事。” 伊洛娜站起来，穿上外套，走出报社。雨落在她的脸上，凉凉的，像母亲最后一次抚摸她头发的手。 她走到医院的时候，贝尔塔的遗体已经被移到了太平间。一扇白色的门，上面写着“安静”。伊洛娜推开门，走进去。贝尔塔躺在一张铁床上，身上盖着白布，只露出一张脸。那张脸比昨天更瘦了，颧骨像两座小山，眼窝深深地陷下去，但嘴角微微上扬——她死的时候，是在笑的。 伊洛娜站在床边，看着她。 她没有哭。她已经哭够了。过去的三个月里，她哭过太多次——母亲死的时候哭，贝尔塔病重的时候哭，莱奥离开的时候也哭。眼泪像多瑙河的水，流不完，但流多了，就干了。 “贝尔塔，”她轻声说，“您答应我的事还没做完。您的回忆录只写了三分之二。” 没有回答。 “您说过，要看着我成为最好的记者。” 没有回答。 “您说过，不要浪费才华。” 没有回答。 伊洛娜伸出手，轻轻摸了摸贝尔塔的手。那只手已经凉了，硬了，像一块冰冷的石头。 “我会的，”她说，“我不会浪费。” 她站了很久，直到一个护工进来，客气地对她说：“女士，我们要准备后事了。” 伊洛娜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出去。 雨还在下。 她站在医院的台阶上，看着雨幕中的维也纳。这座城市在雨中变得模糊，像一幅被水泡过的水彩画，颜色晕开了，轮廓看不清了。 她忽然想起贝尔塔说过的一句话：“维也纳是一座不会哭的城市。它只会下雨。” 也许雨就是维也纳的眼泪。 贝尔塔的葬礼在三天后举行。 来的人不多——二十几个，大多是报社的同事和几个老朋友。贝尔塔没有家人——她的父母早就死了，也没有兄弟姐妹，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她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又一个人离开。 伊洛娜站在墓穴边上，看着棺材被缓缓放下。棺材是白色的，很朴素，上面没有花，只有一个简单的十字架。贝尔塔不信教，但医院的人说“没有信仰的人也要有个十字架”，就放了一个。 莱奥没有来。他请不了假——马蒂奇说，“你上个月刚请过，再请上面会骂”。但他寄了一封信来，信很短： “伊洛娜： 贝尔塔走了。但她的报纸还在。你还在。 你不是一个人。 莱奥” 伊洛娜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葬礼结束后，人们陆续散去。伊洛娜站在墓碑前，看着上面刻的字：“贝尔塔·冯·苏特纳，1835-1875，记者，主编。”没有“永远怀念”，没有“安息主怀”，只有名字和职业。 她蹲下来，把一束白色的雏菊放在墓碑前。花是她早上在市场买的，很便宜，但很新鲜，花瓣上还带着露水。 “贝尔塔，”她说，“我会把您的回忆录补完。我答应您。” 她站起来，转身走了。 走出墓地的时候，雨停了。阳光从云缝里钻出来，照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反射出一片刺眼的光。 伊洛娜眯着眼睛，看着天空。 天很蓝。 贝尔塔喜欢蓝色。她说，蓝色是唯一不会说谎的颜色。 同一天，维也纳，雅各布的咖啡馆。 雅各布从报纸上看到了贝尔塔去世的消息。报纸上只有一小段，在第三版的角落里：“著名女记者贝尔塔·冯·苏特纳昨日因病去世，享年四十岁。”没有照片，没有讣告，没有评论。 他放下报纸，对费伦茨说：“今天提前关门。” “为什么？” “我要去参加一个葬礼。” “你认识那个人？” “不认识。但伊洛娜认识。” 费伦茨没有追问。他点了点头，继续擦桌子。 雅各布换上黑色的外套，走出咖啡馆。他走到墓地的时候，葬礼已经结束了，只有伊洛娜一个人站在墓碑前。 他走过去，站在她身边。 “你怎么来了？”伊洛娜问。 “来看看你。” “我没事。” “我知道。但看看总没错。” 伊洛娜低下头，看着墓碑上的字。 “雅各布，”她说，“你怕死吗？” “怕。” “那你怎么面对？” “不想。” “不想就不怕了？” “不想就忘了。忘了就等于没发生。” 伊洛娜苦笑了一下。“你真是个哲学家。” “我只是个开咖啡馆的。” 他们站在墓碑前，沉默了很久。 “雅各布，”伊洛娜说，“你相信有来生吗？” “不信。” “为什么？” “因为如果有来生，这辈子就不重要了。” 伊洛娜看着他，眼眶红了。“你说话总是这么直接。” “直接省时间。” “省时间干什么？” “省下来做有用的事。” “什么是有用的事？” 雅各布想了想。“比如，煮一杯好喝的咖啡。” 伊洛娜笑了。她的笑声在墓地里回荡，像一个不速之客。 “走吧，”她说，“我请你喝咖啡。” “我的咖啡不好喝。” “我知道。但我想喝。” 他们走出墓地，向雅各布的咖啡馆走去。 阳光很好。 贝尔塔会喜欢的。 四月，伊洛娜回到了报社。 贝尔塔的办公桌还空着，没有人坐。前台胖女人说，报社正在考虑请一个新的主编，但还没找到合适的人。伊洛娜坐在自己的小办公桌前，打开贝尔塔的抽屉，里面有一叠稿纸——是那本未完成的回忆录。 她拿起稿纸，开始读。 贝尔塔的字很小，很密，像一群挤在一起的蚂蚁。但她写得很真诚，没有修饰，没有隐瞒。她写自己怎么从一个乡下女孩变成记者，怎么写第一篇报道，怎么被骂，怎么被封，怎么在四十岁的时候发现自己得了绝症。 回忆录的最后一页，只写了半句话： “我这一生，最遗憾的事是……” 没有写完。 伊洛娜看着那半句话，想了很久。 最遗憾的事是什么？是没有结婚？是没有孩子？是没有写出改变世界的报道？ 她不知道。 但她知道，她不会让贝尔塔的遗憾变成自己的遗憾。 她拿起笔，在稿纸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 “最遗憾的事是，没有看到你长大。” 然后她把这叠稿纸锁进自己的抽屉里。 她会补完它。 不是为了出版，是为了记住。 四月十五日，伊洛娜收到了一封来自布拉格的信。 信是马萨里克写来的。他在信中说，他的书《捷克问题》已经出版了，但被警察没收了大部分。他正在准备第二版，这次要在国外印刷，偷偷运回国内。 “伊洛娜，”他写道，“你认识的人多。能不能帮我在维也纳找一个印刷厂？要那种不怕事的。” 伊洛娜想了想，拿着信去找雅各布。 “你认识印刷厂的人吗？”她问。 雅各布看了信，沉默了几秒钟。“认识一个。在第七区，一个波兰人开的。他不怕事，因为他本身就是事。” “他能印吗？” “能。但你要想清楚。印这种书，被抓到是要坐牢的。” “我不怕。” “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是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比如？” “比如，活着。活着才能做更多的事。” 伊洛娜看着他。“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我一直很谨慎。只是你没发现。” “那你帮不帮？” 雅各布叹了口气。“帮。但我有条件。” “什么条件？” “你不要亲自去。让一个不认识你的人去。” 伊洛娜想了想，点了点头。“好。” 雅各布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条，写了一个地址，递给她。 “去找这个人。说‘雅各布让你来的’。他会帮你。” 伊洛娜接过纸条，折好，放进口袋。 “谢谢你，雅各布。” “不客气。” “你为什么帮我？” 雅各布想了想。“因为，如果马萨里克的书能让一个人学会思考，那这个人以后可能会来我的咖啡馆喝咖啡。” “就这个？” “这个就够了。” 伊洛娜笑了。“你真是个怪人。” “我只是个开咖啡馆的。” 四月二十日，的里雅斯特。 莱奥站在炮台上，看着海面上的军舰。 不是奥地利的军舰，是意大利的。三艘意大利巡洋舰从威尼斯方向驶来，在距离的里雅斯特港大约十海里的地方停了下来，没有进港，也没有离开，就那么停着，像三只蹲在海面上的灰色的猫。 “他们在干什么？”莱奥问马蒂奇。 “示威。”马蒂奇吐出一口烟，“意大利人一直想要的里雅斯特。他们觉得这里是意大利的，不是奥地利的。” “会打吗？” “不会。打起来他们吃亏。我们的炮虽然旧，但岸炮比舰炮打得远。” “那他们为什么来？” “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他们还在。” 莱奥看着那三艘灰色的军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安。不是害怕战争，而是觉得，这个帝国像一棵被虫蛀空的大树，外面看着还行，里面已经烂了。意大利人看到了，所以在旁边等着。等着树倒，然后冲过来抢树枝。 “军士长，”他说，“帝国会失去的里雅斯特吗？” 马蒂奇沉默了很久。“也许。但不会在我们活着的时候。” “您怎么知道？” “因为帝国虽然烂，但还没烂到那个地步。” 莱奥没有回答。他看着海面，看着那三艘军舰在波浪中轻轻摇晃。 他想写信告诉伊洛娜。 但不知道该怎么写。 写“我看到了意大利军舰”？她会担心。 写“我没事”？那是谎话。 他最后只写了一句话： “海今天很平静。但平静下面，有东西在动。” 他把信寄了出去。 然后继续擦炮。 第二十八章：夏日的雷声 1875年7月，维也纳 那年夏天，维也纳热得像蒸笼。 连续三周没有下雨，多瑙河的水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河床上露出了大片黑色的淤泥，散发着腐烂的臭味。人们在桥上走过时，不得不捂住鼻子。报纸上说，这是“百年一遇的干旱”。老人们摇头说，他们活了一辈子，没见过这样的夏天。 雅各布·科恩的咖啡馆里，风扇从早摇到晚。费伦茨摇一会儿就满头大汗，换雅各布摇，雅各布摇一会儿腰疼，再换回费伦茨。两个人轮流摇那台破风扇，像是在进行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 “你应该买一台电风扇。”费伦茨说。 “电风扇要通电。我这里没有电。” “那就装电。” “装电要钱。我没有钱。” “你总是说没钱。” “因为我确实没钱。” 费伦茨叹了口气，用独臂继续摇风扇。雅各布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想透透气。窗外涌进来的不是凉风，而是一股热浪，夹杂着河泥的臭味。他赶紧关上窗户。 “这个夏天，”他说，“会死人的。” “谁死？” “不知道。但总会有人。” 费伦茨看了他一眼。“你说话越来越像神父了。” “神父说上帝。我说现实。” 保罗周六下午来了。他穿着一件薄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脸上红扑扑的，额头上有汗珠。修女把他送到门口，没有进来——天太热了，她急着回去。 “科恩先生，今天能给我一杯冰水吗？”保罗坐到角落的桌子旁。 “没有冰。井水行吗？” “行。” 雅各布从后院打了一桶井水，舀了一碗端给保罗。井水很凉，碗壁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保罗双手捧着碗，喝了一大口，然后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好喝。”他说。 “比我的咖啡好喝？” “都好喝。但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咖啡是苦的。水是甜的。” 雅各布笑了。“你说得对。水是甜的。” 保罗放下碗，从布袋里掏出一本书。这次不是雅各布给他的，而是他从孤儿院的图书馆里借的——一本关于天文学的书，封面上画着太阳系的行星。 “科恩先生，您知道土星有光环吗？” “知道。” “光环是什么做的？” “冰和石头。” “为什么不会掉下来？” “因为转得快。转得快的东西，不容易掉。” 保罗想了想。“那地球转得也快，为什么人不会掉下去？” “因为有引力。” “又是引力。引力到底是什么？” 雅各布想了想。“你看过磁铁吗？” “看过。” “磁铁能吸铁。引力就像磁铁，但吸所有的东西。” 保罗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我为什么感觉不到？” “因为太强了。强到感觉不到。” 保罗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看着雅各布。“科恩先生，您说，人死了以后，会变成什么？” 雅各布愣了一下。“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修女说，人死了会上天堂。但天堂在天上，天上没有空气，人怎么呼吸？” 雅各布看着保罗的眼睛。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纯粹的、对世界的好奇。 “我不知道，”雅各布说，“也许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活着是为了什么？” 雅各布沉默了很久。 “为了问这个问题。”他终于说。 七月中旬，维也纳发生了一场大火。 不是雅各布咖啡馆对面的那种小火，而是一场真正的大火——烧了整整一条街。起火点是在第九区的一家木材厂，火势蔓延得很快，不到一个小时就烧到了隔壁的居民楼。消防队来了六辆马车，但水压不够，水枪只能喷到二楼。三楼和四楼的人被困在里面，有人从窗户跳下来，摔断了腿。 雅各布在咖啡馆里听到了消防车的铃声。他走到门口，看见北边的天空被映成了橙红色，浓烟像一条巨大的黑色柱子，直冲云霄。 “着火了。”费伦茨站在他身后。 “嗯。” “离这里多远？” “大概两公里。” “要不要关门？” “不用。风往北吹，烧不到我们。” 雅各布回到柜台后面，继续擦杯子。但他的心不在焉。他想起那场烧掉布料店的火灾，想起那个穿皮草的女人，想起温迪施格雷茨王子说的话——“有人想毁掉这个帝国。” 帝国不会被一场火灾毁掉。但人心会。 第二天早上，报纸报道了火灾的详情：烧毁了二十三栋建筑，十二人死亡，四十多人受伤。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 伊洛娜被派去采访火灾。她站在废墟前，看着那些被烧焦的木梁和砖石，闻着空气中残留的焦糊味，心里想起贝尔塔说过的一句话：“灾难不是新闻。灾难之后的事才是。” 她采访了几个受灾的家庭。一个老太太坐在路边，怀里抱着一个被烧焦的布娃娃，眼神空洞。一个年轻男人站在自家店铺的废墟前，一遍又一遍地说：“全没了，全没了。”一个十岁的男孩蹲在墙角，手里拿着一块从废墟里捡出来的、已经被烤化了的怀表。 伊洛娜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了一篇报道，标题叫《灰烬之后》。 她没有写煽情的句子，只是如实地记录。她写老太太抱着布娃娃，写男人说“全没了”，写男孩蹲在墙角。她写火灾之后，没有人来。没有政府官员，没有慈善机构，只有邻居和陌生人，从自己家里拿出食物和衣服，分给那些一无所有的人。 报道发表后，报社收到了几十封信。有人骂她“夸大其词”，有人赞她“写出了真相”。但最重要的是，有一个人匿名捐了一笔钱——五百福林，寄到报社，附了一张纸条：“给火灾中失去家园的人。” 伊洛娜把那笔钱交给了教堂的神父，让他分给受灾的家庭。 神父问她：“是谁捐的？” “不知道。” “那怎么感谢他？” “不用感谢。他不需要。” 莱奥在七月下旬收到了一封来自维也纳的信。不是伊洛娜写的，也不是雅各布写的——是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写的。 男爵的信一向很短，这次也不例外： “莱奥： 听说的里雅斯特附近出现了意大利军舰。不要紧张，他们不会打。但你要做好准备——不是战争准备，是心理准备。 帝国正在失去它的边缘。的里雅斯特是边缘之一。如果有一天帝国保不住它了，你要知道去哪里。 记住：人比帝国重要。 男爵” 莱奥读完信，把信纸折好，放进口袋。他走到炮台的围墙上，看着海面。今天没有意大利军舰，只有几艘渔船在远处撒网。海鸥在头顶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 “军士长，”他对马蒂奇说，“您觉得帝国会失去的里雅斯特吗？” 马蒂奇正在擦炮，头也不抬。“会。” “什么时候？” “不知道。但在我死之前，应该不会。” “您怎么这么确定？” “因为帝国虽然烂，但还没烂到那个地步。”马蒂奇停下手中的活，抬起头，“但如果真的失去了，我就回克罗地亚。你呢？” 莱奥想了想。“我不知道。” “你会跟那个姑娘在一起。” “她不一定愿意。” “她愿意。”马蒂奇笑了笑，“我看得出来。她看你的眼神，跟你父亲看军旗的眼神一样。” “我父亲看军旗是什么眼神？” “一种‘我愿意为你死’的眼神。” 莱奥沉默了。他想起父亲写的那首诗——“活着，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不后悔。” 也许伊洛娜就是他的“不后悔”。 不管帝国变成什么样，不管的里雅斯特还在不在奥地利手里，他都要找到她。 这是他现在唯一确定的事。 八月，维也纳终于下雨了。 不是小雨，是暴雨。天空像被人捅了一个窟窿，水哗哗地往下倒。多瑙河的水位在一夜之间涨了两米，那些裸露了三个星期的黑色淤泥被重新淹没，河面上的臭味被冲散了。人们站在窗户前，看着这场大雨，脸上露出了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 雅各布的咖啡馆漏雨了。屋顶上有几片瓦被风掀掉了，雨水从缝隙里渗进来，滴在柜台上。他用一个桶接着，水珠打在桶底，发出清脆的、有节奏的响声，像一首单调的曲子。 “该修屋顶了。”费伦茨说。 “没钱。” “你就不能换个词？” “修不起。” 费伦茨摇了摇头。“你这个人，省钱省到屋顶都不修。” “屋顶修不修没关系。只要咖啡壶不漏就行。” “咖啡壶漏了怎么办？” “那就用桶接。” 费伦茨不想再跟他说话了。他拿起抹布，走到角落，开始擦那些被雨水打湿的桌面。 保罗周六没有来。修女让人带话说，孤儿院有几个孩子感冒了，怕传染，这周不来了。雅各布点了点头，把那杯准备好的热牛奶倒回了锅里。 他坐在保罗常坐的那个角落，看着对面那把空椅子。 空椅子。 这个词他写过。但真正坐在这里、看着对面空荡荡的感觉，比写出来要重得多。 他忽然想起米里亚姆。如果她还活着，今年应该十五岁了。她会是什么样子？会像他一样黑头发、黑眼睛吗？会喜欢喝牛奶还是咖啡？会问“土星的光环是什么做的”这样的问题吗？ 他不知道。他永远不会知道。 他站起来，走到柜台后面，拿出纸和笔，开始写信。 不是给保罗的，也不是给莱奥的。是给一个不存在的人。 “亲爱的陌生人： 今天下雨了。很大。屋顶漏了，我用桶接着。水声很好听，像一首曲子。 保罗没来。他感冒了。也许不是感冒，也许是别的。我不想知道。 我想问你一件事：你觉得，一个人活着，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 我以前觉得是为了自己。现在不确定了。 雅各布” 他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跟那些从未寄出的信放在一起。 窗外，雨还在下。 但雨总会停的。 屋顶总会修的。 空椅子，总有一天会有人坐。 第二十九章：秋日降临 1875年9月，维也纳 夏天的雷雨过去之后，秋天像一位不请自来的客人，悄悄地坐到了维也纳的餐桌旁。 九月的第一周，气温骤降了十度。人们从箱底翻出厚外套，孩子们在街上踢着落叶，女人们开始囤积过冬的煤和土豆。街角的栗子摊重新冒出了热气，卖栗子的老头穿着打了补丁的大衣，一边翻着铁锅里的栗子，一边用沙哑的嗓子吆喝：“热栗子，三个克洛伊茨一袋！” 雅各布·科恩修好了屋顶。不是请人修的，是自己爬上去修的。他买了十片新瓦，借了一把梯子，在费伦茨的指挥下一片一片地换。换到第五片的时候，他脚下一滑，整个人从梯子上滑下来，屁股着地，摔得龇牙咧嘴。 “你没事吧？”费伦茨跑过来。 “没事。”雅各布揉着屁股站起来，“但瓦碎了两片。” “我说了让我来。” “你只有一只手。” “一只手也能爬梯子。” “爬上去下不来。” 费伦茨瞪了他一眼，不再说话了。雅各布又爬上去，把剩下的瓦换完。屋顶不再漏雨了，但他的腰疼了整整一周。 保罗在九月的第二个周六来了。他的感冒已经好了，但瘦了一些，颧骨比之前更明显了。他穿着一件明显大一号的外套——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捐的，袖子卷了两道，看起来像一个小丑。 “你怎么瘦了？”雅各布问。 “不想吃饭。” “为什么不想吃？” “孤儿院的饭不好吃。” “不好吃也要吃。不吃会饿死。” 保罗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科恩先生，我能不能……每周末来您这里吃一顿饭？” 雅各布愣了一下。“你想吃什么？” “什么都行。只要不是孤儿院的。”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好。每周六，我给你做饭。” “您会做饭？” “会一点。但不好吃。” “没关系。只要不是孤儿院的就行。” 雅各布走进厨房，翻了翻柜子。有几个土豆、半个洋葱、两个鸡蛋、一小块黄油。他想了想，决定做土豆泥。他把土豆削皮、切块、煮熟、捣碎，加上黄油和盐，搅了搅。味道一般，但至少是热的。 保罗吃了一大碗，把碗底刮得干干净净。 “好吃。”他说。 “你在撒谎。” “真的好吃。” “比孤儿院的好吃？” “比什么都好吃。” 雅各布看着他，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感动，不是心疼，而是一种说不清的、温暖的、让人想笑又想哭的东西。 “保罗，”他说，“你以后每周六都来。我给你做饭。” “真的？” “真的。” 保罗笑了。那是雅各布第一次看见他真正笑——不是礼貌的微笑，不是苦笑，而是一种纯粹的、开心的、像阳光一样的东西。 “科恩先生，”保罗说，“您是个好人。” “我不是。” “您是。” 雅各布没有反驳。他转过身，假装去洗碗，不想让保罗看到他的眼睛。 九月下旬，伊洛娜完成了一篇重要的报道。 她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采访了维也纳十二家工厂的女工，写了一篇关于“女性工人状况”的长篇调查。她写她们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工资只有男人的一半；写她们没有休息日，没有病假，没有工伤保险；写她们怀孕了还要上班，有的在机器前生了孩子，孩子掉在地上，摔死了。 她写得很克制，没有煽情，没有愤怒，只是如实地记录。 报道的标题叫《一半的人》。 她在文章的最后写道： “这个帝国有一半的人是女性。但这一半的人，没有投票权，不能拥有财产，不能签订合同，不能接受高等教育。她们是工人，但工资只有男人的一半。她们是母亲，但孩子死了没有赔偿。她们是人，但法律不把她们当人。 这不是抱怨。这是事实。 事实不需要同情。事实需要改变。” 报道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人支持，有人骂。但最重要的是，有人开始行动了——几个女工自发组织了一个“女性工人互助会”，要求工厂主提高工资、改善条件。 伊洛娜去采访了她们。互助会的组织者是一个叫罗莎·切尔宁的女人，三十多岁，脸上有一道被机器划伤的疤痕。她说：“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权利。” 伊洛娜把这句话写进了第二篇报道。 贝尔塔如果活着，会为她骄傲的。 莱奥在九月底收到了一个坏消息。 施密特要调走了。 不是升职，不是降职，而是平调——从仓库调到海军基地的警卫队。听起来差不多，但施密特不高兴，因为警卫队的队长是一个出了名的暴脾气，据说经常打骂士兵。 “我不想走。”施密特站在炮台上，对莱奥说，“仓库虽然无聊，但至少没人打我。” “你可以申诉。”莱奥说。 “申诉？跟谁申诉？跟仓库主管？就是他把我调走的。”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了他的秘密。”施密特压低声音，“他在偷卖仓库里的物资。弹药、军粮、被服，什么都卖。我发现了，他就把我调走。” 莱奥沉默了。“你有证据吗？” “有。一本账本。我偷偷抄了一份。” “交给谁？” “不知道。交给谁都不安全。上面的人，也许跟他是一伙的。” 莱奥想了想。“交给我。” “给你？你能做什么？” “我认识一个人。他在维也纳，认识很多人。也许他能帮忙。” 施密特看着他。“你说的是那个咖啡馆老板？” “嗯。” “他能信吗？” “能。他不说谎。” 施密特从怀里掏出一本薄薄的笔记本，递给莱奥。“这是我抄的。原件还在仓库里。” 莱奥接过笔记本，翻了翻。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一次交易的时间、物品、数量和价格。涉及的金额很大，足够让仓库主管坐十年牢。 “我会寄给雅各布。”莱奥说，“他会想办法。” “谢谢。”施密特的声音有些哽咽，“莱奥，你是我在军队里唯一的朋友。” “你也是。” 他们站在炮台上，看着海面上的夕阳。海被染成了深红色，像一摊巨大的、流动的血。 “施密特，”莱奥说，“如果有一天帝国倒了，你打算去哪？” “回家种地。” “你还没放弃那个念头？” “没有。种地比当兵好。种地至少不用看人脸色。” “那你会种什么？” “土豆。土豆好活，不用怎么管。” 莱奥笑了。“你种了土豆，我跟你买。” “不用买。我送你。” 他们握了握手。施密特的手很大，很有力，像一把老虎钳。 “保重。”施密特说。 “保重。” 施密特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在夕阳中被拉得很长，像一个瘦长的、摇晃的影子，慢慢消失在炮台的拐角处。 莱奥站在围墙上，看着海面，久久没有动。 海还是那片海。但人已经不是那些人。 十月初，雅各布收到了莱奥寄来的包裹。 包裹里是一本笔记本，还有一封简短的信： “雅各布： 这是施密特抄的账本。仓库主管在偷卖军需物资。帮帮他。 莱奥” 雅各布翻开笔记本，看了几页，眉头皱了起来。这不是小打小闹的偷盗，而是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从仓库到黑市，从黑市到工厂，从工厂到商店。涉及的人不止仓库主管一个，还有军官、商人、甚至警察。 “费伦茨，”他喊道，“你认识警察局的人吗？” “认识一两个。怎么了？” “帮我约一个。最可靠的那个。” “什么事？” “送他一份大礼。” 费伦茨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他点了点头，穿上外套，走了出去。 雅各布把笔记本锁进抽屉里，然后坐到柜台后面，开始擦杯子。 他的手很稳。 但心里不平静。 这件事一旦捅出去，可能会牵连很多人。有些人会坐牢，有些人会丢官，有些人会死。 但他必须做。 不是因为正义，不是因为同情，而是因为——如果连军队都烂了，这个帝国就真的没救了。 而他还要在这里开咖啡馆。 还要看着保罗长大。 还要等莱奥回来。 第三十章：雪与血 1875年12月31日，维也纳 一年的最后一天。 维也纳下了一场大雪，从清晨一直下到傍晚，没有停过。雪积得很厚，把整座城市压得喘不过气来。马车陷在雪里，动弹不得；行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像一群在白色沙漠里挣扎的旅人。教堂的钟声在雪中变得沉闷，传不远，也传不久，敲几下就散了。 雅各布·科恩站在咖啡馆的窗前，看着外面的雪。 今天没有客人。不是因为他关门了——门开着，炉火烧得很旺，咖啡也煮好了。但没有人来。也许是因为雪太大了，也许是因为人们都待在家里，跟家人一起等待新年。他没有家人，但他有费伦茨，有保罗，有那台永远擦不完的杯子和那壶永远煮不甜的咖啡。 费伦茨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打盹。他的独臂搭在扶手上，头歪向一边，嘴巴微微张开，发出一阵阵轻微的鼾声。雅各布没有叫醒他。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兵，少了一只胳膊，跟了他这么多年，应该休息。 保罗今天没有来。修女让人带话说，孤儿院有一个孩子得了猩红热，全院隔离，任何人不得外出。雅各布让送信的人带回了一包药——他从药房买的，据说能退烧。他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好。 他站在窗前，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了的咖啡。 窗外，雪还在下。 他忽然想起五年前的今天。 1870年的新年夜，他一个人坐在这个房间里，给妹妹写信。那时米里亚姆已经死了三年，他还不会煮咖啡，咖啡馆还没盈利，费伦茨还没来。他坐在同一张椅子上，看着同一扇窗户，听着同样的钟声。 五年过去了。 什么都没变。又什么都变了。 他放下咖啡杯，走到柜台后面，打开抽屉。抽屉里有一叠信——那些从未寄出的、写给“陌生人”的信。他数了数，一共十七封。最早的一封是1871年写的，最新的一封是上个月写的。 他拿出最近的一封，展开，重读了一遍： “亲爱的陌生人： 今天保罗问我，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我说，为了问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这个答案对不对。但我想不出更好的。 如果你知道答案，请告诉我。 雅各布” 他把信折好，放回抽屉。 然后他拿出一张新的纸，开始写第十八封信。 “亲爱的陌生人： 今天是1875年的最后一天。雪很大。 我还在开咖啡馆。咖啡还是苦的。 但我活着。 这就够了。 新年快乐。 雅各布” 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但没有写地址。他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雪花飘到他的脸上。 他把信封放在窗台上，压在一块石头下面。 也许有一天，会有一个人路过，看到这封信，捡起来，打开，读到里面的字。 也许永远不会。 但他写了。这就够了。 同一天，的里雅斯特。 莱奥站在炮台的围墙上，面朝大海。 雪没有下到的里雅斯特，但风很大。海面上波涛汹涌，浪头一个接一个地砸向礁石，溅起的泡沫被风吹到他的脸上，凉凉的，咸咸的。 他手里拿着一封信，是伊洛娜写来的。 “莱奥： 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我在报社加班，写一篇关于新年决议的稿子。其实没有人关心新年决议，人们只是需要一个借口，告诉自己‘明年会更好’。 明年会更好吗？我不知道。 但我会努力让它更好。 你呢？你会努力吗？ 伊洛娜” 他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我会的。”他对着海面说。 马蒂奇从营房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两杯酒。不是葡萄酒，是更烈的——一种克罗地亚特产的白兰地，叫“ rakija”。他自己酿的，据说用了二十年陈酿的配方，但喝起来还是像酒精兑水。 “新年快乐，少尉。”马蒂奇递给他一杯。 “新年快乐，军士长。” 他们碰了杯，一饮而尽。rakija很烈，从喉咙烧到胃里，像吞了一口火。 “明年，”马蒂奇说，“我服役满二十一年了。可以退休了。” “你想退吗？” “想。但退了不知道去哪。” “回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马蒂奇看着海面，“我已经二十一年没回去了。那里的人，还认识我吗？” “认识。你是马蒂奇。你只有一只手。” 马蒂奇笑了。“对。一只手。他们不会忘记的。” 他们站在围墙上，喝着rakija，看着海面上的波涛。 “军士长，”莱奥说，“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教我擦炮、说克罗地亚语、看天气。谢谢你没让我变成一个只会写报告的军官。” 马蒂奇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本来就不是。你跟你父亲一样，是个疯子。” “也许吧。” “疯子好。疯子不会麻木。” 海风越来越大，吹得他们的军大衣猎猎作响。 远处的港口，一艘军舰正在鸣笛，声音在风中忽远忽近，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在呼喊。 同一天，布达佩斯。 伊洛娜没有回布达佩斯过年。她在维也纳，一个人待在公寓里，面前摊着一堆稿纸。 她在写贝尔塔的回忆录的补完部分。她写了贝尔塔的童年，写了贝尔塔如何自学成为一名记者，写了贝尔塔第一次发表文章时的激动，写了贝尔塔被骂“不知羞耻”时的沉默，写了贝尔塔咳血时依然坚持工作的固执。 她写得很快，几乎没有停顿。 写到最后一页时，她停下来，看着纸上那半句话——“我这一生，最遗憾的事是……” 她想了想，在下面补了一行字： “没有看到你成为一个真正的记者。但我看到了你的开始。这就够了。” 她放下笔，把稿纸摞好，放在桌上。 窗外的雪已经停了，但天空还是灰蒙蒙的，看不到星星。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吹散了房间里积攒了一整天的热气。 她深吸一口气，然后对着夜空说：“贝尔塔，新年快乐。” 没有回答。 但她觉得，贝尔塔听到了。 雅各布的咖啡馆里，钟敲了十二下。 旧的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来了。 费伦茨被钟声吵醒，揉了揉眼睛。“几点了？” “十二点。” “新年了？” “新年了。” 费伦茨站起来，走到柜台前，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你不喝？” “不喝。” “新年也不喝？” “不喝。” 费伦茨摇了摇头，自己喝了一杯。然后他又倒了一杯，放在柜台上。“这杯给保罗。等他长大了喝。” 雅各布看着那杯酒，没有说什么。 他走到门口，打开门，看着外面的雪。雪已经停了，但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在路灯的映照下泛着淡淡的蓝光。 街上没有人。没有马车，没有行人，没有狗。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站在门口，站了很久。 然后他关上门，回到柜台后面，继续擦杯子。 费伦茨看着他，想说点什么，但什么也没说。 他只是坐回角落的椅子上，继续打盹。 炉火还在烧。 杯子还在擦。 生活还在继续。 1875年过去了。 这一年，维也纳股市崩盘后的余波还在，失业的人还在饿肚子，皇帝还在美泉宫里处理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政务。这一年，贝尔塔·冯·苏特纳死了，朱莉娅·拉科齐也死了。这一年，莱奥在的里雅斯特学会了克罗地亚语，伊洛娜在维也纳学会了用笔战斗，雅各布在咖啡馆里学会了等一个孩子长大。 这一年，帝国没有倒。但裂缝更深了。 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但每个人都知道，只要还活着，就要走下去。 雪会停的。 春天会来的。 虽然没有人知道，春天到底什么时候来。 第一章：新年的信 1876年1月，维也纳 新年后的第三天，雅各布·科恩收到了一封信。 不是通过邮局——邮局太慢了。是费伦茨从警察局的一个熟人那里带回来的，信封上没有署名，只有一行字：“科恩先生亲启。”字迹工整，像是用尺子比着写的。 雅各布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薄薄的纸，上面只有几句话： “账本的事，已经有人去查了。你不需要知道是谁。只需要知道，你做的事，有人看到了。 ——一个陌生人” 雅各布读了两遍，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跟那些写给“陌生人”的信放在一起。他忽然觉得有点讽刺——他一直在给陌生人写信，现在陌生人给他回信了。只是这个陌生人，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的信被放在了一个装满“从未寄出的信”的抽屉里。 费伦茨端着一杯咖啡走过来，放在柜台上。“谁写的？” “一个陌生人。” “陌生人给你写信？” “嗯。” “写的什么？” “说我做对了。” 费伦茨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他端起自己的咖啡，走到角落的椅子上坐下，开始喝。他的咖啡是甜的——他每次都加三块糖，雅各布说过很多次“糖要钱”，但他从来不听。 保罗在第四天来了。孤儿院的隔离解除了，那个得猩红热的孩子挺了过来，没有死。修女说这是“上帝的恩赐”，保罗说这是“药的作用”。雅各布觉得两个都对，但他更倾向于后者——因为药是他买的，上帝没有出钱。 “科恩先生，新年快乐。”保罗走进门，手里拿着一张小卡片。 “新年快乐。这是什么？” “我做的。送给您。” 雅各布接过卡片。卡片是用硬纸板做的，边缘剪得不整齐，正面画着一个圆形的物体——他看了半天，没看出来是什么。 “这是什么？” “咖啡壶。”保罗说，“您每天用的那个。” 雅各布又看了看。那个圆形的物体上面有一根弯曲的线，大概是手柄；下面有一个方形的底座，大概是炉子。不像，但很用心。 “谢谢。”他把卡片放在柜台上，用那个空瓶子压住，“我会一直留着。” 保罗坐到角落的桌子旁，雅各布给他端来一碗热汤——今天是土豆汤，加了一点培根碎，香味很浓。保罗拿起勺子，喝了一口，然后抬起头。 “好喝。” “又在撒谎。” “真的。比上次的土豆泥好喝。” 雅各布笑了。“那是因为加了培根。培根什么东西都好吃。” “那您为什么不每次都加？” “因为培根贵。” 保罗低下头，继续喝汤。喝到一半，他忽然抬起头，看着雅各布。 “科恩先生，您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 “我八岁。您比我大十六岁。” “嗯。” “等我二十岁的时候，您三十六岁。那时候您还开咖啡馆吗？” “也许。” “那我来帮您。” 雅各布看着他，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没有玩笑，只有一种认真的、笃定的光。 “好，”雅各布说，“我等你。” 莱奥在正月初六回到了的里雅斯特。 他请了三天假，回了一趟维也纳，去看伊洛娜。不是专程去的——他告诉自己，是去送那份账本，顺便看看她。但账本早就寄出去了，他其实没有别的理由。他只是想见她。 他们在维也纳待了两天。第一天，伊洛娜带他去了贝尔塔的墓地。墓碑前放着几束干枯的花，大概是别人放的，已经看不出颜色了。伊洛娜蹲下来，用手把那些干花清理掉，然后把自己带来的新鲜雏菊放上去。 “她喜欢白色。”伊洛娜说。 “我知道。你说过。” “我说过吗？” “说过。在信里。” 伊洛娜站起来，看着墓碑上的字。“莱奥，你说，人死了以后，会去哪里？” “不知道。” “你不想知道吗？” “想。但想也没用。” 伊洛娜笑了。“你总是说‘想也没用’。” “因为确实没用。” 他们站在墓地里，周围很安静，只有风吹过松树的声音。 “莱奥，”伊洛娜说，“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继续当兵。” “当到什么时候？” “当到不想当为止。” “那什么时候不想当？” 莱奥想了想。“也许永远想当。也许明天就不想。” “你总是这样。没有计划。” “计划没有用。计划赶不上变化。” 伊洛娜叹了口气。“你这个人，太难搞了。” “我知道。” “但我喜欢。” 莱奥看着她，没有说话。他伸出手，轻轻握了握她的手。她的手很凉，但很软，像一块被风吹过的丝绸。 第二天，他坐火车回的里雅斯特。伊洛娜送他到车站，没有哭，没有说“别走”，只是站在那里，看着火车开走，然后转身离开。 他在火车上写了一封信，没有寄——他想当面给她。信上只有一句话： “伊洛娜，我想跟你在一起。不是一天两天，是一辈子。” 但他没有给她。他把信折好，放进口袋，跟那封“陌生人”的信放在一起。 也许有一天，他会给她。 也许永远不会。 但写了，心里就好受一些。 一月中旬，维也纳发生了一件让雅各布意想不到的事。 警察局的人来了。 不是来抓他的，而是来感谢他的。领头的是费伦茨认识的那个警察——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子，姓赫尔佐格，据说是个老实人，从不收贿赂。他带着两个下属，走进咖啡馆，脱掉帽子，站在柜台前。 “科恩先生，您上次提供的那份账本，我们查实了。”赫尔佐格的声音很低，但很清晰，“仓库主管已经被逮捕，涉及的军官和商人也都在调查中。” “那就好。”雅各布擦着杯子。 “您帮了帝国一个大忙。” “我不是帮帝国。我是帮朋友。” 赫尔佐格看了他一眼。“不管帮谁，结果是一样的。上面让我转告您——如果您以后还需要什么帮助，可以来找我。” “我不需要帮助。我只需要没人来烧我的咖啡馆。” 赫尔佐格的脸色微微变了。“那件事……我们也查了。是‘市民自卫队’干的。我们已经抓了几个人，但幕后的人还在逃。” “那就继续抓。” “我们会。” 赫尔佐格戴上帽子，转身走了。他的两个下属跟在后面，脚步很重，踩得地板咚咚响。 费伦茨从厨房里探出头来。“走了？” “走了。” “他说了什么？” “说谢谢。” “警察也会说谢谢？” “这个会。” 费伦茨摇了摇头，缩回了厨房。 雅各布把杯子放回架子上，看着窗外。街上有人在扫雪，铁锹刮在石板路上，发出刺耳的声音。一个孩子蹲在路边，用树枝在雪地上画画——画的是一个圆圆的太阳，有眼睛和嘴巴，笑得像个小丑。 他忽然想起保罗画的那个咖啡壶。 也许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人在扫雪，有人在画画，有人在煮苦咖啡，有人在抓坏人。每个人都在做自己能做的事，然后希望明天会比今天好一点。 他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更好。 但他知道，今天还没有结束。 而他还在擦杯子。 这就够了。 第二章：春天的决定 1876年3月，维也纳 三月的维也纳，终于有了春天的气息。雪化了，多瑙河的冰层裂开了，露出下面暗绿色的水流。树枝上冒出了嫩芽，虽然还很小，但至少是绿色的。街上的人不再缩着脖子走路，偶尔有人抬起头，看一眼灰蓝色的天空，然后继续低头赶路。 但春天并没有带来希望。失业的人还是那么多，面包还是那么贵，皇帝还是那么遥远。唯一的变化是，人们不再谈论股市崩盘了——不是因为他们忘了，而是因为谈够了。就像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你每天看它、摸它、给它换药，但它就是不结痂。最后你放弃了，把它用绷带缠起来，假装它不存在。 雅各布·科恩已经去看过保罗四次了。每次带的东西都不多——一本书、一件旧衣服、几个苹果。修女们不再拦他，但也没有对他笑脸相迎。她们只是打开门，让他进去，然后在他走后把门锁上。 保罗的变化很慢，但确实在变。第一次，他一句话也不说。第二次，他说了一个词：“谢谢。”第三次，他问了第一个问题：“外面冷吗？”第四次，也就是今天，他问了第二个问题：“您为什么要开咖啡馆？” 雅各布想了想，说：“因为我不会做别的事。” “您不会做饭吗？” “会一点。但开餐馆需要很多钱。咖啡馆只需要一个壶、几个杯子、一些豆子。” “那您为什么不卖好喝的咖啡？” 雅各布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的咖啡不好喝？” “修女们说的。她们说，‘那个犹太人，咖啡煮得像药。’” 雅各布笑了。“她们说得对。我的咖啡确实不好喝。” “那为什么不煮好一点？” “因为好喝的咖啡贵。贵了，客人就少了。客人少了，我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我就不能给你买书了。” 保罗低下头，看着手里那本新书——这次是一本地理图册，封面上画着世界地图。 “科恩先生，”他说，“您上次说，您会回来。您真的回来了。” “我说过，我说话算话。” “那您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什么事？” “不要死。” 雅各布沉默了。他看着保罗的眼睛，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哀求，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对“失去”的恐惧。 “我尽量。”他说。 “不是尽量。是一定。” 雅各布伸出手，摸了摸保罗的头。 “好。我一定。” 伊洛娜在三月初写了一篇关于“女性工人”的报道，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不是好的反响。是坏的。 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报社收到了三十多封读者来信，其中二十多封是骂她的。有人说她是“贵族婊子，装什么穷人代言人”，有人说她是“犹太人的走狗”（她不是犹太人，但骂人的人不在乎事实），还有人直接说“你应该被关进疯人院”。 但也有几封信是支持的。其中一封是一个女工写来的，只有一句话：“谢谢你看到了我们。” 伊洛娜把那封信贴在办公桌的墙上，每天看着它。 贝尔塔的病已经好了。她又回到了报社，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但伊洛娜注意到，贝尔塔偶尔会咳嗽，咳得很厉害，有时候咳出血丝。 “您应该去看医生。”伊洛娜说。 “看了。医生说是支气管炎。” “支气管炎会咳血吗？” 贝尔塔看了她一眼。“你在怀疑什么？” “我不知道。但您应该再检查一次。” 贝尔塔沉默了几秒钟。“等忙完这阵子再说。” “哪阵子？” “这一阵子。” 伊洛娜知道，贝尔塔的“这一阵子”永远不会结束。对她来说，工作就是生命，生命就是工作。停下来，就等于死亡。 她不再劝了。只是每天早上给贝尔塔带一杯热牛奶，放在她的桌上。 贝尔塔每次都喝。喝完说一句：“太甜了。” 但第二天，伊洛娜还是会放同样多的糖。 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在三月中旬再次邀请伊洛娜吃饭。 这次不是“四季餐厅”，而是一家开在第八区的小酒馆，卖的是匈牙利菜。伊洛娜走进去的时候，闻到了久违的炖牛肉和红椒粉的味道，眼眶忽然有些发酸。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匈牙利菜？”她问。 “我调查过你。”卡尔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孩子气的得意。 “你还在‘关注’我？” “不是关注。是研究。” 伊洛娜坐下了。卡尔今天穿得很随便——一件深灰色的毛衣，袖口有些起球，头发也没有梳得很整齐。他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三十岁左右的男人，而不是一个拥有七十六个房间的王子。 “你最近瘦了。”卡尔说。 “工作忙。” “报社的工作？” “你知道。” “我知道。你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读了。” 伊洛娜有些惊讶。“你读？” “我不仅读。我还剪下来，贴在一个本子里。” “为什么？” “因为，”卡尔端起酒杯，“你写的东西，是这个帝国里为数不多的真话。” 伊洛娜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低下头，看着盘子里那块冒着热气的炖牛肉。 “卡尔，”她说，“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说过。靠近你。” “靠近我之后呢？” 卡尔沉默了几秒钟。“之后？之后也许你会发现，我不是你想的那么坏。也许我会发现，你不是我想的那么好。然后我们会决定，是继续靠近，还是各自走开。” “你不觉得这样很浪费时间吗？” “浪费时间？”卡尔笑了，“伊洛娜，人生就是用来浪费的。区别在于，你是把时间浪费在有意思的事上，还是没意思的事上。” “靠近我算有意思的事？” “目前来说，是的。” 伊洛娜忍不住笑了。“你这个人，说话总是让人不知道怎么接。” “那就不要接。吃牛肉。” 他们吃了很久。酒喝了两瓶——不是伊洛娜喝的，是卡尔喝的。他喝到第二瓶的时候，话开始多了起来。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当王子吗？”他说。 “为什么？” “因为当王子，你永远不知道别人对你好，是因为你这个人，还是因为你的头衔。” “那你怎么分辨？” “分辨不了。所以我不信任任何人。” “那你信任我吗？” 卡尔看着她，眼神迷蒙。“不知道。但我愿意试试。” 伊洛娜没有说话。她只是把酒杯拿开，给卡尔倒了一杯水。 “喝这个。你喝太多了。” 卡尔接过水杯，喝了一口，然后笑了。 “你像我母亲。” “我不是你母亲。” “我知道。但你管我的样子，像她。” 伊洛娜叹了口气。“你醉了。” “也许。但醉话有时候是真话。” 伊洛娜没有反驳。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卡尔趴在桌上，慢慢闭上眼睛。 酒馆里很安静。只有炉火在噼啪作响，和远处传来的、若有若无的小提琴声。 她忽然想起莱奥。那个在舞会侧门站岗的年轻学员，那个在蒸汽机前笨拙地跳舞的少尉。 他在的里雅斯特。很远。 但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他并不远。 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是不会说谎的人。 在这个充满谎言的帝国里，不会说谎的人，就像黑夜里的蜡烛。 即使隔得很远，也能看见彼此的光。 莱奥在三月底收到了一封来自施密特的信。信的内容让他有些意外： “莱奥： 我决定申请调离仓库。 不是因为我受不了无聊，而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件让我睡不着的事。 仓库里不仅有‘被遗忘’的弹药，还有‘被遗忘’的军粮。整整三百箱，1866年生产的，已经过期了。但主管说，‘过期也没关系，发下去照样吃’。 我问，‘吃了生病怎么办？’主管说，‘生病了有军医院。’ 我问，‘军医院治不好呢？’主管说，‘那就写阵亡通知。’ 我觉得我不能再待在那里了。 我已经提交了调离申请，想去一线部队。哪怕像你一样守炮台，也比在仓库里看着过期粮食发霉强。 施密特” 莱奥读完信，把信纸折好，放在枕头下面。 他想起施密特在军事学院的样子——总是笑，总是说话，总是请别人喝咖啡。他以为施密特是一个不会认真的人。 但他错了。 认真的人，不一定是那些板着脸、不说话的人。 有时候，最会笑的人，心里装着最多的东西。 他拿出纸和笔，给施密特回信。只写了一句话： “来炮台吧。这里的风很大，但至少能看到海。” 雅各布在三月底遇到了一个难题。 保罗的资助费用比他想象的高。每个月买书、衣服、食物的钱加起来，已经占到了他收入的四分之一。再加上房租、进货、税费，他已经快攒不下钱了。 “你应该减少资助。”费伦茨说。 “不能减。” “为什么？” “因为我答应过他。” “你答应过很多事。比如，把咖啡煮好喝一点。你做到了吗？” 雅各布没有回答。他知道费伦茨说得对。但他也知道，有些事，答应了就不能反悔。 “我会想办法多赚点钱。”他说。 “怎么赚？” “不知道。但总会有办法的。” 费伦茨叹了口气。“你这个人，太固执了。” “我只是不想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没有帮他。” 费伦茨摇了摇头，不再说话了。 雅各布坐在柜台后面，看着窗外的街。天快黑了，路灯还没有亮。街上的人影模模糊糊，像一群幽灵在游荡。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那个穿皮草的女人，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她去了哪里？她还在找马萨里克吗？她是不是已经放弃了？ 他不知道。 但直觉告诉他，她没有放弃。她只是在等。 等一个更好的时机。 就像一只猫，蹲在老鼠洞前，一动不动。 老鼠以为猫走了，刚探出头，就被一爪子按住了。 他不做老鼠。 他要做猫。 莱奥在三月的最后一天，做了一件事。 他写了一封信给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信的内容很简单： “男爵阁下： 谢谢您的‘做得好’。 我想问您一件事：您觉得，帝国还能撑多久？ 不是因为我希望它倒。而是因为，我想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做准备。 莱奥” 他把信寄出去之后，站在邮局门口，看着灰蒙蒙的天空。 他不知道男爵会不会回信。也许不会。也许回了，但答案不是他想听的。 但问出来，心里舒服了一些。 有些问题，不是为了答案，而是为了问。 回到炮台，马蒂奇正在擦炮。独臂老兵的动作很慢，但很仔细，每一寸炮管都要擦三遍。 “军士长，”莱奥说，“您有没有想过，帝国倒掉之后，您去干什么？” 马蒂奇停下手中的活，看了他一眼。 “回克罗地亚。种地。” “您会种地吗？” “不会。但可以学。” “那如果帝国不倒呢？” “那就继续擦炮。” 莱奥笑了。“您真简单。” “简单的人活得久。”马蒂奇继续擦炮，“复杂的人，想太多，睡不着，死得早。” 莱奥没有再说话。他拿起一块抹布，蹲下来，跟马蒂奇一起擦炮。 两双手，一老一少，在冰冷的炮管上留下体温。 海风吹过来，带着春天的味道。 春天真的来了。 第三章：远方的回信 1876年4月，的里雅斯特 四月的第一周，莱奥收到了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的回信。 信封是淡灰色的，左上角印着一个早已褪色的贵族纹章。莱奥拿着信封，在炮台的围墙上坐了很久，才拆开。海风很大，他用手护住信纸，怕被吹走。 男爵的字迹比上次更潦草了，像是手在发抖： “莱奥： 你问我帝国还能撑多久。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它比你想象的长，比你希望的短。 帝国的毛病不在骨头里，在血液里。骨头断了可以接，血液坏了，没救。 但别急着下结论。坏血也能流很久。也许比你的一辈子还长。 所以，别等。做你该做的事。 男爵” 莱奥读了三遍，把信折好，放进口袋。他站起来，看着海面。今天海很平静，几艘渔船懒洋洋地漂在远处，桅杆上的旗子垂着，没有风。 “军士长，”他朝营房里喊，“您说过，帝国会失去的里雅斯特。” “我说过。”马蒂奇走出来，手里拿着烟斗。 “大概什么时候？” “我说了，不在我们活着的时候。” “那如果男爵说得对——坏血能流很久，也许比我们的一辈子还长呢？” 马蒂奇吐出一口烟。“那就更好。我们可以安心擦炮，不用想那么多。” 莱奥沉默了。他忽然觉得，马蒂奇和男爵说的是同一个意思——不要等，做该做的事。至于帝国什么时候倒，那不是他能决定的。 “军士长，施密特下周调来炮台。” “我知道。床铺都给他准备好了。” “他会喜欢这里的。” “不喜欢也得喜欢。炮台没有挑三拣四的人。” 莱奥笑了。他走下围墙，去营房帮施密特整理床铺。施密特的床铺在靠窗的位置，阳光能照到，但冬天会漏风。莱奥把自己的一条旧毛毯叠好，放在施密特的枕头下面。 马蒂奇看见了，没说什么。只是把烟斗在鞋底磕了磕，转身走了。 同一天，维也纳。 伊洛娜在报社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上没有署名，只写着“《新自由报》伊洛娜·拉科齐收”。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左手写的。 她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只有一行字： “再写女工的事，就让你尝尝工厂机器的滋味。” 伊洛娜看着那行字，笑了。不是嘲笑，是苦笑。她把信纸递给旁边的同事看。 “你打算怎么办？”同事问。 “留着。也许以后有用。” “你不怕？” “怕。但怕就不写了，那我还能写什么？” 她把信锁进抽屉里，跟那些之前的威胁信放在一起。现在有十几封了，够订成一个小本子。 前台胖女人走过来，递给她一杯茶。“你脸色不好。” “没睡好。” “又写稿写到半夜？” “嗯。” “你这样下去，会跟贝尔塔一样。” 伊洛娜的手顿了一下。贝尔塔——她想起贝尔塔咳血的样子，想起她在病床上说“不要浪费才华”的样子。 “我不会。”伊洛娜说，“我会活很久。”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有还没写完的东西。” 胖女人摇了摇头，走了。 伊洛娜端起茶，喝了一口。茶很浓，很苦，像雅各布的咖啡。她忽然想去的里雅斯特——不是想看海，是想看莱奥。但她不能去，手头还有三篇稿子要写，还有一个工厂女工的采访没做完，还有贝尔塔的回忆录没补完。 她放下茶杯，拿起笔，继续写。 窗外，天快黑了。 雅各布的咖啡馆在四月中旬迎来了一位新客人。 不是普通人，是警察局的赫尔佐格——那个帮了账本忙的胖子。他穿着一件便装，戴着一顶灰色的软帽，走进来的时候差点被门槛绊倒。 “科恩先生，我又来了。”他坐到角落的桌子旁，摘下帽子。 “这次是喝咖啡还是送消息？”雅各布端着一杯黑咖啡走过去。 “都有。”赫尔佐格喝了一口咖啡，皱了皱眉，但没有抱怨。“账本的事结了。仓库主管被判了八年，几个同伙分别判了三到五年。你那个朋友，施密特，被记了一功。” “他不在乎功劳。他只想调离仓库。” “已经调了。去的里雅斯特炮台。” 雅各布愣了一下。“莱奥那里？” “对。你的另一个朋友。” 雅各布没有说话。他走到柜台后面，拿出一瓶酒——不是费伦茨喝的那种烈酒，而是一瓶托卡伊甜酒，他一直留着，没舍得喝。 “这是干什么？”赫尔佐格看着酒瓶。 “庆祝。” “庆祝什么？” “庆祝我的朋友都还活着。” 他倒了两杯，一杯给赫尔佐格，一杯给自己。赫尔佐格犹豫了一下，端起来喝了。 “好酒。”他说。 “不是我的。是一个匈牙利朋友送的。” “你还有匈牙利朋友？” “有。她叫伊洛娜。” 赫尔佐格放下杯子，看着他。“科恩先生，你认识的人真杂。” “开咖啡馆的人，认识的人都不纯。” 赫尔佐格笑了。他站起来，戴上帽子。“我得走了。上面还有事。” “不喝完再走？” “不喝了。你的咖啡太难喝。” 雅各布笑了。这是他今天第一次笑。 保罗周六来了。他带了一本书——不是雅各布给他的，而是从孤儿院的图书馆借的。书名是《自然科学入门》，比之前那本更厚，封面上画着一个人站在望远镜后面，看着星空。 “科恩先生，您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吗？”保罗坐下就问。 “不知道。” “书里说，星星自己会发光。像太阳一样。” “那为什么太阳是亮的，星星是小的？” “因为星星太远了。” “多远？” “非常远。远到光要走很多年才能到地球。” 雅各布看着他。“你看懂了？” “有些懂。有些不懂。” “不懂怎么办？” “问您。”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我也不懂。” “那怎么办？” “那就继续看。看到懂为止。” 保罗低下头，翻着书页。他的手指在纸上移动，指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和图表，像是在寻找什么。 “科恩先生，”他忽然说，“您说，人能不能飞到星星上去？” “不能。太远了。” “以后呢？” “以后也许能。” “那我要做那个‘以后’的人。” 雅各布看着他。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光芒——不是好奇，不是聪明，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对未来的确信。 “好，”雅各布说，“你做。我等着。” 他走进厨房，给保罗做了一碗面。面是昨天剩的，有点坨了，但加了鸡蛋和葱花，看起来还行。保罗吃了一大碗，把汤也喝光了。 “好吃。”他说。 “又在撒谎。” “这次是真的。” 雅各布笑了。他忽然觉得，这个孩子也许真的能飞到星星上去。不是因为他聪明，而是因为他相信。 相信，是最大的力量。 莱奥在四月二十日接到了施密特。 施密特提着一个旧皮箱，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军装，站在炮台门口，看着那些生锈的大炮，表情复杂。 “就这？”他说。 “就这。”莱奥说。 “六门炮，三门能用？” “现在四门了。我修好了一门。” “你怎么修的？” “换了一个零件。从报废的那门上拆的。” 施密特摇了摇头。“你真是个疯子。” “马蒂奇也这么说。” 他们走进营房。马蒂奇正坐在床上擦烟斗，看见施密特，点了点头。 “新来的？” “是。施密特，少尉。” “马蒂奇，军士长。这里只有一条规矩：擦炮要擦干净。其他的，随便。” 施密特看了看莱奥，莱奥点了点头。 “我记住了。”施密特说。 他把皮箱放在靠窗的那张床上，打开，里面除了几件衣服，就是一堆书和笔记本。莱奥瞥了一眼，看见一本《农业种植手册》。 “你真的要种地？”莱奥问。 “早晚的事。”施密特把书拿出来，放在枕头旁边。 那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在营房里喝了一瓶rakija。马蒂奇讲了一个关于海盗的笑话，施密特讲了一个关于仓库主管的笑话，莱奥没有讲笑话，但他笑了。 笑完之后，施密特看着莱奥。 “莱奥，谢谢你。” “谢什么？” “谢你帮我。谢你让我来这里。” “这里不是什么好地方。” “比仓库好。仓库里没有海。” 莱奥看着窗外的月光。月光照在海面上，碎成千万片银色的鳞片。 “对，”他说，“这里有海。” 第四章：新机器 1876年5月，维也纳 五月的维也纳，世博会的痕迹已经彻底消失了。主展馆的圆顶还在，但周围的临时建筑全拆了，空出来的地被改造成了一个公园。公园里有草坪、长椅、一个不大的喷泉，还有一盏传说中的“电灯”——不是煤气灯，是真正的、用电发光的灯。据说全维也纳只有三盏，一盏在美泉宫，一盏在市政厅，一盏在这个公园里。 雅各布·科恩听说了这盏电灯，但没有去看。他对新东西不感兴趣——不是因为他守旧，而是因为新东西往往意味着花钱。电灯需要电，电需要钱，他没有钱。煤气灯虽然暗，但至少点得起。 “你该去看看。”费伦茨说，“听说那灯不用火，就能亮。” “不用火，用什么？” “用‘电’。” “电是什么？” “不知道。但据说很厉害。” 雅各布摇了摇头。“再厉害，也煮不好咖啡。” 费伦茨叹了口气，不再说了。 保罗周六来了。他今天带了一本新书——不是从孤儿院图书馆借的，而是雅各布上次给他买的，关于物理学的入门读物。他已经读了大半，书页上密密麻麻地做了记号，有的地方还用铅笔写了批注。 “科恩先生，您知道电报吗？”保罗坐下就问。 “知道。就是用电传信。” “那您知道电话吗？” “电话是什么？” “一种新机器。书上说，可以用电把声音传到很远的地方。” 雅各布愣了一下。“声音也能传？” “能。书上说，有一个叫贝尔的人，去年发明了电话。人对着一个机器说话，声音会变成电，电沿着线跑到另一个机器里，再变回声音。” “那不就是两个人隔着很远也能说话？” “对。” 雅各布沉默了。他想起米里亚姆——如果电话早几年发明，他是不是就能在妹妹生病的时候，从布达佩斯打电话到维也纳，找个好医生？不，布达佩斯到维也纳太远了，电话线没那么长。但以后呢？以后也许能。 “科恩先生，您在想什么？”保罗问。 “在想一个死了的人。” “谁？” “我妹妹。” 保罗低下头。“您妹妹死了？” “死了。很久了。” “您想她吗？” “想。但想也没用。” 保罗沉默了几秒钟。“有用。想了，就知道她还活着。在心里活着。” 雅各布看着他，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种超越年龄的、对死亡的理解。 “你说得对。”雅各布说，“在心里活着。” 他走进厨房，给保罗做了一碗汤。今天是番茄汤，加了面包丁，酸酸的，很开胃。保罗喝了两碗，额头冒出了汗珠。 “科恩先生，”他放下碗，“您说，电话能不能传到天堂？” 雅各布愣了一下。“不能。天堂太远了。” “以后呢？” “以后也许能。” “那您给妹妹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我也想跟她说句话。” 雅各布没有回答。他转过身，假装洗碗，不想让保罗看到他的眼睛。 同一天，维也纳第八区。 伊洛娜在工厂区采访了一整天，腿都快断了。她采访了十二个女工，最小的十四岁，最大的五十多岁。她们的手上全是茧子和伤痕，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油污。她们说话的声音很小，像怕被人听到。 伊洛娜把这些话都记在了笔记本上。有一个叫玛利亚的女工，十八岁，在纺织厂干了四年，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工资只有男人的一半。她说：“我想学写字，但没时间。我想嫁人，但没嫁妆。我想活着，但不知道为了什么。” 伊洛娜问她：“那你为什么还活着？” 玛利亚想了想。“因为死了，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伊洛娜把这句话写进了报道。 回到报社，前台胖女人递给她一封信。信是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写来的，邀请她参加一个“新技术展览会”，在市政厅举行。信上说，会有电报、电话、电灯等各种新发明展出。 伊洛娜本来不想去，但看到“电话”两个字，忽然想起了莱奥。如果电话真的能传声音，她就能跟莱奥说话了——不用写信，不用等好几天，直接说话。 她决定去。 展览会在五月二十日举行。市政厅的大厅里摆满了各种机器和仪器，有电报机、发电机、电灯，还有一台据说能“复制文件”的机器——叫“复印机”，但看起来像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着化学药水。 伊洛娜对机器不感兴趣，她只对电话感兴趣。电话的展台在大厅的角落里，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正在演示。他拿起一个黑色的、像喇叭一样的东西，对着它说话：“您好，这里是维也纳市政厅。您能听到吗？” 然后他拿起另一个同样的东西，贴在耳朵上，点了点头。“听到了。很清楚。” 伊洛娜走过去。“我能试试吗？” “当然。”年轻人递给她一个电话听筒。 伊洛娜把听筒贴在耳朵上。里面什么声音都没有——不，有一点嗡嗡声，像远处的蜜蜂。 “您对着那个说。”年轻人指了指桌上的另一个听筒。 伊洛娜拿起那个听筒，犹豫了一下，说：“莱奥，你能听到吗？” 当然没有回答。电话的另一头没有连到任何地方，只是连到了旁边的那个听筒上。年轻人拿起那个听筒，贴在耳朵上，笑了。 “莱奥是谁？”他问。 “一个朋友。” “他在哪里？” “很远。的里雅斯特。” “以后，你可以在维也纳跟他说话。只要拉一条线。” 伊洛娜放下听筒，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激动，不是期待，而是一种说不清的、温暖的、让人想笑又想哭的东西。 她走出市政厅，站在台阶上，看着天空。 天很蓝。 她想，如果贝尔塔活着，一定会说：“你看，这个世界在变。变得比我们想的快。” “是的，”伊洛娜对着天空说，“在变。” 的里雅斯特，炮台。 莱奥在五月底收到了伊洛娜的一封信，信上写了电话的事。她说她对着电话喊了他的名字，虽然他知道听不到，但她还是喊了。 “莱奥，”她写道，“以后我们就能直接说话了。不用等信，不用等好几天。你想对我说什么？” 莱奥拿着信，站在围墙上，想了很久。 他想说：我想你。想说：海很好看，但你不在。想说：施密特来了，他胖了。想说：马蒂奇说要种土豆，我说我跟他买，他说送我。 但这些话，写信就能说。电话里，他反而不知道说什么。 他拿出纸和笔，写回信： “伊洛娜： 电话很好。但有些话，我不想对着机器说。 我想当面对你说。 莱奥” 他把信寄出去，然后继续擦炮。 马蒂奇走过来，递给他一杯水。“那个姑娘又来信了？” “嗯。” “她说什么？” “说电话。” “电话是什么？” “一种机器。能把声音传到很远。” 马蒂奇想了想。“那她为什么不用机器跟你说话，还写信？” “因为电话还没拉到的里雅斯特。” “那就拉一条。” “要钱。帝国没钱。” 马蒂奇摇了摇头。“帝国总是没钱。但买炮有钱。买军舰有钱。给当官的发工资有钱。就是没钱拉电话线。” 莱奥没有回答。他知道马蒂奇说得对。帝国把钱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该花的地方反而没钱。 “军士长，”他说，“您觉得，电话会改变什么吗？” “会。以后打仗，将军不用骑马传令了，打个电话就行。” “那将军会不会离战场更远？” 马蒂奇想了想。“也许。远了好。远了不会死。” 莱奥沉默了。他想起父亲——如果当时有电话，也许指挥官会改变命令，不会让骑兵去冲炮阵。也许没有。也许有了电话，指挥官会坐得更远，下令更随便。 “军士长，”他说，“我不喜欢电话。” “为什么？” “因为它让人离得更远。” 马蒂奇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你这个人，太老了。比你父亲还老。” “也许。” “老了不好。老了就不想变了。” 莱奥没有回答。他看着海面，看着那些在波浪中起伏的渔船，心里想着伊洛娜。 她说她想跟他直接说话。 他不想。不是不想听她的声音，而是怕听了之后，再也放不下。 有些东西，一旦拿起，就放不下。 他还没有准备好拿起。 但也许，他永远不会准备好。 雅各布在五月的最后一天，做了一件他没想到会做的事。 他去看电灯了。 不是他自己想去的，是保罗求他去的。保罗说，他想看看“不用火就能亮”的灯是什么样的。雅各布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答应了。 他们坐马车去了那个公园。天已经黑了，公园里人不多，但电灯周围围了一圈人。那盏灯挂在一根铁柱上，玻璃罩子里有一根细细的、发光的线，发出一种刺眼的、白色的光。不像煤气灯那样昏黄，而是像白天的阳光，亮得让人睁不开眼。 保罗站在灯下，仰着头，张着嘴，一动不动。 “科恩先生，”他说，“这是真的吗？” “真的。” “不是做梦？” “不是。” “那为什么不用火？” “因为用的是电。” “电从哪里来？” “不知道。” 保罗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科恩先生，我想学电。” “学电？” “嗯。我想知道电是什么，从哪里来，能做什么。” 雅各布看着他，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光芒——不是好奇，不是聪明，而是一种近乎狂热的、对知识的渴望。 “好，”雅各布说，“我帮你找书。” “谢谢您。” 他们站在电灯下，站了很久。周围的人群渐渐散去，最后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灯发出的白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草地上，像两个巨大的、黑色的巨人。 “科恩先生，”保罗忽然说，“您说，以后会不会所有的灯都变成这样？” “也许。” “那晚上就不黑了。” “不黑了。” “不黑了，就不怕了。” 雅各布摸了摸他的头。“对，不黑了，就不怕了。” 他们坐上马车，回孤儿院。保罗靠在雅各布的肩膀上，睡着了。他的呼吸很轻，很均匀，像一个普通的、八岁的孩子。 雅各布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街景，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不是感动，不是心疼，而是一种说不清的、温暖的、让人想活下去的东西。 他想起那盏电灯。不用火，就能亮。 也许人也是一样。不用希望，也能活着。 但有希望，活得更好。 第五章：夏夜的声音 1876年7月，维也纳 七月，维也纳热得像蒸笼。多瑙河的水位又降了，河床上露出的淤泥散发出腐烂的臭气，弥漫了大半个城市。人们捂着鼻子走路，骂骂咧咧地说政府无能，却不知道该骂谁。皇帝在美泉宫避暑，大臣们在巴登度假，警察在街头巡逻，该在的人都不在，不该在的人到处都是。 雅各布的咖啡馆里装了一台新风扇——不是电风扇，电还没拉到这条街。是手摇的，但比之前那台大了一倍，摇起来风声呼呼的，能吹散一部分热气。费伦茨摇一会儿就满头大汗，换雅各布摇，雅各布摇一会儿腰疼，再换回费伦茨。两个人轮流摇那台风扇，像是在进行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 “你应该雇一个人专门摇风扇。”费伦茨说。 “雇人要钱。” “你总是说没钱。” “因为我确实没钱。” “账本的事，警察没给你奖金？” “没有。他们说‘这是公民应尽的义务’。” 费伦茨摇了摇头。“义务。帝国最喜欢这个词。干活的时候讲义务，发钱的时候讲困难。” 雅各布没有接话。他把一杯冰水放在费伦茨面前——不是井水，是真正的冰水，他从冰窖里买了一块冰，凿碎了放在水里。费伦茨看着那杯水，愣了一下。 “你哪来的冰？” “买的。” “你舍得买冰了？” “天太热。你会中暑。” 费伦茨端起水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你这个人，心软。” “不是软。是怕你倒了没人帮我摇风扇。” 费伦茨笑了。他很少笑，笑起来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张揉皱的纸。“你放心吧，我不会倒。我还没看到保罗长大。” 保罗周六来了。他瘦了一些，但精神很好，手里拿着一本新书——不是雅各布给的，而是他自己从旧书店淘来的，花了三个克洛伊茨。书名是《电学初步》，封面已经磨破了，书页发黄，但字迹还能看清。 “科恩先生，这本书上说，电可以用铜线和磁铁产生。”保罗坐下就说，眼睛亮亮的。 “你买得起铜线和磁铁吗？” “买不起。但可以攒钱。” “攒多久？” “不知道。但总会攒够的。” 雅各布看着他，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种他见过的光——不是好奇，不是聪明，而是一种近乎固执的、对目标的执着。 “等你攒够了，”雅各布说，“我帮你做实验。” “真的？” “真的。但我不会做。你自己做。我看着。” 保罗笑了。他的笑容很大，露出两颗刚换的门牙，缺了一颗，看起来有点滑稽。但雅各布觉得，那是他见过的最好看的笑容。 他走进厨房，给保罗做了一碗冷汤——用剩下的面包、番茄和黄瓜做的，加了盐和醋，酸酸的，很开胃。保罗喝了两碗，把碗底刮得干干净净。 “好吃。” “又在撒谎。” “这次真的好吃。” 雅各布摸了摸他的头。“好。下周还给你做。” 同一天，的里雅斯特。 莱奥在炮台上值夜。夏天的夜晚，海风很凉，吹散了白天的暑气。月亮很圆，月光洒在海面上，像铺了一层银色的绸缎。远处有几艘渔船，桅杆上的灯在黑暗中一闪一闪，像天上的星星掉进了海里。 施密特走过来，递给他一杯咖啡。“睡不着？” “不想睡。” “在想什么？” “在想电话。” “电话？”施密特坐到围墙上，“伊洛娜说的那个？” “嗯。” “你想跟她说话？” “想。但不想对着机器说。” “为什么？” “因为机器会录下来。万一别人听到了呢？” 施密特笑了。“你这个人，想得太多了。谁会有闲心去听你的电话？” “不知道。但万一有人想听呢？” 施密特摇了摇头。“你是军人，不是间谍。没人会监听你的电话。” “你怎么知道？” “因为监听需要设备，设备要钱，帝国没钱。” 莱奥沉默了。他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施密特煮的咖啡比雅各布的好喝——不是因为他技术好，而是因为他放了很多糖，甜得发腻。 “施密特，”莱奥说，“你说，帝国没钱，为什么还要建那么多新建筑？” “为了面子。” “面子能当饭吃？” “不能。但有些人就靠面子活着。” 莱奥没有回答。他看着海面上的月光，心里想着伊洛娜。她说过，她对着电话喊了他的名字。虽然他知道那只是一台没有连线的机器，但他还是觉得，那一声喊，穿过了空气，穿过了山川，穿过了几百里的距离，落到了他的耳朵里。 “施密特，”他说，“如果有一天电话拉到了的里雅斯特，你会给谁打？” “给我妈。” “你妈在哪？” “在林茨。” “她还好吗？” “不知道。很久没写信了。” “为什么不写？” 施密特低下头。“不知道写什么。写‘我很好’？那是谎话。写‘我不好’？她担心。” 莱奥看着他。“你跟我一样。” “哪里一样？” “都不会写信。” 施密特笑了。“对。我们都不会。但伊洛娜会。雅各布会。他们会替我们写。” 他们坐在围墙上，喝着咖啡，看着月光。 远处，一艘军舰鸣笛，声音在夜风中飘散，像一声叹息。 维也纳，伊洛娜的公寓。 伊洛娜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堆稿纸。她在写一篇关于“电话”的报道——不是技术性的，而是人文性的。她写电话将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如何缩短距离，如何让分离的人不再分离。 她写道： “电话不是机器。电话是一座桥。桥的两头，站着两个想说话的人。他们看不见对方，但能听到对方。声音比文字更近，比见面更远。声音是介于‘在’与‘不在’之间的东西。 也许有一天，所有人都能通过电话连接在一起。那时候，帝国不再是地图上的线条，而是声音的网。一张巨大的、看不见的、把所有人裹在一起的网。” 她写完最后一句，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窗外的天已经快亮了。她写了一整夜。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清晨的空气涌进来，带着露水和泥土的味道。远处教堂的钟声敲了五下，沉闷而缓慢。 她忽然想给莱奥打电话。 但电话还没有拉到的里雅斯特。 即使拉了，她也不知道他的号码。 即使知道号码，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说“我想你”？太轻了。 说“我爱你”？太重了。 说什么？ 什么都不说。只是听他的呼吸。 她闭上眼睛，想象莱奥站在炮台的围墙上，面朝大海，手里拿着一杯苦咖啡，不说话，只是听。 她在心里说：“莱奥，你听到了吗？” 没有人回答。 但她觉得，他听到了。 八月初，雅各布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马萨里克从布拉格写来的，很厚，有七八页。马萨里克在信中说，他的书《捷克问题》的第二版已经在维也纳秘密印刷了，印了五百本，大部分已经偷偷运进了捷克。警察在追查印刷厂，但印刷厂的老板跑路了，没有留下线索。 “雅各布，”他写道，“谢谢你帮我找到那个不怕事的印刷厂。虽然老板跑了，但他的工人还在。他们愿意继续印。只要有人愿意写，就有人愿意印。 这个世界还没有烂透。” 雅各布读完信，把信纸折好，放进口袋。 他走到柜台后面，拿出纸和笔，给马萨里克写回信。他只写了一句话： “只要还有人愿意喝咖啡，这个世界就不会烂透。” 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贴上邮票，走到街角的邮筒前。 信掉进邮筒的时候，发出“咚”的一声。 很轻。 但他觉得那声音很重。 像一颗石子扔进了湖里。 涟漪会扩散到很远的地方。 也许能到布拉格。 也许能到更远的地方。 第六章：铜线与磁铁 1876年9月，维也纳 九月，夏天的尾巴还拖在维也纳的上空，但早晚已经凉了。人们开始把薄外套换成厚一点的，卖栗子的摊子重新冒出了热气，街上的孩子们踢着落叶，把黄色的、红色的、褐色的叶子堆成一堆，然后跳进去，溅起一片碎金。 雅各布·科恩的咖啡馆里，那台手摇风扇终于收起来了。费伦茨说，明年夏天再也不摇了，太累。雅各布说，明年夏天也许就有电风扇了。费伦茨说，电风扇也要人摇吗？雅各布说，不用，电风扇用电，电不用人摇。费伦茨想了想，说，那电从哪里来？雅各布说，从发电厂来。费伦茨说，发电厂的人要不要摇？雅各布说，要。费伦茨笑了，说，那还不是一样。 保罗周六来了。他带了一个布包，里面装着他攒了一个夏天的东西：几段铜线，一小块磁铁，一个用旧铁皮卷成的圆筒。他把这些东西小心翼翼地摆在桌上，像一个珠宝商展示他的珍藏。 “科恩先生，您看，我攒够了。”他的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 “攒够了？铜线和磁铁？” “嗯。铜线是从旧电器上拆的，磁铁是从一个破喇叭里取出来的。铁皮筒是我自己卷的。” 雅各布看着那些东西——铜线有些地方断了，磁铁只有指甲盖大小，铁皮筒歪歪扭扭的，像一根被踩扁的烟囱。但保罗看着它们的眼神，像是在看一堆黄金。 “你想做什么？”雅各布问。 “做一个简易的电动机。书上说，铜线绕在铁芯上，通电后会产生磁场，磁铁会推着它转。” “你哪来的电？” 保罗从布包底部掏出两节电池——不是新的，是旧的，外壳有些生锈，但据说还能用。“从旧货摊上买的。两节，一个克洛伊茨。” 雅各布看着他，沉默了。一个克洛伊茨，够买一块面包。这个孩子把买面包的钱省下来，买了电池。 “好，”雅各布说，“你在这里做。我看着。” 保罗低下头，开始绕铜线。他的手指很细，但很稳，一圈一圈地把铜线绕在铁皮筒上。绕到第十圈的时候，铜线断了。他重新接上，继续绕。又绕了五圈，又断了。他重新接上，再绕。 雅各布站在旁边，没有说话。他只是看着。 费伦茨从厨房探出头来，看了一眼，缩回去了。 绕了将近一个小时，保罗终于绕好了。他把铜线圈的两端接到电池上，然后把磁铁放在线圈旁边。 “科恩先生，您看。” 他接通电路。线圈微微颤动了一下，然后停了。 “没转。”保罗的声音有些失望。 “再试试。” 保罗检查了一下线路，发现有一处接头松了。他重新接好，再次接通。 线圈颤动了几下，然后开始缓慢地转动。很慢，慢得像一只蜗牛在爬。但它在转。 保罗屏住呼吸，眼睛死死盯着那个歪歪扭扭的铁皮筒。 “转了。”雅各布说。 “转了。”保罗的声音在发抖。 铁皮筒转了大约十秒钟，然后停了。电池没电了。 但保罗不在乎。他把铁皮筒捧在手里，像捧着一件无价之宝。 “科恩先生，您看到了吗？它转了！” “看到了。” “电真的能变成运动！” “能。” 保罗抬起头，看着雅各布。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 “科恩先生，我想做一个更大的。能一直转的那种。” “好。我帮你找材料。” “谢谢您。” 雅各布摸了摸他的头。那个孩子的头发很软，像秋天的麦穗。 同一天，维也纳第八区。 伊洛娜在工厂区采访了一个星期，终于写完了一篇关于“童工”的报道。她采访了十几个孩子，最小的才六岁，最大的十二岁。他们在工厂里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有的在纺织厂，有的在火柴厂，有的在玻璃厂。他们的手上全是伤口，有的缺了手指，有的眼睛被化学品熏坏了。 她写道： “六岁的汉斯，在火柴厂蘸药水。每天蘸四千根火柴，挣十个克洛伊茨。他的手被药水泡烂了，指甲掉了三个。他说，‘妈妈病了，要吃药。药贵，我不能不干。’ 八岁的玛丽亚，在纺织厂接头。每天接几百个线头，眼睛累得看不清东西。她说，‘我想上学，但妈妈说，上学没用。上学出来还是进工厂。’ 十岁的弗里茨，在玻璃厂搬箱子。箱子很重，他搬不动，摔了一跤，箱子砸在脚上，断了两个脚趾。老板说，‘不干活就滚。’他不敢滚，他家里还有四个弟弟妹妹要吃饭。” 伊洛娜写完最后一句，放下笔，趴在桌上哭了一会儿。不是小声的哭，是那种憋了很久、终于忍不住的、大声的、撕心裂肺的哭。 前台胖女人听到哭声，跑过来，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进去还是该走开。她站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关上了门。 伊洛娜哭了大约十分钟，然后抬起头，擦干眼泪，继续写。 她写道： “这些孩子不是数字。他们是人。他们不应该在工厂里度过童年。他们应该在学校里读书，在草地上玩耍，在父母的怀里撒娇。 但帝国不需要他们读书、玩耍、撒娇。帝国需要他们干活。干最脏的活，最累的活，最危险的活。 帝国说，这是‘必要的牺牲’。 我问：谁牺牲？谁受益？ 没有人回答。” 她把稿子交给主编——不是贝尔塔了，贝尔塔的位置被一个中年男人接替了，姓韦伯，是一个精明但不太有胆量的人。他读了稿子，沉默了很久。 “这篇不能发。”他说。 “为什么？” “因为会得罪人。得罪工厂主，得罪政府，得罪那些觉得‘童工没问题’的人。” “那谁替这些孩子说话？” 韦伯看着她，眼神复杂。“你替他们说话。但你要活着才能说话。发了这篇，你可能连活着都难。” 伊洛娜把稿子拿回来，锁进抽屉里。 她没有销毁。她留着。 总有一天，她会发表的。她发誓。 的里雅斯特，炮台。 莱奥在九月中旬收到了一封信。不是伊洛娜写的，也不是雅各布写的——是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写来的。信很短： “莱奥： 听说你那里来了一个新兵，叫施密特。好好待他。他跟你一样，是个不会说谎的人。 帝国需要不会说谎的人。虽然帝国不喜欢他们。 男爵” 莱奥把信给施密特看了。施密特读完，笑了。 “男爵怎么知道我不会说谎？” “也许他调查过你。” “调查我？我一个算账的，有什么好调查的？” “也许你算账的时候，算出了不该算出的东西。” 施密特的笑容凝固了。他看着莱奥，沉默了几秒钟。“你是说……仓库的事？” “也许。” “男爵知道那件事？” “他知道。账本是他让人查的。” 施密特低下头。“我还以为是你让那个咖啡馆老板查的。” “是他查的。但男爵帮了忙。”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你是个好人。” 施密特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海面。 “莱奥，”他说，“我想留在炮台。不走了。” “你本来就留在这里。” “我是说，一直留。直到退伍。” “那你的土豆呢？” “土豆可以晚几年种。” 莱奥笑了。“好。那就晚几年。” 马蒂奇从营房里走出来，手里拿着烟斗。“你们两个，不干活，在聊什么？” “聊土豆。”施密特说。 “土豆？”马蒂奇皱了皱眉，“土豆有什么好聊的？” “聊什么时候种。” “秋天种。现在种太晚了。” 施密特愣了一下。“您懂种地？” “我种过。二十年前。在克罗地亚。” “那您教我们。” “教你们种地？”马蒂奇吐出一口烟，“你们是炮兵，不是农民。” “炮兵也要吃饭。” 马蒂奇想了想，点了点头。“好。明年春天，我教你们。” 三个人站在围墙上，面朝大海。秋天的海是深蓝色的，浪不大，渔船在远处撒网，海鸥在头顶盘旋。 “军士长，”莱奥说，“您说明年春天种土豆，那明年春天我们还在这里吗？” “在。帝国不会倒得那么快。” “万一呢？” “万一倒了，我们就在克罗地亚种。那里也是海边。” 莱奥看着海面，心里忽然觉得，不管帝国倒不倒，只要这几个人还在，他就还有一个家。 不是有屋顶和墙的那种家，而是有火炉和热汤的那种家。 九月底，雅各布收到了一封信。信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的秘书写来的： “科恩先生： 王子想请您去一趟他的宫殿。不是喝茶，是谈事。关于那个‘穿皮草的女人’的事。 周六下午三点。马车会在您咖啡馆门口等。 克林格” 雅各布看了信，把信给费伦茨看了。费伦茨读完，脸色有些发白。 “你不能去。”他说。 “为什么？” “因为那是王子。王子叫你，不会有好事。” “也许是好事。” “也许是陷阱。” 雅各布想了想。“陷阱也要去。不去，就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周六下午三点，一辆黑色马车准时停在咖啡馆门口。雅各布穿上最好的外套——不是新的，但干净，扣子都缝好了。他上了马车，马车穿过大半个维也纳，停在了温迪施格雷茨宫殿的门口。 宫殿很大，比雅各布想象的大。大理石柱子、水晶吊灯、油画天花板，每一件东西都值他几十年的咖啡钱。克林格带他穿过走廊，上了二楼，走进一间书房。 书房不大，但很考究。墙上挂着几幅画，桌上摆着一台电话——不是展览会上的那种，而是真正接通了线的、能用的电话。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坐在桌后，穿着一件普通的衬衫，没有戴勋章，没有穿军装。 “科恩先生，请坐。”王子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雅各布坐下。 “我直接说，”王子说，“那个穿皮草的女人，伊尔莎·冯·霍夫曼，找到了。” “在哪？” “在布拉格。她在那里组织一个新的民族主义团体，专门针对捷克人。” “跟我有什么关系？” “她还在找你。不是找马萨里克——马萨里克的书已经印了，抓不抓他都无所谓了。她找的是你。” “找我做什么？” “因为你帮她找过的人跑了。她觉得你骗了她。”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我没骗她。我说不认识马萨里克，是真的不认识。那时候我确实不知道他是谁。” 王子看着他。“你是一个诚实的人，科恩先生。诚实的人在这个帝国里很危险。” “我知道。” “所以我建议你暂时离开维也纳。” “去哪？” “的里雅斯特。你那个朋友莱奥在那里。他可以照顾你。” 雅各布摇了摇头。“我不能走。我有一个孩子要照顾。” “孩子？” “孤儿院的一个孩子。我每周去看他。” 王子沉默了几秒钟。“那你就带着他。” “孤儿院不会放人。” “我可以帮你办领养手续。” 雅各布看着他，愣住了。“您为什么要帮我？” 王子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因为，科恩先生，我需要一个不会说谎的人。在这个帝国里，不会说谎的人太少了。少到我每遇到一个，就想把他留在身边。” “我不是您的人。” “我知道。但我们可以做朋友。” 雅各布沉默了。他看着王子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花花公子的轻浮，只有一种冷峻的、务实的认真。 “让我想想。”他说。 “三天。三天后给我答复。” 雅各布站起来，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他走出宫殿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马车把他送回咖啡馆。费伦茨站在门口，看见他，松了一口气。 “你回来了。” “回来了。” “他说什么？” “说有人要杀我。” 费伦茨的脸白了。“那你怎么办？” 雅各布走进咖啡馆，坐到柜台后面，拿起一个杯子，开始擦。 “我在想。”他说。 第七章：决定 1876年10月，维也纳 雅各布·科恩想了三天。 第一天，他坐在柜台后面，擦了一整天的杯子。杯子早就擦干净了，但他还是一遍一遍地擦，像是在擦一面镜子，想从里面看到答案。费伦茨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费伦茨不信，但没有追问。 第二天，他去了圣安娜孤儿院，看了保罗。保罗正在院子里跟别的孩子玩——不是跑跳打闹的那种玩，而是蹲在地上，用树枝画图。画的是一个圆形的、带翅膀的东西，旁边写着两个字：“飞机。”雅各布站在远处看了很久，没有走过去。他不想让保罗看到他的表情。 第三天，他写了一封信给莱奥。信很短： “莱奥： 王子说有人要杀我。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但我不想赌。 他建议我去你那里待一段时间。我想带保罗一起去。但孤儿院不会放人，除非我办了领养手续。 领养一个天主教孩子，一个犹太人。你觉得可能吗？ 雅各布” 他把信寄出去，然后坐在咖啡馆里，等。 等邮差送信来，等莱奥的回信，等命运的判决。 他不喜欢等。但等是他最擅长的事。 莱奥的回信比预想的快。五天就到了。 信封上贴着的里雅斯特的邮票，邮戳有些模糊，但字迹很清楚： “雅各布： 领养一个天主教孩子，一个犹太人——在这个帝国里，什么事都有可能。帝国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如果你觉得对，就做。不要管别人怎么想。 至于有人要杀你——来我这里。我的炮虽然旧，但能打响。 莱奥” 雅各布读完信，把信折好，放进口袋。他走到柜台后面，拿出一张纸，开始写领养申请。他写得很慢，每写几个字就要停下来想一想。不是因为他不会写，而是因为他不知道，一个犹太人有没有资格领养一个天主教孩子。 费伦茨站在他身后，看着那些字。 “你真的要这么做？”他问。 “嗯。” “你会后悔的。” “也许。但不做更后悔。” 费伦茨叹了口气，不再说话了。 雅各布写完申请，装进信封，亲自送到圣安娜孤儿院。院长看了信，脸色很复杂。 “科恩先生，您是犹太人。” “我知道。” “保罗是天主教徒。” “我知道。” “教规不允许。” “教规不允许的事很多。比如，教规不允许孩子挨饿。但你们还是让他挨饿了。” 院长的脸色更难看了。她盯着雅各布看了很久，然后说：“我需要请示主教。” “那就请示。我等着。” 雅各布坐在孤儿院的走廊里，等了一个小时。走廊很长，两边是紧闭的门。墙上挂着一幅圣母像，玛利亚的眼睛低垂着，像是在怜悯什么。雅各布不信圣母，但此刻他觉得，那幅画里的人，比他见过的很多人都善良。 院长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封信。 “主教同意了。但有条件。” “什么条件？” “保罗每周要去教堂做弥撒。不能间断。如果间断，领养资格取消。” “可以。” “还有，您不能强迫他改信犹太教。” “我不会。我自己都不信。” 院长把信递给他。“这是领养证明。下周一来办手续。” 雅各布接过信，手有些抖。他把信折好，放进口袋，转身走了。 走出孤儿院的时候，阳光很烈。他眯着眼睛，看着天空，忽然觉得天很高，很远，像一只倒扣的巨大的碗。 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一个“父亲”。 但他会做。 做到做不动为止。 十月十五日，雅各布正式领养了保罗·迈尔。 手续很简单——签了几份文件，交了一些钱，然后院长把保罗叫到办公室，告诉他：“从今天起，科恩先生是你的监护人了。” 保罗站在办公室中间，看看院长，看看雅各布，又看看院长。他的表情不是高兴，也不是害怕，而是一种茫然的、不知所措的空白。 “保罗，”雅各布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你愿意跟我住吗？” “住哪里？” “住咖啡馆楼上。我的房间旁边有一个小房间，我已经收拾好了。” “有窗户吗？” “有。窗户对着街。” 保罗低下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抬起头，说了一个字：“好。” 不是“愿意”，不是“想”，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人，终于看到了一碗水，不是惊喜，而是接受。 雅各布站起来，对院长说：“我下周一来接他。” “好。” 他走出孤儿院，脚步比平时轻了一些。 不是因为轻松，而是因为心里多了一个人。 一个八岁的、会问“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的孩子。 他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但他知道，他不能不管。 同一天，维也纳第八区。 伊洛娜在报社加班到很晚。她写完了那篇关于童工的报道，虽然韦伯不让发，但她还是想写。写完，锁进抽屉里，也许有一天能用上。 前台胖女人已经下班了，编辑部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她坐在贝尔塔曾经坐过的那张椅子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电话响了。 她愣了一下。报社的电话很少响——这个时间，更不会有人打来。她犹豫了一下，拿起了听筒。 “喂？” “伊洛娜？是你吗？” 声音很陌生，但又有些熟悉。她想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是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 “卡尔？你怎么知道报社的电话？” “查的。” “你又在‘研究’我？” “不是研究。是关心。” 伊洛娜叹了口气。“什么事？”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雅各布要离开维也纳了。” 伊洛娜的手一紧。“离开？去哪？” “的里雅斯特。有人要杀他。” “谁？” “一个叫伊尔莎·冯·霍夫曼的女人。她在找马萨里克的时候，雅各布骗了她——说不知道马萨里克是谁。现在她知道了，要报复。” “她怎么知道雅各布骗了她？” “有人告诉她的。” “谁？” “我不能说。” 伊洛娜沉默了。她想起雅各布——那个总是面无表情、咖啡煮得像药、却愿意在火场里救人的犹太人。他要走了。 “他什么时候走？” “下周一。” “保罗呢？他领养的那个孩子？” “一起带走。” 伊洛娜的眼泪掉了下来。她不知道为什么哭——雅各布又不是死了，只是去另一个城市。但眼泪就是止不住。 “伊洛娜，你还好吗？”卡尔在电话那头问。 “还好。” “你哭了。” “没有。” “你在撒谎。” 伊洛娜没有说话。她只是握着听筒，听着卡尔呼吸的声音。 “卡尔，”她说，“谢谢你告诉我。” “不客气。” “你为什么关心雅各布？” 卡尔沉默了几秒钟。“因为他是好人。好人不多了。” 伊洛娜放下电话，趴在桌上哭了一会儿。 然后她抬起头，擦干眼泪，拿起笔，给雅各布写了一封信。信很短： “雅各布： 听说你要走了。 你的咖啡很难喝。但我会想念的。 保罗是个好孩子。照顾好他。 伊洛娜” 她把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走到街角的邮筒前。 信掉进邮筒的时候，发出“咚”的一声。 很轻。 但她觉得那声音很重。 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的里雅斯特，炮台。 莱奥在十月十八日收到了雅各布的信。信上说，领养手续办好了，下周一出发，估计周三到的里雅斯特。 “他真的要来？”施密特凑过来看信。 “嗯。” “带着那个孩子？” “嗯。” “你见过那个孩子吗？” “没有。但雅各布说他很聪明。” “聪明的人多了。” “但问‘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的人不多。” 施密特笑了。“好吧。那我们得准备一下。” “准备什么？” “住的地方。炮台没空房间了。” 莱奥想了想。“我的房间可以隔成两间。我睡小间，雅各布和保罗睡大间。” “你睡小间？你个子高，小间睡不下。” “那就施密特睡小间。”马蒂奇从后面走过来，“他矮。” “我不矮！”施密特抗议。 “比我高。但比莱奥矮。”马蒂奇拍了拍他的肩膀，“矮不是问题。矮的人睡得香。” 三个人开始搬东西。他们把莱奥的房间用木板隔成两间，大间放了一张双人床，小间放了一张单人床。床是从仓库里翻出来的旧货，有些摇晃，但铺上被褥还能睡。 “还缺什么？”施密特问。 “桌子。保罗要做实验，需要一张桌子。” “从仓库搬一张。” “仓库主管不会同意。” “管他呢。搬了再说。” 他们从仓库搬了一张旧书桌，抬到房间里。书桌很重，三个人抬得气喘吁吁。马蒂奇只有一只手，使不上力，主要是莱奥和施密特在抬。 “好了。”莱奥看着那张书桌，满意地点了点头。 “就差一个孩子了。”施密特说。 “对。就差一个孩子。” 莱奥站在窗前，看着海面。海很平静，几只海鸥在远处盘旋。 他忽然有些紧张。不是怕雅各布来，而是怕自己不会跟孩子相处。他连跟大人说话都费劲，何况是孩子。 “施密特，”他说，“你会跟孩子说话吗？” “会。你就当他是大人。但别讲大人的笑话。” “我不会讲笑话。” “那就别讲。问他问题。孩子喜欢被问问题。” “问什么？” “问‘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 莱奥愣了一下。“那是他问雅各布的。” “那你问他别的。问他‘飞机为什么能飞’。” “我不知道答案。” “他也不知道。你们一起找。” 莱奥想了想，觉得施密特说得对。 他不需要答案。他只需要陪着他找。 也许这就是“父亲”该做的事。 第八章：南下的火车 1876年10月23日，维也纳—的里雅斯特 离开的那天早上，维也纳下了一场小雨。 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有人在天上筛面粉。雅各布·科恩站在咖啡馆门口，最后看了一眼那块褪色的招牌——“科胡特咖啡馆”。他从来没有改过名字，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科胡特是第一个信任他的人。一个信任，值一块招牌。 费伦茨站在他身后，手里提着一个旧皮箱。他的独臂拎不动太重的东西，皮箱里只装了几件衣服和那把擦杯子的抹布。抹布是他自己带的，说是“纪念”。 “你真的不跟我去？”雅各布问。 “不去。我老了，经不起折腾。” “那你去哪？” “回匈牙利。我女儿在佩斯，她说可以养我。” 雅各布转过身，看着费伦茨。那张被岁月和疤痕切割过的脸上，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悲伤，不是不舍，而是一种疲惫的、认命的平静。 “费伦茨，”雅各布说，“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摇了这么多年风扇。” 费伦茨笑了。“你这个人，临走了还说这种话。” 雅各布伸出手。费伦茨用他唯一的那只手握住了。 “保重。”雅各布说。 “保重。” 雅各布转身，上了马车。保罗坐在马车里，怀里抱着那本地理图册和那个用铜线和磁铁做的小电动机。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窗外的维也纳，看着那些灰蒙蒙的房子和湿漉漉的街道。 马车启动了。费伦茨站在咖啡馆门口，一直看着马车消失在街道的尽头，然后转身，锁上了门。 门锁发出“咔嗒”一声，像一声叹息。 火车站在维也纳的第九区，一座巨大的、铸铁和玻璃构成的建筑，像一只蹲在地上的钢铁巨兽。火车头喷着白烟，车轮在铁轨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月台上挤满了人——送行的、接站的、旅行的，各种各样的人，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 雅各布牵着保罗的手，穿过人群，找到他们的车厢。车厢很旧，木质的座椅上刻着乱七八糟的字——有人刻名字，有人刻日期，有人刻“×××到此一游”。雅各布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让保罗坐下，自己坐到对面。 “科恩先生，”保罗看着窗外，“我们会经过布拉格吗？” “不会。布拉格在北边，我们在南边。” “那会经过什么地方？” “格拉茨、卢布尔雅那、然后到的里雅斯特。” “卢布尔雅那？那是哪里？” “在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是什么？” “帝国的另一个地方。那里的人说斯洛文尼亚语。” 保罗低下头，翻着手里的地理图册。他翻到奥地利帝国的那一页，用手指在地图上画着。从维也纳到格拉茨，从格拉茨到卢布尔雅那，从卢布尔雅那到的里雅斯特。他的手指停在了的里雅斯特的位置上。 “这里靠海。” “对。靠海。” “我还没看过海。” “我也是。我只看过多瑙河。” “多瑙河不是海。” “不是。” “海比河大。” “大很多。” 保罗合上图册，看着窗外。火车鸣笛了，车轮开始转动。月台上的人群开始后退，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个模糊的点。 维也纳在身后。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也许很快，也许永远不会。 但他没有回头。 火车开了大约两个小时，保罗睡着了。他的头靠在窗框上，嘴巴微微张开，呼吸很轻。那本图册还抱在怀里，手指夹在“的里雅斯特”那一页。 雅各布看着他的脸，那张小小的、苍白的脸上，有一种超越年龄的、对未来的期待。 他想起五年前，自己一个人坐火车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那时候他十九岁，妹妹刚死，口袋里只有几个福林，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五年后，他二十四岁，身边多了一个八岁的孩子，口袋里还是只有几个福林，还是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但不一样了。 五年前，他是一个人。现在，他是两个人。 “两个人”和“一个人”，听起来只差一个字，但差了一个世界。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火车摇晃着，像一个巨大的摇篮。 他也睡着了。 格拉茨到了。 火车在格拉茨停了二十分钟。雅各布醒来，发现保罗已经醒了，正趴在窗边看外面的站台。站台上有一个卖香肠的小摊，冒着热气，香味飘进车厢。 “你饿了吗？”雅各布问。 “有一点。” “我去买。你待在车上，不要乱跑。” 雅各布下车，走到小摊前，买了两根香肠、两块面包。花了一个克洛伊茨。他回到车厢的时候，保罗正在跟一个陌生人说话。 那是一个老人，大约六十多岁，穿着破旧的大衣，手里拄着拐杖。他的脸上布满皱纹，但眼睛很亮。 “……是的，我去过的里雅斯特。二十年前。那时候海很蓝，船很多。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您去那里做什么？”保罗问。 “看儿子。他在海军当兵。” “后来呢？” “后来他死了。船沉了。” 保罗低下头。“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老人笑了笑，“活着的人要继续活。” 雅各布把香肠和面包递给保罗，然后对老人说：“您去哪？” “我去卢布尔雅那。我女儿在那里。” “您一个人？” “一个人。” 雅各布从包里拿出一根香肠，递给老人。“吃吧。” 老人看着他，犹豫了一下，接过去了。“谢谢你。” “不客气。” 火车又开了。老人坐在保罗旁边，一边吃香肠，一边讲他儿子的故事。他讲得很慢，有时候讲着讲着就停了，像是在回忆什么。保罗听得很认真，眼睛一眨不眨。 雅各布靠在椅背上，听着那个老人的声音，觉得那声音像一条河，慢慢地、缓缓地流着，不知道流向哪里。 卢布尔雅那到了。老人下车了。 他站在月台上，朝保罗挥了挥手。“小朋友，好好看海。” “我会的。”保罗也挥了挥手。 火车又开了。窗外的风景从平原变成了山丘，从山丘变成了山。隧道一个接一个，车厢里忽明忽暗，像在穿梭于白天和黑夜之间。 “科恩先生，”保罗忽然说，“那个老人的儿子死了。他为什么还活着？” “因为活着的人要继续活。” “为什么？” “因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保罗低下头，看着手里已经凉了的香肠。 “科恩先生，您会死吗？” “会。每个人都会。” “那您死了，我怎么办？” 雅各布沉默了。他看着保罗的眼睛，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种他见过的光——不是恐惧，不是好奇，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对“失去”的恐惧。 “你不会失去我。”雅各布说。 “为什么？” “因为我会一直活着。在心里活着。” 保罗低下头，把香肠塞进嘴里，嚼了嚼，咽了下去。 “科恩先生，”他说，“您说的话，跟您妹妹一样。” “什么？” “您说过，您妹妹在心里活着。现在我也要说，您在心里活着。” 雅各布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 “好。”他说。 的里雅斯特到了。 火车在傍晚时分驶入车站。雅各布提着皮箱，牵着保罗的手，走下火车。的里雅斯特的火车站比维也纳的小很多，月台上只有几个乘客，冷冷清清的。空气中有一种陌生的味道——咸咸的、腥腥的，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辽阔的、让人想深深吸一口气的感觉。 “科恩先生，这是什么味道？”保罗问。 “海。” “海的味道？” “对。海的味道。” 保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笑了。“好闻。” 雅各布也吸了一口气。是好闻。不是多瑙河的那种浑浊的、沉重的味道，而是一种清新的、干净的、让人觉得自己还活着的味道。 “雅各布！” 他转过头。莱奥站在月台尽头，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没有戴帽子，头发被海风吹得有些乱。施密特站在他旁边，手里举着一块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欢迎雅各布和保罗。” 雅各布笑了。他很少笑，但这次是真的笑了。 “你举的那块牌子，”他走过去，“字真难看。” “施密特写的。”莱奥说。 “我写得很认真！”施密特抗议。 保罗站在雅各布身后，探出头，看着那两个穿军装的年轻人。 “这是莱奥，这是施密特。”雅各布介绍道。 “你们好。”保罗的声音很小，但很清楚。 莱奥蹲下来，看着保罗。“你就是保罗？” “是。” “你那个电动机，雅各布在信里说了。到了炮台，你给我看看。” 保罗的眼睛亮了。“您想看？” “想看。” 保罗从包里掏出那个歪歪扭扭的铁皮筒，递给莱奥。莱奥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了看。 “它能转？” “能。但要电池。” “炮台有电池。军舰上用的，旧的，还能用。” 保罗的眼睛更亮了。“真的？” “真的。” 莱奥站起来，把电动机还给保罗，然后对雅各布说：“走吧。马车在外面。” 他们走出火车站，上了一辆破旧的马车。马车沿着港口边的石板路行驶，经过一排排仓库和渔船。海鸥在头顶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远处的地平线上，太阳正在往下沉，把整片海面染成了橘红色。 保罗趴在车窗上，看着那片橘红色的海，张着嘴，一动不动。 “科恩先生，”他说，“海真的很大。” “很大。” “比我想的大。” “海就是这样的。比你想的大。” 马车停在炮台门口。马蒂奇站在门口，手里拿着烟斗。他看见雅各布和保罗，点了点头。 “来了？” “来了。”雅各布说。 “房间准备好了。床铺好了。桌子搬好了。” “谢谢。” 马蒂奇看着保罗，打量了一下。“你就是那个做电动机的孩子？” “是。” “给我看看。” 保罗把电动机递给他。马蒂奇用一只手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了看。 “绕得不错。线接得也对。”他把电动机还给保罗，“你以后会造出更大的。” “您怎么知道？” “因为你能把断了的线接上。能接上的人，不会放弃。” 保罗看着马蒂奇，那张有疤痕的脸上没有笑容，但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像石头一样坚硬的东西。 “谢谢您。”保罗说。 马蒂奇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莱奥带着雅各布和保罗走进营房，推开那扇用木板隔出来的房间的门。 “这是你们的房间。大间你们俩睡，小间我睡。” 雅各布看了看那张双人床，看了看那张旧书桌，看了看那扇对着海的窗户。 “够了。”他说。 “什么够了？” “够住了。” 莱奥点了点头。“晚饭在食堂吃。七点。马蒂奇做饭，他只会做克罗地亚菜，很辣，但能吃。” “我什么都吃。”保罗说。 莱奥看着他，笑了。“好。不挑食的孩子好养活。” 他转身走了。雅各布把皮箱放在床边，打开窗户。海风涌进来，带着咸味和鱼腥味。 保罗站在窗前，看着海面上的夕阳。 “科恩先生，”他说，“我们以后就住这里了？” “嗯。” “住多久？” “不知道。也许很久。也许不长。” “那这里就是家了？”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 “对，”他说，“这里就是家了。” 保罗转过身，看着雅各布。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 “科恩先生，”他说，“我想给爸爸写封信。告诉他，我有了新家。” “好。我帮你写。” “不用。我自己写。我会写字了。” 雅各布从皮箱里拿出纸和笔，放在书桌上。 保罗坐下来，拿起笔，开始写。 他的字很难看，歪歪扭扭的，像一只刚学会走路的虫子。 但雅各布觉得，那是他见过的最好看的字。 第九章：炮台的新生活 1876年10月—11月，的里雅斯特 保罗到炮台的第一个早晨，是被海鸥叫醒的。 他睁开眼睛，看见一束光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落在床尾的被子上。光里有细小的灰尘在飞舞，像一群金色的、没有翅膀的昆虫。他坐起来，揉了揉眼睛，发现雅各布已经不在房间里了。对面的床铺得整整齐齐，被子叠成了豆腐块——这是莱奥教的，说是“军队标准”。 他穿上衣服，走出房间。走廊里弥漫着咖啡和煮豆子的味道，还有一股淡淡的咸腥味，从敞开的门口飘进来。 “保罗，过来吃早饭。”施密特的声音从食堂方向传来。 保罗走进食堂。一张长桌，几条长凳，桌上摆着一锅煮豆子、一篮黑面包、一壶咖啡。莱奥和施密特已经坐下了，马蒂奇站在炉子前，用他唯一的一只手翻着锅里的香肠。 “雅各布呢？”保罗问。 “在外面。看海。”莱奥说。 保罗走出食堂，看见雅各布站在炮台的围墙上，面朝大海。晨光洒在海面上，碎成千万片金色的鳞片。远处的渔船正在出港，桅杆上的旗子在晨风中轻轻飘动。 “科恩先生，您在看什么？” “看海。” “好看吗？” “好看。” 保罗站到他旁边，也看着海。海很大，大到看不见对岸。他想，也许海的那一边是另一个世界，一个跟帝国完全不同的世界。也许有一天，他会坐船去那个世界。 “科恩先生，”他说，“您说，海的那边是什么？” “不知道。也许是意大利，也许是非洲。也许是世界的尽头。” “世界的尽头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只有海。” 保罗想了想。“那世界的尽头，是不是就是海的开始？” 雅各布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也许。你说得对。” 他们站在围墙上，看了很久的海。 早饭的时候，马蒂奇把煎好的香肠分到每个人的盘子里。香肠很辣，保罗吃了一口，脸就红了，眼泪差点掉下来。 “太辣了？”马蒂奇问。 “有点。”保罗的声音有些发抖。 “那就少吃。吃多了会烧心。” 保罗把香肠切成小块，混在豆子里，一口一口地吃。辣味被豆子冲淡了，但还是辣。他没有抱怨——不是不觉得辣，而是不想让马蒂奇觉得他娇气。 “马蒂奇军士长，”保罗放下勺子，“您的手是怎么断的？” 食堂里安静了。施密特低下头，莱奥看着马蒂奇，雅各布的手停了一下。 马蒂奇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伸出那只残臂，看了看。“打仗。在索尔费里诺。意大利人打的。” “疼吗？” “当时不疼。后来疼。” “后来疼了多久？” “到现在还疼。” 保罗低下头，看着自己盘子里的香肠。“对不起，我不该问。” “没事。问的人多，你是最小的。” 马蒂奇站起来，端着盘子走到水槽边，开始用一只手洗碗。他的动作很慢，但很熟练——把盘子抵在水槽边沿，用右手拿着抹布擦，擦干净了再放到架子上。 保罗走过去，站在他旁边。“我帮您洗。” “你会洗？” “会。在孤儿院洗过。” 马蒂奇看了他一眼，把一块抹布递给他。保罗接过抹布，开始洗。他的个子矮，够不到水槽的底部，要踮起脚尖才能够到。 马蒂奇看着他，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不是笑，但也不是不笑。 “你是个好孩子。”他说。 “我不是。我只是不想让别人太累。” 马蒂奇没有回答。他转身走出食堂，站在门口，点了一锅烟。 烟在晨风中散开，像一朵小小的、灰色的云。 莱奥带着保罗参观了炮台。 他们先看了那六门大炮。保罗站在炮管下面，仰着头，看着那些生锈的铁管，觉得它们像六只巨大的、沉默的眼睛。 “这些炮能打多远？”他问。 “最远的两千米。但打不准。” “为什么打不准？” “炮管变形了。老了。” “为什么不换新的？” “帝国没钱。” 保罗伸出手，摸了摸炮管。铁很凉，表面粗糙得像砂纸。他把手掌贴在炮管上，感受那些凹凸不平的锈迹。 “莱奥叔叔，”他忽然叫了一声。 莱奥愣了一下。“你叫我什么？” “莱奥叔叔。您不喜欢吗？” “不是不喜欢。是没人这么叫过我。” “那我以后就这么叫。” 莱奥看着他，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表情——不是惊讶，不是感动，而是一种说不清的、暖暖的、让人想笑又不好意思笑的东西。 “好。”他说。 他们继续走。莱奥带保罗看了弹药库、瞭望塔、营房、厨房，还有那张从仓库搬来的旧书桌。 “这是你的书桌。”莱奥说，“以后你就在这里做实验。” 保罗看着那张书桌。桌面有些坑洼，边角磨圆了，但很结实。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旁边摆着几本从雅各布行李里翻出来的书。 “谢谢您。” “不用谢。这是你的。” 保罗坐到书桌前，把那个电动机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桌上。他看了看电动机，又看了看窗外的大海，忽然觉得，这个世界比他想象的更大、更复杂、也更值得活下去。 他拿起笔，在桌上铺了一张纸，开始画图。 画的是一个圆形的、带翅膀的东西。 旁边写着两个字：飞机。 维也纳，十月末。 伊洛娜在报社加班到很晚。韦伯走了，办公室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她坐在贝尔塔曾经坐过的那张椅子上，面前摊着一堆稿纸。 她在写一篇新的报道。不是关于童工，不是关于女工，而是关于“离开”。 她写雅各布离开维也纳，写的里雅斯特，写那些因为害怕而背井离乡的人。她写道： “维也纳是一座很大的城市。大到可以装下几百万人的梦想，也大到可以装下几百万人的失望。 有人来，有人走。来的带着希望，走的带着失望。 雅各布·科恩走了。他是一个犹太人，开了一家咖啡馆，咖啡很难喝，但他是个好人。他走不是因为他不喜欢维也纳，而是因为有人要杀他。 他只是一个开咖啡馆的。他做错了什么？ 他什么都没做错。他只是没有说谎。” 她写完最后一句，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窗外的天已经快亮了。她写了一整夜。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清晨的空气涌进来，带着露水和泥土的味道。远处教堂的钟声敲了五下，沉闷而缓慢。 她忽然想给莱奥打电话。 但电话还没有拉到的里雅斯特。 即使拉了，她也不知道他的号码。 即使知道号码，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拿起听筒，对着空荡荡的电话线说：“莱奥，你听到了吗？” 没有人回答。 但她觉得，他听到了。 十一月初，的里雅斯特下了第一场冬雨。 雨不大，但很密，打在炮台的铁架上，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像一首没有旋律的曲子。海面上起了雾，远处的渔船看不见了，只有灯塔的光在雾中一闪一闪，像一个迷路的人在挥手。 保罗坐在书桌前，就着煤油灯的光，读一本关于电学的书。他已经读了大半，书页上密密麻麻地做了记号，有的地方还用铅笔写了批注。 雅各布走进来，手里端着一杯热牛奶。 “该睡了。”他把牛奶放在桌上。 “再读一会儿。” “读到几点？” “读到困为止。” 雅各布坐到床边，看着保罗读书。孩子的眉头微微皱着，嘴唇在动，像是在默念那些复杂的公式和定义。 “科恩先生，”保罗忽然抬起头，“您说，电能不能让飞机飞起来？” “不知道。” “我觉得能。电比蒸汽轻，效率更高。如果用电机代替蒸汽机，飞机就能飞得更远。” 雅各布看着他，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种他见过的光——不是好奇，不是聪明，而是一种近乎偏执的、对未来的确信。 “你做出来，我就知道能不能了。”雅各布说。 “我会的。” 保罗喝完了牛奶，把杯子放在桌上。他合上书，打了个哈欠，钻进被窝。 “科恩先生，您说，莱奥叔叔有家人吗？” “有。他母亲在维也纳，父亲死了。” “他难过吗？” “难过。但不说。” “为什么不说？” “因为他觉得，说了也没用。” 保罗沉默了几秒钟。“有用。说了，别人就知道你难过。知道了，就会陪你。” 雅各布伸出手，帮他掖了掖被子。“你懂的真多。” “不是懂。是觉得。” “觉得就够了。” 保罗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他的呼吸很轻，很均匀，像一个普通的、八岁的孩子。 雅各布吹灭了煤油灯，坐在黑暗中。 窗外的雨还在下，打在铁架上，叮叮咚咚。 他想起费伦茨。不知道他到了佩斯没有，不知道他女儿对他好不好，不知道他有没有找到人帮他摇风扇。 他想起伊洛娜。不知道她还在不在报社，不知道那篇关于童工的报道发了没有，不知道她有没有找到人陪她喝咖啡。 他想起那个穿皮草的女人。不知道她还在不在找他，不知道她会不会追到的里雅斯特来，不知道她会不会放过他。 他不知道的事太多了。 但他知道，此刻，他坐在一张床上，旁边躺着一个八岁的孩子，窗外是雨和大海。 这就够了。 第十章：冬日的海 1876年12月，的里雅斯特 十二月的的里雅斯特，比维也纳温暖，但海风很硬，吹在脸上像刀子割。炮台的围墙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霜，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些冰霜会化成水珠，沿着石缝往下淌，在墙根汇成一小摊一小摊的水。 保罗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了。他长高了一点，也胖了一点——马蒂奇的克罗地亚菜虽然辣，但很下饭，每顿他都能吃两大碗。他的德语更流利了，偶尔还会蹦出几个克罗地亚语单词，是跟马蒂奇学的。 “Dobar dan（你好），”他每天早上见到马蒂奇都会说。 “Dobar dan, mali（你好，小家伙），”马蒂奇回答。 莱奥教他擦炮。不是真的让他擦那些生锈的大炮，而是给他一块抹布，让他擦那些小的零件——炮闩、扳机、瞄准镜。保罗擦得很认真，每一件都擦得锃亮，比莱奥擦得还干净。 “你以后可以当炮兵。”莱奥说。 “不当。我要做飞机。” “做飞机也要擦零件。飞机的零件也要擦。” 保罗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于是继续擦。 雅各布在炮台附近找到了一家咖啡馆——不是打工，是合作。咖啡馆的老板是一个意大利人，叫马尔科，做的咖啡比雅各布的好喝一百倍。但他不会做奥地利式的糕点，雅各布会。雅各布用从维也纳带来的配方，教马尔科做萨赫蛋糕和林茨派，马尔科给他分成。 “你终于做了一件有用的事。”莱奥说。 “我一直有用。只是你不知道。” “你的咖啡难喝，算什么有用？” “难喝也是一种特色。有人就喜欢难喝的。” 莱奥摇了摇头，不跟他争了。 十二月十五日，伊洛娜从维也纳寄来一个包裹。 包裹不大，用牛皮纸包着，外面缠了好几层麻绳。保罗拆开的时候，手都在抖——他已经很久没有收到过包裹了。 里面是一条围巾，灰色的，手工织的，针脚不太整齐，有些地方松有些地方紧。还有一封信： “保罗： 听莱奥说，你长高了。围巾是我自己织的，不好看，但暖和。 的里雅斯特靠海，冬天风大，出门要戴围巾。 下次我去看你，给你带一本关于飞机的书。 伊洛娜姐姐” 保罗把围巾围在脖子上，在房间里转了几圈。围巾很长，绕了两圈还有余，拖在胸前像一条灰色的蛇。 “好看吗？”他问雅各布。 “好看。” “真的？” “真的。比你的电动机好看。” 保罗笑了。他把围巾取下来，叠好，放在枕头下面。 “你怎么不戴？”雅各布问。 “舍不得。等伊洛娜姐姐来了再戴。” 雅各布摸了摸他的头，没有说话。 圣诞前夜，炮台搞了一个小小的庆祝。 马蒂奇烤了一只羊——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他说是“从克罗地亚人那里买的”。羊肉用大蒜、迷迭香和橄榄油腌了一整天，烤的时候满院子都是香味，连海鸥都飞过来蹲在围墙上等着掉肉渣。 施密特从仓库里偷了一瓶红酒——不是偷，是“借”。他说等发了工资就还钱。马蒂奇说，不用还，喝都喝了，还什么。施密特说，那不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马蒂奇说，你非要还，就还我两瓶。施密特说，好。 莱奥没有喝酒。他坐在围墙上，面朝大海，手里端着一杯热茶。月光洒在海面上，银白色的，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雅各布端着一盘羊肉，走过去，坐在他旁边。 “不吃？” “不饿。” “想什么？” “想伊洛娜。” “想她就给她写信。” “写了。但信太慢。等到她那里，圣诞节都过了。” “那你就打电话。” “电话还没拉到的里雅斯特。” “那就等。” 莱奥沉默了。他看着海面，看着月光下那些隐隐约约的波浪。 “雅各布，”他说，“你说，两个人分开太久，会不会就忘了？” “忘什么？” “忘对方长什么样。忘对方的声音。” “不会。声音忘了，字还记得。字忘了，味道还记得。” “味道？” “对。她用的墨水、她抽的烟、她吃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味道。忘不了。” 莱奥低下头，闻了闻自己身上。只有海水的咸味和炮管的铁锈味。 “我身上是什么味道？”他问。 “咸鱼味。” “那伊洛娜呢？” “她身上是墨水和报纸的味道。” 莱奥笑了。“你鼻子真灵。” “开咖啡馆的人，鼻子不灵，怎么知道豆子新不新鲜？” 他们坐在围墙上，吃羊肉，看月光，听海浪。 远处教堂的钟声敲了十二下。 圣诞快乐，的里雅斯特。 维也纳，伊洛娜的公寓。 伊洛娜一个人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堆稿纸。她在写一篇关于“圣诞夜”的报道——不是新闻，是散文。她写维也纳的圣诞夜，写街上卖栗子的小贩，写教堂里唱诗班的歌声，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蜷缩在门洞里，写那些有钱人家的窗户里透出的暖黄色的光。 她写道： “圣诞夜，据说上帝的儿子诞生了。他诞生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 两千年后，还是没有地方。” 她写完最后一句，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窗外的雪在飘。很小，很轻，像有人在天空上撕碎了一本很薄的书。 电话响了。 她愣了一下——这么晚了，谁会打电话来？ 她拿起听筒。 “喂？” “伊洛娜，是我。” 是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 “卡尔？这么晚了，什么事？” “没什么事。就是想说，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你一个人？” “一个人。” “不孤单吗？” “有一点。” 卡尔沉默了几秒钟。“我去接你。请你吃晚饭。” “不用了。我吃过了。” “你骗人。你还没吃。你的桌上只有稿纸和茶。” 伊洛娜看了看自己的书桌。确实只有稿纸和茶。她不知道卡尔怎么知道的，也许他猜的。 “好吧，”她说，“你来接我。” 卡尔笑了。“十分钟。” 他挂了电话。伊洛娜站起来，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对着镜子看了看。头发有些乱，眼睛下面有黑眼圈，但整体还行。 她走出公寓，站在门口等。 雪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手背上。 冷，但很干净。 卡尔的车来了。他亲自开车，没有带司机。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围巾是红色的，很鲜艳。 “上车。” 伊洛娜上了车。车里有暖气，很暖和。 “去哪？” “一家新开的餐厅。在第八区。匈牙利菜。” “你怎么总带我去匈牙利餐厅？” “因为你喜欢。” 伊洛娜看着他。卡尔的脸在路灯的光影中忽明忽暗，像一幅没有画完的油画。 “卡尔，”她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你是唯一一个不把我当王子的人。” “我不是不把你当王子。我是不在乎你是不是王子。” “那就对了。不在乎的人，最珍贵。” 他们没有再说话。车在雪中缓缓行驶，碾过新落的雪，发出沙沙的声音。 的里雅斯特，炮台。 圣诞夜过去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保罗醒来的时候，发现枕头旁边放着一个纸包。他打开，里面是一本旧书——《飞行的原理》，作者是一个叫“奥托·李林塔尔”的德国人。 “这是谁放的？”他问雅各布。 “莱奥。他昨天晚上放在你枕边的。” “他从哪弄来的？” “从旧书店淘的。他跑遍了整个的里雅斯特，才找到一本。” 保罗把书抱在怀里，走出房间。莱奥正站在围墙上，面朝大海，手里端着一杯茶。 “莱奥叔叔！” 莱奥转过身。“醒了？” “这本书是给我的？” “嗯。” “谢谢您！” “不用谢。看完给我讲讲。我也想学。” 保罗翻开书，看着那些复杂的图纸和公式，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 “莱奥叔叔，”他说，“我以后要做一架飞机，带您飞上天。” “好。我等着。” “不是等。是坐。您坐在我旁边。” 莱奥笑了。“好。我坐着。你开。” 保罗把书贴在胸口，仰着头，看着天空。 天空很蓝。没有云。几只海鸥在远处盘旋，像几个小小的、黑色的十字架。 他想，总有一天，他会飞得比海鸥还高。 比云还高。 比一切都高。 第十一章：新年之夜 1877年1月1日，的里雅斯特 新年夜的炮台，没有烟花。 不是因为帝国买不起烟花——帝国再穷，放几发烟花还是放得起的。而是因为马蒂奇说，烟花的声音太像炮声，容易引起恐慌。万一海上的意大利军舰以为开战了，回敬几发炮弹，那这个新年就过得太热闹了。 所以他们在营房里喝rakija、吃烤羊肉、听马蒂奇讲海盗的故事。马蒂奇的故事翻来覆去就那几个，但每次讲都有新细节——上次说海盗有六根手指，这次说有七根。施密特说，下次是不是要长到八根？马蒂奇说，也许。海盗的手指跟他的故事一样，越长越多。 保罗喝了一杯rakija——不是故意的，他以为是水。一口下去，脸涨得通红，眼泪直流，咳嗽了半天。雅各布赶紧给他倒了一杯水，马蒂奇在旁边哈哈大笑。 “小孩子不能喝这个。”马蒂奇说。 “您怎么不早说？”雅各布瞪他。 “他自己拿的。我没让他拿。” 保罗咳完了，擦了擦眼泪，看着那杯rakija，眼神复杂。“不好喝。” “当然不好喝。好喝的就不叫酒了。”马蒂奇端起自己的杯子，一饮而尽。 莱奥没有喝。他坐在角落里，手里端着一杯茶，看着大家笑。他的嘴角微微上扬，但眼睛没有笑——那双灰蓝色的眼睛看着远处，像是在看一个只有他才能看到的东西。 “莱奥叔叔，您在想什么？”保罗走过去。 “在想一个人。” “伊洛娜姐姐？” 莱奥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您每次想她的时候，眼睛就不笑。” 莱奥摸了摸保罗的头。“你观察力很强。” “做飞机的人，观察力都要强。不然会掉下来。” 莱奥笑了。这次眼睛也笑了。 同一天，维也纳。 伊洛娜没有参加任何新年舞会。她拒绝了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的邀请，拒绝了报社同事的聚会邀请，拒绝了所有需要穿礼服、假笑、说“新年快乐”的场合。 她一个人待在公寓里，面前摊着一堆稿纸，写贝尔塔的回忆录的最后几章。她写得很快，几乎没有停顿。贝尔塔的声音在她脑子里回响，像一台老旧的留声机，针头有些钝，声音有些沙哑，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我这一生，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没有房子，没有存款。但我有一支笔，和一颗不肯妥协的心。” 伊洛娜写下这句话，然后停下来，看着窗外的雪。 雪在路灯下泛着淡淡的橘黄色，像一层薄薄的糖霜。 电话响了。 她拿起听筒。 “喂？” “伊洛娜，是我。”卡尔的声音有些沙哑，像是喝了酒。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你在做什么？” “写东西。” “不冷吗？” “有暖气。” “一个人？” “一个人。” 卡尔沉默了几秒钟。“我在你家楼下。” 伊洛娜走到窗边，拉开窗帘。楼下停着一辆黑色马车，卡尔站在马车旁边，仰着头，看着她的窗户。他没有穿大衣，只穿了一件深色的西装，围巾在风中飘着。 “你怎么不穿大衣？”伊洛娜对着电话说。 “忘了。” “你会冻病的。” “那你让我上去。” 伊洛娜犹豫了一下。“上来吧。” 她挂了电话，走到门口，打开门。楼道里很暗，只有楼梯拐角处有一盏煤气灯，发出昏黄的光。 卡尔爬上三楼，气喘吁吁。他的脸被冻得发红，鼻子尖红红的，像一个小丑。 “你看起来像个雪人。”伊洛娜说。 “你看起来像个作家。” “我就是作家。” “我知道。” 她让他进来。卡尔站在客厅中间，四处看了看——书架上堆满了书和报纸，桌上摊着稿纸和笔，地上散落着几本杂志。厨房里只有一只锅、两个碗、三双筷子。 “你住得真简单。”他说。 “简单好。简单不用收拾。” 卡尔坐到沙发上，搓了搓手。伊洛娜给他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 “你为什么不去舞会？”她问。 “不想去。那些人太假了。” “你不也是那些人之一？” 卡尔看着她。“我不是。我只是穿着那些人的衣服。” 伊洛娜坐到他对面，端起自己的茶杯。 “卡尔，”她说，“你为什么总是来找我？” “因为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什么？” “喜欢你不假笑。” 伊洛娜愣了一下。这个词——莱奥也用过。“不假笑”。原来他们两个是一类人。 “你认识莱奥吗？”她忽然问。 “谁？” “莱奥·冯·海登莱希。一个军官。在的里雅斯特。” 卡尔想了想。“不认识。但听说过。海军司令部的报告里提过他——擅自搬弹药，被口头警告。” 伊洛娜笑了。“他就是这样的人。” “你喜欢他？” 伊洛娜没有回答。她低下头，看着茶杯里的茶。 “卡尔，”她说，“我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知道。” “什么？” “不知道就是知道。只是不想承认。” 伊洛娜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嫉妒，没有失落，只有一种安静的、理解的、近乎温柔的东西。 “卡尔，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奇怪的人才会喜欢奇怪的人。” 他们喝了茶，聊了很久。聊报纸、聊电话、聊那个穿皮草的女人、聊雅各布和保罗。卡尔说，那个穿皮草的女人——伊尔莎·冯·霍夫曼——已经离开了布拉格，不知道去了哪里。但警察在跟踪她，只要她一露面，就会被抓。 “那雅各布可以回来了？”伊洛娜问。 “再等等。等她彻底消失了再说。” 伊洛娜点了点头。她看着卡尔的脸，那张脸上的线条比一年前硬了一些，眼角的细纹也多了几道。 “卡尔，你老了。” “每个人都老。只是有人老得快，有人老得慢。” “你属于哪种？” “老得快的那种。操心多。” 伊洛娜伸出手，碰了碰他的手背。“别操心了。活着不是为了操心。” “那是为了什么？” “为了……”她想了想，“为了找到一个人，让你觉得操心也值得。” 卡尔看着她，笑了。“你找到了？” “也许。” 的里雅斯特，炮台。 保罗在午夜钟声敲响的时候醒了。不是被钟声吵醒的——炮台离教堂很远，听不到钟声。他是被自己的梦惊醒的。 梦里，他坐在一架飞机上，飞得很高很高，高到下面的海变成了一小块蓝色的布。飞机没有翅膀，只有一个圆形的、巨大的螺旋桨，像一朵倒着长的花。他往下看，看见雅各布站在炮台的围墙上，朝他挥手。他想喊“科恩先生”，但风太大了，声音被吹散了。 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被窝里。窗外有月光，银白色的，落在书桌上，落在那本《飞行的原理》上。 他爬起来，走到书桌前，翻开那本书。月光照在书页上，那些图纸和公式变得模糊不清，像一幅被水泡过的水墨画。 他拿起笔，在空白处画了一个东西——不是飞机，而是一个圆形的、带翅膀的、像鸟又不是鸟的东西。他在下面写了一行字：“总有一天。” 然后他合上书，回到床上，继续睡。 这一次，他没有做梦。 莱奥在凌晨两点走出营房，站在围墙上，看着海面。 海很平静。月光把海面染成了银白色，像一大块铺开的丝绸。远处的灯塔一闪一闪，像一个在黑暗中眨眼睛的巨人。 他拿出纸和笔，借着月光，开始写信。不是写给伊洛娜的——写给她的信要等天亮再写，字要写得工整一些。这封信是写给自己的。 “莱奥： 你今年二十二岁。在炮台待了快四年了。海看了四年，炮擦了四年，信写了四年。四年里，你学会了克罗地亚语，修好了一门炮，交了两个朋友，领养了一个孩子（不是你的，但也是你的）。 你还学会了等。 等信，等人，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未来。 你怕吗？怕。但怕也没用。 那就继续等。 等到了，就是赚了。 等不到，也没亏。” 他写完，把纸折好，放进口袋。 然后他对着海面说：“新年快乐，伊洛娜。” 海没有回答。 但他觉得，她听到了。 维也纳，伊洛娜的公寓。 卡尔在凌晨三点离开了。他走的时候，雪已经停了，天空开始放晴，几颗星星在云缝中闪烁。 “晚安。”卡尔站在门口。 “早安。” “对，早安。” 他转身下了楼。伊洛娜站在门口，听着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然后关上门。 她走回书桌前，坐下来，拿起笔。 在贝尔塔的回忆录的最后一张稿纸上，她写下最后一段话： “贝尔塔·冯·苏特纳，1835-1875。记者，主编，一个女人。她的一生很短，但她写的字很长。长到可以跨越时间，长到可以让没见过她的人，也记得她。” 她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窗外，天快亮了。 新年的第一个早晨，快要来了。 她不知道这一年会发生什么。 但她知道，她会继续写。 写到手断，写到笔秃，写到没有人愿意读。 她还是会写。 第十二章：春寒 1877年1月，的里雅斯特 新年过后的第一周，的里雅斯特迎来了这个冬天最冷的日子。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港口的水面上结了一层薄冰，渔船被困在码头里出不去。海风从东边吹来，带着阿尔卑斯山的寒气，穿透军大衣，穿透毛衣，直达骨头。 保罗裹着伊洛娜织的那条灰色围巾，坐在书桌前，哈着白气读那本《飞行的原理》。煤油灯的火苗在风中摇晃，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像一个正在生长的怪物。 “冷就上床躺着看。”雅各布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热汤。 “躺着看不进去。坐着才能专心。” 雅各布把汤放在桌上，摸了摸保罗的手。手很凉，但还不至于冻僵。 “明天我去找马尔科，问他能不能从厨房接一根管子过来，在你这放一个暖气片。” “暖气片要烧煤。煤要钱。” “我知道。但你不能冻着。” 保罗抬起头，看着雅各布。“科恩先生，您对自己好一点。您也冷。” “我不冷。我皮厚。” “您撒谎。” 雅各布没有反驳。他坐到床边，看着保罗喝汤。汤是土豆浓汤，加了培根碎和一点奶油，是马尔科教他做的。保罗喝得很慢，每一口都在嘴里含一会儿才咽下去，像是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 “好喝。” “这次是真的？” “真的。马尔科的配方比您的好。” 雅各布笑了。“那当然。他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天生会做吃的。” 保罗喝完汤，把碗放在一边，继续看书。雅各布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海。海面上有一层薄薄的雾气，把远处的灯塔遮得若隐若现。几只海鸥蹲在炮管上，缩着脖子，像几个怕冷的老头。 “科恩先生，”保罗忽然说，“您说，伊洛娜姐姐什么时候来看我们？” “不知道。也许春天。” “春天什么时候来？” “还有两个月。” “两个月很久。” “不久。眨眨眼就过去了。” 保罗眨了眨眼。“没过去。” “再眨几下。” 保罗又眨了几下。“还是没过去。” 雅各布笑了。“那就是还没到时候。到了自然就过去了。” 保罗低下头，继续看书。他的眉头微微皱着，嘴唇在动，像是在默念那些复杂的公式。 雅各布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孩子也许真的能飞起来。不是因为他聪明，而是因为他有耐心。有耐心的人，能把时间等成朋友。 维也纳，一月中旬。 伊洛娜收到了一封来自的里雅斯特的信。不是莱奥写的——莱奥的字她认得，工整但僵硬，像小学生临摹字帖。这封信的字迹潦草，有些地方甚至看不清。 她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写着： “伊洛娜姐姐： 新年快乐。围巾很暖和，我每天都戴。莱奥叔叔说好看。马蒂奇军士长说，灰色配我的眼睛。 我在读一本关于飞行的书。书上说，鸟能飞是因为翅膀的形状。人没有翅膀，但人可以造翅膀。我要造一架能飞的机器，带您上天。 您什么时候来看我们？科恩先生说春天。春天什么时候来？ 保罗” 伊洛娜读完信，笑了。她把信折好，放在桌上，然后拿出纸和笔，开始写回信。 “保罗： 春天在三月。三月还有两个月。两个月不长，你眨眨眼就过去了。 我争取三月去看你们。到时候你给我看你做的电动机，我带你去看海。 伊洛娜姐姐” 她把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走到街角的邮筒前。信掉进邮筒的时候，发出“咚”的一声。她忽然想起雅各布说过，信掉进邮筒的声音，像一颗石子扔进了湖里。 她希望这颗石子，能一直漂到的里雅斯特。 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在一月下旬再次邀请伊洛娜吃饭。 这次不是匈牙利餐厅，而是一家开在多瑙河边的法国餐厅，据说厨师是从巴黎请来的，做蜗牛和鹅肝很拿手。伊洛娜没有吃过蜗牛，她觉得自己也不会喜欢——一个黏糊糊的、住在壳里的东西，怎么想都不像食物。 但卡尔说：“你总得试试。不试怎么知道不喜欢？” 她去了。 餐厅很安静，只有几张桌子，每张桌上都点着蜡烛。卡尔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像一个正准备参加重要会议的外交官。伊洛娜穿了一件黑色的连衣裙——不是新的，但很干净。 “你今天很好看。”卡尔说。 “你今天很正式。” “因为你值得我正式。” 伊洛娜低下头，看着菜单。菜单是法文的，她一个字也看不懂。 “你帮我点。”她说。 卡尔点了蜗牛、鹅肝、牛排和一瓶红酒。蜗牛上来的时候，伊洛娜看着那些小壳，有些犹豫。 “怎么吃？”她问。 “用这个。”卡尔拿起一把小叉子，把蜗牛肉从壳里挑出来，放在一小块面包上，递给她。 伊洛娜接过去，咬了一口。味道很怪，但也不难吃——蒜香和黄油的味道盖住了大部分蜗牛味。 “怎么样？”卡尔问。 “还行。” “还行就是不喜欢。” “不是不喜欢。是不知道喜不喜欢。第一次吃的东西，要多试几次才知道。” 卡尔笑了。“你做什么事都要试几次？” “对。写文章也是。第一稿总是废的。” “感情呢？” 伊洛娜愣了一下。“感情不是试出来的。” “那是什么？” “是……”她想了想，“是掉进去的。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在里面了。” 卡尔看着她，沉默了几秒钟。“你掉进去了吗？” 伊洛娜没有回答。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红酒。酒很醇厚，在嘴里停留了一会儿才咽下去。 “卡尔，”她说，“我们不说这个。” “好。不说。” 他们吃了牛排，喝了咖啡，聊了报纸、电话和那个穿皮草的女人。卡尔说，伊尔莎·冯·霍夫曼已经逃到了瑞士，奥地利警察正在跟瑞士方面交涉，但瑞士人不愿意交人。 “她不会回来了？”伊洛娜问。 “不一定。瑞士也不是安全的地方。她得罪的人不止一个。” “那雅各布可以回来了？” “再等等。等她彻底消失。” 伊洛娜点了点头。她看着卡尔的脸，那张脸上的线条比一个月前又硬了一些，眼角的细纹也多了一道。 “卡尔，你瘦了。” “工作忙。” “少操点心。” “操心不是我能控制的。” 伊洛娜伸出手，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那就学着控制。” 卡尔看着她的手，笑了。“你像个老师。” “我就是老师。教你怎么活。” “那你教。我学。” 的里雅斯特，炮台。 一月底，莱奥接到了一个命令：去维也纳参加一个为期两周的炮兵培训。培训的内容是“新式后装炮的操作与维护”——帝国终于决定换掉那些生锈的老炮了，但只换一小部分，先培训一批军官，然后再逐步推广。 “你要去维也纳？”施密特看着命令，“那你可以见到伊洛娜了。” “也许。” “什么也许？你一定要去见她。” 莱奥没有说话。他把命令折好，放进口袋。 “施密特，”他说，“你说，我见到她，该说什么？” “说什么？说‘我想你’。” “说不出口。” “那就说‘你好’。” “太普通了。” “那就说‘今天的天气真好啊’。” 莱奥瞪了他一眼。施密特笑了。 “莱奥，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不会说话。不会说就别说了。你站在那里，她就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的眼睛不瞎。” 莱奥沉默了。他想起伊洛娜在火车站离开时的样子——她站在月台上，没有挥手，没有喊话，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种在水泥里的树。 也许施密特说得对。他不需要说话。他只需要站在那里。 她看得见。 二月初，莱奥坐火车去了维也纳。 他穿了一件便装——深灰色的大衣，黑色的靴子，没有戴军帽。他不想让人认出他是军人，不是因为他觉得丢脸，而是因为他想让伊洛娜看到的，不是一个“海岸炮兵少尉”，而是一个普通人。 火车在傍晚抵达维也纳。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雪在灯光下闪着细碎的光。他走出车站，叫了一辆马车，去了伊洛娜的公寓。 他站在楼下，仰着头，看着那扇窗户。窗户里亮着灯，橘黄色的，很温暖。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走上楼梯，敲了敲门。 门开了。 伊洛娜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旧毛衣，头发随便扎着，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她看见莱奥，愣住了。 “你怎么来了？” “培训。炮兵培训。” “培训多久？” “两周。” “那你……” “我来看看你。” 伊洛娜的眼眶红了。她侧过身，让莱奥进来。 “进来吧。外面冷。” 莱奥走进公寓，站在客厅中间，四处看了看。书架上堆满了书和报纸，桌上摊着稿纸和笔，地上散落着几本杂志。厨房里只有一只锅、两个碗、三双筷子。 “你住得真简单。”他说。 “简单好。简单不用收拾。” 莱奥笑了。“雅各布也这么说。” “他学我的。” “也许。” 他们坐在沙发上，中间隔着一个枕头的距离。伊洛娜给他倒了一杯茶，递给他。 “你吃饭了吗？”她问。 “没有。” “我给你做。只有面条和鸡蛋。” “够了。” 伊洛娜走进厨房，烧水，下面，打鸡蛋。她的动作很熟练，像是做了很多次。莱奥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激动，不是期待，而是一种说不清的、暖暖的、让人想哭又想笑的东西。 “伊洛娜，”他说，“你瘦了。” “工作忙。” “少写点。” “不写不行。不写就不知道自己活着。” 莱奥沉默了。他想起自己——如果不擦炮，不站岗，不看海，他也不知道自己活着。 “我也是。”他说。 “你也是什么？” “不擦炮就不知道自己活着。” 伊洛娜笑了。她把面捞出来，盛在碗里，端到桌上。 “吃吧。” 莱奥坐下来，拿起筷子，吃了一口。面条有些软了，鸡蛋有些老了，但味道很好——不是因为好吃，而是因为是她做的。 “好吃。”他说。 “你在撒谎。” “真的。” “你的表情出卖了你。” 莱奥没有反驳。他继续吃，把碗里的面条和鸡蛋吃得干干净净。 伊洛娜看着他，笑了。 “莱奥，”她说，“你还是不会说话。” “我知道。” “但没关系。” “什么没关系？” “不会说话没关系。你会吃。会吃就够了。” 莱奥看着她，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月光，不是灯光，而是另一种光。说不清是什么光，但很亮。 第十三章：培训 1877年2月，维也纳 炮兵培训的地点在维也纳新城的一座军营里，离军事学院不远。莱奥每天早晨六点起床，七点上课，下午五点结束，晚上复习笔记。培训的内容比他想象的要难——新式后装炮的弹道计算比旧炮复杂得多，涉及空气阻力、地球自转、温度湿度等一系列变量。 “以前打炮靠经验，现在靠数学。”教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少校，秃顶，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说话像在念课本。 莱奥的数学不好。在军事学院的时候，他的数学成绩勉强及格。现在面对那些复杂的公式，他的脑子像一台生锈的机器，转得很慢。 但他没有放弃。每天晚上，他坐在营房的床上，点着煤油灯，一遍一遍地演算。纸用了一摞又一摞，铅笔削了一根又一根。 “你不睡觉？”同屋的学员问，一个来自格拉茨的年轻少尉，叫霍夫曼。 “再算一会儿。” “算什么呢？” “弹道。” 霍夫曼凑过来看了一眼，摇了摇头。“这有什么好算的？打仗的时候，谁会给你时间算这些？都是凭感觉。” “凭感觉打不准。” “打不准就再打一炮。反正炮多。” 莱奥没有反驳。他继续算。 培训的第五天，他收到了伊洛娜的一封信。信是寄到军营的，信封上贴着一枚蓝色的邮票，邮戳很清晰。 “莱奥： 听说你在学新炮。学得怎么样？难吗？ 我最近在写一篇关于医院的文章。维也纳的医院太少了，病人住不进去，有的在走廊里躺好几天。 你知道吗，贝尔塔以前说过，‘这个帝国最大的病，不是没有药，而是没有医生’。 我现在觉得，她说得对。 伊洛娜” 莱奥读完信，把信折好，放进口袋。他拿出纸和笔，写回信： “伊洛娜： 新炮很难。数学很多。我算得很慢。 但我会算出来的。 你说帝国没有医生。我觉得，帝国也没有老师。什么事都要自己学。 莱奥” 他把信寄出去，然后继续算弹道。 培训期间，莱奥每个周末都去看伊洛娜。 周六下午培训结束后，他坐火车从维也纳新城到维也纳市区，车程四十分钟。然后步行到伊洛娜的公寓，大约二十分钟。他走得很慢，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想在路上想清楚——见到她该说什么。 但每次见面，他都说不出来。不是忘了，而是那些话到了嘴边就消失了，像雪花落在手心里，还没来得及看清就化了。 伊洛娜不催他。她给他做面条、煮咖啡、泡茶。然后他们坐在沙发上，聊天——其实是伊洛娜说，莱奥听。她说报社的事，说韦伯的胆小，说那些匿名威胁信，说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请她吃的蜗牛。 “蜗牛好吃吗？”莱奥问。 “还行。但不如面条。” 莱奥笑了。“你什么都说不如面条。” “因为面条是我做的。自己做的，最好吃。” 莱奥看着她，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月光，不是灯光，而是另一种光。说不清是什么光，但很暖。 “伊洛娜，”他说，“你以后想做什么？” “继续写。写到我写不动为止。” “写不动了呢？” “那就躺在椅子上，让别人读给我听。” “谁读？” “你读。” 莱奥愣了一下。“我读？我读书不好。会结巴。” “结巴也没关系。你的声音好听。” 莱奥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上有很多茧子——擦炮磨的，握枪磨的，写信磨的。 “好，”他说，“我读。” 培训的第十天，莱奥接到了一个电话。 不是伊洛娜打来的，是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的秘书打来的。秘书说，男爵想见他，请他周六下午去一趟男爵的住所。 男爵住在维也纳第一区的一栋老房子里，离霍夫堡宫不远。莱奥按响门铃，一个老管家开了门，带他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进一间书房。 书房不大，但很高，四面墙上全是书，从地板一直摞到天花板。男爵坐在一张宽大的扶手椅里，腿上盖着一条毛毯。他比去年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但眼睛还是亮的。 “莱奥，过来坐。”男爵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莱奥坐下。 “培训学得怎么样？” “很难。数学多。” “数学可以慢慢学。帝国的炮等不了。”男爵咳嗽了几声，“你知道吗，这次换炮，只换了不到十分之一。大部分部队还是用老炮。” “为什么？” “因为没钱。也因为上面的人觉得，反正打不起来。” “万一打起来呢？” “万一打起来，就用老炮打。老炮也能打死人。” 莱奥沉默了。他看着男爵的脸，那张脸上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悲伤，而是一种疲惫的、认命的、近乎绝望的平静。 “男爵阁下，”莱奥说，“您叫我来，不只是为了问培训的事吧？” 男爵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 “你是个聪明人。”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放在桌上。“这是我收到的。你看看。” 莱奥拿起信，展开。信是用打字机打的，没有署名： “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 您保护的那个犹太人，雅各布·科恩，现在在的里雅斯特炮台。我们知道他在那里。 我们会找到他的。 ——D.N.B.” “D.N.B.是什么？”莱奥问。 “德意志民族联盟。”男爵说，“就是那个穿皮草的女人背后的组织。” 莱奥的手握紧了信纸。“他们追到的里雅斯特了？” “还没有。但快了。” “那怎么办？” “怎么办？”男爵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我已经老了，打不动了。你能做的，就是保护好他。你的炮虽然旧，但至少能打响。” 莱奥站起来。“我会的。” “坐下。还没说完。” 莱奥坐下。 男爵从抽屉里拿出另一封信，递给他。“这是给你的。” 莱奥拆开信。里面是一张支票，金额不小——足够一个普通人生活好几年。 “这是什么？” “你父亲的遗产。他一直存着，没花。他死后，这笔钱被冻结了。我花了几年时间，才把它解冻。” 莱奥看着那张支票，手在发抖。“我父亲……留了这么多钱？” “他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本来想给你当学费。后来你进了军事学院，学费免了，他就没动。” “那为什么现在才给我？” “因为以前给你，你年轻，会乱花。现在你大了，知道怎么用。” 莱奥把支票折好，放进口袋。“谢谢您，男爵。” “不用谢我。谢你父亲。” 莱奥站起来，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转过身。 “男爵阁下，您说帝国还能撑多久？” 男爵看着他，沉默了很久。 “比你想象的长。比我想要的短。” 莱奥没有追问。他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走出那栋老房子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路灯还没亮，街道上一片昏暗。他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然后走向火车站。 他要去见伊洛娜。 伊洛娜的公寓，周六晚上。 莱奥把支票的事告诉了她。伊洛娜听完，沉默了很久。 “你打算怎么用这笔钱？”她问。 “不知道。也许存着。” “不打算做点什么？” “做什么？” “比如，买一套房子。开一家店。或者……”她顿了顿，“娶一个老婆。” 莱奥看着她。“你有推荐的人选吗？” 伊洛娜的脸红了。“没有。” “那就不娶。” “你不打算结婚？” “打算。但不知道跟谁。” 伊洛娜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莱奥，你有时候真的很笨。” “我知道。” “你不知道。你比你以为的笨多了。” 莱奥没有说话。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伊洛娜的侧脸。她的脸在灯光下很柔和，像一幅被水洗过的油画。 “伊洛娜，”他说，“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 “我……” 他说不出口。那些话到了嘴边就消失了，像雪花落在手心里。 “你什么？” “我……想喝咖啡。” 伊洛娜笑了。她站起来，走进厨房，煮了一壶咖啡。咖啡是雅各布寄来的——他从的里雅斯特的马尔科那里买了一些好豆子，磨成粉，寄给伊洛娜。 “这是好咖啡。不苦。”伊洛娜端着一杯咖啡走过来。 莱奥接过去，喝了一口。确实不苦。有果香，有酸味，还有一点甜。 “好喝。”他说。 “雅各布终于学会煮好咖啡了。” “不是他煮的。是他买的。” “那也算他的功劳。” 莱奥点了点头。他端着咖啡杯，看着窗外的夜空。几颗星星在云缝中闪烁，很亮，很远。 “伊洛娜，”他说，“培训下周结束。” “我知道。” “我回的了里雅斯特之后，你会来看我们吗？” “会。三月。我答应过保罗。” “那我等你。” “好。” 他们没有再说话。窗外的风轻轻吹着，吹动了窗帘，吹动了桌上的稿纸。 莱奥喝完咖啡，站起来。 “我该走了。明天还有课。” “我送你。” “不用。外面冷。” 伊洛娜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处。 她关上门，走回书桌前，坐下来。 她拿起笔，在稿纸上写下一行字： “今天，他说他想喝咖啡。其实他想说的是另一句话。 但没关系。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她放下笔，笑了。 第十四章：归途 1877年2月，维也纳—的里雅斯特 培训的最后一天，莱奥收到了一张结业证书。证书上写着：“莱奥·冯·海登莱希少尉，完成新式后装炮培训，成绩合格。”盖着红章，签着教官的名字。他把证书折好，放进口袋，没有给别人看。不是谦虚，而是他觉得，成绩合格没什么值得炫耀的——合格是最低标准，及格而已。 霍夫曼请他喝了一杯酒。他们在军营附近的一家小酒馆里坐着，桌上放着一瓶当地酿的白葡萄酒，味道寡淡，像掺了水的果汁。 “你回去之后，还守炮台？”霍夫曼问。 “嗯。” “不打算调到更好的地方？” “炮台挺好的。有海。” 霍夫曼摇了摇头。“你这个人，太安分了。年轻人要有野心。” “野心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 “野心可以让你升官。” “升官了，还是要守炮台。只不过从守六门变成守十二门。” 霍夫曼笑了。“你说话真有意思。” “不是有意思。是现实。” 他们喝完酒，走出酒馆。天已经黑了，月亮被云遮住了，街道上一片昏暗。莱奥看了看表，还有半小时火车就要开了。 “我走了。”他伸出手。 霍夫曼握了握。“保重。” “保重。” 莱奥转身走向火车站。他的脚步比来的时候快了一些，不是因为着急，而是因为的里雅斯特在等他。 火车在半夜经过格拉茨。莱奥靠在窗边，看着窗外黑漆漆的田野，偶尔有一盏灯在远处闪过，像一颗落在地上的星星。 车厢里人很少。对面坐着一个老妇人，怀里抱着一只猫，正在打盹。斜对面坐着一个年轻士兵，穿着跟莱奥一样的军大衣，歪着脑袋，嘴角流着口水。 莱奥睡不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伊洛娜写给他的信，借着车厢里昏暗的灯光，又读了一遍。信很短，他已经读过很多遍了，每一个字都记得： “莱奥： 培训快结束了吧？学得怎么样？ 我三月去看你们。答应保罗的事，不能反悔。 你回来的时候，路过维也纳，可以来看我。如果不路过，就算了。 伊洛娜” 他当然会路过维也纳。但他没有告诉她。他想给她一个惊喜——不是惊喜，是突然出现。也许她不喜欢突然出现，但他想看看她看到他时的表情。 火车在凌晨四点到达维也纳。他下了车，站在月台上，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天快亮了，但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在晨雾中散开，像一圈圈模糊的涟漪。 他走出车站，叫了一辆马车，去了伊洛娜的公寓。 站在楼下，他犹豫了一下。太早了，她还在睡觉。他不想吵醒她。但他也不想走。 他坐在楼下的台阶上，等着天亮。 晨风很冷，他把大衣裹紧，缩着脖子。街上还没有人，只有几个清洁工在扫雪，扫帚刮在石板路上，发出刺耳的声音。 天终于亮了。路灯熄了，天空从灰色变成了浅蓝色，几朵云被晨光照成了粉红色。 他站起来，走上楼梯，敲了敲门。 没有人应。 他又敲了敲。 门开了。伊洛娜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旧睡袍，头发乱糟糟的，眼睛半睁半闭。 “莱奥？你怎么这么早？” “路过。” “路过？你不是回的了里雅斯特吗？” “顺路。” 伊洛娜看着他，笑了。“你进来吧。我给你煮咖啡。” 他走进去，坐到沙发上。伊洛娜走进厨房，烧水，磨豆。咖啡的香味在房间里弥漫开来，像一层薄薄的、暖和的雾。 “你几点走？”她在厨房里问。 “中午。” “那还能待几个小时。” “嗯。” 伊洛娜端着两杯咖啡走出来，递给他一杯。她坐到他旁边，双手捧着杯子，喝了一口。 “培训怎么样？” “及格了。” “及格就好。及格也是合格。” “嗯。” 他们喝着咖啡，没有怎么说话。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照在地板上，照在书架上，照在伊洛娜的脸上。她的脸在晨光中很柔和，像一幅被水洗过的水彩画。 “莱奥，”她说，“你下次什么时候来维也纳？” “不知道。也许很快，也许很久。” “那你来之前，给我写信。我提前买面条。” “好。” 她笑了。他也笑了。两个人的笑声很轻，像窗外飘落的、最后几片雪花。 中午，莱奥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伊洛娜没有送他到车站。她站在公寓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处，然后关上门，走回书桌前，坐下来，继续写稿。 她写得很慢，因为她一直在想莱奥坐在沙发上的样子。他不说话，不笑，只是坐在那里，像一块安静的石头。但她觉得，那块石头是暖的。 火车上，莱奥拿出纸和笔，写了一封信。不是给伊洛娜的——给她的话已经说完了。这封信是写给保罗的： “保罗： 我回来了。新炮学完了，但炮台还没有新炮。所以还是用旧的。 你那个电动机，我找到了一节更大的电池。军舰上用的，旧的，但还能用。等我回去，我们试试能不能让它转得更快。 莱奥叔叔” 他把信折好，放进口袋。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火车的摇晃像摇篮，他很快就睡着了。 的里雅斯特，炮台。 莱奥回到炮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太阳正在下山，海面被染成了深红色，像一大摊流动的血。保罗站在围墙上，手里拿着那本《飞行的原理》，看见莱奥从马车上下来，立刻跑了过去。 “莱奥叔叔！您回来了！” “回来了。” “学得怎么样？” “及格了。” “及格就好。及格也是合格。” 莱奥笑了。“你跟伊洛娜姐姐说一样的话。” “因为我们都聪明。” 保罗拉着莱奥的手，往营房里走。“我给您看一样东西。” 他带着莱奥走进房间，从书桌上拿起一个东西。不是那个歪歪扭扭的铁皮筒，而是一个新的、更复杂的装置——一个木制的架子，上面固定着一个铜线圈，线圈中间有一根铁轴，轴的一端装着一个用铁皮剪成的螺旋桨。 “这是我做的。用您给我的那节大电池，应该能让螺旋桨转起来。” 莱奥看了看那个装置。木架子是用旧木板钉的，有些歪，但很结实。铜线圈绕得很整齐，比上次那个好多了。螺旋桨的叶片大小不一，但方向是对的。 “你试过吗？”莱奥问。 “没有。等您回来一起试。” 莱奥把那节大电池从包里拿出来，放在桌上。保罗把电池的正负极接到线圈的两端。 “准备好了吗？”保罗问。 “准备好了。” 保罗接通电路。线圈发出嗡嗡的声音，铁轴开始转动，带动螺旋桨。螺旋桨转得很慢，一开始还能看清叶片，后来越来越快，变成了一团模糊的影子。 “转了！真的转了！”保罗的声音在发抖。 “转了。”莱奥说。 “莱奥叔叔，您看到了吗？螺旋桨在转！” “看到了。” “这就是飞机的基本原理！螺旋桨转起来，产生推力，飞机就能飞！” 莱奥看着那个小小的、用铁皮剪成的螺旋桨，觉得它不像能飞的东西。但它确实在转。转得很快，快到他看不清叶片的形状。 “保罗，”他说，“你以后会造出真正的飞机吗？” “会。” “那你的飞机叫什么名字？” 保罗想了想。“叫‘帝国号’。”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因为，”保罗看着窗外的大海，“帝国虽然不好，但它给了我一个家。雅各布、您、施密特叔叔、马蒂奇军士长，都是我的家人。家人在这里，家就在这里。” 莱奥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 “好。就叫‘帝国号’。” 雅各布站在门口，看着莱奥和保罗的背影，没有进去。他不想打扰他们。 他转身走到厨房，开始做晚饭。今天的晚饭是意大利面——马尔科教他的，用番茄、大蒜、橄榄油和罗勒叶做的酱汁，简单但好吃。他煮了一大锅，足够五个人吃。 马蒂奇走进来，闻了闻。“什么味道？” “意大利面。” “意大利人就会做面。” “您不是意大利人。您也吃。” “我吃。我又没说不好吃。” 施密特也走进来，手里拿着一瓶红酒。“从仓库‘借’的。庆祝莱奥回来。” “你又借？”雅各布看着他。 “这次是真的借。发了工资就还。” “你上次也这么说。” “这次是真的。” 马蒂奇笑了。“你别还了。喝都喝了，还什么。” “不行。欠债还钱。” “那你欠我多少了？” 施密特想了想。“三瓶。” “那就还三瓶。” “好。” 晚饭的时候，五个人围坐在长桌旁。保罗坐在雅各布旁边，莱奥坐在保罗对面，施密特坐在莱奥旁边，马蒂奇坐在桌子的一头。桌上的意大利面被吃得干干净净，红酒喝了两瓶，第三瓶开了没喝完。 “莱奥，”施密特放下酒杯，“你在维也纳见到伊洛娜了吗？” 莱奥看了他一眼。“见了。” “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是什么？” “就是没说什么。” 施密特摇了摇头。“你这个人，真的不会说话。” “我知道。” “那你不会说，她怎么知道你喜欢她？” “她不用知道。” “为什么？” “因为，喜欢不是用来说的。是用来做的。” 施密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说得对。喜欢不是用来说的。是用来做的。” 马蒂奇站起来，收拾碗筷。他用一只手把盘子摞在一起，端到水槽边。 “马蒂奇军士长，我来洗。”保罗跑过去。 “不用。你去看书。” “洗完了再看。” 马蒂奇看了他一眼，把一块抹布递给他。保罗接过抹布，开始洗碗。他踮着脚尖，够不到水槽的底部，马蒂奇从后面托着他的腰，让他能够到。 “你长高一点就好了。”马蒂奇说。 “我会长的。” “长多高？” “比您高。” “比我高不难。我才一米七。” “那我就长到一米八。” “一米八太高了。会被门框撞到头。” “那我就低头。” 马蒂奇笑了。他的笑声很短，像几下咳嗽，但很真。 莱奥站在围墙上，面朝大海。月亮很圆，月光洒在海面上，像铺了一层银色的绸缎。远处的灯塔一闪一闪，像一个在黑暗中眨眼睛的巨人。 他掏出那封没写完的信，借着月光，继续写： “伊洛娜： 我回到了的里雅斯特。保罗做了一个新的电动机，螺旋桨能转了。他说他的飞机会叫‘帝国号’。 帝国不好，但他给飞机起了这个名字。因为帝国给了他一个家。 我觉得他说得对。帝国不好，但我们在里面活着，爱着，做着梦。 这就够了。 莱奥” 他把信折好，放进口袋。然后对着海面说：“晚安，伊洛娜。” 海没有回答。 但他觉得，她听到了。 第十五章：三月的约定 1877年3月，维也纳—的里雅斯特 三月，春天终于来了。 维也纳的雪化了，多瑙河的冰层裂开了，树枝上冒出了嫩芽。街上的人不再缩着脖子走路，偶尔有人抬起头，看一眼蓝灰色的天空，然后继续低头赶路。但这一次，他们赶路的方向不再是工厂和车间——而是公园和咖啡馆。天气好的时候，人们愿意在外面多待一会儿，哪怕什么都不做，只是晒晒太阳。 伊洛娜在三月三日收到了保罗的一封信。信很短，字迹比上次工整了一些： “伊洛娜姐姐： 春天来了吗？你说过春天来看我们。三月是春天。你什么时候来？ 我做了新的电动机，螺旋桨转得很快。莱奥叔叔说，再改进一下，也许能产生真正的推力。 我等你。 保罗” 伊洛娜把信读了两遍，然后去找韦伯请假。 “我要去一趟的里雅斯特。”她说。 “几天？” “一周。” “干什么？” “看朋友。” 韦伯看着她，沉默了几秒钟。“你是去看那个军官？” 伊洛娜愣了一下。“您怎么知道？” “你每次提到‘的里雅斯特’的时候，眼睛会亮。不是朋友的那种亮。” 伊洛娜低下头。“好吧。是去看他。” 韦伯笑了。“去吧。一周。回来写一篇关于的里雅斯特的报道。港口、海军、风土人情。别只写那个军官。” “我不会。” “你会。你是记者。记者什么都会写。” 伊洛娜笑了。“谢谢您。” 出发的前一天，伊洛娜去了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的宫殿。 不是他邀请她的，是她自己要去的。她想告诉他，她要去见莱奥了。不是炫耀，不是告别，只是觉得应该说一声。 卡尔在书房里等她。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袖口挽到胳膊肘，手里拿着一本书。他看见伊洛娜，放下书，站起来。 “你要去见他？”卡尔问。 “你怎么知道？” “你脸上写着。” 伊洛娜摸了摸自己的脸。“写着什么？” “写着‘我要去见他了’。” 伊洛娜低下头。“卡尔，我……” “不用解释。”卡尔走过来，站在她面前，“我说过，你喜欢他。我知道。” “你不生气？” “为什么要生气？喜欢一个人，不是罪。” 伊洛娜看着他，那双眼睛里没有嫉妒，没有失落，只有一种安静的、理解的、近乎温柔的东西。 “卡尔，你是个好人。” “我知道。好人没好报。” “谁说的？” “我说的。但没关系。好人不图报。” 伊洛娜伸出手，握了握他的手。“谢谢你，卡尔。” “不客气。去吧。他在等你。” 伊洛娜转身走了。卡尔站在书房里，听着她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然后坐回椅子上，拿起那本书。 书页上的字，他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三月五日，伊洛娜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这一次，她没有带皮箱，只带了一个小包。包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一个笔记本、两支铅笔，还有一本给保罗的书——《机械原理入门》，她在旧书店淘到的，只花了十个克洛伊茨。 火车开出维也纳的时候，她看着窗外的田野。麦子已经长得很高了，在晨风中轻轻摇摆。偶尔有一片树林，树影从车窗上滑过，像一幅快速翻动的画。 她拿出笔记本，开始写贝尔塔要她写的“报道”。不是关于的里雅斯特的，而是关于这次旅行的。她写道： “火车从维也纳出发，一路向南。田野、村庄、树林、河流。帝国的版图在窗外展开，像一个巨大的、沉默的、不肯说话的老人。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你感觉得到，他有很多话想说。” 她写到这里，停下来，看着窗外。 火车正在经过一座桥，桥下是一条窄窄的河流，河水清澈见底。河岸边有几个孩子在钓鱼，其中一个举着鱼竿，朝火车挥手。 伊洛娜也朝他挥了挥手。 孩子看不见她。但她觉得，他感觉得到。 的里雅斯特，炮台。 莱奥在三月六日收到了伊洛娜的电报。只有一行字： “周六下午到。来接我。伊洛娜。” 他把电报读了三遍，然后去找施密特。 “她周六来。” “谁？” “伊洛娜。” 施密特笑了。“你紧张了？” “没有。” “你脸红了。” “没有。” “你有。” 莱奥摸了摸自己的脸。确实有点烫。 “好吧，”施密特说，“我们去接她。炮台交给我和马蒂奇。” “谢谢。” 莱奥走出营房，站在围墙上，面朝大海。海很平静。阳光照在水面上，碎成千万片金色的鳞片。他忽然有些紧张。不是因为怕见到伊洛娜，而是因为怕自己不会说话。 他深吸一口气，对着海面说了一句：“Dobar dan。” 海没有回答。 但他笑了。 周六下午，莱奥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火车晚点了。他站在月台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看着那些提着行李、抱着孩子、牵着狗的旅客，心里想着伊洛娜的脸。他想起她第一次来的时候，站在月台尽头，穿着一件灰色的连衣裙，手里提着一个皮箱。 “莱奥！” 他转过身。伊洛娜站在月台尽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头发被海风吹得有些乱。她朝他走过来，脚步很快，差点被自己的裙子绊倒。 “你来了。”他说。 “我来了。” 他们之间隔着大约十步的距离。没有人向前走。 月台上的人来来往往，拖着行李、抱着孩子、牵着狗。一个卖冰淇淋的小贩推着车从他们中间经过，吆喝声打破了沉默。 “你等了很久吗？”伊洛娜走过去。 “一个小时。” “你不应该来这么早。” “怕火车早到。” “火车从来不会早到。” “万一呢。” 伊洛娜笑了。她伸出手，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背。 “走吧，”她说，“我饿了。保罗在等我。” 莱奥接过她的包。“他在炮台。马蒂奇给他做了克罗地亚菜，很辣。” “他能吃辣吗？” “能。他什么都吃。” 他们走出火车站，上了一辆破旧的马车。马车沿着港口边的石板路行驶，经过一排排仓库和渔船。海鸥在头顶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远处的地平线上，太阳正在往下沉，把整片海面染成了橘红色。 伊洛娜看着那片橘红色的海，屏住呼吸。 “好看吗？”莱奥问。 “好看。” “比维也纳好看？” “比一切都好看。” 炮台门口，保罗站在那里，手里举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欢迎伊洛娜姐姐。”字迹歪歪扭扭，但很清楚。 伊洛娜从马车上下来，看见保罗，眼眶红了。 “你就是保罗？” “是。您是伊洛娜姐姐？” “是。” 保罗把那块牌子放在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电动机，递给伊洛娜。“这是我做的。送给您。” 伊洛娜接过去，看着那个用铜线、磁铁和铁皮筒做成的装置。线圈绕得很整齐，螺旋桨叶片虽然大小不一，但方向是对的。 “它能转吗？”她问。 “能。但要电池。” 莱奥从包里掏出那节大电池，递给保罗。保罗把电池接到电动机上，螺旋桨开始转动。越来越快，变成了一团模糊的影子。 伊洛娜看着那个转动的螺旋桨，眼泪掉了下来。 “保罗，”她说，“你以后会造出真正的飞机吗？” “会。” “那你的飞机叫什么名字？” “叫‘帝国号’。”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因为帝国给了我一个家。雅各布、莱奥叔叔、施密特叔叔、马蒂奇军士长，都是我的家人。家人在这里，家就在这里。” 伊洛娜蹲下来，抱住他。 “你说得对，”她说，“家在这里。” 保罗被她抱着，有些不知所措。他把电动机举高，怕被压坏了。 “伊洛娜姐姐，您哭了。” “没有。海风吹的。” “您在撒谎。” “我没有。” “您有。” 伊洛娜笑了。她松开保罗，站起来，擦掉眼泪。 “好，我撒谎了。我哭了。” “为什么哭？” “因为高兴。高兴也会哭。” 保罗想了想，点了点头。“对。高兴也会哭。我做电动机的时候，它第一次转起来，我也哭了。” “那你比我坚强。你哭的时候，没人看见。” “雅各布看见了。但他没说。” 伊洛娜摸了摸他的头。“雅各布是个好人。” “是的。他是。” 晚饭的时候，马蒂奇做了一大锅炖羊肉。羊肉用大蒜、迷迭香和橄榄油腌了一整天，炖的时候满院子都是香味。施密特从仓库“借”了两瓶红酒——这次是真的借，他说发了工资就还。马蒂奇说，不用还，喝都喝了。施密特说，那不行，欠债还钱。马蒂奇说，你非要还，就还三瓶。施密特说，好。 五个人围坐在长桌旁。保罗坐在伊洛娜旁边，莱奥坐在伊洛娜对面，施密特坐在莱奥旁边，马蒂奇坐在桌子的一头，雅各布坐在马蒂奇对面。 “伊洛娜姐姐，您尝尝这个。”保罗把一块羊肉夹到她碗里。 “谢谢。”伊洛娜咬了一口。羊肉很嫩，很香，但也很辣。她的脸立刻红了，眼泪差点掉下来。 “太辣了？”马蒂奇问。 “有点。” “那就少吃。吃多了会烧心。” 伊洛娜把羊肉切成小块，混在土豆泥里，一口一口地吃。辣味被土豆冲淡了，但还是辣。她没有抱怨——不是不觉得辣，而是不想让马蒂奇觉得她娇气。 “马蒂奇军士长，”她说，“您做的菜很好吃。” “好吃就多吃。” “我会的。” 莱奥看着她，嘴角微微上扬。伊洛娜注意到他在看她，瞪了他一眼。“你看什么？” “看你吃辣。” “我不能吃辣，但我想吃。” “那就吃。没人拦你。” “你拦了。你看我的眼神，像在说‘你不行’。” “我没有。” “你有。” 施密特笑了。“你们两个，吃饭都不安静。” 马蒂奇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安静吃饭没意思。吵吵闹闹才好。” 雅各布没有说话。他坐在那里，看着保罗给伊洛娜夹菜，看着莱奥和伊洛娜拌嘴，看着施密特和马蒂奇碰杯。他觉得，这一刻，炮台像一个家。 不是有屋顶和墙的那种家。 而是有火炉和热汤的那种家。 晚饭后，莱奥和伊洛娜走到围墙上，面朝大海。 月亮很圆，月光洒在海面上，像铺了一层银色的绸缎。远处的灯塔一闪一闪，像一个在黑暗中眨眼睛的巨人。海风很轻，吹在脸上，凉凉的，但很舒服。 “莱奥，”伊洛娜说，“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继续当兵。” “当到什么时候？” “当到不想当为止。” “那什么时候不想当？” 莱奥想了想。“也许永远想当。也许明天就不想。” “你总是这样。没有计划。” “计划没有用。计划赶不上变化。” 伊洛娜叹了口气。“你这个人，太难搞了。” “我知道。” “但我喜欢。” 莱奥看着她，没有说话。他伸出手，轻轻握了握她的手。她的手很凉，但很软，像一块被风吹过的丝绸。 “伊洛娜，”他说，“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 “我……” 他说不出口。那些话到了嘴边就消失了，像雪花落在手心里。 “你什么？” “我……想送你一样东西。”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递给她。 伊洛娜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枚银色的胸针，形状像一只海鸥，翅膀展开，好像正要起飞。 “这是我在的里雅斯特买的。旧货店里的，不贵。但我觉得好看。” 伊洛娜把那枚胸针拿起来，对着月光看了看。海鸥的眼睛是一颗小小的蓝宝石，虽然不大，但很亮。 “莱奥，”她说，“你知道送女人胸针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是……算了。你不知道也好。” 她把胸针别在外套上，然后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 “好看吗？”她问。 “好看。” “比海好看？” “比海好看。” 伊洛娜笑了。她踮起脚尖，在他脸上轻轻亲了一下。 “谢谢你，莱奥。” 莱奥的脸红了。他站在那里，像一个被点了穴的人，一动不动。 “你脸红了。”伊洛娜说。 “没有。” “你有。” “好吧。我有。” 她笑了。他也笑了。两个人的笑声在海风中散开，像一把碎银子洒在空气里。 远处的灯塔一闪一闪，像是在为他们眨眼。 第十六章：海鸥与胸针 1877年3月，的里雅斯特 伊洛娜在的里雅斯特待了五天。 第一天，莱奥带她参观了炮台。她看了那六门生锈的大炮，看了马蒂奇用一只手擦炮管的绝活，看了施密特从仓库“借”来的那堆乱七八糟的物资。她还看了保罗的书桌——桌上摊着《飞行的原理》《电学初步》《机械原理入门》，还有那个用铜线和磁铁做成的电动机。 “你每天都坐在这里看书？”她问保罗。 “嗯。除了吃饭、睡觉、擦炮。” “不出去玩？” “海就是玩的地方。站在围墙上，看海，就是玩。” 伊洛娜摸了摸他的头。“你比很多大人都懂事。” “因为大人不懂事的时候，不用挨骂。我不懂事，科恩先生会叹气。他叹气比骂人还难受。” 伊洛娜笑了。她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雅各布，他正低着头擦杯子，假装没听见。 第二天，伊洛娜跟马蒂奇学了一句克罗地亚语——“Volim te”，意思是“我爱你”。她问马蒂奇，这句话对谁说最合适。马蒂奇说，对谁说都行，但最好是对那个不会说话的人说。 “他不会说话，但听得懂。”马蒂奇吐出一口烟，“他什么都听得懂。只是不说。” 伊洛娜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第三天，施密特带她去港口看渔船。他们走在码头上，脚下是湿漉漉的石板，空气中弥漫着鱼腥味和海水味。施密特指着一艘挂着意大利国旗的渔船说：“那艘船，上个月被意大利海军拦过。他们说，这一带是意大利领海。” “这里是奥地利。”伊洛娜说。 “意大利人不这么认为。” “帝国不管吗？” “帝国管不过来。”施密特摇了摇头，“帝国要管的事太多。这里闹一下，那里闹一下，到处都在闹。闹到最后，什么都不管了。” 伊洛娜把这段话记在了笔记本上。 第四天，伊洛娜和保罗坐在围墙上，一起看日落。太阳慢慢地沉入海面，天空从橘红色变成紫色，再从紫色变成深蓝色。海鸥在头顶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 “伊洛娜姐姐，”保罗忽然说，“您喜欢莱奥叔叔吗？” 伊洛娜愣了一下。“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您看他的眼神，跟科恩先生看我的眼神一样。” “什么眼神？” “就是那种……‘你在，我就安心’的眼神。” 伊洛娜沉默了。她看着海面上的最后一抹余晖，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感动，不是温暖，而是一种被看穿的、无处躲藏的、既害羞又踏实的感觉。 “保罗，”她说，“你以后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男人。” “为什么？” “因为你懂得看人。懂得看人的人，懂得爱人。” 保罗低下头，看着自己手里的电动机。“伊洛娜姐姐，我以后会造一架飞机，带您和科恩先生、莱奥叔叔、施密特叔叔、马蒂奇军士长一起飞上天。” “一架飞机坐得下这么多人吗？” “那就造大一点的。造两架。三架。造一个机队。” 伊洛娜笑了。“好。我等着坐你的飞机。” 第五天，伊洛娜要走了。 莱奥送她到火车站。他们站在月台上，周围是来来往往的人群，但两个人之间的空气是安静的。 “你什么时候再来？”莱奥问。 “不知道。也许夏天。” “夏天很久。” “你不是会等吗？” “会。” 伊洛娜看着他，伸出手，把外套上的那枚海鸥胸针摘下来，放在他手心里。 “这个给你。你帮我保管。下次我来，你再还给我。” “为什么？” “因为，”她看着他的眼睛，“这样你就有了一个必须等我的理由。” 莱奥握住那枚胸针，握得很紧。 “伊洛娜，”他说，“我不会说话。” “我知道。” “但我会等。” “我知道。” 火车鸣笛了。伊洛娜提起包，走上火车。她找到座位，坐到窗边，看着窗外的莱奥。 火车缓缓开动。 莱奥站在月台上，没有挥手，没有喊话。他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种在水泥里的树，安静地、固执地，看着她离开。 伊洛娜把脸贴在车窗上，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之外。 她低下头，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 不是因为冷。 是因为某种她从未经历过的、滚烫的、让她几乎无法呼吸的东西。 她把笔记本从包里拿出来，翻开新的一页，写道： “的里雅斯特的海是蓝色的。但蓝不是它的颜色。蓝是它的沉默。 莱奥的沉默，也是蓝色的。” 炮台，傍晚。 莱奥站在围墙上，手里握着那枚海鸥胸针。海鸥的眼睛是一颗小小的蓝宝石，在夕阳的余晖中闪着微弱的光。 “她走了？”施密特走过来。 “走了。” “你为什么不跟她一起走？” “走去哪？” “维也纳。你不是刚培训完吗？可以在维也纳找个差事。” “不想找。炮台挺好的。” 施密特摇了摇头。“你这个人，死脑筋。” “不是死脑筋。是这里有人在等我。” “谁？” “保罗。雅各布。马蒂奇。你。” 施密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好吧。那你继续等。我陪你。” 他们站在围墙上，看着海面上的最后一抹光。 远处，一艘军舰鸣笛，声音在风中飘散，像一声叹息。 雅各布在厨房里做饭。今天的晚饭是番茄酱意大利面——保罗点的，他说马尔科做的意大利面最好吃，但雅各布做的也还行。 “科恩先生，伊洛娜姐姐走了。”保罗站在厨房门口。 “我知道。” “您难过吗？” “不难过。她会再来的。” “您怎么知道？” “因为她答应过保罗。答应过的事，不会反悔。” 保罗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科恩先生，您答应过我的事，也没有反悔。” “什么事？” “您说过，要看着我长大。” 雅各布放下手里的勺子，转过身，蹲下来，看着保罗的眼睛。 “我不会反悔。我说话算话。” 保罗伸出手，抱了抱雅各布的脖子。这是他们认识以来，保罗第一次主动抱他。 雅各布愣了一下，然后也伸出手，抱住了保罗。 “科恩先生，您身上有油烟味。”保罗说。 “做饭的人，都有油烟味。” “我喜欢这个味道。” “为什么？” “因为这个味道，像家。” 雅各布没有说话。他抱着保罗，抱了很久。 锅里的意大利面煮过了头，有些坨了。 但没有人抱怨。 维也纳，伊洛娜的公寓。 伊洛娜回到维也纳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打开门，走进客厅，发现桌上放着一封信。信封上没有署名，只写着“伊洛娜收”。 她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薄薄的纸，上面只有一行字： “伊洛娜·拉科齐小姐： 您的文章《一半的人》将在下周刊出。请做好准备。 ——韦伯” 她读了两遍，把信折好，放进口袋。她走到书桌前，坐下来，拿起笔。 那篇关于童工的报道还锁在抽屉里。她一直没有发，不是不敢，而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也许现在就是。 她打开抽屉，把那篇稿子拿出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有些地方写得不够好，有些地方太煽情，有些地方不够尖锐。 但她决定不改了。 改了太多次，就失去了最初的那种愤怒。 而愤怒，是她最锋利的笔。 她把稿子装进信封，写上“韦伯主编收”，放在桌上。 明天一早，她会亲手交给他。 不管他发不发，她都要试一试。 的里雅斯特，深夜。 莱奥躺在床上，手里握着那枚海鸥胸针。月光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落在他的手背上，把那颗蓝宝石照得发亮。 他想起伊洛娜说的话——“这样你就有了一个必须等我的理由。” 他不需要理由。他本来就会等。 但他没有说。有些话，说出来就轻了。 他把胸针放在枕头下面，闭上眼睛。 梦里，他站在一架飞机上，飞得很高很高。保罗坐在他旁边，手里握着方向盘。雅各布坐在后面，手里端着一杯咖啡。施密特和马蒂奇坐在最后面，两个人正在下棋。 海在下面，蓝得像一块巨大的宝石。 他往下看，看见伊洛娜站在炮台的围墙上，朝他挥手。 他想喊她的名字，但风太大了，声音被吹散了。 但他知道，她听到了。 第十七章：纸上的风暴 1877年3月，维也纳 韦伯用了三天时间读完伊洛娜的童工报道。 不是因为他读得慢，而是因为他每读一页就要停下来，摘下眼镜，擦一擦，然后站起来走两圈，再坐下来继续读。他走圈的时候，编辑部里的人都不敢说话，连翻报纸的声音都刻意放轻了。 伊洛娜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假装在写别的东西。她实际上什么都没写，只是在等。 三天后的下午，韦伯把她叫进办公室。 “这篇报道，”他把稿子放在桌上，手指在上面敲了敲，“你知道发了会有什么后果吗？” “知道。” “你不知道。”韦伯靠在椅背上，“你的名字会被人记住。有些人记住你，是因为你替他们说话了。有些人记住你，是因为你让他们不好过了。后者比前者多得多。” “我不在乎。” “你在乎也没用。因为发了之后，你在不在乎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还能不能继续写。” 伊洛娜看着他，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没有犹豫。 “韦伯先生，贝尔塔说过，‘不要浪费才华’。如果我把这篇稿子锁在抽屉里，就是在浪费。” 韦伯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把稿子拿起来，又读了一遍最后一段。那段话他读了很多遍了，但每次读，手都会微微发抖。 “好，”他说，“发。” 报道发表在三月十五日。 标题是《看不见的孩子》，占了整整一个版面。伊洛娜没有用笔名，署的是自己的真名——“伊洛娜·拉科齐”。 当天下午，报社的电话就没停过。 有人支持，有人骂，有人哭着说“谢谢”，有人威胁说“你等着”。 前台胖女人忙得满头大汗，每接一个电话就要在本子上记一笔。到了傍晚，她已经记了八十多个电话，其中三分之一是骂的，三分之一是支持的，三分之一是不知道说什么、只是打来喘气的。 韦伯站在办公室门口，看着那些忙乱的场景，对伊洛娜说：“你看，这就是后果。” “这不算后果。这只是一些电话。” “明天会有更多人打电话。后天会有更多人。等报纸传到工厂主手里，他们会来找你。” “让他们来。” 韦伯叹了口气。“你跟你父亲一样固执。” “您认识我父亲？” “不认识。但我听说过。拉科齐家族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固执的。” 伊洛娜没有回答。她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写第二篇。 关于童工的报道，不是一篇就能写完的。 她写了第一篇，还有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 写到没有人愿意看为止。 写到问题解决为止。 写到她写不动为止。 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是在报道发表的当天晚上读到它的。 他的秘书克林格把报纸放在他的书桌上，用红笔在文章标题处画了一个圈。卡尔读完，沉默了很久，然后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帮我查一下，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有没有人给报社施压。” “查谁？”克林格在电话那头问。 “工厂主协会。警察局。还有……那些不想让真相见光的人。” “查到之后呢？” “查到之后，我打电话给他们。告诉他们，这个女人，是我的人。” 克林格沉默了两秒钟。“殿下，您确定要这么说？” “确定。” 克林格挂了电话。卡尔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水晶吊灯的光在他的脸上投下细碎的影子，像一张无形的网。 他想起伊洛娜站在他书房门口的样子。她说“卡尔，你是个好人”。他当时想说“好人没好报”，但没说出口。 现在他想说：好人有没有好报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的人做对的事。 而他，想成为那个“对的人”旁边的那个人。 不是站在前面，不是站在后面，而是站在旁边。 的里雅斯特，炮台。 雅各布是在报道发表的第四天看到那张报纸的。报纸是施密特从港口弄来的——他在一艘从维也纳来的货船上认识了一个水手，水手每三天带一次维也纳的报纸。 雅各布读完报道，把报纸递给莱奥。 “你看。伊洛娜写的。” 莱奥接过去，读了一遍。他的阅读速度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像是在拆一枚炸弹。 “她写了童工。”莱奥说。 “写了。写得很好。” “她会惹麻烦。” “她知道。但她不在乎。” 莱奥把报纸折好，放进口袋。“她不在乎，我在乎。” “那你怎么办？去维也纳保护她？” 莱奥想了想。“我可以请假。” “你刚请过。再请，上面不会批。” “那就偷偷去。” 雅各布看着他。“你疯了？” “也许。” “你不是疯了。你是傻了。你去了能做什么？站在她门口，帮她把威胁信挡回去？” “能挡一封是一封。”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莱奥，你变了。” “哪里变了？” “以前你只关心炮台。现在你关心人了。” 莱奥没有回答。他看着海面，看着那些在波浪中起伏的渔船。 “雅各布，”他说，“人比炮重要。” “我知道。但炮能保护人。” “那我们就用炮保护人。” 雅各布笑了。“你的炮能打多远？两千米。维也纳在几百公里外。” 莱奥愣了一下，然后也笑了。“那就打不到。” “所以别去了。写信吧。写信也能保护人。” 莱奥点了点头，转身走回营房，拿出纸和笔，开始写信。 他写得很慢，每一句话都要想很久。 “伊洛娜： 读到你的报道了。写得很好。 你做的事，比我擦炮重要。炮只能保护一小片海。你的字能保护很多人。 但你要小心。字能保护人，也能伤到自己。 写完信，放下笔，出去走走。看看天，看看树，看看人。 活着才能继续写。 莱奥” 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贴上邮票，走到邮局寄了出去。 走出邮局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路灯还没亮，街道上一片昏暗。他站在门口，点了一根烟——他不常抽烟，但今天想抽。 烟雾在暮色中散开，像一朵小小的、灰色的云。 保罗是在晚饭后读到那篇报道的。 雅各布把报纸拿给他看，指着伊洛娜的名字。“你看，伊洛娜姐姐写的。” 保罗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他认的字已经很多了，但有些词还是不太懂。他问雅各布：“什么叫‘剥削’？” “就是让别人干活，不给够钱。” “什么叫‘童工’？” “就是小孩子在工厂里干活。” “像孤儿院那种？” “比孤儿院更苦。孤儿院至少有人看着。工厂里没人看，只有机器。机器会吃人的手。” 保罗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的手很细，手指很长，指甲修得整整齐齐。 “科恩先生，如果我没有被您领养，会不会也去当童工？” 雅各布沉默了。他看着保罗的脸，那张小小的、苍白的脸上，有一种超越年龄的、对命运的恐惧。 “不会。”他说。 “为什么？” “因为我会在你去工厂之前，找到你。把你带回家。” “您怎么知道我在哪里？” “我不知道。但我会找。找到为止。” 保罗看着雅各布的眼睛，那双黑色的眼睛里没有犹豫，只有一种安静的、笃定的东西。 “科恩先生，您是个好人。” “我不是。” “您是。” 雅各布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去睡觉吧。明天还要看书。” 保罗站起来，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转过身。 “科恩先生，我以后也要写文章。像伊洛娜姐姐一样，替不能说话的人说话。” “你不是要做飞机吗？” “两样都做。白天做飞机，晚上写文章。飞机带人飞上天，文章带人飞出苦海。” 雅各布看着他，笑了。 “好。你两样都做。我等着。” 维也纳，一周后。 那篇报道带来的风暴还没有平息。报社每天都能收到几十封信，有的装在精致的信封里，用烫金字体写着“伊洛娜·拉科齐收”；有的写在皱巴巴的纸上，字迹歪歪扭扭，像刚学会写字的孩子。 伊洛娜一封一封地读。 支持的信，她折好，放进抽屉里。骂她的信，她也折好，放进抽屉里。威胁的信，她交给韦伯，韦伯再交给警察局。 有一天，她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封里只有一张照片——一个年轻女孩站在一台织布机前，脸上带着笑容，但眼睛里没有光。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她叫玛利亚，十四岁。去年被机器绞断了三根手指。工厂赔了她十个福林。十个福林，够买一个月的面包。但买不回她的手指。” 伊洛娜把照片贴在办公桌的墙上，就在贝尔塔的照片旁边。 她看着玛利亚的笑容，看了很久。 然后她拿起笔，继续写。 第二篇童工报道的标题，她早就想好了： 《手指与面包》。 第十八章：工厂主的反击 1877年4月，维也纳 四月的第一周，伊洛娜的第二篇童工报道《手指与面包》发表了。 这一次，反响比上一次更猛烈。不是因为写得更好——事实上，第二篇比第一篇更克制，少了很多情绪化的语言，多了数据和采访实录。但正因为克制，所以更让人无法反驳。每一个数字都有出处，每一句话都有来源，每一张照片都有名字。 工厂主们坐不住了。 四月三日，一个由十几位工厂主组成的代表团，走进了警察总局的大门。他们投诉的不是伊洛娜——他们投诉的是《新自由报》。理由是“煽动阶级对立”“破坏经济秩序”“危害公共安全”。 韦伯被叫去问话。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 “他们想封我们的报纸。”他对伊洛娜说。 “能封吗？” “能。只要上面点头。” “上面会点头吗？” 韦伯沉默了几秒钟。“不知道。但我们要做好准备。” “什么准备？” “把最重要的稿子抄一份，藏起来。万一报社被封了，稿子还在。” 伊洛娜点了点头。当天晚上，她把那篇关于女性工人的报道、那篇关于童工的报道、以及贝尔塔的回忆录，各抄了一份，藏在公寓的衣柜后面。 然后她坐下来，继续写第三篇。 这一次，她写的是工厂主的利润。 她从工商登记处搞到了几家大工厂的财务数据——不是秘密数据，而是公开的、可以在档案馆查到的数据。她用这些数据算了一笔账：一个童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工资是成年工人的三分之一。如果换成成年工人，工厂主的利润会减少多少。 算出来的数字，她列了一张表。 表格很简单，一目了然。 她把这篇文章的标题定为《账本》。 她要让读者看到，工厂主反对禁用童工，不是因为“经济规律”，而是因为利润。 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在四月五日收到了克林格的一份报告。 报告上说，工厂主协会已经向警察总局施压，要求查封《新自由报》。警察总局内部有分歧——有些人觉得该封，有些人觉得不该封，理由是“报纸只是报道事实，没有违法”。 “谁在支持查封？”卡尔问。 “内政部的一位副部长。他叫赫尔曼·贝克尔。” 卡尔愣了一下。“贝克尔？做什么的？” “木材生意。后来捐了一个官。他的妻子是……一个军官的遗孀。” 卡尔想了想，没有想起什么。 “继续查。”他说。 “查什么？” “查这个贝克尔跟工厂主协会有没有利益往来。” 克林格点了点头，走了。 卡尔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暮色。他想起伊洛娜站在他书房门口的样子，想起她说“卡尔，你是个好人”。他当时想说“好人没好报”，但没说出口。 现在他想说：好人也许没好报，但坏人不能有好报。 至少，在他看得见的范围内，不能。 维也纳，第十五区。 赫尔曼·贝克尔坐在自家客厅里，手里端着一杯白兰地，面前摊着那份《新自由报》。他读完了伊洛娜的两篇报道，脸色很难看。 “这个女人，”他对妻子说，“她是在跟整个帝国作对。” “哪个女人？”妻子从厨房里探出头。 “拉科齐。伊洛娜·拉科齐。” 妻子愣了一下。“伊洛娜？她是……她是莱奥的朋友。” “莱奥？你儿子？” “是。” 赫尔曼放下酒杯，皱起眉头。“你儿子认识她？” “认识。她来过家里。有一次圣诞节。” 赫尔曼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电话机旁，拿起听筒。 “你打给谁？”妻子问。 “警察局。” “你疯了？你要举报她？” “不是举报。是提醒他们，这个女人很危险。” “她只是写了文章。” “她的文章会让工厂倒闭。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工人失业，就会闹事。闹事，帝国就会乱。帝国乱，我们就会死。” 妻子看着他的脸，那张脸上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担忧，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对“乱”的恐惧。 “赫尔曼，”她说，“你变了。” “我没变。是这个世界在变。” 他拨通了号码。 伊洛娜不知道赫尔曼·贝克尔打了那个电话。 她只知道，四月七日，两个穿便衣的警察来到了报社。 他们没有出示逮捕令，只是说“请拉科齐小姐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韦伯挡在伊洛娜前面。“她犯了什么罪？” “没有犯罪。只是协助调查。” “调查什么？” “调查她文章中提到的数据是否属实。” “数据都是公开的。你们可以去档案馆查。” 警察对视了一眼，然后对伊洛娜说：“拉科齐小姐，请您配合。如果您不配合，我们只能用强制手段。” 伊洛娜站起来，拿起外套。“我跟你们走。” 韦伯拉住她的胳膊。“不要冲动。” “不是冲动。是去说清楚。说清楚就回来了。” 她跟着警察走出报社。门口停着一辆黑色马车，她上了车，坐在两个警察中间。马车穿过大半个维也纳，停在了警察总局的门口。 她被带进一间审讯室。房间不大，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墙上什么都没有，连窗户都没有。煤气灯的光很暗，把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很长。 一个中年警官坐在桌子对面，手里拿着她的两篇报道。 “拉科齐小姐，这些数据，你从哪里得到的？” “工商登记处。档案馆。” “工商登记处的数据，是给政府用的，不是给记者用的。” “法律没有规定记者不能查。” “法律没有规定的事，不一定能做。” 伊洛娜看着他。“那法律规定了什么？规定了童工可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规定了童工可以断手指不赔钱？规定了童工可以没有医生、没有学校、没有未来？” 警官的脸色变了。 “拉科齐小姐，我不是来跟你辩论的。我是来调查的。” “那您调查出什么了？” 警官沉默了几秒钟。“我们还在查。” “那您查完了再找我。我现在要回去写稿。” 她站起来，拿起外套，走出审讯室。两个警察在门口站着，想拦她，但不知道该怎么拦——她没有犯法，没有被逮捕，只是“协助调查”。协助完了，当然可以走。 她走出警察总局的大门，站在台阶上，深吸一口气。 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在暮色中散开，像一圈圈模糊的涟漪。 她叫了一辆马车，回了公寓。 走进门的时候，电话响了。 她拿起听筒。 “喂？” “伊洛娜，是我。卡尔。”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我一直给报社打电话。韦伯说你被带走了。我正要去警察局要人。” “不用了。我回来了。” “他们为难你了吗？” “没有。只是问了几句。” 卡尔沉默了几秒钟。“伊洛娜，你要小心。这次是问几句，下次可能就是拘留。” “那你就来保释我。” “我会的。但你尽量不要给我这个机会。” 伊洛娜笑了。“好。我尽量。” 她挂了电话，走到书桌前，坐下来。 桌上摊着第三篇报道的稿纸——《账本》。 她只写了一半。 她拿起笔，继续写。 这一次，她写得比前两篇都快。 不是因为不认真，而是因为她知道，时间不多了。 在报纸被封之前，她要写出更多。 的里雅斯特，炮台。 莱奥是在四月九日收到伊洛娜的信的。信很短： “莱奥： 我被警察请去喝了杯茶。茶不好喝，但也没毒。 不用担心。我还活着。 伊洛娜” 莱奥读完信，把信纸折好，放进口袋。他走到围墙上，面朝大海，站了很久。 海很平静。阳光照在水面上，碎成千万片金色的鳞片。 “莱奥叔叔，您在想什么？”保罗走过来。 “在想一个人。” “伊洛娜姐姐？” “嗯。” “她怎么了？” “她被人欺负了。” 保罗低下头，沉默了几秒钟。“那您去帮她。” “帮不了。她在维也纳，我在这里。” “那您写信给她。写信也能帮人。” 莱奥看着他。“你说得对。写信也能帮人。” 他走回营房，拿出纸和笔，开始写信。 “伊洛娜： 你被警察请去喝茶的事，我知道了。 下次他们再请你，你就告诉他们：你的朋友在的里雅斯特，他有六门炮。四门能用。 莱奥” 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贴上邮票，走到邮局寄了出去。 走出邮局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站在门口，看着暮色中的街道，点了一根烟。 烟雾在风中散开，像一朵小小的、灰色的云。 雅各布是在晚饭后从保罗那里知道这件事的。 “科恩先生，有人欺负伊洛娜姐姐。”保罗说。 “谁？” “警察。” “警察为什么欺负她？” “因为她写了文章。写了工厂主不想让人知道的事。”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你以后也要写文章，也会被人欺负。你怕吗？” “不怕。” “为什么？” “因为科恩先生会帮我。莱奥叔叔会帮我。马蒂奇军士长会帮我。施密特叔叔会帮我。” 雅各布看着他，那双黑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说不清的光。 “对，”他说，“我们会帮你。” 保罗低下头，继续吃面。 面有点坨了，但他吃得很香。 第十九章：查封令 1877年4月，维也纳 查封令是在四月十二日下达的。 不是正式的文件，而是一个电话。韦伯接完电话，脸色白得像一张纸。他走进编辑部，站在中间，对着所有人说：“警察局通知，从明天起，《新自由报》暂停出版，接受审查。” 没有人说话。打字机的声音停了，翻报纸的声音停了，连呼吸的声音都好像停了。前台胖女人捂着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一个年轻记者把笔摔在桌上，站起来，又坐下。 伊洛娜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着韦伯。 “暂停多久？”她问。 “不知道。也许一周，也许一个月，也许永远。” “理由是？” “‘危害公共秩序’。” 伊洛娜低下头，看着桌上那篇还没写完的《账本》。她写了一大半，还剩最后一章。最后一章的标题是《谁在受益？》。 她拿起笔，继续写。 “伊洛娜，别写了。”韦伯走过来，“写了也发不了。” “发不了也要写。写了，至少我知道真相。知道了，就不会被人骗。” 韦伯看着她，沉默了几秒钟。“你跟你父亲一样固执。” “您说过。” “我说过。但你父亲至少还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你不知道。” “我知道。但我不停。” 韦伯叹了口气，转身走回自己的办公室。他关上门，坐在椅子上，摘下眼镜，用手捂住了脸。 编辑部里一片寂静。打字机声、翻报声、说话声，全部消失了。只剩下墙上的钟在走，滴答滴答，像一个人在轻轻地、不停地叹气。 当天下午，伊洛娜去了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的宫殿。 不是他邀请她的，是她自己要去的。她想告诉他，报纸要停了。不是求救，不是诉苦，只是觉得应该说一声。 卡尔在书房里等她。他穿着一件深色的西装，没有戴领带，衬衫的领口敞开着。他看见伊洛娜，站起来，走到她面前。 “我知道了。”他说。 “你怎么知道的？” “克林格告诉我的。” “你打算怎么办？” 卡尔看着她，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担忧，而是一种冷峻的、近乎锋利的、像刀一样的东西。 “我已经在办了。”他说。 “办什么？” “查那个下令查封的人。赫尔曼·贝克尔，内政部副部长。他以前做木材生意的，后来捐了一个官。他儿子在军队里，是一个少尉。” 伊洛娜愣了一下。“他儿子叫什么？” “莱奥·冯·海登莱希。” 空气凝固了。 伊洛娜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像被人用一块巨大的橡皮擦掉了所有的字。 “莱奥？”她的声音很轻，“莱奥是他的儿子？”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莱奥从没提过。他只说他母亲再婚了，继父是个商人。他叫……他叫赫尔曼·贝克尔。对，赫尔曼·贝克尔。” 卡尔看着她，沉默了几秒钟。“伊洛娜，这不是你的错。” “我知道不是我的错。但……” “但什么？” “但莱奥会怎么想？他继父要封我的报纸。他夹在中间。” “他不会夹在中间。他是他，他继父是他继父。” 伊洛娜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在微微发抖。 “卡尔，”她说，“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好。我送你回去。” “不用。我自己走。” 她转身走了。卡尔站在书房里，听着她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然后坐回椅子上，拿起电话。 “克林格，”他说，“查一下赫尔曼·贝克尔的木材生意。重点查他跟政府签订的合同。有没有虚报价格，有没有偷税漏税，有没有行贿。” “查到之后呢？” “查到之后，我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要么撤销查封令，要么这些材料就会出现在检察官的桌上。” “殿下，这是威胁。” “对。是威胁。” 卡尔挂了电话。他看着窗外的暮色，水晶吊灯的光在他的脸上投下细碎的影子。 他想，好人也许没好报，但坏人不能有好报。 至少，在他看得见的范围内，不能。 伊洛娜没有回公寓。 她在街上走了很久。从第一区走到第七区，从第七区走到第八区，从第八区走到第九区。她走过贝尔塔的旧公寓，走过雅各布的咖啡馆——门锁着，招牌还在，但玻璃上落了一层灰。她走过圣斯蒂芬大教堂，钟声刚好敲了六下，沉闷而缓慢。 她走到多瑙河边，站在堤岸上，看着河水。 河水很浑，很急，卷着上游冲下来的树枝和垃圾，往东流去。 她想起莱奥说过的话：“海很好看。但你来了，更好看。” 海。她看过海了。好看。但海没有告诉她，她该怎么办。 她从口袋里掏出莱奥写的那封信——就是他说“下次他们再请你，你就告诉他们：你的朋友在的里雅斯特，他有六门炮。四门能用”的那封。她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 然后她笑了。 不是苦笑，不是嘲笑，而是一种被气笑的、无奈的、但又有那么一点温暖的笑。 “六门炮，”她对着河水说，“四门能用。你能打到维也纳吗？” 河水没有回答。 她把信折好，放进口袋，转身往回走。 她决定了。她不会告诉莱奥，他继父要封她的报纸。不是怕他为难，而是不想让他用那四门能用的炮，去打自己家里的人。 有些仗，只能自己打。 的里雅斯特，炮台。 莱奥在四月十五日收到了伊洛娜的信。信很短： “莱奥： 报纸要停了。不是因为没人看，而是因为有人不想让人看。 但没关系。我还会写。写给自己看，写给你看，写给保罗看。 总有一天，会有人看到。 伊洛娜” 莱奥读完信，把信纸折好，放进口袋。他走到围墙上，面朝大海，站了很久。 海很平静。阳光照在水面上，碎成千万片金色的鳞片。 “施密特，”他喊道，“你认识律师吗？” “什么样的律师？”施密特从营房里走出来。 “能打官司的那种。” “认识一个。在维也纳。怎么了？” “帮我写一封信给他。问他，报纸被查封，能不能告？” 施密特愣了一下。“告谁？” “告下令查封的人。” “那个人是谁？” “赫尔曼·贝克尔。内政部副部长。” 施密特皱起眉头。“贝克尔？那不是你继父吗？” “是。” “你要告你继父？” “他要封伊洛娜的报纸。伊洛娜没有犯法。她只是写了真相。” 施密特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莱奥，你疯了。” “也许。” “你告了你继父，你母亲怎么办？” “母亲是母亲。他是他。” 施密特叹了口气。“好吧。我帮你写。但你要想清楚。这一告，你跟你继父就彻底翻脸了。” “本来就没翻过脸。因为他从来不是我的脸。” 施密特没有再说什么。他转身走回营房，拿出纸和笔，开始写信。 莱奥站在围墙上，看着海面。海鸥在头顶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 他想，伊洛娜说得对。总有一天，会有人看到。 如果没有人看到，他就让炮弹把那些人的眼睛炸开。 但炮打不到维也纳。所以先写信。 信能到。 雅各布是在晚饭后从莱奥那里知道这件事的。 “伊洛娜的报纸要停了。”莱奥说。 “为什么？” “有人不想让人看。” “谁？” “我继父。” 雅各布放下手里的勺子，看着莱奥。“你要怎么办？” “告他。” “你告得赢吗？” “不知道。但总要试试。”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莱奥，你变了。” “哪里变了？” “以前你只关心炮台。现在你关心人了。” “你说过了。” “说过再说一遍。因为这是真的。” 莱奥没有回答。他看着锅里的意大利面，面已经煮过头了，有些坨了。 “雅各布，”他说，“你会帮我吗？” “帮什么？” “帮我想办法。写信。找律师。什么都行。” 雅各布想了想。“我不会打官司。但我会煮咖啡。你写累了，我给你煮咖啡。苦的。” “你就不能煮好喝一点？” “不能。好喝的咖啡会让人放松。放松了就写不动了。” 莱奥看着他，笑了。“你这个人，歪理真多。” “不是歪理。是经验。” 他们坐在厨房里，面坨了，但没有人抱怨。 保罗端着一盘面，坐在门口，吃着，听着，没有说话。 他听不懂大人说的那些事——查封、律师、继父。但他听懂了一句话：伊洛娜姐姐被人欺负了。 他放下盘子，走到书桌前，拿出纸和笔，开始写信。 “伊洛娜姐姐： 听说您的报纸要停了。我不懂为什么。您写的都是真话。真话为什么不能让人看？ 科恩先生说，真话有时候会让人不舒服。但我觉得，不舒服也要看。看了才能改。 我以后也要写真话。写到没有人能停为止。 保罗” 他把信折好，放进信封，贴上邮票，跑到邮局寄了出去。 邮局已经快关门了。老头正要锁门，看见保罗跑过来，停下来等了他一会儿。 “写给谁的？”老头问。 “写给一个姐姐。她在维也纳。” “远吗？” “很远。但信能到。” “对，”老头接过信封，“信能到。” 他把信放进邮袋里，锁上门。 保罗站在邮局门口，看着那扇关上的门，心里想：信能到。人也能到。 总有一天，他会去维也纳，站在伊洛娜姐姐面前，对她说：“我来了。你不用一个人扛。” 第二十章：信与炮弹 1877年4月，维也纳—的里雅斯特 克林格用了不到三天时间，就把赫尔曼·贝克尔的底细查了个七七八八。 不是因为他能力强，而是因为贝克尔的生意经太糙——糙到只要有人愿意查，一查一个准。木材生意的账本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采购合同是假的。他虚报采购价格，从中吃回扣；他把军队订单转包给空壳公司，从中抽成；他还利用副部长的职权，把竞争对手的木材贴上“不合格”的标签，让海关扣住不放。 克林格把这些材料整理成一份报告，放在卡尔的桌上。 “够了，”卡尔翻了翻报告，“这些足够让他坐牢。” “不一定。他上面有人。” “谁？” “内政部的一个司长。还有警察总局的副局长。” 卡尔沉默了几秒钟。“那就连他们一起查。” “殿下，查他们需要更多时间。” “那就花时间。我不急。” 克林格点了点头，转身要走。 “等等。”卡尔叫住他，“查封令的事，有转机吗？” “警察总局那边松口了。他们说，如果贝克尔不再施压，他们可以考虑撤销查封。” “那就给贝克尔打电话。告诉他，要么撤销查封，要么这些材料就送到检察官手里。” 克林格犹豫了一下。“殿下，这等于跟他摊牌。” “我就是要摊牌。跟这种人，不能藏着掖着。你藏，他以为你怕。” 克林格拿起电话，拨通了赫尔曼·贝克尔的号码。 赫尔曼·贝克尔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办公室里看文件。 “贝克尔先生，我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的秘书克林格。” 贝克尔的手顿了一下。“王子有什么事？” “王子想请您撤销对《新自由报》的查封令。” “为什么？” “因为查封令没有法律依据。报纸只是报道事实，没有违法。” 贝克尔沉默了几秒钟。“克林格先生，这是内政部的事，王子无权干涉。” “王子没有干涉。王子只是建议。如果建议不被采纳，王子会采取其他手段。” “什么手段？” “比如，把您木材生意的账本，送给检察官。” 空气凝固了。 贝克尔的脸色从红变白，从白变青。他握着听筒的手在发抖，但他尽量让声音保持平稳。 “你在威胁我？” “不是威胁。是陈述事实。” 贝克尔挂了电话。 他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天已经快黑了，路灯还没亮，街道上一片昏暗。 他想起妻子说过的话：“伊洛娜是莱奥的朋友。”他当时没当回事。现在，他不得不想一想——莱奥跟这件事，有没有关系？ 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喂，帮我接的里雅斯特炮台。找莱奥·冯·海登莱希少尉。” 的里雅斯特，炮台。 莱奥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擦炮。 “莱奥，是我。”赫尔曼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有些失真，像隔着一层布。 “什么事？” “你认识伊洛娜·拉科齐？” “认识。” “她是你朋友？” “是。” 赫尔曼沉默了几秒钟。“她在写文章，攻击工厂主。工厂主们不满了，向内政部施压，要求查封她的报纸。我只是按照程序办事。” “程序？查封一个没有违法的报纸，算什么程序？” “她违法了。她煽动阶级对立。” “她写了真话。真话不是煽动。” 赫尔曼的声音提高了。“你懂什么？你在炮台待了几年，什么都不懂！” “我懂。我懂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赫尔曼深吸一口气。“莱奥，我是你继父。你应该站在我这边。” “你是我继父。但你不是我父亲。我父亲说过，不要恨。但他没说，不要分对错。” 赫尔曼沉默了很久。 “好吧，”他终于说，“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他挂了电话。 莱奥握着听筒，听着里面传来的忙音，然后也挂了。 施密特走过来。“谁打来的？” “我继父。” “他说什么？” “说我不懂。” “你懂吗？” 莱奥想了想。“我懂。我懂伊洛娜没有错。我懂查封没有道理。我懂我继父在撒谎。” “那你打算怎么办？” “继续告。告到他撤为止。” 施密特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莱奥，你变了。” “哪里变了？” “以前你只关心对错。现在你关心人了。” “对错是死的。人是活的。对错不能帮人，人能。” 施密特笑了。“你说话越来越像雅各布了。” “不是像他。是他教的。” 维也纳，伊洛娜的公寓。 伊洛娜在四月十八日收到了一封信。不是莱奥写的，不是保罗写的，而是卡尔写来的。 信很短： “伊洛娜： 查封令可能会在近期撤销。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他们发现，查封没有法律依据。 但你要做好准备。他们不会善罢甘休。这次是查封，下次可能是别的。 所以，继续写。写得越多，他们越难下手。 卡尔” 伊洛娜读完信，把信纸折好，放进口袋。她走到书桌前，坐下来，拿出那篇没写完的《账本》。 最后一章，她一直没写。不是写不出来，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写。 现在她知道了。 她写道： “谁在受益？不是工人，不是孩子，不是帝国。是那些躲在办公室里的、穿着西装的、打着领结的、自称‘体面人’的工厂主。 他们受益。他们用孩子的血汗钱，买了别墅、马车、情妇。 这就是真相。真相很简单。简单到让人想吐。” 她写完最后一句，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窗外的天已经快亮了。她写了一整夜。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清晨的空气涌进来，带着露水和泥土的味道。远处教堂的钟声敲了五下，沉闷而缓慢。 她拿起电话，拨了卡尔的号码。 “卡尔，是我。” “这么早？” “刚写完稿。想跟你说一声——谢谢。” “不用谢。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不，你不是做了该做的事。你是做了不该你做的事。你本可以不管。” 卡尔沉默了几秒钟。“伊洛娜，你知道吗，你让我想起一个人。” “谁？” “我母亲。她也喜欢写东西。她也喜欢跟人争。她也喜欢把对错分得清清楚楚。” “她后来呢？” “后来她死了。病死的。死之前，她说了一句话：‘别学我。’” 伊洛娜握着听筒，没有说话。 “伊洛娜，”卡尔说，“我不会说‘别学我母亲’。因为你就是你。你学不了别人。” “谢谢你，卡尔。” “不客气。” 她挂了电话，走到书桌前，把那篇《账本》装进信封。 然后她穿上外套，走出公寓，向报社走去。 报社的门还关着。门上贴着一张纸条：“暂停出版，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她把信封从门缝里塞进去。 总有一天，会有人看到的。 的里雅斯特，炮台。 莱奥在四月二十日收到了律师的回信。信上说，告赫尔曼·贝克尔有难度，因为他是内政部副部长，有豁免权。但可以告他滥用职权，如果证据确凿，法院可能会受理。 莱奥把信给雅各布看了。 “你觉得呢？”他问。 “我觉得，告不告得赢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他知道你不在乎他的官位。” “我不在乎。” “那就告。” 莱奥点了点头。他拿出纸和笔，开始写律师需要的材料。他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要想很久。 保罗站在旁边，看着他写。 “莱奥叔叔，您在写什么？” “在写一封信。一封很长的信。” “写给谁？” “写给法院。” “法院会看吗？” “不知道。但写了，至少试过了。不写，就什么都没做。” 保罗想了想。“科恩先生说过，做了可能会后悔，不做一定会后悔。” “他说得对。” 莱奥继续写。窗外的海风很大，吹得桌上的纸哗哗作响。他用一只手压住纸，另一只手继续写。 保罗拿起一块石头，帮他压住纸的另一个角。 “莱奥叔叔，伊洛娜姐姐的报纸会恢复吗？” “会。” “您怎么知道？” “因为真话不会永远被关着。关久了，会自己跑出来。” 保罗点了点头，继续帮他压纸。 海鸥在窗外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 阳光很好。 第二十一章：复刊 1877年4月，维也纳 查封令撤销得比所有人预想的都快。 四月二十二日，韦伯接到警察总局的电话，说“审查结束，未发现违法行为，准予复刊”。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平淡，像是在念一份无关紧要的通知。韦伯握着听筒，沉默了三秒钟，然后说了一个字：“好。” 他挂了电话，走到编辑部中间，对着所有人说：“明天，复刊。” 没有人欢呼。没有人鼓掌。前台胖女人捂着嘴，眼泪又掉了下来。年轻记者把笔捡起来，在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好”字。角落里一个老编辑摘下眼镜，擦了又擦，戴上，又摘下。 伊洛娜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着韦伯。 “韦伯先生，谁帮的忙？” “不知道。也许是上面有人说话了。” 伊洛娜知道是谁。她没有说。她只是把那篇《账本》从信封里拿出来，放在桌上，推到韦伯面前。 “这是第三篇。发吗？” 韦伯拿起来，读了一遍。他的脸色没有变——这些天他已经习惯了伊洛娜的笔锋。读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的手微微顿了一下。 “‘真相很简单。简单到让人想吐。’” 他放下稿子，看着伊洛娜。 “发。明天，头版。” 四月二十三日，《新自由报》复刊。 头版头条是伊洛娜的《账本》。文章旁边配了一张表格——工厂主利润与童工工资的对比。表格很简单，但触目惊心。一个童工一个月的工资，不够工厂主买一瓶红酒。 当天的报纸卖得很快。报童在街上喊：“看报！看报！工厂主的账本！童工的手指！”人们围过来，掏钱买报，站在街边就读。有的人读着读着就骂起来，骂工厂主，骂政府，骂帝国。有的人读着读着就哭了，说“我儿子也在工厂里，手指断了三根”。 韦伯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那些读报的人，对伊洛娜说：“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伊洛娜站在他旁边，也看着楼下。 “力量不够。要更多人看到。” “会有的。慢慢来。” “不能慢慢来。孩子们等不了。” 韦伯看着她，沉默了几秒钟。“你跟你父亲一样。” “您说过很多次了。” “再说一次。因为这是真的。” 伊洛娜没有回答。她转身走回自己的办公桌，坐下来，开始写第四篇。 这一次，她写的是工厂里的安全设施。她采访了一个在纺织厂工作了二十年的老工人，他见过十几起事故——断手、断脚、断手指，还有一个女孩的头发被卷进机器，头皮被整个撕了下来。 她写道：“那个女孩后来死了。工厂赔了她母亲五十个福林。五十个福林，不够买一口棺材。” 她写完这句话，放下笔，趴在桌上哭了一会儿。 不是小声的哭，是那种憋了很久、终于忍不住的、大声的、撕心裂肺的哭。 前台胖女人听到哭声，跑过来，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进去还是该走开。她站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关上了门。 伊洛娜哭了大约十分钟，然后抬起头，擦干眼泪，继续写。 她写道：“五十个福林。一条命。帝国的一个数字。” 的里雅斯特，炮台。 莱奥在四月二十五日收到了伊洛娜寄来的复刊号报纸。他读了《账本》，把报纸递给施密特。 “她写得很好。”莱奥说。 “比你的炮打得好。” “炮只能打两千米。她的字能打更远。” 施密特读完，把报纸折好，放进口袋。“莱奥，你那个律师有消息吗？” “有。他说法院不受理。” “为什么？” “因为被告有豁免权。告他滥用职权，需要更直接的证据。” “什么证据？” “比如，他直接下令查封报纸的文件。或者，他收受工厂主贿赂的凭证。” 莱奥沉默了。他没有这些证据。他只有那些木材生意的假账，但那只能证明他偷税，不能证明他滥用职权。 “施密特，”他说，“你说，我是不是不该告？” “你该告。但你可能告不赢。” “那怎么办？” “等。等他自己露出马脚。或者等别人告他。” 莱奥看着海面。海很平静，几只海鸥在远处盘旋。 “我不想等。”他说。 “我知道。但有些事，等是最好的办法。” 莱奥没有说话。他转身走回营房，拿出纸和笔，给伊洛娜写信。 “伊洛娜： 读到你的文章了。写得很好。 法院不受理我的诉讼。但我不会放弃。 你也不要放弃。 莱奥” 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贴上邮票，走到邮局寄了出去。 走出邮局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站在门口，点了一根烟。 烟雾在暮色中散开，像一朵小小的、灰色的云。 保罗的电动机有了新的突破。 他换了一个更大的线圈，用更细的铜线绕了更多圈。他还从马蒂奇那里借来了一块更强的磁铁——不是从喇叭里拆的那种，而是从军舰的报废设备上拆下来的，磁性很强，能吸住一把铁勺。 他把新的电动机放在桌上，接通电池。线圈嗡嗡作响，螺旋桨开始转动。越转越快，越转越快，最后变成了一团模糊的影子。桌上的纸被风吹了起来，飘到地上。 “科恩先生，您看！有风了！”保罗喊道。 雅各布走过来，看着那个转动的螺旋桨。风确实有了，虽然不大，但能吹动纸。 “这是推力。”保罗说，“螺旋桨转起来，推动空气，空气就会往后跑。空气往后跑，飞机就会往前跑。” “你的飞机还没做出来，推力已经出来了。” “快了。等我找到更轻的材料，就能做机身。” “什么材料？” “木头。轻一点的木头。巴沙木最好，但买不到。” 雅各布想了想。“我去找马尔科问问。他认识的人多，也许能找到。” “谢谢科恩先生。” 雅各布摸了摸他的头。“你好好做。我帮你找材料。” 保罗低下头，继续调他的电动机。他把螺旋桨的角度调了一点，风更大了，桌上的纸被吹到了地上。 施密特从门口经过，看见地上的纸，弯腰捡起来。“你的电动机风这么大？” “嗯。能吹动纸了。” “什么时候能吹动人？” “不知道。也许明年，也许后年。” 施密特笑了。“你吹动我的时候，我就坐你的飞机。” “好。您坐前面。” “为什么我坐前面？” “因为您矮。矮的人坐前面，不挡视线。” 施密特假装生气地瞪了他一眼，然后笑了。“你这个小鬼。” 保罗也笑了。 维也纳，卡尔的书房。 克林格把最新查到的材料放在卡尔桌上。 “殿下，贝克尔的木材生意，有一份合同是跟军队签的。供应的木材，价格比市场价高出百分之四十。” “军队为什么签这么高的合同？” “经办人收了回扣。那个人叫埃格纳，军需处的一个上校。他已经承认了。” “他供出贝克尔了吗？” “供了。他说，贝克尔让他签的，回扣分了一半给贝克尔。” 卡尔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够了。”他说，“把这些材料送给检察官。” “现在？” “现在。再拖下去，贝克尔会销毁证据。” 克林格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卡尔拿起电话，拨了伊洛娜的号码。 “伊洛娜，是我。” “卡尔，什么事？” “贝克尔可能要被抓了。” 伊洛娜沉默了几秒钟。“因为什么？” “贪污。受贿。滥用职权。” “是你查的？” “是。” “为什么？” “因为他做错了事。做错事的人，应该受到惩罚。” 伊洛娜握着听筒，没有说话。 “伊洛娜，”卡尔说，“你不用担心莱奥。他是他，他继父是他继父。” “我知道。” “那就好。” 她挂了电话，走到书桌前，坐下来。 第四篇报道写了一半。她拿起笔，继续写。 但她脑子里一直在想莱奥。 他知道了会怎么想？会难过吗？会恨她吗？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她不能停。 停了，那些孩子就永远没有人替他们说话了。 她继续写。 窗外，天快亮了。 第二十二章：坠落 1877年5月，维也纳—的里雅斯特 赫尔曼·贝克尔是在五月三日的凌晨被捕的。 没有惊动太多人。两个穿便衣的检察官带着四个警察，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敲响了他家的门。贝克尔穿着睡衣开门，看见门外的人，脸色变了，但没有挣扎，也没有喊叫。他只是说：“让我换件衣服。” 检察官点了点头。贝克尔走进卧室，关上门。他的妻子从床上坐起来，问：“谁？” “没事。你继续睡。” 他换上一件深灰色的西装，系好领带，把头发梳整齐。然后他走到梳妆台前，打开抽屉，拿出一把剃须刀。 检察官等了五分钟，觉得不对，撞开门。贝克尔倒在血泊中，手腕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梳妆台上全是血。 他没有死。剃须刀不够快，伤口不够深。医生赶来缝了十几针，把他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 “为什么要自杀？”检察官问。 贝克尔没有回答。他闭着眼睛，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 他的妻子站在病房门口，捂着嘴，哭不出来。她只是站在那里，浑身发抖，像一个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的布偶。 “打电话给莱奥。”她对护士说，“叫他来。” 莱奥是在五月四日接到电话的。 护士的声音很平静，像在念一份病历：“您的继父赫尔曼·贝克尔先生昨晚自杀未遂，现在在维也纳总医院。他希望您能来。” 莱奥握着听筒，沉默了很久。 “他死了吗？” “没有。但情况不太好。” “我知道了。” 他挂了电话，走出营房，站在围墙上，面朝大海。海很平静，阳光照在水面上，碎成千万片金色的鳞片。 施密特走过来。“怎么了？” “我继父自杀了。” 施密特愣住了。“死了？” “没死。但跟死了差不多。” “你去吗？” 莱奥沉默了几秒钟。“去。” 他走回营房，收拾了一个小包。雅各布站在门口，看着他。 “你恨他吗？”雅各布问。 “不恨。父亲说过，不要恨。” “那你为什么去？” “因为他是我母亲的丈夫。母亲需要人陪。” 雅各布点了点头。“去吧。炮台有我。” 莱奥拿起包，走出营房，向火车站走去。他的脚步很重，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 施密特站在围墙上，看着他的背影，对马蒂奇说：“他很难过。” “当然难过。他继父做了坏事，但他母亲是无辜的。”马蒂奇吐出一口烟，“他去不是为了继父，是为了母亲。” “您看得真清楚。” “我活了一把年纪，别的没学会，看人看事还是会的。” 维也纳，总医院。 莱奥在五月五日早上到达维也纳。他没有去伊洛娜那里，没有去雅各布的咖啡馆——咖啡馆已经关门了。他直接去了医院。 病房在二楼，走廊尽头。门口坐着一个警察，看见莱奥的军装，没有拦他。 他推开门。 母亲坐在床边，握着赫尔曼的手。她的手很瘦，青筋凸起，像一张干枯的树叶。赫尔曼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手腕上缠着厚厚的绷带。 母亲看见莱奥，眼眶红了。“你来了。” “来了。” 莱奥走到床边，看着赫尔曼。他的继父闭着眼睛，呼吸很轻，像一台快要停摆的钟。 “他什么时候醒？”莱奥问。 “医生说不一定。也许今天，也许明天，也许永远不醒。” 莱奥沉默了。他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母亲旁边。 “妈，您吃饭了吗？” “吃不下。” “吃不下也要吃。您倒了，谁照顾他？” 母亲看着他，眼泪掉了下来。“莱奥，你恨他吗？” “不恨。” “为什么？” “因为父亲说过，不要恨。” 母亲低下头，握着赫尔曼的手，哭了出来。不是大声的哭，是那种压抑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断断续续的呜咽。 莱奥坐在她旁边，没有抱她，没有说“别哭了”。他只是坐着。 有时候，坐着就够了。 伊洛娜是在五月五日晚上知道这件事的。 卡尔打电话给她：“贝克尔自杀了。没死，在医院。” 伊洛娜的手握紧了听筒。“莱奥知道吗？” “知道。他在医院。” “他……他怎么样？” “不知道。我没见到他。” 伊洛娜挂了电话，穿上外套，走出公寓，叫了一辆马车，去了医院。 病房门口坐着一个警察，看见她，拦住了。“您是谁？” “我是莱奥·冯·海登莱希的朋友。我想见他。” 警察犹豫了一下，进去通报。过了一会儿，莱奥走出来。 他看见伊洛娜，愣了一下。“你怎么来了？” “卡尔告诉我的。” “你不该来。” “为什么？” “因为……”他顿了顿，“因为是我继父要封你的报纸。” “我知道。但那跟你没关系。” 莱奥看着她，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说不清的光。 “伊洛娜，”他说，“你回去吧。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我来不是为了他。是为了你。” “我没事。” “你在撒谎。” 莱奥沉默了。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伊洛娜，”他说，“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好。我在外面等你。” 伊洛娜转身走到走廊尽头，靠在墙上，等着。 她等了很久。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护士偶尔经过的脚步声。煤气灯的光很暗，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很长。 她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也许只是在等莱奥走出来，告诉她“我没事”。 即使她知道他在撒谎。 莱奥在病房里坐到深夜。 母亲趴在床边睡着了。赫尔曼还在昏迷中，呼吸比白天稳了一些，但还是很轻。 莱奥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夜景。维也纳的夜晚不像的里雅斯特那么安静——远处有马车声，有笑声，有歌声。人们还在活着，还在爱着，还在做着梦。 他想起父亲。父亲死在战场上，死得干脆，没有拖累任何人。继父倒在血泊里，被救回来，半死不活，拖累了一群人。 他不知道哪一种死法更好。 也许都不好。 也许最好的死法，是老了，躺在椅子上，晒着太阳，闭着眼睛，然后不再睁开。 他走回床边，轻轻拍了拍母亲的肩膀。 “妈，我出去一下。” 母亲抬起头，眼睛红肿。“你去哪？” “透透气。马上回来。” 他走出病房，看见伊洛娜靠在走廊尽头的墙上，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 “伊洛娜。” 她睁开眼睛。“你出来了。” “你怎么没走？” “我说过，在外面等你。” 莱奥看着她，沉默了几秒钟。“走吧，我送你回去。” 他们走出医院，叫了一辆马车。车上很安静，只有马蹄声和车轮声。伊洛娜坐在莱奥旁边，没有说话。莱奥也没有说话。 马车停在伊洛娜的公寓楼下。 “到了。”莱奥说。 “你不上去？” “不了。我还要回医院。” 伊洛娜看着他，伸出手，握了握他的手。 “莱奥，”她说，“这不是你的错。”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 她下了车，走上楼梯。莱奥坐在马车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后，然后对车夫说：“回医院。” 五月七日，赫尔曼·贝克尔醒了。 他睁开眼睛，看见妻子趴在床边，看见莱奥坐在椅子上。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没发出声音。 “别说话。”母亲说，“你活着就好。” 赫尔曼看着莱奥，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歉意，不是感激，而是一种疲惫的、认命的、近乎空白的表情。 “莱奥，”他的声音很轻，“对不起。” 莱奥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 “不是对我说。是对我妈说。” 赫尔曼转过头，看着妻子。妻子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赫尔曼，”她说，“你为什么要做那些事？” 他没有回答。他闭上眼睛，又睡着了。 母亲趴在床边，哭了出来。 莱奥站起来，走出病房，站在走廊里，点了一根烟。 烟雾在空气中散开，像一朵小小的、灰色的云。 一个护士走过来，对他说：“先生，这里不能抽烟。” 他把烟掐灭，扔进垃圾桶。 “对不起。”他说。 护士看着他，没有再说什么。 五月十日，莱奥回到了的里雅斯特。 他走进炮台的时候，保罗正在围墙上试他的新电动机。螺旋桨转得很快，风吹得保罗的头发向后飘。 “莱奥叔叔！您回来了！” “回来了。” “您继父呢？” “活着。” “那您为什么回来了？” “因为他不需要我了。我妈在照顾他。” 保罗想了想。“那您妈妈需要您吗？” 莱奥愣了一下。“她没说。” “没说就是需要。只是不想说。” 莱奥看着他，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月光，不是灯光，而是另一种光。说不清是什么光，但很暖。 “保罗，”他说，“你以后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男人。” “为什么？” “因为你懂得看人。懂得看人的人，懂得爱人。” 保罗笑了。“伊洛娜姐姐也说过一样的话。” “因为她也是懂得看人的人。” 保罗低下头，继续调他的电动机。莱奥站在旁边，看着那个转动的螺旋桨，心里忽然觉得，这个世界虽然有很多不好的事，但也有很多好的事。 不好的事让人想逃。好的事让人想留。 他想留。 留在炮台。留在海边。留在保罗和雅各布身边。留在伊洛娜的信里。 他拿出纸和笔，给伊洛娜写信。 “伊洛娜： 我回的里雅斯特了。继父活着，但不会说话了。不是不能，是不想。 我妈在照顾他。她瘦了很多。但她没哭。至少在我面前没哭。 我想，她跟你一样，是个不会在别人面前哭的人。 但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她会哭。 你也会吗？ 莱奥” 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贴上邮票，走到邮局寄了出去。 走出邮局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站在门口，看着暮色中的街道，没有点烟。 他把烟盒扔进了垃圾桶。 不想抽了。 第二十三章：风的方向 1877年5月，的里雅斯特—维也纳 保罗的电动机能吹动一张纸了。现在，他想吹动一本书。 他换了一个更大的螺旋桨——用铁皮剪的，四片叶片，每片都比之前长一倍。他还从马尔科那里借来了一把锉刀，把叶片的边缘磨薄，让它更轻、更锋利。装上去之后，通电一试，书页哗啦啦地翻了起来，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翻书。 “风更大了。”雅各布站在旁边，用手背试了试风力。 “还不够。要能吹动一本厚书。” “你要吹动厚书干什么？” “厚书代表重量。能吹动厚书，就能吹动更重的东西。比如，木头。” 雅各布想了想。“你需要一个风洞。” “风洞是什么？” “一种管子。把风扇放在一头，另一头放你要吹的东西。风都往一个方向跑，力量更集中。” 保罗的眼睛亮了。“科恩先生，您懂风洞？” “我不懂。但马尔科懂。他以前在造船厂干过，造过通风管道。” “那我去找他！” 保罗跑出炮台，向马尔科的咖啡馆跑去。雅各布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笑了。 这孩子，跑得比风还快。 马尔科正在咖啡馆里揉面团。他看见保罗跑进来，满手面粉，笑着问：“小家伙，又有什么新点子？” “马尔科叔叔，您会做风洞吗？” “风洞？做什么用的？” “试螺旋桨。我要测推力。” 马尔科想了想。“可以。用铁皮卷一个圆筒，一头大一头小。小头放螺旋桨，大头出风。风从小头进，大头出，速度会加快。” “那推力会变大？” “会。但你要算好尺寸。太大没用，太小吹不动。” “您帮我算？” 马尔科擦了擦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和一支铅笔，画了一个草图。尺寸标得清清楚楚。 “按这个做。铁皮找马蒂奇要，炮台应该有废料。” “谢谢马尔科叔叔！” 保罗拿着草图跑回炮台。马蒂奇正在擦炮，听了他的要求，二话没说，从仓库里翻出一卷旧铁皮。 “够吗？” “够。谢谢军士长！” 保罗把铁皮搬到营房门口，开始卷。铁皮很硬，他的手很小，卷起来很费劲。雅各布过来帮忙，两个人一人一头，慢慢卷成一个圆筒。然后用铆钉固定，接口处用锡焊住。 风洞做好了。保罗把它架在桌子上，小头朝里，大头朝外。他把电动机放在小头，螺旋桨对准洞口。 “科恩先生，您帮我看一下，书放哪里？” 雅各布拿了一本厚书，放在风洞的大头前面。 保罗接通电池。螺旋桨嗡嗡地转了起来，风从风洞的大头冲出来，吹在书页上。书页翻了几页，然后停了。 “不够。”保罗皱起眉头。 “再调调螺旋桨的角度。”雅各布说。 保罗把螺旋桨的角度调了几次，试了又试。最后一次，风洞大头的风吹得桌上的灰尘都飞了起来，那本厚书被吹得翻过了大半本。 “行了！”保罗跳了起来，“科恩先生，您看！大半本！” 雅各布看着那个翻过大半本的书，点了点头。“再做几个。也许能吹动一整本。” “我要做一个更大的。能把人吹动的那种。” “把人吹动？你要把人吹到天上去？” “不是吹到天上。是测推力。推力够大，飞机就能飞。” 雅各布摸了摸他的头。“你慢慢做。我帮你找材料。” 维也纳，伊洛娜的公寓。 伊洛娜在五月十五日收到了一封信。信封很脏，边角磨破了，像是被很多人传阅过。她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皱巴巴的纸，字迹歪歪扭扭，像刚学会写字的孩子： “伊洛娜姐姐： 我叫弗朗茨，今年十岁。在玻璃厂上班。每天搬箱子，手上有茧子。我想上学，但妈妈说没钱。 读了您的文章，我知道您替我们说话。谢谢您。 我以后也要写字。像您一样。 弗朗茨” 伊洛娜把信读了三遍，然后折好，放进口袋。她走到书桌前，坐下来，拿起笔，给弗朗茨写回信： “弗朗茨： 你的信我收到了。字写得很好。继续写。 不用谢我。我只是写了该写的东西。 你以后也要写字。写给那些不能写的人看。 伊洛娜姐姐” 她把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走到街角的邮筒前。信掉进邮筒的时候，发出“咚”的一声。她忽然想起雅各布说过，信掉进邮筒的声音，像一颗石子扔进了湖里。 她希望这颗石子，能漂到弗朗茨的手里。 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在五月十八日收到了一份报告。 贝克尔的案子有了新进展。那个收回扣的军需处上校埃格纳，在审讯中供出了另外三个军官。他们都参与了同样的勾当——虚报采购价格，从中抽成，分给贝克尔一份。 “这三个人，级别都不低。”克林格说，“有一个是少将。” “少将也贪？” “少将也贪。帝国没钱，就是因为这些人在底下挖。” 卡尔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把材料送给检察官。让他们一起查。” “殿下，查少将需要上面的批准。” “那就去要批准。” “上面不会批。少将上面有人。” 卡尔沉默了几秒钟。“那就先查能查的。查完了，把证据公开。公开了，上面想压也压不住。” 克林格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卡尔拿起电话，拨了伊洛娜的号码。 “伊洛娜，是我。” “卡尔，什么事？” “贝克尔的案子有进展。牵扯到三个军官，有一个是少将。” 伊洛娜握着听筒，没有说话。 “伊洛娜，”卡尔说，“你怕吗？” “怕什么？” “怕牵扯的人越来越多。怕那些人报复。” 伊洛娜沉默了几秒钟。“卡尔，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写那些文章吗？”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不写，那些人会继续挖帝国的墙角。挖到最后，帝国倒了，他们跑了，留下我们这些普通人，站在废墟上，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你写，是为了不让帝国倒？” “不是为了帝国。是为了那些站在废墟上的人。让他们知道，有人替他们看着。” 卡尔沉默了。他握着听筒，听着伊洛娜的呼吸声。 “伊洛娜，”他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 “我不是勇敢。我只是不会装傻。” 卡尔笑了。“那也是勇敢。” 的里雅斯特，炮台。 莱奥在五月二十日收到了伊洛娜的信。信里夹着那个叫弗朗茨的孩子的信——伊洛娜抄了一份给他。 “莱奥： 这是十岁的弗朗茨写的。他在玻璃厂搬箱子。他说他想上学，但没钱。 我想，如果帝国里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学，那帝国就不会烂得这么快。 但帝国没有钱。 钱去哪里了？你去问问你继父。他知道。 伊洛娜” 莱奥读完信，把弗朗茨的信读了两遍。那个孩子的字很难看，但每一笔都用力，像是在跟命运较劲。 他拿出纸和笔，给伊洛娜写回信： “伊洛娜： 弗朗茨的字写得比保罗差一点。但保罗练了很久。弗朗茨没练过。没练过能写成这样，说明他聪明。 聪明的人，不应该在玻璃厂搬箱子。应该在教室里读书。 你说钱去哪里了。我知道。在我继父的口袋里。在那些军官的口袋里。在那些工厂主的口袋里。 但他们不会还。还了，也补不回那些断掉的手指。 所以，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做的。你写字。我擦炮。保罗做飞机。 总有一天，那些孩子会坐在教室里，读你写的字，坐保罗做的飞机。 莱奥” 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贴上邮票，走到邮局寄了出去。 走出邮局的时候，阳光很好。他眯着眼睛，看着天空，忽然觉得天很高，很远，像一只倒扣的巨大的碗。 但碗底下，有人在活着。 在写字。在擦炮。在做飞机。 保罗的风洞又改进了一次。他把圆筒加长了一倍，内壁打磨光滑，减少阻力。螺旋桨换成了五片叶片，每片都磨得很薄，边缘锋利得像刀片。 通电之后，风洞大头的风吹得桌上的本子都飞了起来，落在地上。 “科恩先生，您看！本子飞了！”保罗喊道。 雅各布弯腰捡起本子，翻了翻。“这本子有五十页。你能吹动五十页了。” “下次要吹动一百页。” “你慢慢来。一百页之后还有两百页。两百页之后还有一本书。一本书之后还有一个人。” 保罗看着那个风洞，眼睛里闪着光。 “科恩先生，您说，人能飞吗？” “能。鸟能飞，人就能飞。人比鸟聪明。” “但人没有翅膀。” “人造翅膀。你就在造。” 保罗低下头，看着那个用铁皮卷成的圆筒，看着那个用铜线和磁铁做成的电动机，看着那个用铁皮剪成的螺旋桨。 “科恩先生，”他说，“我的飞机，就叫‘帝国号’。” “你说过了。” “再说一遍。怕您忘了。” “我没忘。帝国号。等你造好了，我坐第一排。” “您坐第一排。莱奥叔叔坐第二排。伊洛娜姐姐坐第三排。施密特叔叔和马蒂奇军士长坐最后面。” “他们俩要下棋。” “那就带着棋盘上去。飞着下。” 雅各布笑了。他摸了摸保罗的头，然后走进厨房，开始做晚饭。 今天的晚饭是意大利面。马尔科教的那种，用番茄、大蒜、橄榄油和罗勒叶做的酱汁。 保罗坐在门口，看着那个风洞，听着厨房里传来的锅铲声和面香。 海风吹过来，带着咸味和鱼腥味。 他想，总有一天，他会飞得比海鸥还高。 比云还高。 比一切都高。 第二十四章：远方的消息 1877年5月，维也纳—的里雅斯特 伊洛娜的第四篇报道发表了。 这一次，她写的不是童工，不是工厂主，不是账本。她写的是一个叫弗朗茨的男孩——那个给她写信的、十岁的、在玻璃厂搬箱子的男孩。她写了弗朗茨的手，写了弗朗茨的梦，写了弗朗茨想上学但没有钱的无奈。她写了弗朗茨的母亲，一个在洗衣厂上班的寡妇，每天工作十四小时，一个月挣的钱不够给儿子买一双新鞋。 她写道：“弗朗茨说，他想上学。他不知道学校长什么样，但他知道，上了学就不用搬箱子了。他搬了一年的箱子，手上全是茧子。那些茧子，比他的年龄还厚。” 报道发表后的第二天，伊洛娜收到了二十几封读者来信。有一封是一个退休教师写来的，说他愿意免费教弗朗茨认字。有一封是一个书店老板写来的，说他愿意捐一批书给工厂区的孩子们。还有一封是一个匿名的人写来的，信封里装着五十个福林，附了一张纸条：“给弗朗茨买鞋。” 伊洛娜把这些信和钱都转交给了弗朗茨的母亲。那个女人接过钱的时候，手在发抖，眼泪掉在纸币上，把皇帝的肖像洇湿了一小块。 “谢谢您，拉科齐小姐。”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被人听到。 “不用谢我。谢那些愿意帮忙的人。” “我儿子说，他以后也要像您一样，当记者。” 伊洛娜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当记者很累。要熬夜，要被骂，要被请去喝茶。” “他不怕。” “那好。让他写。我帮他改。” 五月二十五日，伊洛娜收到了一封来自瑞士的信。 信封上没有署名，只有一行字：“日内瓦，寄。”她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薄薄的纸，上面用打字机打了几行字： “伊洛娜·拉科齐小姐： 伊尔莎·冯·霍夫曼已于本月二十日在苏黎世被捕。瑞士警方将以‘非法组织活动’罪名起诉她。引渡程序已启动，预计两个月内将她移交奥地利警方。 您和您的朋友雅各布·科恩先生可以放心了。 ——一个知道您的人” 伊洛娜把信读了两遍，然后拿起电话，拨了卡尔的号码。 “卡尔，伊尔莎·冯·霍夫曼被捕了。” “我知道。我让人查的。”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想等确认了再说。” 伊洛娜沉默了几秒钟。“那雅各布可以回维也纳了？” “可以。但我觉得，他可能不想回。” “为什么？” “因为他在的里雅斯特有了家。保罗、莱奥、马蒂奇、施密特——那些人，比维也纳的任何人都更像他的家人。” 伊洛娜握着听筒，没有说话。 “伊洛娜，”卡尔说，“你也是。” “我也是什么？” “你也是他的家人。你也是他们的家人。” 伊洛娜的眼泪掉了下来。她没擦，让它流。 “卡尔，谢谢你。” “不客气。” 她挂了电话，走到书桌前，坐下来，给雅各布写信。 “雅各布： 那个穿皮草的女人被抓了。你可以回维也纳了。 但我知道你可能不想回。那就待在炮台。那里有海，有保罗，有莱奥。 那里也有我。我的心在那里。 伊洛娜” 她把信寄出去，然后继续写稿。 第五篇。写工厂里的安全设施。 她写道：“一个女孩的头发被卷进机器，头皮被整个撕了下来。她后来死了。工厂赔了她母亲五十个福林。五十个福林，不够买一口棺材。” 她写完这句话，没有哭。 她已经哭够了。 的里雅斯特，炮台。 雅各布在五月二十八日收到了伊洛娜的信。他读完，把信递给莱奥。 “那个女人被抓了。” “哪个女人？” “穿皮草的。要杀我的那个。” 莱奥读完信，看着雅各布。“你要回维也纳吗？” “不回。” “为什么？” “因为我的咖啡馆已经关门了。费伦茨回匈牙利了。维也纳没有等我的人。这里有。” 莱奥看着他，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月光，不是灯光，而是另一种光。 “雅各布，”他说，“你变了。” “哪里变了？” “以前你只关心赚钱。现在你关心人了。” “你说了很多次了。” “再说一次。因为这是真的。” 雅各布没有回答。他走进厨房，开始做晚饭。今天的晚饭是意大利面——马尔科教的那种。他做了很多，够五个人吃。 保罗在门口做他的风洞。他把圆筒又加长了一段，内壁用砂纸打磨得光滑如镜。螺旋桨换成了六片叶片，每一片都磨得很薄，边缘锋利得能割破手指。 “科恩先生，您说，我能不能用布做螺旋桨？” “布？布太软了。” “但布轻。轻的东西转得快。” “转得快没用。要有推力。” “布做的桨叶，角度对了，也能产生推力。” 雅各布想了想。“你试试。不行再换。” 保罗从旧衣服上剪下一块布，用铁丝弯成桨叶的形状，把布绷在上面。装上去一试，风确实大了不少，但布很快就松了，桨叶变形了。 “不行。”保罗皱起眉头。 “那就用木片。木片比铁皮轻，比布硬。” “木片要削。我不会削。” “我帮你削。” 雅各布从厨房里拿出一把刀，找了一块薄木板，开始削。他的手很稳，一刀一刀，削出六片桨叶。形状不太规则，但大小差不多。 保罗把木片装上，通电一试。风洞大头的风吹得桌上的本子飞了起来，连压在旁边的杯子都晃了一下。 “科恩先生！风更大了！” 雅各布看着那个被风吹晃的杯子，笑了。 “再改进一下，也许能吹动人了。” 马蒂奇站在围墙上，看着海面。 他最近经常一个人站着，不说话，不抽烟，只是看着海。施密特注意到，走过去问他：“军士长，您在想什么？” “在想退休。” “您不是说再干几年吗？” “干不动了。胳膊疼。晚上睡不着。” “那您退了去哪？” “回克罗地亚。我妹妹还在那里。她一个人，种地。我去帮她。” “您会种地吗？” “不会。但可以学。” 施密特沉默了几秒钟。“您走了，炮台就少了一个人。” “少了我，还有你们。你们年轻，能擦炮，能站岗，能打仗。” “我们不会做克罗地亚菜。” 马蒂奇笑了。“那就学。雅各布会做意大利面，你们跟他学。” 施密特低下头。“军士长，我会想您的。” “想我就写信。的里雅斯特到克罗地亚，不远。信几天就到。” 施密特点了点头，转身走回营房。他坐在床上，拿出纸和笔，给马蒂奇写了一封信——不是现在寄，是等他走了之后寄。 “马蒂奇军士长： 您走了，炮台就少了一只擦炮的手。但您的那只手，我们不会忘。 您教我们的那些话——‘简单的人活得久’、‘活着就好’、‘疯子不会麻木’——我们都会记住。 您的土豆，等您走了，我帮您种。在炮台边上种。收成了，寄给您。 施密特” 他把信折好，放进口袋，等着马蒂奇走的那一天。 五月三十一日，莱奥收到了一封来自维也纳的信。不是伊洛娜写的，不是律师写的——是母亲写来的。 信很短，字迹很乱，像是在发抖： “莱奥： 赫尔曼的病情恶化了。医生说他可能撑不过这个夏天。不是因为手腕的伤，是因为他的肺。他一直在咳血，医生说可能是癌症。 他最近总是说胡话。有时候叫我‘玛丽亚’，那是他前妻的名字。有时候叫‘皇帝’，说‘陛下，臣有罪’。有时候叫你的名字，说‘莱奥，对不起’。 我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但我知道，他撑得很辛苦。 如果你能来，就来看看他。如果不能，也没关系。 妈妈” 莱奥读完信，把信纸折好，放进口袋。他走到围墙上，面朝大海，站了很久。 海很平静。阳光照在水面上，碎成千万片金色的鳞片。 “莱奥叔叔，您要去维也纳吗？”保罗走过来。 “不知道。” “您应该去。他快死了。” “他是我继父。” “但他叫了您的名字。他说对不起。” 莱奥看着保罗，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种超越年龄的、对死亡的理解。 “保罗，”他说，“你怕死吗？” “不怕。” “为什么？” “因为死了，就去天堂。天堂里没有工厂，没有警察，没有查封令。” 莱奥沉默了。他伸出手，摸了摸保罗的头。 “我不去天堂。”他说。 “那您去哪？” “我哪也不去。我在这里。” 保罗点了点头。“那您就在这里。我跟您在一起。” 莱奥笑了。他转身走回营房，拿出纸和笔，给母亲写信。 “妈： 我暂时去不了。炮台走不开。 但他叫我的名字，我听到了。他说对不起，我也听到了。 这就够了。 莱奥” 他把信寄出去，然后走到炮台边上，拿起一块抹布，开始擦炮。 马蒂奇站在旁边，用他唯一的那只手擦另一门炮。 两个人，一老一少，在阳光下，慢慢地、仔细地，擦着那些生锈的铁管。 海风吹过来，带着咸味和鱼腥味。 夏天要来了。 第二十五章：告别与启程 1877年6月，的里雅斯特 马蒂奇决定在六月中旬离开。 不是突然决定的。他想了好几个月，从春天想到夏天，从杏花想到海鸥。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听着海浪声，想着克罗地亚的妹妹，想着那片二十年没回去的土地，想着自己这只有一只手的老兵，还能不能种出土豆。 终于有一天早上，他走进莱奥的房间，把一份退休申请放在桌上。 “签个字。你是长官。” 莱奥看着那份申请，看了很久。 “军士长，您想好了？” “想好了。” “不后悔？” “后悔也来不及了。火车票都买了。” 莱奥拿起笔，签了字。他的手很稳，但签完之后，把笔放下，站起来，伸出手。 马蒂奇用他唯一的那只手握住了。 “谢谢您，军士长。” “谢什么？” “谢您教我擦炮、说克罗地亚语、看天气。谢您没让我变成一个只会写报告的军官。” 马蒂奇笑了。“你本来就不是。你跟你父亲一样，是个疯子。” “疯子好。疯子不会麻木。” 他们站在营房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窗外的海风把窗帘吹得鼓起来，像一面白色的旗。 “莱奥，”马蒂奇说，“我走了之后，炮台就交给你了。施密特帮你。雅各布帮你。那个小家伙，保罗，也会帮你。” “他帮不了。他太小。” “他小，但他的脑子大。他以后会比你们所有人都厉害。” 莱奥点了点头。“我会照顾他。” “我知道。你不说我也知道。” 马蒂奇松开手，转身走了。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在丈量什么。 莱奥站在营房里，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一件事——他从来没有问过马蒂奇，他叫什么名字。 不是姓，是名。 马蒂奇是姓。他叫什么？ 他追出去。 “军士长，您叫什么名字？” 马蒂奇停下来，转过身，笑了。“我叫伊万。伊万·马蒂奇。” “伊万。我记住了。” 马蒂奇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这一次，他没有回头。 马蒂奇离开的那天，炮台所有人都在。 施密特帮他提行李。行李很简单——一个旧皮箱，里面装着几件衣服、一把烟斗、一包烟丝，还有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婴儿，站在一座石头房子前面。 “这是谁？”施密特问。 “我妹妹。二十年前拍的。现在她老了，孩子也大了。” “您没见过那个孩子？” “没有。但我见过照片。她寄过。” 施密特把照片小心地放回皮箱，拉好拉链。 保罗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那个电动机。他把电动机递给马蒂奇。 “军士长，这个送给您。” 马蒂奇接过电动机，看了看。“这不是你的宝贝吗？” “是宝贝。但您也是宝贝。宝贝送宝贝。” 马蒂奇笑了。他用一只手把电动机放进口袋，然后蹲下来，看着保罗的眼睛。 “小家伙，你以后会造出飞机的。” “会。” “造出来了，飞到我妹妹家。她在克罗地亚，海边。你从天上就能看到。” “好。我飞过去，您给我做饭。” “我做。克罗地亚菜，很辣。” “我不怕辣了。我练过了。” 马蒂奇笑了，站起来，拍了拍保罗的头。然后他转身，上了马车。 马车启动了。保罗追了几步，停下来，站在路边，看着马车越走越远。 “科恩先生，”他说，“军士长走了。” “走了。” “他会回来吗？” “不知道。也许不会。” 保罗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我以后去克罗地亚看他。” “好。我陪你去。” 他们站在路边，看着马车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海鸥在头顶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 维也纳，伊洛娜的公寓。 六月的维也纳，天气开始热了。伊洛娜把窗户开到最大，让风灌进来，吹散房间里积攒了一整天的热气。桌上摊着第五篇报道的稿纸——《安全》，她写的是工厂里的安全设施。她采访了十几个工人，每个人都跟她讲了事故。断手、断脚、断手指、被烫伤、被化学品熏瞎眼睛。她把那些故事写进报道，不加修饰，不加评论，只是如实记录。 她写道：“一个工人告诉我，工厂里的机器没有防护罩。他说，‘老板说，装防护罩要花钱。花钱了，利润就少了。’那个工人后来被机器绞断了三根手指。老板赔了他十个福林。十个福林，够买一个月的面包。但买不回他的手指。” 她写完最后一句，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电话响了。 她拿起听筒。 “喂？” “伊洛娜，是我。卡尔。” “什么事？” “贝克尔死了。今天下午。” 伊洛娜握着听筒，没有说话。 “伊洛娜？” “我在。” “你告诉莱奥吧。他不接我电话。” “好。我告诉他。” 卡尔沉默了几秒钟。“伊洛娜，你难过吗？” “不难过。只是觉得……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他走错了路。如果他好好做生意，不去当官，不去贪，也许现在还在活着。” “也许。但‘也许’没有用。” “我知道。” 她挂了电话，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的暮色。 天快黑了。路灯还没亮，街道上一片昏暗。 她拿起笔，给莱奥写信。 “莱奥： 你继父死了。今天下午。 我不难过。你也不要难过。 他不是你父亲。你父亲说过，‘不要恨’。他没有说‘不要难过’。 但我觉得，难过也没关系。难过完了，继续活。 伊洛娜” 她把信折好，塞进信封，贴上邮票，走到街角的邮筒前。 信掉进邮筒的时候，发出“咚”的一声。 她站在那里，站了很久，看着那个邮筒，像是在等它把信吐出来。 但它没有。 信走了。 她也该走了。 她转身走回公寓，继续写稿。 的里雅斯特，炮台。 莱奥在六月十八日收到伊洛娜的信。他读完，把信纸折好，放进口袋。 他走到围墙上，面朝大海，站了很久。 施密特走过来。“怎么了？” “他死了。” “谁？” “我继父。” 施密特沉默了几秒钟。“你难过吗？” “不知道。也许有一点。也许没有。” “你妈呢？” “她一个人。” “你要去维也纳吗？” “不去。去了也帮不了什么。她已经习惯了一个人。” 施密特看着他，没有说话。他只是站在莱奥旁边，跟他一起看海。 海很平静。几只海鸥在远处盘旋，像几个小小的、白色的十字架。 “施密特，”莱奥说，“你说，人死了以后，会去哪里？” “不知道。也许去天堂，也许去地狱，也许哪也不去。” “哪也不去，就是没了？” “对。没了。” “那活着的人怎么办？” “活着的人继续活。活着，然后记住。” 莱奥点了点头。他转身走回营房，拿出纸和笔，给母亲写信。 “妈： 听说他死了。您一个人，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不要想太多。想多了，睡不着。 我在这里很好。有海，有朋友，有一个孩子。 等我休假，去看您。 莱奥” 他把信寄出去，然后走到炮台边上，拿起一块抹布，开始擦炮。 保罗走过来，站在他旁边。 “莱奥叔叔，您难过吗？” “有一点。” “难过就哭。哭出来就好了。” “我不会哭。” “那您就擦炮。擦干净了，就不难过了。” 莱奥看着他，笑了。“你说得对。擦干净了，就不难过了。” 他继续擦。保罗也拿起一块抹布，帮他擦。 两个人，一大一小，在夕阳下，慢慢地、仔细地，擦着那些生锈的铁管。 海风吹过来，带着咸味和鱼腥味。 夏天真的来了。 第二十六章：夏日的余音 1877年7月，的里雅斯特—维也纳 马蒂奇走了之后，炮台安静了很多。 不是声音上的安静——海鸥还是叫，海浪还是响，风还是吹。是那种人的安静。少了一个人说话，少了一个人抽烟，少了一个人用独臂擦炮管的沙沙声。施密特说，他总觉得马蒂奇还在，就在厨房里煮rakija，或者在围墙上站着看海。但走进去，没有人。 保罗把马蒂奇留下的那锅rakija藏在了床底下。不是要喝，是要留着。留着等马蒂奇回来——虽然他可能永远不会回来。但万一呢？万一他回来了，没有rakija喝，会失望的。 “他不会回来了。”雅各布说。 “万一呢。”保罗说。 “没有万一。” “那就留给别人。总有人会喝。” 雅各布没有再说。他走进厨房，开始做晚饭。今天的晚饭是意大利面——马尔科教的那种。他已经做得很熟练了，闭着眼睛都能做。番茄、大蒜、橄榄油、罗勒叶。酱汁的颜色是深红色的，像晚霞。 保罗坐在门口，手里拿着那个风洞。他把圆筒又加长了一段，内壁用砂纸打磨得光滑如镜。螺旋桨换成了木片的，六片，每一片都削得很薄。他用一根细铁丝把螺旋桨固定在电动机的轴上，通电一试，风洞大头的风吹得桌上的本子飞了起来，连旁边的一摞书都倒了两本。 “科恩先生，风更大了！” 雅各布从厨房探出头，看了一眼。“能吹动人了吗？” “还不行。但快了。” “快了是多久？” “也许一个月，也许一年。” “那就慢慢来。我不急。” 保罗低下头，继续调他的风洞。他把螺旋桨的角度调了一点，风更集中了，吹在手上，能感觉到明显的压力。 他忽然想起马蒂奇说过的话：“你以后会造出飞机的。” “会。”他对着风洞说。 风洞没有回答。但风在吹。 维也纳，伊洛娜的公寓。 伊洛娜的第五篇报道发表了。《安全》。她写了工厂里的机器没有防护罩，写了那些被绞断的手指、被烫伤的皮肤、被熏瞎的眼睛。她写了工厂主们的回应——“装防护罩要花钱，花钱了，利润就少了。”她写道：“利润比手指重要。这就是工厂主的逻辑。” 报道发表后的第二天，她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里只有一张照片——一台织布机，旁边站着一个年轻女孩，脸上带着笑容，但左手缺了三根手指。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她叫玛利亚。去年的事。工厂赔了十个福林。十个福林，买不回手指。” 伊洛娜把照片贴在办公桌的墙上，就在贝尔塔的照片旁边。现在墙上已经有好几张照片了——玛利亚、弗朗茨、还有几个她采访过的工人。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笑容，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一种光。那种光，叫“我还活着”。 韦伯走进来，站在她身后，看着那些照片。 “你打算写多少篇？”他问。 “写到工厂主们愿意装防护罩为止。” “如果他们永远不愿意呢？” “那就永远写。” 韦伯叹了口气。“你跟你父亲一样固执。” “您说过很多次了。” “再说一次。因为这是真的。” 伊洛娜没有回答。她拿起笔，开始写第六篇。这一次，她写的是工厂主的别墅。她查到了几个大工厂主的房产信息——他们在维也纳郊区都有别墅，有的甚至有两三栋。她用这些数据算了一笔账：一栋别墅的钱，够给所有工人装防护罩，还够给童工们盖一所学校。 她把这篇文章的标题定为《别墅与防护罩》。 她要让读者看到，工厂主不是没有钱，而是把钱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 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在七月中旬收到了一份报告。 贝克尔的案子结了。他被判了六年，但因为已经死了，刑期不用执行。他的财产被没收了一部分——那些用贪污的钱买的别墅、马车、股票。但大部分已经被转移了，追不回来。 “他的妻子呢？”卡尔问。 “她搬走了。去了乡下。据说租了一间小房子，一个人住。” “莱奥知道吗？” “应该知道。但他没有去。” 卡尔沉默了几秒钟。“那个女人，伊洛娜·拉科齐，还在写？” “在写。第六篇了。” “工厂主们有什么反应？” “他们很生气。但不敢再施压了。上次查封的事闹得太大，上面有人不高兴。” “谁不高兴？” “皇帝。他听说报纸被封，问了一句：‘她写了什么？’下面的人说：‘写了童工。’皇帝说：‘童工不是早就禁止了吗？’下面的人说：‘法律禁止，但工厂主不执行。’皇帝说：‘那就让他们执行。’” 卡尔靠在椅背上，笑了。“皇帝终于说了一句有用的话。” “就这一句。但他说了，下面的人就要听。” “那就够了。” 卡尔拿起电话，拨了伊洛娜的号码。 “伊洛娜，是我。” “卡尔，什么事？” “皇帝说了，童工法律要执行。” 伊洛娜愣了一下。“真的？” “真的。上面的人亲口说的。” “那工厂主们……” “他们不敢违抗皇帝。至少明面上不敢。” 伊洛娜握着听筒，沉默了几秒钟。“卡尔，谢谢你。” “谢我干什么？不是我让皇帝说的。” “但你没有放弃。你一直在查，在打电话，在施压。” 卡尔笑了。“伊洛娜，你知道吗，你让我想起我母亲。” “你说过。” “再说一次。因为这是真的。” 伊洛娜挂了电话，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 天已经快黑了。路灯还没亮，街道上一片昏暗。 她忽然想哭。不是难过，是高兴。高兴也会哭。 她趴在桌上，哭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擦干眼泪，继续写。 第六篇。别墅与防护罩。 她写道：“一栋别墅的钱，够买一千个防护罩。一千个防护罩，能保住一千双手。一千双手，能造出多少东西？能造出帝国。但帝国不需要手。帝国需要别墅。” 她写完最后一句，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窗外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透过窗帘的缝隙，落在她的稿纸上。 她把稿纸摞好，放在桌上。 明天，交给韦伯。 明天，继续写。 的里雅斯特，炮台。 保罗的风洞终于能吹动一本书了。 不是翻页，是把一整本书从桌上吹到地上。那本书很厚，有三百多页，是雅各布从马尔科那里借来的意大利语词典。保罗把词典放在风洞的大头前面，通电，风冲出来，词典晃了几下，然后倒了，掉在地上。 “科恩先生！您看！倒了！” 雅各布走过来，捡起词典，翻了翻。“三百多页。你能吹动三百多页了。” “下次要吹动一个人。” “人比书重。” “我知道。所以要更大的电动机，更强的磁铁，更快的螺旋桨。” 雅各布看着他，那双黑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月光，不是灯光，而是另一种光。 “保罗，”他说，“你以后会造出飞机的。” “您说过。” “再说一次。因为这是真的。” 保罗笑了。他把风洞搬到桌上，开始拆。他要重新绕线圈，用更细的铜线，绕更多圈。他还要找更强的磁铁——马蒂奇走之前说过，军舰上有一块报废的磁铁，磁性很强，可以拿来用。 “我去找施密特叔叔。”他跑出营房。 施密特正在仓库里清点物资。他看见保罗跑进来，笑了。“又缺什么？” “磁铁。军舰上报废的那种。” “你要多大的？” “越大越好。” 施密特从角落里翻出一块黑色的、拳头大小的磁铁，递给保罗。“这个行吗？” 保罗接过去，试了试。磁性很强，把旁边的一把铁扳手都吸了过来。 “行！谢谢施密特叔叔！” 他跑回营房，把磁铁装到电动机上。线圈重新绕好了，螺旋桨换成了七片木片，每一片都削得很薄。通电一试，风洞大头的风呼呼地吹，桌上的意大利语词典被吹到了地上，连旁边的一摞书都倒了好几本。 “科恩先生，您站到风洞前面试试！” 雅各布站到风洞大头前面。风吹在他的腿上，裤子被吹得贴住了皮肤。凉飕飕的，但不痛。 “感觉到了吗？”保罗问。 “感觉到了。有风。” “不是风。是推力。推力能让东西动。人太重了，推不动。但轻一点的东西能推动。” “比如？” “比如，一个木头的模型。” 雅各布想了想。“你要做模型？” “嗯。做一个飞机的模型。木头的，轻一点。看看能不能被风洞吹起来。” “怎么做？” “画图。然后找木头。您帮我削。” 雅各布笑了。“好。我帮你削。” 维也纳，伊洛娜的公寓。 六月底，伊洛娜收到了一封来自弗朗茨的信。信封很脏，边角磨破了，但字迹比上次工整了一些： “伊洛娜姐姐： 有一个老师来教我了。他姓穆勒，退休了。他每周来三次，教我认字、写字、算数。他说我学得快。 谢谢您帮我找老师。 我妈妈用您转交的钱给我买了一双新鞋。黑色的，皮面的。我从来没穿过这么好的鞋。舍不得穿，放在床底下。 等上学了再穿。 弗朗茨” 伊洛娜读完信，笑了。她把信折好，放进口袋，然后拿出纸和笔，给弗朗茨写回信： “弗朗茨： 穆勒先生说你学得快。我也觉得。你写给我的信，比上一封好多了。继续练。 鞋子要穿。不穿，脚会变大，就穿不上了。 上学的时候，穿新鞋，走新路。 伊洛娜姐姐” 她把信寄出去，然后继续写第六篇。 别墅与防护罩。 她写道：“一栋别墅，能买一千个防护罩。一千个防护罩，能保住一千双手。一千双手，能造出帝国。但帝国不需要手。帝国需要别墅。” 她写完最后一句，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窗外的天已经亮了。她写了一整夜。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清晨的空气涌进来，带着露水和泥土的味道。远处教堂的钟声敲了五下，沉闷而缓慢。 她对着天空说：“贝尔塔，您看到了吗？有人在帮我们。” 天空没有回答。 但她觉得，贝尔塔听到了。 第二十七章：木头与纸 1877年7月，的里雅斯特 保罗画了三天的图。 不是随便画，是认认真真地用尺子量、用铅笔描、用橡皮擦改。他在雅各布给他的那叠草稿纸上画了十几张草图——机翼的形状、机身的长短、尾翼的角度、螺旋桨的位置。每一张图都标了尺寸，精确到毫米。 雅各布站在他身后，看着那些图，看不懂，但觉得很好看。 “这是什么？”他指着一个像鸟翅膀一样弯曲的线条。 “翼型。飞机能飞，全靠机翼的形状。上面弯，下面平。空气从上面走，速度快，压力小；从下面走，速度慢，压力大。压力差就把飞机托起来了。” “你怎么知道的？” “书上说的。李林塔尔的书。” “你全看懂了？” “有些懂。有些不懂。不懂的留着，以后弄懂。” 雅各布笑了。“你才九岁。以后还长。” “九岁不小了。莱奥叔叔九岁的时候，已经会骑马了。” “莱奥跟你说的？” “嗯。他说他九岁的时候，父亲带他去军营，让他骑一匹退役的老马。那匹马很温顺，不会跑，但很高。他爬不上去，父亲把他抱上去的。” 雅各布想象着那个画面——小小的莱奥坐在一匹高头大马上，两只手紧紧抓着缰绳，脸绷得紧紧的，不敢笑。他笑了。 “你以后也会骑马的。”他对保罗说。 “不骑马。我要开飞机。飞机比马快。” “快多少？” “书上说，最快的鸟能飞每小时一百公里。飞机要比鸟快。快两倍，三倍，十倍。” “十倍是多少？” “每小时一千公里。从维也纳到的里雅斯特，不到一个小时。” 雅各布想了想。“那太快了。咖啡还没煮好，你就到了。” “那就煮快一点。” “咖啡不能快。快了不好喝。” 保罗抬起头，看着雅各布。“科恩先生，您什么时候再开咖啡馆？” 雅各布愣了一下。“不知道。也许不开了。” “为什么？” “因为没人喝我的咖啡。” “我喝。马尔科叔叔也喝。莱奥叔叔也喝。施密特叔叔也喝。伊洛娜姐姐也喝。” “你们都说我的咖啡难喝。” “难喝也喝。因为是您煮的。” 雅各布看着他，那双黑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月光，不是灯光，而是另一种光。 “好，”他说，“等你的飞机造好了，我开咖啡馆。你飞累了，就下来喝一杯。”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图纸画好了。下一步是找木头。 保罗要的是巴沙木——一种很轻的、密度只有水五分之一的木材。马尔科说，这种木头在的里雅斯特买不到，要从南美运过来，很贵。 “没有巴沙木，用什么代替？”保罗问。 “松木。松木重一点，但也能飞。只要机翼够大，推力够强。” “松木哪里找？” “造船厂。造船厂有边角料，薄的那种，可以用。” 雅各布带着保罗去了港口附近的造船厂。厂子不大，几间工棚，门口堆着成堆的木屑和刨花。一个满脸胡子的工头接待了他们，听说是要造飞机模型，笑了。 “你们要做飞机？像鸟那样飞？” “对。”保罗说。 “那你们找对人了。我这里有上好的松木，薄板，三毫米厚。够轻，够结实。” 他从仓库里翻出几块薄木板，递给保罗。保罗接过去，用手掂了掂，又弯了弯，看弹性。 “多少钱？”雅各布问。 “不要钱。给孩子玩的东西，收什么钱。” “这不是玩。这是模型。真的飞机。” 工头看着保罗，那双被烟熏黄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表情——不是嘲笑，不是不屑，而是一种说不清的、近乎尊敬的东西。 “好，真的飞机。那更不要钱。等你造出真的飞机，飞到我厂子上空，给我扔一封信。我就知道是你了。” “我会的。”保罗说。 他抱着那些木板，走出造船厂。阳光很烈，他眯着眼睛，觉得那些木板在发光。 回到炮台，保罗开始做模型。 他把图纸铺在桌上，把木板放在旁边，拿起一把小锯子，开始锯。锯得很慢，每一刀都很小心，生怕锯歪了。雅各布坐在旁边，帮他扶着木板。 机翼的形状是最复杂的。翼型要弯，上表面比下表面长。保罗锯了两块一样形状的木板，然后用砂纸打磨，把边缘磨圆，把表面磨光。 机身很简单，一根长方形的木条，前端装螺旋桨，后端装尾翼。 尾翼分水平和垂直。水平尾翼控制俯仰，垂直尾翼控制方向。这些，保罗都是从书上学来的。 他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把所有的零件都做好。然后用木工胶粘在一起，用夹子固定，等胶干。 模型做好了。不大，翼展只有五十厘米，机身长三十厘米。重量很轻，不到两百克。 保罗把它放在风洞前面，通电。 风洞的风吹在模型上。模型晃了晃，但没有飞起来。 “推力不够。”保罗皱起眉头。 “再调调螺旋桨。”雅各布说。 保罗把螺旋桨的角度调了几次，又换了一个更大的电池。风更大了，模型在桌上滑动，但就是不起飞。 “需要更大的机翼。”保罗说。 “那就做更大的。” “木板不够了。” “我去找马尔科要。” 雅各布又去了造船厂，从工头那里拿了几块更大的木板。保罗重新做了机翼，翼展加到了八十厘米。 第二次试飞。风洞的风吹在模型上，模型在桌上滑动了几步，然后前轮抬了起来，后轮还在地上。 “起来了！前轮起来了！”保罗喊道。 “还差一点。”雅各布说。 “再试一次。” 第三次。保罗把螺旋桨的角度又调了一点，换上了施密特从仓库“借”来的最大的电池。风洞的风呼呼地吹，桌上的模型先是滑动，然后前轮抬起，然后整个模型离开了桌面，飞了大约两米，落在地上。 保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飞了。”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梦话。 “飞了。”雅各布说。 保罗走过去，把模型捡起来。机身完好，机翼完好，螺旋桨还在转。他把它抱在怀里，眼泪掉了下来。 “科恩先生，您看到了吗？它飞了！” “看到了。” “不是滑，是飞！有推力的飞！” “对。有推力的飞。” 保罗抱着那个木头的模型，在营房里转圈。他的眼泪流在模型上，把木头洇湿了一小块。 雅各布站在那里，看着他转圈，笑了。 他的笑容很大，大到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莱奥从外面回来，看见保罗在营房里转圈，手里抱着一个木头模型。 “怎么了？” “飞了！莱奥叔叔，我的模型飞了！” 莱奥走过去，接过模型，看了看。机翼上有胶水的痕迹，螺旋桨的边缘有些毛刺，尾翼有点歪。但整体看起来，像一架飞机。 “飞了多远？”他问。 “两米。飞了两米！” “下次飞四米。” “要飞十米！一百米！一千米！” 莱奥笑了。“好。你飞。我看着。” 他把模型还给保罗，走到围墙上，面朝大海。 海很平静。阳光照在水面上，碎成千万片金色的鳞片。 他想起马蒂奇说过的话：“你以后会造出飞机的。”马蒂奇说的不是保罗，是他？不是。马蒂奇说的是保罗。但莱奥觉得，马蒂奇也在说他。 说他会飞。不是真的飞，是活着。活着，然后飞过那些苦难，飞到海的另一边。 他拿出纸和笔，给伊洛娜写信。 “伊洛娜： 保罗的模型飞了。两米。 他说下次要飞四米。再下次要飞十米。再再下次要飞一千米。 我觉得他能做到。 你也能做到。你的文章，从维也纳飞到了的里雅斯特。从一个人飞到另一个人。 总有一天，会飞到所有人面前。 莱奥” 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贴上邮票，走到邮局寄了出去。 走出邮局的时候，阳光很好。他眯着眼睛，看着天空。 天空很蓝。没有云。 他想，也许保罗的飞机，真的能飞上去。 飞到那片蓝里。 飞到比蓝更远的地方。 第二十八章：翅膀的重量 1877年8月，的里雅斯特—维也纳 保罗的模型飞了两米之后，他整个人都变了。 不是变得骄傲，而是变得安静了。以前他做完一个东西，会跳起来喊“科恩先生您看”。现在他做完一个东西，会站在桌前，盯着它看很久，然后拆掉，重做。雅各布问他怎么了，他说：“两米不够。要更远。” 他重新设计了机翼。翼展从八十厘米加到了一米二，翼型更弯了，上表面的弧度更大。他用更薄的木板，减轻重量。螺旋桨从七片叶片减到了四片，但每片更大，角度更精确。他把电动机的线圈又重绕了一遍，用更细的铜线，绕了更多的圈数，磁铁换成了从军舰上拆下来的那块最强的。 新的模型做好了。重量比上次重了二十克，但推力大了将近一倍。 他把它放在风洞前面，通电。 风洞的风呼呼地吹，模型在桌上滑动，前轮抬起，然后整个机身离开了桌面。它飞了大约五米，撞在墙上，掉下来。 “五米！”保罗跑过去捡起模型，“五米了！” 雅各布走过去，看了看模型。机翼裂了一道缝，机身也有点歪。 “能修吗？”他问。 “能。用胶水粘一下就行。” 保罗拿着模型坐到门口，开始修。他用砂纸把裂口打磨平整，涂上胶水，用夹子固定。然后他靠在门框上，看着海。 “科恩先生，您说，飞机能不能飞过海？” “能。海也是天空的一部分。” “那飞到海对面，要多久？” “从的里雅斯特到威尼斯，大概一百公里。飞机一小时飞一百公里的话，一小时就到。” “那我的飞机能飞一百公里吗？” “现在不能。以后能。” 保罗低下头，看着手里正在晾干的机翼。“以后是什么时候？” 雅各布想了想。“也许你二十岁，也许你三十岁，也许更晚。但总会到的。” “您会等吗？” “会。我说话算话。” 维也纳，伊洛娜的公寓。 伊洛娜的第六篇报道发表了。《别墅与防护罩》。她写了工厂主的别墅，写了那些别墅的价格，写了那些钱够买多少防护罩、盖多少学校。她写道：“一栋别墅，能买一千个防护罩。一千个防护罩，能保住一千双手。一千双手，能造出帝国。但帝国不需要手。帝国需要别墅。” 报道发表后，反响比之前任何一篇都大。不是因为写得更好，而是因为这一次，她碰了有钱人的痛处。童工是别人的孩子，防护罩是别人的手，但别墅是自己的。你动我的别墅，就是动我的命。 工厂主协会召开了紧急会议。有人提议再次向警察局施压，有人提议直接起诉伊洛娜诽谤，还有人提议“给她一点教训”。但最后，他们什么都没做——因为皇帝说了，童工法律要执行。皇帝没说别墅的事，但皇帝也没说别墅的事不能写。 韦伯把伊洛娜叫进办公室。 “你这次捅了马蜂窝。”他说。 “我知道。” “工厂主们很生气。但他们不敢动你。不是因为怕你，是因为怕皇帝。” “那就好。” “不好。皇帝不会一直护着你。他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他明天可能就忘了。” “那我就在他忘之前，多写几篇。” 韦伯看着她，叹了口气。“你跟你父亲一样。” “您说过很多次了。” “再说一次。因为这是真的。” 伊洛娜转身走出办公室，回到自己的桌前。她拿起笔，开始写第七篇。这一次，她写的是工厂主的孩子们。那些孩子们上最好的学校，穿最好的衣服，吃最好的食物。他们不知道，在父亲工厂里干活的那些孩子，连饭都吃不饱。 她写道：“工厂主的儿子在学拉丁文。工厂里的童工在学怎么不被机器吃掉。拉丁文能让人变聪明。不被机器吃掉，能让人活着。谁更需要活着？” 她写完这句话，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电话响了。 她拿起听筒。 “喂？” “伊洛娜，是我。卡尔。” “什么事？” “工厂主协会在商量对策。他们想收买你。” “收买我？怎么收买？” “给你钱。一大笔钱。让你闭嘴。” 伊洛娜笑了。“你觉得我会收吗？” “不会。” “那你还告诉我干什么？” “让你知道，你让他们害怕了。害怕的人，才会想收买。” 伊洛娜握着听筒，没有说话。 “伊洛娜，”卡尔说，“你怕吗？” “不怕。” “为什么？” “因为我身后有人。莱奥、雅各布、保罗、韦伯、你。还有那些给我写信的孩子们。他们都在看着我。我不能怕。” 卡尔沉默了几秒钟。“伊洛娜，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 “你说过。” “再说一次。因为这是真的。” 的里雅斯特，炮台。 八月中旬，莱奥收到了一封来自母亲的信。信很短，字迹比以前整齐了一些： “莱奥： 赫尔曼的后事办完了。我把他的骨灰撒在了多瑙河里。他说过，他喜欢河。 我搬到了乡下。租了一间小房子，一个人住。邻居很好，帮我种菜。 你不用来看我。我很好。 妈妈” 莱奥读完信，把信纸折好，放进口袋。他走到围墙上，面朝大海，站了很久。 施密特走过来。“你妈怎么样？” “她搬到了乡下。一个人住。” “你去看她吗？” “她说不用。” “她说不用，你就不去？” 莱奥沉默了几秒钟。“等秋天。秋天凉快了，我去。” 施密特点了点头。他站在莱奥旁边，跟他一起看海。 海面上有一艘军舰，灰色的，在远处慢慢移动。桅杆上的旗子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施密特，”莱奥说，“你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不知道。也许是为了找到答案。” “你找到了吗？” “没有。但还在找。” 莱奥看着那艘军舰，看着它慢慢消失在海平线上。 “我也在找。”他说。 保罗的新模型又飞了一次。这次飞了八米。 他把风洞搬到了营房外面的空地上，因为室内的空间不够大。雅各布帮他拉了一根长长的电线，从营房接到外面。莱奥和施密特也出来看。 保罗把模型放在风洞前面，通电。螺旋桨嗡嗡地转了起来，风洞的风吹在模型上。模型滑动，前轮抬起，然后整个机身离开了地面。它飞了大约八米，落在地上，翻了几个滚。 “八米！”施密特喊道，“小家伙，你厉害！” 保罗跑过去，把模型捡起来。机翼断了，机身也裂了。 “能修吗？”莱奥问。 “能。但要重新做机翼。” “那就重新做。我帮你找木板。” 莱奥去了造船厂，从工头那里拿了几块更薄的木板。保罗重新做了机翼，翼展加到了一米五。这一次，他用两根细木条加固了机翼的根部，防止再断。 第三次试飞。模型飞了十二米，落在地上，机翼没断。 “十二米！”保罗跳了起来，“科恩先生，您看到了吗？十二米！” 雅各布站在旁边，笑了。“看到了。十二米。” “下次要飞二十米！” “好。你飞。我看着。” 保罗抱着那个模型，在空地上跑了一圈。他的脸上全是汗，但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 莱奥站在那里，看着保罗跑，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父亲带他去军营，让他骑那匹退役的老马。他爬不上去，父亲把他抱上去。他坐在马上，害怕，但不敢说。父亲站在下面，看着他，笑了。 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父亲笑。 “莱奥叔叔，您在想什么？”保罗跑过来。 “在想我父亲。” “他怎么了？” “他死了。打仗死的。” “您想他吗？” “想。但想也没用。” 保罗低下头，看着手里的模型。“有用。想了，就知道他还活着。在心里活着。” 莱奥看着他，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月光，不是灯光，而是另一种光。 “保罗，”他说，“你以后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父亲。” “为什么？” “因为你会记得。记得的人，不会让孩子害怕。” 保罗不懂。但他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八月下旬，伊洛娜的第七篇报道发表了。标题是《工厂主的儿子》。 她写了工厂主儿子的日常生活——早上喝牛奶吃面包，上午学拉丁文，下午骑马，晚上弹钢琴。她写了童工的日常生活——早上四点半起床，五点进工厂，中午吃一块黑面包，晚上七点回家，倒头就睡。 她写道：“工厂主的儿子在学拉丁文。童工在学怎么不被机器吃掉。拉丁文能让人变聪明。不被机器吃掉，能让人活着。谁更需要活着？” 报道发表后的第二天，伊洛娜收到了一封来自工厂主协会的正式信函。信上说，他们愿意“捐”一笔钱给报社，用于“改善办报条件”。条件是，伊洛娜停止写关于工厂的报道。 伊洛娜把信拿给韦伯看。 “你怎么想？”韦伯问。 “我想把这封信发表。” 韦伯沉默了几秒钟。“你疯了。发表了，他们真的会动你。” “他们动我，就说明我说的是真的。如果我说的是假的，他们不用动我，辟谣就行。” 韦伯看着她，叹了口气。“你跟你父亲一样。” “您说过很多次了。” “再说一次。因为这是真的。” 伊洛娜把那封信锁进抽屉里。她没有发表——不是因为怕，而是因为她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等证据更多了，等支持者更多了，等帝国更乱了，再发表。 她拿起笔，继续写第八篇。 这一次，她写的是工厂里的女工。怀孕了还要上班，有的在机器前生了孩子，孩子掉在地上，摔死了。 她写道：“孩子掉在地上，摔死了。工厂主说，‘这不是我的错。是她不该在上班的时候生。’” 她写完这句话，没有哭。 她已经不会为这种事哭了。 哭多了，眼泪会干。 她只是继续写。 写到没有人愿意看为止。 写到问题解决为止。 写到她写不动为止。 第二十九章：秋日前夕 1877年9月，的里雅斯特—维也纳 九月，的里雅斯特的风向变了。 夏天的风从南边来，带着非洲的热气和盐粒。秋天的风从北边来，翻过阿尔卑斯山，带着冷杉和雪的味道。保罗站在围墙上，闭着眼睛，感受着风的变化。他把一只手举起来，让风从指缝间穿过。凉凉的，干干的，不像夏天的风那样黏糊糊的。 “科恩先生，风变了。”他跑进厨房。 雅各布正在削土豆。他抬起头，看了看窗外。“秋天来了。” “我的飞机能飞更远了。” “为什么？” “因为秋天的风稳。夏天的风太乱，忽大忽小。秋天的风均匀，适合试飞。” 雅各布放下土豆，擦了擦手。“那就趁秋天多试几次。冬天风太大，不能飞。” 保罗点了点头，跑回营房，把他的模型和风洞搬到空地上。他重新调整了螺旋桨的角度，换了一节新电池——施密特从仓库“借”的，据说电量很足。 通电。螺旋桨嗡嗡地转了起来，声音比以前更尖，像一只愤怒的蜜蜂。风洞的风吹在模型上，模型滑动，前轮抬起，然后整个机身离开了地面。它飞了十五米，落在地上，翻了两个滚。 “十五米！”保罗跑过去，捡起模型。机翼完好，机身完好，螺旋桨还在转。 他抱着模型，站在空地上，看着远处的海。海面上有一艘渔船，正在收网。海鸥在头顶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 “下次飞二十米。”他对自己说。 维也纳，伊洛娜的公寓。 伊洛娜的第八篇报道发表了。这一次，她写的是工厂里的女工。她写了那些怀孕了还要上班的女人，写了那些在机器前生了孩子的女人，写了那些孩子掉在地上摔死的女人。她写道：“孩子掉在地上，摔死了。工厂主说，‘这不是我的错。是她不该在上班的时候生。’” 报道发表后，她收到了一封来自一个女工的信。信是用铅笔写的，字迹很轻，像是怕把纸戳破： “拉科齐小姐： 我就是在机器前生孩子的那个女人。孩子没死。他活着。但他没有手指。左手只有两根。 医生说，是因为在机器旁边待太久，辐射。我不懂什么叫辐射。我只知道，我的孩子没有手指。 他今年五岁了。他想写字。但他握不住笔。 我每天晚上帮他绑。把笔绑在他手上。他写一会儿就掉了。我再绑。再掉。再绑。 他哭了。我也哭了。 但还是要写。不写，就永远不会写。 安娜” 伊洛娜读完信，把信纸贴在办公桌的墙上，就在贝尔塔的照片旁边。墙上已经有十几张照片和信了——玛利亚、弗朗茨、安娜，还有那些她采访过的工人。他们的脸不同，年龄不同，遭遇不同，但眼睛里都有同一种光。 那种光，叫“我还活着。我还要说。” 她拿起笔，给安娜写回信： “安娜： 你的信我收到了。孩子没有手指，但你想办法让他写字。你是好母亲。 笔绑在手上，疼吗？疼。但写出来的字，不会疼。字会替他说话。 等他长大了，读他写的字。你就知道，他没有白疼。 伊洛娜姐姐” 她把信寄出去，然后继续写第九篇。 这一次，她写的是工厂里的空气。纺织厂的空气中飘着棉絮，工人们吸进去，肺里会结块。玻璃厂的空气中飘着二氧化硫，工人们吸进去，喉咙会烂。她写道：“工厂主们戴着口罩。他们知道空气有毒。但他们不给工人发口罩。因为口罩要花钱。” 她写完这句话，放下笔，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秋天的空气涌进来，凉凉的，干干的，没有棉絮，没有二氧化硫。她深吸一口气，觉得自己还活着。 活着真好。 的里雅斯特，炮台。 九月中旬，莱奥请了三天假，去了乡下看母亲。 母亲住在维也纳西南边的一个小村庄里，坐火车两个小时，再坐马车半个小时。村子很小，只有几十户人家，一条土路，一口井，一个杂货铺。母亲租了一间石头房子，门口有一小块菜地，种着番茄、黄瓜和豆角。 莱奥到的时候，母亲正在给豆角搭架子。她穿着一件旧围裙，手上沾着泥土，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 “你来了。”她看见莱奥，笑了。她的笑容比以前多了，眼角的皱纹也多了，但眼睛是亮的。 “来了。您瘦了。” “瘦了好。瘦了健康。” 莱奥放下包，帮母亲搭架子。他不会搭，母亲教他——把竹竿插进土里，用绳子绑住，再把豆角的藤蔓缠上去。 “您以前没种过地。”莱奥说。 “没种过。但可以学。马蒂奇不也是老了才学的吗？” 莱奥愣了一下。“您怎么知道马蒂奇？” “你信上写的。你说他要回克罗地亚种土豆。” “您记得？” “你写的每一封信，我都留着。放在枕头下面。” 莱奥低下头，继续搭架子。他的手很稳，但绳子总是绑不紧。母亲走过来，帮他把绳子拉紧，打了个结。 “莱奥，”她说，“你恨赫尔曼吗？” “不恨。父亲说过，不要恨。” “那你恨我吗？” 莱奥抬起头，看着母亲。她的眼睛里有泪光，但没有掉下来。 “不恨。您是我妈。” 母亲的眼泪掉了下来。她转过身，假装去拔草。莱奥站在她身后，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妈，您一个人，要好好吃饭。” “我吃。每天三顿。” “不要吃剩饭。剩饭不新鲜。” “我知道。你也是。在炮台，不要老吃意大利面。换换花样。” “雅各布只会做意大利面。” “那你就自己做。我教你。” 莱奥愣了一下。“您教我做饭？” “对。今晚就教。你先去摘番茄。” 莱奥走到菜地里，摘了几个番茄。红的，大的，上面还带着露水。母亲教他做番茄炒蛋——先把番茄切块，再把鸡蛋打散，锅里放油，先炒蛋，再炒番茄，最后混在一起。 莱奥做得手忙脚乱，蛋炒老了，番茄炒烂了，但味道还行。 “好吃。”他说。 “你在撒谎。”母亲笑了。 “真的。您做的比我好吃。” “那当然。我做了几十年。” 他们坐在门口，吃着番茄炒蛋，看着暮色中的田野。远处的山被夕阳染成了紫色，几颗星星在云缝中闪烁。 “妈，”莱奥说，“您以后就住这里了？” “嗯。这里安静。没有人查账，没有人打电话，没有警察敲门。” “那您不孤单吗？” “有邻居。有菜地。有你的信。不孤单。” 莱奥伸出手，握了握母亲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指甲缝里有泥土，但很暖。 “我会常来看您的。” “不用常来。写信就行。信到了，我就知道你活着。” 的里雅斯特，炮台。 莱奥回到炮台的时候，保罗正在空地上试飞他的模型。这一次，他飞了十八米。 “莱奥叔叔！您回来了！”保罗跑过来，“十八米！我飞了十八米！” “你妈怎么样？”施密特问。 “挺好。她学会了种菜。还教我做番茄炒蛋。” “好吃吗？” “还行。蛋炒老了。” 施密特笑了。“下次让她教你做土豆。土豆好做，不会老。” 保罗抱着模型，站在旁边，听着他们说话。他不太懂大人之间的那些事——继父、母亲、种菜、炒蛋。但他听懂了一句话：信到了，就知道你还活着。 “莱奥叔叔，”他说，“您以后也给我写信。” “你不是天天见到我吗？” “万一有一天见不到了呢？比如，我飞走了。” 莱奥看着他，笑了。“你飞走了，我也给你写信。寄到天上。” “天上没有邮差。” “那就让海鸥送。海鸥会飞。” 保罗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好。让海鸥送。” 他把模型放在桌上，开始拆。他要重新做机翼，做得更大，更轻，更强。 下一次，要飞二十米。 二十米之后，三十米。 三十米之后，五十米。 总有一天，会飞到天上去。 飞到海鸥都飞不到的地方。 维也纳，伊洛娜的公寓。 九月的最后一天，伊洛娜写完了第九篇报道。她写了工厂里的空气，写了那些被棉絮塞满的肺，那些被二氧化硫烧烂的喉咙。她写道：“工厂主们戴着口罩。他们知道空气有毒。但他们不给工人发口罩。因为口罩要花钱。” 她写完最后一句，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窗外的天已经快亮了。她写了一整夜。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清晨的空气涌进来，凉凉的，干干的，带着泥土和落叶的味道。 远处教堂的钟声敲了五下，沉闷而缓慢。 她对着天空说：“贝尔塔，秋天来了。” 天空没有回答。 但她觉得，贝尔塔在听。 她转身走回书桌前，把稿纸摞好，放在桌上。然后她拿起笔，给莱奥写信。 “莱奥： 秋天来了。风变了。保罗的模型能飞更远了。 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妈教你做番茄炒蛋。蛋炒老了没关系。下次会更好。 我也会继续写。写到现在，手不抖了。以前写那些惨事，手会抖。现在不抖了。不是麻木了，是知道，抖也没用。不如多写几个字。 秋天很短。冬天很长。但冬天过了，春天还会来。 伊洛娜” 她把信折好，塞进信封，贴上邮票，走到街角的邮筒前。 信掉进邮筒的时候，发出“咚”的一声。 她站在那里，看着邮筒，看了很久。 然后她转身，走回公寓。 天亮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 第三十章：秋天的翅膀 1877年10月，的里雅斯特—维也纳 十月的第一个清晨，保罗的模型飞过了二十米。 空地上划了一条白线——施密特用石灰粉撒的，二十米长。保罗把模型放在风洞前面，通电，螺旋桨嗡嗡地响。风吹在模型上，它滑动了，前轮抬起，然后整个机身离开了地面。它飞过了那条白线，又飞了一小段，落在二十五米的地方。 施密特跑过去，用脚量了量。“二十五米！超过了一条街！” 保罗跑过去，捡起模型。机翼完好，机身完好，螺旋桨还在转。他把它抱在怀里，没有跳，没有喊。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海。 “科恩先生，二十五米。”他的声音很平静。 雅各布走过来，站在他旁边。“嗯。二十五米。” “下次要飞五十米。” “好。你飞。我看着。” 莱奥站在围墙上，看着他们。他的嘴角微微上扬，但没有笑出声。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枚海鸥胸针——伊洛娜留在他这里的——对着阳光看了看。蓝宝石的眼睛在晨光中闪着微弱的蓝光。 他想起伊洛娜说过的话：“这样你就有了一个必须等我的理由。” 他不需要理由。他本来就会等。但他没有说。有些话，说出来就轻了。 他把胸针放回口袋，走回营房，拿出纸和笔，给伊洛娜写信。 “伊洛娜： 保罗的模型飞了二十五米。他说下次要飞五十米。我觉得他能做到。 你也能做到。你的文章，从维也纳飞到的里雅斯特，从一个人飞到另一个人。总有一天，会飞到所有人面前。 秋天来了。海还是蓝的。但蓝不是海的颜色。蓝是海的沉默。我的沉默，也是蓝的。 莱奥” 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贴上邮票，走到邮局寄了出去。 维也纳，伊洛娜的公寓。 伊洛娜的第九篇报道发表了。她写了工厂里的空气，写了那些被棉絮塞满的肺，那些被二氧化硫烧烂的喉咙。报道发表后的第二天，她收到了几十封读者来信。有一个是工厂工人写来的，说他辞职了，因为“不想死在机器旁边”。有一个是医生写来的，说他愿意免费为工厂工人检查肺。还有一个是匿名的人写来的，信封里装着两百个福林，附了一张纸条：“给工人们买口罩。” 伊洛娜把这些钱交给了工人互助会。互助会的组织者是一个叫罗莎·切尔宁的女人，三十多岁，脸上有一道被机器划伤的疤痕。她接过钱，看着伊洛娜。 “拉科齐小姐，您为什么不自己发？” “因为你们比我更知道谁需要。” 罗莎点了点头。“您是个好人。” “我不是好人。我只是写了该写的东西。” 罗莎笑了。“那就是好人。好人不觉得自己好。” 伊洛娜没有回答。她转身走回报社，继续写第十篇。 这一次，她写的是工厂主的回应。她采访了几个工厂主，问他们为什么不装防护罩、不发口罩、不改善通风。他们的回答惊人的一致：“成本太高。利润太薄。竞争太激烈。我们也没办法。” 她写道：“他们说自己也没办法。他们有办法买别墅、买马车、买情妇。但没办法买防护罩。没办法买口罩。没办法买通风设备。不是没办法。是不想。” 她写完最后一句，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电话响了。 “喂？” “伊洛娜，是我。卡尔。” “什么事？” “工厂主协会决定不告你了。他们怕把事情闹大。闹大了，更多人会知道你写的东西。” “那不是更好吗？” “对他们不好。对你也不一定好。更多的人知道，就有更多的人恨你。” “我不怕恨。” “我知道。但你身边的人呢？莱奥呢？雅各布呢？保罗呢？” 伊洛娜沉默了。 “伊洛娜，”卡尔说，“我不是劝你停。我是劝你小心。小心一点，才能写得更久。” “我知道了。” 她挂了电话，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天已经快黑了。路灯还没亮，街道上一片昏暗。 她想起莱奥说过的话：“字能保护人，也能伤到自己。”她一直以为，伤到的是自己。但卡尔提醒了她——伤到的，可能是身边的人。 她拿起笔，继续写。 但她写得更小心了。不是不敢写，而是更精确。每一个数字都要核对，每一句话都要有出处，每一个名字都要保护。 小心，才能写得更久。 写得更久，才能改变更多。 的里雅斯特，炮台。 十月十五日，莱奥收到了母亲的一封信。信很短： “莱奥： 我种的番茄收了。很多，吃不完。我做成了酱，装在瓶子里，寄给你。你收到的时候，瓶子可能碎了。碎了也没关系。酱的味道还在瓶子上。 妈妈” 莱奥把信给雅各布看了。雅各布笑了。 “你妈是个有意思的人。” “她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她只会说‘你瘦了’‘你该吃饭了’‘你该睡觉了’。” “人都会变。老了，就不在乎那些了。” 莱奥把信折好，放进口袋。他走到厨房，打开母亲寄来的包裹。瓶子果然碎了，番茄酱流了一箱子，把报纸都染红了。他用勺子把还能吃的酱刮出来，装在一个碗里。 “尝尝。”他把碗递给雅各布。 雅各布用手指蘸了一点，放进嘴里。酸酸的，甜甜的，有点咸。 “好吃。”他说。 “真的？” “真的。比你做的意大利面酱好吃。” 莱奥笑了。他把碗放在桌上，等保罗试飞回来一起吃。 保罗在空地上试飞了三次。 第一次，飞了二十二米。第二次，飞了二十八米。第三次，飞了三十一米。 他把模型捡起来，发现机翼裂了一道缝。不是摔裂的，是风吹的——风力太大，木片承受不住了。 “需要更结实的材料。”他对雅各布说。 “什么材料？” “布。蒙布。像风筝那样。木架做骨架，布蒙在外面。轻，又结实。” “你会缝布吗？” “不会。您会吗？” 雅各布想了想。“马尔科会。他以前在造船厂干过，缝过帆。” 他们去找马尔科。马尔科正在咖啡馆里揉面团，听了保罗的要求，放下面团，从柜子里翻出一块旧帆布。 “这块布，够你蒙好几个机翼了。”他用剪刀裁下一块，递给保罗，“针线我也有。你要学缝，我教你。” 保罗跟着马尔科学了一下午。他的手很小，拿针不稳，缝的线歪歪扭扭。但马尔科说：“没关系。歪的也能飞。风筝的线也是歪的。” 保罗把缝好的布蒙在木架上，用胶水粘牢，再用细绳绑紧。新的机翼做好了，比之前的轻了三分之一，但结实了很多。 他把它装到模型上，通电试飞。风洞的风吹在模型上，模型滑动，前轮抬起，然后整个机身离开了地面。它飞了三十五米，落在地上，翻了两个滚。 保罗跑过去，捡起模型。机翼完好，机身完好，蒙布没有破。 “三十五米！”他喊道，“科恩先生，三十五米！” 雅各布走过来，看着那个模型。蒙布是白色的，在阳光下有点透，能看见里面的木骨架。 “像一只鸟。”他说。 “比鸟厉害。鸟不能飞三十五米就停下来。我能。” “你能飞多远？” “我能飞到海对面。飞到意大利。飞到非洲。飞到世界的尽头。” 雅各布笑了。“世界的尽头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只有海。但我到了，那里就不是尽头了。” 雅各布看着他，那双黑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月光，不是灯光，而是另一种光。 “保罗，”他说，“你以后会飞得很远。” “您跟我一起。” “我老了。飞不动。” “您坐我旁边。我开。您看。” 雅各布摸了摸他的头。“好。你开。我看。” 十月底，伊洛娜的第十篇报道发表了。 她写了工厂主的回应，写了他们的“没办法”。她写道：“他们说自己也没办法。他们有办法买别墅、买马车、买情妇。但没办法买防护罩。没办法买口罩。没办法买通风设备。不是没办法。是不想。” 报道发表后，工厂主协会沉默了。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反击，而是因为他们发现，反击只会让更多人读到伊洛娜的文章。沉默，反而能让热度降下来。 韦伯把伊洛娜叫进办公室。 “他们不说话了。”他说。 “我知道。” “你打算怎么办？” “继续写。写到他们说话为止。” “如果他们永远不说话呢？” “那就写到我写不动为止。” 韦伯看着她，叹了口气。“你跟你父亲一样。” “您说过很多次了。” “再说一次。因为这是真的。” 伊洛娜转身走出办公室，回到自己的桌前。她拿起笔，开始写第十一篇。 这一次，她写的是希望。她写了弗朗茨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写了安娜的孩子终于能握笔了，写了那些工人互助会发出去的口罩和防护罩。她写道：“帝国不好。但帝国里有人在变好。一点一点。慢，但不停。” 她写完最后一句，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窗外，天快黑了。路灯还没亮，街道上一片昏暗。 但她觉得，暗处有光。 不是灯的光。是人的光。 那些在工厂里、在贫民窟里、在孤儿院里的人，他们的眼睛里有光。 她见过。 她写的就是那些光。 的里雅斯特，炮台。 十月的最后一天，保罗把模型飞到了四十米。 空地上划了一条新的白线——四十米。他把模型放在风洞前面，通电，螺旋桨嗡嗡地响。风吹在模型上，它滑动了，前轮抬起，然后整个机身离开了地面。它飞过了那条白线，又飞了一小段，落在四十二米的地方。 施密特跑过去，用脚量了量。“四十二米！下次要飞五十米！” 保罗跑过去，捡起模型。机翼完好，机身完好，蒙布有点脏，但没破。 他抱着模型，走到围墙上，面朝大海。海鸥在头顶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 “莱奥叔叔，”他说，“您说，海的那边是什么？” “意大利。” “意大利那边呢？” “地中海。” “地中海那边呢？” “非洲。” “非洲那边呢？” “大西洋。” “大西洋那边呢？” “美洲。” “美洲那边呢？” “太平洋。” “太平洋那边呢？” “亚洲。” “亚洲那边呢？” “欧洲。你出发的地方。” 保罗想了想。“所以，飞得再远，也会回来？” “对。会回来。因为这里有等你的人。” 保罗低下头，看着手里的模型。蒙布上沾着泥土和草汁，木骨架有些地方裂了，螺旋桨的边缘卷了。但还能飞。还能飞很远。 “莱奥叔叔，”他说，“我以后要飞遍全世界。然后回来。回到炮台。回到科恩先生身边。回到您身边。” 莱奥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 “好。我等你。” 海风吹过来，带着咸味和鱼腥味。 秋天快要结束了。冬天就要来了。 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第一章：风从北方来 众人紧接着就看到眼前一片建筑，雪崩一般的倒塌下来，之前布置的各种阵法，冰雪般消融溃散，甚至很多陡然炸开，将不少没有防备的属下都炸成了重伤。 这时屋顶上众人已反应过来，纷纷喝骂，接二连三从屋顶跳了下来。江流不敢停留，奋力前奔，院门口还有两个飞鱼帮弟子把守，刚刚看见江流的人影，就觉得脖子一凉，两颗脑袋落了地。 但朱由校没有答应他们，而是毅然地随手拔出剑来削断了自己的一缕青丝。 来不及反应，他只觉得肩上一麻，一股大力推来，似被狠狠拍了一掌，忍不住惊呼，虽一声内力近乎本能地去抵御，还是踉跄着向侧前跌出几步，虽未摔倒，却也撞到了左近的数人身上，引起惊呼连连。 他当然不会放过这只大肥羊，大厅里寂静无声，大家都凝神观看，只能听到清脆的骰子声响，少顷，碗落声歇。 所以，魏国大长公主要他来一次次为曹皇后请平安脉，当心腹，许希珍也是不能不从的。 “悠你大爷，说吧，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么急着找我？”吴宸觉得自己有点腰酸背痛。 如今两家都打出了真火，已开始大规模调遣教众，一场火并在所难免，而这对正道而言，未尝不是机会。 在存储设备中吴宸做出了新型电子战飞机的规划，要求研发部门利用F-14超级雄猫战斗机作为主体，重新设计一款战斗机，使之具备电子战和空地一体作战能力，代替老化的EA-6B电子干扰机。 剩余的路线是靠视觉思维来记的，这反面张贤有天赋，不到十分钟，车再次停下，听到摘眼罩的话，大家都同时摘下眼罩，然后出现在所有人面前是一道气势恢宏的大门。 果然，柯林的“主神大人”一出口，紫荆主神虽然还在警惕，但是显然，脸上的神色轻松了许多。 而楚云吹完箫之后，其实心情本来还是很沉闷的，但是跟绿衣讲了个故事之后，心情就好了许多。 浑身毛发根根凸起，宛如刺猬，无论体格还是强度，都远比普通黑鼠来的强大。 “选择一个吉日，我要亲自为他送葬，在他的家乡，为他竖立一座雕像，要气势宏伟，彰显出他的气节与伟大，建成之后，我要亲自去祭奠。”莫德雷克跟属下说道。 除了新出的百里守约，就属黄忠的杀伤范围最大，而且在开大一段时间后炮火覆盖范围还会扩大，即便百里守约或虞姬在场，也难以超越炮台杀伤范围，给黄忠以致命的伤害。 柯林放开气势，庞大的气势席卷而下，顿时，远处骑着加勒德黑龙赶来的黑龙部落的人纷纷坠落在地。 湘灵手脚麻利的将伤口缝合完毕，拍拍蓝狐的脑门，蓝狐竟然还冲她摇摇尾巴表示感谢。 一干仆人们，都跪地表态，但楚云觉得吧，这些人应该是死定了，他已经看到李佳丽眼里的杀意了。 “就算是真的，这也不管你的事，你只是一个婴儿，全都与你无关，是别人的错与过。”慕清彦急着安抚，但长宁却伏在他肩头痛哭。 那一滴滴温热的眼泪打在他手上，仿佛能将他的心灵也灼烧一般，武蕴儿没有激动地控诉他什么，但楚云完全能理解武蕴儿的感受。 苏千寻换好衣服后想去看看龙司爵去做什么了，她的手机响了起来。 宋时江正要回答。身旁吴用接口道：“卢家哥哥，你与宋江哥哥是我梁山正副首领，行的筹谋大事，怎能轻易上阵厮杀，轻易入得险地，前番晁盖哥哥有例在前，你教我等怎能应允。”吴用谈及晁盖，几欲落泪。 宋科科“呼——”的长舒一口气，唉，她应该是死宅太久了，这么点体力活动都差点累瘫。 宋安一口气说完了整个过程，仿佛这是压在他心中的大石头一般。 “寻儿，你听我说，唐醉确实知道，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如果只是因为恨，他不可能娶顾眠……你也不是不了解他的性格。”龙司爵很笃定的回答。 她给阿宠发了信符，不知他到底什么时候从天兽门出来，她要先去参加天斗大比了。 达成共识的两人拿着手机带着卡，说说笑笑的走出别墅，向山庄服务会所走去。 再看向夜盛栩眼眸里故意的戏谑，发现他也不管她是不是因为吃醋，反正偏要这么说。 按说她的实力这么强悍，又是主动提出跟他联合办厂，实在没必要耍着他玩儿。 “忠义人者，荀攸也！”宋时江可不同意荀攸的自称，立马反驳道。 抬头看向半空中，自己第二道兽纹已然消失不见，只有那头面目狰狞的金甲荆棘兽悬空而立。它原本桀骜狂暴的眼神，此刻却显得十分呆滞，好似失了魂魄般，茫然无知。 “我随便猜猜而已，不过我想，宇王九级巅峰高手不可能来接这个任务的。”龙歌传音笑道。 如果仅仅只是虫族暴动，那么这里的战斗力，虽然勉强，但配合着导弹，也足以抵抗，但是真正的问题就是那只扎戈，如同梦魇一般，所过之处，所有的灵魂都被其绞碎。 世上不只是米诺斯联盟拥有远古科技，宏信集团，确切地说，唐信也有。 “三少，你先下去休息吧，对于神秘组织那些人的监视千万不要松懈，对方很可能马上就会露出马脚。”当即，子枫对着冷三少淡淡的说道。 洁丝雅庆幸这种变化，因为这让她找回了曾经失去的东西，自我与心。 不过当这些人看到林毅从里面出来的时候，稍稍的有些愕然，毕竟林毅的名头最近在凌阳府里可是很响亮的，几乎可以说是在上层社会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