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枷锁》
1. 满分
今天周老师在语文课上布置了随堂随笔。
她说:“自由发挥,写你们最真实的感受。”
教室里很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课桌上,粉笔灰在光柱里缓缓漂浮。
我盯着那些细小的尘埃看了很久,忽然想起去年春天,母亲打扫书房时,从父亲的书架上拂下来的灰尘也是这样飘的。
我拿起笔,在作文本上写下:
“生活像枷锁,锁住人生。”
停顿了一下,墨水在纸上晕开一个小小的点。我继续写:
“岁月像藤蔓,困住光阴。”
前排的同学已经开始写第二段了,笔尖移动得飞快。
我抬起头,看向窗外那棵老槐树。
它的树干很粗,要三个人才能合抱。
树皮上布满裂纹,像父亲额头上越来越深的皱纹。
“怎么都说父爱如山,母爱如海?”我写道,笔尖微微颤抖,“可有的山有阴影,有的海有暗流。”
写到这一句时,我感到胃部一阵熟悉的紧缩。
这种感觉通常出现在数学考试还剩最后十分钟、而我还有两道大题没做的时候。
但现在不是考试,只是一篇随笔。
我深吸一口气,写完最后一句:
“人走着走着就沉了。”
放下笔时,手心里全是汗。周老师走过来收本子,我几乎是颤抖着交上去的。
她对我笑了笑,眼角有细密的鱼尾纹。
我想起母亲也有这样的纹路,不过更深一些,像是用刻刀凿出来的。
放学后,我背着书包走出教室。
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长得像一根拴着脚的绳子。
书包里装着今天要完成的作业:数学试卷两张,英语阅读理解五篇,化学方程式三十个。
还有明天的预习内容。
回到家时是下午五点四十分。
母亲在厨房里准备晚饭,抽油烟机的声音很大。
父亲已经回来了,坐在沙发上看新闻,茶几上摆着他的茶杯,绿茶在里面慢慢舒展。
“回来了?”父亲头也不抬地说。
“嗯。”我应了一声,换鞋,把书包放在玄关的椅子上。
“今天怎么样?”
“还好。”
这种对话每天都会发生。
像某种固定程序,输入,输出,不多不少。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
门锁是坏的,轻轻一碰就会自动弹开,所以我没有锁门,只是让门虚掩着,留一道缝。
书包沉得像块石头。
我把作业一本本拿出来,摊在书桌上。
最上面是语文作文本,鲜红的“100”刺眼地印在封面上。
晚饭时,我把本子递给父亲。
“老师打了满分。”我说,声音很平静。
父亲接过本子,翻开。
他的眼镜滑到鼻尖,他往上推了推,开始读我的作文。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电视里新闻主播字正腔圆的声音在播报今天的GDP增长数据。
我看见父亲的目光在第三段停住了,他的眉头皱了起来,那两条眉毛像是用毛笔蘸了最浓的墨画上去的。
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红笔——他总是随身带着,用来批改公司的文件和我的试卷。
笔尖悬在纸上,停顿了几秒钟。
然后他划了下去。
一道粗粗的红杠,狠狠地穿过“阴影”两个字。
墨水几乎要渗到下一页。
“这个词不好。”他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太消极。”
我没说话,只是眼睛盯着那道红杠,它像一道伤口,横在我的字句上。
我又抬头看向父亲的手。
他的手很大,骨节分明,手背上青筋暴起,像地图上山脉的走向。
那支红笔在他手里显得很小,小得像一根针。
母亲端着菜从厨房出来。
红烧肉的香味弥漫开来,油腻腻的。
她把盘子放在桌上,手缩回去的时候,我看见了那些裂口。
她的手指上贴着创可贴,但边缘已经翘起,露出下面红肿的皮肤。
裂口细细密密的,像是干旱土地上的裂纹。
冬天她说是因为冷水洗菜,夏天她说是因为洗洁精。
但我记得,去年暑假最热的时候,她手上也是这些口子。
“吃饭吧。”母亲说,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什么一样。
父亲把我的作文本合上,放在茶几一角。那个红色的“100”被压在下面,看不见了。
“写作文要写积极向上的,”父亲拿起筷子,“山就是山,代表厚重、可靠,写什么阴影?”
我点点头,夹了一块红烧肉。
肉被母亲炖得很烂,入口即化,但我尝不出味道。
晚饭后我回到房间写作业。
数学试卷上的几何图形像一个个迷宫,我在里面转来转去,找不到出口;英语阅读理解的选项看起来都差不多,每个都像正确答案,又每个都像陷阱。
十一点,母亲敲门进来,端着一杯热牛奶。
牛奶在玻璃杯里泛着白沫,热气蒸腾上来,模糊了我的眼镜片。
“早点睡。”她说。
“嗯,还有一点就写完了。”
她站在门口,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轻轻带上了门。
门锁弹开的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我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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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时,世界又变得清晰了。
太清晰了,清晰得让人无处躲藏。
我从书包最里层拿出一个新笔记本。
深蓝色的封面,是母亲昨天刚买的。她说:“新学期了,好好记笔记。”
我在第一页写下日期:X年9月1日。
然后,在空白的纸页中央,一笔一划地写:
“今天又‘会’了两个新词——‘阴影’和‘暗流’。”
笔尖停顿了一下。
窗外的老槐树在风里摇晃,影子投在窗帘上,张牙舞爪的。
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渐渐消失在夜色里。
我继续写:
“它们藏在试卷第一名的成绩单下面。”
合上笔记本。深蓝色的封面在台灯下泛着幽暗的光。
我拉开抽屉,把它放进去,压在那本厚厚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下面。
模拟题的封面是鲜红色的,上面印着金色的字:决战高考,改变命运。
关上抽屉时,我听见客厅里传来父母的说话声,声音很低,断断续续的。
“……得抓紧……”
“……补习班……”
“……别人家的孩子……”
我戴上耳机,打开英语听力。
一个标准的女声在念对话,关于天气,关于周末计划,关于一切简单、正确、不会出错的事情。
耳朵里的声音渐渐模糊。
我看见书桌上贴着的计划表:早晨五点三十起床背单词,六点二十吃早饭,六点四十出门……
每一个时间格子都填得满满当当,像监狱放风时刻表。
窗玻璃上映出我的脸。
苍白的,没有表情的,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青色,那是昨晚熬夜做物理题留下的。
我伸手碰了碰玻璃,很凉。
玻璃里的那个女孩也伸手碰了碰我。
然后我关掉台灯,在黑暗里躺下。
天花板上有路灯透过窗帘缝隙投进来的光,一道细细的线,把黑暗切成两半。
明天要交数学试卷,要背文言文,要默写化学方程式。
明天周老师可能会在课堂上念我的作文——如果她没有注意到被划掉的那个词的话。
明天父亲会检查我的作业完成情况。
明天母亲会在我书包里放一个苹果,说补充维生素。
明天和今天一样,和昨天一样,和明天的明天也一样。
我闭上眼睛,开始在心里默背《出师表》:“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背着背着,声音越来越小。
最后只剩下呼吸声,在黑暗里起起伏伏。
像海潮,又像暗流。
2. 裂缝
九月十五日,月考成绩出来了。
我站在公告栏前,从密密麻麻的名字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年级第七,班级第三。数学142分,错了一道选择题。
那道题我知道怎么做,但考试时脑子突然一片空白,像被什么东西擦过一样,留下刺眼的、空荡荡的白。
“沈断夏,考得不错啊!”
肩膀被拍了一下,是周扬。
他总是考年级第一,头发永远乱糟糟的,眼镜后面是睡不醒的眼睛。
“你数学又是满分。”我说。
“运气好。”他咧嘴笑,露出不太整齐的牙齿,“对了,你上次那篇作文,周老师在办公室夸了好久。”
我愣了一下:“是吗?”
“是啊,她说你写得很‘真’。”周扬推了推眼镜,“不过李老师好像不太赞同,说学生还是应该多写阳光的东西。”
李老师是我们的年级主任,教政治。
我点点头,没说话。
公告栏上的成绩单在阳光下反光,那些数字看起来有些扭曲。
第七名,比上次退步了两名。
父亲曾经说过的,这是不进而退。
放学回家时,我在公交车上看见一个女孩。
她穿着我们学校的校服,但没背书包。
她站在街角一家奶茶店门口,仰头看着招牌,看了很久很久。
她的侧脸在夕阳里很清晰,下巴上有一颗小小的痣。
车子开动了,她的身影越来越小。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回家,不知道她看奶茶店看了那么久在想什么。
也许她只是渴了,但没有钱买。
这个念头突然冒出来,又很快消失。
像石子投入深井,连回声都没有。
到家时是六点十分。进门就听见争吵声。
“……我说了多少次,孩子的教育不能只靠学校!”父亲的声音,很高,像绷紧的弦。
“我没说只靠学校,我只是说……”
“只是说什么?说她累了?谁不累?我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我不累?你当家庭主妇你有什么累的?”
母亲的声音低下去,变成模糊的呜咽。
我站在玄关,书包从肩膀上滑下来,掉在地上。
声音不大,但足以让客厅里的争吵停止。
父亲走出来,脸色铁青。
看见我,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表情缓和下来。
“回来了?月考成绩出了吗?”
“出了。”我从书包里拿出成绩单,递给他。
他接过去,仔细看。
目光像探照灯,一行行扫描。
我看见他的眉头又皱起来了,那种熟悉的、像用刻刀凿出来的纹路。
“第七名。”他说,语气平淡,“上次校第五。”
“数学错了一道选择题,本来……”
“没有本来。”他把成绩单放在鞋柜上,“错了就是错了。分数丢了就是丢了。”
母亲从厨房走出来,眼睛是红的,但脸上已经挤出笑容:“先吃饭吧,菜要凉了。”
晚饭吃得很安静。
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咀嚼的声音,吞咽的声音。
电视开着,但音量调得很小,像背景里一只嗡嗡叫的苍蝇。
红烧鱼躺在盘子中央,眼睛望着天花板。
我记得生物课上讲过,鱼的眼睛没有眼皮,所以死了也闭不上。
它就这么一直看着,看着我们一家三口沉默地吃饭,看着父亲给我夹了一大块鱼肚子上的肉,看着母亲把鱼头夹到自己碗里。
“多吃点,补脑。”父亲说。
鱼肉很嫩,但刺很多。
我小心地挑着,一根,两根。
但有一根很小,卡在牙缝里,怎么都弄不出来。
饭后,父亲把我叫到书房。
书房很大,一面墙都是书柜。
里面摆满了书:企业管理,成功学,名人传记,还有一套精装版的《资治通鉴》。
父亲的书桌在窗边,上面除了电脑和文件,还摆着一个铜制的摆件,上面刻着“天道酬勤”。
“坐。”父亲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椅子是真皮的,很凉,透过校服裤子传到皮肤上。
父亲拿起我的成绩单,又看了一遍。
他的手指在“数学142”那个数字上点了点。
“知道这道题为什么错吗?”
“考试的时候太紧张了,看错了条件。”
“紧张?”父亲抬起头,“为什么会紧张?平时做练习题会紧张吗?”
我摇摇头。
“那就是练习不够。”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习题集,封面上印着“奥数精讲”,“从今天开始,每天加做十道。我要检查。”
习题集很厚,砸在桌面上发出一声闷响。
灰尘扬起来,在台灯的光柱里飞舞。
“还有,”父亲顿了顿,“你最近是不是在看闲书?”
我心里一紧。
上周我从图书馆借了本《海子的诗》,藏在枕头底下。
晚上睡觉前偷偷看几页。海子写“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我不太懂,但觉得那些字排列在一起很美,像雨滴打在玻璃上的痕迹。
“没有。”我说。
父亲看了我很久。
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显得格外深,格外黑。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撒谎说作业写完了,其实没有,他也是这样看着我,然后说:“断夏,看着我的眼睛。”
现在我没有躲开,我看着他的眼睛,又重复了一遍:“没有。”
我们就这样对视了大概五秒钟,也许十秒。
时间在这种时候总是变得很奇怪,有时很长,有时很短。
父亲率先移开了目光。
“没有就好。”他说,声音缓和了一些,“现在是关键时期,高二了,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能浪费,等你考上好大学,想看什么书都行。”
我点点头。
“去吧,早点休息,别忘了加做十道题。”
“嗯。”
走出书房时,我听见他打开电脑的声音,键盘敲击声噼里啪啦地响起来,像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
回到房间,我关上门。
门锁还是坏的,轻轻一碰就弹开。
我用椅子抵住门脚,虽然知道这没什么用——父亲从不未经允许进我的房间;母亲也总是先敲门。
但这样让我觉得更安全一点。
十道奥数题。
我翻开习题集,第一题就是函数与几何的综合题。
图形画得像个迷宫,条件里一堆字母:a,b,c,m,n。
我盯着它们看,它们也盯着我看,像一群没有表情的眼睛。
做了一个小时,只做出五道。
剩下的五道,连思路都没有。
胃又开始疼了,那种熟悉的、细细密密的疼。
我从书包里找出胃药,没有水,干咽下去。药片卡在喉咙里,苦味慢慢化开,一直苦到舌根。
窗外的天空完全黑了。
对面的楼里亮着很多灯,一格一格的,像巨大的蜂巢。
每个格子里都有人,都在做自己的事:写作业,看电视,吵架,或者像我一样,盯着窗外发呆。
手机震了一下。是周扬发来的消息:“睡了吗?”
“没,在写题。”
“我也是。物理卷子最后一道大题你做出来了吗?”
“没有。”
“我做了两种解法,拍照发你?”
“好。”
照片很快发过来。周扬的字很工整,步骤清晰。
我看着那些公式和推导,突然觉得很累。
不是困,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累。
“谢谢。”我回复。
“客气啥,对了,下周要交读书笔记,你读什么?”
“还没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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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算写《百年孤独》,虽然只看了一半。”
我想起那本《海子的诗》,还在枕头底下。
如果写海子,周老师会喜欢吗?李老师会不会又说太消极?
“再说吧。”我打字,“先写题。”
放下手机,继续看剩下的五道题。
字母在纸上跳动,像一群黑色的蚂蚁。
我拿起笔,试图在它们中间找到一条路。
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音。
这声音很熟悉,像春蚕吃桑叶,像秋风吹枯草,像时间一点点流走的声音。
十一点半,母亲敲门进来,端着一盘切好的苹果。
苹果片切得很薄,摆成花的形状。
“还没写完?”她轻声问。
“快了。”
她站在我身后,看着我的作业。
我感觉到她的目光,像羽毛,很轻,但落下来的时候还是会有重量。
“你爸爸也是为你好。”她突然说。
我没说话,继续写题。
但笔尖顿了一下,在纸上留下一个墨点。
“他知道你聪明,就是不够努力。”母亲的声音更轻了,“他说……他小时候想读书都没机会,现在条件好了,你不能浪费。”
我知道这个故事。
父亲小时候家里穷,兄弟姐妹五个,他是老大,初中毕业就去打工了,后来自己考了夜大,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他常说:“我要是当年有你这样的条件……”
这个故事我听过很多遍。
每一次听,肩上的重量就增加一分。
“我知道。”我说。
母亲在我肩膀上轻轻拍了拍,然后出去了。
门又虚掩着,留了一道缝。
苹果片在盘子里慢慢氧化,边缘开始发黄。
我拿起一片放进嘴里,很甜,甜得发腻。
终于,十二点前,我做出了第八道题。
第九题和第十题,实在做不出来了。
我照着答案抄了解题步骤,字写得很快,很潦草。
合上习题集时,我的手指在颤抖。
我打开那个深蓝色的笔记本。
已经写了好几页了,都是些零碎的句子,像散落的珠子,穿不成项链。
今天这一页,我写下:
“父亲说,错了就是错了。分丢了就是丢了。”
“但有些错误,连改正的机会都没有。”
“就像鱼死了,眼睛永远闭不上。”
写到这里,我停住了。
忽然想起晚饭时的那条鱼,它躺在盘子里,眼睛望着天花板。
现在它在哪儿?在垃圾桶里,还是在猫的肚子里?
我不知道。
窗外有猫叫,一声接一声,很凄厉。
春天了,猫都在叫春。
它们想要什么,就叫出来。
很简单,很直接。
我关上台灯,在黑暗里躺下。
天花板上的光带还在,还是细细的一道,把黑暗切成两半。
今天过去了。
明天要交读书笔记,要考英语单词,要补交化学实验报告。
明天父亲会检查那十道题。
明天母亲还会在我书包里放一盒牛奶,说补钙。
今天和明天,明天和后天,连成一条线,笔直,狭窄,没有岔路。
闭上眼睛前,我听见书房里传来父亲咳嗽的声音。
是很重的咳嗽声,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
一下,两下,三下。
然后停了。
世界重新陷入寂静。
我伸手摸了摸枕头底下。《海子的诗》还在,硬硬的书脊抵着手指。
海子最后是怎么死的?卧轨吗?
火车碾过身体的时候,他会感觉到疼吗?
还是说,在那之前,心就已经死了?
这个念头很危险。
我知道。所以我没有再想下去。
3. 夜雨
十月八日,雨下了一整天。
雨点打在教室窗户上,流成一条条歪歪扭扭的线,把窗外的世界切割成破碎的色块。
物理老师在讲台上讲波的干涉,粉笔在黑板上画出密密麻麻的波纹,一圈套着一圈。
“当两列波相遇时,如果相位相同,振幅叠加;如果相位相反,相互抵消。”
我盯着那些波纹,想起昨晚的梦。
梦里我站在海边,海浪一波接一波涌来,我张开嘴想喊什么,但海水灌进喉咙,咸得发苦。
醒来时枕头上湿了一小片,分不清是汗水还是口水。
下课铃响了。周扬转过来:“读书笔记你交了吗?”
“交了。”
“写的什么?”
“《平凡的世界》。”我撒谎了。
其实我写的是海子。
交了,然后又后悔了。
现在那份笔记应该已经到了李老师手里,那个总说“学生要阳光”的年级主任。
下午的语文课,周老师讲了鲁迅。
她说鲁迅的文字像手术刀,剖开社会的病灶。
她说:“真正的勇气,是看见黑暗,并且说出来。”
放学时,雨还没停。
我没带伞,站在教学楼门口,准备等雨小一点再走。
空气里满是潮湿的泥土味,混合着桂花的甜腻。
栏杆上趴着一只蜗牛,正慢吞吞地往上爬,身后留下一道银亮的痕迹。
“断夏?”
我转过头,看到隔壁班的陈露向我招招手,她手里拿着一把透明的伞。
“你没带伞?一起走吧,我送你到公交站。”
“不用了,我等雨停。”
“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她已经把伞往我这边凑了,“走吧。”
伞不大,我们挨得很近。
雨点打在塑料伞面上,噼啪作响。
陈露身上有洗衣液的味道,很淡,是薰衣草香。
她走路时马尾辫一甩一甩的,发梢扫过我的肩膀。
“你上次那篇作文,”她忽然说,“我看了。”
我心跳漏了一拍。
“我们老师在我们班也读了。”她侧过头看我,“写得真好,特别是最后一句,‘人走着走着就沉了’。”
雨声突然变得很大。
大到我觉得她可能没听清我的回答。
“谢谢。”我说,声音很干。
“我有时候也这么觉得。”她看着前方的路,雨水在脚下溅起细小的水花,“好像一直在往下沉,但别人都觉得你在往上浮。”
我们走到公交站。
站台挤满了人,伞挨着伞,雨水从伞沿滴下来,落在别人的肩膀上。
有人小声抱怨,有人踮着脚看车来的方向。
“车来了。”陈露说。
公交车像一条巨大的鱼,缓缓滑进站台。
车门打开,热气混着汗味涌出来。
“谢谢你。”我说。
“不客气。”她笑了笑,嘴角有两个很浅的梨涡,“明天见。”
车上没有空座位。
我拉着吊环,身体随着车的晃动摇晃。
我看见陈露还站在站台,透明的伞像一朵蘑菇。
车开了,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点。
到家时已经六点半。
雨还在下,而且比刚才更大了。
我的鞋湿透了,袜子黏在脚上,每走一步都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
母亲在厨房,抽油烟机的声音盖过了雨声。
父亲还没回来。
我换了鞋,走进房间。
书包依旧很重,里面装着今天发的五套卷子:数学、物理、英语、化学、生物。
每一科老师都说:“这套很重要,必须今晚完成。”
书桌上的台灯亮着。
我坐下,打开数学卷子。
第一题是函数求导,第二题是三角函数,第三题是数列。
我的手很冷,握着笔不停地发抖。
客厅传来开门的声音。父亲回来了。
我听见他放下公文包的声音,换鞋的声音,然后是母亲的声音:“回来了?今天怎么这么晚?”
“开会。”父亲的声音略显疲惫,“夏夏呢?”
“在房间写作业。”
脚步声朝我的房间走来。
门被推开了,父亲站在门口。
他身上的西装被雨打湿了肩头,颜色深了一块。
“月考成绩单签字。”我把上周就给他看过的那张纸又递过去——老师要求家长每次考试后都要签字确认。
他接过去,看了一眼,从口袋里掏出笔。
笔尖在纸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音。
签好了,他把纸递还给我。
“最近学习怎么样?”
“还好。”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没有。”
这样的对话我们已经重复过无数次。
像背课文,一字不差。
父亲点点头,准备离开。
忽然,他的目光落在我的书桌上。
那里摊着数学卷子,还有一本摊开的习题集——他上次给我的那本《奥数精讲》。
他走过来,拿起习题集,翻了翻。
“做了多少了?”
“每天十道。”
“我看看。”
他翻到昨天的那页。
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
他的肩膀很宽,把台灯的光挡住了一部分。
我的影子投在墙上,很小,很模糊。
“这道题,”他用手指点了点,“步骤太简略,考试这么写会扣分。”
“我……”
“还有这道,辅助线画错了。”他从笔筒里拿出红笔,在我的解题过程上画了个圈,“重做。”
红圈像一个伤口。
“其他科呢?”他问。
“物理卷子还没做,英语做了,化学……”
“先做物理。”他说,“物理是你的弱项。”
弱项。
这个词我听过太多次了。
就像我身上贴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数学尚可,英语良好,语文优秀,物理薄弱,化学一般,生物中等。
我想把那个标签撕下来,但它好像长进了肉里。
父亲出去了,门还是虚掩着。
我坐下,看着那个红圈。
红墨水在灯光下有点反光,像鲜血。
雨下得更大了。打在窗户上,像有人在不停地敲。
九点钟,母亲端着一碗银耳汤进来。她走路很轻,像怕踩碎什么。
“喝点热的。”她把碗放在书桌角落。
“嗯。”
“你爸爸……”她顿了顿,“他是为你好。”
又是这句话。这句话像一把钥匙,能打开所有的锁,也能锁上所有的门。
“我知道。”我还是这么说。
母亲站在我身后,没有离开。
“你小时候,”她忽然说,“最喜欢下雨天了,每次下雨,你就趴在窗户上看,说雨点是天空在哭。”
我不记得了,一点印象都没有。
“那时候你多爱笑啊。”母亲的声音很轻,像自言自语,“怎么现在……”
她没有说完,我也不想听她说完。
“我还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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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我说。
母亲出去了,门被轻轻关上。
银耳汤在碗里慢慢变凉,表面结出一层薄薄的膜。
我拿起笔,继续写物理卷子。
题目是关于电磁感应的,一个金属棒在磁场里运动,切割磁感线,产生电流。
电流的方向用右手定则判断:伸开右手,让磁感线穿过掌心,大拇指指向运动方向,四指指向就是电流方向。
我伸出右手,手指在灯光下显得很苍白,能看见皮肤下青色的血管。
如果生活是一个磁场,我是什么?
是那根被外力推着运动的金属棒吗?
推我的手是谁的手?父亲?母亲?老师?还是别的什么?
电流产生了,然后呢?
电流会发热,会发光,会做功。
但金属棒自己得到了什么?
它只是被推着走,切割,产生,然后被继续推着走。
十点半,父亲又进来了。
他检查了物理卷子,指出三道错题。
他说:“这些题都不难,你就是粗心。”
粗心,又是一个标签。
十一点,我终于写完了所有作业。
手指因为握笔太久,已经僵硬了。
我试着伸直,关节发出轻微的咔哒声。
雨还在下,我关掉台灯,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
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能看见窗外的天空是暗红色的——城市的灯光反射在云层上,把雨夜染成一种病态的颜色。
我打开那个深蓝色的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
今天我想写陈露,写她说“好像一直在往下沉,但别人都觉得你在往上浮”。
但我最后写的是:
“雨下了一整天。”
写到这里,我停住了。
蜗牛爬过的痕迹,天亮前就会被冲走。
就像有些话,刚说出口就消失了。
笔尖悬在纸上,墨水慢慢汇聚,滴下来,晕开一个小小的黑点。
我合上笔记本,放回抽屉深处,压在那堆习题下面。
躺下时,我听见隔壁房间传来父母说话的声音。
声音很低,但在雨夜里格外清晰。
“……补习班的钱该交了……”
“……多少?”
“……五千八……”
沉默。
然后父亲说:“交吧,不能让她输在起跑线上。”
起跑线,这个词我也听过太多次了。
好像人生就是一场赛跑,从出生就开始跑,跑到死才算完。
跑道是设定好的,终点是设定好的,连怎么跑、用什么姿势跑,都有人告诉你。
可是,如果我不想跑呢?
这个念头又冒出来了。
危险,但顽固;像石缝里长出的草,拔掉一次,又长出来一次。
雨声渐渐小了,变成淅淅沥沥的,像哭累了以后抽泣的声音。
屋内一片寂静。
最后只剩下雨声。
像无数细小的针,落在地上。
像无数细小的声音,在说:沉了,沉了,沉了。
窗外的天空还是暗红色的,像一块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疤。
明天雨会停吗?
明天要交物理错题本,要考化学方程式,要默写《滕王阁序》。
还是明天。
又一个明天。
我在雨声里睡着了,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蜗牛,背着重重的壳,在湿漉漉的地上爬。
爬得很慢很慢。
身后留下一道银亮的痕迹,但我知道,等天亮,等太阳出来,痕迹就会消失。
就像我从未来过一样。
4. 雾起
十一月的早晨,城市总是笼罩在雾里。
雾从江面升起,漫过堤岸,爬上高楼,把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
公交车的车灯在雾里晕开一团团昏黄的光,像溺水者最后呼出的气泡。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流动的灰白。
偶尔能看见几个早起晨练的老人,在雾里慢慢跑着,身影时隐时现,像幽灵。
今天要公布期中考试成绩。
我知道自己考得不好。
数学最后一道大题完全没思路,物理实验题漏写了一个步骤,英语作文写跑题了——题目是“我的梦想”,我写的是“我想成为一棵树”,监考老师收卷时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奇怪。
到学校时,雾还没散尽。
操场上有人在打篮球,球撞击地面的声音在雾里变得沉闷,一声,又一声,像心跳。
周扬在教室门口等人,他的眼镜片上蒙着一层水汽。
“紧张吗?”他随便问了我一句。
“有点。”
“我也是,昨晚我都没睡好。”
我们走到班级门口,墙上已经贴了成绩排名。
一群人围在那里,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我站在人群外围,等前面同学看完。
陈露在隔壁班门口站着,她看见我,挤出来,脸色不太好。
“你看了吗?”
“还没。”
“我年级退步了十名。”她小声说,声音有点抖,“我妈会杀了我的。”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只是拍了拍她的肩膀。
这个动作很笨拙,并且,我的手僵硬得像假肢。
人群渐渐散了,我走到展板前,从第一名开始找自己的名字。
第一名,周扬,总分698。
第二名,李文,总分692。
第三名……
第七名……
第十名……
第十五名,沈断夏,总分635。
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635。
“沈断夏?”
周老师站在教室门口,朝我招手,示意我跟她来。
我跟着她走进办公室,办公室里很暖和,空调开得很足,空气里有咖啡和纸张混合的味道。
周老师的办公桌上堆满了作业本和试卷,像一座小山。
小山旁边放着一个玻璃杯,里面泡着枸杞和菊花。
“坐吧。”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椅子是木头的,很硬。
周老师从一堆试卷里抽出我的语文试卷,摊开。
作文部分用红笔批注了很多,字迹工整清秀。
“这次你的语文还是全班最高分。”她说,“特别是作文,写得很好。”
“但是,”周老师话锋一转,“其他科成绩可不太理想。”
我没说话。
“李老师跟我谈过。”周老师的声音放轻了一些,“他说你最近状态不好,上课经常走神,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还是学习压力太大了?”
窗外的雾还没散尽,透过玻璃看出去,世界是一片混沌的灰白,操场上的篮球声停了,整个校园安静得可怕。
“没有。”我说,“就是没考好。”
周老师看了我一会儿,她的眼睛很温和,眼角有细细的鱼尾纹。
我想起母亲的眼睛,也有这样的纹路,但更深,更密。
“沈断夏,”她忽然说,“你还记得你高一开学时写的愿望吗?”
我愣了一下。
“你在最后一句写:‘我希望三年后,我还是我。’”周老师笑了笑,“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孩子很特别。”
我不记得了,一点印象都没有。
“不管遇到什么事,”周老师把试卷递还给我,“都要记得,分数很重要,但不是全部。”
我接过试卷,纸张很薄,能看见背面红色的批改痕迹。
“回去吧。”她说,“好好分析错题,下次努力。”
“谢谢老师。”
走出办公室时,雾开始散了,阳光勉强穿透云层,在地上投下模糊的光斑。
操场边的银杏树叶子全黄了,在雾里像一片片褪色的金箔。
整个上午,我都在避免和任何人对视。
老师的目光,同学的目光,像一根根针,扎在身上,不疼,但痒,让人坐立不安。
课间去厕所,听见隔间里有人在哭。
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哭声,像受伤的小动物。
我站在洗手台前洗手,水很冷。镜子里的脸很苍白,眼下有淡淡的青色。
那边的人是谁?是陈露吗?还是别的什么人?
哭声停了。
隔间门打开,走出来的是隔壁班的女生,我不认识。
她眼睛红红的,看见我,立刻低下头,快步走了出去。
我关掉水龙头,水珠顺着手指往下滴,一滴,两滴。
午饭我没去吃,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看着窗外。
雾完全散了,天空露出原本的颜色——一种灰蒙蒙的蓝,像洗过很多次的牛仔裤。
下午最后一节是班会,李老师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成绩单。
“这次期中考试,有的同学进步很大,有的同学退步很明显。”他的声音很严肃,“我希望每个人都好好反思,为什么别人能进步,你却退步了?是学习方法有问题,还是态度有问题?”
教室很安静,安静的能听见笔掉在地上的声音,能听见有人清嗓子的声音,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高二是关键时期,一刻都不能松懈。”李老师继续说,“现在放松,将来后悔都来不及,你们不要以为考上大学就万事大吉了,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一抓一大把,没有好成绩,没有好大学,将来怎么在社会上立足?”
他说话的时候,目光扫过全班,当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时,停留了几秒钟。
那几秒钟很长,长得像一整个冬天。
放学时,陈露在楼梯口等我,她的眼睛还是红的。
“我妈打电话了。”她说,声音很哑,“让我今晚去上数学补习班,周末再加一节物理。”
“你以前不是周末上美术课吗?”
“停了。”她扯了扯嘴角,想笑,但没笑出来,“我妈说,高考又不考这些。”
我们并肩走下楼梯,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墙壁上,扭曲变形。
“沈断夏,”她忽然问,“你有梦想吗?”
我想起英语作文里写的那句话:我想成为一棵树。
“没有。”我说。
“我也没有。”她踢了一颗石子,石子滚下台阶,发出清脆的响声,“或者说,我的梦想就是没有梦想,不用想将来要做什么,不用想考什么大学,不用想怎么让爸妈满意,就只是……活着。”
活着,这个词听起来很简单,但有时候又很难。
校门口,陈露的妈妈在等她。
那是个很瘦的女人,穿着得体的套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看见陈露,她的第一句话是:“成绩单呢?”
陈露从书包里拿出来,女人接过去,只看了一眼,眉头就皱了起来。
“怎么退步这么多?”声音尖利,像玻璃划过金属。
“我……”
“别找借口,今晚补习班加倍。”
她们走了,陈露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空空的,像被掏走了什么。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们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
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更长了,长得像一根绳子,一头拴着我的脚,一头拴着看不见的什么东西。
到家时,父亲已经回来了。
他坐在沙发上,面前摊着我的成绩单——班主任下午就把电子版发给了家长。
我放下书包,站在玄关,没动。
父亲抬起头。他的眼镜片反着光,我看不见他的眼睛。
“解释一下。”他说。
声音很平静,太平静了,像暴风雨前的海面。
“数学最后一道题不会,物理……”
“我不是问这个。”他打断我,“我问的是,为什么退步?”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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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因为我粗心,因为我状态不好,因为题目太难,因为我……
“我不够努力。”我说。
这是标准答案,是父亲想听的答案。
“知道就好。”他把成绩单扔在茶几上,纸张飘了一下,落在茶杯旁边,“从今天开始,手机上交,周末不许出门,每天学习到十二点。”
“还有,”他补充道,“我给你报了个补习班,周六全天,周日半天。”
我没说话,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好累。
……
晚饭时,母亲做了我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但排骨很甜,甜得发腻,我吃了一块,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多吃点。”母亲夹了一块大排骨到我碗里,“学习累,要补充营养。”
那块排骨的酱汁红得发亮。
吃完饭,我回到房间。
手机已经放在父亲的书桌上了,那个黑色的长方形,现在只是一块没有生命的塑料和金属。
书桌上堆着新的习题集:数学、物理、化学、英语。
每一本都很厚,封面鲜艳,印着“冲刺”“突破”“满分”这样的字眼。
我坐下,打开数学题。
第一题是解析几何。
圆锥曲线,椭圆,焦点,准线,字母和数字在纸上跳舞,跳一种我看不懂的舞。
窗外的天完全黑了,今晚没有星星。
九点钟,母亲端来一杯牛奶,她看见我还在做题。
“慢慢来,别着急。”她说。
“嗯。”
她站在我身后,看了很久。
“你爸爸……”她开口,又停住。
我等着。
等她说“他是为你好”,或者“你要理解他”。
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叹了口气,随后出去了。
客厅里传来电视的声音,是新闻联播。
主播字正腔圆地播报着经济增长数据,就业率,科技成果。
我继续做题。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像春蚕吃桑叶。
十点半,父亲进来了。
他检查了我的进度,指出三道错题。
“这么简单的题都能错?”他哑着嗓子,声音里有压抑的怒气,“你到底有没有用心?”
我低着头,没说话。
“重做。”他把习题集推回来,“做不完不许睡觉。”
他出去了,门关上的声音很重,震得墙上的挂历晃了一下。
我看着那三道题。
它们躺在纸上,像三个嘲笑的脸。
雾又起来了,从窗户的缝隙渗进来,带着初冬的寒意。
我打开那个深蓝色的笔记本。
今天这页,我只写了一句话:
“雾散了,但有些东西更模糊了。”
写完,我合上本子。
没有放回抽屉,而是塞进了书架最里面,夹在两本从来不用的辅导书中间。
躺下时,我听见隔壁房间传来争吵声。
声音不大,但能听清。
“……你对她太严厉了……”
“……不严厉能行吗?现在竞争多激烈你不知道?”
“……可她只是个孩子……”
“……孩子才要抓紧!等长大了就晚了!”
声音渐渐低下去。
我闭上眼睛。黑暗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我在黑暗里伸出手,摸到枕头底下。《海子的诗》还在。
我把它拿出来,抱在怀里,硬硬的书脊抵着胸口,有点疼,但让人清醒。
海子写:“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
现在是冬天。
冬天,多少个沈断夏正在死去?
这个念头很危险。
但我让它停留了一会儿,像让一片雪花落在手心,看着它慢慢融化,消失。
窗外的雾更浓了,整个世界都沉在乳白色的混沌里。
只剩下寂静。
像深海,又像坟墓。
像所有沉没的东西最终抵达的地方。
5. 玻璃
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六,补习班设在少年宫五楼。
教室很大,能坐一百多人,但现在只稀稀拉拉坐了三十几个。
教室里坐着的都是各个学校的学生,穿着不同的衣服,但脸上的表情是一样的:疲惫,麻木,眼睛盯着讲台,但目光是散的。
老师在讲解析几何,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来,带着电流的杂音,像隔着一层玻璃在听。
他在黑板上画椭圆,粉笔摩擦黑板的声音刺耳得让人牙酸。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窗玻璃很脏,积了一层灰,外面的世界看起来像是蒙了一层磨砂膜。
楼下是少年宫的广场,有几个小孩在学轮滑,摔倒了,爬起来,又摔倒。
他们的笑声断断续续传上来,被玻璃过滤后变得很遥远。
“断夏?”
我转过头。是陈露。
她坐在我后面两排,朝我挥了挥手,嘴角努力挤出一点笑容。
她瘦了,下巴尖得能戳人,校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像套在一个衣架上。
“你也来这个班了?”我问。
“嗯,我妈说这个老师是重点中学退休的,押题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掰了一半递给我,“吃吗?”
我接过巧克力,包装纸皱巴巴的,大概在她口袋里放了很久。
巧克力有点化了,黏在包装纸上,撕下来的时候拉出细丝。
“你还好吗?”我问。
“就那样。”她把巧克力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每天睡五小时,做梦都在写题,昨天梦见我在考数学,卷子上的字全在动,像蚂蚁一样爬来爬去。”
我们靠着走廊的栏杆,栏杆是铁的,刷着绿色的漆,有些地方剥落了,露出暗红色的锈迹。
楼下轮滑班的小孩在排队,一个接一个滑过一个矮矮的拱桥。
有个小女孩不敢,站在桥边哭。教练大声喊:“怕什么!摔不死!”
“有时候我真希望摔一跤。”陈露忽然说,“摔重点,摔到骨折,摔到住院。这样就能休息了。”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很亮,亮得不正常,像烧到最后的蜡烛。
“别这么说。”我说。
“开个玩笑。”她笑了笑,但那笑容很假,像贴在脸上的面具,“对了,下周有演讲比赛,要参加吗?”
“什么演讲?”
“全市初高中生‘我的理想’演讲比赛,咱们学校有三个名额。”
理想。
这个词最近频繁出现,英语作文,班会主题,现在又是演讲比赛。
“我没什么理想。”我说。
“编一个呗。”陈露耸耸肩,“就说想当科学家,想当医生,想为祖国做贡献。反正他们爱听这个。”
上课铃响了,我们走回教室。
老师已经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一沓试卷。
“今天小测验,九十分钟,满分一百。”他说,“最后十名,下周加课一节。”
教室里响起一阵压抑的叹息,像一群被关在笼子里的鸟,集体叹了口气。
试卷发下来,题目很难,比学校的月考难得多。
第一题我就卡住了,算了三遍,三个不同的答案,手心开始出汗,把试卷的边缘都浸湿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旁边的人在飞快地写,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像一群老鼠在啃东西。
窗外的阳光移动了一点点,照在我的桌子上,试卷上的字在光里反光,晃得眼睛疼。
我抬起头,看向窗外,楼下轮滑班结束了,小孩们被家长接走。
广场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塑料袋被风吹着,在地上打转。
忽然,我看见一个人影。
很熟悉的身影,站在广场边的树荫下,仰着头往上看。
是母亲。
她怎么会在这里?她应该在上班才对。
她也看见了我,我们隔着五层楼,隔着脏兮兮的玻璃,隔着三十米空气对视。
她的脸很小,很模糊,像水里的倒影。
她朝我挥了挥手。
难为母亲眼力这么好。
我低下头,继续看试卷。
但那些字在跳动,在旋转,像一群黑色的飞虫。
考试结束前十分钟,我还有三道大题没做。
我的手在抖,抖得握不住笔。
胃又开始疼了,是那种熟悉的、细细密密的疼。
铃响了,老师收卷。
我交上去的试卷有一大片空白,像雪地里的脚印,走到一半就断了。
走出教室时,母亲在楼梯口等我,她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
“怎么来了?不上班吗?”我问。
“今天调休。”她把保温桶递给我,“我炖了鸡汤,趁热喝。”
保温桶很沉,我打开盖子,热气扑到脸上,带着鸡肉和药材的味道。
汤很浓,上面浮着一层黄澄澄的油。
走廊里人来人往,都是补习班的学生和家长。
“去那边。”母亲指了指楼梯转角处,那里有个小平台,放着几盆蔫了的绿萝。
我们走过去,我坐在台阶上,母亲站在我旁边。
鸡汤很烫,我小口小口地喝。
汤里有枸杞、红枣、当归,都是补气补血的东西。
“好喝吗?”母亲问。
“嗯。”
“学习累吧?”她伸手想摸我的头,但手在半空中停住了,最后落在我的肩膀上,“再坚持坚持,等你考上大学就好了。”
这句话我边听过无数遍了,像个咒语,念一次,就能让时间往前推进一点。
“刚才考试怎么样?”她问。
“不太好。”
“没事,下次努力。”她从包里掏出一个苹果,用纸巾擦了擦,递给我,“多吃水果,补充维生素。”
我接过苹果,苹果很红,红得像涂了蜡。
楼下传来钢琴声,少年宫一楼是音乐教室,有人在弹《献给爱丽丝》。
弹得不熟练,总是卡在同一个地方,重复,再重复。
“妈妈,”我忽然问,“你小时候有理想吗?”
母亲愣了一下,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东西闪了一下,又暗下去。
“我们那时候,”她慢慢地说,“吃饱饭就不错了,哪敢想什么理想。”
“那现在呢?你有想做的事吗?”
她沉默了很久。
钢琴声还在响,还是卡在同一个地方。
“我就希望你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她说,“这就是我的理想。”
苹果在我手里转了一圈,表皮光滑,冰凉。
“回去吧。”母亲看了看表,“下一节课要开始了。”
我站起来,把保温桶还给她,汤还剩一半。
“都喝完。”她说。
“喝不下了。”
“那留着,晚上热热再喝。”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涌动,像深井里的水。
她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但最终只是说:“去吧,认真听课。”
我转身走回教室,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母亲还站在那里,手里拎着保温桶,站在那几盆蔫了的绿萝旁边,像一株更大的、更憔悴的植物。
下午的课是英语,老师讲完形填空,讲阅读理解,讲作文模板。
她说:“记住这些句型,考试直接套用,至少能拿二类文。”
她在黑板上写:Firstly, secondly, thirdly.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In conclusion.
我在笔记本上抄。
字母写得工工整整,用的衡水体。
窗外的阳光渐渐斜了,从西边的窗户照进来,把教室切成明暗两半。
我坐在明暗交界线上,一半身子在光里,一半在阴影里。
五点钟,补习班结束。
走出少年宫时,天已经快黑了。
冬天的傍晚来得早,才五点,路灯就亮了。
陈露在门口等我,她的眼睛红红的,好像哭过。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她摇摇头,“刚才我妈打电话,问我测验成绩,我说还不知道,她说‘不知道就是考得不好’。”
我们并肩走在街上,街边商店的橱窗亮着灯,里面摆着漂亮的衣服,精致的蛋糕,崭新的手机。
玻璃擦得很干净,能照出我们的影子:两个穿着校服的女孩子,背着沉重的书包,低着头,匆匆走过。
“断夏,”陈露忽然说,“你说,玻璃是什么做的?”
我愣了一下。
“就是普通玻璃啊。”
“不,我是说,”她停下来,看着旁边珠宝店的橱窗,里面有一条钻石项链,在射灯下闪闪发光,“玻璃是沙子做的,普通的沙子,烧一烧,就变成透明的了;但钻石也是碳做的,和铅笔芯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一个值钱,一个不值钱?”
我想了想:“因为钻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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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钻石硬。”她说,“玻璃一摔就碎,钻石怎么摔都不会碎。”
我们继续往前走,风很大,吹得树叶哗啦哗啦响。
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长,缩短,又拉长。
“我想变成钻石。”陈露轻声说,“但我觉得我只是玻璃。”
到家时已经六点半,父亲坐在沙发上看报纸。
听见我进门,他抬起头。
“补习班怎么样?”
“还行。”
“测验成绩呢?”
“还没出来。”
他点点头,继续看报纸,报纸翻页的声音很响,哗啦一声。
我回到房间,放下书包,书桌上堆着新的作业:补习班发的卷子,学校布置的卷子,还有一本《高考作文范文精选》。
我坐下,打开数学卷子。
八点钟,母亲叫我吃饭。
晚饭有红烧鱼,炒青菜,西红柿蛋汤,鱼眼睛还是望着天花板。
“多吃点鱼。”父亲还是夹了一大块鱼肚子上的肉给我,“补脑。”
我点点头,把鱼肉放进嘴里。
刺很多,我小心地挑着。
“演讲比赛的事,周老师跟我说了。”父亲忽然说。
我抬起头。
“这是个好机会。”他放下筷子,“市级比赛,拿到名次对自主招生有帮助,你准备一下,下周末前把稿子写出来给我看。”
“我……”
“写积极向上的。”他说,“写你的理想,写你对未来的规划,写你如何为社会做贡献。”
理想。
又来了。
“我不知道写什么。”我说。
“怎么会不知道?”父亲皱了皱眉,“当科学家,当医生,当工程师,都可以,选一个你有把握的。”
我低下头,扒拉着碗里的饭,米饭一粒一粒的,很白,很整齐。
“沈断夏。”父亲的声音严肃起来,“这是比赛,不是让你抒发个人情绪,要写正能量的,明白吗?”
“嗯。”
晚饭后,我回到房间。
演讲比赛的报名表放在书桌上,是父亲塞给我的。表格最上面有一行字:“请用500字简述你的理想。”
五百字吗?
我写过八百字的作文,写过一千五百字的读后感,写过两千字的研究性学习报告。
但五百字关于理想的简述,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窗外传来烟花的声音,大概是谁家在办喜事。
烟花升空,炸开,变成一朵朵彩色的花,然后消失。
天空暗了一下,又恢复黑暗。
我打开那个深蓝色的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
今天我想写母亲站在少年宫楼下的样子,写陈露说“我想变成钻石”,写玻璃和沙子的区别。
但最后我只写了一句:
“理想是橱窗里的钻石,看得见,摸不着,标着价签。”
我把这一页撕了下来,撕得很小心,沿着装订线,一点一点撕。
纸张裂开的声音很轻,像叹息。
撕下来的纸,我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纸团落在桶底,发出轻微的声响。
然后我重新拿出一张纸,开始写演讲比赛的稿子。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医生,医生是神圣的职业,救死扶伤,无私奉献……”
字写得工工整整,每个字都方方正正,像用尺子量过。
写完五百字,我检查了一遍。
有“梦想”,有“奋斗”,有“报效祖国”,有“实现人生价值”。所有该有的词都有了。
我把它折好,放进书包。
窗外又响起烟花声,这次离得更近,炸开的时候,房间都被照亮了一瞬。
我看见玻璃窗上自己的倒影:苍白的脸,空洞的眼睛。
烟花灭了,黑暗重新涌进来。
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还在回响烟花炸开的声音,一声,又一声。
我伸出手,摸到枕头底下。
《海子的诗》还在。
我把它拿出来,翻开。借着窗外路灯的光,勉强能看见字。
海子写:“黑夜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黑夜一无所有。
那白天呢?
白天有试卷,有排名,有补习班,有演讲比赛,有“理想”,有“未来”。
白天什么都有。
但为什么,我总觉得一无所有?
6. 流言
一月,期末考前一周。
寒流来了,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度。
教室的窗户关得很紧,但冷风还是从缝隙里钻进来,像看不见的针,扎在裸露的皮肤上。
黑板上用红色粉笔写着巨大的倒计时数字:7。
七天,168个小时,10080分钟。
每个人都在算,算自己还能做多少套题,背多少单词,补多少漏洞。
空气里弥漫着咖啡和风油精的味道,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奇怪的、刺鼻的甜腻。
课间操取消了,改成自由复习。
但并没有人离开教室。
所有人都在座位上,低着头,看书,写题,或者盯着某处发呆。
偶尔有人站起来去接水,脚步声在安静的教室里显得格外响,像踩在每个人的神经上。
周扬转过来,递给我一张纸条,他的手指冻得发红,关节处裂开细小的口子。
“听说陈露住院了。”
纸条上这样写着。
我抬起头,用口型问他:怎么回事?
他摇摇头,回了个“不知道”的口型。
下课后,我去隔壁班看了看。
她的座位空着,桌面收拾得很干净,窗边只有一盆小小的多肉植物,叶子蔫蔫的,边缘发黄。
“她请假了。”陈露的前桌说,“好像是胃炎,住院了。”
“哪家医院?”
“不知道诶,班主任没说。”
我回到教室,窗外在下雪,很小很小的雪,一落地就化了,只在地上留下湿漉漉的痕迹。
操场上有个班的体育课还没停,学生在跑圈,白色的雾气从他们嘴里呼出来,一团一团的,很快就散了。
中午去食堂,听见隔壁桌的女生在议论。
“……听说是故意的,吃错药了。”
“不会吧?为什么啊?”
“压力太大呗,她妈管得可严了,上次月考退步,当众扇了她一巴掌。”
“真的假的?”
“我亲眼看见的,在办公室门口,啪的一声,可响了。”
她们的声音压得很低,但食堂太安静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传过来。
我端着餐盘,手指紧紧扣着冰凉的塑料边缘。
“沈断夏?”周扬端着餐盘坐到我旁边,“你听见了吗?”
“嗯。”
“别听她们瞎说。”他说,“陈露就是胃炎。”
“你去了?”
“没去,我朋友说的,刚才我问了,应该是在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307,别往外传。”
我看着他,他的眼镜片上有雾气,看不清眼睛。
“她怎么样?”
“应该不太好。”周扬扒拉着盘子里的菜,白菜炒肉片,肉片很少,大多是白菜,“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手上插着针,在打点滴。”
雪下大了,雪花贴在食堂的玻璃窗上,停一会儿,然后慢慢滑下去,留下一道水痕。
下午的数学课,老师在讲台上分析上次月考的错题。
我盯着黑板,但什么也听不进去。
脑子里全是陈露的样子:她掰巧克力给我的样子,她说“我想变成钻石”的样子,她眼睛红红地说“我妈会杀了我的”样子。
粉笔在黑板上吱吱作响,老师画了一个函数图像,开口向上的抛物线。
“这道题很多人都错了,错在没有考虑定义域。”老师说,“定义域是前提,定义域不对,后面全错。”
我盯着那条抛物线,它有无限延伸的趋势,但被定义域限制住了,只能画出一段弧线。
人生有定义域吗?
如果有,是谁定义的?
放学后,我没回家,而是坐公交车去了第三人民医院。
医院很大,白色的楼群在雪里显得更加苍白。
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混着雪水潮湿的寒气。
门口人来人往,有匆匆走过的医生护士,有搀扶着病人的家属,有蹲在路边抽烟的男人,烟雾在冷空气里升腾,很快就散了。
我找到消化内科的病房楼,307在走廊尽头。
门被关着,上面的小窗户透出一点光。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轻轻敲门。
“请进。”
是陈露的声音,很轻,很哑。
我推开门,病房里有三张床,靠窗的那张是陈露的。
她半靠在床头,手上插着输液管,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滴。
她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空荡荡的,像挂在衣架上。
“断夏?”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病了。”我把路上买的水果放在床头柜上。
苹果,橙子,香蕉,装在塑料袋里,沉甸甸的。
“坐。”她指了指床边的椅子。
我坐下,病房里很暖和,暖气片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另外两张床是空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严重吗?”我问。
“胃炎,急性发作。”她看了看输液管,“医生说再晚点送来,可能就胃穿孔了。”
“怎么会……”
“我也不知道。”她打断我,声音很平静,“可能是吃错东西了,可能是着凉了,也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医生说都有可能。”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输液管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滴,速度很均匀。
“我爸妈刚走。”陈露说,“我妈哭了,说我怎么这么不争气,关键时刻掉链子,我爸没说话,就一直抽烟。”
窗外,雪还在下。
雪花在路灯的光里旋转,落下,消失。
“你知道吗,”她忽然说,“住院这几天,是我这学期睡得最安稳的几天,不用想考试,不用想排名,不用想将来。就安安静静的躺在这里,看着天花板,等着药水滴完。”
她的声音很轻,轻的像是在说梦话。
“有时候我想,就一直这样下去,也挺好的。”
“别胡说。”我说。
“我没胡说。”她转过头看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夏夏,你累吗?”
这个问题太直接了,直接得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累吗?当然累。
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做不完的题,考不完的试,听不完的“为你好”。
但能说吗?说了又能怎样?
“累。”我还是说了。
她笑了,但笑容里没有笑意:“我猜到了,我们都一样。”
输液管里的液体快滴完了,她按了床头的呼叫铃。
过了一会儿,护士进来换药,新的一袋药水挂上去,透明的,和刚才那袋看起来一模一样。
“还要打几天?”我问。
“三天。”护士说,“三天后出院,正好赶上期末考试。”
“真不巧。”陈露轻声说,“又要回去了。”
护士出去了,病房里又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暖气嗡嗡作响,窗外雪落无声。
“你听说那些传言了吗?”陈露忽然问。
“什么传言?”
“说我故意吃错药,想自杀的传言。”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
我没说话。
“我没那么做。”她说,“至少这次没有,我就是……忘了吃饭,又吃了止痛药,然后就倒在地上,疼得打滚。我妈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昏过去了。”
她顿了顿,看着窗外:“但有时候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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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如果那天我死了,会怎么样?他们会难过吗?会后悔吗?还是会说,‘这孩子怎么这么脆弱,一点压力都受不了’?”
“别说了。”我说。
“为什么不能说?”她转过头,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你不也在想吗?那天在补习班,你看我的眼神,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沈断夏,”她轻声说,“我们逃吧。”
我抬起头。
“逃到没有考试的地方,没有排名的地方,没有‘为你好’的地方,就我们两个人,去哪里都行。”
她的眼睛很亮,亮得像燃烧的雪。
“你疯了。”我说。
“可能吧。”她笑了,这次笑容真实了一点,“但疯了总比死了好,对不对?”
我离开医院时,天已经黑了。
雪停了,地上积了薄薄一层白色,路灯把雪地照得发黄,像一块巨大的、肮脏的奶油蛋糕。
公交车很空,我坐在最后一排,看着窗外流动的夜景。
商店的霓虹灯在雪地里投下斑斓的倒影,像打翻了的颜料。
回到家时已经八点,父亲依旧坐在客厅里,茶几上摊着我的演讲稿,已经被他用红笔改得密密麻麻。
“这么晚回来,去哪了?”他问。
“去医院看同学。”
“谁?”
“陈露,隔壁班的,胃炎住院了。”
他点点头,没再追问,把演讲稿推到我面前:“稿子我改好了,有几个地方要注意:第一,理想不能只说当医生,要具体,要说哪个科室,为什么要选这个科室;第二,要加上具体的例子,比如你参加过什么医学相关的活动;第三,结尾要升华,要和‘中国梦’联系起来。”
我拿起稿子,纸上的字迹很重,每一笔都力透纸背。
“明天重写一遍,后天给我看。”他说。
“好。”
“期末考试准备得怎么样了?”
“还可以。”
“数学模拟卷做了几套?”
“三套。”
“太少了。考前至少要做十套。”
“嗯。”
这样的对话我们已经重复过无数次,像两盘磁带,A面播完播B面,B面播完又回到A面。
回到房间,我打开那个深蓝色的笔记本。
自从上次撕掉一页后,我已经很久没写了。
但今天,我想写点什么。
但我什么也没写。
窗外又下雪了,这次雪很大,纷纷扬扬的,像天空在撕碎什么。
我躺下,闭上眼睛。
脑子里全是陈露的声音:“我们逃吧。”
能逃到哪里去啊?
哪里没有考试?哪里没有排名?
哪里没有“为你好”?
也许有那样的地方,但我去不了。
我被什么东西拴着,像狗被拴在桩子上,能活动的范围只有以那根绳子为半径的一个圆。
绳子那头是父亲的期望?是母亲的眼神?还是老师的评语?
我只知道,绳子很结实,我挣不断。
就像笼中的鸟,永远飞不出去。
我坐起来,走到窗边。
我家离医院很近,时不时就有救护车经过。
雪在车灯的光柱里疯狂旋转,像一群受惊的白鸟。
车开远了,灯光消失在街角。
雪在继续下着,无声无息,把刚才的车辙覆盖,把所有的痕迹抹平。
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回到床上,被里很冷,像躺在雪地里。
窗外的雪应该还在下。
一片一片,落在窗玻璃上,停一会儿,然后化成水,流下去。
像眼泪,但窗户又不会哭。
7. 演讲
一月十五日,演讲比赛在市少年宫剧场举行。
剧场很大,能坐八百人。
猩红色的丝绒座椅一排排向后延伸,像某种巨大生物的腹腔。
舞台很亮,聚光灯打在正中央,白得刺眼。
我坐在后台的候场区,能听见前面选手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过来,有些失真,像隔着水在听。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航天工程师,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力量……”
“我希望将来能从事生物医药研究,攻克癌症,拯救生命……”
“我想当一名人民教师,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每个声音都充满激情,每个词都铿锵有力。
评委席偶尔传来翻动纸张的声音,还有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
我的演讲稿在手里攥着,已经揉皱了。
父亲改过的版本,我又重抄了一遍,字迹工整,没有一个错别字。
现在它在我手里,像一块烧红的炭。
“下面有请七号选手,市一中高二(一)班的沈断夏同学。她演讲的题目是:《白衣执甲,仁心筑梦》。”
主持人念到我的名字,声音通过音响放大,在空旷的剧场里回荡。
我站起来,腿有些软。
候场区的灯光很暗,我看见镜子里的自己:穿着学校发的正装——白衬衫,深蓝色西装外套,黑色长裤,只是衬衫的领子有点紧,勒着脖子。
走上舞台的台阶有三级,我一级一级走上去,脚步很轻,像踩在棉花上。
聚光灯打在我身上,热烘烘的,能看见空气中飘浮的灰尘。
舞台很大,我站在正中央,渺小得像一粒尘埃。
台下黑压压的一片,能看见评委席,五个人,坐成一排,面无表情。
能看见观众席,前排坐着各学校的老师,后排是学生代表。
父亲坐在第三排,正中间的位置。
他的脸在昏暗的光线里看不清楚,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像两束激光,钉在我身上。
我走到演讲台前,麦克风竖在那里,黑色的,细长的,像一条直立的蛇。
我深吸一口气,把演讲稿摊开在台面上。
纸张发出轻微的响声。
“尊敬的各位评委,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声音从音响里传出来,有点陌生。
这是我的声音吗?怎么听起来这么干,这么涩,像沙漠里龟裂的土地。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白衣执甲,仁心筑梦》。”
我停顿了一下。剧场很安静,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
台下有人在咳嗽,声音压得很低,但在寂静里格外清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人想探索宇宙的奥秘,有人想破解生命的密码,有人想播种知识的种子,而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医生,一名奋战在临床一线的白衣战士。”
我抬起头,看向观众席。
聚光灯太亮,台下的一切都淹没在黑暗里,只有一双双眼睛的反光,像夜里的萤火虫,密密麻麻。
“这个理想,源于我对生命的敬畏……”
演讲稿上的字在跳动,那些我亲手写下的字,现在变得陌生。
它们排列成整齐的队列,每一个都方方正正,每一个都符合规范。
有排比,有比喻,有引用,有升华。
父亲改过的地方用红笔标着,我全都照抄了。
“医生是生命的守护者,在手术台上,他们与时间赛跑;在病房里,他们与病魔抗争。我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用我的双手,为患者驱散病痛,带来希望……”
声音在剧场里回荡,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稳,流畅,没有破音,没有停顿。
像一台录音机在播放。
评委席上,中间那个秃顶的评委点了点头。
他在打分表上写着什么。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我知道,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需要精湛的临床技能,更需要一颗仁爱之心。因此,我不仅关注学习成绩,还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去年暑假,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担任志愿者,协助医生为居民测量血压,发放健康宣传资料。这段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从医的信念……”
确实都是真的,去年暑假我确实去了社区当志愿者,是学校组织的,每个人都得去。
我站在服务台后面,给来量血压的老人递纸巾,发传单。
传单上印着“高血压防治知识”,我发了一百多张,但没有一张是我看过的。
“我深知,医学之路充满挑战,但我愿意迎接这些挑战,因为我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用我所学,服务人民;以我所能,奉献社会,这不仅是我的理想,更是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稿子快念完了,最后一段是升华,要把个人理想和“中国梦”联系起来。
父亲在边上批注:“此处要激昂,要振奋人心。”
我深吸一口气,提高音量:
“少年强则国强,我们新时代的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让我们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洪流,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声音在剧场里回荡,最后一个字落下,余音慢慢消散。
我站在那里,手心里全是汗。
短暂的寂静。
然后掌声响起来,先是零零星星的,然后连成一片。
不算热烈,但足够礼貌。
评委们也在鼓掌,中间那个秃顶的评委笑得最明显。
我鞠躬,走下舞台。
台阶还是三级,我一级一级走下去,脚步很稳。
回到候场区,下一个选手已经等在那里了。
是个男生,很高,很精神,一直在做深呼吸。
他看了我一眼,点点头,我回以微笑。
后台的灯光很暗,我找了个角落坐下。
手还在抖,我用力握紧,指甲陷进掌心,有点疼。
刚才的演讲像一场梦,我站在台上,说着那些话,但感觉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那些词——理想、信念、责任、担当——从我嘴里说出来,轻飘飘的,没有重量。
窗外在下雨,冬天的雨,细细密密的,打在玻璃上,发出沙沙的声音。
候场区有个小窗户,能看见外面湿漉漉的街道。
行人撑着伞,匆匆走过,像一群移动的蘑菇。
“沈断夏?”
我抬起头。是周老师。
她穿着正装,化了淡妆,看起来和平时不太一样。
“讲得很好。”她在旁边坐下,“特别是结尾部分,很有感染力。”
“谢谢老师。”
“紧张吗?”
“有点。”
“正常,我第一次上台也紧张。”她笑了笑,眼角有细密的鱼尾纹,“你爸爸在观众席,他说很满意。”
我点点头。
“不过,”周老师顿了顿,“我更喜欢你作文里写的那种……真实。”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很温和,像冬日的暖阳。
“有时候,真实比完美更重要。”她说,“记住这句话。”
说完,她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走向观众席那边。
我坐在那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幕布后面。
真实比完美更重要。
窗户玻璃上,雨水汇成一条条细流,弯弯曲曲地往下淌。
比赛结束了,颁奖环节,我得了二等奖。
一等奖是那个想做航天工程师的男生,三等奖是一个想当外交官的女生。
我们三个站在台上,手里捧着证书和奖杯。
奖杯是水晶的,很沉,刻着“未来之星”四个字。
闪光灯咔嚓咔嚓地响,晃得眼睛疼。
父亲在台下拍照,他举着手机,脸上是少见的笑容,那笑容很陌生,像一张戴久了的面具,终于摘下来透了口气。
颁奖结束,人群开始散去。
我抱着奖杯和证书,走到父亲身边。
“讲得很好。”他说,声音里带着难得的赞许,“特别是最后一段,很有气势。”
“谢谢。”
“二等奖也不错,自主招生的时候能加分。”
我们往外走,剧场外的走廊很长,两边挂着一排排镜框,里面是历届演讲比赛获奖者的照片。
黑白照,彩色照,从八十年代到现在。
照片里的人都在笑,笑得标准,笑得灿烂。
他们的理想都实现了吗?他们现在在哪里?
走到门口时,雨小了。
天空是铅灰色的,很低,像要压下来。
地上湿漉漉的,映出路灯的光,一圈一圈的,像碎了的月亮。
“你妈妈在家做了饭,庆祝一下。”父亲说。
“嗯。”
我们走向停车场。
车灯亮起,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投出两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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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光柱。
车上很安静。
父亲开了收音机,是交通广播,主播在说路况。
某某路段拥堵,某某路段事故,请绕行。
我拿着奖杯,水晶凉凉的,贴着皮肤。
证书卷成筒,用红色的丝带系着,我解开丝带,摊开证书。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二等奖,“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字是打印的,很工整,也很没有个性。
车窗外的街景在流动,商店,行人,车辆,红绿灯。
一切都蒙着一层水汽,模糊不清。
“对了,”父亲忽然说,“期末考试要到了,演讲比赛结束了,该收心学习了。”
“嗯。”
“这次期末考试很重要,关系到下学期的分班。”
“我知道。”
车在红灯前停下,人行道上,一个母亲牵着孩子的手在等绿灯。
孩子很小,三四岁的样子,穿着黄色的雨衣,像一只小鸭子。
他指着天空,在说什么,母亲弯下腰,认真地听着。
绿灯亮了,车启动。
那个画面被甩在后面,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车流里。
回到家时,母亲已经做好了一桌子菜,糖醋排骨,清蒸鱼,蚝油生菜,西红柿蛋汤。
都是我爱吃的,或者说是以前爱吃的。
“恭喜我们的小演说家。”母亲笑着,接过我手里的奖杯和证书,小心地摆在客厅的展示柜里。
那里已经摆了很多东西:小学的“三好学生”奖状,初中的数学竞赛证书,高一的优秀学生干部奖牌,现在又多了一个水晶奖杯。
奖杯放在最中间的位置,灯光照在上面,反射出细碎的光。
吃饭时,父亲的心情很好。
他开了瓶红酒,给自己倒了一杯,也给母亲倒了一点。
“来,为我们断夏的成功干杯。”他举起酒杯。
玻璃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红酒在杯子里晃动,像血。
“今天你们学校的李老师也给我打电话了,说讲得很好。”父亲说,“他说以你的实力,期末考进年级前二十没问题。”
“我会努力的。”我说。
“不是努力,是一定要做到。”父亲放下酒杯,“下学期分班,一定要进重点班,进了重点班,考上985的几率才大。”
985,211。
它们像咒语,念一次,就能让未来清晰一点。
“我知道。”我说。
晚饭后,我回到房间。
书桌上堆着新的复习资料。期末考试倒计时:5天。
我坐下,翻开数学错题本。
窗外的天空完全黑了,雨又开始下,细细密密的,像无数根针,扎在玻璃上。
我打开那个深蓝色的笔记本,又翻到新的一页。
笔尖悬在纸上,写了一句话:
“今天我站在台上,说我想当医生。”
“但应该没有人知道,我最怕见血。”
我停下笔,看着这句话。
它躺在空白的纸页上,很小,很刺眼,也很讽刺。
我合上笔记本,这回没有放回抽屉,就放在书桌上,和那些复习资料摆在一起。
深蓝色的封面在一堆白色试卷里格外显眼,像深海的一角。
雨下大了,敲在窗户上,噼啪作响。
我躺下,闭上眼睛。
脑子里还在回响今天演讲的声音,那些铿锵有力的词句,那些激昂的语调。
那些话是真的吗?我想当医生吗?
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
只是,当我说出那些话的时候,台下的人在鼓掌,评委在点头,父亲在笑。
仅此而已,这就够了。
远处传来雷声,沉闷的,滚滚的,像有什么东西在天上翻滚。
雨更急了,像天空在哭,在咆哮,想要把所有的委屈都倾倒下来。
我在雨声里睡着了。
梦里,我站在手术台上,穿着白大褂,手里拿着手术刀。
面前躺着一个人,看不清脸,但应该是个纤瘦的小姑娘。
我举起刀,划下去,血涌出来,鲜红的,温热的,流了一地。
但我没有停,一刀,又一刀。
血越来越多,漫过脚面,漫过膝盖,漫过腰。
我还在划。
最后,血淹没了整个手术室。我漂浮在血海里,手里还握着刀。
我可能也疯了吧。
8. 碎裂
一月二十日,期末考试最后一天。
最后一科是生物,试卷发下来的时候,我的手在抖,抖得握不住笔。
不是冷——教室的暖气很足,空气燥热,混杂着汗味和纸张的油墨味——是别的什么。
像身体深处有什么东西在震动,细微而持续,传导到指尖,让笔尖在纸上留下颤抖的轨迹。
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
细胞结构,遗传定律,生态平衡,这些词我背过无数遍,现在它们从记忆里浮上来,像水底的死鱼,翻着白肚皮。
最后一道大题是关于基因工程的,题干很长,密密麻麻的小字,描述如何将某种抗虫基因导入水稻。
问题有四个小问,分值二十分。
我读了三遍,每个字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就像一堵墙,横在眼前。
旁边的人在飞快地写,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翻动试卷的哗啦声,咳嗽声,清嗓子的声音。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黑板上方的时钟,秒针一跳一跳,像心脏在抽搐。
监考老师在过道里慢慢踱步。
高跟鞋敲击地面,咔,咔,咔。
那声音很有规律,像某种倒计时。
我抬起头,不经意间看向窗外。
天空是铅灰色的,很低,沉甸甸地压着教学楼顶。
外面没有下雪,但空气里有一种要下雪的湿冷。
操场空荡荡的,旗杆上的国旗垂着,一动不动。
“还有三十分钟。”监考老师说。
三十分钟,一百八十分钟,秒针再跳一千八百下。
我的试卷还有一小点空白。
笔从手里滑落,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监考老师走过来,捡起笔,放在我桌上。
她的手指很细,涂着淡粉色的指甲油。
“抓紧时间。”她轻声说。
我点点头,重新握住笔。
笔杆上还有我的体温,温热的,潮湿的。
我开始写。
不管对不对,先把空白填满。
我知道这没用,但还是在写。
“时间到,停笔。”
声音响起的瞬间,我刚好写完最后一个字。
答题卡被收走了,一张一张,从前往后传。
我的试卷混在那一沓里,像一片枯叶混进落叶堆。
教室里响起各种声音:叹气,抱怨,讨论答案,收拾文具。
椅子摩擦地面,书包拉链拉开又拉上。
有人在对选择题答案,声音很大:
“第七题肯定是C,我检查了两遍!”
“不对,是B,你漏看条件了!”
我坐在那里,没动,手指还是僵的,伸不直。
“沈断夏。”周扬恰好来我们考场找人,看到我,客套问了一句,“考得怎么样?”
我摇摇头。
“最后那道题太难了。”他推了推眼镜,“我也没做完,最后一问只写了一半。”
我没说话,他看着我的脸色,没再问下去。
他说:“考完了,解放了。”
解放吗?这个词听起来很陌生。
考完了,然后等成绩,分析错题,制定寒假计划,准备下学期的内容。
没有解放,只有下一段路的起点。
走出教室时,天更阴了,风很大,刮在脸上像刀子。
我裹紧围巾,把半张脸埋进去,呼吸在围巾上凝结成细小的水珠,冰凉。
“断夏!”
是陈露,她站在教学楼门口,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脸缩在毛领里,只露出一双眼睛。
她出院了,但脸色还是苍白,像一张被水泡过的纸。
“感觉怎么样?”她问。
“不好。”
“我也是。”她笑了,但那笑容很虚弱,“不过总算考完了,管它考得好不好,先松口气。”
我们并肩走下台阶,风卷起地上的落叶,枯黄的梧桐叶在空中打旋,像一群迷路的蝴蝶。
“你寒假有什么计划?”陈露问。
“补习班。”我说,“我爸给我报了数学和物理,从腊月二十八上到正月初五,中间只有除夕和初一休息”
“我也差不多。”她踢了一颗石子,“我妈说,寒假是弯道超车的好机会。”
好像人生就是一场赛车,直道跑不快,就在弯道拼命。
但弯道那么急,谁知道会不会翻车?
“对了,”陈露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小册子,“给你看这个。”
是一本画册,巴掌大小,装帧很精致,封面上用水彩画着一片森林,树是蓝色的,草是紫色的,天空是粉色的。
“你画的?”我翻开,里面全是这种风格的画。
扭曲的树,倒流的河,长着眼睛的云。
“嗯。”她点点头,声音有点不好意思,“住院的时候画的。睡不着,就画画。”
画很美,但美得很怪异。
像梦,像高烧时的幻觉。
“很好看。”我说。
“真的?”她的眼睛亮了一下,“我从来没给别人看过,我妈要是知道我在画这些,肯定又要说我不务正业。”
我们走到校门口,家长已经在等了,车挤在路边,按喇叭的声音此起彼伏。
空气中弥漫着尾气的味道,混着冬天清冷的空气,刺鼻。
陈露的妈妈在马路对面朝她挥手。
还是那个女人,穿着长款的羊绒大衣,围着丝巾,打扮得一丝不苟。
“我走了。”陈露说,“寒假……保持联系。”
“嗯。”
她走过马路,长衣的下摆在风里飘起来,像鸟的翅膀。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车流里。
回到家时,父亲正坐在沙发上,面前摊着笔记本电脑,在看什么东西。
听见我进门,他抬起头。
“考完了?”
“嗯。”
“感觉怎么样?”
“不太好。”
他皱了皱眉,但没说什么,继续看电脑。
屏幕上是一张表格,密密麻麻的数据,我看不清是什么。
母亲从厨房出来,端着一盘洗好的水果。
苹果,梨,橙子,切成小块,插着牙签。
“先吃点水果。”她说,“晚饭马上好。”
我放下书包,在沙发上坐下。
客厅很暖和,暖气片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窗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水雾,外面的世界变得模糊。
“成绩什么时候出来?”父亲问。
“应该是三天后。”
“嗯,出来后做个分析,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好。”
晚饭吃得很安静。
红烧肉,炒青菜,紫菜蛋花汤。
母亲不停地给我夹菜,碗里的肉堆成小山。
“多吃点,考试辛苦了。”她说。
我点点头,机械地往嘴里送,肉很腻,油汪汪的,糊在喉咙口,咽不下去。
饭后,我回到房间。
书包扔在地上,没打开,书桌上还堆着期末复习的资料,像一座小山。
现在它们没用了,但是,很快又会有新的山堆起来。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
天完全黑了,对面楼的窗户亮着灯,一格一格的,像蜂巢。
每个格子里都有人,都在做自己的事。
手机震了一下。是周扬发来的消息:“成绩出来了。”
这么快?不是说三天后吗?
“我刚才听三班同学说的,老师还在统计,但总分已经出来了。”他又发来一条,“你……自己查一下吧。”
我打开学校的成绩查询系统。
页面加载很慢,转着圈,我的心跳突然变得很快,咚咚咚,撞着肋骨。
页面跳出来了。
姓名:沈断夏
语文:135
数学:101
英语:128
物理:76
化学:89
生物:82
总分:611
年级排名:61
班级排名:15
我看着那些数字。
它们躺在屏幕上,黑色的,冰冷的
上次是57名,再上次是30名。
排名一直在往下掉,像坐滑梯,停不下来。
门外传来脚步声。
父亲在客厅里打电话,声音很大:“对,成绩出来了……不太好……嗯,我知道……寒假班什么时候开始?……好,明天我就带她过去……”
明天,寒假班,弯道超车。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户关得很紧,但冷风还是从缝隙里钻进来,吹在脸上,像耳光。
窗外在下雪,今年的第一场像样的雪。
雪花很大,一片一片,慢悠悠地飘下来。
路灯的光里,雪花旋转,落下,堆积。
楼下有小孩在玩雪。
很小的孩子,穿着红色的羽绒服,像一团移动的火焰。
他在堆雪人,笨拙地滚着雪球,而他的妈妈在旁边看着,手里拿着围巾和帽子。
雪人堆好了,胡萝卜当鼻子,纽扣当眼睛,树枝当手。
小孩围着雪人转圈,拍着手笑,笑声断断续续传上来,被玻璃过滤后变得很遥远。
我看着那个雪人,它站在路灯下,歪着头,像是在看天空。
等太阳出来,等温度升高,它就会化掉。
变成一滩水,渗进土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门被推开了,父亲走进来,手里拿着手机,他的脸色很难看。
“成绩我看到了。”他说,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像石头砸在地上,“数学101?物理76?你怎么考的?”
我没说话,眼睛盯着窗外。
雪还在下,越下越大。
“我跟你说话!”他提高音量,“沈断夏,看着我的眼睛!”
我转过头,看着他。
他的眼睛很红,布满了血丝,额头上的青筋暴起来,一跳一跳的。
“对不起。”我说。
“对不起有什么用?”他把手机摔在床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你知道你的名次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985没希望了!意味着你这半年的努力全白费了!”
他的声音很大,震得墙壁嗡嗡响,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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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门口,想进来,但不敢。
“从明天开始,哪儿也别去,就在家学习。”他指着书桌上那堆资料,“把这些全做完。寒假班加课,一天上八小时,我不信补不回来。”
“爸,”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轻,很哑,“我累了。”
“累?”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很可怕,“谁不累?我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我不累?你妈操持这个家她不累?就你累?你有什么资格说累?”
“我只是……”
“只是什么?只是不想学了?只是觉得压力太大了?”他走近一步,影子投在我身上,把我整个人罩住,“沈断夏,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不行,就会被淘汰!没人会同情你!”
他的唾沫星子差点喷到我脸上,带着烟草的味道。
“我给你最好的条件,给你报最贵的补习班,给你买最好的参考书,你就给我考这个名次?你对得起我吗?对得起你妈吗?”
每一句话都像锤子,砸在头上,我往后退,背抵着窗户。
玻璃很凉,隔着毛衣都能感觉到。
“说话啊!”他吼道,“哑巴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
那双眼睛里有愤怒,有失望,有……恐惧。
是的,恐惧。
他怕我考不上好大学,怕我将来没出息,怕他的投资打水漂。
这个发现让我想笑,但我笑不出来。
“对不起。”我又说了一遍。
“除了对不起你还会说什么?”他抓起书桌上的一本习题集,狠狠摔在地上,“从今天开始,手机没收,电脑没收,一切娱乐活动禁止,你就给我学,学到死也要学!”
学到死也要学。
习题集摔在地上,纸张散开,像白色的鸟,扑了一地。
母亲冲进来,拉住他的胳膊:“别说了!孩子已经很难受了!”
“难受?她难受?我更难受!”他甩开母亲的手,“我辛辛苦苦为了谁?为了这个家!可她呢?她拿什么回报我?!”
母亲站在我和父亲中间,瘦小的身体在颤抖,像风中的芦苇。
我看着他们。
父亲在怒吼,母亲在沉默。
窗外的雪还在下,无声无息。
楼下的小孩还在玩雪,笑声断断续续。
只是这笑声对我来说很讽刺。
这一切像一场荒诞剧,而我站在舞台中央,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我去洗澡。”我说。
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惊讶。
父亲停下来,看着我,母亲也抬起头。
我没等他们反应,走出房间。
客厅的灯很亮,照得眼睛疼。
我走进卫生间,关上门,反锁。
镜子里的人很陌生:脸是白的,嘴唇是干的,眼睛是空的。像一具空壳。
明明以前的我不是这样的。
我打开水龙头,水哗哗地流出来,很冷。
我用手接水,泼在脸上。
水很冰,冰得刺骨。
抬起头,镜子又蒙上水雾,那个人影变得模糊,扭曲。
我伸手,在镜子上写字。手指划过冰凉光滑的镜面。
一个字:累。
又一个字:逃。
水汽慢慢凝结,字迹慢慢消失,像从来没有写过。
门外传来敲门声,母亲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担忧:“夏夏?你没事吧?”
“没事。”我说。
“你爸爸……他不是故意的,他就是太着急了。”
“我知道。”
“你……别想太多,好好休息,明天……”
“我知道了。”
脚步声远了。
我站在卫生间里,看着镜子:水汽又上来了,镜子里的人影彻底消失。
只有一片白茫茫的雾。
像所有无法言说的东西最终的归宿。
我打开门,走回房间。
父亲不在,母亲在收拾地上的习题集。
她蹲在地上,一张一张捡,动作很慢,很轻。
我径直走到书桌前,拿出那个深蓝色的笔记本。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写日记,也不知道意义何在。
但我还是想写,可能因为这是唯一的交流。
“雪人站在路灯下,等着太阳升起。”
“我也在等。”
写完后,我把笔记本合上,放进书包最里层。
然后我躺下,也不管到没到睡觉的时间。
我闭上眼睛。
脑子里很空,什么也没有。
没有公式,没有单词,没有排名,没有未来。
只有雪。
一片一片,落下来。
覆盖一切,掩埋一切。
让世界变得干净,洁白,安静。
让所有沉重的东西终于可以放下心来。
梦里。
雪还在下,落在我身上,让我越来越僵硬,越来越迷茫。
但我不冷,一点也不冷。
我只是等着,等太阳升起。
等自己变成一滩水,渗进土里,消失。
最好从来没有出现过。
9. 深海
一月二十五日,寒假开始第五天。
清晨六点半,闹钟准时响起。
声音尖锐,像一把锥子刺进耳膜。
我伸出手,在黑暗中摸索,按掉。
房间里重新陷入寂静,但那声音还在脑子里回荡,嗡嗡作响,像坏了的耳鸣。
窗外天还没亮,冬季的早晨来得晚,天空是深蓝色的,边缘有一点灰白,像鱼肚。
对面的楼房只有零星几扇窗户亮着灯,像困倦的眼睛,半睁半闭。
我坐起来,被子从身上滑落,冷空气立刻贴上来,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床头柜上放着今天的计划表,母亲昨晚打印好送来的。
A4纸,宋体,行距1.5倍。
6:30-7:30 英语听力+背单词
7:30-8:00 早餐
8:00-10:00 数学寒假作业
10:00-10:15 休息
10:15-12:15 物理补习班预习
12:15-13:00 午餐
13:00-15:00 化学寒假作业
15:00-15:15 休息
15:15-17:15 生物补习班预习
17:15-18:00 晚餐
18:00-21:00 综合模拟卷
21:00-21:30 错题整理
21:30-22:00 自由阅读
22:00-22:30 洗漱
22:30 睡觉
每一天都是这样,时间精确到分钟。
自由阅读那半小时,指的是《高考作文范文精选》或《时政热点解析》。
我把计划表放在一边,穿上毛衣,校服裤——寒假也穿校服。
父亲说这样会有学习的状态。
袜子是新的,很厚,毛茸茸的,但脚还是冷的,像两块冰。
拉开窗帘,玻璃上结了一层霜,冰花蔓延,像某种奇异的白色珊瑚。
我用手指在上面划,冰花化开,露出外面灰蒙蒙的世界。
楼下街道空荡荡的,只有环卫工人在扫街,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沙,沙,沙。
七点,母亲敲门进来,端着早餐。
牛奶,煮鸡蛋,全麦面包,一小碟苹果切片。
她把托盘放在书桌上,看了看我的计划表。
“今天数学作业做完后给你爸爸检查。”她说。
“嗯。”
“物理预习到哪一章了?”
“电磁感应。”
“好好预习,补习班老师讲得很快,跟不上就白交了。”
“我知道。”
她站在我身后,拍了拍我的肩。
那手很凉,最后,她出去了。
门虚掩着,客厅传来电视的声音,早间新闻,主播在播报天气:“今天白天阴到小雪,气温零下五度到零度,请注意防寒保暖……”
我戴上耳机,打开英语听力。
依旧是标准的美式发音,男女对话,听力材料关于订机票,关于问路,关于餐厅点餐。
语速很快,我努力去听,但那些单词像水里的鱼,滑溜溜的,抓不住。
耳机里的声音和电视的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一团噪音,嗡嗡作响。
八点,开始做数学,寒假作业有五十页,每天做五页。
今天是函数综合题。
窗外下起了雪,雪花小小的,细密的,像筛下来的面粉,落在窗台上,积了薄薄一层。
九点半,父亲进来检查。
他拿起我的作业本,一页一页翻。眉头渐渐皱起来。
“这道题错了。”他用红笔圈出来,“辅助线画错了地方。”
“还有这道,公式用错了。”
“这道计算错误,太粗心了。”
“重做。”他说,“做完再吃饭。”
“可是……”
“没有可是。”他的声音很平静,但不容置疑,“错了就要改,现在不改,考试的时候就要丢分。”
他把作业本推回我面前,转身出去了,门轻轻关上。
我看着那些红圈,红色的墨水在灯光下有点反光。
窗外的雪下大了,一片一片,旋转着落下。
我拿起笔,开始重做。
但手指很冷,僵硬得不听使唤,连带着写出的字也歪歪扭扭,像喝醉了酒。
十点十五分,休息时间到了。
但我还在重做第三道错题。母亲推门进来,看见我还在写,没说话,只是把一杯热水放在桌角。
十一点,终于改完了所有错题。
父亲又检查了一遍,点点头。
“吃饭吧。”他说。
午饭是面条,西红柿鸡蛋面,热气腾腾的,我吃得很慢,一根一根地挑,面条很长,绕在筷子上,像白色的藤蔓。
“下午物理预习要认真。”父亲说,他中午回来吃饭,吃完饭又要去上班。
“嗯。”
“期末考试的错题本整理了吗?”
“整理了。”
“晚上给我看。”
“嗯。”
饭后,我回到房间。
物理课本摊开在桌上,电磁感应那一章。
法拉第定律,楞次定律,右手定则。
插图里画着线圈、磁铁、电流表,一切都井井有条,符合规律。
我拿起笔,在草稿纸上画:
画线圈,画磁感线,画电流方向。
画着画着,线条开始扭曲,变形。
线圈变成了锁链,磁感线变成了藤蔓,电流方向变成了箭头,指着我不知道的方向。
窗外雪停了。天空还是灰蒙蒙的,像一块脏了的抹布。
下午两点,母亲端来水果。
是橙子,被切成四瓣,像橘色的月亮。
“吃一点,补充维生素C。”她说。
我拿起一瓣,橙子很甜,甜得略有点发苦。
“你爸爸晚上要加班,不回来吃饭。”母亲说,“我们简单吃点。”
“嗯。”
“你……”她顿了顿,“是不是不舒服?”
我抬起头,她的眼睛里有担忧,像深井里的水。
“没有。”我说。
“那怎么脸色这么差?”
“可能没睡好。”
“晚上早点睡。”她伸手想摸我的额头,但手在半空中停住了,“学习重要,身体更重要。”
这句台词她说过很多次。
但每次说的时候,语气都不太一样。
有时候是安慰,有时候是告诫,有时候是……愧疚。
她出去了,门还是虚掩着。
我看着那扇门,木质的,浅黄色,上面贴着小时候的贴纸——史努比和查理·布朗,已经褪色了,边缘卷起。
那是我七岁那年贴的,母亲说贴歪了,要撕掉,我哭着不让,最后就留下来了。
十年了,贴纸还在,但颜色淡了,像褪色的记忆。
下午四点,生物预习。
细胞分裂,有丝分裂,减数分裂。
插图里画着染色体,纺锤体,细胞膜。
一切都在分裂,复制,增殖。
我也在分裂,一个我在做题,一个我在看着那个做题的我,一个我在呼吸,一个我在数呼吸的次数,一个我在活着,一个我在想为什么要活着。
这种分裂感越来越强烈,像镜子裂开,每一个碎片里都有一个倒影,但每个倒影都不完整。
五点半,母亲叫我吃饭。简单的炒饭,加了鸡蛋。
“将就吃一点。”她说,“明天妈妈给你做好吃的。”
炒饭很油,吃了几口就腻了,我放下勺子。
“怎么不吃了?”
“不饿。”
“多少吃一点,晚上还要学习。”
我又拿起勺子,机械地往嘴里送,米饭粒粒分明,在嘴里被嚼了很久。
六点,我回到房间。
综合模拟卷,语数外物化生六科,要一晚上做完。
时间分配写在卷首:
语文50分钟,数学70分钟,英语50分钟,物理40分钟,化学40分钟,生物30分钟。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在草稿纸上演算,写满一张又一张。
八点,父亲回来了。
他先来我房间,拿起我做了一半的数学卷看。
“这么慢?”他皱眉,“七十分钟,你才做完大题的第二问?”
“题目有点难。”
“难才要多练。”他把卷子放下,“抓紧时间。”
他出去了,我听见他在客厅和母亲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说什么。
九点,我做完数学卷。
对答案,选择题错了两道,填空题错了一道,大题最后一问没做出来。正确率:78%。
胃又开始疼了,那种熟悉的、细细密密的疼。
我拿起物理卷,电磁感应,又是电磁感应。
我盯着题目看,那些字在眼前模糊,重叠,变成一片黑色的污迹。
“沈断夏。”
我抬起头,父亲又进来了,手里拿着我的错题本。
“这就是你整理的错题?”他把本子摔在桌上,“这么简单?”
“我……”
“我要的是分析!为什么错?是概念不清还是方法不对?下次怎么避免?”他的声音越来越高,“你这样整理有什么用?糊弄谁呢?”
“我没有糊弄。”
“那这是什么?”他翻开一页,“这道题,上次月考错的,这次期末考试又错,你整理了什么?整理了个寂寞!”
他的脸涨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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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头的青筋暴起来,眼睛瞪得很大,像要掉出来。
“我辛辛苦苦挣钱,供你上学,给你报补习班,你就给我看这个?”他抓起错题本,狠狠摔在地上,“重做!全部重做!不做好不许睡觉!”
本子摔在地上,纸张散开,像白色的鸟,扑了一地。
母亲冲进来:“别吵了!让孩子好好写作业!”
“好好写?你看她写的是什么?”父亲指着地上的本子,“这种态度,能考上什么大学?啊?”
“她才十七岁啊,你不能这么逼她!”
“我不逼她谁逼她?等社会来逼她吗?等她将来找不到工作,住地下室,吃泡面的时候,谁会可怜她?”
他们吵起来,声音很大,像打雷。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
父亲的嘴一张一合,母亲的嘴也一张一合,但声音渐渐远了,模糊了,像隔着一层水在听。
窗外的雪又下了,这次很大,纷纷扬扬的,像天空在撕碎什么。
直到父母离开房间,我才机械的站起来,走到窗边。
玻璃很凉,我把额头贴上去,冰凉的触感瞬间从额头传遍全身。
楼下街道空荡荡的,路灯的光里,雪花疯狂旋转,像一群白色的飞蛾,扑向火焰。
“沈断夏!”父亲在我房间闹完还觉得不解气,便坐在客厅里,吼道,“我在跟你说话!”
我转过头,侧身看着客厅里的人,这个角度只能看到人的一小半。
他的脸在灯光下扭曲,变形,像一个陌生人。
“对不起。”我机械的说。
“又是对不起!”他冲过来,抓住我的肩膀,用力摇晃,“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啊?能不能争口气?”
他的力气很大,摇得我头晕,肩膀很疼,像要碎掉。
“放开她!”母亲扑过来,拉开他的手,“你疯了!”
“我疯了?是,我疯了!我疯了才把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父亲松开手,后退两步,突然笑起来,那笑声很可怕,像哭,“我他妈就是个笑话!”
他转身走出去,重重摔上门,整个房子都震了一下。
母亲站在原地,喘着气。
她看着我,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
我走过去,捡起地上的错题本。
纸张皱巴巴的,有些页撕破了。
我一页一页整理好,放回桌上。
“妈,”我说,“您去休息吧。”
“断夏……”
“没事。”我挤出一个笑容,“我还要写作业。”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最后,她点点头,转身出去了,脚步很轻,像踩在棉花上。
门被轻轻关上。
房间里重新陷入寂静,只有窗外雪落的声音,沙沙的。
我坐回椅子上,打开物理卷。
电磁感应的题目还在那里,黑色的字,白色的纸。
我看着那些字,它们慢慢浮起来,飘在空中,旋转,跳舞。
我伸出手,想抓住它们,但它们从指缝里溜走了。
笔从手里滑落,掉在地上,滚到桌子底下。
我没去捡,就这样坐着,看向窗外。
整个世界都白了,干净,洁白,像一张巨大的白纸,等着被写上什么。
但写什么呢?
写公式?写单词?写理想?写未来?
还是写:累了,我真的累了。
我走到窗边,打开窗户。
冷风立刻灌进来,带着雪花的味道,清凉的,干净的。
雪花飘进来,落在脸上,手上,凉凉的,很快就化了。
楼下街道空荡荡的,远处有车灯的光,在雪雾里晕开一团团昏黄。
很安静,整个世界都很安静。
但这是深海啊。
有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做。
我伸出手,接住一片雪花。
它在掌心停了一会儿,然后融化,变成一滴水,凉凉的,晶莹的。
和眼泪没什么两样,但不是我的。
我的泪,早就流干了。
现在只剩下一具空壳,站在这里,等着被填满,或者被掏空。
风很大,吹得窗户嘎吱作响。
我站在那里,很久很久。
直到手脚都冻僵了,才关上窗户。
回到书桌前,我捡起地上的笔,重新打开物理卷。
电磁感应,法拉第定律,楞次定律。
我开始写,一个字一个字,一行一行。
笔尖划过纸张,沙沙作响。
窗外的雪还在下,无声无息的。
我在雪声里,写到深夜,写到手指麻木,写到忘记自己是谁。
写到只剩下沙沙的笔声,和窗外沙沙的雪声。
两种声音混在一起。
像挽歌,这样最好。
10. 消音
二月三日,立春。
日历上说,万物复苏,生机始发。
早晨七点,我被胃痛惊醒。
不是那种细细密密的疼,是尖锐的、撕裂的疼,像有只手在肚子里绞。
我蜷缩在床上,额头抵着膝盖,冷汗一层一层冒出来,浸湿了睡衣。
客厅里有动静,母亲在准备早餐,煎蛋的声音,油烟机的声音,碗碟碰撞的声音。
父亲在看新闻,主播字正腔圆的声音断断续续传进来:
“……春运客流量再创新高……各地保障措施……”
声音很遥远,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
疼,太疼了。
疼得眼前发黑,耳朵嗡嗡作响。
我咬住嘴唇,尝到铁锈的味道。
也许今天可以请假,就说病了,胃疼,去医院。
这样就可以不去补习班,不用做题,不用面对那些永远做不完的试卷。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我就听见父亲的声音:
“断夏,起床了!八点补习班,别迟到!”
声音很近,就在门外。
然后是敲门声,不轻不重,但很急促。
“听见没有?”
“……听见了。”
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沙哑得不像自己的。
我慢慢坐起来,每动一下,胃就抽搐一次,冷汗顺着额角往下淌,流进我的眼睛里,涩涩的疼。
穿上衣服,校服裤,毛衣,羽绒服,我的动作很慢,像电影慢镜头。
镜子里的人脸色惨白,眼下有浓重的青黑,像被人打过。
走出房间时,父亲已经穿好外套在等。
他看了我一眼,眉头皱起来。
“脸色怎么这么差?”
“胃疼。”
“胃疼?”他语气里有不耐烦,“让你按时吃饭不听,现在知道难受了?”
我没说话,扶着墙,慢慢走到玄关换鞋,弯腰的时候,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差点吐出来。
母亲从厨房跑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小药瓶。
“先吃点药。”她倒出两片白色药片,又端来一杯温水,“下午要是还疼,去医院看看。”
药片很苦,干咽下去,卡在喉咙里,苦味一直蔓延到舌根。水是温的,但喝下去像冰,一路凉到胃里。
“快点,要迟到了。”父亲已经在催。
出门。
电梯里照出我们的样子:他穿着笔挺的西装,拎着公文包;我穿着臃肿的校服,背着沉重的书包。
两个陌生人,站在同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谁也不看谁。
外面在下雨,冬天的雨,冰冷的,细密的,像无数根针扎在脸上。
父亲撑开伞,黑色的,很大,把我整个人罩在阴影里。
车停在小区门口,上车,系安全带。
父亲打开收音机,交通广播,主播在报路况:
“……中山路拥堵,建议绕行……”
车开动了,雨刮器左右摆动,刮开雨水,又马上被新的雨水覆盖。
窗外的世界是模糊的,流动的,像一幅被水浸透的水彩画。
我的胃还在疼,药片好像没有用。
我按住胃部,手指深深陷进去,想用外力压住内部的疼痛。
没用,疼是从里面往外扩散的,像一颗石子投进水里,涟漪一圈一圈扩大。
“下午物理测验,好好考。”父亲忽然说,“上次期末的分数太难看,这次必须进步。”
“嗯。”
“补习班老师跟我说,你最近上课走神严重。”
“没有。”
“没有?”他从后视镜里看我一眼,“那为什么作业错那么多?”
我没说话,眼睛盯着窗外。
雨水在玻璃上汇成细流,弯弯曲曲往下淌。
“沈断夏,”他的声音严肃起来,“我花钱不是让你去发呆的,你算算你浪费了多少钱?”
钱,是钱。
我欠这个家的,好像一辈子都还不清了。
车在一个红灯前停下,旁边车道有辆公交车,车窗里挤满了人,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像沙丁鱼罐头里的鱼。
绿灯亮了,车继续往前开。
雨越下越大,砸在车顶上,噼里啪啦的,像有人从天上往下倒豆子。
到补习班时,雨小了一点。少年宫的广场空荡荡的,积水映出灰白的天空。
几个穿着其他学校校服的学生匆匆跑进楼里,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
“下午四点我来接你。”父亲说,“别乱跑。”
“嗯。”
我下车,撑开伞。
雨点打在伞面上,沉闷的响声。
父亲的车开走了,尾灯在雨雾里越来越小,最后消失。
我没有马上进楼。
站在广场中央,雨伞在手里慢慢旋转。
雨水从伞沿滴下来,连成一道透明的帘子。
广场角落有个垃圾桶,绿色的,已经被雨水淋透了。
旁边躺着一把破伞,伞骨折了几根,伞面翻起来,像一朵凋谢的花。
我看着那把伞,它曾经也是完整的,有用的,能挡雨的。
现在坏了,被扔在这里,等着被清理掉。
我呢?我坏了吗?
也许早就坏了,只是没人发现。
或者发现了,但装作没看见。
只要还能做题,还能考试,还能拿名次,就是好的。
至于里面是不是已经碎了,烂了,空了,不重要。
不重要。
雨又大了,风把雨水吹到脸上,冰凉,我转过身,走进少年宫。
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人,空调开得很足,空气里有潮湿的霉味,混着汗味和纸张的味道。
陈露坐在后排,看见我,朝我挥了挥手。
她的脸色还是很苍白,但眼睛是亮的,亮得不正常。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
“你怎么了?”她小声问,“脸色这么差。”
“胃疼。”
“又胃疼?吃药了吗?”
“吃了,没用。”
老师进来了,还是那个戴眼镜的男老师,很瘦,头发稀疏,他把一沓试卷放在讲台上。
“今天测验,九十分钟,满分一百。”他说,“最后十名,还是老规矩,下周加课一节。”
教室里响起一阵压抑的叹息,又是这样,永远有测验,永远有排名,永远有惩罚。
试卷发下来,我拿起笔,手在抖。
不是冷,是疼。
胃疼得握不住笔。
我拿起笔,在草稿纸上画。
不画公式,不画图,只是乱画。
线条扭曲,缠绕,打结。像一团乱麻,找不到头。
“还有四十五分钟。”老师说。
四十五分钟,两千七百秒,秒针再跳两千七百下。
我看着试卷,空白,大部分都是空白。
只有选择题胡乱填了几个选项,填空题写了一两个数字,大题一个字没动。
胃疼得更厉害了,像有只手伸进去,在搅,在撕,在扯。
冷汗浸湿了后背,黏糊糊的,很难受。
我抬起头,看向窗外。
雨还在下,打在玻璃上,流成一道道水痕。
窗外的世界是扭曲的,变形的,像透过鱼眼看出去。
“沈断夏。”
我转过头,陈露在看我,眼睛里有关切。
她用口型说:“你还好吗?”
我摇摇头。
不好,一点也不好。
但能说吗?说了又能怎样?
她撕下一小片草稿纸,飞快地写了什么,折起来,趁老师不注意,塞到我手里。
我打开,上面写着:“忍一忍,很快就结束了。”
忍一忍,很快就结束了。
我把纸片揉成一团,塞进口袋。
时间继续流逝,秒针一跳一跳,像心脏在抽搐。
“还有三十分钟。”
我重新拿起笔,开始写。
不管对不对,先把空白填满。
我的字写得很潦草,有些字母连自己都认不出来。公式乱套,数字乱算。
“时间到,停笔。”
我坐在那里,没动,胃还在疼,但已经麻木了。
“断夏,”陈露碰了碰我的胳膊,“你真的没事吗?脸色白得像纸。”
“没事。”我说,“就是胃疼。”
“要不要去医院?”
“不用。”
老师开始讲卷子,他在黑板上写解题过程,字很工整,但很小,我看不清。
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断断续续,像收音机信号不好。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很瘦,关节突出,皮肤是病态的白,能看见皮肤下青色的血管,蜿蜒着,像地图上的河流。
这双手写过多少字?
做过多少题?拿过多少分数?
不知道,数不清了。
只是它累了,我也累了。
下午的课是数学。
老师在讲台上讲函数,讲导数,讲积分。
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来,带着电流的杂音,像隔着一层玻璃在听。
我趴在桌子上,胃疼得直不起腰,额头抵着冰凉的桌面,能感觉到木头的纹理,一条一条,像时间的刻痕。
“沈同学?”老师叫我,“这道题你来做。”
我慢慢站起来。
腿很软,像踩在棉花上。
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笔。题目是求函数的极值。
我盯着题目看,那些字在眼前模糊,旋转。
“怎么不动?”老师问,“不会吗?”
“我……胃疼。”
“胃疼就请假,别在这里耽误时间。”他的声音里有不耐烦,“下一个人来。”
我放下粉笔,走回座位,脚步很轻,像踩在云上。
陈露又递过来一张纸条:“你去医院吧。”
我看了一眼,把纸条夹进书里。
窗外的雨停了,天空露出一点点灰白的光,很微弱,像病人最后的气息。
四点钟,下课铃响了。
人群涌向门口,像退潮一样。
我慢慢收拾书包,动作很慢,像电影慢镜头。
陈露在门口等我。
“我陪你等家长吧。”她说。
“不用,我爸马上来。”
“你确定你一个人可以?”
“可以。”
她看着我。
最后,她点点头:
“那……明天见。”
“明天见。”
她走了,背影消失在楼梯转角。
我走到少年宫门口,雨完全停了,但天还是阴的。
空气里有潮湿的泥土味,混合着汽车尾气的味道,刺鼻。
广场上积水很多,像一面面破碎的镜子,映出灰白的天空。
我踩过积水,水花溅起来,打湿了裤脚。
父亲的车还没来,我便站在路边等。
风吹过来,很冷,带着雨后的湿气。
胃又开始疼了,一阵一阵的。
我蹲下来,抱住膝盖,这样能好受一点。
旁边杂货店的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
这样反复了好几次,有人进去买烟,有人文具,反正每个人都匆匆忙忙的。
时间,我们都在赶时间。
赶着上学,赶着考试,赶着长大,赶着变老,赶着去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地方。
车来了,父亲按了一下喇叭。
我站起来,腿有点麻,差点摔倒。
上车后,我系安全带。
父亲看了我一眼:“测验怎么样?”
“不知道。”
“不知道?”他皱眉,“做没做完都不知道?”
“做完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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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他发动车子,“晚上把错题整理一下。”
“嗯。”
车开动了,收音机里在放歌,是老歌,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温柔的声音,甜美的旋律,和窗外的灰色世界格格不入。
“你妈妈晚上加班,我们在外面吃。”父亲说。
“嗯。”
“你吃什么?”
“随便。”
“那就吃面吧,暖和。”
“好。”
车在一家面馆前停下,很小的一家店,招牌都褪色了。
里面人不多,暖气开得很足,空气里有面条和牛肉汤的味道。
我们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父亲点了两碗牛肉面,又加了一碟小菜。
面很快就上来了,热气腾腾的,牛肉片很薄,香菜和葱花浮在汤面上。
父亲吃得很快,呼噜呼噜的,几口就吃掉半碗。
我拿起筷子,挑起几根面条。
面条很长,绕在筷子上,我慢慢的吃,一根一根地嚼。
牛肉很老,嚼了很久也咽不下去。
“怎么不吃?”父亲抬头看我。
“胃疼。”
“又胃疼?”他说,“明天去医院看看。”
“嗯。”
“学习重要,身体也重要。”他说,语气缓和了一些,“别把自己搞垮了,有好身体才能更好的学习。”
“我知道。”我说。
窗外天色完全暗了,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昏黄的光晕在潮湿的空气里扩散。
行人匆匆走过,影子被拉得很长,又缩短。
面吃完了。父亲去结账。
我坐在那里,看着窗玻璃上自己的倒影。
模糊的,变形的,像水里的影子。
“走吧。”父亲说。
我们走出面馆,夜风吹过来,很冷。
我把脸埋进围巾里,呼吸在围巾上凝结成细小的水珠。
上车,回家。
一路无话。
到家时,母亲还没回来。
客厅里很黑,只有玄关的灯亮着,昏黄的一小圈光。
“你回房间吧。”父亲说。
我点点头,走进房间,掩上门。
房间里很暗。
我没开灯,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直到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能看见窗外的天空是暗红色的——城市的灯光反射在云层上,把夜晚染成一种病态的颜色。
我走到书桌前,打开台灯,光很刺眼,我眯起眼睛。
桌上堆着今天的作业,每一本都很厚,像一座座小山。
我坐下,打开数学卷。
写到一半,胃突然剧烈地疼起来,像有把刀在里面绞,我弯下腰,额头抵着桌沿,冷汗一层一层冒出来。
我咬住嘴唇。
就这样吧,我想,就这样疼死算了。
但疼了一会儿,又慢慢缓解了。
像潮水退去,留下满地的狼藉。
我直起身,继续写,字迹很潦草,有些地方连自己都认不出来。
写到十一点,母亲回来了。她轻轻推开我的门,看见我还在写。
“怎么还没睡?”她问。
“今天任务没写完。”
“明天再写吧,太晚了。”
“马上就好。”
她走过来,把手放在我额头上。
“怎么这么凉?”她皱眉,“胃还疼吗?”
“不疼了。”
“真的?”
“真的。”
“去睡吧。”她轻声说,“妈妈帮你写。”
我摇摇头:“不用。”
“听话。”
“真的不用。”
我们僵持了一会儿,最后,她叹了口气,转身出去了。
我继续写,写到十二点,终于写完了,手已经僵硬了,手指伸不直。
我慢慢活动手指,关节发出轻微的咔哒声。
关掉台灯,黑暗立刻涌进来,像潮水。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虽然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黑。
窗外的天空还是暗红色的。像一块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疤。
明天要补习。
明天要活着。
活着。
这个词听起来很简单,但有时候又很难。
海子写:“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姐姐是谁?
是某个具体的人吗?还是某种象征?某种救赎?
今夜,我也不关心人类。
因为,我只想消失。
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这次很近,很近,好像就在楼下。
声音凄厉,划破夜晚的寂静。
我坐起来,走到窗边。
楼下街道上,一辆救护车闪着蓝红色的灯,停在隔壁单元门口。
穿白大褂的人抬着担架跑进去,很快又抬着一个人跑出来。
那个人盖着白布,看不清脸,只看见一只垂下来的手,苍白,瘦弱。
担架被抬上救护车,车门关上,灯闪得更急了。
车开走了,鸣笛声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夜色里。
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站在那里,看着空荡荡的街道。
路灯的光晕在潮湿的空气里扩散,像一个个金色的圈。
很安静,整个世界都很安静。
我回到床上,重新躺下,闭上眼睛。
黑暗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温柔地,缓慢地,把我吞没。
在彻底沉没之前,我听见一个声音,很轻,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晚安。”
是谁在说话?
是我吗?
还是别的人?
算了,不重要了。
晚安。
世界。
晚安。
沈断夏。
11. 静默
二月十日,医院。
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走廊很长,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地砖,白色的灯光。
一切都白得刺眼,白得让人头晕。
穿着蓝白条纹病号服的人在慢慢走动,像一群游荡的幽灵。轮椅碾过地面的声音,护士推着治疗车的声音,广播叫号的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一种持续的、低沉的嗡嗡声,像蜂巢。
我坐在消化内科的候诊区。
塑料椅子很硬,硌得骨头疼。
母亲坐在我旁边,手里攥着病历本,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封面。
父亲去窗口缴费了,背影在人群里时隐时现。
墙上的电子屏滚动着号码。B034,B035,B036……跳得很快,但好像永远跳不到我的B059。
胃已经不疼了,从昨晚开始就不疼了。
现在它很安静,像死了一样。
但医生说,要做胃镜,要抽血,要化验,要找出病因。
“夏夏。”母亲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待会儿医生问你,你要说实话,哪里不舒服,多久了,都要说清楚。”
“嗯。”
“别怕,胃镜打麻药的,不疼。”
“嗯。”
她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只是伸出手,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
她的手很凉,像冰。
父亲回来了,手里拿着缴费单,他看了一眼电子屏:“还有三个人。快了。”
我们在沉默中等待,旁边的孩子在哭,很小的小孩,大概三四岁,紧紧抱着妈妈的脖子,哭得撕心裂肺。
妈妈在哄,声音温柔,但没用,孩子还是哭,哭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像某种哀鸣。
“B059,请到3号诊室。”
广播响了,我们站起来,走向3号诊室。
门是淡绿色的,上面贴着一张打印纸:“消化内科专家门诊”。
敲门,然后进去。
诊室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检查床。
医生是个中年女人,戴着眼镜,头发梳得很整齐。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孩子坐吧。”她指了指桌子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父母站在我身后。
“哪里不舒服?”
“胃。”
“多久了?”
“半年多了。”
“具体怎么疼?是胀痛,绞痛,还是隐隐作痛?”
“有时候绞痛,有时候隐隐作痛。”
“跟饮食有关系吗?吃了东西更疼,还是饿了更疼?”
“都有。”
医生在病历上飞快地写着,她的字很潦草,我看不懂。
“做过胃镜吗?”
“没有。”
“今天做吧。”她抬头看我,“怕吗?”
“不怕。”
“真勇敢。”她笑了笑,但笑容很短暂,“先去抽血,然后去做胃镜,家属去缴费,拿药。”
又是一轮缴费,排队,等待。
抽血室在二楼。
护士是个年轻女孩,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
她让我伸出手臂,绑上止血带,拍打血管。血管很细,不明显。
她拍了好几下,最后选了一个位置,消毒,扎针。
抽了三管。
深红色的血在管子里晃动,护士贴上标签,放进托盘。
“按着,五分钟。”她说。
我按着棉签,走出抽血室。
胳膊上有淤青,青紫色的,像被谁掐过。
胃镜室在五楼,门口排着长队,大部分是老人,佝偻着背,不停地咳嗽。
空气里有呕吐物的味道,酸臭的,刺鼻。
母亲去拿麻药了,父亲陪我排队。
他一直在看手机,回工作消息,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
但每个字我都听得见:“对,在医院……孩子看病……下午回不去……多担待……”
他挂断电话,看了我一眼:“疼吗?”
“不疼。”
“嗯,做完就好了。”
轮到我了,护士叫我进去。
胃镜室不大,一张床,一台机器,几个屏幕。
医生是个男人,很年轻,戴着口罩和帽子,只露出一双眼睛,他指了指床:“躺下,侧躺,腿蜷起来。”
我躺下,床很窄,很硬。
护士拿来一个塑料盆,放在我嘴边:“等下如果想吐,就吐这里面。”
她拿出一支口服麻药,很小的一支,像眼药水。“张嘴,含在喉咙里,咽下去,但别真的咽下去,要含着。”
我照做,麻药很苦,苦得想吐,它在喉咙里化开,像一团火,烧灼着黏膜。
很快,喉咙麻木了,我感觉不到吞咽的动作了。
医生拿起胃镜管,黑色的,细细的,像一条蛇。
顶端有摄像头,闪着冰冷的光。
“放松,深呼吸。”他说。
管子从嘴里伸进来,我能感觉到它滑过喉咙,进入食道。
想吐,但喉咙麻木了,吐不出来,只能干呕,眼泪涌出来,模糊了视线。
屏幕亮着。
我隐约间好像看到了自己的胃,粉红色的,布满褶皱的,像某种海洋生物的腔体。
摄像头在移动,照亮每一个角落。
胃壁上有些地方发红,有些地方有白色的斑点。
“这里,糜烂。”医生指着屏幕,“这里,溃疡,慢性的。”
他在病历上记录,护士在我胳膊上扎了一针,是镇静剂。
冰凉的液体流进血管,世界开始旋转,变模糊。
我闭上眼睛。
感觉身体在飘,像一片羽毛,在风里打转。
胃镜管在动,但我感觉不到了。
只有一种遥远的、麻木的感觉,像发生在别人身上。
时间变得很奇怪,有时很长,有时很短。
像一条橡皮筋,被拉长,又弹回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管子被抽出来了,我喉咙一阵刺痛,像被砂纸磨过。
“可以了。”医生说,“躺一会儿再起来。”
我躺在那儿,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有一块水渍,形状像地图上的某个岛屿。
母亲进来了,她眼眶红红的,好像哭过。
她扶我坐起来,递给我一杯水:“漱漱口。”
水很凉,漱口的时候带出血丝,淡淡的红色,在水里晕开,像稀释了的颜料。
“怎么样?”父亲在门口问。
“慢性胃炎伴糜烂,还有溃疡。”母亲说,“医生开了药,说要好好养。”
父亲点点头,没说话。
我们走出胃镜室,走廊里的灯光很刺眼。
我眯起眼睛,脚步有点飘,像踩在棉花上。
等药的时候,我们坐在一楼的候诊大厅。
人很多,很吵。
婴儿的哭声,老人的咳嗽声,广播的叫号声,混在一起,像一锅煮沸的粥。
母亲去窗口拿药了,父亲坐在我旁边,看着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蓝莹莹的,像鬼火。
“医生说要休养。”我忽然说。
他抬起头:“嗯。”
“那补习班……”
“先停几天。”他说,“等好点了再去。”
“寒假作业……”
“能做多少做多少,身体要紧。”
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有点陌生,像另一个人在说。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大厅的电视在放新闻,关于教育改革,关于减负,关于素质教育。
主播的声音很激昂,画面里的学生在笑,在跑,在做实验,脸上都是阳光。
阳光吗?真奢侈。
母亲回来了,手里拎着一大袋药。
白色的药盒,大大小小,有七八种。
“这么多?”父亲皱眉。
“医生开的。”母亲说,“有治胃的,有调理的,还有营养剂。”
她拿出一盒,拆开,抠出两颗:“现在先吃一次,饭后半小时吃,一天三次。”
药片是白色的,很小,像米粒。
我接过来,咽下去。
离开医院时,已经是下午一点。
天空是灰白色的,像一块脏了的抹布,阳光很弱,勉强穿透云层,在地上投下模糊的光斑。
车开得很慢,路上堵车,红色的尾灯连成一片,像一条凝固的血河。
收音机里在放歌,是周杰伦的《安静》,这首也是很久以前的歌了。
“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旧旧的”
声音很轻,很温柔。
像有人在耳边低语。
我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流动的街景。
商店,行人,车辆,红绿灯。
一切都蒙着一层灰,像老照片。
回到家时,母亲让我躺下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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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拿来热水袋,用毛巾包好,放在我身上。
温热的感觉透过毛衣传进来,很舒服。
“睡一会儿。”她说,“晚饭叫你。”
我闭上眼睛。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暖气片轻微的嗡嗡声。
阳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带。
光带里有灰尘在飞舞,小小的,亮晶晶的,像精灵。
我睡不着,脑子很清醒,清醒得可怕。
胃已经不疼了,但心里空荡荡的,像被掏走了什么。
那个空荡荡的地方,以前装着什么?
装着试卷?装着分数?装着父母的期望?装着老师的评语?
不过不管是什么,现在它空了。
像一口井,很深,很黑,扔一块石头下去,听不见回声。
我坐起来,从书包里拿出那个深蓝色的笔记本。
很久没写了,上次写是什么时候?下雪那天。
翻到新的一页。
“今天做了胃镜。”
“医生说,我的胃里开满了糜烂的花。”
我合上笔记本,放回书包,然后躺下,重新闭上眼睛。
这次睡着了。
梦里,我站在一个白色的房间里。
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四面墙,一扇窗。
窗外是灰白色的天空,没有云,没有太阳,什么都没有。
我走到窗边,往外看。
下面是一片荒地,长满了枯黄的草。
草在风里摇晃,发出沙沙的声音。
荒地的中央,有一棵树。很老很老的树,树干粗壮,树皮皲裂,像老人的皮肤。
树枝光秃秃的,没有叶子。
但树上开满了花,白色的,小小的,像米粒一样的花。
密密麻麻,覆盖了每一根枝条。
风吹过,花落下来。
一片一片,像雪。
花落在地上,变成红色的。像血。
血越积越多,漫过草地,漫到我的脚下。
我想跑,但脚被粘住了,动不了。
血漫过脚踝,漫过膝盖,漫过腰。
我抬头看那棵树,花还在落,不停地落。
血漫过胸口,漫过脖子,漫过嘴巴。
最后,血淹没了整个房间。
醒来时,天已经黑了。房间里一片漆黑,只有门缝底下透进一点客厅的光。
我坐起来,打开台灯。
光很刺眼,我眯起眼睛。
书桌上放着晚饭。
一碗粥,一碟小菜,还有药。
粥已经凉了,表面结了一层膜。
我吃了药,喝了几口粥。
粥很稀,没什么味道。
客厅里有说话声。父亲和母亲在吵架。
声音压得很低,但能听清。
“……医生说不能再逼她了……”
“……不逼怎么办?等着她考不上大学?”
“……身体要紧还是大学要紧?”
“……没有大学,将来怎么办?喝西北风?”
“……她是你女儿,不是你的投资项目!”
“……我就是太把她当女儿,才这么着急!”
声音渐渐低下去,像他们之间无声的对峙。
我放下勺子,走到门边,耳朵贴在门上。
“……她昨晚又没睡好,我听见她在房间里哭……”
“……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
“……你能不能别这样说话?”
“……那我该怎么说?说她做得对?”
“……她才十七岁……”
“十七岁不小了!我十七岁已经在打工养家了!”
沉默。
然后是母亲压抑的说话声。
很轻,很轻,像小猫在叫。
我慢慢走回床边,躺下,眼睛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是白色的,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中央,裂缝很细,但很长,像地图上的河流。
我看着那道裂缝,它好像变宽了,变长了。
像有什么东西,正在从里面爬出来。
也许是怪物。
也许是我自己。
我在寂静里躺了很久很久。
直到胃疼慢慢平息。
我伸出手,摸到枕头底下。
《海子的诗》还在。
但我没有拿出来。
就这样吧。
晚安。
12. 回声
二月十四日,情人节。
街上到处是玫瑰花和心形气球,小贩抱着大捧的玫瑰花在路边叫卖,情侣牵着手走过,脸上满是甜蜜的笑。
商店橱窗里摆放着巧克力,包装精美,金箔纸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我坐在补习班里,看着窗外的一切。胃已经不疼了,药在按时吃,粥也在按时喝。
我像一台被修好的机器,重新开始运转。
但有些东西修不好,比如胃镜时看到的那些糜烂的斑点,医生说那是长期压力大导致的。
压力是一个抽象的词语,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又像石头一样,特别沉重。
“沈断夏。”
老师叫我,我便抬起头来。
他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是一道关于电磁感应的综合题,很复杂,线圈套着线圈,磁场套着磁场。
“你来做一下。”
我站起身,走向黑板。拿起粉笔,看着题目,那些字母在我眼前不断跳动:B,L,v,第十二章:回声
二月十四日,情人节。街上到处是玫瑰花和心形气球。小贩抱着大捧的红玫瑰在路口叫卖,情侣们牵着手走过,脸上是甜蜜的笑。商店橱窗里摆着巧克力,包装精美,金箔纸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我坐在补习班的教室里,看着窗外这一切。胃已经不疼了,药按时吃,粥按时喝,像一台被修好的机器,重新开始运转。但有些东西修不好。比如胃镜时看见的那些糜烂的斑点,医生说那是长期压力导致的。压力。一个抽象的词语,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又像石头一样压在身上。
“沈断夏。”
老师叫我。我抬起头。他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关于电磁感应的综合题,很复杂,线圈套着线圈,磁场套着磁场。
“你来做一下。”
我站了起来,走向黑板。然后拿起笔,看向题目。
字母在我眼前一直跳动着:B,L,v,ε……
我知道公式:ε=BLv。
但题里的线圈在转,磁场在变,速度不均匀。
一切都在动,都在变,没有什么是恒定的。
粉笔在黑板上划出白色的痕迹,我写下一个公式,又划掉。再写一个,又划掉。
黑板上的白色越来越多,像雪地里的脚步,杂乱无章。
“不会吗?”老师问。
“会。”我说,“但是忘了。”
教室里有人在小声笑,很短促的笑声。
“坐下吧。”老师的声音有点失望,“下一位同学来。”
我走回座位,面不改色的坐下。
趁着空隙间,陈露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三个字:别在意。
我把纸条夹进书里,没有回复。
楼下走过一对情侣,女孩抱着一大捧玫瑰,笑颜如花。
玫瑰很红,称得他们喜气冲天。
下课铃响了,屋子里瞬间就空了。
“沈断夏,”陈露站在窗边,侧过身子问我,“你……今天有约吗?”
我摇了摇头。
“我也没有。”她笑了,只不过笑容很勉强,“我们这种人,应该不配过这种节日吧。”
是啊,我们这种人。
走出少年宫,冷风吹过来。陈露缩了缩脖子,把脸埋进围巾里。
“我想去个地方。”她忽然说,“要不要一起?”
“去哪?”
“江边。”
“去干什么?”
“不干什么,就是……去看看。”
我看着她,女孩的眼睛很亮很亮,亮的像正在燃烧的煤。
“好。”我说。
我们上了公交车,车上人很少,空荡荡的。
我看着窗外流动的街景,商店,行人,车辆,红绿灯。
一切都蒙着一层灰,是生活的灰,像极了一张老照片。
“我小时候经常来江边。”陈露开口,“我爷爷家就在这附近,暑假我会来住。那时候的江水很清,能看到好多鱼。我和爷爷就在这里钓鱼,一钓就是一下午。”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悄悄话。
“后来爷爷去世了,江也污染了。现在的水是浑浊的,像泥浆。”
车到了终点站,我们下车,走向江堤。
江很宽,一眼望不到对岸。
水是黄的,混浊的,缓慢地流淌。风吹过来,带着水的腥味和冬天的寒气。
堤岸上人很少,只有几个老人在散步,走得很慢,像时间一样慢。
我们找了个长椅坐下,长椅是木头的,刷着绿色的漆,有些地方剥落了,露出暗红色的木头。椅子很凉,隔着裤子都能感觉到。
陈露从书包里掏出那本小画册,就是她在医院画的那本。她翻开,一页一页地看。
“我想当画家。”她忽然说。
我转过头看她。
“小时候的梦想。”她笑了,笑容有点苦涩,“我三岁就开始画画,画猫,画狗,画太阳。我妈说我画得好,送我去学美术。学了三年,老师说我有天赋。”
“后来呢?”
“后来要学奥数,要学英语,要考重点学校。我妈说,画画不能当饭吃,停了。”她合上画册,抱在怀里,“现在偶尔画一画,只能偷偷的,像做贼。”
江风吹过来,很冷。
她把脸埋进围巾里,只露出一双眼睛。眼睛很亮,但亮得有点吓人。
“沈断夏,”她轻声问,“你的梦想是什么?”
又来了,还是这个问题。
我想起演讲比赛,想起站在台上说的那些话:我想当医生,救死扶伤,无私奉献。
那是真话吗?
也许是,又也许不是。
“我不知道。”我说。
“我以前也不知道。”她看着江面,“但现在我知道了,我想画画,想画一辈子。画到老,画到死。”
她的声音很平静,但平静下面有东西在涌动,像暗流。
“可是不行。”她继续说,“我妈说,画画没前途,我爸说,艺术家都穷,老师说,先考上大学再说。所有人都在说,不行,不行,不行。”
江面上有船经过,货船,很大,很旧,冒着黑烟,船开得很慢,像一头疲惫的巨兽,在泥浆里挣扎。
“有时候我想,”陈露的声音更轻了,“如果我从这里跳下去,会怎么样?”
我心里一紧。
“别胡说。”
“我没胡说。”她转过头看我,眼睛直直地看着我,“我真的想过,不止一次。站在这里,看着江水,想,跳下去就好了,一跳,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不用考试,不用排名,不用让谁失望,多好。”
江风吹起她的头发,在风里飘。她的脸很白,白得像纸。
“但我没跳。”她笑了笑,“我怕冷,也怕疼,更怕死了之后,我妈会哭。她虽然总逼我,但我知道,她应该是爱我的。”
爱,这个字很重,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所以我还活着。”她站起来,走到堤岸边缘。
栏杆很矮,只到腰。她双手撑着栏杆,身体微微前倾,“活着,就得继续考试,继续排名,继续让所有人失望。”
风吹起她的外套,像鸟的翅膀。
“陈露。”我也站起来,走到她身边,“别这样。”
“别哪样?”她转过头看我,眼睛里有东西在闪,像泪光,“我又不会真的跳,我就是说说。”
但她站的位置很危险,只要再往前一点,就会掉下去。
江水在下面流淌,黄浊的,深不见底。
掉下去会怎样?会沉下去,会呛水,会挣扎,会死,或者被船撞到,粉身碎骨,或者被冲到下游,泡得肿胀,面目全非。
很多种死法。每一种都很痛苦。
“下来。”我说。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笑了,那笑容很奇怪,像解脱,又像绝望。
“好。”
她从栏杆上下来,坐回长椅。我也坐下。我们并肩坐着,看着江水。
时间慢慢流逝。太阳渐渐西斜,把江面染成金色。但那金色是虚假的,混浊的江水反射不出真正的光。
“断夏,”陈露忽然说,“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会记得我吗?”
“你不会死。”
“我是说如果。”
“我会记得你。”
“真的?”
“真的。”
她笑了,这次笑容真实了一点。
“我也会记得你。”她说,“记得我们坐在这里,看着江水,说这些没人能说的话。”
没人能说的话。
是的,有些话,只能说给懂的人听。
不懂的人听了,只会说:矫情,脆弱,想太多。
但疼痛是真的,绝望是真的,想死的念头,也是真的。
天快黑了。
江边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昏黄的光晕在潮湿的空气里扩散,像一个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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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圈。
“该回去了。”我说。
“嗯。”
我们站起来,往回走。堤岸上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地上,扭曲变形。
走到公交站时,陈露忽然拉住我的手,她的手很冷,像冰。
“答应我一件事。”她说。
“什么?”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撑不下去了,我会告诉你。”她的眼睛在路灯下很亮,“你也要告诉我,我们互相告诉,好不好?”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里有恳求,有绝望,有某种最后的坚持。
“好。”我说。
她笑了,松开手:“那就说定了。”
公交车来了,我们上车,坐在最后一排。车开动了,窗外的江景慢慢后退,消失在夜色里。
“今天谢谢你。”陈露说,“陪我。”
“不客气。”
“下次,我陪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好。”
我们没再说话,车在夜色里行驶,穿过街道,穿过灯火,穿过这个巨大的、冷漠的城市。
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客厅里亮着灯,父亲在看电视,母亲在厨房。
听见我进门,父亲抬起头。
“怎么这么晚?”
“去江边走了走。”
“和谁?”
“陈露。”
他点点头,没再问。
母亲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菜。
“吃饭吧。”她说。
晚饭有鱼,有青菜,有汤。
鱼眼睛还是望着天花板,我小心地挑着刺,一根一根。
“胃还疼吗?”母亲问。
“不疼了。”
“药按时吃。”
“嗯。”
“补习班怎么样?”
“还行。
饭后,我回到房间。
书桌上堆着新的作业:数学,物理,化学,英语。
每一科都要补,因为这是之前休息落下的进度。
我坐下,打开数学题。
函数,导数,积分。我盯着它们看,它们也盯着我看。
写到一半,手机震了一下。是陈露发来的消息:“到家了吗?”
“到了。”
“我在画你。”
“画我?”
“嗯。画你今天在江边的样子,等我画好了给你看。”
“好。”
“晚安。”
“晚安。”
我放下手机,继续写题。
但写不进去了,脑子里全是今天在江边的情景:混浊的江水,陈露站在栏杆边的样子,她说“如果我从这里跳下去”的样子。
笔从手里滑落,掉在地上,我没捡。
就这样坐着,看着窗外。
城市的灯光把云层映成了暗红色,看起来很有病态。
今天在江边,陈露说她想过跳下去。
我没有告诉她,我也想过。
我走到窗边,打开窗户。
冷风立刻灌进来,带着夜晚的味道,清凉的,干净的。
远处有车灯的光,在夜色里流动,像一条条发光的河。
十一点,母亲敲门进来。
她端着一杯牛奶,还热着,冒着白气。
“喝完早点睡。”她说。
“嗯。”
“你爸爸……他今天问了你补习班的老师。”她轻声说,“老师说你最近上课总走神。”
我没说话。
“断夏,”她的声音更轻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我抬起头,看着她。
她的眼睛里有担忧,像深井里的水。
“没有。”我说。
“真的?”
“真的。”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最后,她点点头:“好。”
她出去了,门被轻轻关上。
我端起牛奶,喝了一口。牛奶很甜,甜得发腻。
我躺下,然后关掉台灯,闭上眼。
黑暗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温柔地,缓慢地,把我吞没。
在彻底沉没之前,我听见一个声音,很轻,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撑不下去了。”
是谁在说话?
是我吗?
还是陈露?
还是别的什么人?
算了,晚安。
13. 折痕
二月二十八日,寒假最后一天。
我坐在书桌前,面前摊开的是崭新的教材。
高二下册,封面是清新的蓝绿色,印着“新课程标准”“素质教育”这样的字眼。
书页很新,散发着油墨和纸张特有的味道,那种味道曾经让我安心——新的开始,新的希望。但现在,它只让我想到即将到来的、密密麻麻的课程表,和书页空白处即将被填满的、永无止境的笔记。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个渴望知识的女孩被扼杀了,只留下了一个得过且过的人。
母亲轻轻推开门,手里捧着一摞新本子。
磨砂封面的笔记本,一包黑色水笔,一盒替换芯,还有几个颜色不同的荧光笔。
“新学期,新开始。”她把东西放在桌角,声音里带着一种刻意的、小心翼翼的轻快。
我点点头,没有回头,手指抚过光滑的封面。
新开始。每次都是新开始。开学是,月考后是,期末后是,寒暑假后也是。
可是……
每一次“新开始”,都迅速滑入旧的轨道,被同样的重力拉扯向同样的深渊。
父亲晚上有应酬,不回来吃饭。晚饭时只有我和母亲。她做了简单的面条,我们沉默地吃着,餐厅里只回响着筷子偶尔触碰碗边的轻响和电视里隐约的新闻播报。
她几次抬眼看看我,嘴唇微动,最终却什么也没说。那欲言又止的姿态,像一根极细的针,扎在空气里。
饭后,我回到房间,开始收拾书包。把那些崭新的、带着沉重期待的本子和笔一一放进去。指尖触到书包深处一个硬硬的、熟悉的东西。
我顿了顿,把它抽出来。
是那个深蓝色的笔记本。
边缘已经有些磨损,封面也不再簇新。我摩挲着它,没有翻开。里面记录的那些字句,那些被红笔划掉的“阴影”和“暗流”,那些在深夜写下的、见不得光的疲惫和疼痛,此刻都沉甸甸地压在掌心。
把它放回去吗?
还是……
我犹豫了几秒,最终把它放回了书架最深处,还是用几本厚厚的、从未翻动过的竞赛题集把它挡住。
像埋藏一个秘密,或者一段不堪回首的病史。
然后,我拿出手机。屏幕亮起,显示着几条未读消息。
班级群里在热烈讨论明天的开学,抱怨假期太短,分享着最后一点玩乐的照片。
周扬私信问我寒假作业最后一道数学题的思路。陈露发来一张照片,是她在江边画的那幅画完成了——画面上是灰黄的江水和堤岸上一个模糊的、背对着的蓝色人影。她配了一行字:“送给你的,新的学期,祝你天天开心。”
我看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指尖悬在屏幕上方,想回复点什么,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最终,只回了一句简单的“嗯,你也是”。
关掉手机,房间重新陷入寂静。
窗外,对面楼的灯光稀稀拉拉,大部分窗户都黑着,或许主人还在享受假期最后慵懒的夜晚。只有远处街道上的车流声,像一条永不疲倦的河,低声呜咽着流过城市。
我坐回书桌前,却没有打开任何一本新书。目光落在桌角,那里压着一张从旧练习册上撕下来的纸,背面用铅笔淡淡地写着一行字,是去年某个深夜,解不出物理题时随手写下的:“光的波粒二象性:既像波,又像粒子。那我呢?既像活人,又像幽灵。”
既像活人,又像幽灵。
这个念头像一道冰冷的闪电,猝不及防地劈开混沌的思绪。我好像一直飘在自己的生活之上,看着那个叫“沈断夏”的躯壳,按时起床,按时吃饭,按时坐在教室里,按时写下那些正确或错误的答案。
她的一切反应都合乎规范:考好了会有一点不易察觉的松懈,考砸了会有恰当的沮丧和自责,被责备时会低头沉默,被鼓励时会轻声说“我会努力”。
她完美地扮演着一个“好学生”、“乖女儿”的角色,甚至骗过了她自己。
但那个真正的“我”呢?那个在胃疼时想尖叫、在看到排名时想撕碎试卷、在父亲怒吼时想捂住耳朵冲出家门、在无数个深夜里盯着天花板直到眼睛酸涩的“我”呢?
她像一道淡淡的影子,被牢牢锁在这具顺从的躯壳里,无声地呐喊,却连一丝涟漪都激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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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陈露说得对。
我们都在往下沉,但别人只看见我们在往上浮的假象。
假象。一切都是假象。
成绩是假象,排名是假象,演讲台上的慷慨激昂是假象,父母眼中“为你好”的期望是假象,老师口中“前途光明”的鼓励是假象。在这些精心构筑的、光鲜亮丽的假象之下,是冰冷的、坚硬的、不断下坠的现实。
而我,就站在这道裂痕中间,一半在假象里麻木表演,一半在现实中窒息沉没。
可惜,假象最能令人沉醉。
胃部又传来一阵熟悉的、细微的抽搐。我伸手按住,那里一片平坦,皮肤下面是刚刚愈合的糜烂和溃疡。
医生说,要放松心情,避免压力。
可压力就像这房间里的空气,无处不在,无法避免。
我拉开抽屉,拿出药瓶,倒出两片白色的药片,干咽下去。
药片粗糙的边缘刮过喉咙,留下一道苦涩的痕迹。这苦味如此真实,真实到让我有一瞬间的清醒。
我闭了闭眼。
一切都会回到那个既定的轨道上。
那个我走了十七年,闭着眼睛都知道下一步该踩在哪里的轨道。
而我,只能继续往前走。
清醒,有的时候是最没用的东西。
带着胃里刚刚吞下的药片,带着心里那个无声呐喊的影子,带着所有无法言说的疲惫和绝望。
往前走。
永远要往前看,永远不回头。
直到走不动为止。
直到……那道裂痕彻底将我撕开。
或者,直到我自己选择跳出去。
窗外,夜色更浓了。
远处传来一声模糊的、像是火车经过的鸣笛,悠长而空旷,很快消散在风里。
我关掉台灯,在彻底的黑暗中躺下。
新学期的前夜,没有期待,没有焦虑,甚至没有恐惧。
只有一片深海般的、令人窒息的平静。
我沉得可能更深了。
深到连光都透不进来。
沈断夏。
你绝望吗?还是失望啊?
14. 褪色
三月十五日,学校走廊上挂着的倒计时牌无声地翻过一页:由84到了83。
这是高三学长学姐们的倒计时。
数字是血红色的,像一个醒目的伤口。每天清晨,值日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翻动它,塑料页摩擦发出“咔嗒”一声轻响,不重,但每个人都听得见。那是时间被裁切、被丢弃的声音。
春天来了,以一种敷衍潦草的方式。
窗外的老槐树依然枯槁,枝桠僵硬地指向灰白的天空,只有树皮缝隙里渗出一点点湿意,证明它还在呼吸。风倒是软了些,吹在脸上不再像刀子,而是像潮湿的、冰冷的纱布。空气里有泥土翻动和某种植物腐败混合的气味,那是校园花坛正在更换冬季草皮。
隔壁班陈露的位置空着。已经空了一周。
起初大家还会问,老师只说“病假”。后来便没人问了。空着的座位很快被复习资料和卷子堆满,像一个临时储物处。只有午后的阳光移动,会恰好落在那片空荡荡的桌面上,照亮细小的尘埃在那里无声飞舞。
周扬变得很沉默。
他不再转过头来讨论难题,而是整日埋在书堆里,眼镜片后面的眼睛像蒙了一层雾。
有一次收作业,我碰到他的手,冰凉,还在微微发抖。
他没看我,迅速抽回了手。
我们之间隔着一道透明的墙,谁都看得见谁,但谁都无法靠近。
课堂像一台精密但陈旧的机器,按部就班地运转。
老师们的嘴唇开合,粉笔吱呀作响,公式和定理像流水线上的零件,一个接一个被输送过来。我努力集中精神,试图抓住那些漂浮的词汇,但它们总在触手可及的瞬间滑走,留下一片空白的回音。笔记记得很工整,一行行,一页页,黑色的字迹填满横线,但我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那些符号失去了意义,变成纯粹的、需要被复制的图形。
胃很安静,按时服下的药片似乎筑起了一道脆弱的堤坝。但另一种空洞感从更深的地方蔓延上来,不是疼痛,是一种失重般的虚无。
好像身体里有什么核心的东西被悄悄抽走了,留下一个勉强维持形状的壳。
午休时,我去了图书馆。
不是为了看书,只是想找一个没有试卷、没有窃窃私语的地方。
图书馆很旧,光线昏暗,空气里浮动着纸张陈腐的味道。
我走到最靠里的书架间,那里几乎没有人。指尖划过一排排书脊,那些陌生的书名和作者像密码,我一个也解不开。
在一排蒙尘的哲学书籍旁边,我停下了。那里塞着一本薄薄的、封面几乎褪尽颜色的诗集,书脊开裂,露出里面发黄的内页。我把它抽出来,没有书名,没有作者。翻开,扉页上用钢笔写着一行娟秀但已黯淡的小字:“给所有在白天做梦的人。”
字迹被岁月侵蚀,有些模糊。
我随便翻到一页。纸张很脆,发出轻微的碎裂声。
上面印着短短几行诗:
“他们说,你要开花,要结果。
可我的根扎在水泥里。
我的季节是永夜。
我开出的花,名叫沉默。”
我站在那里。
窗外的光线斜射进来,照亮空气中缓慢旋转的尘埃,也照亮诗页上那些沉默的铅字。
水泥、永夜、沉默。
我把那页诗抄了下来。然后把那片纸对折,再对折,放进校服口袋。
诗集被我放回原处,推得更深了一些。
口袋里那片纸很薄,几乎没有重量,但我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像一个微小的、滚烫的烙印。
下午的物理课,老师讲解一道关于“势能转化为动能”的例题。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光滑斜坡,一个小球从顶端滚下。
“忽略摩擦力,”他说,“它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因为它所处的高度势能在不断转化为向下的动能。”
我盯着那个简笔画的小球。
它从静止开始,被一个无形的力(或许是重力,或许是别的什么)推了一把,然后就开始向下滚落,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直到冲出画面的边缘。
它无法回头,无法停止,因为能量已经转化,路径已经设定。
忽略摩擦力。
可现实里,到处都是摩擦力。
空气的阻力,地面的粗糙,内心的挣扎。
但有时候,正是这些摩擦力让你慢下来,让你还能停住。
如果真像那个理想模型,一切光滑无阻,下落会不会变成一种无法抗拒的、加速度的必然?
就像我,就像陈露,就像现在的周扬,就像教室里每一个低着的头。
我们是不是也站在某个斜坡的顶端,已经被推了一把,正在无可挽回地加速下坠?
“沈断夏同学,你来回答,小球到达底端时的速度公式是什么?”
我站起来。全班的目光像聚光灯一样打过来,喉咙发紧,公式在脑子里盘旋。
很可笑,曾经的我也是意气风发的。
“V等于……根号下2gh。”我的声音干涩。
老师点了点头,示意我坐下。“公式要记牢。”
我坐下,手心里一层薄汗。
不是因为答对了,而是因为在那瞬间的空白里,我仿佛看见自己就是那个小球,正沿着光滑的、无法停止的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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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呼啸着冲向未知的底端。
放学铃声响起,人群涌出教室,像开闸的洪水。
我故意磨蹭到最后,等人都走光了,才慢慢收拾书包。
夕阳把教室染成一片昏黄,空桌椅拖着长长的影子,像列队的墓碑。
走出教学楼,风里带着傍晚的凉意。操场上有几个高一的学生在打球,奔跑,呼喊,篮球撞击地面发出空旷的回响。
他们的声音充满活力,无忧无虑,像来自另一个世界。
我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直到一个球滚到我脚边。
一个满头大汗的男生跑过来捡球,对我咧嘴笑了笑,露出两颗虎牙。
“学姐!”他叫了一声,抱起球又跑开了。
学姐。
我已经是学姐了。
很快,我就会成为“准高三学生”,然后成为某个大学的新生,然后再毕业,再成为别的职业。
身份不断叠加,像一层层刷上去的油漆,覆盖住原本的样子。
到最后,连自己都认不出底层的颜色是什么。
回到家,母亲在厨房忙碌,父亲还没回来。
客厅的电视开着,音量调得很低,播放着卡通片,是母亲为了让家里有点声音。
彩色的画面跳动,夸张的笑声罐头般响起,却让房间显得更加空洞。
我回到房间,放下书包。没有立刻开始写作业,而是从口袋里拿出那片折叠的诗页,展开,抚平。
纸很薄,字迹在灯光下显得更加脆弱。我找来一个空的、硬质的眼镜盒,把纸放进去,盖上盖子。
然后,我打开书架最深处,挪开那几本厚重的竞赛题集,露出后面深蓝色的笔记本。
我没有翻开它。只是把那个装着诗页的眼镜盒,放在了笔记本旁边。
两个秘密,紧挨着,藏在无人知晓的黑暗里。
不是因为什么扭曲心理,而是因为我太渴望自由了。
做完这一切,我才坐到书桌前,摊开作业本。
数学,物理,英语。题目一道道排列着,等待着被征服,或者被敷衍。
窗外的天色完全暗了下来。
对面楼的灯光次第亮起,每一扇窗户后面,大概都有一个正在写作业的孩子,一个正在做饭的母亲,一个正在看新闻的父亲。无数的悲欢被墙壁隔开,互不打扰,也互不相通。
世界这么大,又这么小。小到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自己的方格子里,拼命挣扎,却连一丝声响都传不出去。
笔尖落下,我开始写作业。
沙沙的声音重新响起,填满房间。
像极了最后一点的回声。
15. 失重
四月五日,清明节,放假一天。
没有调休,没有补习班,没有额外的试卷——一个完整的、奢侈的空白。
早晨醒来时,房间里格外安静。父母的房门紧闭,他们大概也在难得的假日里沉睡。
窗外的天光是灰白的,像一块浸了水的棉布,柔软地铺满天空。
没有闹钟,没有催促,时间仿佛停滞了,悬浮在一种稀薄的平静里。
我躺在床上,没有立刻起来。身体很沉,像灌了铅,但心里却空落落的,失重般飘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假日像一道意外的裂缝,让我窥见了正常生活的一角——那种可以赖床、可以发呆、可以什么都不做的“正常”。
但这窥见本身,反而加深了那种剥离感。我不属于这里,不属于这片宁静。我的轨道在别处,在那些密密麻麻的课程表和倒计时里。
手机屏幕在枕边亮了一下。是陈露。
“醒了吗?今天天气挺好,出去走走吗?”
“好。”我回复。
约在江边的老地方。我出门时,母亲已经起来了,在厨房煮粥。看见我穿戴整齐,她有些惊讶:“这么早?去哪?”
“和陈露出去走走。”
她点了点头:“中午回来吃饭吗?”
“不知道,有可能赶不上。”
“那……注意安全,带伞,天气预报说下午可能有雨。”
“嗯,好”
我走出家门。楼道里很安静,感应灯随着脚步声一层层亮起,又一层层熄灭。走出单元门,清冷的空气扑面而来,带着泥土和植物萌发的气息。小区里人很少,只有几个老人在慢悠悠地散步,一只黄猫蹲在花坛边,警惕地看着我。
坐上去江边的公交车。车上人不多,我选了个靠窗的位置。城市在假日清晨的薄雾里显得温和而疏离。店铺大多关着,街道空旷,红绿灯规律地变换,仿佛在为一场无人观看的演出尽职地打着节拍。一切都慢了下来,连时间流淌的速度都似乎变得不同。
到站,下车。江风比市区里大,带着湿润的腥气。堤岸上人比平时多些,有三两散步的,有钓鱼的,还有小孩子在放风筝。风筝飞得很高,在灰白的天空中只是一个颤抖的黑点,尾巴细长得快要看不见。
陈露已经到了。她没坐在长椅上,而是站在堤岸边缘,背对着我,望着江水。她穿了一件米白色的宽大毛衣,牛仔裤,头发松松地扎在脑后,几缕碎发被风吹得飘起来。背影看起来单薄,却有一种奇怪的、绷紧的挺拔。
我走过去,站到她旁边。她没有立刻回头,我们就这样并排站着,看着脚下浑浊的、缓缓流淌的江水。水面上漂着一些树枝和塑料袋,像这个城市脱落的皮屑。
“来了。”她终于开口,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
“嗯。”
“我以为你不会来的。”
“为什么?”
“不知道。就觉得……你可能不想动。”她侧过脸看我,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青色,但眼神很亮,亮得有点虚浮,像燃烧到最后的烛火。“谢谢你来了。”
我们沿着堤岸慢慢走。没有目的,只是走。风从江面上吹来,穿透毛衣,带来寒意。陈露把手插在口袋里,脚步有些虚浮,像踩在云上。
“我前几天,”她忽然说,眼睛盯着前方某处虚无的点,“把我所有的画都烧了。”
我脚步一顿。
“就在我家楼顶。用个铁皮桶。一张一张,扔进去。看着它们卷曲,变黑,变成灰。”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烧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轻松。好像烧掉的不是画,是别的东西。是我妈没完没了的唠叨,是我爸失望的眼神,是老师说的‘可惜了’,是我自己……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
一阵更强的风吹过,她缩了缩脖子。
“烧完,我把灰倒进了下水道。冲下去,一点痕迹都没留。”她笑了笑,那笑容很浅,转瞬即逝。“然后我就病了,发烧,躺了三天。我妈吓坏了,以为我得了什么大病。其实我就是累,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累。烧退了,我就来上学了。你看,我现在挺好的。”
她转过头,对我又笑了笑。那个笑容标准,得体,像贴在脸上的标签。
我看着她,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我想说点什么,想说那些画很美,想说烧了可惜,想说不要这样。
但所有的话都堵在胸口,沉重得吐不出来。最后,我只是问:“烧的时候……疼吗?”
她愣了一下,随即真正地笑了起来,这次笑容里有了点真实的东西,虽然那真实是苦涩的:“不疼。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像看着别人的东西被烧掉一样。”
我们继续走。走到一处伸向江面的小平台,有铁链护栏围着。
平台上没有人,只有几张被丢弃的广告纸,被风吹得哗啦作响。我们走过去,靠在冰凉的铁链上。
江面在这里更开阔了,对岸的建筑物像灰色的积木,堆叠在低垂的天幕下。一艘运沙船突突地驶过,在黄浊的水面上犁开一道白色的伤口,很快又愈合。
“夏夏,”陈露看着那艘船,轻声说,“你相信人有灵魂吗?”
我没料到她会问这个。“……不知道。”
“我以前不信。”她说,“但现在,我有点希望有。我希望,烧掉那些画的时候,烧掉的是我的某一部分灵魂。这样,剩下的部分就能轻松点,就能好好考试,好好听话,好好做个让他们满意的女儿。”
“可我又怕。”她转过头,眼睛里有水光,但眼泪没有掉下来。“我怕烧掉的,是最后一点……能感觉到‘我’还在的东西。如果连那个都没了,我还剩下什么?一具会做题、会考试、会呼吸的皮囊?”
风把她的头发吹得更乱。她抬手捋了捋,手指在微微发抖。
“有时候半夜醒来,我看着天花板,会突然不认识自己。我是谁?我在哪?我为什么要做这些?然后那种空荡荡的感觉就淹上来,比江水还冷,还深。”她抱住自己的胳膊,像很冷的样子。“我怕我最后,会变成一个影子。连哭都不会了,连疼都感觉不到了,就只是一个……影子。”
我伸出手,轻轻握住了她冰凉的手腕。她的皮肤很薄,能感觉到下面脉搏细微的跳动,一下,又一下,像被困住的小鸟在挣扎。
她没有挣脱,也没有看我,只是任由我握着。我们就这样沉默地站着,听着风声,水声,远处模糊的城市噪音。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但很清晰,“你不会变成影子。”
她终于转过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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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睛里满是疲惫和迷茫。
“因为我会记得你。”我说,“记得你今天说的话,记得你的画,记得你想当画家的梦想。就算你自己忘了,我也会记得。”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然后,眼泪终于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没有声音,只是不停地流。她没有擦,任由泪水被风吹干,在脸颊上留下浅浅的盐渍。
“沈断夏,”她哽咽着说,“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天,我撑不下去了,做了傻事……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懦弱?”
我的心猛地一沉,像坠入冰窟。握着她手腕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
“不会。”我用力摇头,声音有些发颤,“我不会那么觉得。永远不会。”
“可我害怕。”她的眼泪流得更凶了,“我怕疼,怕死,怕黑,怕冷……我怕得要命。但我更怕这样活着,一天一天,没有尽头地怕下去。”
我松开她的手腕,转而握住她冰冷的手。她的手很小,很软,此刻却僵硬得像冰块。
“那就再撑一撑。”我看着她泪湿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们一起撑。一天,一小时,一分钟…… whatever。撑到撑不下去的那一秒,再说。答应我,至少……要告诉我。”
她泪眼朦胧地看着我,嘴唇翕动,最终重重地点了点头,喉咙里发出一声破碎的呜咽:“嗯。”
我们没再说话,只是握着手,站在江风里。时间失去了意义,世界缩成脚下这一小方水泥平台,眼前这片浑浊的江水,和彼此掌心里那点微弱的、真实的温度。
不知过了多久,天空开始飘起细雨。细密,冰凉,像天空在无声地哭泣。雨丝落在江面上,激起无数细小的涟漪,很快又被水流抹平。
“下雨了。”陈露说,声音已经平静了许多,只是还带着浓重的鼻音。
“嗯。”
“回去吧。”
“好。”
我松开手,往回走。雨渐渐密了,我们没有伞,头发和肩膀很快被打湿。但我们走得不快,甚至比来时更慢。
雨水顺着脸颊流下,分不清是雨还是未干的泪。
走到公交站时,我们都湿透了。站台有顶棚,我们并肩站在下面,看着雨幕中的街道和行人。世界在雨里变得模糊,温柔,像一个巨大的、潮湿的梦境。
我们上了不同的车,去往城市的不同方向。
上车前,陈露回头看了我一眼,对我挥了挥手,脸上露出一个湿漉漉的、但真实的笑容。
我也挥了挥手。
车门关上,车开动了。
我靠在冰冷的车窗上,看着外面流动的、被雨水冲刷的世界。
口袋里,那片摘抄的诗集似乎还残留着一点温度,尽管它本身应该是冰凉的。
江风吹过皮肤的寒意还在,陈露手腕上脉搏的触感还在,她眼泪的温度和雨水混在一起的冰凉也还在。
这些感觉如此真实,真实到刺痛。
但它们能对抗那无边无际的、下坠的虚无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这个失重的假日,在这个雨水滂沱的清晨,有两个湿透了的、精疲力尽的灵魂,在浑浊的江边,用尽力气抓住了对方的手。
尽管只有一瞬间。
16. 承诺
四月十二日,周三。一个普通到近乎残忍的日子。
早晨的天空是一种陈旧的灰蓝色,像洗过很多次的牛仔布。
没有风,空气凝滞,带着宿命的沉闷。我像往常一样起床,洗漱,背起沉重的书包。
母亲在门口递给我一把伞:“预报有雨。”我接过来,伞很轻,塑料手柄冰凉。父亲已经出门了,餐桌上留着他喝了一半的咖啡杯。
公交车上人很多,闷热,混杂着汗味和早餐的味道。
我戴着耳机,但没开声音。只是需要一点东西堵住耳朵,堵住外面那个过于真实的世界。
窗外的街景一帧帧倒退,像一部乏味冗长的电影,我已经熟记每一处街角,每一块褪色的广告牌。
走进教室时,早自习的铃声刚好响起。空气里有粉笔灰和纸张的味道,还有某种紧绷的、蓄势待发的气息。
周扬已经在了,他趴在桌子上,肩膀微微耸动,像是在哭,又像是在极力压抑咳嗽。
我没走过去,在自己的座位坐下。陈露的位置依然空着,堆积的卷子又高了一些,像一座无人认领的白色坟墓。
第一节是语文课。周老师走进来,脸色比平时更苍白些,眼下有浓重的阴影。她翻开课本,声音有些沙哑:“今天,我们讲《祭十二郎文》。”
教室里很安静,只有翻书页的沙沙声。韩愈的文字从她口中流淌出来,哀恸,悔恨,对生命无常的悲叹: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
她的声音在读到某些句子时会轻微地颤抖,然后停顿一下,深吸一口气,再继续。
我盯着课本上的字,那些文言文像一堆黑色的、冰冷的石子,硌在眼睛里,进不到心里。
生死,离别。
这些宏大的词汇离我太远,又或者,离我太近,近到已经麻木。
周老师讲得很动情,但我只感到一种深切的疲惫,像隔着毛玻璃看一场别人的悲剧。
课间,我去开水间接水。
路过教师办公室时,门虚掩着,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说话声,是隔壁班老师和一个陌生的女声,带着哽咽。
“……我们也没想到……孩子一直很乖……”
“……警方初步判断是意外,江边栏杆年久失修……”
“……节哀……”
水杯从手里滑落,“哐当”一声砸在地上,不锈钢内胆在瓷砖上弹跳了几下,滚到墙角。
热水溅到我的身体上,很烫,但我没感觉到疼。
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有无数只蜜蜂在同时振翅。
那些断断续续的词语在脑海里撞击、重组:“江边……栏杆……意外……”
我蹲下去捡杯子,手指抖得厉害,抓了几次才抓住。
杯身已经凹进去一小块,摸上去有粗糙的变形。我站起来,靠着冰冷的墙壁,腿软得几乎站不住。
开水间里没有别人,只有饮水机发出低沉的嗡鸣。窗外的天光似乎暗了一些,云层压得更低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教室的。推开后门时,教室里异常安静。所有人都低着头,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打闹。一种凝重的、不祥的寂静笼罩着整个空间。
周扬抬起头,眼睛红肿,隔着大半个教室与我对视了一眼。那眼神空洞,破碎,像一面被打碎的镜子。
我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
第二节课的上课铃响了。
李老师走进来,他的脸色是铁青的,嘴唇抿成一条坚硬的直线。他站在讲台上,沉默了很久,久到空气都仿佛凝固了。然后,他用一种极其干涩、仿佛每一个字都经过砂纸打磨的声音说:
“同学们,今天早上,我们接到一个悲痛的消息。我们班的陈露同学……昨天傍晚在江边……发生了意外。”
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能听见有人倒吸一口冷气,能听见笔掉在地上的声音,能听见窗外远处隐约的汽车喇叭声。
李老师顿了顿,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继续说:“具体情况,警方还在调查。学校已经联系了家长……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陈露同学……她是个好学生……”
他的声音哽住了,别过脸去,摘下眼镜,用力抹了一把脸。再转回来时,眼眶是红的:“今天……后面的课暂停。大家……自习吧。如果……有同学感到情绪上……需要帮助,可以去心理咨询室。”
他说完,几乎是逃也似的快步走出了教室。
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那一声轻响,却像重锤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没有人动,没有人说话。
时间仿佛被冻结在这间弥漫着悲伤和惊愕的教室里。
前排有女生和陈露关系好,开始低声啜泣,声音压抑而破碎。
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江边。
栏杆。
意外。
昨天傍晚?昨天傍晚我在做什么?我在房间里写物理题,窗外天色渐暗,母亲叫我吃饭。
很平常,很安静。
就在那个时候吗?就在我对着牛顿第二定律发呆的时候,就在我咀嚼着寡淡的饭菜的时候,陈露站在我们曾一起凭栏的江边,然后……
然后怎么了?
意外。
什么样的意外?失足?滑倒?还是……?
那个细雨蒙蒙的假日早晨,她泪流满面的脸,她冰冷颤抖的手,她说“如果有一天我撑不下去了”时眼睛里深不见底的恐惧和疲惫……那些画面不受控制地涌上来,清晰得刺眼。
她答应过我的。
撑不下去的时候,要告诉我。
她没有告诉我。
她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
是因为最后那一刻,连“告诉”的力气都没有了吗?
胃里突然一阵剧烈的翻搅,是疼痛。
我捂住嘴,猛地站起来,在一片惊愕的目光中冲出了教室。
走廊很长,空无一人。
我跌跌撞撞地跑向卫生间,推开隔间的门,跪在马桶前干呕。
但什么也吐不出来,只有酸涩的胆汁灼烧着喉咙。
眼泪和冷汗一起涌出来,混在一起,模糊了视线。
不是意外。
不可能只是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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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念头像毒藤一样缠绕上来,越收越紧,勒得我无法呼吸。
她烧掉了所有的画。
她说她怕变成影子。
她问我相不相信灵魂。
她握着我的手,答应我再撑一撑……
可她没有撑住。
或者说,她终于选择了不再撑下去。
而我一无所知。我坐在安全的教室里,写着无关痛痒的习题,对她最后时刻的绝望和挣扎一无所知。
我扶着冰冷的瓷砖墙壁站起来,走到洗手池前。
镜子里的脸惨白如鬼,眼睛红肿,嘴唇没有一丝血色。
我拧开水龙头,冰冷的水冲在手上,脸上,试图浇灭那从内里燃烧起来的战栗和冰冷。
抬起头,看向镜子深处。那双空洞的眼睛后面,是不是也藏着一个正在缓慢崩解的灵魂?
是不是有一天,我也会站在某个边缘,然后悄无声息地“发生意外”?
这个念头并没有带来恐惧,反而是一种近乎残忍的平静。
像终于看到了迷雾尽头的悬崖,知道坠落是唯一的归宿。
我关掉水龙头,用袖子擦干脸。走出卫生间时,走廊里依然空荡。
教室的方向传来隐约的、压抑的哭声,像潮水,一阵阵涌来,又退去。
我没有回教室。
而是走向楼梯,一层,一层,向下。
走过寂静的连廊,推开沉重的玻璃门,走进了细密的雨幕中。
雨很小,牛毛一般,落在脸上几乎没有感觉。
我没有撑伞,就这样慢慢地走在湿漉漉的操场上。
红色的塑胶跑道被雨水浸成深褐色,像干涸的血迹。
远处教学楼像一个巨大的、沉默的灰色积木,窗户像无数只空洞的眼睛。
我走到操场边缘,那棵老槐树下。树干粗粝,树皮皲裂,雨水顺着沟壑流下。我背靠着它,缓缓滑坐在地上。冰冷的湿意立刻透过校裤渗进来。
抬起头,雨水落在脸上,和未干的泪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灰白的天空无边无际地延伸,像一个巨大而冷漠的穹顶,罩住这个悲伤的、无力的、正在一点点碎裂的世界。
陈露不见了。
那个会画画、会问我相不相信灵魂、会在江边流着泪说害怕的女孩,不见了。
只剩下一个冰冷的词语:节哀。
只剩下隔壁班的那个空荡荡的座位。
只剩下我心里,那根被她握过、曾传递过微弱温度的手腕上,永远消失的脉搏。
雨渐渐大了,打在树叶上,发出单调的、连绵不绝的声响,像无数细小的哀悼。
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直到浑身湿透,冰冷彻骨。
直到上课铃、下课铃交替响起又消失。
直到整个世界,都浸泡在这场无边无际的、沉默的雨里。
直到那根一直紧绷的弦,
“啪”一声,断了。
愿你在那边幸福。
但是……
明明说好一起活下去的。
你食言了。
17. 阻碍
雨下了三天,空气里始终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潮湿的霉味,像什么东西在缓慢腐烂。
陈露的离开,并没有在学校里引发任何公开的仪式。
没有一个正式的、面向全体学生的通告。校方的态度谨慎到近乎刻意地低调,仿佛那只是一起需要被迅速处理、尽快翻篇的“校外安全事故”。
只有班主任在各自班上简短的告知,和心理咨询室门口那块几乎无人驻足的牌子,提示着曾有一个生命在这里存在过,又骤然消失。
但有些东西是捂不住的。
比如,走廊里经过隔壁班时,那种陡然降下来的声浪。他们班的后门总关着,窗帘也拉得比平时严实。偶尔门开合,能瞥见里面异常沉闷的气氛,以及那个靠窗位置刺眼的空旷——桌椅还在,但上面没有了书本和杂物,干净得像是从未有人使用过。
那片空白像一个无形的漩涡,吸走了周围的活力和声音。
我们班也笼罩在一种奇怪的氛围里。李老师在事件后的第一次班会上,脸色严肃得近乎严厉。
“同学们,”他敲着黑板,声音比平时更高,“高考不会为任何人停下脚步!外界发生任何事,都不是你们松懈的理由!”
他刻意强调了“外界”两个字,划清了一条无形的界限。
“把心思收回来!聚焦在你们的习题和分数上!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
他把“意外”归为“外界”的干扰,把悲伤定义为需要被克服的“松懈”。
逻辑冰冷而强硬,像一堵无形的墙,试图把死亡隔绝在教室之外,把我们都圈禁在“正常”的轨道里。
没有人反驳,甚至没有人露出明显的异样表情。
大家只是低着头,沉默地听着。
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课间,再没有人会大声嬉笑着冲出去。讨论题目的声音也低了,带着一种刻意维持的“正常”感,反而显得更不自然。
空气里飘浮着一种心照不宣的紧绷和小心翼翼。
悲伤没有被允许表达,于是转化成了更隐秘的东西:一种弥漫的焦虑,一种对自身处境更清晰的冰冷认知,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物伤其类。
周扬的沉默,变得比以前更厚、更硬。
他变得更加寡言,几乎不与人交流,整日埋首题海,像个上了发条的解题机器。只是他偶尔抬头望向窗外的眼神,空洞得吓人,仿佛灵魂已经飘到了某个我们无法触及的维度。
他不再看别人,偶尔视线相撞,会像被烫到一样迅速移开,那里面有太多我无法承受也无力解读的东西——痛苦、迷茫。
最让我窒息的,是来自隔壁班的、无形的目光墙。
自从出事那天,我再也没有靠近过他们班的门口。
但即使只是远远经过,也能感觉到那扇紧闭的门后透出的、沉重的悲伤,以及门外交错投来的、含义复杂的视线。
好奇的、同情的、探究的、甚至带着些许疏离和避讳的。
那些目光像细密的针,织成一张无形的网。
我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关联者”,一个与逝者有过最后交集的“外人”,一个行走的提醒物。
他们或许并无恶意,但那种被审视、被标记的感觉,让我如芒在背。
我开始刻意改变路线,绕开所有可能经过隔壁班的路径。宁愿多走几步,从教学楼另一侧的楼梯上下。课间尽量待在座位上,不去开水间,不去教师办公室方向。
我把自己缩得更小,试图变成空气,不引起任何注意。
但这种自我隔绝,反而让我对那片“空白”的感知更加强烈。
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陈露空荡荡的课桌上,是否还残留着铅笔的划痕?
她塞在桌肚里没带走的半块橡皮,还在不在?
她那本画着飞鸟的草稿纸,最后被谁收走了?
是她的母亲,带着怎样颤抖的手,在众人或明或暗的注视下,清理那些遗物?
这些想象没有答案,只有冰冷的雨水,和心里不断扩大的空洞。
放学后,我常常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等人都走光了,才慢慢收拾书包。黄昏时分,空无一人的走廊光线昏暗,寂静被无限放大。
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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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班紧闭的门口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隔着门板,倾听里面空洞的寂静。
可是什么也听不见,只有我自己血液流动的轰鸣。
那扇门后,是一个我再也无法踏入的世界。
那里封存着关于陈露的最后气息,封存着那个雨日江边所有的恐惧和眼泪,也封存着未能履行的承诺——那个“要告诉我”的约定。
她没有告诉我。
而我,甚至没有勇气去推开这扇薄薄的门板,去看一眼她最后存在过的空间。
这种无力感,比悲伤更深,更沉。
它让我意识到,我和陈露之间那点微弱的联系,其实脆弱得不堪一击。
不仅生死能将我们分开,就连这一墙之隔的物理距离,如今都成了无法逾越的深渊。
雨在下。
我撑开伞,走进灰蒙蒙的暮色里。
伞沿滴下的水珠,连成一道透明的帘幕,将我与湿漉漉的世界隔开。
街道、行人、车流,都变得模糊而遥远。
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话:
“至亲离去的那一瞬间通常不会使人感到悲伤,而真正会让你感到悲痛的,是打开冰箱的那半盒牛奶、那窗台上随风微曳的绿箩、那安静折叠在床上的绒被,还有那深夜里洗衣机传来的阵阵喧哗。”
陈露不是我的至亲。但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悲伤不是在那天听到消息时轰然降临的,而是在之后每一个琐碎的瞬间,无声地渗透进来——在路过再也不会有人对我挥手的隔壁班门口时,在听到某个似曾相识的笑声时,在深夜对着再也亮不起来的手机屏幕时,在每一个意识到“她不会再出现了”的、平常到残忍的时刻。
雨声渐密,敲打着伞面,像无数细小的、执着的叩问。
我握紧了伞柄,冰凉的塑料硌着掌心。
前方,家的灯光在雨雾中晕开一团模糊的暖黄。
而我身后,教学楼的轮廓沉在渐浓的夜色里,沉默地消化着又一个年轻的消失,准备迎接明天照常升起的太阳,和永不迟到的、新的试卷。
18. 真空
四月末,一场倒春寒来袭。
温度骤降,风变得很粗猛,吹在脸上像砂纸打磨。
明明日历已经翻向春天,枝头也勉强挤出些鹅黄嫩芽,但体感却比冬天最冷时还要难受。
那是一种沁入骨髓的、湿冷的寒意,无论穿多少衣服,都好像有一层冰水贴在皮肤上,缓慢地汲取着所剩无几的热量。
陈露的座位,在隔壁班靠窗的位置,依旧空着。
起初,还有一些悼念的痕迹——一束很快枯萎的白色雏菊,几张写着字的卡片,小心翼翼放在桌面上。
但没过两天,那些东西就不见了。
她存在过的证据,正在被系统性地、无声地抹去。
像用橡皮擦掉铅笔的草图,只留下一点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痕迹,和纸张上被反复摩擦后稍显毛糙的触感。
我们班似乎已经“恢复”了正常。
李老师恢复了往日洪亮的嗓门和严厉的训斥,数学老师又开始用令人头皮发麻的速度讲解压轴大题,课间也重新有了喧闹和追逐——虽然那喧闹里总带着一丝刻意拔高的虚张声势,仿佛在用力证明着什么。
周扬也“正常”了。他不再整天趴在桌上,不再眼神空茫。他开始像以前一样,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甚至会在课间主动和同学争论解题方法。他的成绩依然稳定在年级前列,甚至最近一次小测,数学还拿了满分。老师表扬他“心态调整得好,能化悲痛为力量”。
可我想,那不是恢复。
那是一种更深的异化。
他变得比以前更紧绷,像一根拉到极限的弓弦。
说话语速极快,走路步子又急又重,做题时笔尖几乎要戳破纸背。
他的笑容很标准,露出恰到好处的牙齿,但眼睛里面是空的,没有温度,没有笑意抵达眼底。
那层“正常”的外壳过于光滑、过于完美,反而显得极不真实。
像一件精心烧制的瓷器,表面光洁莹润,内里却布满看不见的裂纹,随时可能无声无息地碎掉。
我和他之间,隔着一条越来越宽的、沉默的河流。
我们不再有任何交流,连眼神接触都几乎绝迹。
他彻底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个由公式、分数、排名构成的世界,仿佛只有在那里,他才能找到某种确定性和掌控感,才能暂时忘却窗边那个永远空下去的座位。
而我,则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真空”状态。
我的生活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早晨六点半起床,七点出门,七点半到校。
上课,记笔记,做操,吃饭,写作业,考试。
一切外在的行为都与旁人无异,甚至因为格外安静顺从,偶尔还会得到老师“状态稳定”的评价。
但内里,我感觉自己的一部分被抽走了。
不是悲伤,不是愤怒,甚至不是具体的痛苦。
而是一种更根本的东西——与这个世界连接的实感。
声音传进耳朵,变得扁平而遥远,像隔着水听见的。光线照在视网膜上,清晰却无法在脑中形成有意义的图像。食物的味道变得模糊,只剩下咀嚼和吞咽的机械动作。
就连胃疼,也成了一种遥远而抽象的生理信号,不再与“难受”这种情绪直接挂钩。
我像隔着厚厚的、透明却坚韧的玻璃罩子在生活。
我能看见外面的一切——老师翕动的嘴唇,同学嬉笑打闹的身影,黑板上密密麻麻的板书,窗外挣扎着伸展的树枝——但所有的声音、色彩、温度、气味,都被那层玻璃过滤、削弱,变得与我无关。
我触碰不到它们,它们也触碰不到我。
就连父母,也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
他们依旧对我嘘寒问暖,依旧准备三餐,但他们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变成了意义不明的音节组合。
他们的担忧、小心翼翼、欲言又止,我能看到,却无法真正感受到。
我像个尽职的演员,背诵着设定好的台词:
“嗯。”“好。”“知道了。”“不累。”
我开始频繁地走神。
不是在课堂上幻想或做白日梦的那种走神,而是一种意识层面的“断片”。
上一秒还在看着黑板,下一秒就发现自己盯着窗外的某片云,或者前面同学衣领上一根脱落的线头,脑子里一片纯粹的空白,没有思想,没有情绪,什么都没有。
时间在那片空白里失去刻度,可能只是几秒钟,也可能过了好几分钟,直到被老师点名或被左右小声叫了一下,才猛地“回神”,但刚才那段时间去了哪里,完全想不起来。
家里,抽屉深处,那个深蓝色的笔记本和那片写着诗的纸页,像两块烧红的烙铁,我不敢碰触。
连带着,所有与陈露有关的记忆——江边的风,雨中的眼泪,她画册上扭曲的森林,她指尖冰凉的触感——都被我强行打包装箱,塞进意识最底层一个上了锁的角落。
我不能去想,一想,那层维持着我日常行动的、脆弱的玻璃罩子就会出现裂纹。
我需要这层罩子。我需要这种真空般的隔绝。
只有这样,我才能继续坐在这里,继续呼吸,继续在试卷上写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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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或许正确或许错误的答案。
日子在一种诡异的平静中滑行。
老师的催促一天天紧迫,试卷雪片般飞来。每个人都像上紧了发条的玩偶,在既定的轨道上疯狂奔跑。
陈露的消失,仿佛只是这条高速运转的传送带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已经被清理掉的“故障品”。
传送带本身,毫发无损,甚至因为这次“故障排除”,运转得更加轰鸣、更加不容置疑。
直到那天下午。
生物课,讲细胞的有丝分裂。
老师在黑板上画着精细的图示,讲解着染色体如何排列、分离,最终形成两个一模一样的子细胞。
“这是一个完美的复制过程,”老师说,“保证了遗传的稳定性。”
我盯着那些彩色的粉笔图示,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
完美的复制。一模一样的子细胞。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在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有丝分裂”?
被复制成社会期待的样子,父母期待的样子,教育体系期待的样子?
那些独特的、不合规的、像陈露画册里扭曲树木一样的“基因”,是不是会在分裂过程中被无声地修剪、修正,或者直接导致“细胞”的凋亡?
陈露,是不是就是一个没能通过“质量检测”、被淘汰掉的“缺陷细胞”?
这个念头让我浑身发冷,胃部猛地抽搐起来,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剧烈。
我咬紧牙关,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用疼痛对抗着那股翻涌的恶心和寒意。
“断夏?”老师似乎注意到了我的异常,“你脸色很难看,不舒服吗?”
全班的目光瞬间集中过来。
我低下头,深吸一口气,再抬起头时,脸上已经挂上了练习过无数次的、平静而略带歉意的表情。“没事,老师。可能有点闷。”
老师点点头,继续讲课。
我重新看向黑板,那些关于分裂和复制的图示依旧在那里,但在我眼中,它们渐渐扭曲、变形,变成了无数张一模一样的、面无表情的脸,在一条永无尽头的传送带上,沉默地向前移动。
而我和教室里每一个低头疾书的同学,都是其中的一张。
玻璃罩子依旧存在,隔绝着声音和温度。
但此刻,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见”了罩子外面,那架庞大、精密、冷酷运转的机器。
而我,正在被它缓缓吞没,打磨,塑形。
成为又一个合格的复制品。
真空里,没有声音。
但寂静,震耳欲聋。
19. 标本
五月初,学校组织了一次“心理健康与生涯规划”讲座。
大礼堂里坐满了高二的学生,空气混浊,弥漫着塑料椅子和潮湿校服的气味。
舞台上的横幅红得刺眼,印着白色的大字:“认识自我,展望未来,做新时代的追梦人”。
主讲人是外请的“专家”,一个笑容标准、语调昂扬的中年女性。
她穿着得体的套装,用PPT展示着各种图表和数据: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压力管理的技巧,理想大学的分数线,热门专业的就业前景……
她的声音通过质量不佳的音响放大,带着嗡嗡的回响,像一群看不见的蜜蜂在礼堂穹顶下盘旋。
“同学们,你们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前途一片光明!”她挥舞着手臂,语气充满感染力,“暂时的压力和迷茫是正常的,关键是要找到正确的宣泄渠道,树立明确的目标!”
台下很安静。大部分人都低着头,有的在偷偷写作业,有的在发呆,有的在偷玩手机。偶尔有零星而敷衍的掌声,在空旷的礼堂里显得格外稀落。
我坐在靠后的位置,看着舞台上那个光影晃动的人影。
她的每句话都正确无比,每个建议都无可指摘。
要“合理规划时间”,要“与父母老师多沟通”,要“培养积极爱好”,要“相信努力一定会有回报”。
这些词汇像一颗颗光滑圆润的鹅卵石,从我意识的表面滑过,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她让我们做一个互动练习:“请闭上眼睛,想象十年后的自己。你在哪里?在做什么?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心情如何?”
礼堂里响起一阵轻微的、带着尴尬的骚动。有人配合地闭上了眼,嘴角却撇着。
更多的人睁着眼,眼神空洞或带着讥诮。
我闭上了眼睛。
黑暗涌上来。但十年后的景象,一片模糊。
我试图构筑,却只有一些碎片闪过:可能是某个格子间,可能是另一间教室,可能是医院苍白的墙壁……
穿着什么?大概是某种制服,或者千篇一律的职业装。
心情?
麻木,疲惫,或者,一片空白。
没有憧憬,没有“追梦”的激动,甚至没有具体的形象。
只有一种沉重的、延续至今的疲惫感,被拉长到十年之后,变得更庞大,更虚无。
现在我明白了那些有偶像的人,好歹有个支撑下去的动力。
“好,请大家睁开眼睛。”专家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鼓励的笑意,“是不是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期待?
我睁开眼睛,适应着礼堂昏暗的光线。前排有几个同学举起了手,被点到后站起来,用排练过般的流畅语调说着“我想当科学家”、“我想创业”、“我想环游世界”。
他们的声音在礼堂里回荡,听起来却那么遥远,那么不真实,像从某个模范作文模板里直接誊抄出来的句子。
可是专家还是很高兴。
讲座的后半程,专家开始强调“抗压能力”和“心理韧性”。
“挫折是财富!逆境是磨刀石!”
她的声音陡然拔高。
“看看那些成功人士,哪个不是经历了千锤百炼?你们现在吃的苦,都是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
千锤百炼。
这些词语像钝器,一下下敲打着耳膜。
我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头,看着那一张张年轻却过早染上倦怠的面孔。
我们正在被“千锤百炼”吗?炼成什么?规格统一、符合社会期待的“合格产品”?
讲座在又一次热烈的(至少听起来如此)掌声中结束。
人群像退潮般涌向出口。
我随着人流慢慢移动,耳边还残留着专家激昂的余音和音响尖锐的嗡鸣。
走廊里,各班班主任在维持秩序,顺便叮嘱:“回去都写一篇听后感,不少于800字,下周一交。”
回到教室,下午的阳光斜射进来,在课桌上投下明亮的光斑。
物理老师已经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一沓刚批改完的试卷。
“讲座听完了,心思也该收回来了。”他敲敲黑板,“看看你们这次单元测的成绩!有些同学,心思根本不在学习上!”
试卷发下来。我拿到自己的,翻到最后一页。红色的分数跳进眼里:78分。选择题错了三道,大题最后一问完全解错,步骤凌乱。鲜红的叉和问号,像一道道细小的伤口,分布在卷面上。
旁边有同学在小声抱怨题目太难,有人在庆幸刚刚及格。
我没有加入任何讨论,只是把试卷折好,塞进抽屉最里面。
那分数带来的不是懊恼或沮丧,而是一种深切的、冰冷的疏离感。
好像那考的并不是我,而是另一个名叫“沈断夏”的、需要对这个数字负责的抽象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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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后,我没有立刻离开。等教室人走得差不多了,我才慢慢收拾书包。
经过讲台时,我看见墙角放着一个透明的塑料整理箱,里面是没收上来的课外书和杂物,等待期末处理。
箱子的最上面,躺着一本熟悉的深蓝色封面笔记本。
不是我的那本。是另一种款式,但颜色很像。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鬼使神差地,我伸手把那本子拿了出来。封面没有写名字,内页纸张粗糙。我随手翻开一页。
上面用铅笔凌乱地写满了字,又用黑笔狠狠地划掉,纸面都被划破了。
在那些疯狂的涂抹痕迹之间,勉强能辨认出一些断句:
“……为什么一定要……”
“……好累……”
“……都是假的……”
“……不如……”
字迹很陌生,不是陈露的,也不是我认识的任何人的。
但那种透过纸张扑面而来的绝望和躁动,却如此熟悉,熟悉得让我指尖发凉。
我飞快地合上本子,把它塞回箱子最底层,用几本漫画书盖住。仿佛碰到了什么不洁的、危险的东西。
离开教室时,夕阳把走廊染成一片混沌的橙红色。
我慢慢走着,脑子里却反复浮现出那些被划掉的句子,还有讲座上专家激昂的脸,李老师严厉的眼神,试卷上猩红的分数。
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像一个被收集起来的“标本”?
好的成绩、得体的言行、正确的理想是标签,被贴在我们身上,陈列在“好学生”的展览柜里。
而那些不合时宜的情绪、暗流的想法、疲惫的呐喊,就像那本被没收的日记,是需要被隐藏、被处理、被丢弃的“不良部分”。
讲座教我们“认识自我”,但那个需要被认识的“自我”,是否早已被修剪得面目全非?
还是说,真正的“自我”,本身就是不被允许存在的瑕疵?
走出教学楼,晚风带着凉意吹来。
我抬头看向天空,云层厚重。
标本没有生命,不会疼痛,也不会质问。
它们只是静静地待在橱窗里,供人观看,评价,然后遗忘。
我感觉到自己身体里,某些鲜活的部分,正在一点点死去,风干,变成另一种更适合被展示和保存的形态。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健康成长”。
20. 校准
五月的风,褪尽了最后一丝春日的迟疑,开始带着某种不容分说的黏稠热度,沉甸甸地裹挟着操场塑胶被晒软的气味、教学楼角落未干水渍的潮气,以及少年人身上洗不净的汗味与油墨味,在走廊与教室间缓慢流动。
天空常常是一种浑浊的、缺乏层次的灰白,太阳隐匿其后,只施舍下无处不在的、令人昏昏欲睡的闷热。
教室里的吊扇从早转到晚,发出单调而疲惫的“嗡嗡”声,带着凝滞的空气,却带不来多少凉意,只将摊开的试卷边角不时掀起,发出细碎的、恼人的窸窣声响。
讲座的“听后感”,是在一个连虫鸣都显得有气无力的深夜完成的。
台灯的光晕在摊开的作业本和空白的文档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一边是密密麻麻的演算草稿,一边是等待被填充的、标准化的思想汇报。
我枯坐了将近一个小时,看着光标在惨白的屏幕上规律地闪烁,仿佛在计量着某种被浪费的、却又不得不付出的时间。
最后,我几乎是机械地调取了记忆里那些被反复灌输的词汇:“砥砺前行”、“筑牢根基”、“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征程”。
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屏幕上很快出现规整的段落,起承转合无可挑剔,引用的事例和数据也显得有模有样。
写到八百字,自动停下。
打印,纸张吐出时带着微微的热度和静电,捏在手里,轻飘飘的,没有实感。
那上面的每一个字都认识,连缀成的句子也通顺昂扬,可它们仿佛来自某个公共语料库,经由我的手被誊写出来,与我胸腔里那片日渐扩大的沉默区域,隔着无法跨越的真空。
周一的语文课,老师将一摞批改完的听后感放在讲台上。
他照例先总结,表扬了“大部分同学认识深刻,思考到位”,然后抽出几份“尤为出色”的当堂朗读。
我的名字被叫到,那篇文章,通过她抑扬顿挫、充满感染力的嗓音,在安静的教室里回荡。
同学们有的低头看着自己的本子,有的目光放空望向窗外,也有的朝我这边投来短暂的一瞥——那眼神里或许有习惯性的羡慕,或许有麻木的认可,或许什么都没有,只是视线偶然的落点。
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脊背挺直,是一个合格的倾听者姿态,甚至在他读到某些我认为“精彩”的句子时,还配合地微微颔首。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耳朵像蒙了一层膜,那些声音进来,变成了模糊的嗡嗡声;我的眼睛看着前方,却聚焦在黑板边缘一道陈旧的、蜿蜒的裂缝上。
那裂缝很深,里面藏着积年的粉笔灰,像一道无法愈合的、沉默的伤口。
真正的、可触摸的压力,从来不在这种形式化的“思考”里,而在讲座之后,随着“准高三”身份被 tacitly 确认,而骤然具象化、密集化的日常中。
教学进度被无形的手猛地推了一把。
新课还未完全消化,“一轮复习”的触角已经迫不及待地探入。
各科老师不约而同地换上了更简练、更迅捷的语速,黑板上的板书从详尽的推导过程,逐渐演变为关键词的罗列和知识网络的勾画,空隙处填满了代表“重点”、“必考”、“易错”的彩色符号和夸张的叹号。
习题,不再仅仅是课后巩固,它们成了课堂的主体,以“例题精讲”、“变式训练”、“限时测验”的形式,轰炸般占据每一节四十五分钟。
每天放学的铃声响起前,各科课代表总会轮番上台,用不同颜色的粉笔,在黑板的特定区域写下第二天需要检查或讲解的习题编号,那些数字连成一片,像某种神秘的密码,也像一张越收越紧的网。
周扬,成了这张网上最活跃、也最紧绷的一个节点。
他彻底摒弃了学习之外的一切活动。
课间十分钟,他不是在座位上飞快地刷题,就是攥着卷子疾步走向教师办公室,背影瘦削而决绝。
他的书包总是鼓鼓囊囊,里面除了学校发的资料,还有他自己购买的、据说是来自各省名校的密卷。
他的变化不仅是时间的投入,更是一种气质的蜕变。
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淬火后的锐利,但那光芒是冷的,只映照出题目中的逻辑陷阱和知识漏洞。
与人交谈,话题三句之内必定绕回学习,他对各类教辅的优劣、不同老师解题风格的差异、乃至历年高考真题中某个知识点的考查频次和变形规律,都如数家珍。
一次物理课上,老师讲解一道关于电磁感应的综合应用题,题目本身已属复杂,老师采用了常规的、步骤清晰的解法。
周扬却举手,提出可以用另一种更抽象的、涉及大学普物知识的“对称性”思路来简化过程,并当场在黑板上写下一串令大多数同学茫然的公式和推导。
教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粉笔划过黑板的“吱吱”声。
老师看着他写完,沉默了片刻,推了推眼镜:“周扬同学的思路……很有深度,体现了很强的拓展学习能力。不过,”
他话锋一转,语气温和却不容置疑,“高考答题,我们还是要注重规范,使用考纲内的方法,确保步骤分。这种‘炫技’式的解法,风险很高。”
周扬站在黑板前,脸颊因为激动和争辩的欲望而泛红。
他张了张嘴,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抿紧了嘴唇,点了点头,慢慢走回座位。
坐下后,他没有看任何人,立刻翻开自己的笔记本,将刚才的推导过程仔细誊抄上去,并在旁边用红笔标注:“非标解法,慎用。但可用于理解本质。”
他的侧影在午后的光线里,显得异常孤独,也异常坚硬,像一块将自己打磨得过于锋利的礁石,只为对抗题海中每一个可能的暗礁。
我看着他那近乎燃烧般的专注,感到的并非动力,而是一种更深沉的寒意。
他正系统性地将自己重新“校准”,摒弃所有“无用”的情感和冗余,将全部认知和精力,对准那个唯一的、精确的“得分”目标。
这种校准是如此彻底,以至于他作为“少年”的那部分鲜活与混沌,正在被无声地剥离、风干。
家里的气压,也在进行着不易察觉的调整。父母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不再进行直白的说教或急切的催促。
那种望子成龙的焦灼,转化成了更为细腻、也更为无处不在的“后勤保障”与“氛围营造”。
餐桌上的菜肴愈发丰盛,且总是“恰巧”符合“补脑”、“抗疲劳”的食疗方子。
父亲下班回家,带回来的常常是打印好的、从各处搜集来的“学霸经验分享”或“心理调适技巧”。
母亲打扫我房间时,动作轻得如同猫步,但她会“顺便”将我贴在墙上的计划表更新到更精确的版本,或者将书桌上略显凌乱的参考书按照科目和重要程度重新排列。
夜晚,当我房门下的缝隙透出灯光时,门外总会有一段长时间的寂静,然后才是母亲刻意放轻的、逐渐远去的脚步声。
这种无言的守望,这种将期待融入每一餐饭、每一次整理、每一道目光的浸润式压力,比直接的训斥更让人无处遁形,它让你连抱怨的借口都找不到,因为它们都包裹在“爱”与“关怀”的名义之下。
而我,这架被寄予厚望、需要持续稳定输出的精密仪器,内部的“校准”似乎出了严重的问题。
表现便是成绩单上开始出现令人不安的、难以解释的波动。
像接触不良的电路,时而畅通无阻,能在难度超群的综合卷上思路清晰、发挥出色,博得老师惊讶的赞赏;时而又毫无征兆地短路,在最基础的概念题或计算题上连环失误,分数跌入谷底,引来困惑甚至失望的询问。
我自己试图检修,反复分析错题,总结所谓的“状态”规律,调整作息和复习节奏,甚至尝试了不同的记笔记方法和答题策略。但这一切努力,都像是徒劳地拍打一台外壳完好的机器。
而内部的故障点,修复指令无法下达。那种失控感并不激烈,却缓慢侵蚀着原本就所剩无几的确定性和掌控感。
我知道问题不在知识本身,而在那个调用知识、维持稳定输出的“我”,似乎正在失去某种核心的协调能力。
更隐秘的警报,来自身体这座最诚实的仪器。
课堂上,有时正凝神听着讲解,或者在安静地演算,一股毫无预兆的、强烈的心悸会猛地攫住我。
心脏像失控的引擎,在胸腔里疯狂擂动,撞得耳膜嗡嗡作响,血液冲上头顶,又瞬间褪去,留下冰凉的麻木。
视线会短暂地模糊、收窄,周遭的声音褪去,只剩下自己震耳欲聋的心跳和呼吸。这个过程通常只持续十几秒,最多半分钟,然后像潮水般退却,留下的是冷汗浸湿的后背、微微颤抖的手指,以及一种劫后余生般的虚脱与更深层的疲惫。
去校医室,量血压,听心率,一切正常。
“窦性心律,很正常。”
校医看着仪器上规则的波形,语气平淡,“是不是最近太累了?睡眠怎么样?压力大的时候,植物神经容易紊乱,会有这种心悸、手抖的感觉。别太紧张,放松点,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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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点谷维素调节一下神经。”
白色的药片,小小的,装在透明的分装盒里,和那些治疗胃痛的药片排在一起。
它们成了我维持这台“机器”基础运行的日常补给。
至于核心元件那些细微的、持续不断的磨损和异响,仿佛成了必须忍受的背景噪音,只要机器还能勉强运转,就无人会停机检修,也无人敢停机检修。
五月在一种紧绷的、蓄势待发的沉默中滑向尾声。
学校召开了“准高三”动员家长会。
母亲去了,回来时已是华灯初上。
她脸上有开完长会后的倦色,但眼睛里却燃着一种被重新点燃的、更为务实的光。
她手里拎着一个印着学校logo的环保袋,里面鼓鼓囊囊。
“资料太多了,”她将袋子放在玄关,一边换鞋一边说,声音有些干涩,“都是各个大学的情况,专业介绍,录取分数……老师说,最后这一年,目标一定要明确,动力才足。”
她走进我的房间,将袋子里的资料一一取出,厚厚一摞,全是铜版纸彩色印刷,光滑挺括,在书桌上垒起一座小小的、色彩斑斓的“信息山”。
最上面一本的封面,是几个穿着学位袍的年轻人在蓝天白云下的图书馆前抛起学位帽,笑容灿烂得没有一丝阴影。
“你有空的时候,翻一翻,了解一下,”母亲的声音放得很轻,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近乎讨好的商量口吻,“不急着定,但心里得有个数。平台不一样,眼界和机会真的差很多……妈妈知道你很辛苦,压力大。”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掠过我的脸,又迅速移开,落在那些精美的册子上,“再坚持一下,咬咬牙,等过了高考这个坎,上了好大学,一切都会不一样的。未来的路就宽了。”
“平台”,“眼界”,“路宽”。
这些词像打磨光滑的鹅卵石,从她嘴里滚落,带着温暖的触感和沉重的分量。
它们构建出一个模糊却极具诱惑力的“彼岸图景”,用以解释和安抚此刻“此岸”所有的逼仄与艰辛。
就像彼岸花,很美。
我点点头,没有看她的眼睛,目光落在那些宣传册上。
随手拿起一本翻开,里面是更多精心构图、光线完美的照片:现代化的实验室,藏书浩瀚的图书馆,青春洋溢的社团活动,还有各种图表、数据、排名,罗列着就业率、深造比例、杰出校友……一切都那么光鲜,那么有说服力,那么“正确”。
这些画面和数字在眼前晃动、重叠,它们似乎在向我承诺一个秩序井然、前途光明的未来,只要我能穿过眼前这片名为“高考”的、布满荆棘的狭窄通道。
母亲又叮嘱了几句注意身体之类的话,轻轻带上了房门。
房间里重新安静下来,只有窗外远处街道隐约的车流声,和书桌上这座“信息山”沉默的存在。
我伸出手,指尖拂过冰凉光滑的铜版纸封面,那些笑容定格在最好的年华、最好的光线里。
我忽然想起不知在何处读过的一句很老的话,此刻却异常清晰地浮现出来:“他们允诺你一个玫瑰色的未来,代价是你必须交出整个灰暗的现在。”
窗外的夜色彻底浓稠了,吞噬了天际最后一抹微光。对面住宅楼的窗户,一格一格地亮起暖黄的灯光,勾勒出一个个同样被作业和期待填满的狭小空间。
我关掉了桌上的台灯,让黑暗将自己包裹。瞬间的黑暗之后,眼睛逐渐适应,房间的轮廓在窗外漫射进来的微光中浮现,桌椅、书架、那座彩色的“小山”,都成了沉默的剪影。
预期中的心悸没有袭来。
但另一种感觉,比心悸更庞大、更缓慢、更无从抗拒,正从四肢百骸,从意识的深处,弥漫开来。
那不是对某一门功课的厌恶,不是对某一次考试的恐惧,甚至不是对父母期望的疲惫。
那是一种对“持续运转”这个状态本身的、根源性的倦怠。
是对明天、后天、无数个明天,都将复刻今天这种“校准—输出—波动—再校准”循环的,一种灵魂层面的窒息感。
是对那个被描绘得天花乱坠的“宽阔未来”,需要以此刻全部生活的“极度狭窄化”为唯一通行证的,一种冰冷的质疑。
机器还在轰鸣,传送带匀速向前,将我们这些或新或旧、或精密或已出现故障的零件,送往那个既定的、不容置疑的终点。
而在我的内部,那持续不断的、细微的摩擦声,在寂静的黑暗中,被放得无限大。
嘎吱——
21. 期末
六月的风,已有了盛夏雏形里的那种闷热力道,像一块浸了温水的厚绒布,沉甸甸地覆盖在皮肤上,每一次呼吸都仿佛要穿过黏稠的介质。
校园里的香樟树墨绿得发黑,叶片在无风的午后纹丝不动,只有知了藏在看不见的枝桠深处,将那种单调而尖锐的嘶鸣拉得无限长,填满课间每一寸短暂的寂静。
全市统一模拟考试,就在这样一种令人昏聩的、蓄势待发的气氛中降临了。
考试地点设在空旷的体育馆,临时隔出的考位密密麻麻,头顶是裸露的钢架和高悬的白炽灯管,光线自上而下毫无遮挡地倾泻,将每一张年轻的脸庞、每一份摊开的试卷都照得纤毫毕现,也照出了空气中浮动的、几乎可以用肉眼看见的紧张尘埃。
空气不流通,几百人聚集的体温和呼吸让空间变得闷热而滞重,混合着新印刷试卷的油墨味、汗水微微发酵的酸味,还有一种集体性屏息凝神产生的、近乎凝固的压迫感。
我坐在位子上,手心里有湿冷的黏腻。当试卷发下,密密麻麻的铅字映入眼帘时,一种奇异的、近乎麻木的平静,反而覆盖了先前的忐忑。
大脑像一台被过度使用后暂时进入某种节能模式的机器,摒弃了所有纷杂的情绪和多余的念头,只剩下最核心的指令在运转:读题,提取关键词,匹配记忆库中的知识点,推导,计算,书写。
笔尖在答题卡上移动的“沙沙”声,汇入周遭一片同样细碎而密集的声浪里,竟有种诡异的协调感,像无数台精密仪器在同一频率下低鸣。
语文卷的阅读题艰深,但我读得异常顺畅,那些看似迂回的逻辑和隐晦的象征,仿佛自动在眼前显露出清晰的路径。
作文题目是“传统的重量与创新的翅膀”,一个老生常谈却不易出彩的辩证题。
我盯着那行字,脑子里没有立刻涌现任何范文模板或名人名言,却莫名想起很久以前,在图书馆那本残破诗集里读到的句子,关于扎根水泥却开出名为“沉默”的花。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没有带来阻滞,反而像一颗投入静水的石子,漾开一圈细微的涟漪。
我提笔,没有刻意追求结构的工整或辞藻的华丽,只是将自己对于“规则”、“传承”、“突围”以及那种无处着力的“沉默”之间纠缠不清的感受,以一种近乎直白的、剖析般的笔触书写下来。
写完最后一个字,看了看时间,竟比平时快了近十分钟。
交卷时,手很稳,心中那片麻木的平静依然没有波澜。
接下来的数学、英语、理综,似乎都进入了同一种节奏。
难题依然存在,那些布满陷阱的选项、需要精巧构思的物理模型、繁琐的化学计算,并未变得简单。
但奇怪的是,焦虑和急躁被隔离开了。
遇到卡壳,我不会像以往那样立刻心跳加速、冷汗涔涔,而是能冷静地跳过去,先完成其他部分,再回过头来,有时换个角度,竟能豁然开朗;有时实在无法攻克,也能平静地放弃,不去纠缠。就像站在湍急的河流边,看着那些旋涡和暗礁,知道自己无法征服,却也不再感到会被立刻卷走的恐惧。
我只是看着,记录着,尽己所能地解答着。
整个考试过程,像一场漫长而专注的梦游,外界的声音——监考老师的脚步声、其他考生偶尔的咳嗽、笔掉落的轻响——都变得遥远而模糊,只有笔尖与纸张摩擦的触感,和自己平稳得近乎异常的呼吸心跳,是真实的。
最后一门结束的铃声划破体育馆凝滞的空气时,我随着人流走出。
午后的阳光白得刺眼,在眼前炸开一片光晕。
疲惫是深重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那种酸软,但奇异地,没有往常考完后的虚脱或懊悔,只有一种巨大的、空荡荡的平静,仿佛刚刚完成了一项与自己无关的、必须执行的冗长任务。
成绩公布前的几天,是在一种微妙的悬置感中度过的。
班级里弥漫着考后特有的松弛与不安交织的气息。
有人迫不及待地对答案,争论得面红耳赤;有人讳莫如深,绝口不提;更多的人,包括我,只是沉默地等待着那个必然的宣判。
周扬显得比平日更加沉默,他几乎不参与任何讨论,整日埋首在厚厚的竞赛题集里,仿佛模拟考只是一次微不足道的中途休息,真正的战役远未开始。
他的侧脸线条绷得像拉满的弓弦,眼底有挥之不去的、青黑的倦色。
班主任在一个闷热的下午,抱着一摞成绩分析表走进教室的。
他没有立刻说话,而是用目光缓缓扫过全班,那目光里有审视,也有一种复杂的、难以解读的凝重。
教室里鸦雀无声,连翻书的声音都消失了。
“这次全市模考,”他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我们班整体表现……有喜有忧。”
他照例先宣读了几项班级的宏观数据,在全市的排名,各科的平均分。
然后,他顿了顿,拿起最上面一张纸。
“这次,要特别表扬一位同学。”他的目光,越过前排,准确地落在我身上。那目光里没有笑意,只有一种深沉的、近乎探究的专注。
“沈断夏同学,总分689,班级排名第二,年级排名进入前二十。”
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瞬。
随即,细微的骚动像水波般漾开。
我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瞬间聚焦过来,惊讶的,疑惑的,羡慕的,复杂的。
这个分数,这个排名,远远超出了我平时的水准,也超出了几乎所有熟悉我近期状态的人的预期。
连我自己,在听到那个数字时,心脏都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攥了一下,不是狂喜,而是一种更加茫然的、不真实的震颤。
李老师没有给我太多消化的时间,他接着开始逐科分析我的试卷。
“语文,135分,作文拿到了罕见的58分(满分60),阅卷老师评语是‘思辨独到,有破有立,展现出不俗的思考深度’。”
他的声音平静地复述着评语,但我却觉得那些词语遥远而陌生。
思辨独到?
我写下的,不过是那些日夜啃噬着我的、关于“锁链”与“挣脱”的无声呓语罢了。
“数学,142分,中档题全对,压轴题第二问思路巧妙,拿了高分。”他继续说着,报出英语和理综的分数,每一科都堪称亮眼,甚至物理那道我曾产生过幻觉的复杂场题,我也拿到了接近满分的步骤分。
“沈断夏同学这次的进步,是显著的,也是值得深思的。”
老师总结道,目光依然停留在我脸上,仿佛想从我平静,或者说麻木的表情下,挖掘出什么秘密。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扎实的基础和稳定的心态,在关键考试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说明,只要方法得当,持之以恒,每个人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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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高分的潜力。”
他的话,一如既往地正确,充满鼓励和导向性。
他将我的“异常发挥”,成功纳入了“努力必有回报”的叙事框架内,成了又一个可供宣扬的、激励他人的案例。
下课铃响,老师离开前,又看了我一眼,这次,他微微点了点头,嘴角似乎有一丝极淡的、转瞬即逝的弧度。
那不是一个老师对优秀学生的单纯赞许,更像是一种……确认?
确认我这台一度出现“误差”的机器,经过某种无形的“校准”或“自我修复”,又重新回到了预设的、高效的轨道上?
同学们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祝贺、询问。
我机械地回应着,脸上挤出合乎时宜的、略带腼腆的笑意,心里却是一片冰冷的空洞。
那高分像一件突然被强加在我身上的、过于华丽却不合身的戏服,穿着它,我站在聚光灯下,接受着众人的瞩目和评判,但内里那个真实的、疲惫的、布满裂痕的自己,却感到加倍的寒冷和疏离。
周扬没有过来。他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背对着喧闹的人群,肩背挺得笔直,正在演算着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那边的空气,格外的冷,格外的硬。
放学时间。
直到教室里只剩下值日生打扫的声音,我才起身离开。
走出教学楼,夕阳将天空染成一片混沌的橙红,热气从地面蒸腾上来,裹挟着尘土的味道。
我没有立刻走向公交站,而是绕到了教学楼后面,那片少有人至的小花园。
角落里,那丛无人打理的蔷薇开得正好,粉白的花朵在暮色中显得有些惨淡,香气浓郁得近乎甜腻,反而带着一种颓败的气息。
我站在花丛前,看着那些密密匝匝的花朵。它们开得这样用力,这样不顾一切,仿佛要将全部的生命力在这一季燃烧殆尽。
可它们知道吗,夏天过后,便是凋零。
知道这盛放,或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消耗和献祭吗?
口袋里,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母亲发来的信息,只有短短一句:“听说模考成绩出来了?考得怎么样?”
她的消息总是这样灵通,大概是从家长群或别的什么渠道得知的。
我没有立刻回复。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却不知该键入怎样的字句。
告诉她我考了前所未有的高分?
然后呢?接受她的狂喜,更殷切的期待,以及那句必然的“再接再厉,保持下去”?
那高分带来的,不是解脱,而是另一重更坚固的枷锁——你必须证明这不是偶然,你必须一直、一直停留在那个令人满意的高度。
晚风拂过,蔷薇花枝轻轻摇曳,花瓣边缘已有些许蜷曲。
我抬头,望向天际最后一线褪去的亮光。
巨大的疲惫,并非来自考试本身,而是来自这高分之后,清晰映照出的、那条我必须继续走下去的、漫长而狭窄的道路。
那道路的尽头,真的是光明吗?
还是说,像这绚烂的夏花,极盛之后,便是无声的、不可逆转的凋亡?
我拿出手机,给母亲回了两个字:
“还好。”
然后,我将手机塞回口袋,转身,走向那片被暮色吞没的、熟悉的归途。
身后的蔷薇,在渐起的晚风中,传来一阵细碎而寂寞的簌簌声响,像是什么东西,正在悄悄破碎。
22. 假期
689分,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
预期的涟漪并未扩散成喜悦的波澜,反而被一种更致密、更沉默的介质迅速吸收、抚平,只留下水面下看不见的、沉闷的回响。
家里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热烈庆贺。
母亲多做了一道我喜欢的糖醋排骨,父亲在饭桌上多看了我两眼,说了句“这次考得不错”,语气是克制的赞许,但眼底深处那持续燃烧的、对于“稳定”和“更进一步”的渴望,像永不熄灭的余烬,温度灼人。
他们没有追问细节,没有过度分析,仿佛这个高分是理应到来的、迟到的“正常”回归,是那套精密育儿方程式在经历短暂波动后,重新验证有效的必然结果。
这份克制的平静,比任何夸张的喜悦都更让我感到窒息——它意味着,我被寄予的期望值,被无声地、永久性地调高了一个刻度。
学校里,变化则更为具体而微妙。
老师找我又谈了一次话,这次是在教师办公室外的走廊角落,避开了其他学生。
午后的阳光斜射进来,在光洁的地砖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长条光影。
“沈断夏,”他双手抱臂,身体微微前倾,是一种略带审视又试图显得推心置腹的姿态,“这次模考,你证明了自己的潜力,也给了老师很大的信心。”
他的目光落在我脸上,似乎在评估我的反应,“但是,越是这种时候,越要保持清醒。一次高分可能是爆发,也可能是偶然。高三这一年,拼的是稳定,是耐力,是抗压能力。”他顿了顿,压低了些声音,“你知道,有多少学生是在最后一年掉队的吗?前期冲得太猛,后面泄了气,前功尽弃。”
我点点头,表示明白。心里却一片漠然。
爆发?偶然?
不,那更像是一次灵魂出窍般的、疲惫到极致的麻木演出。但这话无法说出口。
“假期有什么安排?”他话锋一转。
“还没定。”我如实说。
脑海里浮现出那座由母亲带回来的、色彩斑斓的大学资料垒成的“小山”。
“建议你,”李老师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规划意味,“不要完全放松。市里几个有名的暑期‘清北苗子集训营’马上开始报名了,强度大,效果也好。还有,你们数学是强项,可以考虑报个竞赛冲刺班,如果能拿个省以上,自主招生优势很大。”
他列举了几个班的名字和师资,如数家珍,显然早已为“有潜力”的学生规划好了下一步的“优化路径”。
“回去跟父母商量一下,抓紧时间。机会不等人。”
谈话结束,我走出教学楼。
盛夏的阳光白花花一片,晒得柏油路面升起扭曲的热浪。
耳朵里还回响着“集训营”、“竞赛班”、“自主招生”这些词汇,它们像一个个预设好的程序模块,等待着被插入我未来一年多的人生进程表。
我感到的不是被重视的荣幸,而是一种更深的、身为“材料”被持续评估、锻造、打磨的客体感。
我的身体在持续的高强度运转和这种日益加重的孤立感中,开始发出一些新的、更顽固的抗议。
除了偶尔造访的心悸,我开始频繁地头痛。不是尖锐的刺痛,而是一种沉闷的、持续性的胀痛,仿佛颅骨内被塞进了吸满水的棉花,随着心跳一下下鼓胀。
注意力变得难以集中,看书时,字句会毫无征兆地漂浮、重组,失去意义;听课时,老师的声音会忽远忽近,有时清晰得刺耳,有时又模糊成一团无意义的嗡鸣。
夜晚的睡眠成了新的战场,入睡困难,且睡眠极浅,任何一个细微的声响——空调的低鸣、远处夜车的行驶声、甚至自己的心跳——都会被无限放大,将人从混沌的边缘拽回清醒的疲惫。
多梦,梦境光怪陆离,没有逻辑,常常是奔跑在无尽的走廊或迷宫里,或者反复演算着一道永远也写不完的题,醒来时浑身冷汗,比睡下前更加精疲力尽。
母亲察觉到了我的萎靡。
她开始每天早晚催促我喝一种味道古怪的安神补脑口服液,玻璃瓶装,棕黑色的液体,甜中带苦,喝下去后喉咙里会残留很久那种令人不快的黏腻感。
她还会在我学习时,悄悄在我桌角放上一盘切好的水果,或是一杯温度适中的牛奶,目光里满是小心翼翼的担忧和欲言又止的催促。
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像一层柔软却密不透风的保鲜膜,将我包裹其中,既隔绝了外界的“不良影响”,也让我感到越来越难以呼吸。
一个周六的下午,我被母亲带到了市里一家颇有名气的心理咨询中心。
名义上是“进行一些专业的压力疏导和状态调整,为高三冲刺保驾护航”。
接待室装修得温馨而刻意,米色的墙壁,柔软的布艺沙发,茶几上摆放着绿植和励志书籍。
咨询师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笑容可亲的女性,声音柔和,引导我进行了一系列量表测试,问了许多关于学习压力、家庭关系、未来规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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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机械地回答着,给出的答案标准而“健康”,符合一个好学生、一个“暂时遇到压力但总体积极向上”的青少年该有的样子。
咨询师记录着,不时点头,最后给出建议:学习一些放松技巧,建立更规律的作息,加强和父母的“正向沟通”,把长远目标分解为可执行的小步骤。
整个过程,我像一个运行良好的病人,准确描述着症状,配合着检查,接受着诊断和建议。
但我知道,那些量表测不出我胸腔里那片日益扩大的空洞,那些建议也触及不到我灵魂深处那根正在缓慢锈蚀的轴承。
咨询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检修”和“校准”,目的依然是让我这台“机器”能更持久、更高效地运行下去,完成那场漫长的、名为“高考”的马拉松。
走出咨询中心,夏日傍晚的热风扑面而来,带着城市特有的喧嚣和尘土味。
母亲似乎松了一口气,脸上带着一种“问题已得到专业处理”的笃定。
“医生说了,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太紧张了。以后每周我们来一次,很快就能调整好。”她挽起我的胳膊,语气轻快了些。
我没有说话,任由她拉着走向公交站。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扭曲地投射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我看着前方那些步履匆匆、面目模糊的行人,看着街道两旁琳琅满目的橱窗——里面陈列着精美的服装、闪耀的珠宝、最新款的电子产品,每一样都光鲜亮丽,标价明确,等待被挑选、被购买、被使用。
我忽然觉得,自己与那些橱窗里的陈列品,并无本质的不同。
被家庭和学校合力打磨、抛光、贴上优异的标签,陈列在“好学生”的橱窗里,展示着“教育成功”的样板。
我的感受、我的疲惫、我内部那些细微的裂痕和异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外观是否光洁,性能是否稳定,是否符合市场的期待,是否能在下一轮更严酷的竞争中,继续保持“高估值”。
公交车来了,载着我们驶向那个被称为“家”的、温暖而窒息的港湾。
窗外的街景飞速后退,霓虹灯开始次第点亮,将这个城市装饰得繁华而虚幻。
而我,坐在摇晃的车厢里,感觉自己正被一种巨大的、无声的力量,缓缓推入一个早已准备好的、透明的标本橱窗。
窗外,是纷扰的人间。
窗内,是永恒的、被定格的“优秀”。
和一片,无人听见的、死寂的磨损声。
23. 齿轮
八月最后一场暴雨的痕迹还未从操场低洼处彻底退去,空气中那股雨水与泥土、灰尘被强行混合后又曝晒出的、略显辛辣的潮闷气息尚未散尽,教学楼的最高层——那个被赋予特殊使命和隔离感的地方——已然在九月初的骄阳下,开始了它精密、冰冷、不容喘息的轰鸣。
教室换了。从三楼搬到了五楼尽头,远离了低年级的喧嚷,窗户外不再是枝繁叶茂的香樟,而是一览无余的、被阳光照得白花花的空旷屋顶和远处灰蒙蒙的城市天际线。
墙壁是新刷的,一种刺眼的、毫无杂质的白,反射着过于明亮的光线,让眼睛容易疲劳。
桌椅是统一的深蓝色钢木结构,比以前的更沉,更硬,桌肚更深,足以容纳更多试卷。
后墙上,取代了任何装饰或黑板报的,是一面巨大的、红底白字的机械翻页倒计时牌。“距离高考还有 285 天”。数字硕大,棱角分明,红色底漆亮得有些俗艳,被钉在最醒目的位置。
每天清晨,值日生更换数字时,那“咔哒”一声脆响,在鸦雀无声的早读课开始前,总能像一根极细的针,刺破昏沉的睡意,扎进每个人的神经末梢。
李老师,或者说,李主任(他这学期似乎更偏爱这个称呼),以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出现在开学第一课。
他头发剪得极短,几乎贴着头皮,露出清晰的头骨轮廓;总是熨烫得笔挺的浅色衬衫,扣子一丝不苟地系到最上面一颗;皮鞋锃亮,走路带风。
他站在讲台上,不再有以往的些许随意,脊背挺直如标枪,目光像探照灯,缓慢而有力地扫过台下每一张尚且带着假期残留困倦或茫然的脸。
他没有笑,也没有任何寒暄。
“上课。”
声音不高,却像金属片摩擦,带着不容置疑的穿透力。
原本还有些窸窣声响的教室瞬间死寂。
“从这一刻起,”他拿起粉笔,没有在黑板上写课题,而是用力划下两道平行的、长长的横线,像铁轨,又像某种不可逾越的界限,“你们,就不再是高二(三)班的学生了。你们是‘高三(一)班’!是‘高三人’!”
他顿了顿,让“高三人”这三个字在寂静中沉重地落下。
“‘高三人’是什么?是战士!是即将奔赴唯一战场的战士!你们的敌人,不是坐在你身边的同学,”
他的手指虚虚一点台下,“而是你们的懒惰、你们的侥幸、你们脑子里一切与高考无关的杂念!更是去年、前年、乃至全省全国几十上百万和你们坐在一样教室里的、看不见的对手!”
话语像冰雹,又冷又硬,砸在桌面上仿佛能听见回响。
有人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有人挺直了背,更多人只是瞪大了眼睛,脸上是一种被突然抛入陌生战场的无措和逐渐凝聚的紧张。
“这一年,”他转身,用粉笔在黑板上重重写下“高三”二字,力道之大,粉笔断了一截,白色的粉末簌簌落下,“没有四季,没有假期,没有喜怒哀乐!只有倒计时,只有分数,只有排名!所有与‘提高分数’无关的事情,都是犯罪!是对你父母十几年付出的犯罪!是对你自己未来的犯罪!”
他猛地一拍讲台,“砰”的一声闷响,震得前排同学桌上的笔滚落。没有人敢去捡。
“我知道,有人会怕,有人会累,有人会在半夜偷偷哭。”他的声音忽然压低了一些,带着一种奇异的、近乎蛊惑的穿透力,“这很正常!但怕,有用吗?哭,能让你多考一分吗?不能!那怎么办?只有一个字——拼!”
他的音量又陡然拔高,手臂用力一挥,“现在吃的苦,是给你未来铺路!现在流一滴汗,将来就可能少流一滴泪!现在退一步,你的人生就可能永远比别人矮一截!”
教室里只有他激昂到近乎嘶哑的声音在回荡,混合着窗外远处隐约的蝉鸣,构成一种奇特的、令人心悸的背景音。
空气仿佛被抽干了,呼吸都有些困难。我坐在新分配的座位上——第四排中间,一个绝佳的、被全方位“关注”的位置。
同桌是个戴黑框眼镜的男生,从我坐下到现在,他没有看过我一眼,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不断用指尖推着眼镜,目光死死锁在空白的笔记本上,嘴唇无声地蠕动着,像是在默诵什么。
课程表发下来了。
不是纸质的,而是直接打印粘贴在每个同学的桌角。
淡绿色的格子,密密麻麻的黑字,从周一排到周日。
早晨七点十分到校早读,中午十二点下课,十二点四十五必须回到教室午休,实际是另一节“自主整理”课,下午五点半放学,六点二十晚自习开始,十点结束。
周六全天上课,周日上午“周测”,下午“试卷讲评与自主纠错”。
没有音乐美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习”——所有空白时段都被标注了负责坐镇的老师和预设任务。
教科书和参考资料在开学第一天就堆满了半个桌肚。
不是一本本发,而是一捆捆、一摞摞地搬进来,按组分发。
崭新的书页散发着浓郁的油墨味,快速翻阅时,那味道几乎有些呛人。
除了统一配发的,各科老师还推荐了至少两到三本“必刷”的额外教辅,书目清单贴在黑板旁边,像一份待采购的军火目录。
第一周是混乱的。
身体和精神都还停留在假期的惯性里,却要被强行塞入这条高速运转的新传送带。
早晨的闹钟变得格外残忍,往往在第一个梦境最深时撕裂黑暗。挣扎着起床,眼皮沉重得要用手指强行掰开,口腔里是苦涩的黏腻。
早读课,教室里回荡着参差不齐、有气无力的背诵声,像一群疲惫的蜜蜂。
上午的课,老师们似乎都调快了语速,板书精简到只剩骨架,大量的推导和延伸被一句“这个大家自己下去看”带过。
笔记必须记得飞快,稍一走神,就可能漏掉关键点。
下午,头脑开始昏沉,阳光斜射进来,照在摊开的试卷上,白晃晃一片,字迹像是浮在光晕里,难以聚焦。晚自习的三小时,是最难熬的。
白天的疲惫积累到顶点,灯光惨白,周围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像无数只春蚕在啃食桑叶,也像某种持续的、低频的噪音,催人欲眠。
必须用指甲掐虎口,或者频繁地去洗手间用冷水冲脸,才能勉强保持清醒,完成那似乎永远也写不完的作业。
然而,这种□□的极度疲惫,却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
它像一层厚厚的绝缘材料,包裹住了那些更为纤细、也更为折磨人的情绪纤维。
那些关于“为什么”、“意义何在”、“我是谁”的诘问,那些对未来的恐惧和对当下的厌恶,仿佛都被这具超负荷运转的躯体所带来的、单纯而剧烈的生理性痛苦所压制、所淹没了。
痛苦变得如此具体而直白:
后颈和肩膀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而僵硬酸痛;眼睛干涩发胀,看久了字会流泪;胃部在紧张或饥饿时习惯性地抽搐;还有那随着下课铃声响起才猛然意识到存在的、仿佛要炸开的头痛。
这些痛苦占据了感知的绝大部分通道,反而让心灵获得了一种残忍的“平静”——一种不再有余力去感受更深痛苦的空洞的平静。
家里的氛围,同步切换到了“高三战备模式”。
清晨五点,厨房就会亮起灯,传来响动。
早餐不再只是豆浆油条,而是严格按照她不知从哪本“高考营养学”上看来的配方搭配:优质碳水、高蛋白、坚果、时令水果,摆盘精致,温度必须刚好入口。
她研究各种据说能增强记忆力、缓解视疲劳、安神补脑的食谱,灵芝排骨汤、天麻鱼头汤、核桃黑芝麻糊……厨房里常年飘荡着中药材混合食材的、复杂而略显沉闷的气味。
她不再问我“今天怎么样”,也不再和我谈论任何学习之外的话题。
我们之间的对话,简化到“汤烫,慢点喝”、“今天有雨,带伞”、“脸色不好,是不是没睡好”这样纯粹的、功能性的交流。
她的眼神,总是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时刻在评估和调整的专注,像在照看一件价值连城却又脆弱易损的精密仪器。
父亲的变化更隐蔽,却也更具压迫感。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身上常带着应酬后的烟酒气和疲惫。
但无论多晚,我下晚自习前后,手机总会准时震动一下,是他言简意赅的短信:“到了吗?” 或 “早点休息。”
没有多余的话,像定时发送的系统提示。
周末在家,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看电视或闲聊,而是会拿着我的成绩单或试卷分析,坐在书房里,对着电脑查些什么,偶尔会打印出一两张关于“学习方法”、“时间管理”或“某大学专业分析”的资料,默默放在我书桌上。
家里的电视机蒙上了一层薄灰,说话声音都自觉压低,走路放轻脚步,整个家像一个高度戒备、却又寂静无声的考前隔离舱。
第一次月考在开学四周后,像一个沉默的刺客,骤然现身。
没有专门的复习时间,一切都在“正常”教学进度中穿插进行。
考试被安排在周末,占用整个白天。考场设在体育馆,巨大的空间被隔成数百个狭小考位,头顶是裸露的钢架和高瓦数的照明灯,光线无遮无拦,将试卷上的每一个字都照得无所遁形,也将考生脸上每一丝细微的表情——蹙眉、抿嘴、冷汗——都放大得清晰可辨。空气不流通,几百人聚集的体温和呼吸让场内闷热难当,混合着新印刷试卷的油墨味和汗水微微发酵的酸气。
我坐在指定的位置上,手心里一片湿冷。
当试卷发下,目光触及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题型时,心跳如鼓。
然而,当笔尖真正落在答题卡上,开始第一道选择题时,一种奇异的麻木感覆盖了紧张。
大脑像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自动调取知识储备,进行匹配、计算、推理。会的题,流畅地写出答案;不会的,短暂停顿后便果断跳过,不做过久纠缠。
整个考试过程,像在完成一套复杂的、但步骤明确的操作流程。情绪被隔离在外,只有手指的移动、笔尖的摩擦、和计时器上不断减少的数字是真实的。
成绩在一周后的班会上公布。
老师拿着成绩单,没有像往常那样先念总分和排名,而是花了很长时间分析各科的平均分、最高分、最低分,以及与往届同期的对比数据。
他的语气平静,却带着一种解剖般的冷静和严峻。
当终于念到个人成绩时,教室里静得能听见隔壁班隐约传来的讲课声。
“沈断夏,”他念出我的名字,停顿了半秒,“总分642,班级第6,年级第78。”
这个分数,比我高二期末的最后一次大考略有下降,但在强手如林、且刚刚经历磨合期的新班级里,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甚至略显保守的开局。没有惊喜,也没有灾难。
李老师随后进行了简短的个别点评。提到我时,他说:“基础尚可,发挥稳定,但缺乏冲劲,理科压轴题得分率偏低,有提升空间。”
话语客观,听不出褒贬,更像是在陈述一个有待优化升级的产品参数。
我将成绩单拿回家,放在餐桌上。父母一起看了。
父亲拿起单子,对着灯光仔细看了半晌,手指在几个理科分数上点了点,没说话,只是微微皱了下眉,然后放下。
母亲则是先看了一眼总分和排名,随即目光就落在我的脸上,轻声问:“累了吧?今天炖了山药鸡汤,多喝点。”
没有追问细节,没有分析原因,也没有明显的情绪波动。
仿佛这个分数,以及它背后所代表的那个“我”的状态,都早已在他们的预期和计算之中。
他们接受这个开局,如同接受一台新机器在初始运行阶段必然存在的磨合与调试。重要的是机器没有出故障,仍在既定轨道上运行。至于那隐约的“缺乏冲劲”和“提升空间”,不过是下一阶段需要输入的指令和调整的参数。
我感到的,不是失望或庆幸,而是一种更深沉的无力。
我的价值,我的感受,我的痛苦或努力,似乎都被压缩、转换成了这张纸上的几个数字和几句评语。
而我的存在本身,也越来越像一个为了产出这些数字而持续运转的、复杂的函数。
函数的输入是时间、精力、父母的付出、老师的教导;输出,就是这些决定我下一步走向的分数和排名。
齿轮,从这一刻起,真正咬合了。
巨大的、无形的传送带开始匀速转动,发出低沉而持续的轰鸣。
我被放置其上,身不由己地向前移动。日复一日,周而复始。
起床,上学,听课,做题,考试,分析,再做题……个人的色彩、声音、独特的棱角,在这单调而强大的惯性中,被一点点磨损、抛光,变得光滑、标准,失去个性。
睡眠,成了这精密运转中唯一失序、却又无人能真正修复的故障点。
它不再是休息,而成了一场酷刑。躺在黑暗中,身体明明像散了架一样疲惫,意识却异常清醒,像黑暗中睁大的、无法闭合的眼睛。白天的场景——李老师挥舞的手臂、同桌不断推眼镜的手指、试卷上猩红的叉、母亲欲言又止的眼神——会不受控制地在脑海里闪回、交错、变形,像一部跳帧的、无声的恐怖片。即使强行命令自己闭上眼睛,睡眠也浅薄得像一层浮在水面的油膜,轻易就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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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境混乱而压抑:在迷宫中寻找永远不存在的出口;在考场上面对全部空白的试卷;从高处不断坠落,失重感无比真实……常常在夜半惊醒,心跳如雷,浑身冷汗,在万籁俱寂中,只能听见自己粗重如风箱般的喘息,和太阳穴处血管突突跳动的声音。望着窗帘缝隙外那一点点从深黑过渡到灰白的天光,心中涌起的不是对新一天的期待,而是一种近乎绝望的疲惫——知道几个小时后,闹钟会再次响起,一切又将重复。
白天,靠着浓黑咖啡和强大的惯性支撑。
咖啡因带来的短暂清醒过后,是更深的恍惚和头痛。
注意力难以长时间集中,有时盯着黑板,老师的嘴在动,声音却像隔了一层水,模糊不清,等回过神来,已经漏掉了好几行笔记。
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麻木的、条件反射般的“专注”——不需要理解背后的原理,只需要识别题型,套用公式,执行计算。
情感进一步被剥离,像患上了某种感官退化症。
看到秋叶飘落,想到的是“托物言志的作文素材”;听到雨打窗棂,计算的是“路上可能耽误的时间”;连母亲端来的那碗温度恰到好处的汤,喝在嘴里,也品不出任何滋味,只觉得是必须完成的一项维持机体运转的输入任务。
身体在持续的高压、睡眠剥夺和情感隔离下,开始发出更为尖锐的警报。
胃痛变得频繁,不再仅仅与饥饿相关,紧张时、疲惫时,甚至毫无缘由时,都会突然袭来,像一只冰冷的手在腹腔内攥紧。
心悸的次数在增加,有时正上着课,会毫无征兆地感到心脏漏跳一拍,或者狂跳几下,伴随短暂的眩晕和耳鸣。
甚至,一次普通的流感,在我身上拖了近一个月才好利索,咳嗽和低烧反复发作。
去看医生。中医说是“肝郁脾虚,心肾不交”,开了大包小包的中药,叮嘱“放宽心,莫思虑”。
西医检查了一圈,一切指标“未见明显异常”,结论是“神经性”、“压力相关”,开了谷维素和安神补脑液。
药吃了,效果若有若无。
我知道病根在哪里,但那是医生无法开出处方,甚至无法真正理解的领域——那是一个庞大、精密、无情运转的系统对个体生命力的持续性榨取和耗损。
于是,只能继续。
像传送带上一个出现轻微故障、但尚未达到停机检修标准的零件,带着内部的异响和损耗,依然被推着向前。
倒计时牌上的数字一天天变小,从285变成250,变成200……每减少一个数字,空气中的无形压力就增加一分。
考试更加密集,周测、月考、联考、模拟考……成绩在某个区间内波动,像心电图上的曲线,有起有伏,但始终被限制在一条无形的通道内。
好的时候,能换来老师一个短暂的点头,父母一顿稍微丰盛的晚餐;差的时候,会有更长时间的试卷分析,更晚熄灯的夜晚,和家里那种更加小心翼翼、却也更加令人窒息的沉默。
周扬彻底从我的日常视野中消失了,只偶尔在年级光荣榜的顶端,或是在老师提及“榜样”时,听到他的名字。
他像一颗被专门发射到更高轨道的卫星,在我们需要仰望的遥远天际,闪烁着冰冷而确定的光芒。
听说“清北班”实行的是更为严苛的淘汰制,竞争白热化到近乎残忍。
冬天来临时,教室里暖气开得很足,窗户上凝结着厚厚的、流淌着水痕的白雾,将外面光秃秃的树枝和灰白天空隔绝成模糊的背景。
每个人都裹在厚厚的羽绒服里,臃肿而沉默。
空气里混合着暖气的干燥热气、咖啡的焦苦、风油精的刺鼻,以及羽绒服面料和人体长时间密闭产生的、难以形容的微浊气味。课间,很少有人离开座位,大多趴在桌上小憩,或是继续埋头演算。
说话声压得极低,仿佛任何稍大的声响都会消耗掉宝贵的精力。
黑板上,各科老师留下的板书痕迹层层叠叠,不同颜色的粉笔字交织在一起,像一幅无人能完全解读的抽象画,又像这座巨大知识工厂里,日夜不停的生产记录。
李老师的动员越来越带有一种宗教仪式般的狂热和悲壮。
他开始在班会上引用各种“逆袭”的故事,讲述往届学生如何从低谷爬起,创造奇迹。
他的声音时而高亢如进行曲,时而低沉如挽歌:“现在,就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咬紧牙关,挺过去!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白费!现在放弃,你就是逃兵!就是对所有爱你的人的背叛!”
黑板旁边的空白处,不知何时贴上了一张用红笔大大书写的纸条:“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字迹张狂,带着一种不顾一切的、近乎自毁的狠劲。
没有人去撕掉它,它就那么堂而皇之地贴在那里,像一句被公开供奉的残酷信条,日日审视着教室里的每一个人。
我依然在运转。
按照课表,按照计划,按照期望。像一个被输入了固定程序的机器人,执行着起床、上学、听课、做题、考试、回家、学习、睡觉这一系列指令。
头痛、失眠、胃痛、心悸,成了如影随形的背景噪音,习惯了,就像习惯了呼吸。
与父母的交流,只剩下最基本的需求传递和条件反射般的应答。
镜子里的那个人,眼窝深陷,脸色是一种长期缺乏日照和深度睡眠的、不健康的苍白,眼神空洞,没有任何情绪的波澜。
我看着她,感觉不到任何熟悉或连接,那只是一个需要维护的、名为“沈断夏”的物理实体,一个承载着“考上大学”这个终极任务的、正在被持续损耗的容器。
偶尔,在那些失眠到近乎灵魂出窍的深夜里,意识会突然抽离出来,悬浮在房间上空,冷冷地俯视着床上那具蜷缩的、微微颤抖的躯体,俯视着这间堆满书籍和试卷的、令人窒息的小屋,俯视着窗外那片被无数类似小屋点亮、却又各自孤立的、沉睡的城市。
没有愤怒,没有悲伤,没有恐惧,甚至没有怜悯。
只有一种冰冷的、绝对的清醒,像手术台上的无影灯,照见所有被日常忙碌所掩盖的荒谬与虚无。
我清楚地看到自己,如何被一个个“为你好”的期望编织进一张柔韧而坚固的网;如何被一套精密运转的考核与竞争机制,塑造、打磨、异化;如何在这条被亿万前人踩踏出的、看似唯一正确的道路上,一点点耗尽了内在的光、热,以及所有属于“人”的鲜活与可能。
我看到那齿轮,巨大,冰冷,环环相扣,发出永恒不变的、吞噬一切的轰鸣。
而我,就在这轰鸣的中心,在持续的、高强度的摩擦中,
感受着自己如微尘般的抽离。
24. 频率
倒计时牌上的数字,像雪崩般加速跌落。
从三位数变成两位数,从“80”变成“60”,再变成“40”。
每一次数字的翻动,都在紧绷到极致的琴弦上拧紧一圈,发出濒临断裂的呻吟。
春寒料峭的尾巴还未彻底从城市撤离,初夏的闷热便已迫不及待地从地底蒸腾而起,与教室里经年不散的粉笔灰、汗水、焦虑气息混合,织成一张粘腻无形的网,笼罩着教学楼最高层这间门窗紧闭的教室。
高三下学期,在一声尖锐的上课铃中,拉开了它最残忍、也最寂静的终章。
没有过渡,没有缓冲,“复习”这个词被更具压迫感的“冲刺”、“决战”、“歼灭”所取代。
课程表早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精确到分钟的“百日冲刺作战计划”,贴在教室前门内侧,像军事指令。
每一天,从早晨七点十分踏入教室开始,到晚上十点晚自习结束铃响,每一个四十五分钟都被切割、填塞、压实。
语文的“古诗文歼灭战”,数学的“压轴题攻坚营”,英语的“阅读完形闪电战”,理综的“实验设计大练兵”……名目繁多,轮番上阵。
老师们仿佛集体进入了某种战时的亢奋状态,语速更快,板书更简,眼神更利。
他们不再等待学生理解,只负责将“考点”、“题型”、“套路”像弹药一样倾泻下来。
试卷,是这场战争中唯一的、也是永恒的消耗品。
它们不再通过课代表一本本分发,而是成箱地堆在教室后面的空地上,各科课代表像军需官,随时根据“战况”进行补充。
每天清晨,每个人桌上都会准时出现厚厚一沓,散发着新鲜油墨和纸张味道的卷子,科目齐全,数量惊人。
来不及写的,就堆在桌角,很快便垒成一座座摇摇欲坠的白色小山,遮挡住视线,也压弯了脊梁。
这些纸堆不仅存在于教室,也蔓延到了家里,占据了书桌、床头、甚至餐桌的一角。它们无处不在,沉默地宣告着主权,提醒着你时间的流逝和任务的永恒未完成。
李老师,这部高三战车最后的、也是最疯狂的驾驶员,已彻底卸下了任何属于“教师”的温情外衣。
他更像一位督战官,一位信奉“不破不立”的炼金术士。
他的身形肉眼可见地消瘦下去,颧骨突出,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却燃烧着一种近乎病态的、灼人的光亮。
他的声音因长期嘶吼而沙哑破裂,但每句话都像淬过火的钢针,直扎人心:
“看看日历!还有多少天?自己掰着手指头算!你们以为时间还很多吗?我告诉你们,弹指一挥间!现在睡一分钟懒觉,考场里就可能丢十分!丢十分是什么概念?是‘211’和‘二本’的距离!是你未来四年在哪个城市、遇见什么人、过什么生活的分水岭!”
“别跟我提‘状态不好’!到了这个时候,状态不好就是借口!是懦夫给自己找的退路!真正的战士,发着高烧也要把题做完,打着点滴也要把书背完!你们问问自己,配不配得上‘战士’这两个字?”
“哭?现在知道哭了?早干什么去了?眼泪要是能换分,我第一个带头哭!哭有用吗?没用!唯一有用的,就是把手里的笔握紧,把眼前的题啃透!把别人休息、抱怨、流泪的时间,都拿来学习!”
他的话语不再有逻辑的起承转合,只剩下重复的、强化的、不容置疑的命令与恐吓。
他在讲台上踱步,皮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在死寂的教室里回响,像催命的鼓点。
他的目光像探照灯,又像手术刀,冰冷地解剖着台下每一张年轻却过早凋敝的脸庞,寻找着任何一丝松懈、犹豫或脆弱的迹象。
一旦发现,便会立刻成为他集中火力攻击的靶子,用最刻薄、最不留情面的语言,当众将那点“不合时宜”的情绪碾碎、焚毁。
在这样的高压下,教室彻底沦为一个高效运转、却也毫无生气的沉默工厂。
交谈绝迹了,连必要的借文具都简化成了眼神示意和极简的手势。
课间十分钟,大部分人直接瘫倒在桌上,将脸埋进臂弯,抓紧时间进入一种质量极差但聊胜于无的短暂昏迷;少数人则眼神发直地盯着窗外某处虚空,灵魂仿佛已经出窍;还有极少数,依然握着笔,对着上节课没听懂的一道题,进行着无声而固执的攻坚,额角有汗珠缓缓滑落。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汗味、咖啡因、风油精、以及某种类似电子设备长期过热后产生的、微焦的压抑气息。
同学们的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仿佛稍重一点,就会惊扰这片脆弱的、一触即发的平静,或者消耗掉本已所剩无几的能量。
我的座位,像一个风暴眼中的寂静点。
我与同桌,那位黑框眼镜男生,早已形成了绝对的、互不干涉的默契。
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无形的三八线,各自的卷山和参考书堡垒是天然的屏障。
偶尔他的笔滚落到我这边,他会用指尖极其轻微地碰一下我的胳膊,等我转过去,他便用眼神示意一下笔的位置,等我挪开一点,他迅速捡回,全程没有一丝声音和眼神交流,像完成一次地下交接。
前后左右的同学,状态大同小异。
每个人的世界都收缩到了眼前那一尺见方的桌面,和脑海中那片被反复犁过、却又不断生出新的困惑与恐惧的知识荒原。
我们像被困在同一艘正在沉没的巨轮底舱的乘客,彼此能听到对方粗重的呼吸和压抑的呜咽,却无人有力气或意愿去拉对方一把,每个人都死死抓着自己那块正在碎裂的木板,眼睁睁看着海水漫上来。
身体,这台从高二开始就被迫持续超频运转的精密仪器,在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后,终于发出了全面而凄厉的警报。
报警信号不再是闪烁或间歇,而是变成了常亮的红灯和刺耳的尖啸。
头痛进化了。
它不再局限于某个部位,而是变成了一种弥漫性的、沉重的压迫感,仿佛整个颅腔被灌满了迅速凝固的水泥,从内部向外膨胀、硬化,挤压着每一根神经。
视力衰退的速度快得吓人。
黑板上的字时常模糊成晃动的光斑,需要拼命眯起眼睛,或者侧过头,借助某个特定角度才能勉强辨认。
即使如此,看不了多久,眼眶就会酸涩胀痛,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视野再次变得一片朦胧。
我不得不频繁地点着眼药水,那冰凉的液体带来短暂的刺激和清明,但维持不了几分钟,模糊感便再次如潮水般卷土重来。
胃痛成了最忠实、也最不可预测的伴侣。它不再仅仅与饥饿或紧张相关,而是呈现出一种自主的、周期性的痉挛。
有时正在考试,它会毫无征兆地袭来,像一只冰冷的手在腹腔深处猛地攥紧,疼得人瞬间弓起背,冷汗涔涔,必须用力深呼吸好几分钟,才能勉强将注意力拉回试卷。
有时夜里,它会将人从浅眠中拽醒,在绝对的黑暗和寂静中,独自承受那一波又一波钝刀子割肉般的折磨。
然而,所有这些生理上的痛苦,都比不上睡眠的彻底叛变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
睡眠,这最后的、本能的修复机制,似乎对我关上了大门。
夜晚不再是休息的时光,而成了一场漫长而绝望的拉锯战。
躺在床上,闭上眼,身体明明像散了架的机器,每一个关节都在呻吟,但大脑却异常清醒,甚至比白天更加活跃、更加混乱。
它不受控制地回放着白天的场景:李老师挥舞的手臂和唾沫横飞的脸;试卷上某个始终无法攻克的难题;同桌那永远在推眼镜的、神经质般的手指;母亲端来夜宵时欲言又止的眼神和小心翼翼放下的碗碟……
这些画面不是按顺序播放,而是被打碎、重组、扭曲,像一部跳帧的、色彩失调的恐怖默片,在意识的暗室里循环放映。
即使借助母亲不知从何处求来的、据说很灵验的安神中药,勉强获得一点睡意,睡眠也轻薄得像一层漂浮在水面的油膜,脆弱不堪。
任何一点细微的声响——远处夜归汽车的鸣笛、楼上邻居模糊的脚步声、甚至自己血液流过耳膜的轰鸣——都能轻易将其撕裂。
梦境更是成为另一种形式的酷刑。
没有逻辑,没有叙事,只有一些反复出现的、令人窒息的意象:
在无尽的、布满灰色管道的迷宫里奔跑,永远找不到出口;坐在考场上,发现试卷上的字全部变成了蠕动的、无法识别的符号;从极高的地方坠落,失重感无比真实,却永远落不到底;或者,看见陈露站在江边,背对着我,然后无声无息地向前一步,消失在浑浊的水面下,我想喊,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常常在夜半时分,被自己喉咙里压抑的呜咽或猛然坐起的动作惊醒,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仿佛要挣脱肋骨跳出来,浑身被冷汗浸透,在万籁俱寂的黑暗中,只能听到自己粗重如风箱般的喘息和太阳穴处血管突突跳动的声音。
醒来后,便是漫长地等待天亮,眼睁睁看着窗帘缝隙外那一点点从浓黑过渡到沉郁的灰蓝,心中涌起的不是对新一天的希望,而是对即将重复的、无尽折磨的、深入骨髓的恐惧和疲惫。
白天,完全是靠意志力和过量的咖啡因在维系着一种“表面运行”的假象。
咖啡从提神工具变成了维持生命体征的必需品。
一杯接一杯,越喝越浓,越喝越苦。
短暂的、虚假的清醒过后,是更深的恍惚、心悸和手指无法抑制的细微震颤。
注意力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断线”的频率越来越高。
有时正听着课,老师的声音会突然远去,变成模糊的嗡嗡声,等回过神来,黑板上已经写满了陌生的公式;有时做着题,会盯着某一句话看很久,明明认识每一个字,却无法理解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意义,思维像陷入了一片粘稠的、无法挣脱的泥沼。
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纯粹的、机械的条件反射在主导行动——看到题型,调用记忆中的解题模板,按步骤书写,不去思考背后的原理,也不关心答案是否正确,只是完成“书写”这个动作本身。
情感和深度思考的能力,似乎都被这具濒临崩溃的躯体,为了维持最基本的“运转”而强行关闭或卸载了。
看到窗外绚烂的晚霞,心里一片漠然,只想着“今天的作文素材可以用‘渲染’这个词”;听到雨声,第一反应是计算明早通勤需要多预留的时间;甚至母亲那日益憔悴的面容和眼中深不见底的担忧,在我眼中,也先被自动翻译成“需要调整家庭支持策略”的客观信号,而非牵动心弦的情感连接。
家里的气氛,在最后这个学期,凝滞得像一潭绝望的死水,表面平静,内里却充满了腐烂和窒息的气息。
母亲依然像最精密的瑞士钟表,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后勤保障程序,但动作间充满了机械的迟缓和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
她几乎不再主动与我说话,交流仅限于最基本的日常指令:
“吃饭了。”
“药在桌上。”
“早点睡。”
声音轻得像耳语,仿佛怕惊扰了什么,又仿佛已经耗尽了所有说话的力气。
她常常在我深夜仍亮着灯学习时,默默地端着一杯温牛奶或一碗炖得稀烂的百合莲子羹,放在我房间门口,用指关节极其轻微地叩一下门板,然后便悄无声息地离开。
那一声轻微的“叩”,在寂静的深夜里,像一声沉重到无法承受的叹息,直接落在我的心上。
父亲则彻底成了这个家里的幽灵。
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不规律,有时深夜,有时凌晨,常常带着一身洗不掉的烟酒气和被生活重压碾磨后的、深沉的疲惫。
我们难得碰面,即使碰见,也只是匆匆点头,眼神一触即分,像两个恰好租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最陌生的房客。
他偶尔会发来短信,内容格式化得如同自动回复:
“坚持。”
“保重。”
“稳住。”
我知道他承受的压力不比我小。
他的事业,他的社交圈,他作为父亲的面子和里子,都与我高考的结果死死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我们像两条被同一根粗糙沉重的铁链锁住的困兽,被拖拽着奔向同一个刑场,在各自的囚笼里忍受着酷刑,彼此能闻到对方伤口溃烂的气息,听到对方压抑的呻吟,却谁也无法为对方解开镣铐,甚至连一句真正有温度的安慰都说不出口。
那条名为“爱”的锁链,在经年累月的压力与期望的锻打下,早已变得冰冷、坚硬、勒入血肉,成了痛苦本身的一部分。
四月中旬,最后一次全市统一的、也是规模最大的模拟考——“终极定位考”来临。
考前,学校象征性地放了半天假,美其名曰“调整身心,蓄势待发”。
那天下午,阳光难得的好,金灿灿地铺满了空荡荡的校园。
我没有回家,也没有去任何地方。
我独自一人坐在教室里,听着远处操场上低年级学生打球奔跑的喧闹声、欢笑声,那些声音隔着紧闭的窗户和五层楼的高度传进来,变得模糊而遥远,像来自另一个世界、另一个纪元。
我望着窗外被阳光照得发白的教学楼墙壁,望着空中缓缓飘过的、形状慵懒的云朵,感到一种巨大的、几乎要将人吞噬的陌生感和疏离感。
我的世界,从什么时候开始,缩小到了这间弥漫着绝望气味的教室,和那越来越近、越来越具象的“高考”黑洞?
那些属于青春的色彩、声音、温度、鲜活的情感,都去了哪里?
是被时间的橡皮擦悄无声息地抹去了,还是被我自己,在日复一日的“校准”与“磨损”中,亲手埋葬了?
模拟考的过程,像一场漫长而逼真的清醒梦。
我坐在指定的考场里,周围是沙沙的书写声和监考老师规律的踱步声。
笔在答题卡上移动,写下一个个答案,那些答案仿佛不是经由我的思考产生,而是直接从记忆库的某个深层区域,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抽取、打印出来。
会做的题,流畅得不像自己的手笔;不会做的,短暂空白后便果断放弃,内心竟连一丝懊恼或焦虑都泛不起来。
整个考试,灵魂仿佛飘在了身体上方,冷静地、漠然地俯瞰着下面那个名叫“沈断夏”的躯壳,在执行一套名为“答题”的复杂程序。
情绪被彻底剥离,最后也只剩下程序运行时的微弱电流声和计时器冷酷无情的滴答声。
考完最后一门,走出闷热的考场大楼,傍晚的风带着一丝凉意吹在脸上。
我站在楼前空地上,看着周围汹涌的人潮。
有人抱头痛哭,有人仰天长笑,有人神情恍惚地喃喃自语,有人急切地拉着同伴对答案……
各种声音、各种表情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活生生的、属于“高考前众生相”的浮世绘。
我站在其中,却感觉自己像隔着厚厚的玻璃在看一场与己无关的闹剧。
那些强烈的情绪释放,那些对未来的希冀或恐惧,对我来说,都像是遥远星球上的信号,微弱而无法理解。一阵强烈的眩晕和恶心毫无预兆地袭来,我踉跄一步,扶住旁边冰冷的墙壁,弯下腰干呕起来,胃里空无一物,只有苦涩的胆汁灼烧着喉咙,呛出了眼泪。
成绩在一种近乎悲壮和宿命的氛围中公布。
我的分数,在一个经历了如此漫长、如此酷烈消耗的躯体和精神状态下,竟然维持在一个“相当不错”甚至“略有进步”的水平线上,排名甚至比上次模考前进了几位。
李老师在班会上,用我那苍白的分数作为例证,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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嘶哑却激昂地重申着他的信条:“看到没有?什么叫潜力?这就叫潜力!越是到最后,越是拼意志、拼耐力、拼谁更能扛!沈断夏同学证明了,只要方法对头,咬牙坚持,极限是可以被突破的!最后这几十天,一切皆有可能!”
同学们投来的目光复杂得像一团乱麻。有难以置信,有暗自羡慕,有疲惫的认可,也有一种更深沉的、同病相怜的悲哀——仿佛看到同类中某个成员,在严酷的自然选择中,以更惨烈的自我损耗为代价,暂时获得了稍好一点的生存评级,但这评级本身,又何尝不是另一道更沉重的枷锁?
我知道那分数什么也代表不了。
它不是灵光乍现,不是厚积薄发,它只是这架残破机器在最后一次强制性的全功率输出中,所有的零件恰好还没有同时崩坏,所产生的一个偶然的、虚假的峰值读数。
它像濒死之人的回光返照,短暂地迷惑了旁观者,却照不亮操作者自己内心那片早已冰冷、荒芜、并且正在向下无限塌陷的黑暗深渊。
五月,最后的、也是最疯狂的冲刺月。
倒计时牌上的数字变成了刺眼的“30”,然后迅速递减。
教室里的标语换成了更极端、更赤裸露骨、甚至带着血腥气的口号:
“提高一分,干掉千人!”
“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
“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这些用红笔、黑笔粗粝地写在白纸或黑板边缘的字句,像一道道原始的符咒,张贴在这个现代知识殿堂的墙壁上,散发着一种野蛮而绝望的气息。
空气里的硝烟味浓得几乎要凝固,每一次呼吸都像吸入滚烫的铁砂。
每个人都进入了最后癫狂的自我压榨模式。
理性、健康、甚至基本的人性,都被毫不留情地让位于那个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目标。
我看到有同学一边手上打着吊针补充葡萄糖,一边用另一只手飞快地刷着理综选择题;看到有人因为长期熬夜和压力,脸上爆满了红肿的痘痘,眼神却依然死死盯着教辅资料;看到有人在一次小测失利后,躲在厕所隔间里压抑地哭泣,几分钟后,又用冷水狠狠冲了把脸,面无表情地走回座位继续做题;还听说有“清北班”的学生在连续通宵后晕厥在考场,被抬出去时手里还紧紧攥着涂卡笔……
正常与异常的边界早已彻底泯灭。
在这里,任何与“提高分数”无关的需求和表现,都是软弱,都是罪恶,都需要被自身或外界的力量强行矫正、镇压、乃至消灭。
我也在进行着最后的压榨,以一种更内化、更彻底、也更寂静的方式。
我主动切断了一切不必要的外界信息输入。不再看新闻,不再听音乐,不再阅读任何与考试无关的文字。
那个深蓝色的日记本被我用塑料袋层层包好,塞进了书架最底层一个装满旧课本的纸箱里,像埋葬一段不敢触碰的往事。
与所有人的交流降至绝对冰点。对父母,只剩下平淡的应答;对同学,视若无睹;甚至对老师偶尔的提问,回答也简短到极致,不带任何情绪色彩。我把自己压缩到一个极限小的点,像宇宙坍缩成奇点之前,那种无限密度、无限寂静的状态。
所有的能量,所有的意识,都被向内抽取,用于维持这具躯壳最基本的“运转”和“输出”功能,尽管这功能本身,也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身体发出的警报已经不再是单独的、可辨识的信号,而是融合成了一曲持续不断、凄厉无比的、宣告系统全面崩溃的哀歌。
持续的、升级的头痛;急剧下降、时常出现重影的视力;频繁且剧烈的胃痉挛;几乎每分钟都能感受到的、不规则的心悸;口腔里新旧交替、从未愈合过的溃疡;反复发作的低烧和咳嗽;手抖、耳鸣、持续的虚弱感……
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名为“耗竭”的生理图景。
但我已经学会了与它们共存,甚至忽略了它们。
或者说,我接纳了它们,将它们视为这段通往终点的、最后旅程中,必然伴随的、凄厉的背景音效,视为这具□□完成其被赋予的终极使命前,所必须支付的、最后的、也是最惨烈的代价。
时间,在这种极致的、混合了缓慢煎熬与飞速流逝的矛盾感知中,逼近了终点。
倒计时牌上的数字,像坠落的流星,从“10”变成“7”,变成“3”,变成“1”。
高考前的最后一个夜晚,如期而至。
母亲准备了一桌极其丰盛、色彩搭配都精心设计过的晚餐,像某种沉默的献祭仪式。
父亲罕见地准时回家,坐在餐桌旁,试图说些轻松的话,讲讲天气,或者某个无关紧要的新闻,但他的声音干涩紧绷,眼神无法在任何地方聚焦超过三秒,手指无意识地反复摩擦着筷子。
我们围坐在桌旁,对着满桌佳肴,却都食不知味,咀嚼和吞咽都变成了艰难而漫长的动作。
餐厅里安静得可怕,只有碗筷偶尔碰撞的轻响,和窗外隐约传来的、属于这个夜晚的、正常的市井之声。那声音此刻听起来,竟有种隔世的恍惚。
饭后,母亲沉默而迅速地收拾着,动作轻得仿佛在擦拭易碎的琉璃。
父亲在客厅里无目的地踱了两圈,最终停在我的房间门口,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很轻,却沉重如山。
“早点休息。”
他说,声音沙哑。然后转身,走向书房,关上了门。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没有开灯,借着窗外城市永不彻底熄灭的夜光,最后一次检查明天要带的透明文件袋。
准考证,身份证,削好的2B铅笔,黑色的签字笔,橡皮,直尺……
每一样都按照要求准备妥当,摆放整齐。我像一名即将执行最后一次任务的士兵,沉默地检视着自己的装备。
书桌上,那座由试卷和参考书垒成的白色山脉,在昏暗的光线里投下巨大而沉默的阴影。我没有再看它们一眼。
我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夏夜闷热而潮湿的空气涌入,带着远处夜市隐约的喧嚣和汽车驶过的声音。
夜空是浑浊的深蓝色,被城市的灯火染出一层低垂的、永恒的橙红色光晕,看不见星星。
只有一弯极细的、苍白的下弦月,孤零零地悬在高楼缝隙之间,像一道即将愈合的、微弱的伤疤。
忽然,毫无预兆地,高二开学第一天,我在语文随笔本上写下的那些句子,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一字不差:
“生活像枷锁,锁住人生。
岁月像藤蔓,困住光阴。
怎么都说父爱如山,母爱如海?
可有的山有阴影,有的海有暗流。
人走着走着,就沉了。”
那时写下这些,心里还有不甘,还有隐痛,还有一丝试图呐喊却不得其法的稚嫩愤怒。
如今,枷锁即将在形式上解除,藤蔓即将被物理斩断。
山依然是山,海依然是海。只是行走其间的人,已经耗尽了所有挣扎的力气,也看穿了挣扎的徒劳。
我静静地站在窗前,站了很久。
直到夜风将身上最后一点室内的余温带走,皮肤感到一丝凉意。
然后,我轻轻关上了窗户。
好歹要给父母一个交代,至于以后……就不关我的事了。
我躺到床上,闭上眼睛。
世界并没有立刻陷入黑暗,视网膜上还残留着窗外光晕的残影,耳中则响起了血液在血管里奔流冲刷的、巨大的轰鸣声,以及心脏在胸腔里沉重、缓慢、却又无比清晰、无比用力的一次次搏动。
咚、咚、咚……
像最后的倒计时读秒。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马上就能解脱了……
晚安,世界。
25. 静海·正文完
6月7日,晨。
我在一种奇异的、真空般的清醒中醒来,仿佛从未真正睡去。
闹钟的指针静默地指向五点一刻,比预设的响起时间早了十五分钟。
窗外是黎明前最沉郁的墨蓝,一丝天光挣扎着从厚重的云层边缘渗出,给城市的轮廓镶上一道模糊的、灰败的边。
房间里的一切都浸泡在失真的寂静里,连自己的呼吸声都显得突兀。
我的身体感觉不到倦意,也没有迎接“大日子”的紧绷感。
一切都轻得不可思议,像是挣脱了某种无形的重负,灵魂浮在躯壳上方几厘米的地方,冷静地旁观着。
我坐起身,动作平稳,像在操作一具精密的义体。
厨房里传来母亲极力压抑的、窸窣的声响。
她出现在门口时,手里只端着一杯温水,眼下的乌青几乎蔓延到了颧骨。
她没有像往常那样说一堆叮嘱的话,只是把杯子递给我,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那里面翻涌着太多东西——担忧、恐惧、一种近乎痉挛的期待,还有深不见底的疲惫——最终都凝固成一片近乎茫然的空洞。
“醒了就好,”她的声音嘶哑干涩,“喝点水,润润。”
水温刚好,不冷不烫。
我喝下去,水流过喉咙,没有任何感觉,只是完成一个既定程序。
父亲已经在客厅里。
他罕见地穿着一身挺括但显然不常穿的西装,领带却系得有些歪斜。
他手里紧攥着车钥匙,在客厅狭小的空间里来回踱步,皮鞋敲击地板的声音规律而焦躁。
看到我出来,他停下脚步,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只吐出几个僵硬破碎的音节:“车…准备好了。下楼,就走。”
早餐是白粥和几碟几乎没有油星的小菜。
我们三人围坐在餐桌旁,沉默像一块不断增厚的冰,将我们冻结在各自的位置上。碗筷碰撞的声音被无限放大,每一口食物的咀嚼和吞咽都变成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粥很糯,小菜爽脆,但我尝不出任何味道,只是机械地执行着“进食”这个动作,为接下来几个小时的体力消耗补充最基本的能量。
母亲几次想给我夹菜,筷子伸到一半又迟疑地缩回。
父亲则一直盯着自己碗里的粥,眼神发直,仿佛能从那里看出命运的谶语。
出门前,母亲最后一次检查我的透明文件袋。
她的手指抖得厉害,几乎捏不住那薄薄的塑料袋。
准考证和身份证被她反复抽出来,又小心翼翼地塞回去,仿佛那是易碎的圣物。
父亲已经坐在驾驶座上,引擎低沉的轰鸣声透过紧闭的房门传进来,带着一种催促的意味。
母亲终于抬起头,目光直直地撞进我的眼睛。
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她眼底有什么东西碎裂了。
她伸出手,指尖冰凉,轻轻触碰到我的脸颊,又像被烫到一样迅速缩回,然后猛地转过身,肩膀无法抑制地耸动起来,压抑的、破碎的呜咽从喉咙深处挤出来。
她没有回头,只是朝着空气摆了摆手,声音淹没在哽咽里:“……去吧,好好的。”
我拉开门,走了出去。
楼道里的感应灯应声而亮,惨白的光线将我的影子投在墙壁上,拉长,变形。一级级台阶向下,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孤独而清晰,像某种倒计时的余音。
父亲的车里空调开得很低,冷气像无数根细针扎在裸露的皮肤上。
车载广播开着,女主播用甜美而程式化的声音播报着今日高考的交通管制和天气,语气里充满人造的轻松与祝福。
父亲伸手关掉了广播,车厢内瞬间被一种更沉重的、几乎凝滞的寂静填满。
他双手紧握方向盘,指节泛白,目光死死盯着前方拥堵不堪的车流,下颌线绷得像一块石头。
我们全程没有一句交谈。车子像一叶扁舟,缓慢而固执地在车流的汪洋中挪动,驶向那个早已被设定的坐标。
考点学校门口是沸腾的焦虑之海。
警戒线外,黑压压的家长人群像一道厚重的堤坝,无数张写满焦灼、期盼、紧张的脸庞在晨光中浮动。
他们踮脚、挥手、呼喊,声音汇成一片持续不断的、令人心烦意乱的嗡嗡声浪。
空气中混杂着防晒霜、汗水、驱蚊水和廉价早餐的味道,以及一种近乎实质的集体性恐慌。
交警和志愿者努力维持着秩序,扩音器里传出断断续续的指令,淹没在鼎沸的人声中。
父亲把车艰难地停在两条街之外。
他转过头,脸上是混合了长途驾驶后的疲惫和一种更深沉无力的表情。
“只能到这儿了,”他声音干涩,“走过去吧。我……在这里等。”
我推开车门,盛夏清晨闷热黏稠的空气立刻像湿毯子一样裹了上来。
混入走向考点的人流,周围是无数陌生的、年轻的面孔,带着相似的紧张、茫然或强装的镇定。
有人还在低头默念公式,有人与同伴紧紧拉着手互相打气,有人面无表情,眼神空洞。
警戒线入口处,金属探测仪冰冷的触感划过身体,发出短促尖锐的“滴滴”声,像某种通过仪式的咒语。
踏进校门的瞬间,身后的喧嚣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屏障陡然隔绝,音量骤降。
校园里绿树成荫,挂着红色励志横幅,广播播放着舒缓的钢琴曲,一切井然有序,甚至有种异样的、紧绷的宁静,如同风暴眼。
找到考场,在教学楼四层。
走廊里光线昏暗,先到的考生已经静默地坐在座位上,大多低垂着头,或最后翻动着资料,或只是盯着桌面某处,眼神失焦。
监考老师一男一女,表情严肃如大理石雕像,目光锐利地扫视着每一个进门的考生,不带丝毫温度。
我的座位在倒数第三排靠窗。
坐下,放好文件袋。
桌面贴着考号姓名,我看了两秒,确认。
窗外的阳光被厚厚的云层过滤,变成一片均匀的、缺乏生气的灰白,照亮空气中缓慢浮动的尘埃。
预备铃响,柔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穿透力。
女监考老师用清晰平稳、毫无波澜的语调开始宣读考场规则,每一个字都像冰珠砸在寂静的地面。
然后,试卷和答题卡被依次传递下来,纸张摩擦发出细密的沙沙声,如同无数只白蚁在同时啃噬着什么。
接过试卷,我没有立刻去看题目。
而是先检查页码,确认没有缺漏。
然后,拿起削好的2B铅笔,在答题卡上开始填涂个人信息。
姓名,沈断夏。
考号,XXXXXXXX。
科目,语文。
我的动作很慢,但手很稳,笔尖在方格里留下均匀浓黑的印记,手指没有一丝颤抖。
做完这些,我才将目光投向试卷第一页。
熟悉的板块,熟悉的字体。
默写,文言文,现代文阅读……目光扫过,大脑像一台预先装载了所有程序的机器,开始自动检索、匹配、调用存储单元里的信息。
没有紧张导致的空白,没有激动带来的灵感,甚至没有“这是高考”的仪式感。
一切都平常得可怕,平常得像过去一千多个日夜中任何一次机械的练习。
笔尖在答题卡上移动,写下答案,动作流畅,节奏平稳。
遇到稍显陌生的题型,会停顿,思考,然后继续,或果断标记跳过。
时间在笔尖与纸张的摩擦声中均匀流逝,窗外的天光似乎亮了一些,监考老师规律的踱步声,远处隐约的城市背景音,旁边考生清嗓子的声音……
一切都成了模糊的、无关紧要的背景噪音。
我的全部存在,似乎都凝聚在了笔尖与答题卡接触的那一个无限小的点上,凝聚在了那些被反复训练、几乎成为肌肉记忆的解题步骤里。
作文题目是“门”。
一个简单到近乎直白,却又可以无限延伸的意象。
我盯着那个字,脑海里闪过许多画面:教室的门,家门,江边那扇锈蚀的、最终断裂的“门”,还有心里那扇沉重得再也推不开的“门”。
但这些意象只是一闪而过,没有形成任何清晰的立意或情感驱动。
我提起笔,没有选择任何象征或隐喻,只是用一种近乎冷酷的、白描般的笔调,描写了一扇“厚重、光滑、紧闭的木门”,描写站在门前的人,“手放在冰凉的门把上,能感受到门后隐约的喧嚣或寂静,却始终缺乏推开它的力气,也失去了探究门后究竟是何光景的兴趣”。
没有哲理升华,没有情感宣泄,只有近乎病理报告般的平静陈述。
写完最后一个字,距离结束还有近二十分钟。
我没检查,放下笔,目光投向窗外。
云层似乎薄了一些,露出后面一片模糊的、灰蓝色的天空。
结束铃声响彻教学楼。
交卷,起身,离开。
走廊瞬间被释放的声浪填满,对答案的争论,懊恼的叹息,解脱般的呼喊,汇成一片嘈杂的洪流。
我穿过这片声音的丛林,像穿过一片透明的幕布,所有的声响都变得遥远而失真。
走出教学楼,阳光终于刺破云层,白花花地铺满地面,热浪重新裹挟上来。家长人群爆发出更猛烈的骚动,呼唤、拥抱、急切地询问。
我没有在攒动的人头中寻找父亲的踪迹,只是沿着来时的路,逆着人流,慢慢向外走。
心脏在胸腔里平稳地跳动,胃部安静,头脑清醒得如同被冰水洗过,却又空空如也,仿佛刚刚经历的一切只是一段被强行植入的记忆。
父亲的车果然还在老地方。他看见我,立刻发动了车子。
等我坐进去,冷气再次包裹全身。他透过后视镜迅速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难辨,没有问“考得怎么样”,只是哑声说:“回家吃饭。”
午饭依旧丰盛而沉默。母亲的眼睛更肿了,她不停地给我夹菜,自己却几乎没动筷子。父亲闷头吃饭,咀嚼声很重。
餐桌上,那根名为“高考”的弦似乎还绷着,但绷紧的缘由已经从“考试”变成了对“结果”的恐惧和对“之后”的茫然。
吃完饭,我回到房间。母亲在身后轻声说:“躺一会儿吧,下午还要考。”
我没有躺下,只是坐在书桌前,看着窗外被烈日烤得发白的天空。
没有困意,没有去回想上午的作文是否偏题,也没有去担忧下午的科目。
时间像黏稠的胶质,缓慢地流动,将我包裹其中。
房间里,那些堆积如山的复习资料沉默地矗立着,投下大片阴影,但它们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压迫感,变成了一堆等待被清理的、无意义的遗留物。
下午的数学考试,过程几乎是上午的复刻。
面对试卷,大脑自动进入高效的解题模式。
公式,计算,推导……像执行一段早已编译好的、毫无错误的代码。
最后两道压轴题果然艰深晦涩,题型刁钻。
我平静地读题,在草稿纸上尝试几种常规思路,遇到阻碍,便不再纠缠,将能写的步骤清晰列出,然后转向前面基础题的复查。
交卷时,心中一片无波古井。走出考场,夕阳正奋力穿透云层,将西边的天空染成一片凄艳的、金红色的火烧云,壮丽得近乎悲壮。
家长们脸上的焦灼经过一天的烘烤,已经变成了麻木的疲惫和更深的忧虑。
晚上,家里的空气几乎凝固成固体。
母亲在厨房准备晚饭时,失手打碎了一只瓷盘,清脆的碎裂声在死寂中格外惊心动魄。
她慌乱地蹲下收拾,手指被碎片划破,渗出血珠,她却仿佛没有察觉,只是喃喃地重复着:“碎碎平安……碎碎平安……”
声音颤抖得不成调。
父亲坐在客厅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缭绕,将他紧绷的身影笼罩得模糊不清。
电视机屏幕亮着,播放着无关紧要的节目,音量调到最低,像一幕无声的皮影戏。
我早早洗漱,回到房间。
书桌上,那座由试卷和参考书构成的白色山脉,在昏暗的光线下像一座座沉默的、被遗弃的古代陵墓。
我没有再看它们一眼。
躺到床上,闭上眼睛。
预想中的失眠没有出现,一种深不见底的、冰冷的疲惫感,如同涨潮的海水,从四肢百骸悄然蔓延上来,温柔而坚决地将我吞没。没有梦境,没有惊醒,意识直接沉入一片虚无的、绝对静谧的黑暗深渊。
6月8日。
第二天在同样的、死寂的清醒中开始。
流程如同被精确复制的录像带:沉默的早餐,父亲沉默的车,沉默地穿过喧嚣的送考人群,沉默地走进肃穆的考场。
理综是体力和脑力的双重马拉松。
题量浩瀚,时间紧迫。
但我似乎进入了一种更高层级的“自动驾驶”状态。
读题,抓取关键信息,匹配知识点库,计算,推理,书写……动作精准、高效,没有情绪波动,甚至没有“时间紧迫”的焦虑感。
思维像一条冰冷清澈的溪流,平稳地流过每一道题目的河道。
当最后一个生物遗传题的基因型符号被工整地填入空格时,终考铃声分秒不差地响起。
放下笔,活动了一下因长时间握笔而僵硬的手指。
监考老师收完卷子,然后我起身,离开座位。
走廊里再次爆发出巨大的声浪,混杂着哭喊、大笑、长叹和对答案的激烈争吵。
我像一尾沉默的鱼,穿过这片情绪的激流,走向出口。
阳光比昨日更加炽烈,炙烤着大地,也炙烤着门外苦苦等候、几乎要虚脱的家长人群。
我看到了父亲,他挤在最前面,汗水浸湿了衬衫前襟,脸上混合着极度的疲惫和一种近乎虚脱的释然。
看到我,他高高举起手臂,用力挥了挥,嘴唇动了动,但没有声音传来。
坐进车里,冷气激得皮肤一阵战栗。
父亲没有立刻开车,他双手紧握方向盘,额头抵在上面,肩膀剧烈地起伏了几下,长长地、深深地吐出一口气,那气息里带着浓重的烟味和无法言说的沉重。
“……结束了。”
他低声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
结束了。
是的。
一场被规定了起点、路径和终点的漫长行军,终于抵达了地图上最后一个标记点。
那我们没有胜利的喜悦,没有解脱的轻松,只有一种巨大的、空荡荡的虚无,像跑完一场不知道为何而跑的马拉松,冲过终点线后,只剩下茫然四顾和灌铅般的双腿。
车子缓缓驶离,将考点门口那片依然沸腾的焦虑之海抛在身后。广播里,主播的声音换上了欢快的节奏,开始点评今年考题,采访所谓专家,畅谈考后生活,语气轻快得像在讨论一场刚刚落幕的娱乐秀。
父亲又伸手关掉了广播,车厢重归沉寂。
我们依旧无话。
街景在车窗外流动,商店的“金榜题名”横幅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回到家,母亲站在玄关,眼睛红肿未消,却努力想挤出一个笑容,那笑容扭曲而脆弱。
“回来了……考完了,考完了就好……”
她语无伦次,伸手想接我的文件袋,又缩回去,转身快步走向厨房。
“汤一直温着,饭菜马上好,先歇歇……”
晚饭是前所未有的丰盛,几乎摆满了整张餐桌。
父亲开了一瓶他珍藏多年、一直舍不得喝的白酒,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酒液透明,微微晃动。
他看了看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将酒瓶推了过来,声音有些滞涩:“你……也成年了。要不要……喝一点?”
我摇摇头:“不用。”
他不再坚持,仰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辛辣的液体让他皱了皱眉,咳了几声。
母亲不停地给我夹菜,碗里堆成了小山。
我们试图说点什么,聊聊天气,聊聊新闻,聊聊我小时候无关紧要的糗事,但每个话题都像扔进深潭的石子,只泛起几圈微弱的涟漪,便迅速沉入更令人窒息的沉默底部。
那根紧绷了太久、太紧的弦突然崩断,带来的不是松弛,而是彻底的失重和无所适从的断裂感。
我们像三个刚刚经历剧烈地震的幸存者,站在熟悉的废墟上,彼此相望,却不知该如何重建,甚至不知该从哪里开始清理。
饭后,我起身回房。“我去收拾一下东西。”我说。
母亲忙道:“不急不急,明天再收拾,好好休息……”
“没事,收拾完踏实。”我打断她,声音平静。
关上房门,将外面那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隔绝开来。
房间里,台灯散发着温暖昏黄的光晕,笼罩着书桌和那座沉默的白色“山峦”。
我走到书桌前,没有坐下,而是开始动手整理。
我搬来几个早就准备好的空纸箱。
然后,开始将那些试卷、习题册、错题本、一沓沓的模拟卷、一本本被翻得卷边的教辅资料,分门别类地拿起,抚平,叠放整齐,放入纸箱。
动作很慢,但很仔细,像在进行一场庄严的告别仪式,又像在清理一具庞大遗骸的遗物。
手指抚过写满字迹的纸张,那些红色的勾叉,蓝色的批注,密密麻麻的演算,曾经吞噬了无数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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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承载了无数的希望、焦虑、挫败和最终的麻木。
如今,它们只是一堆失去灵魂、等待被处理的废纸。
纸张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一个纸箱被填满,封上胶带。
又一个纸箱也被填满。
书桌渐渐露出了原本的木色桌面,光滑,空荡,仿佛过去三年那些伏案疾书的日夜只是一场过于漫长的幻梦。
接着是书架。将那些与学习无关、却也蒙尘已久的“闲书”——几本文学杂志,一本散文集,还有那本硬壳的《海子的诗》——取下来,轻轻拂去灰尘。
我的手指在诗集冰冷的封面上停留片刻,还是将它放进了另一个较小的箱子。
然后,我的手碰到了那个被塞在书架最深处、几乎被遗忘的深蓝色笔记本。
动作停顿了。
心脏的位置,似乎传来一丝极其微弱、几乎无法察觉的悸动,像沉睡的火山深处一次几不可闻的脉动。
我将它抽了出来。
封面因长时间的挤压和潮湿的空气显得有些暗淡,边缘微微卷起,触手是粗粝的熟悉感。
我拿着它,走到书桌前,在台灯的光晕里坐下。没有立刻翻开,只是用指尖描摹着封面上并不存在的纹路。
过了许久,才缓缓打开。
字迹从最初的工整清晰,逐渐变得潦草飞扬,再到后来的断续无力,最后几页,只剩下一些破碎的词语、短句和大量的、长长的省略号,像生命体征逐渐微弱的曲线图。
我慢慢地、一页一页地翻看着,像翻阅一部关于“沈断夏”这个存在如何被缓慢侵蚀、风干、最终走向静默的编年史。
那些被压抑的胃痛,无人听见的深夜呜咽,对“阴影”与“暗流”最初的恐惧与洞察,对陈露离去后那漫长冰冷的余震的感知,在齿轮轰鸣中逐渐被磨蚀的感受,还有那些关于“锁链”、“藤蔓”、“标本”、“锈蚀”、“真空”、“嗡鸣”的梦呓般的描述……
所有未能宣之于口、未能被任何人真正听见的隐秘疼痛和无声呐喊,都凝固在这些日渐黯淡的墨迹里。
翻到最后一页有字迹的地方,是高考前某个凌晨,笔迹虚浮得仿佛随时会消散:
“6月6日。明天。”
“钥匙在桌上。”
“牛奶别热太久。”
再往前:
“胃像被一只冰凉的手攥住了。一直没松开。”
“又梦见那条江。水是黑色的,很稠,流不动。”
“妈妈在厨房哭,很小声。她以为我睡了。”
一字字,一句句,都是这具躯壳和灵魂在重压下发出的、微弱而固执的求救信号,却始终沉没在自身和外界的无边寂静里。
我合上笔记本。
它很轻,却又重得让我几乎拿不住。
我没有将它放进任何一个纸箱。
而是将它放在面前空荡荡的桌面上,与台灯的光相对。
然后,我拉开了书桌最下方那个上了锁的抽屉——其实锁早就坏了,只是一种习惯性的动作。
里面没有秘密,只有一些更旧的、无关紧要的杂物。
但在最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白色药瓶,上面没有任何标签。
这是很久以前,在一次胃痛和失眠最严重的时候,某位亲戚介绍的“老中医”开的“安神散”,说是纯中药,能调理睡眠,缓解紧张。
我吃过几次,效果微乎其微,便扔在了一边,母亲后来整理时大概误放进了这个抽屉里,药瓶几乎是满的。
我拿起药瓶,拧开。
里面是棕褐色、细小的药丸,散发出淡淡的、苦涩的植物气味。
我倒出一些在掌心,小小的颗粒,像一堆深色的沙砾。
我静静地看着掌心的药丸,看了很久。
时间仿佛再次凝固。
脑海中没有激烈的思想斗争,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对生命的留恋。
只有一片澄澈见底的平静,像风暴过后的海面,波澜不兴,映照着最后的天光。
那些曾经的痛苦、挣扎、迷茫、期待、爱、失望……所有纷繁复杂的颜色和声音,都在这片极致的平静中褪去、消散,最终归于一片纯净的、无色的虚无。
结束了,是真正的结束,不是高考交卷的那一刻,而是此刻。
是对这一切的彻底放手,是对“必须成为什么”这个永恒拷问的最终沉默回应,是对“山海”阴影与暗流的最后一次沉入。
很累了。
从骨头缝里,从灵魂深处透出来的、无法修复的疲惫。
我不想再走了,也不想再游了。
山太高,我望不到顶,也永远爬不到;海太深,深的我探不进去,也永远不可能到最低点。
枷锁太重,藤蔓太缠。
就到这里吧。
我端起桌面上那杯早已凉透的白水。
将掌心的药丸,全部送入口中,然后,喝了一大口水,将它们冲下喉咙。
动作平稳,没有犹豫,甚至带着一种完成最后仪式的郑重。
药丸滑过食道,留下细微的苦涩感。
然后,我重新拿起那支黑色的签字笔,拧开笔帽。
笔尖悬在深蓝色笔记本那崭新、空白的最后一页上空。
要写点什么呢?最后的留言。
给父母?给这个世界?还是给自己?
脑海里空空如也。没有怨怼,没有指责,没有解释的欲望,也没有告别的煽情。所有激烈的情感,早已在漫长的磨损中消耗殆尽。
最终,笔尖落下,墨水在纸页上缓缓晕开。我写下了今天的日期:
“6月8日。”
接着,在日期下面,空了一行,我写下了四个字,字迹是我许久未有的、近乎刻意的工整平稳:
“山河依旧。”
写罢,搁笔。
看着那四个字静静地躺在纸页中央,像四座沉默的墓碑,又像四颗投向深海的石子,注定激不起任何回响。
我拿起笔记本,最后一次,轻轻抚摸过它的封面。
然后,我慢慢地、用力地,将它从中间撕裂。
“嘶啦——”
纸张纤维断裂的声音,清脆而决绝,在绝对寂静的房间里回荡。
从扉页到末页,坚硬的封面被拗开,内页一分为二。
我将撕成两半的笔记本叠在一起,再次对折,再对折……直到它变成一个无法再折的、坚硬的、小小的方块。
我起身,走到房间角落,那里放着那个装旧杂物的硬纸盒。
我打开盒盖,将这个小方块,端端正正地、轻轻地放了进去。然后,盖好盒盖。
好啦,都清理干净了。
我走回床边,坐下,脱掉鞋子,整齐地摆在床边。
然后躺下,拉过薄薄的夏被,盖到胸口。
被子上有阳光晒过的、干净的味道。
然后,闭上眼睛。
世界并没有立刻陷入黑暗。
起初,能感觉到台灯温暖的光晕透过眼皮,能看到一片朦胧的、橘红色的光。
耳朵里能听到窗外极远处,城市夜晚最后的、模糊的市声,像潮水在很远的地方涨落。
然后,一种奇异的、温和的暖意开始从身体深处弥漫开来,像冬天浸泡在逐渐加热的温水里,驱散了骨骼深处积年的寒意。
那持续了太久的头痛、胃部的隐痛、心脏的惶然不安,都在这片缓缓升起的暖意中,一点点溶解、消散。
沉重感消失了,身体变得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仿佛随时可以飘起来。
意识也开始变得模糊,但并不痛苦,而是一种昏昏欲睡的、舒适的慵懒。
思绪像退潮的海水,缓缓从意识的沙滩上撤离,留下的是一片平整、光滑、空无一物的宁静。
那些关于明天的担忧,关于未来的迷茫,关于过去的遗憾,都失去了重量和意义,随风散去。
最后的感知,是窗外吹进来的一阵夜风,轻轻拂过脸颊,带着夏夜植物特有的、清甜的香气。
还有父母在客厅里小声谈论的声音,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遥远而模糊。
然后,暖意包裹了全部。
光晕在眼前彻底熄灭。
声音沉入最深的海底。
一切,都归于一片无边无际的、柔软的、绝对安宁的黑暗。
夜,温柔地覆盖了一切。
远处,城市最后一点灯火也渐次熄灭。
只有不知名的夏虫,在看不见的角落,发出细吟。
这个世界太累了。
老天爷,下辈子请让我轻松点。
晚安了,大家。
-正文完-
26. 深蓝呓语:沈断夏日记全录[番外]
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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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年9月1日
开学第一天,作文本交上去了,我写了“阴影”和“暗流”。
周老师给了满分,而爸爸用红笔划掉了“阴影”。
他说这个词不好,太消极。
他划掉的时候,手背上的青筋暴起来,像地图上的山脉。
妈妈端牛奶过来,手指上有好多裂口,像被暗流冲刷过的礁石。
山有阴影,海有暗流。
那我有什么?
9月15日
月考第七名。退步了。
爸爸盯着成绩单看了很久,最后只说:“下次努力。”
他给我买了一本新的习题集,很厚。放在桌上的时候,灰尘在阳光里飞。
他说:“每天加做十道。”
十道,像十块新砖,砌在墙上。
10月8日
雨下了一整天。
补习班教室在五楼。
往下看,人都很小。
妈妈站在楼下等我,拎着保温桶。她仰头往上看,脸很小,很模糊。
鸡汤很烫,里面有枸杞和当归,她说补气血。
可我喝下去,只觉得很重,沉在胃里。
她问:“累不累?”
我说:“不累。”
撒谎原来这么容易。
11月2日
陈露今天没来学校,听说住院了。
放学去医院看她,她瘦了很多,躺在病床上像一张纸。
她说:“住院这几天,睡得最好。”
她说这话的时候,看着输液管,药水一滴一滴往下掉。
像时间在流血。
12月25日
圣诞节,没有下雪。
做了三套模拟卷。错题本又厚了一点。
妈妈在客厅悄悄放圣诞歌,音量调到最低。
我对着窗玻璃哈气,在上面写了个“逃”字。
很快,字就化了。
像我很多说不出口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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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年1月20日
做了胃镜。
一根黑色的管子从喉咙插进去,能看见屏幕里自己的胃。
粉红色的,皱皱的,有几块地方发红,发白。
医生说:“糜烂,溃疡。慢性的。”
糜烂,这个词真好。
开药的时候,医生说:“小姑娘,压力别太大。”
可他开的药,治不好“压力”。
2月14日
情人节,街上都是玫瑰花。
和陈露去江边。
风很大,江水是浑黄的。
她说她烧掉了所有的画。
“烧的时候,一点也不疼。”她说,“像烧别人的东西。”
她站在栏杆边,风吹起她的头发。
她说:“沈断夏,如果我跳下去,你会记得我吗?”
我说:“你不会跳。”
她说:“嗯。我怕冷,也怕疼。”
可她的眼神,好像已经跳下去过一次了。
3月8日
老师说:“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战士!”
可我不想当战士。
我只想当个活人。
一个可以喊累、可以哭、可以说不的活人。
但在这里,活人好像是不被允许的。
4月5日
清明,放假一天。
和陈露又在江边。下雨了,我们都没带伞。
她哭了,没有声音,只是眼泪一直流。
她说:“我怕我最后会变成一个影子,连哭都不会了。”
我握着她的手,很冰。
我们说好,撑不下去的时候,要告诉对方。
我们拉钩了。
可拉钩有什么用呢?该断的线,还是会断。
4月12日
陈露走了。
“意外”。他们这么说。
课间在办公室外面听见的,杯子掉在地上,热水溅了一身,但不疼。
耳朵里全是嗡嗡声。
她没告诉我。
她食言了。
还是说,最后那一刻,连“告诉”的力气都没有了?
江边的栏杆坏了。他们说“年久失修”。
可有些东西,坏得更早,更彻底。
4月30日
她的座位空了。
很快,桌上的东西被清走了。很快,就不会有人记得这里坐过谁。
像黑板上的字,擦了就没了。
周扬看我的眼神很奇怪,好像我身上带着她的病毒。
也许我真的有。
悲伤是一种传染病,但这里只允许传播“正能量”。
5月15日
失眠第三周。
闭上眼睛,脑子却在高速运转,停不下来。
好像一台关不掉的机器啊。
白天靠咖啡撑着,现在手开始抖。
镜子里的脸越来越陌生,眼窝深陷,像个骷髅。
妈妈给我煮安神汤,味道很怪。
她说:“喝了吧,喝了就能睡。”
可我喝了,还是睡不着。
应该不是汤的问题,是“我”出了问题。
---X年8月31日
高三第一天。
教室搬到五楼,后墙挂了倒计时牌:285天。
红得刺眼。
李老师剪了头发,说话像打仗。
他说:“这一年,没有自己,只有考生。”
我把“自己”藏在哪里了?
是不是早就弄丢了?
9月28日
第一次月考。
老师说:“有潜力,但不够。”
爸爸看了成绩单,没说话,只是拍了拍我的肩。
那一下很重。
妈妈又开始研究新的营养食谱。
我被他们用“爱”浇灌着,却觉得快要窒息。
原来爱太浓了,也会变成毒药。
11月3日
期中考试。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没做出来。
交卷的时候,手在抖。
不是因为题难,是因为我知道,今晚家里会很安静。
那种小心翼翼的、令人窒息的安静。
果然,吃饭时没人说话。
爸爸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在说:“你让我失望了。”
可我没有力气问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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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在期待什么?期待一个完美的考试机器吗?
12月24日
平安夜,下雪了。
晚自习到十点,走出教学楼,雪地上已经有很多脚印。
深深浅浅,通向不同的方向。
我的方向在哪里?
除了“考上大学”,我的人生还有别的方向吗?
没人告诉过我。
X年1月18日
期末考。
我发烧了,38度5。
头很晕。
题目在眼前飘,抓不住。
交卷后蹲在厕所吐,全是苦水。
医生说:“压力太大,免疫力下降。”
给我开了维生素。
可我要的不是维生素。
但世界上没有我想要的那种药。
2月14日
又一个情人节。
没有陈露的短信。以后也不会有了。
周扬在光荣榜上,名字在最上面。
他看起来像个符号,不像人了。
我们都在这条流水线上,被加工、打磨、贴标签。
合格的出厂,不合格的……被销毁。
3月10日
百日誓师。
礼堂里很吵,校长在台上喊口号,我们在台下跟着喊。
声音很大,但我听不见自己在喊什么。
好像灵魂出窍,看着下面那个张嘴的躯壳。
很滑稽,也很可悲。
妈妈来参加了,她哭了,说“我女儿一定能行”。
可她不知道,她的女儿,可能已经“不行”很久了。
4月5日
清明,没放假。
做了一套理综。
李老师说:“这种时候还错这么多,危险。”
“危险”。像走在悬崖边上。
可我觉得,我早就掉下去了,只是还没落地。
还在往下坠,一直坠,看不见底。
5月1日
劳动节。做了一天题。
手腕很酸,眼睛很干。
妈妈进来说:“休息会儿吧。”
可她刚出去,爸爸就进来说:“抓紧时间。”
我坐在中间,像个被撕扯的布娃娃。
最后谁也没听,继续做题。
只有做题的时候,我才不用想“我是谁”、“我要去哪”。
真好。
当个没思想的机器,最轻松。
5月20日
倒计时18天。
失眠严重到出现幻听。总觉得有铃声在响,可根本没有。
头痛像戴了紧箍咒,越来越紧。
镜子不敢照了,太吓人。
妈妈给我换了更贵的安神药,小小一瓶,很贵。
她说:“只要能睡好,钱不重要。”
可她不知道,有些东西,不是钱能买的。
比如“不想活”的念头。
6月6日
明天高考。
是不是……终于要到终点了。
晚安。
6月8日
山河依旧。
只是看山的人,累了。
——沈断夏绝笔
27. 余烬与回响:碎片拼图[番外]
碎片一:深蓝残章·他人窥见
(周扬在警局做笔录时,瞥见证物袋里的残页,字迹模糊)
“4月5日,江边。陈露说:‘我们逃吧。’……可我们没有地方能逃。或许根本就没有地方。”
周扬的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抽搐了一下。
笔录结束后,他在警局外的花坛边蹲了很久,把脸埋进掌心。
他想起陈露空了的座位,想起自己那些钻牛角尖的“非标解法”。
他们都在逃,只是逃向了不同的死胡同。
(母亲颤抖着拼凑被撕碎、又被警方复原的部分日记)
“11月2日。妈妈说‘都是她没照顾好我’。可我觉得,是别的东西在烂。不是胃。”
“妈妈端牛奶过来,手指上有好多裂口……她说‘喝完早点睡’。可‘早点’是几点?‘睡’是什么?”
“她又端来安神汤,味道很怪。她说‘喝了就能睡’。可我喝了,还是睡不着。不是汤的问题,是‘我’出了问题。”
林舒的手指死死抠着纸张边缘,指甲翻裂渗血而不自知。
那些她精心熬煮的汤水,那些她小心翼翼不敢惊扰的夜晚,那些她以为无微不至的关怀……
原来每一勺、每一夜、每一句,都成了压垮女儿的、有温度的砖石。
她突然开始干呕,撕心裂肺,却什么也吐不出来,只有灼烧灵魂的悔恨。
(父亲独自在书房,对着警方归还的、被撕成两半又粘好的日记本)
他翻到最早的一页。
“爸爸用红笔划掉了‘阴影’。他说这个词不好……他划掉的时候,手背上的青筋暴起来,像地图上的山脉。”
他的目光死死盯着“山脉”两个字,然后缓缓抬起自己如今青筋依旧突起、却已开始显现老人斑的手背。
他一直以为,自己用这座“山”为她遮风挡雨,为她规划最笔直的道路。
他从未想过,山的阴影如此冰凉彻骨,足以冻结一个少女全部的生机。
那支用来划掉“阴影”的红笔,此刻像烧红的铁钎,烫在他的视网膜上。他猛地合上日记本,发出一声困兽般的、被闷在胸腔里的低吼。
---
碎片二:官方记录·冰冷的声明
(辖区派出所内部报告摘要)
“……死者沈断夏,女,18岁,本市XX中学高三应届毕业生。现场位于其家中卧室,整洁无翻动痕迹,留有简单日记。尸检排除外力侵害及中毒,符合镇静类药物作用下呼吸道抑制导致的安静型窒息死亡特征。经调查,死者生前无明确自杀征兆及社交矛盾,学业压力及家庭期望值过高被认为是潜在诱因。结论:非他杀,建议家属妥善处理后事,并关注类似家庭青少年心理状态。”
(学校对外情况说明(新闻稿口径))
“我校高三毕业生沈断夏同学不幸离世,学校全体师生深感痛心和惋惜。沈同学在校期间品学兼优,团结同学,尊重师长。事件发生后,学校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并对家属表示了深切慰问。目前,学校已进一步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建设,增派心理教师,开设考前考后心理疏导专题课程,并呼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更加宽松、包容的育人环境。”
(班主任在工作日志中的私下记录,非公开)
“6月X日。沈断夏的事……难以置信。最后一次模拟考她成绩稳定,甚至略有进步。在班上从不惹事,布置的任务都能完成。和她谈话,她总是点头说‘明白了,会努力’。现在回想,那种‘明白’和‘努力’,是不是太安静、太顺从了?我是不是只看到了分数和服从,没看到分数下面的东西?她在作文里早就写过‘阴影’和‘暗流’……我当时只当是文笔好。我,我们,是不是都成了那‘山’和‘海’的一部分,却浑然不觉?”
---
碎片三:未被听见的回声
(林舒在沈断夏离世一周后,深夜梦呓般的喃喃)
“……囡囡,妈妈给你炖了新的汤,不放当归了,你不喜欢那个药味对不对?……你起来喝一口,就一口……妈妈不问你考得好不好了,什么都不问了……你起来,起来看看妈妈啊……”
她坐在沈断夏收拾得一尘不染的书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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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着光滑的桌面,那里曾经堆满试卷,如今空荡得能照出她扭曲的倒影。
她忽然开始疯狂地翻找垃圾桶,寻找可能留下的只言片语,找到的只有被细心整理过的、纯粹的废纸。
(父亲在沈断夏火化当日,于殡仪馆外对一位沉默的远方亲戚说)
“……我总以为,给她最好的条件,盯紧她的学习,她将来就能走得稳,走得远。我怕她走错路,怕她跟不上别人。我把所有的路都给她规划好了……可我从来没问过她,她想走哪条路。甚至没问过她,走路累不累。”
他手里的烟烧到了手指,烫了一下,他才茫然地丢掉。
他看着远处升起的青烟,那是他女儿在这世上最后的痕迹。
“那座山……我亲手垒的,却把她压在了下面。”
(高考成绩公布那天,班级群里短暂的寂静)
有人贴出了全市排名表。沈断夏的名字后面,跟着一个相当不错的分数和排名,足以进入一所重点大学。
群里先是惯例的祝贺与感叹,接着有人想起了什么,对话突然中断了。
长达几分钟的沉默后,班长发了一句:“大家都挺好的吧?有空多聚聚。”
再无人接话。
那个本该属于她的、闪着光的未来数字,此刻像一个苍白巨大的讽刺,悬浮在虚拟的空间里,映照着现实的残酷与虚无。
(几个月后,心理辅导室老师匿名提交的案例反思片段)
“……我们常常关注那些‘哭出来’、‘闹起来’的危机信号,却容易忽视最致命的‘静默型崩溃’。他们看起来一切正常,甚至‘超常’懂事、优秀。他们不反抗,不抱怨,只是默默地、持续地消耗自己,直到内部完全蚀空,然后毫无征兆地‘安静离开’。这种‘好学生’的悲剧,往往更隐蔽,也更需要我们反思:我们的教育评价体系、家庭互动模式,是不是在无形中奖励了这种‘静默的耗竭’,并把它误读为‘坚强’和‘懂事’?”
---
山河依旧。
只是山河间,少了一个看山看海的人。
多了一些,永远无法愈合的、沉默的缺口。
28. 空谷回音[番外]
高考结束后的第三个月,大学录取通知书开始陆续抵达。
周扬收到了国内顶尖学府的物理系录取通知,快递送到时,他正对着电脑屏幕上一道未解的课题发呆。
邮件的提示音响起,他瞥了一眼,没有点开。
客厅里传来父母压抑着兴奋的低声交谈,他们在打电话给亲戚报喜,语气里是努力克制的骄傲。
周扬戴上耳机,将降噪模式开到最大。
世界安静下来。
他打开一个加密的文件夹,里面没有习题,没有论文,只有几十张照片。
照片的主角大多是同一片江岸——春夏秋冬,晨昏雨雪。
有些照片里,江边栏杆旁有两个模糊的身影;更多时候,只有空荡荡的堤岸,和永远浑浊东流的江水。
最新的一张照片,拍摄于一周前。
画面中央,江边那块更换过的、崭新得刺眼的银色栏杆上,不知被谁用白色喷漆涂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
“这里曾有人看过海”
周扬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他关掉文件夹,打开了一个空白文档。
文档标题是:《论非惯性系中观测者心理时间与客观时间的相对性差异及其对认知偏差的影响》。
他敲下第一个字,又删掉。
光标在空白的页面上闪烁,像一颗微弱跳动的心脏。
---
同一天下午,林舒在整理女儿遗物时,发现了一个从未注意过的铁皮盒子。
盒子藏在书架顶层,压在一整套从未拆封的《五三》下面。
盒子里没有日记,没有遗书,只有一些零碎的东西:
一片已经干枯破碎的银杏叶,夹在透明的塑料膜里,叶柄处用极细的笔写着:“高二,秋。走廊尽头那棵。阳光很好。”
半块融化成奇怪形状的巧克力糖纸,背面有铅笔痕迹:“陈露给的。她说甜能续命。”
一张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画着一幅简陋的漫画:一个小人站在巨大的齿轮中央,齿轮外写着“学校”“家庭”“未来”,小人头顶的气泡框里只有一个字:“……”。
几张皱巴巴的草稿纸,上面没有算式,只有反复涂画的无意义线条,有些地方纸张被笔尖戳破。
一个小玻璃瓶,里面装着几粒白色的药片。瓶身上没有标签。
林舒坐在地上,一件件拿起,又放下。
她试图从这些碎片中拼凑出女儿未被发现的另一面——那个会收藏落叶、会和朋友分享糖果、会画漫画、会愤怒地戳破纸张的女儿。
那个她从未真正了解过的夏夏。
最后,她在盒子最底层摸到一个硬物。那是一块鹅卵石,表面光滑,被江水冲刷成温润的灰白色。
石头底部,用几乎看不清的刻痕写着两个字:
“自由”
林舒握着那块石头,在满地遗物中间蜷缩起身体。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肩膀剧烈地颤抖,像是要把三年、不,是十八年来所有未曾流尽的眼泪,一次性榨干。
---
九月,大学开学。
周扬拖着行李箱走进宿舍时,室友正在热烈讨论选课和社团。
他默默整理好自己的床位,将行李箱塞进柜子底层。
箱子里除了衣物和书籍,还有一个用黑布包裹的方形物体。
深夜,等室友都睡着后,他悄悄起身,取出那个包裹。
黑布下是一个简单的相框,里面没有照片,只有一张白纸,纸上印着那行江边的喷漆字:
“这里曾有人看过海”
他将相框立在书桌最里侧的角落。
如果观测者本身即是系统误差的来源,那么“正确”是否存在?
他看向窗外。大学校园的夜色与高中并无不同,只是远处图书馆的灯火更明亮些。
---
与此同时,在城市另一端的心理咨询中心,林舒坐在候诊室里。
这是她第三次来。
第一次,她崩溃着问医生:“是不是我害死了她?”
第二次,她喃喃自语:“我该怎么活下去?”
这一次,她安静地坐着,手里握着那块鹅卵石。
轮到她了。
走进诊室前,她忽然回头,对陪同的丈夫说:“等下……我们去江边看看吧。”
沈文赋愣住,眼眶瞬间红了。他用力点头。
他们沿着沈斯夏曾经走过的堤岸,缓慢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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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的江风已带凉意,吹动林舒的头发。
她走到那行喷漆字前,停下,蹲下身,用手指轻轻抚摸那几个字。
“这里曾有人看过海”
“她看到的‘海’,”母亲轻声说,更像是在自言自语,“是什么样的呢?”
沈文赋站在她身后,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他只是伸出手,轻轻搭在妻子颤抖的肩上。
夕阳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江堤上,与那行白字交织在一起。
---
周扬的大学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他依然沉默寡言,但开始参加一个理论物理的读书小组。
小组里有个女生,总喜欢追问一些“超纲”的问题。
一次讨论会后,女生追上他:“周扬,你上次提到观测者意识对量子态的影响……你觉得,如果一个人从未被真正‘观测’过,她的‘态’会是怎样的?”
周扬停下脚步。黄昏的光线穿过走廊窗户,将灰尘照得清晰可见。
“那么她的存在,”他慢慢地说,“或许会永远处于叠加态。既存在,又不存在。既是山,也是海的影子。”
女生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聊起别的。
周扬在那天晚上,又一次打开了那个加密文件夹。
这次,他没有看江边的照片,而是点开了一个几乎被遗忘的音频文件。
那是高二某个课间,他用手机偶然录下的一段环境音——教室的嘈杂,走廊的喧闹,而在所有这些声音的背景里,有两个女生的对话,很轻,很模糊:
“断夏,你将来想做什么?”
“……不知道。可能……先活着吧。”
“哈哈,这么悲观?”
“不是悲观,是……先把‘活着’这件事弄明白。”
录音到此戛然而止。
周扬闭上眼睛,将这段十秒钟的对话,循环播放。
窗外,城市的灯火渐次熄灭,又渐次亮起。
新的一天,毫无分别地来临。
山河依旧。
只是寂静深处,开始有了细微的、几乎听不见的回响。
像空谷里,一颗石子坠落多年后,终于传来的、微弱的回声。
29. 标本师与无人聆听的回响[番外]
退休前最后一周,李国栋决定彻底清理那间使用了三十年的办公室。
阳光从朝东的窗户斜射进来,照亮空气中缓缓舞动的尘埃颗粒,像一场沉默的告别仪式。
《思想道德与法治》的教案本堆在墙角,每一本都厚得惊人。
他随手翻开最上面一本,纸张边缘已经泛黄卷曲,一张薄薄的作文纸从夹层里滑落,飘到地上。
他弯腰拾起。纸张已经脆了,仿佛稍一用力就会碎成齑粉。
《论“法”与“情”的边界——从“亲亲相隐”谈起》
没有署名,但那工整清秀、收笔微颤的字迹,他认得。
是很多年前,某届一个总坐在第三排靠窗位置的女生。
她叫什么来着?记忆像蒙了雾的玻璃,他只能想起她总是微微蹙眉的样子,像在思考什么永远无解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感受都要隐瞒、都要‘相隐’,那法律要保护的‘人’,到底是一个社会符号,还是一个……会疼会怕的活人?”
文字到此戛然而止,没有句号。
李国栋翻过纸片。
背面,是他十几年前用红笔写下的批语:“切入点新颖,但论证欠扎实。高考慎用此类敏感议题。建议多积累正面案例。——李”
那个“李”字签得龙飞凤舞,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如今看来,却像一道封印,封存了一个年轻灵魂的疑问,一封就是三十年。
他拉开抽屉最底层,取出那本黑色硬壳封面的“学生追踪记录”。纸张已经发脆,他小心翼翼翻到中间。
2004届,高三(五)班:
林晓薇:高考作文《论“法”与“情”的边界》被判偏题,语文单科失利。最终录取省内普通院校法律系。
备注:思辨能力过强,需引导回归“主流表达”
后续:无追踪记录。
林晓薇。
他想起来了。那个总是蹙眉的女生。
后来她去了哪里?成为律师了吗?还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学会了写“正确”的文书?
记录简洁得像病历,只有数据、去向和寥寥评注。
翻过几十页,评注里的情感色彩越来越淡,近年的记录几乎只剩下标签和箭头——“985潜力股”“211稳妥”“需重点盯防下滑”。
他的手指停在最新的一页。
2023届,高三(一)班(特殊备注:此届“冲刺班”):
周扬:物理竞赛省队,高考全省前五十,X大物理系。
备注:顶尖苗子,方法得当
陈露:(红笔画圈,旁有小“?”)高二下学期意外离世。
绘画特长,成绩中上,情绪敏感。
反思:应更早关注心理状态
沈断夏:(名字下划两道横线)高考总分628,超一本线百余分。
录取通知送达前离世,成绩稳定,性格安静,无异常表现。
需深入反思:为何毫无征兆
盯着“需深入反思”这五个字,李国栋感到一阵迟来的眩晕。他记得写下这行字的那天——高考成绩公布后一周,他拿到年级汇总表,看到沈断夏名字后面那个不错的分数时,第一反应竟然是“可惜了一个升学指标”。
这念头让他自己都惊了一下。
于是他写下“需深入反思”,笔尖用力几乎戳破纸背。
但第二天就有新的会议、新的计划、新的冲刺班要组建。
“反思”被搁置了,就像他搁置过林晓薇的疑问,搁置过无数个年轻灵魂细微的呼救。
窗外的课间操音乐准时响起。
新生们列队操场,同样的旋律,同样的口令,和他三十年前刚站上讲台时毫无二致。
办公室门被敲响。年轻的道法老师小陈探进头:“李老师,您下周的讲座,PPT我更新了最新时政要点,主题还是‘法治精神培育与青年责任担当’吧?”
“好,谢谢。”
小陈注意到桌上泛黄的作文纸,瞥了一眼:“哟,老作文啊。这问题提得……挺尖锐。”
“很多年前的了。”
“现在可不敢让学生这么写,”小陈笑道,“高考作文讲究‘正能量’,这种质疑边界的,容易判偏题。您说是吧?”
李国栋没有回答。他看着小陈年轻热情的脸,想起三十年前的自己。
也是这样,相信标准答案,相信宏大词句能塑造出“合格”的、“有用”的人。
“小陈,”他忽然问,“你上课讲‘权利义务统一’时,有学生问过吗——如果他的‘义务’太多,多到挤占了‘权利’的空间,该怎么办?”
小陈愣了一下,随即熟练地笑道:“李老师,您这问题太抽象了。我们主要讲权利义务对等性,引导学生珍惜……”
“如果有学生就是不‘珍惜’呢?”李国栋打断他,语气是自己都未察觉的急促,“如果他觉得,那些‘义务’——好好学习、孝顺父母、遵守纪律、未来报效社会——太重了,重到他觉得‘权利’像个笑话呢?”
小陈的笑容僵住,困惑地看着这位一向严谨的老教师:“李老师,您是不是太累了?这些问题……理论上存在,但教学实践中,我们主要还是积极引导。个别消极情绪,那是心理辅导的范畴。我们道法课的任务是筑牢思想根基,您说对吧?”
“对。”李国栋垂下眼,“你说得对。”
小陈离开后,办公室重归寂静。夕阳西沉,天空变成暗蓝色。
李国栋打开台灯,昏黄的光圈笼罩桌面。他把林晓薇的作文纸和沈断夏的记录页并排放在一起。
隔着近二十年的时光,两个年轻女性的声音——一个通过文字,一个通过死亡——在此刻产生了诡异的共振。
都是关于“框架”,关于“被定义”,关于那个在宏大叙事中无处安放的、具体的“我”。
他拿起笔,在林晓薇的作文纸空白处,缓慢写下:
“许多年后,我才开始想你的问题。
‘法’若不能安放一个人的疼痛,还是‘法’吗?
‘德’若要求一个人消失自我,还是‘德’吗?
而‘教育’,如果只教人成为合格的零件,不教人成为完整的‘人’——
那我们到底在培育什么?又在为什么样的‘社会’,准备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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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来’?”
写罢,他长长吐出一口气,像一声迟来了三十年的、微弱的回应。
手机震动。年级组长发来消息:“李老师,下周新教师培训,您主讲‘高三班级管理与尖子生培养’,没问题吧?”
他回复:“好,材料我准备。”
放下手机,他走到窗边。
操场上的学生正在做最后一节伸展运动,动作整齐划一,像一片随风摇摆的幼苗。
阳光很好,塑胶跑道红得刺眼。
他忽然想起自己带的第一届学生里,也有个女孩在作文里写:“老师,我觉得学校像个巨大的温室,我们是被按照标准修剪的植物。”
当时他批注:“比喻新颖,但温室是为了让植物更好生长。集中精力学习,不要胡思乱想。”
那个女孩后来去了哪里?她长成了预期的样子吗?还是长成了她自己想要的样子?
但是自己无从知道。
他的记录本上,从来只有她高考的分数和录取的院校。
放学铃响了。
走廊瞬间涌出喧闹的人流,脚步声、谈笑声、书包碰撞声。
李国栋站在办公室门口,看着那些年轻的、匆忙的、相似的脸庞从面前经过。
他们中的大多数,他不会记得名字。
少数几个,他会记住成绩和去向。
极少数,会在某个深夜,带着红圈或问号,从记忆深处浮上来。
一个男生在走廊那头喊:“快点!篮球场要没位置了!”
几个学生笑着跑过,校服外套在身后飞扬。
李国栋开始最后的收拾。
他把获奖证书装进档案袋,把主编的教辅资料码齐,把办公桌上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递给隔壁的年轻老师。
“帮我照看一下。”
“李老师放心,等你回来。”
等他回来,回到这个他待了三十年的地方,继续做他做了三十年的事——讲课,批卷,追踪,归类。
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简化成数据、标签、成功案例或失败教训。
他锁上抽屉,钥匙转动发出清晰的“咔嗒”声。
黑色记录本和泛黄的作文纸,都被留在了黑暗深处。
走出办公室时,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一楼大厅的荣誉墙上,最新一届高考“硕果”已经上墙。
红色的喜报,金色的名字,闪光的大学校徽。
他看了一眼,没有找到那个本该在那里的名字。
他穿过大厅,推开教学楼厚重的玻璃门。
晚风迎面吹来,带着九月草木将枯未枯的气息。
回头望去,教学楼沉默地矗立在暮色里,窗户反射着最后的天光,像无数只安静的眼睛。
在某个不会被教案记载、不会被考试评分、不会被荣誉墙照耀的角落里——
一个十几年前的问题,一个用生命提出的质问。
和一位老教师迟到了半生的困惑,
在他胸前的口袋里,贴着心跳的位置。
与那本黑色记录本一起,被锁进了黑暗。
但它们会在深夜里发烫。
30. 平行世界·另一条河岸[番外]
x年9月1日,周三,晴
沈文赋在女儿作文本前坐了整整十分钟。
红笔在指尖转了三圈,笔帽开了又合。
那句“可有的山有阴影”像一根极细的刺,扎进他作为父亲和律师的双重认知里。
他本能地想划掉——作为律师,他习惯性地规避任何可能被解读为“消极”或“争议”的表述;作为父亲,他更希望女儿笔下都是“阳光”“向上”的词句。
但昨晚的场景突然闯入脑海:他凌晨一点结束会议回家,经过女儿虚掩的房门,看见她坐在书桌前,不是在学习,只是盯着窗外浓稠的夜色,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胃部。台灯的光勾勒出她单薄的肩线,那是一种他很久没注意到的、属于少女的脆弱。
笔终于落下。不是划掉,而是在那句话下面,画了一条温和的波浪线。
批注写得很慢,比他起草任何法律文件都慢:
“观察敏锐,真实的山峦确有向光与背光之分,正如真实的人生。但阴影并非永恒,它随光流转,亦随人行走的角度变化。写完作业若还有精神,厨房有温着的桂花圆子,我们可以聊聊你笔下的‘山’与‘影’。”
署名时,他顿了顿,最终写下:“爸爸”,而不是惯常的“沈”。
沈断夏晚上看到批注时,正在喝母亲林舒端来的牛奶。
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林舒忍不住问:“怎么了?爸爸批评你了?”
“没有。”沈断夏的声音有些哑,“他……他说桂花圆子。”
林舒愣了下,随即笑了:“那我去热,你爸也真是,大晚上吃什么圆子……”
但那晚沈断夏吃了小半碗。
父女俩坐在餐桌两头,沈文赋没问成绩,没问排名,只是说:“你作文里那座‘有阴影的山’,具体是什么样的?”
沈断夏沉默了很久,久到沈文赋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然后她小声说:“就是……很高,很沉,站在下面往上看,觉得永远爬不上去。而且因为太高了,把一些光挡住了。”
沈文赋握着勺子的手紧了紧。他想起自己书架上那些永远看不完的案卷,想起当事人期待的眼神,想起自己肩上那些无形的重量。
“那,”他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轻松,“我们要不要试试,绕着山走走?也许换个角度,就能看见被山挡住的,其实是更广阔的风景。”
沈断夏抬起头,眼睛在灯光下很亮:“可以吗?”
“当然。”沈文赋说,“山又不会跑。”
x年10月8日,周五,雨
林舒看到月考成绩单时,心跳确实漏了一拍。
排名下滑了五位。她下意识地计算着这五分可能对应的大学差距,大脑自动调出最近听说的各种补习班信息。
然后她看见了女儿留在餐桌上的纸条,和那个深蓝色的笔记本。
纸条上写着:“妈,如果你愿意,可以看看第31页,但最好等我回来。”
林舒的手在笔记本封面上停留了足足五分钟。作为母亲,她想知道女儿的一切;作为曾经也经历过高考煎熬的人,她又害怕看到某些过于熟悉的痛苦。
最终她没有翻开。而是转身进了厨房,给女儿初中时的班主任打了个电话——不是问补习,而是问:“王老师,您还记得断夏初三那次演讲比赛吗?她那时候在台上发光的样子……我现在该怎么帮她找回那种状态?”
王老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林姐啊,孩子现在需要的可能不是‘找回’,而是被允许‘不一样’。高三和高三,也是不一样的。”
那天晚饭,糖醋排骨照旧,但饭桌上多了沈断夏爱吃的清炒豌豆苗。直到洗碗时,林舒才像是随口提起:
“听说这次数学卷子出得偏。”
“嗯。”沈断夏擦盘子的动作顿了顿,“最后两道题,我们年级只有七个人完全做对。”
“那……”林舒小心地斟酌,“你是卡在知识点,还是考场状态?”
沈断夏等着母亲说“要加强练习”或者“要不要请个家教”。
但林舒说:“要是这周末不想刷题,陪妈妈去趟花卉市场吧。阳台那盆茉莉该换了,你挑棵喜欢的。”
水声哗哗。沈断夏忽然觉得眼眶发热。
“妈,”她声音很轻,“我退步了,你不失望吗?”
林舒关了水龙头。
厨房里瞬间安静,只有冰箱低低的嗡鸣。
她转过身,湿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然后轻轻把女儿揽进怀里。
“傻囡囡,”她的声音有点抖,“你健健康康站在这里,愿意跟妈妈说这些,妈妈就比什么都高兴。分数是重要,但没我的女儿重要。”
那天晚上,沈断夏主动把笔记本翻到第31页,指给母亲看。
那一页写着:“胃又疼了,像有只手在里面拧。但跟妈妈说了,她给我揉了半小时。”
林舒的眼泪掉在纸页上。她摸着那些字,好像能摸到女儿隐忍的疼痛。
“以后不舒服要马上说,”她吸着鼻子,“不许自己忍着。妈妈的手虽然糙,但揉肚子还行。”
x年4月5日,周二,阴转小雨
陈露说“有时候真想跳下去算了”的时候,沈断夏没有说“别瞎想”。
她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那你等我一下。”
她跑回教室,从书包里掏出深蓝色笔记本,又跑回江边,气喘吁吁地翻开某一页:
“3月18日。今天物理又考砸了。站在四楼走廊往下看,突然想:如果跳下去,要多久落地?
然后我算了下,根据自由落体公式,大概2.7秒。
2.7秒之后,会有很大的声响,很多人围过来,我妈会哭晕,我爸会崩溃。
太麻烦了。
还是活着吧,至少安静。”
陈露盯着那行“2.7秒”,愣了很久,然后“噗”地笑出声。
笑着笑着,眼泪就滚下来了。
“沈断夏,”她边哭边笑,“你是不是有病啊?谁会在想死的时候算物理公式?”
“我啊。”沈断夏认真地说,“而且算完发现,性价比太低了。2.7秒的自由落体,换来的是一堆烂摊子,不划算。”
那天下午,她们用身上的零钱,在学校小卖部买了两支抹茶味冰淇淋,坐在篮球场边的台阶上吃完。
冰淇淋很凉,甜里带点苦,就像那个年纪的心事。
陈露说:“我把画都烧了。”
“哦。”沈断夏舔了舔木勺,“那下次画了新的,先给我看。我看完了你再烧。”
“凭什么?”
“凭我想看。”沈断夏说,“而且我可以帮你算算,一张画从点燃到烧完要多久。说不定比跳江还快。”
陈露又笑了,这次没哭。
她从书包里摸出皱巴巴的画册,翻到某一页——扭曲的树干,倒流的云,长着眼睛的石头。
“丑吗?”她问,声音很轻。
沈断夏看了很久,说:“像另一个世界的天气预报。”
后来陈露考上了美院的艺术治疗专业。她出版的第一本画册扉页上写着:“给那个说我画的是‘异世界天气预报’的人——谢谢你没劝我‘想开点’,而是陪我算了道物理题。”
x年5月20日,周六,晴
倒计时牌翻到“18”那天,李国栋没讲《法治与社会》的考点。
他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一张张紧绷到近乎麻木的脸,粉笔在黑板上点了点,最终写下的是一个字:“人”。
“今天不划重点,”他说,“我们聊聊天。”
教室里一片死寂,有人困惑地抬起头。
“我教了三十年道法课,”李国栋慢慢说,“讲过很多大道理:法治、道德、责任、担当。这些都对,都重要。”
“但今天我想说点课本上没有的。”他转身,在那个“人”字外面画了一个圈,“所有这些大道理,最终都要落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而这个‘人’,会累,会怕,会怀疑,会撑不住。”
有学生小声嘀咕:“李老师,这不像高考冲刺……”
“因为人生不是冲刺,”李国栋说,“是长途行走。有时候需要奔跑,有时候需要停下喘口气,有时候……需要承认自己走不动了,需要伸手求助。”
他讲了十年前的一个学生,高考前三天时惊恐发作,在宿舍抖得停不下来。
他陪着去了医院,不是看身体,是看心理医生。
“他现在是很好的儿科医生,”李国栋说,“不是因为考了多高的分,而是因为他经历过‘撑不住’,所以更懂得怎么帮助那些‘撑不住’的孩子。”
下课铃响时,他说:“最后这些天,我希望你们全力以赴,但也希望你们——记得按时吃饭,实在睡不着可以来找我要安神茶,觉得太难了可以站在走廊吹吹风。我办公室的门,下午四点后开着,不上锁。”
后来沈断夏真的去过一次。不是问题目,而是说:“李老师,我最近总是心悸。”
李国栋没有说“别紧张”,也没有给她灌鸡汤。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铁盒,推过去:“我女儿从云南寄来的普洱茶膏,安神。你拿去喝。”
沈断夏接过,铁盒还带着体温。
x年6月8日,周四,晴转多云
高考最后一门结束的铃声响起时,沈断夏平静地放下笔。
她检查了答题卡,姓名,考号,然后安静地等监考老师收卷。
走出考场时,夕阳正好,把教学楼染成温暖的橙色。
门口挤满了家长,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
她看见父亲沈文赋站在人群外围,没像其他家长那样焦急张望,只是安静地等着。看见她,他挥了挥手。
坐进车里,冷气驱散了外面的燥热。沈文赋没问“考得怎么样”,只是递过来一瓶水:“累了就闭会儿眼,到家叫你。”
林舒在家准备了火锅——不是大餐,是简单的家庭火锅,锅里翻滚着沈断夏爱吃的虾滑和娃娃菜。
饭桌上,他们聊天气,聊新闻,聊阳台新开的月季,唯独没聊考试。
饭后,沈断夏回到房间。三年来堆积如山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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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已经提前整理好,装在三个大纸箱里,放在墙角。
她从书包里拿出那个深蓝色笔记本,在书桌前坐下。台灯的光温暖地洒在空白的最后一页。
“6月8日。
山河依旧。
而我,终于学会了和阴影共存,与暗流对话。”
写罢,她合上笔记本,没有撕碎,而是仔细地擦干净封面,放进了书架最中央的位置——那里不再需要藏匿。
手机震动,是陈露的消息:“解放了!明天火锅烤肉烧烤一条龙,我请客!”
沈断夏笑了,回复:“好,但我要吃清汤锅,胃还没完全好。”
客厅传来电视的声音,是父母在看一档很无聊的综艺。林舒喊:“断夏,冰箱里有西瓜,出来吃!”
“来了。”她应了一声,推开房门。
窗外的夏夜温柔,远处有零星烟花升起,炸开,熄灭。短暂,但确实照亮过夜空。
---
很多年后,沈断夏成了出版社的文学编辑。
她经手的第一本畅销书,是一位年轻作者写的非虚构作品,记录了几个“普通却不普通”的青少年故事。
她在审读意见里,坚持保留了这样一段话:
“他们总说,你要成为太阳。但没有人告诉你,你也可以选择成为一棵树——在阳光下舒展,在阴影里呼吸,在风雨中扎根,然后安静地、以自己的速度生长。”
书出版后,她收到一封读者来信,是个高二女生写的:
“编辑老师,我看了那本书里关于‘阴影’的章节。我也有座‘山’,它很高,有阴影。但看了书后,我开始试着绕山走走,发现山后面有条小溪,溪边有野花。谢谢你们出版这样的书,让我觉得,我的‘阴影’不是缺陷,只是……山的另一面。”
沈断夏把这封信复印了一份,带回家给沈文赋看。
沈文赋戴着老花镜,仔细读完后,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这个女孩……很像当年的你。”
“但她比我幸运,”沈断夏说,“她十七岁就看到了溪水和野花。”
林舒端来切好的水果,瞥见信纸,眼眶微红:“都好,都好啊……现在的孩子,能看见更多路了。”
某个秋日的傍晚,沈断夏路过曾经的中学。
放学时分,学生如潮水般涌出。一个女孩蹲在围墙边哭,肩膀一抽一抽的。
同伴在旁边手足无措地递纸巾。
沈断夏走过去,从包里拿出一小盒桂花糖——是林舒自己做的,用沈断夏小时候最喜欢的铁皮盒子装着。
她轻轻把盒子放在女孩旁边的台阶上,没有说话,起身离开。
走了几步,她听见身后传来拆包装纸的细碎声响,然后是同伴惊讶的声音:“咦,这个糖盒……我奶奶也有个一样的。”
女孩带着鼻音问:“甜吗?”
“甜。有点桂花香。”
沈断夏没有回头,但嘴角微微扬起。
手机响起,是沈文赋发来的消息:“你妈炖了山药排骨汤,说入秋了要润肺。几点到家?”
她回复:“半小时,帮我把汤凉一凉。”
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影子随着她的脚步移动,经过落叶,跨过井盖,偶尔被别人的影子短暂重叠,但最终都稳稳地向前。
在这个世界里,山依然有阴影,海依然有暗流。
但曾经那个站在山影下、望着暗流发颤的女孩,终于长成了能绕山而行、能在岸边驻足的人。
她依然会胃痛,偶尔失眠,工作遇到瓶颈时也会焦虑。
但她学会了在疼的时候说“我需要休息”,在睡不着的时候泡一杯安神茶,在焦虑时给陈露打电话:“出来走走,我请喝奶茶。”
这个世界从不完美。
但它允许破碎,倾听叹息,接纳那个会累会怕的、真实的“人”。
而这就足够,让一条曾经几乎断流的河,重新找到向前蜿蜒的河床——不是笔直的、被规划的航道,而是属于自己的、有时宽阔有时狭窄,但始终在流动的轨迹。
沈断夏推开家门时,排骨汤的香气扑面而来。
林舒从厨房探出头:“回来啦?汤正好温着。”
沈文赋在沙发上抬起头,放下手里的案卷:“今天顺利?”
“嗯。”沈断夏换鞋,把包挂好,“有个稿子终于过了。”
很平常的对话,很平常的夜晚。
但在这平常里,藏着曾经差点失去的一切——热气腾腾的汤,亮着灯的窗,等待她回家的人,以及她自己,这个终于能坦然走进这盏灯光里的、完整的自己。
窗外,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
每一盏光下,都可能有一个正在与自己的“山影”和“暗流”对话的人。
而在这个小小的家里,汤勺碰撞碗沿的声音,电视里模糊的对白,父母低声的交谈,和她自己平稳的呼吸——
所有这些平凡的声音汇在一起,
成了对这个不完美世界,最温柔的回答。
31. 平行光年·补遗[番外]
高二上学期·某个被罚站的大课间
陈露用胳膊肘捅了捅旁边同样被罚站的沈断夏:“喂,你看老李头顶。”
沈断夏顺着她示意的方向看去——班主任李国栋正背对着她们在黑板上写公式,地中海发型中央,一缕顽强的头发在电扇风里倔强地飘摇。
“像不像蒲公英?”陈露压低声音。
“像……像被雷劈过的蒲公英。”沈断夏憋着笑。
两人肩膀开始抖。李国栋似有所觉,猛一回头,她们立刻站直,眼观鼻鼻观心,表情肃穆如参加追悼会。
等他又转回去,陈露从校服袖子里摸出半块巧克力,掰开,塞了一半给沈断夏。
“哪来的?”沈断夏小声问。
“上节课我们班美术,老师给的,说我色彩感好。”陈露得意地扬扬下巴,“虽然她下一秒就让我滚出去。”
巧克力在嘴里化开,甜得发苦。窗外的梧桐树正在落叶,一片金黄的叶子打着旋飘进来,落在两人脚边。
“你说,”陈露忽然问,“等咱们七老八十了,还会记得现在罚站偷吃巧克力的样子吗?”
沈断夏想了想:“会记得巧克力。但可能记不清为什么罚站了。”
“因为我们大课间自由活动互画猪头。”
“……对。”
两人又笑成一团,这次没憋住,笑出了声。李国栋摔了粉笔:“沈断夏!陈露!出去!别在我办公室待着!滚去走廊!!”
“是——”两人拖长声音,灰溜溜的挪出去。
走廊比教室还凉快。
陈露把课本垫在窗台上,开始画速写——画的是对面教学楼里正在上体育课的同学,一个个火柴人张牙舞爪。
沈断夏则翻开物理练习册,却盯着某个力学公式发呆。
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她睫毛上投下细密的影子。
“喂,”陈露画完一张,戳戳她,“你说,要是有一天咱俩都成名了——我成了大画家,你成了大作家——然后记者采访我们:‘请问二位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们怎么说?”
沈断夏头也不抬:“就说,‘多亏了高中班主任的耐心栽培,经常给我们提供走廊VIP观景位,陶冶情操’。”
陈露爆笑,笑到蹲在地上捶墙。
路过的校领导看着她们:“干什么呢!罚站还这么开心!”
两人立刻立正,异口同声:“在反思!”
高二下学期·年组体测逃跑事件
整个高二年组要测跑800米,沈断夏跑完直接瘫在操场边上,像条搁浅的鱼。陈露只比她快两秒,喘着气爬过来,戳她胳膊:“还活着吗?”
“活着……”沈断夏气若游丝,“你说人为什么要长肺……直接光合作用多好……”
“因为要喘气,喘气才能说话,说话才能吐槽。”陈露把她拉起来,“走,带你去个好地方。”
所谓“好地方”,是学校老实验楼后面的废弃花房。
玻璃碎了一半,里面杂草丛生,但有一架破秋千还能坐。
两人挤在秋千上,慢悠悠地晃。阳光透过残存的玻璃顶照下来,在陈露摊开的速写本上跳跃。
“我要把这儿画下来,”她说,“名字就叫《废墟里的秋千,和两个不想跑步的傻子》。”
“第二个傻子是谁我不说。”沈断夏从兜里摸出两盒酸奶,递给她一盒。
吸管插进去的声音在安静的花房里格外响。
远处操场传来体育老师的哨声和同学的喧哗,像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沈断夏,”陈露忽然说,“你以后想做什么?”
“不知道。”
“那等你弄明白了,”陈露说,“记得告诉我一声,我也挺想弄明白的。”
沈断夏笑了,肩膀轻轻撞她一下:“那你呢?大画家?”
“我啊,”陈露伸了个懒腰,阳光在她脸上分割出明暗,“我想画遍世界上所有颜色的天空。蓝色的,粉色的,紫色的,灰色的……每一种都要画。”
“那得画到八十岁。”
“那就画到八十岁。”陈露眼睛亮亮的,“你呢?作家大人?”
沈断夏想了想:“那我……写到八十岁。写不出名著,就写日记。写今天天气很好,写酸奶很好喝,写有个傻子非要拉我逃体育课结果秋千都快散架了——”
“喂!”
秋千真的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两人尖叫着跳下来,秋千板“哐当”砸在地上。
对视一眼,同时爆笑。
笑声惊起了花房外树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走一片。
高三上学期·平安夜的前一天
晚自习下课已经十点。两人裹紧羽绒服,踩着积雪往校门口走。路灯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在雪地上交叠。
“我妈今天又炖了十全大补汤,”沈断夏哈出一团白气,“说我脸色差,我都快喝成行走的中药铺了。”
“知足吧你,”陈露踢了一脚雪堆,“我妈直接给我报了寒假冲刺班,从腊月二十八上到正月初五。我的年货是《五年高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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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模拟》大礼包。”
“惨。”
“彼此彼此。”
走到分岔路口,该分开了。两人却都没动,站在路灯下踩着脚。
“那个,”陈露从书包里摸出一个小纸包,塞给沈断夏,“平安夜礼物。现在给你,明天怕忘了。”
沈断夏打开,是一枚手工做的书签。硬卡纸上画着简笔画:两个火柴人并肩坐在秋千上,头顶是五彩斑斓的天空。
背面写着:“致另一个傻子——圣诞快乐,活着快乐。”
她鼻子有点酸,低头在书包里翻找,最后摸出一支护手霜:“给。我妈单位发的,说防冻伤。”
陈露接过,攥在手心里。护手霜的铝管冰凉,但很快就有了温度。
“走了啊,”她说,“明天见。”
“明天见。”
两人背对背走向不同的方向。走了几步,沈断夏忽然回头喊:“陈露!”
“干嘛?”陈露也回头。
“你色彩感真的很好!”沈断夏喊,“那幅秋千的画……天空是粉紫色的……”
陈露在路灯下笑了,眼睛弯成月牙:“废话!我是谁!”
她挥挥手,转身跑进夜色里,马尾辫在脑后一跳一跳。
沈断夏也转身,往家的方向走。她把书签小心地夹进深蓝色笔记本的扉页,和那片干枯的银杏叶放在一起。
路灯把她的影子投在雪地上,孤单,但不再冰冷。
远处传来隐约的圣诞歌声。
她轻声哼起来,调子跑得离谱,但没关系,反正没人听见。
……
在这个世界,十八岁的冬天很冷,但书签是暖的,护手霜是暖的,某个傻子画给她的粉紫色天空——哪怕只存在于纸上
——也是暖的。
这就够了。
足够让一个少女,有勇气走过这个漫长的寒冬,走向下一个,再下一个。
直到某天,她们真的一个成了画家,一个成了作家。
然后在某个访谈里,被问到“青春里最难忘的时刻”。
她们会相视一笑,异口同声:
“有一次逃体育课,秋千被我们坐塌了。”
主持人会愣住,观众会笑。
而她们知道——
那个阳光很好的午后,那架破秋千,那盒酸奶,那片被惊起的麻雀,和那个粉紫色的、只存在于画纸上的天空——
才是她们青春里,最真实、最明亮、最值得被写进故事和画进油彩的
光。
32. 后记[番外]
这本书不是那么复杂。
就是在写一个女孩,从高二到高考结束,慢慢撑不住的过程。
她不是一下子垮掉的。
是今天胃疼一下,明天失眠一会儿,后天发现镜子里的自己有点陌生,是作文里的“阴影”被划掉,是妈妈说“为你好”,是爸爸盯着成绩单不说话,是朋友不见了,是教室里越来越安静,是没有人问“你累不累”。
她一直在发求救信号,只是那些信号太轻了,没人听得见。
直到她走了,大家才开始翻她留下的东西。
如果你在读的时候,觉得有些地方太熟悉了,那可能说明,你也经历过。
你的累是真的,你的难受是真的。
你不是矫情,不要想太多,不是“别人都能扛为什么你不行”。
如果有一天你实在撑不住了,试着告诉一个人,一个知己,哪怕只是说一句“我好累”。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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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那个被倾诉的人,别急着讲道理,别急着说“你要坚强”。
先听,然后问一句:“饿不饿?我陪你去吃点东西。”
在这种时候,这就够了。
我不知道这本书能改变什么。
但如果有一个读到它的人,在某个快撑不住的晚上,想起沈断夏,然后决定再试一次,那她就没有白来一趟。
感谢你们读完她的故事。
晚安,我们下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