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纪实録》 第144章 豫地连环凶案 1995 年 2 月 21 日，农历正月二十二。中原大地的年味还没彻底消散，老郑州人常说 “没出正月就是年”，这话在西岗这片地界尤其受用， 临街的门脸还贴着红春联，早点摊的蒸笼里飘着胡辣汤的热气，路上行人的棉服兜里还揣着没吃完的糖果，空气中裹着一股子慵懒又祥和的春节余温。 清晨的阳光刚漫过郑上路的梧桐树梢，西岗加油站旁边的土路就突然炸开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那声音尖得像被猫爪挠了嗓子，瞬间刺破了清晨的宁静：“哎呀！死人了！” 这一嗓子喊出来，周围晨练的、买早点的、刚打开店门的人都愣住了，紧接着，一股莫名的恐慌和好奇交织着涌上来，人群跟被磁石吸住似的，“呼啦” 一下全往尖叫声的方向涌去，眨眼间就把那片区域围了个水泄不通。有人踮着脚往里面瞅，有人交头接耳地嘀咕，还有眼尖手快的，已经摸出兜里的老式大哥大，哆哆嗦嗦地拨了 110。警笛声没隔多久就由远及近地响起来，蓝红相间的警灯在晨雾里晃得人眼晕，民警们挤开人群拉警戒线的时候，人群里的议论声反而更响了。 离加油站不远的一片红砖居民楼里，吴家的门虚掩着，吴妈妈正站在门口搓着手来回踱步。她的女儿无忧昨晚值夜班，按理说凌晨就该下班回家，可直到天光大亮，家门口的台阶上还是空空的。“这孩子，平时从不这样啊。” 吴妈妈嘴里念叨着，眉头拧成了疙瘩，心里像揣了块石头，沉得慌。她朝着加油站的方向望了望，隐约看见黑压压的一片人，心突然 “咯噔” 一下，眼皮也跟着跳个不停。 “别是我闺女……” 一个可怕的念头刚冒出来，吴妈妈的腿就软了，她顾不上拿围巾，跌跌撞撞地往加油站跑，枯瘦的手扒开挡路的人群，指甲都抠进了别人的棉衣里。等她挤到人群最前面，目光落在地上那具蜷缩的身影上时，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骨头似的瘫在地上，喉咙里发出 “嗬嗬” 的怪响，半天才哭出声来：“我的闺女啊…… 是我的无忧啊……” 地上的女孩正是无忧，她的双手被粗麻绳反绑在背后，脸朝着冰冷的地面，身上的挎包、钥匙串全都不见了踪影。民警赶紧扶住瘫软的吴妈妈，法医蹲在地上开始勘察现场， 这里是郑上路西岗加油站往西 50 米的公共厕所旁，泥土路的边缘长着枯黄的杂草。在尸体往西 30 米的草丛里，技术人员发现了一枚双心形的塑料发卡，卡齿上还挂着几根棕色的头发；再往西 50 米，一辆 26 型的斜梁自行车歪在沟里，车把上还缠着无忧上班用的蓝白格手帕，那是她每天上下班的代步工具。 尸体旁边是一片刚返青的麦子地，地里能看到一趟一来一去的脚印，纹路看起来是胶底布鞋踩出来的，可这些脚印早就被围观的人群踩得乱七八糟，深浅不一的泥坑混在一起，技术人员蹲在地里看了半天，最终无奈地摇了摇头：“完了，脚印被破坏得太严重，没法定型鉴定了。” 经过初步调查，死者吴某（为了尊重逝者，我们称她为无忧），22 岁，是郑州一家纺织厂的女工，性格腼腆，平时和同事相处得都不错。法医的尸检报告很快出来了：死者颈部有从左到右的条状表皮剥脱，还有几道深浅不一的抓挠伤痕，结合尸体表面的痕迹来看，无忧生前曾遭人猥亵，随后被人用手勒住脖子，最终因机械性窒息死亡，通俗点说，就是被活活掐死的。死亡时间大致锁定在 2 月 20 日晚上 9 点到 11 点之间，正是她骑车去上班的路上。 围绕着这份尸检报告，盱眙派出所的民警们在临时搭建的侦查点里展开了讨论。副所长姜建设捏着一支烟，烟灰掉在了笔记本上也没察觉：“目前来看，作案动机有两种可能，一是奸情仇杀，二是流窜的变态歹徒拦路行凶。” 为了验证这两种推测，民警们先去了无忧的家。吴爸爸红着眼睛说，女儿 20 号下午 5 点回的家，吃了碗饺子，晚上 9 点半背着包出门骑车上班，走的时候还跟他说 “爸，明早给我留碗豆浆”，全程没有任何异常，既没说过和人吵架，也没提过有人跟踪。 接着，姜建设带着民警赶到了无忧的工厂。车间里的机器还在轰隆作响，可工人们都没心思干活了，提起无忧，几个女工都红了眼眶。无忧的好友小赵哭得肩膀直抖，她拉着民警的手说：“昨天下午下班，有个电话找小吴，我接的，对方问小吴在不在，我随口说她晚上 10 点以后才下班，那人又追问是不是加夜班，我应了一声就挂了。” “那人是谁？” 姜建设赶紧追问。 “好像是小陈，小吴以前处的对象。” 小赵抹着眼泪说，“后来小吴家里不同意，俩人分了，这小陈还威胁过小吴，说不同意就同归于尽！肯定是他害了小吴！”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这条线索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侦查的方向。民警们立刻调取了小陈的资料：陈某，24 岁，洛阳人，在郑州租了间民房，无业，平时游手好闲，靠着打零工混日子。无忧的父母说，他们早就觉得小陈不地道，“整天吊儿郎当的，头发留得老长，一看就不是过日子的人”，所以一直劝女儿和他分手，无忧听了父母的话，案发前几天还跟朋友说，小陈又来纠缠她，还扬言说要报复。 “重大嫌疑人！” 专案组当即下令传讯小陈。民警们开着警车赶到小陈的出租屋，推开门一看，屋里乱得像被打劫过，被子扔在地上，碗筷堆在桌上，显然是人去楼空了。不过，老民警李军注意到，桌上的烟灰缸里还有没凉透的烟头，墙角的自行车胎还沾着新鲜的泥：“他肯定还会回来，咱们在这蹲守。” 这一守就是四天。2 月 25 日下午，小陈果然哼着歌回来了，手里还拎着一袋水果，刚走到门口，就被蹲守的民警按在了墙上。被带到专案组时，小陈还故作镇定，可当民警提起无忧的死，他的脸瞬间白了。 “我跟小吴谈过恋爱，她家人不同意，我是恨她，也说过要跟她同归于尽的话，但我没真的动手。” 小陈的声音发颤，“20 号晚上 9 点多，我跟老林、老李在家属院门口偷了辆白色面包车，连夜开到巩义卖给了一个姓刘的，不信你们去问他俩。” 民警们立刻联系了巩义警方，又找到了老林和老李核实，结果证实小陈所言非虚， 案发时间段，他确实在偷车销赃，根本没有作案时间。偷车是另一回事，可这也意味着，警方的侦查方向又回到了原点。 那凶手到底是谁？是熟人作案，还是随机的拦路行凶？案发现场被破坏的痕迹、消失的随身物品、麦田里模糊的脚印，都让这起 “2?21” 案变得扑朔迷离。民警们走访了西岗周边的所有住户，排查了近百名可疑人员，可线索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飘着飘着就没了踪影。这起案子，一搁就是三年多。 时间走到 1998 年 11 月 17 日，傍晚的豫东大地已经透着深秋的寒意。胥水镇严家庄的村民老杨扛着锄头往家走，路过自家麦子地时，眼角余光瞥见水渠边散落着几件女人的衣服，红底白花的外套搭在枯草上，看着格外扎眼。“这是谁把衣服扔在这了？” 老杨心里纳闷，抬脚跨过水渠旁的注水池，刚想弯腰捡衣服，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腐臭味。他伸头往注水池里一看，池底的枯草堆里，竟然坐着一具女尸！ 老杨吓得魂飞魄散，锄头 “哐当” 一声掉在地上，连滚带爬地跑到村口的小卖部，抓起公用电话就打 110：“警、警察同志！严家庄的注水池里有死人！” 10 分钟后，盱眙派出所的民警就赶到了现场，拉起了警戒线。注水池里没有水，只有半人高的枯草，女尸蜷缩在枯草中间，脸上盖着一把稻草。经过周围村民辨认，死者是小付庄村的董某，26 岁，在镇上的家具厂当油漆工，11 月 12 号下班后骑车回家，就再也没了消息，家人找了五天五夜，连自行车的影子都没见着。 法医的尸检结果很快出来：董某的尸体表面有青紫淤血，眼睑结膜出血，颈部有表皮剥脱，身上还有多处拖拉造成的擦伤，系被人掐死后抛尸到注水池中，死亡时间正是她失踪的那天。这起 “11?17” 案的作案手法，竟然和三年前的 “2?21” 案惊人地相似， 都是年轻女性，都是下班路上遇害，都是被掐死，都有抛尸的痕迹。 案情重大，当地公安局立刻成立了 “11?17” 专案组，连夜展开侦查。可侦查员们讨论了一夜，对于作案动机还是各执一词：有人认为是情杀，有人觉得是抢劫杀人，还有人怀疑是流窜犯作案。就在侦查陷入僵局时，一条线索传来：胥水镇富庄村的刘某，在董某案发后突然失踪了。 管区民警介绍，刘某是出了名的 “街溜子”，游手好闲，还因为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过。专案组立刻对刘某展开布控，经过十天的摸排，终于在洛阳的一个亲戚家找到了他。 面对民警的讯问，刘某一开始还嘴硬，可熬了半天，终于松了口：“我承认，11 月 11 号晚上，我跟董某发生过性关系。” 他擦了擦额头的汗，“后来听说她死了，我怕警察怀疑我，就跑了。” 技术人员立刻对刘某进行了血型鉴定，结果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不过，刘某倒是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案发前几天，我路过郑上路的时候，看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青年，个子不高，骑着自行车在路上来回转悠，鬼鬼祟祟的，看着特别可疑。” 这条线索让专案组看到了希望，民警们立刻沿着郑上路走访摸排，可问遍了路边的商户和住户，都说没见过这样的人，线索再次中断。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转眼到了 1999 年春节，公安局局长贾保国带着班子成员来到盱眙派出所，看着墙上贴满的案件资料，沉声道：“‘2?21’案和‘11?17’案手法高度相似，必须并案侦查，成立系列案件专案组，把胥水辖区所有有前科的人员都筛查一遍，一个都不能漏！” 2 月 7 日，民警王磊带着同事开始了排查工作。他们顶着寒风，挨家挨户走访，走到白寨村时，名单上的一个名字引起了王磊的注意，李文安，劳改释放人员，32 岁，个子不高，头发稀疏。 王磊一行人来到李文安家门口，开门的是他的妻子，女人眼神闪烁，支支吾吾地说：“文安不在家，出去打工好几年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 “他什么时候走的？” 王磊追问。 “反正好几年了，具体记不清了。” 女人说完，就想关门。 王磊没再追问，转身去了邻居家。闲聊中，邻居随口说：“李文安哪出去打工了？去年 11 月我还见他在村口打牌呢。” 一句话，让李文安的嫌疑陡然上升。他的体貌特征和刘某描述的 “三十岁左右、个子不高” 完全吻合，妻子又刻意隐瞒他的行踪，这里面肯定有问题。经过几天的摸排，王磊终于查到，李文安其实在濮阳开出租车。 专案组立刻向局党委汇报了这个情况，贾保国当即指示：“马上派人去濮阳，一定要找到李文安！” 2 月 8 日，专案组组长彭长兴带着民警赶到濮阳，可和濮阳警方一交流，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濮阳从 1997 年开始，接连发生了多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抛尸案，作案手法和郑州的两起案件如出一辙！ 濮阳警方的卷宗里，记录着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惨案：1997 年 6 月 30 日晚上，女青年张某和男朋友约会后回家，途中失踪。7 天后，她的尸体在开发区健康城南的印井里被发现，系被掐死。死者的哥哥说，当晚曾看见张某搭乘了一辆白色面的，可没记住车牌号，濮阳警方排查了全市的出租车，也没找到线索。1997 年 12 月 16 日，市政人员清理中原路中段的印井时，发现了一具 18 岁左右的女尸，同样是被掐死，因查不到尸源，案件陷入停滞。1998 年 8 月 18 日，21 岁的赵某身怀六甲，给朋友过完生日回家时被劫持，惨遭掐死，抛尸在检察院对面的草丛里。这起 “8?20” 案让濮阳市民人心惶惶，警方将其与前两起案件并案侦查，可依旧毫无头绪。1998 年 9 月 14 日，中原路的印井里又发现一具全裸女尸，系被强奸后掐死，依旧查不到尸源。1998 年 10 月 1 日，国庆节当天，前河希望幼儿园的女老师杨某在新婚之日凌晨出门打电话，短短十分钟就失踪了。11 月 6 日，她的尸体在马家河西岸的草丛里被发现，高度腐败，同样是被掐死。这起 “11?6” 案发生在距离濮阳市公安局不到 300 米的地方，震动了整个濮阳城。 短短一年多时间，濮阳有五名年轻女性惨死在凶手手中，濮阳警方顶着巨大的压力，侦查工作却始终没有突破。如今郑州警方带着李文安的线索而来，双方立刻决定并案侦查。彭长兴带着民警在濮阳展开了大规模的走访，可李文安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任何踪迹。 “先回郑州，从长计议。” 彭长兴叹了口气，带着民警踏上了返程的路。2 月 10 日，他们刚回到郑州，还没来得及休息，就向贾保国汇报了濮阳的情况。贾保国看着桌上的案件对比表，神色凝重：“这可能是建国以来河南最严重的系列强奸杀人案，必须把李文安列为头号嫌疑人，加大侦查力度！” 接下来的几个月，专案组分成四路，分别前往濮阳、三门峡、焦作、西安等地排查，可始终没找到李文安的下落。直到 7 月 14 日清晨，又一起血案发生了。 一名过路司机在郑上路三十里铺的快车道上，发现了一具女尸。 死者是 20 岁的葛某，胥水镇大李村人。尸检报告显示，她的颈部有绳索勒出的环状锁沟，两侧还有皮肤擦挫伤，身上有被强奸的痕迹，死亡时间在 7 月 13 日晚上 10 点到 12 点之间，死因依旧是机械性窒息。技术人员还发现，葛某的尸体是被人从一米以上的移动物体上推下来的，大概率是行驶中的车辆。更关键的是，她脖子上的绳结，和 1995 年 “2?21” 案、1995 年另一起抢劫案的绳结完全一致！ “并案！所有案件都并在一起查！” 专案组再次召开会议，民警们一致认为，李文安即便不是单独作案，也肯定有同伙，而且他们有交通工具，就隐藏在郑州和濮阳周边。 时间到了 9 月 21 日，专案组召开 “7?14” 案分析会，有人提出：“李文安很久没露面了，如果 7?14 案是他做的，那他肯定有同伙，而且就在附近。” 这个推测，为后续的侦查指明了方向。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10 月份，王磊在摸排时听到了一个奇怪的消息：之前被李文安抢劫过的唐某，竟然和李文安私了了，还拿了 5 万块钱。王磊立刻找到唐某，唐某这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 1999 年 2 月 14 日，唐某在胥水镇转盘买年货时，突然看见了李文安，就是当初抢劫她的那个男人，眼里还冒着凶光。唐某赶紧给丈夫打电话，然后悄悄跟着李文安。她丈夫带着两个弟弟赶来，三下五除二就把李文安控制住了。唐某气不过，扇了李文安两个巴掌：“你还记得你姑奶奶吗？送你去派出所！” 李文安当时就吓瘫了，跪在地上连连求饶：“姑奶奶，我错了，我赔钱，别送我去派出所，去了我就没命了！” 唐某和丈夫一商量，觉得李文安肯定犯了大事，不如敲他一笔，于是开口要 10 万。李文安哭丧着脸说拿不出，最后讨价还价，以 5 万块钱私了，还让他姐夫送来了钱，唐某的丈夫还打了张收据。 “这李文安肯定身上背着大案！” 王磊立刻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专案组，抓捕李文安已经刻不容缓。 11 月 21 日，终于有线索传来：李文安藏在三门峡的亲戚家。彭长兴带着民警连夜赶到三门峡，可到了地方才知道，李文安刚走，去了西安的朋友家。民警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西安，找到李文安的朋友赵某，赵某说：“文安前两天打传呼说要来，结果昨天又说不来了，留了个濮阳的电话。” 专案组立刻联系濮阳警方，可等濮阳民警赶到那个电话号码的地址，发现那里已经被拆迁了。11 月 23 日，彭长兴一行人赶到濮阳，查到那个电话是华龙商厦的磁卡电话。华龙商厦是李文安老婆的姑父孙某曾经经营的地方，李文安还在这干过一段时间。 一个服务员听民警描述了李文安的特征后，立刻说：“你们说的是老文吧？个子不高，头发稀，郑州人，以前开出租车，后来卖了车，前几天还见他开着一辆红色昌河面包车，说去焦作找一个叫小香的服务员了。” 民警们又立刻赶往焦作，找到了小香。小香犹豫了半天，说：“老文前几天找我，说有人敲诈了他 5 万块钱，他要报复，让我帮他弄把枪。我找了个叫老六的，给他弄了把小口径步枪，他昨天拿 2800 块钱买走了，还说回去就动手。” 这个消息让专案组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李文安有枪，还打算报复杀人！局里当即下令：对李文安家进行大搜查，24 小时监控；传唤唐某及其家人到派出所暗中保护；在唐某家附近布置警力，严防不测。 民警们赶到李文安家，搜了半天，既没找到李文安，也没找到那把步枪。就在所有人都焦头烂额时，12 月 2 号中午，王磊的传呼机突然收到一条信息：李文安出现在荥阳庙会。 王磊来不及汇报，带着同事就往荥阳赶。庙会上人山人海，王磊一眼就看到了人群里的李文安， 个子不高，头发稀，正挤在卖糖葫芦的摊子前。王磊给同事使了个眼色，几个人装作逛庙会的样子，慢慢靠近李文安，趁他不注意，王磊猛地扑上去，将他按在地上，李文安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戴上了手铐，塞进了警车。 李文安落网的消息传来，彭长兴立刻带人控制了他的亲戚，还封锁了消息，开始突审李文安。可李文安态度嚣张，往审讯椅上一坐，说：“我蹲过监狱，什么都懂，你们没证据，24 小时内必须放我。” 审讯人员不慌不忙地说：“李文安，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以为你做得天衣无缝？那把枪呢？” 李文安的脸白了一下，嘴硬道：“一把枪而已，在我连襟梁喜忠家的厕所顶棚里。” 民警立刻赶到梁喜忠家，果然在厕所顶棚里找到了那把小口径步枪，梁喜忠也被传唤到案。 审讯人员看着李文安，又说：“那 5 万块钱的事，你忘了？” 这句话像一把锤子，敲在了李文安的心上。他浑身一哆嗦，低着头沉默了半天，终于说：“让我考虑考虑。” 这一考虑，就是一天。直到晚上 9 点，李文安终于抬起头，声音沙哑地说：“警官，我说。” 李文安，1967 年出生于胥水镇白寨村，家里的独子，从小被父母宠得无法无天，小学没毕业就辍学，跟着村里的混混到处鬼混。十几岁时，在狐朋狗友的引诱下，看了黄色录像和书籍，心里的邪念开始滋生。1985 年，他伙同他人轮奸一名少女，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9 年，后来因为 “表现良好” 两次减刑，1992 年 12 月出狱。 出狱后，家人托人给李文安介绍了对象，他很快结婚生子，有了两个孩子。可骨子里的恶念并没有消失，反而因为出狱后没人敢管，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他经常晚上骑着自行车在路边游荡，寻找单独出行的女性，先后有 30 多名女性遭到他的侮辱，可碍于名声，这些女性大多选择了沉默，这让李文安的胆子越来越大。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1995 年 2 月 21 日晚上，李文安开着拖拉机拉砖回来，在西岗加油站附近看到了骑车上班的无忧。他见无忧年轻漂亮，立刻起了歹心，冲上去将无忧掐晕，准备实施强奸时，发现无忧已经没了呼吸，于是慌忙弃尸逃跑，把无忧的发卡、自行车扔在路边，自己则躲回了家。 之后，李文安逃到濮阳，和连襟梁喜忠、小舅子郝某一起开出租车。从 1997 年 6 月到 1998 年 10 月，他利用开出租车的便利，专门劫持晚上单独打车的女性，将她们拉到偏僻处掐晕强奸，随后杀害抛尸，制造了濮阳的 “7?7”“12?16”“8?20”“9?14”“11?6” 等一系列杀人抛尸案，其中 “7?7” 案和 “12?16” 案是和梁喜忠共同作案。 1998 年 11 月，李文安得知表弟偷了一辆红色昌河面包车，回到郑州准备销赃，途中又盯上了下班回家的董某，将其掐死抛尸在注水池中。1999 年 2 月，他遇到唐某，被敲诈 5 万块钱，怀恨在心，这才想着买枪报复。1999 年 7 月 13 日晚上，他搭乘梁喜忠的拖拉机外出，看到了独行的葛某，两人轮奸了葛某后将其掐死，从拖拉机上推到了快车道上，制造了 “7?14” 血案。 不仅如此，李文安还交代了两起隐藏的案件：1996 年 10 月，他和梁喜忠在濮阳一号路劫持一名女青年，强奸后掐死，埋在金堤河旁的麦子地里；1997 年 6 月，他在顺庆路劫持一名醉酒女青年，发生关系后将其掐死，为了销毁证据，竟然将尸体肢解，装进两个编织袋扔进了河里。这两起案件，因为遇害者的家人没有报警，一直被隐藏了下来。 1999 年 12 月 16 日，专案组带着李文安和梁喜忠来到濮阳，在李文安的指认下，民警在金堤河旁的麦子地里挖出了一具尸骨，另一具被肢解的女尸虽然没能找到完整遗骸，但李文安的供述和现场痕迹完全吻合。 至此，这起横跨四年、涉及郑州和濮阳两地的特大系列强奸杀人碎尸案，终于全线告破。李文安和梁喜忠因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盗窃罪等多项罪名，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喜欢大案纪实録请大家收藏：()大案纪实録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45章 “阜阳王”王怀忠 2000 年的五一长假，京城的槐花都落了一地，街头巷尾还残留着节日的喧嚣余温。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假期的松弛里，中央纪委的办公大楼却迎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举报信， 足有一万多字，字字如刀，直指向安徽省人民政府时任副省长王怀忠。 信中罗列的罪状触目惊心：买官卖官，将阜阳的官场变成了权钱交易的菜市场；低价批划国有土地，把城市的黄金地段当作私人筹码；操纵城市基本建设项目，让民生工程沦为中饱私囊的工具；更有甚者，大肆收受、索要贿赂，其贪腐行径早已突破底线。这封举报信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中纪委的办案日程里激起了千层浪。 事不宜迟，中纪委迅速会同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组建起一支精干的调查组。调查组的成员们深知，这起案件牵涉省部级高官，且案发地阜阳是王怀忠经营多年的 “地盘”，调查工作注定荆棘丛生。他们悄悄进驻阜阳，如同潜入深水的猎手，开始了秘密侦查。 王怀忠在阜阳深耕多年，从市委书记一路升至副省长，手底下提拔的干部遍布各个部门，批划的土地开发项目更是星罗棋布。要查清他具体收了谁的买官钱，接受了哪个开发商的贿赂，无异于在茫茫人海里抓老鼠，线索繁杂，目标难寻。专案组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办案人员对着阜阳的地图和官员名册反复梳理，却始终找不到突破口。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一位经济犯罪侦查专家的建议点醒了所有人：“贪污贿赂的核心是钱财，他收了那么多钱，不可能凭空消失，只要找到钱财的去向，就能牵出整条利益链。” 这话如醍醐灌顶，专案组立刻调整方向，将调查重点锁定在 “资金流向” 上。举报信只是提供了线索，唯有实打实的证据，才能将王怀忠绳之以法。 很快，专案组从银行系统抽调了十余名查账专家，这些人都是金融领域的 “火眼金睛”，能从密密麻麻的账目里揪出蛛丝马迹。他们进驻阜阳的各家银行，从国有大行到地方信用社，展开了地毯式的排查，重点筛查个人大额存款账户。 数日的不眠不休后，一个名字突然跳入了查账专家的视野 —— 张爱云。 这个名字看似普通，背后却躺着八位数的存款，而她的身份是阜阳市阳光科技开发公司经理，号称 “阜阳首富”。一个民营公司的经理，手握如此巨额财富，本就值得怀疑，可当专家们深入调查这家公司时，更诡异的事情出现了：所谓的 “阳光科技开发公司”，不过是个挂在写字楼里的空壳，没有实际的业务往来，没有办公人员的日常考勤，甚至连一份像样的商业合同都找不出来。 “一个空壳公司的老板，哪来的八位数存款？” 这个疑问盘旋在专案组每个人的心头。与此同时，调查组走访的阜阳当地人士也纷纷透露，张爱云与王怀忠走得极近，坊间甚至有不少关于两人关系非同一般的传言。更有匿名举报信直指，张爱云的巨额财产，实则是王怀忠为避人耳目，挂在她名下的赃款。 专案组立刻将张爱云列为重点调查对象，查账专家顺着她的资金流水溯源，终于发现这笔巨款的源头 ，一家工程公司。这家工程公司有六千多万元的闲置资金，而这些钱，竟是张爱云靠着 “高额返利” 的噱头骗来的。 张爱云的骗术并不高明，却精准抓住了人性的贪婪。她四处游说，声称只要将资金通过她的手存入指定银行，就能拿到远高于市场的利息。在 “高息” 的诱惑下，这家工程公司的负责人动了心，觉得 “反正都是存银行，能多拿钱何乐而不为”，便将六千多万元悉数交给了张爱云。而张爱云拿到钱后，并未按承诺存入指定银行，而是悄悄转入了自己的个人账户，截至调查组发现时，已有近一千万元的现款被她提现，去向不明。 证据链逐渐清晰，专案组果断对张爱云采取了强制措施，将她关押在安徽省肥东县看守所。面对审讯，张爱云起初还百般抵赖，试图掩盖资金的真实用途。但检察院的审讯专家们早已摸透了她的心理，通过政策攻心和证据展示，层层突破她的心理防线。最终，张爱云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不仅交代了诈骗工程公司资金的事实，还吐露了一个惊天秘密：她曾试图用 200 万元 “摆平” 中纪委的调查，而这笔钱，正是王怀忠指使她运作的。 这 200 万的汇款记录，成了撬开王怀忠案的关键缺口。司法机关根据张爱云的供述，连夜抓捕了知情人杨英宇。杨英宇被抓获后，自知难以隐瞒，很快就交代了实情：是王怀忠亲自安排他找一个叫李周的人取钱，再将钱转交给张爱云，用于 “疏通中纪委的关系”。 有了张爱云、杨英宇、李周三人的口供，专案组顺藤摸瓜，兵分几路赶赴东北三省和西南地区，先后将陈思宇、孙德文、刘惠民三人抓获。这三人，正是那场 “200 万摆平中纪委” 骗局的核心策划者。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其中，陈思宇被专案组视作关键人物。他被抓时，一口咬定自己是 “台商”，操着一口蹩脚的台湾腔，试图用身份掩盖罪行。可专案组的办案人员一眼就看出了破绽， 他的穿着打扮、言行举止，完全没有台商的气质，反倒透着一股江湖气。 “既然你是台胞，那说几句闽南话听听吧。” 办案人员不动声色地问道。 陈思宇瞬间愣住了，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支支吾吾地说：“我们不讲闽南话，只讲港台话。” 这话一出，办案人员心里更是了然。常年与台商打交道的人都知道，台湾地区的主流方言就是闽南语，而香港说的是粤语，根本没有 “港台话” 这种说法。办案人员没有戳穿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继续表演。 “你说你姓陈，是哪个‘陈’？” 办案人员又问。 “不是陈旧的陈，是耳东陈。” 陈思宇脱口而出，语气里还带着几分故作的笃定。 办案人员强忍着笑意，递给他一张纸和一支笔：“那把你的名字写下来吧。” 陈思宇硬着头皮写下 “陈思宇” 三个字，用的却是简体字。这一细节再次暴露了他的谎言，台湾地区一直使用繁体字，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不可能用简体字书写自己的名字。 办案人员随即写下一个繁体的 “陈” 字，递到陈思宇面前：“这个字你认识吗？” 陈思宇盯着那个字看了半天，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情：“中国字这么多，我哪能全认识？我又不是活字典。” “你姓陈，连自己姓氏的繁体字都不认识，算什么台商？” 办案人员说着，又拿出一份台湾报纸放在他面前，“你看看，台湾的报纸有简体字吗？” 铁证面前，陈思宇再也演不下去了，耷拉着脑袋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根本不是什么台商，也不是陈果夫的后代，真名叫侯万青，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农民，专靠欺骗贪官污吏为生。 随着侯万青、孙德文、刘惠民的落网，那场荒诞的 “200 万摆平中纪委” 骗局，终于完整地展现在专案组面前。而这一切的开端，还要从张爱云为儿子找工作说起。 2000 年 11 月 28 日，北京的初冬已透着刺骨的寒意，街头的杨树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张爱云专程从阜阳赶到北京，只为给从部队复员的儿子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儿子在北京待过几年，早已习惯了首都的繁华，实在不愿回到阜阳那个小城过平淡的日子，便缠着母亲想办法。张爱云心疼儿子，便满口答应下来，想着凭自己在阜阳的人脉，总能在北京给儿子谋个立身之地。 母子俩约在北京国际饭店碰头，儿子见到张爱云，一脸兴奋地说：“妈，真巧，我以前部队的一位首长也在这儿，听说我要找工作，说能帮上忙。” 张爱云闻言大喜，当即决定晚上请这位 “首长” 吃顿饭，好好答谢一番。当晚，母子俩在饭店的包间里等了足足四五十分钟，那位 “首长” 却迟迟未到。儿子有些着急，张爱云却拍了拍他的手：“你不懂，官越大，架子就越大，咱们再等等。” 终于，包间的门被推开，三个男人走了进来。为首的中年人约莫五十岁，穿着一身名牌西装，一进门就抱拳拱手，操着一口浓重的台湾腔：“对不起啦，太忙了啦，到处有人请我赴宴，好不容易推掉了，特意来跟你们娘俩聊聊。” 落座后，男人故作高深地自我介绍：“记住了，我叫陈思宇，‘思宇’就是思考宇宙的意思，我每天都琢磨大问题，小事情从来不屑管的。我是陈果夫的后代，你们知道国民党四大家族吧？蒋宋孔陈，我家祖上就是那个‘陈’，我是台湾的大珠宝商，在大陆跟国家领导人、国家安全部都走得很近，别人都叫我‘陈大特务’呢。” 这番吹嘘听得张爱云母子目瞪口呆，还没等他们回过神，陈思宇又指了指身边的两个人：“这位是孙德文教授，中央首长的秘书；这位是刘惠民先生，身份特殊，暂时不能透露。他们俩的背景，可都厉害得很。” 张爱云心里犯嘀咕，却不敢表露分毫，只当是遇上了大人物。就在这时，陈思宇突然话锋一转，盯着张爱云问道：“听你家公子说，你是安徽阜阳人？” “是，我土生土长的阜阳人。” 张爱云连忙点头，态度恭谨。 陈思宇咧嘴一笑，突然说出一句阜阳的顺口溜：“只要反腐不放松，早晚揪出王坏总。” “王坏总” 三个字一出，张爱云的手猛地一颤，手里的筷子 “啪嗒” 一声掉在地上。她太清楚这三个字指的是谁了，正是王怀忠，阜阳百姓私下里都这么叫他，还给他起了 “王三一”“王大蛋” 甚至更难听的绰号，只因他的贪腐和专断早已惹得天怒人怨。 张爱云的失态被陈思宇看在眼里，他故意装作没看见，继续说道：“老百姓都这么骂他，你不会没听过吧？”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张爱云强装镇定：“您说的是王省长？” “什么王省长，不过是个副省长罢了。” 陈思宇撇撇嘴，“我跟他很熟，他在阜阳当市委书记的时候，我们经常来往。” 说完，他突然瞪大了眼睛，死死盯着张爱云，那眼神像是要把她看穿。 张爱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对方是冲着王怀忠来的，便小心翼翼地问：“陈首长，您是不是有什么话不方便说？” 陈思宇见她上了钩，立刻站起身，朝包间外挥了挥手，对两个女服务员说：“你们出去等着，我不叫你们，不许进来。” 服务员退出去后，包间里的气氛瞬间凝重起来。陈思宇压低声音，故作神秘地说：“也没什么不方便的，就是替你那位王副省长着急。前两天，孙德文教授给中纪委转了一封举报信，专门举报他的，现在举报信就搁在中纪委的办公桌上，中纪委马上就要查他了。” 说到这里，陈思宇故意停住，端起茶杯慢悠悠地喝了一口。张爱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连忙追问道：“陈首长，那您有办法帮着摆平吗？” “办法倒是有，” 陈思宇放下茶杯，一脸为难，“要把举报信从纪委拿出来，得找人疏通关系，只是这活动经费，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张爱云不敢耽搁，立刻给王怀忠打了电话，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王怀忠本就因举报信的事惶惶不可终日，一听有人能 “摆平” 中纪委，竟丝毫没有怀疑这是个骗局，第二天一大早就急匆匆赶到北京国际饭店。 他带来了几幅名贵的字画，还有三箱安徽名酒， 古井贡、口子窖、金种子，又拿出 10 万人民币和 1 万美金，放在桌上说：“陈先生，这些都是小意思，不成敬意。” 接着，王怀忠又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把中纪委的举报信拿出来；二是帮他调离安徽，到外省任职；三是把他的死对头肖作新从严判决。陈思宇见他如此轻信，心里乐开了花，表面上却装作胸有成竹的样子，一口答应了所有要求，还狮子大开口：“王省长的这三件事，每办成一件，要收 100 万人民币。” 王怀忠此时只求自保，哪里还在乎钱，当即满口答应。而巧合的是，就在王怀忠到北京的当天，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肖作新被判处无期徒刑。孙德文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立刻伪造了一封六页纸的举报信，还特意用红笔在 “罪状” 下面画了红线，假装是领导批阅过的样子，然后拿着举报信和报纸找到张爱云，声称 “事情已经办成了一半”，催着要 200 万的活动经费。 王怀忠看到报纸和假举报信，竟真的以为陈思宇有通天本事，立刻给关系密切的某集团总经理李周打了电话。1996 年到 1999 年，王怀忠担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曾为李周的房地产公司减免了城市建设配套费、固定资产投资调节税共计 587 万余元，还在阜阳黄金地段无偿批地，让他兴建国贸大厦，给国家造成了 400 多万元的直接损失。李周对王怀忠的要求自然是有求必应，接到电话后立刻准备了 200 万。 随后，王怀忠又让亲信杨英宇从李周那里取了钱，交给张爱云。张爱云按照杨英宇的吩咐，先拿了 120 万交给陈思宇，剩下的 80 万则约定等事情全部办成后再付。而王怀忠投入的 130 万人民币和 1 万美元，换来的不过是一封伪造的举报信和一张街边买的北京晚报，这场荒唐的骗局，最终成了压垮他的第一根稻草。 事实上，王怀忠的贪腐和专断，早已在阜阳留下了斑斑劣迹。他担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极度膨胀的权力欲让他变得越发狂妄，甚至放言：“阜阳有 1220 万人口，比上海还多，上海的市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为什么不行？” 他还立下 “豪言壮语”，要把阜阳建成 “国际大都市”，喊出了 “赶上海，超合肥，构建工业大走廊，营造外贸大都市” 的口号，还提出要组建 “十大农业舰队”“五大农业工程”，扬言要让阜阳 “纵横于京九龙海之上，崛起于华东中原之间”。 为了打造 “国际大都市” 的门面，王怀忠嫌阜阳现有的飞机场太小，只能起降小型专线飞机，执意要建一个能开通国际航班的大型机场。他不顾阜阳的经济实力和实际需求，强令全市的工人、教师、农民每人缴纳几百元的机场建设费，最终耗资 3.2 亿元建成了一座 “巨型机场”。可这座机场建成后，每年的客流量不足 600 人次，别说国际航班，就连国内航班都寥寥无几，机场的跑道旁渐渐长满了野草，候机大厅里甚至被附近的村民用来养鸡养鸭，成了当地百姓口中的笑柄。 王怀忠的老家亳州以养黄牛闻名，1995 年，他突发奇想，要把亳州打造成 “全国乃至世界的黄牛金三角”，还提出 “赶着黄牛奔小康” 的口号。可口号喊得再响，也改变不了当地黄牛存栏量只有几十万头的事实。1998 年夏天，为了迎接全国黄牛工作会议，王怀忠把亳州市下辖的蒙城、涡阳、利辛三县的主要领导叫到家里开会，要求他们在七天内，在三县交界的公路边上搭建起 15 公里长的牛棚，还勒令附近乡镇的养殖户每户至少拉一头牛拴在棚里供参观，没有牛的农户就去租、去借，费用由县里报销。这一折腾，倒是让当地出租黄牛的老板狠狠赚了一笔，而这场 “黄牛盛会”，最终也只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更离谱的是，王怀忠去东南亚考察一趟后，竟提出要在阜阳修建 “龙潭虎穴”，打造 “全世界最大的动物园”，扬言要养老虎、养鳄鱼。为此，他又大肆举债，折腾了三年，最终建成的动物园里，只有两头瘦弱的小老虎，其余的不过是些鸡鸭鹅兔，再次沦为笑谈。 在阜阳的官场，王怀忠的话就是 “圣旨”。当地百姓流传着一句话：“王坏种吼一吼，阜阳 1300 万人抖三抖。”1998 年年末，他收的贿赂太多，担心提拔的人不够 “贴心”，竟直接找来组织部长，递给他一份包含 75 名干部的任命意见，要求组织部以此为蓝本向书记办公会汇报。名单里不乏一些不称职的人，可组织部长慑于他的权威，不敢有半句反对。彼时的阜阳，几乎成了王怀忠的 “独立王国”，人们私下里都叫他 “阜阳王”。 1998 年中秋节前一天，王怀忠对家里的保姆说：“明天过节，肯定有不少人来拜访，这是下属的心意，不好拒绝。但人多嘴杂，有些话不方便说，你就跟来的人说，每个人谈工作不能超过五分钟。” 保姆记下了吩咐，心里却清楚，所谓的 “谈工作”，不过是送礼的幌子。 中秋节当天，天刚蒙蒙亮，王怀忠家的门口就开始有车陆续停靠。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前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有阜阳各区县的官员，有房地产开发商，还有各种企业的老板，每个人手里都提着精致的礼盒，或是揣着厚厚的信封，脸上堆着谄媚的笑容。 到了晚上，王家门前更是排起了长队，队伍从家门口一直延伸到小区门口，足有几十米长。保姆按照王怀忠的要求，挨个对前来的人说：“王书记很忙，谈话不要超过五分钟。” 这些官场和商场上的 “老油条” 们心里都门儿清，哪会真的占用五分钟时间。有人走进客厅，放下手里的东西，只说一句 “王书记节日快乐”，放下名片就转身离开；有人甚至连话都不说，把装着现金的信封塞到茶几底下，鞠个躬就匆匆离去。王怀忠坐在沙发上，眼皮都懒得抬，只是偶尔点点头，任由这些人进进出出。 直到深夜十二点多，最后一个送礼的人才离开。保姆收拾客厅时，发现茶几上、沙发旁、墙角处，堆满了礼盒、信封和银行卡，她粗略数了数，光是现金就有几十万，还有不少名贵的字画、玉器和烟酒。而这，不过是王怀忠收礼生涯中极其普通的一天。 经司法机关查明，王怀忠利用担任阜阳市委书记、安徽省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土地审批、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 16 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 236 万元、澳币 1.4 万元；另外，他还多次主动向他人索取贿赂，数额高达人民币 275 万元，其受贿数额总计折合人民币 517.1 万元。在 90 年代末，这笔钱相当于普通百姓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收入，其贪腐程度令人咋舌。 2003 年，王怀忠案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庭上，公诉机关出示了大量证据：银行流水记录着他收受的赃款去向，证人证言还原了他买官卖官的细节，土地审批文件暴露了他低价批地的猫腻…… 铁证如山，可王怀忠却始终拒不认罪。 他坐在被告席上，梗着脖子，面对法官的提问要么沉默不语，要么百般狡辩。当公诉人质问他为何收受李周的贿赂时，他辩称 “这是正常的人情往来”；当被问及为何强行摊派机场建设费时，他又说 “是为了阜阳的发展”。甚至在庭审间隙，他还对身边的法警说：“我管过政法，还不知道这里面的门道？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他的嚣张和顽固，让合议庭的法官们极为愤慨。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怀忠受贿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及危害后果特别严重，且在确凿证据面前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依法应予严惩。最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王怀忠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审判决后，王怀忠不服，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驳回了他的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其实，王怀忠并非毫无能力。他出身贫寒，最早只是亳州一个生产队的农技员，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从基层干起，当过公社书记、县长、市长，最终坐上了副省长的位置。在他早年的工作中，也曾为地方做过一些实事，比如推广农业技术、修建乡村公路，这也是他能一步步晋升的原因。 但随着权力越来越大，他的欲望也开始膨胀。他不再满足于为百姓做事，而是把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把官场当作自己的 “私人领地”。他高估了自己的权力，以为在阜阳一手遮天，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他高估了自己的 “人脉”，以为靠几十万的钱财和字画，就能摆平中纪委的调查；他甚至高估了自己的 “智商”，轻易就落入了一个东北农民设下的骗局，最终让那 200 万的贿款成为了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 死刑核准的消息传来时，王怀忠终于慌了。他不再像庭审时那样嚣张，整日坐在看守所的牢房里，对着窗外发呆。临刑前，狱警拿来了他家人送来的东西，其中有一张他小孙子的照片。他颤抖着接过照片，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摩挲着孙子的笑脸，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照片，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滴在照片上晕开了小小的水渍。 他叫来狱警，托人给儿子和儿媳妇带话：“别告诉孙子我去哪了，就说我出国了，去很远的地方工作了。” 直到这时，他才流露出一丝后悔，喃喃自语道：“要是当初能收敛一点，要是当初能听劝，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 可世上没有后悔药，法律的制裁从来不会因为悔恨而缺席。2004 年 2 月 12 日，春节的年味还未散尽，58 岁的王怀忠在山东省济南市被执行注射死刑。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 “阜阳王”，最终为自己的贪腐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喜欢大案纪实録请大家收藏：()大案纪实録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46章 十年泣血追凶 1981年的春风吹过辽西走廊时，带着关外特有的干冽。建昌县头道营子乡的土路上，一辆绿皮军用卡车卷着尘土停下，23岁的张洪清跳下车时，军绿色的的确良军装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却依旧挺括。他背着打了补丁的帆布背包，里面装着三年军旅生涯的全部家当。 一本立功证书，一枚三等功奖章，还有几件换洗衣物。 “洪清，这边！”村口老槐树下，同乡的张凤芝红着脸挥手，粗布碎花褂子衬得她眉眼格外清亮。张洪清笑着跑过去，露出一口白牙，军装领口的红领章在阳光下晃得人眼晕。这一年，他刚从内蒙古某边防部队退伍，三年的戍边生活磨硬了他的筋骨，也让他养成了站如松坐如钟的习惯。 退伍回家的第三个月，在双方父母的操持下，张洪清和张凤芝成了亲。没有像样的彩礼，没有排场的宴席，只请同村人吃了顿猪肉白菜馅饺子，喝了几瓶散装白酒，两间土坯房糊上报纸，就成了他们的婚房。张凤芝是个实在姑娘，手巧嘴甜，过门第二天就扛着锄头下地，把家里的自留地打理得井井有条。 日子就像村口的老槐树，缓慢却扎实地生长。1983年，大女儿张艳出生，粉雕玉琢的模样让张洪清每天下班都要先抱着亲几口；1985年，儿子张磊接踵而至，家里更添了几分热闹。那几年，张洪清在村办砖厂当临时工，每天扛着几十斤的砖坯往返，累得倒头就睡，可只要一摸到孩子温热的小脸蛋，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凤芝，等咱攒够钱，就把土房翻盖成砖瓦房。”他常摸着妻子粗糙的手说，眼里满是憧憬。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85年的秋天。建昌县公安局招合同制民警，要求退伍军人优先。张洪清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没想到凭着在部队练就的过硬素质和沉稳心性，顺利通过了考核。接到录用通知那天，他在砖厂的空地上翻了个跟头，跑回家时，把通知书塞到妻子手里，声音都在发颤：“凤芝，我当警察了！” 他被分配到离家20公里的头道营子乡派出所，成了一名基层民警。所里条件简陋，三间砖房既是办公室也是宿舍，冬天没有暖气，只能靠煤炉取暖；夏天蚊子肆虐，晚上写笔录都得点着蚊香。张洪清却干得格外起劲，每天天不亮就骑着所里那辆老式“幸福250”摩托车下村，调解邻里纠纷、追查盗窃案件、宣传法律法规，脚步踏遍了辖区的山山水水。 有一次，邻村发生牛犊被盗案，失主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蹲在地上哭着说那是家里唯一的指望。张洪清连夜带着同事排查，沿着牛蹄印追了三十多公里，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在邻县的一个屠宰点把牛犊截了下来。当他把牛犊牵回老人家里时，老人握着他的手，眼泪浑浊地流下来：“张警官，你真是咱老百姓的活菩萨啊！” 他的兢兢业业被所有人看在眼里。1992年4月，经过七年的打磨，张洪清被提拔为头道营子乡派出所所长。任命文件下来那天，他特意回了趟家，给妻子买了条红围巾，给女儿买了个布娃娃，给儿子买了把玩具枪。看着孩子们欢天喜地的模样，张凤芝笑着说：“当了所长更得尽心，可别辜负了老百姓的信任。”张洪清用力点头，他知道，自己能安心工作，全靠妻子在身后撑着这个家。 那时的张凤芝，既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还要打理家里的十来亩责任田。每天天不亮，她就踩着露水下地，割麦、插秧、掰玉米，样样不含糊；晚上回到家，还要给孩子洗衣做饭、缝补衣服，等孩子们睡熟了，再借着煤油灯的光搓草绳，攒着卖钱补贴家用。有一次，张洪清在所里值班，女儿突然发高烧，张凤芝背着孩子走了五公里夜路才赶到乡卫生院，等张洪清第二天赶回来时，她的脚已经磨出了好几个血泡，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没事，孩子已经退烧了。” 在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下，日子渐渐有了起色。1993年春天，他们把两间土坯房推倒，翻盖成了三间宽敞明亮的砖瓦房，还添置了一台黑白电视机。看着崭新的房子，张洪清心里盘算着，等忙完这阵子，就带妻子和孩子去县城逛一逛，看看电影，吃顿国营饭店的炒菜。可他没料到，一场灭顶之灾正悄无声息地向这个温暖的家庭袭来。 1993年9月5号，农历七月十九，正是秋老虎肆虐的时候。头道营子乡派出所的审讯室里，灯光惨白，空气中弥漫着汗味和烟味。张洪清正审讯一名盗窃团伙的成员，这个团伙在辖区内作案十余起，百姓怨声载道。他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嗓子因为长时间问话变得沙哑，可他依旧精神紧绷，不肯有丝毫松懈。 晚上十一点多，审讯终于有了突破，嫌疑人交代了其余同伙的藏匿地点。张洪清刚安排好同事连夜实施抓捕，裤兜里的“大哥大”突然响了起来，那是所里配置的公用电话，平时很少有私事打到这里。他皱了皱眉接起，电话那头是远房亲戚的声音，带着几分含糊：“洪清啊，明天我去你家一趟，有点事找你，你抽空回趟家。”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张洪清心里犯嘀咕，亲戚没说具体什么事，只说“家里的小事，见面再说”。他本想审讯结束后回趟家，可抓捕行动需要统筹安排，他只能留在所里坐镇。这一夜，他几乎没合眼，一会儿盯着审讯笔录，一会儿协调抓捕路线，直到凌晨四点多，才收到同事成功抓捕其余嫌疑人的消息。 紧绷的神经一放松，疲惫感瞬间席卷而来。张洪清靠在椅子上，闭着眼歇了几分钟，脑海里闪过妻子和孩子的笑脸，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他站起身，揉了揉僵硬的肩膀，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快步走出派出所。院子里的摩托车已经加满了油，他跨上去，发动引擎，摩托车的轰鸣声划破了清晨的寂静。 从派出所到家里的20公里路，全是蜿蜒的土路，夜里下过一场小雨，路面有些湿滑。张洪清开得并不快，风从耳边吹过，带着庄稼的清香，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远处的村庄隐约传来鸡鸣声。他想着，等回家了，一定要好好睡一觉，醒来帮凤芝割地里的谷子，下午再带孩子们去河边摸鱼。 早上六点左右，摩托车终于停在了家门口。可眼前的景象，让张洪清的心猛地一沉，往常这个时候，张凤芝早就起床打扫庭院了，院子里会晒着刚洗好的衣服，厨房里飘出早饭的香味，孩子们的嬉笑声也会传出来。可今天，院门关得紧紧的，门板上的铁锁挂着，却没有锁上，院子里静悄悄的，连一只鸡的影子都没有。 “凤芝？凤芝在家吗？”张洪清跳下车，快步走到门前，伸手敲了敲木门，“我回来了，开门。” 院子里没有任何回应。 他又加大力度敲了几下，喊着女儿和儿子的名字：“艳艳？磊磊？醒醒，爸爸回来了！” 依旧是死一般的寂静。 张洪清的心开始往下坠。他当警察这么多年，处理过无数案件，早已养成了敏锐的职业直觉。这种反常的寂静，像一张无形的网，紧紧攥住了他的心脏。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才想起自己平时很少带家门钥匙，家里从来都有人，凤芝从不会让大门紧锁。 “别出什么事……千万别出什么事……”他嘴里喃喃自语，脚步不由自主地绕到院子东侧的围墙边。这道围墙不高，只有一人多高，墙头上还留着新抹的水泥痕迹。张洪清深吸一口气，双手撑住墙头，用力一翻，稳稳地落在了院子里。 院子里的景象和往常没什么两样，晾衣绳上挂着孩子们的小衣服，墙角堆着刚收割的玉米，鸡窝里的母鸡正咯咯地叫着。可越是正常，张洪清就越觉得心慌。他快步走到屋门前，伸手推了推，房门虚掩着，一推就开了。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像一把锋利的刀子，瞬间刺进了他的鼻腔。 张洪清的瞳孔猛地收缩，浑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他僵在原地，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的景象，客厅的地面上，到处都是暗红色的血迹，他的妻子张凤芝躺在血泊中，身体蜷缩着，双手紧紧攥着，脸上还残留着痛苦的神情；女儿张艳和儿子张磊倒在母亲身边，小小的身体同样被鲜血浸透，胖乎乎的脸蛋上沾满了血污，原本清澈的眼睛紧紧闭着，再也不会睁开了。 “凤芝！艳艳！磊磊！”张洪清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声音沙哑得如同破锣。他冲过去，颤抖着伸出手，先摸了摸妻子的脸颊，冰冷刺骨，没有一丝温度。他又去摸女儿的小手，那只昨天还拉着他要糖吃的小手，此刻僵硬得像一块石头。 巨大的悲痛和绝望瞬间将他吞噬，他眼前一黑，身体晃了晃，差点栽倒在地。他死死地扶住门框，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呜咽声，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砸在满是血迹的地面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作为一名警察，他深知保护现场的重要性。尽管心脏像被生生剜去一块，他还是强忍着悲痛，踉踉跄跄地走出屋子，锁上院门，然后一路狂奔，朝着附近的派出所跑去。清晨的土路上，一个穿着警服的男人，一边哭一边跑，泪水混合着汗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的嘴里只有一个念头：“抓住凶手！一定要抓住凶手！” 这起罕见的灭门惨案，像一颗炸雷，在葫芦岛市和建昌县两级公安机关炸开了锅。时任葫芦岛市公安局局长亲自挂帅，抽调刑侦、技术等部门的骨干力量，组成了专案组，连夜赶赴头道营子乡。案发地周围被严密封锁，技术人员带着勘查设备，小心翼翼地对现场进行勘察，每一寸地面、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然而，现场的情况让所有侦查人员都倒吸一口凉气。凶手显然具有极强的反侦察意识，不仅没有留下任何指纹、毛发等生物痕迹，连作案凶器、带血的衣物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屋子的门窗完好无损，说明凶手可能是翻墙进入，也可能是熟人作案，对张洪清家的情况了如指掌。 “张所长是警察，平时办案得罪的人不少，仇杀的可能性最大。”专案组的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上，刑侦支队长语气沉重地说，“凶手敢对警察的家人下手，要么是穷凶极恶之徒，要么是对张所长恨之入骨。”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这个分析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张洪清从警八年，先后处理过盗窃、抢劫、赌博等各类案件，抓捕过一百多名违法犯罪嫌疑人，其中不乏一些恶性案件的主犯。这些人里，有不少对他怀恨在心。 “我这就把重点人员名单列出来。”张洪清红着眼睛说。尽管悲痛欲绝，但他知道，现在不是沉溺于悲伤的时候。他坐在专案组的临时办公室里，凭着记忆，一笔一划地写下了140多名被他处理过的重点人员的名字，包括他们的住址、联系方式、犯罪事实和家庭情况。每写下一个名字，他的手就颤抖一次——这些人里，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是杀害他妻儿的凶手。 专案组立刻兵分多路，对这140多人展开逐一排查。侦查人员深入各个乡镇，走访他们的邻居、亲友，核实他们在案发时间段的行踪，调取相关证据。张洪清也主动加入了排查队伍，他戴着墨镜，遮住红肿的眼睛，每天跟着侦查人员走村串户，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有好几次，看到和自己女儿、儿子年纪相仿的孩子，他都忍不住背过身去，偷偷抹眼泪。 然而，排查工作并不顺利。这140多人中，有的已经刑满释放，有的还在监狱服刑，有的外出打工多年，经过逐一核实，他们在案发当天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嫌疑被一一排除。案件的侦查，陷入了僵局。 张洪清原本对专案组充满信心，他相信凭借同行们的专业能力，一定能尽快抓住凶手。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侦破工作进行到第九天，一道冰冷的阴影，突然笼罩到了他的头上。 “张所长，麻烦你跟我们回专案组驻地一趟，有些情况需要你配合调查。”那天下午，两名专案组的侦查人员找到他，语气严肃地说。 张洪清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什么，他的身体晃了晃，声音沙哑地问：“你们怀疑我？” 侦查人员没有回答，只是做了个“请”的手势。张洪清苦笑一声，戴上帽子，跟着他们走了。他知道，灭门案社会影响极大，专案组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必须尽快找到突破口，而自己，似乎成了那个“最可疑”的人。 专案组怀疑他的理由有两个：一是经过技术勘查，现场只留下了张洪清一个人的足迹；二是他的行踪反常，平时他都是晚上回家，唯独案发当天，凌晨就赶回了家。“你为什么突然提前回家？是不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审讯室里，侦查人员的问题像一把把尖刀，刺向张洪清的心脏。 “我亲戚打电话让我回家，说有私事！”张洪清激动地辩解，“我在派出所审讯嫌疑人到凌晨，同事们都可以为我作证！” 为了核实他的说法，专案组立刻找来了头道营子乡派出所的所有民警。“那天晚上，张所一直在所里审讯，我们轮流休息，他却全程没合眼，凌晨四点多还在安排抓捕工作，根本不可能有作案时间。”副所长红着眼眶说，其他同事也纷纷作证，拿出了当时的审讯笔录和工作记录。 法医的尸检报告也显示，张凤芝和两个孩子的死亡时间是9月6号凌晨一两点左右，而那个时间段，张洪清正在派出所，有多名同事可以证实他的行踪。尽管如此，专案组还是没有完全排除他的嫌疑，在没有找到真凶之前，任何可能性都不能放过。 “张洪清同志，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你暂时先免去派出所所长职务，调到县公安局法制科工作。”不久后，局领导找他谈话，语气沉重地说，“这只是暂时的，等案件水落石出，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说法。” 张洪清没有反驳，他知道这是组织的决定，也是为了案件侦查的顺利进行。可当他收拾东西离开头道营子乡派出所时，心里的委屈和痛苦，比失去妻儿还要沉重。他曾经是这里的所长，是百姓信赖的保护神，如今却成了杀害自己妻儿的嫌疑人。 更让他难以承受的，是来自外界的流言蜚语。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建昌县的大街小巷。有人说：“没想到张洪清是这种人，表面上一本正经，背地里却杀妻灭子，真是丧尽天良！”有人说：“肯定是他外面有人了，想跟老婆离婚，老婆不同意，就下了毒手。”还有人说：“他当警察的时候就心狠手辣，杀几个人算什么？” 那些曾经热情跟他打招呼的乡亲，如今看到他就远远躲开，眼神里充满了鄙夷和恐惧；曾经并肩作战的同事，虽然相信他的为人，却也因为案件的敏感，不敢和他走得太近。张洪清成了孤家寡人，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异样的目光，那些目光像针一样，扎得他体无完肤。 他搬进了县公安局的单身宿舍，那是一间十平米左右的小屋子，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每天下班回到宿舍，他都觉得空荡荡的，耳边仿佛还能听到孩子们的嬉笑声，眼前仿佛还能看到妻子忙碌的身影。他不敢回那个曾经充满温馨的家，那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残留着妻儿的气息，也残留着刺眼的血迹。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有一次，他忍不住回了趟家，推开房门，一股尘封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客厅的地面上，血迹虽然已经清理干净，却留下了深色的印记；女儿的布娃娃掉在墙角，上面还沾着一点暗红色的血渍；儿子的玩具枪放在桌子上，枪口对着门口，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张洪清蹲在地上，抱着头，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绝望像潮水一样，一点点淹没了他。他觉得自己活得太窝囊了，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儿，还被人当成凶手，受尽了委屈和白眼。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那天下午，张洪清从家里找出一瓶农药，那是凤芝生前用来除害虫的。他拎着农药瓶，恍恍惚惚地走出家门，沿着土路，一步步走向村子外的山坡。 那里，埋葬着他的妻子和孩子。 山坡上的草已经泛黄，三座新坟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坟前没有墓碑，只有几块石头压着烧过的纸钱。张洪清在坟前坐下，把农药瓶放在地上，从口袋里掏出一瓶白酒，拧开盖子，一边往坟前倒，一边哽咽着说：“凤芝，艳艳，磊磊，爸爸对不起你们……爸爸没本事，抓不到凶手，还被人冤枉……爸爸来陪你们了……” 白酒顺着他的嘴角流下，辛辣的味道呛得他眼泪直流。他拿起农药瓶，拧开盖子，刺鼻的气味让他皱了皱眉。他闭上眼睛，仰起头，正要把农药灌进嘴里，突然，一只有力的大手紧紧抱住了他的胳膊。 “张洪清！你混蛋！”大哥张洪明的声音在他耳边炸响，“你要是敢死，我就没你这个弟弟！” 张洪清愣了一下，睁开眼睛，看到大哥满脸通红，眼里布满了血丝。“大哥……”他喃喃地说。 “我从你出门就跟着你了！”张洪明一把夺过他手里的农药瓶，狠狠摔在地上，农药洒在泥土里，冒出一阵白烟。“你老婆孩子死得不明不白，你不想着报仇，反而要自杀，你对得起凤芝，对得起两个孩子吗？” “我报不了仇……我被人冤枉……我活得太苦了……”张洪清的声音带着哭腔。 “苦？谁不苦？”张洪明用力捶了他一拳，“凤芝死的时候才30岁，艳艳才10岁，磊磊才8岁，他们比你更苦！你是个警察，是个男人，就该挺起腰杆，把凶手揪出来，给他们一个交代！你要是死了，凶手就逍遥法外了，你老婆孩子在九泉之下都不会瞑目的！” 大哥的话像一记重锤，敲醒了浑浑噩噩的张洪清。他看着眼前的三座新坟，想起了妻子临终前痛苦的神情，想起了孩子们沾满血污的脸蛋，一股强烈的求生欲和复仇的决心，在他的心里重新燃起。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坟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头，额头磕在坚硬的泥土上，渗出血迹。“凤芝，艳艳，磊磊，我发誓，不抓住凶手，我张洪清誓不为人！” 从那天起，张洪清像变了一个人。曾经开朗爱笑的他，变得沉默寡言，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曾经风风火火的他，变得沉稳内敛，每一个眼神都透着坚定。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追查凶手的事情上。 就在他重新振作起来的时候，专案组那边传来了一个重要线索。一名村民反映，在案发当天下午，曾经看到一个陌生男子在村子里打听张洪清家的住址。“那个男的二十多岁，身高一米七左右，稍微有点胖，圆方脸，小三角眼，上身穿白衬衣，下身穿灰色长裤，看着像个农村青年。”村民回忆说。 这个线索让专案组兴奋不已。他们立刻请来上海市公安局着名的模拟画像专家张欣，根据村民的描述，绘制了嫌疑人的模拟画像。张欣是中国刑侦领域的“神笔”，曾经凭借目击者的描述，成功绘制出数百名嫌疑人的画像，为案件侦破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次，他仔细询问了村民关于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包括五官的比例、神态、穿着打扮，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终于完成了画像。 当张洪清拿到那张模拟画像时，他的手忍不住颤抖起来。画像上的人，眼神阴鸷，嘴角带着一丝狠戾，让他心里莫名地一紧。“不管你是谁，我一定能找到你！”他紧紧攥着画像，心里默念着。 从那天起，只要一有时间，张洪清就换上一身便服，把模拟画像揣在怀里，骑着自己的摩托车，穿梭在建昌县的各个乡镇。他没有执法权，不能像以前那样光明正大地调查，只能以普通村民的身份，走村串户，跟老百姓聊天，趁机拿出画像询问：“你们见过这个人吗？” 春天，他顶着风沙，在田埂上跟种地的农民打听；夏天，他冒着酷暑，在集市上跟摆摊的商贩闲聊；秋天，他踏着落叶，在山村的小路上跟放羊的老人攀谈；冬天，他迎着寒风，在车站的候车室里跟旅客询问。他的摩托车后座上，总是带着干粮和水壶，饿了就啃几口干馒头，渴了就喝几口凉水，累了就靠在路边的大树上歇一会儿。 有一次，他在一个偏远的山村打听线索，不小心摔下了山坡，腿被石头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直流。他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简单包扎了一下，咬着牙继续往前走。村民看到他这个样子，忍不住问：“你找这个人干啥啊？这么拼命。”他只是笑了笑，说：“他欠我家一条人命，我得找他要回来。”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足迹踏遍了建昌县的12个乡镇、100多个村庄，行程超过了3万公里。摩托车骑坏了两辆，鞋子磨破了十几双，可那个画像上的人，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任何消息。 “洪清，别太拼命了，身体要紧。”法制科的同事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脸庞，忍不住劝他，“专案组还在查，说不定很快就有消息了。” 张洪清只是摇了摇头。他知道，专案组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只盯着这一个案子，自己的妻儿，只能靠自己来守护。他决定扩大调查范围，除了那个陌生男子，还要重新排查当初自己列出的140多名重点人员。 这些人大部分都在本县，但分布得很分散，而且很多人对他心存戒备，根本不配合调查。他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只能乔装打扮，有的时候装作收购农产品的商贩，有的时候装作外出打工的农民，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他们，了解他们的情况。 他觉得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于是想到了小舅子张凤军。张凤军是张凤芝的亲弟弟，按理说，他应该比谁都希望抓住凶手。那天晚上下班以后，张洪清特意去县城的供销社买了两瓶好酒和一斤猪头肉，骑着摩托车赶到了小舅子家。 张凤军看到他，脸色立刻沉了下来，没好气地说：“你来干啥？” “凤军，我想跟你聊聊。”张洪清把东西放在桌子上，小心翼翼地说，“我知道你姐和孩子死得冤，我想请你帮我一起找凶手。” 没想到，他的话刚说完，张凤军就勃然大怒，抓起桌子上的酒和肉，狠狠扔到了院子里。“张洪清，你别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了！”他指着张洪清的鼻子，骂道，“谁是凶手你心里不清楚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外面都在说，是你杀了我姐和我外甥外甥女！” “凤军，你怎么能这么说？”张洪清急得满脸通红，“我怎么可能杀自己的老婆孩子？你姐和我感情那么好，孩子们那么可爱……” “感情好？感情好你会让她死得这么惨？”张凤军的眼睛红了，“要不是你当警察，要不是你得罪那么多人，我姐和孩子们能出事吗？都是因为你，都是你害了他们！” “我当警察是为了保护老百姓，我没错！”张洪清激动地说，“现在凶手还没抓到，我们应该一起努力，而不是互相猜忌！”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张凤军冷冷地说，“你赶紧滚，别让我再看见你，否则我打断你的腿！” 张洪清看着小舅子决绝的眼神，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知道，小舅子是因为悲伤过度，才把怨气都撒在了自己身上。他默默地捡起院子里的酒和肉，转身走出了小舅子家。月光下，他的身影显得格外孤单。 更让他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工资问题。他是合同制民警，调到县公安局法制科后，由于没有正式编制，县公安局不负责发放他的工资。他在法制科工作了三年，一分钱的报酬都没领到。家里的积蓄早就花光了，为了筹集追凶的经费，他一咬牙，把家里的砖瓦房和所有家具都变卖了，一共卖了1万多块钱。 这笔钱，成了他追凶的全部资金。他用这笔钱，在附近的各个村子里找了十几个可靠的村民，让他们帮自己打探消息。每当有人提供一个有用的线索，他就给几十块钱的奖励；如果线索能直接指向嫌疑人，他就给一二百块。在那个月工资只有几百块的年代，这已经是很大的一笔开销了。 1995年，转机终于来了——张洪清通过了转正考试，正式转为一名人民警察，终于能领到工资了。每个月七八百块钱的工资，他一分都不敢乱花，一半交给后来的妻子当生活费，另一半全部用来作为追凶的经费。可这点钱，对于庞大的开支来说，依旧是杯水车薪。 为了弥补经费的不足，张洪清一到周末和节假日，就换上一身旧衣服，到附近的车站、码头、工厂去打工。他干过最苦最累的活，当过装卸工、搬运工、泥瓦匠，只要能挣钱，不管多脏多累的活他都愿意干。 有一回，县城的火车站来了一车皮大米，急需装卸工。当时是周末，大部分装卸工都回家休息了，老板急得团团转，开出了比平时高一倍的工钱。张洪清看到招工启事，立刻就报了名。大米的麻包每个都有一百多斤重，他扛在肩上，压得腰都直不起来。他咬着牙，一趟又一趟地往返于火车和仓库之间，汗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流，浸湿了他的衣服，脸上、身上全是灰尘。 从下午一直干到深夜，麻包终于快卸完了。就在他扛着最后一个麻包走向仓库时，突然觉得双腿一软，眼前一黑，“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麻包重重地砸在旁边的地上。老板吓坏了，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急诊室抢救。 第二天早上，张洪清醒来时，发现同事们都守在病床前。老板也来了，看到他身上的警服，才知道这个拼命干活的小工，竟然是一名警察。“张警官，我真是对不住你，不知道你是……”老板满脸愧疚地说。张洪清只是笑了笑，说：“没事，我就是想多挣点钱。”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同事们都知道他的难处，纷纷劝他：“洪清，别这么拼了，我们帮你想办法。”可张洪清摇了摇头，他不想给同事们添麻烦，追凶的路，他必须自己走下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张洪清的追凶之路依旧没有尽头。他把那140多名重点人员重新查了一遍又一遍，把建昌县的每一个村镇都走了一遍又一遍，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前前后后投入了几万块钱，可案件依旧没有任何头绪。他的心情越来越苦闷，几乎到了绝望的边缘。 2001年9月6号，是妻子和孩子遇害八周年的忌日。张洪清特意请了假，买了一束白菊，独自一人回到了老家。山坡上的坟茔已经长满了杂草，他蹲在坟前，一点点把杂草拔掉，然后把白菊插在坟前。“凤芝，艳艳，磊磊，对不起，爸爸还是没找到凶手……”他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瓶白酒，就着眼泪，一口一口地喝了下去。 酒精很快就起了作用，他觉得头晕目眩，靠在坟边的大树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在梦里，他看到妻子穿着那件碎花褂子，牵着女儿和儿子的手，笑着向他走来。“洪清，我们想你了。”凤芝的声音依旧温柔。 “凤芝！艳艳！磊磊！”张洪清激动地跑过去，想要抱住他们，可就在他快要碰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却突然消失了，只留下一片白茫茫的雾气。“不要走！不要走！”他大喊着，猛地从梦中惊醒。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山坡上刮起了冷风。张洪清看着眼前的三座坟茔，泪水再次流了下来。他跪在坟前，用手指抠着地上的泥土，一字一句地说：“凤芝，艳艳，磊磊，我再跟你们发誓，不破此案，我绝不罢休！就算是追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把凶手揪出来！” 张洪清十年如一日追凶的故事，渐渐在公安系统内部传开了。他的执着和坚韧，感动了每一个人。曾经的同事们，都想尽办法帮他查找线索；一些老领导也特意找他谈话，鼓励他不要放弃，还为他协调了一些资源。 2003年2月20号，一个电话让张洪清沉寂多年的心，重新燃起了希望。电话是刑警队的老战友打来的，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洪清，有线索了！有个叫王刚的人，说他知道杀害你妻儿的凶手是谁！” 张洪清手里的笔“啪”地掉在了地上。他猛地站起来，声音颤抖地问：“你说什么？王刚？他在哪？” “王刚是我们正在调查的一起盗窃案的嫌疑人，他交代的时候提到了你的案子，可还没说清楚，就趁着我们不注意溜走了。”老战友说，“我们正在全力查找他的下落，一有消息就立刻通知你。” 挂了电话，张洪清的心脏狂跳不止。王刚这个名字，他记得，这个人曾经因为盗窃被他送进监狱服刑两年，没想到，竟然是他知道凶手的线索。他立刻冲出办公室，骑着摩托车，开始在县城的各个角落寻找王刚的踪迹。他知道，王刚居无定所，又是单身一人，找他就像大海捞针，可他不想放过任何一丝希望。 那些天，张洪清几乎没有合过眼。他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就骑着摩托车在县城的网吧、旅馆、工地等王刚可能出现的地方转悠，饿了就啃口干馒头，渴了就喝口凉水。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嗓子也沙哑了，可他依旧没有放弃。 2003年4月9号晚上，张洪清正在宿舍里整理线索，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拿起手机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喂？”他试探着问。 “是张洪清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我是！你是谁？”张洪清的心脏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我是王刚。”对方说，“我知道杀害你老婆孩子的凶手是谁，我想跟你见一面，当面告诉你。” “好！你说地点！”张洪清毫不犹豫地说。 “就在县城东头的废弃工厂，你一个人来，别带其他人。”王刚说完，就挂了电话。 同事们得知消息后，都劝他不要单独前往，担心有危险。“洪清，王刚这个人很狡猾，万一他是想骗你，或者有什么别的企图怎么办？我们跟你一起去。” “不行，他让我一个人去，我不能打草惊蛇。”张洪清说，“放心，我有分寸。”他从抽屉里拿出手铐和警棍，藏在身上，然后骑上摩托车，朝着废弃工厂赶去。他知道，这可能是抓住凶手的唯一机会，就算有危险，他也必须去。 废弃工厂里一片漆黑，只有月光透过破旧的窗户，洒下几道微弱的光线。张洪清刚走进工厂，就看到一个黑影站在角落里。“王刚？”他喊了一声。 黑影慢慢走了出来，正是王刚。他的脸上满是疲惫，眼神躲闪。“张警官，我知道你找我找得很苦。”他说。 “凶手是谁？”张洪清急切地问，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 王刚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杀害你老婆孩子的凶手，是头道营子乡的赵铁石。”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赵铁石？”张洪清皱了皱眉，这个名字他有些印象，1993年的时候，赵铁石因为抢劫被他抓获，收审了两个月；后来又因为赌博被他罚款200元；没过多久，赵铁石又因为打架斗殴，他正准备拘传他，没想到他却跑了。 “1995年的时候，我跟赵铁石在一个工地上打工，有一次我们一起喝酒，他喝多了，就跟我吹嘘。”王刚回忆说，“他说‘你知道张洪清家被灭门的案子是谁干的吗？就是我！那小子跟我过不去，总找我的麻烦，我就让他家破人亡！’他还说，你一直在找他，他早晚要把你也干掉，以绝后患。”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张洪清问。 “我当时害怕啊！赵铁石那个人心狠手辣，我不敢说。”王刚的声音有些哽咽，“这些年，我看着你为了找凶手，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我心里也不好受。我虽然被你送进过监狱，但我知道，你是个好警察。我不能再瞒着了，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得知凶手的名字，张洪清的身体晃了晃，十年的委屈、痛苦、执着，在这一刻都有了着落。他紧紧握住王刚的手，声音沙哑地说：“谢谢你，王刚，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他立刻带着王刚，赶到了建昌县公安局，向局领导汇报了这个重要线索。局领导高度重视，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局长亲自带队，连夜展开对赵铁石的抓捕工作。 2003年4月10号凌晨，天还没亮，抓捕队伍就悄悄出发了。赵铁石的家在头道营子乡的一个小山村，抓捕人员分成几组，悄悄包围了他的家。“行动！”随着局长的一声令下，民警们踹开房门，冲进了屋里。 此时的赵铁石，正在床上呼呼大睡，对即将到来的抓捕一无所知。当冰冷的手铐铐在他的手腕上时，他才猛地惊醒，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你们……你们干什么？”他结结巴巴地问。 “赵铁石，我们是建昌县公安局的，1993年9月6号，张洪清家灭门案，是你干的吧？”刑侦支队长厉声问道。 赵铁石的身体抖了一下，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他沉默了片刻，终于点了点头：“是我干的。” 在审讯室里，赵铁石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1993年，他因为抢劫、赌博、打架斗殴等事情，多次被张洪清处理，心里对张洪清怀恨在心。“他就是跟我过不去，一次次找我的麻烦，让我没法安生。”赵铁石说，“我当时就想，既然他不让我好过，我就干脆让他家破人亡，让他也尝尝痛苦的滋味。” 1993年9月5号深夜，赵铁石带着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尖刀、手套等作案工具，骑着自行车，赶到了张洪清家。他趁着夜色，翻墙进入院子，看到屋里的灯已经灭了，知道张洪清的妻子和孩子已经睡熟了。他从窗户跳进屋里，用尖刀残忍地杀害了张凤芝和两个孩子。 作案后，赵铁石害怕留下痕迹，戴上手套清理了现场，然后带着作案工具逃离了。走了几分钟，他看到路边有一口小井，就把尖刀、绳子等工具扔进了井里。回到家后，他又把沾满血迹的衣服烧毁了。“这些年，我一直活在恐惧中，看到张洪清一直在找凶手，我就知道，我早晚有一天会被抓住。”赵铁石说，“我今年33岁了，不敢成家，不敢交朋友，每天都提心吊胆的，这种日子，我受够了。” 根据赵铁石的交代，警方在那口小井里，打捞出了一把生锈的尖刀和一段腐烂的绳子，经过技术鉴定，尖刀上的血迹，正是张凤芝和两个孩子的。铁证如山，这起沉寂了十年的灭门惨案，终于真相大白。 2003年6月23号，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赵铁石故意杀人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张洪清坐在原告席上，看着被告席上的赵铁石，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和悲痛。当法官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他的手紧紧攥着，指甲几乎嵌进肉里。 “被告人赵铁石，因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当听到“死刑”两个字时，张洪清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这一次，不是悲伤的泪，而是释然的泪。十年追凶，他终于为妻子和孩子讨回了公道。 判决生效后，张洪清特意回了一趟老家。他买了一束鲜艳的康乃馨，来到妻子和孩子的坟前，把花轻轻插在坟前的泥土里。“凤芝，艳艳，磊磊，凶手抓到了，法院判了他死刑，你们可以瞑目了。”他蹲在坟前，轻声地说，“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们，你们在那边，一定要好好的。” 风轻轻吹过，山坡上的草随风摆动，像是妻子和孩子的回应。 喜欢大案纪实録请大家收藏：()大案纪实録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47章 硫酸复仇案 2005 年的 4 月，北京房山区韩村河镇的小村子还裹着北方晚春的微凉。田埂上的麦苗刚抽出新绿，村口的老槐树才攒出半树嫩叶，风掠过的时候，带着泥土和草木的腥气，吹得院门吱呀作响。这样的清晨，本该是村子里最寻常的模样。 烟囱里飘出炊烟，狗在巷子里慢悠悠地晃，妇人端着盆在井边搓衣裳，孩子的嬉闹声能绕着村子飘三圈。 可 4 月 24 号这天，这份平静从下午开始，就被重庆女子韩浪的脚步踩碎了。 她的家在村子最东头的一排小平房里，是租来的，墙皮掉了大半，露出里面的红砖。下午一点，她从村口的小超市打零工回来，推开门，屋里空荡荡的，没有那个总爱扑到她腿边喊 “妈妈” 的小小身影。 “程程？” 韩浪喊了一声，声音穿过敞开的窗户，落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没得到半点回应。 她起初没太在意。6 岁的程程是个皮实的孩子，平日里总爱和村里的小伙伴在巷子里追跑，或是跑到后山的坡上摘野酸枣，顶多玩到晚饭时就会颠颠地跑回家，手里还攥着一把揉烂的野草，献宝似的塞给她。 她把买回来的馒头放在灶台上，拿起墙角的扫帚扫了扫地上的灰尘，又往灶里添了两把柴，等着儿子回来喊饿。可时针慢慢滑向两点、三点，日头从头顶偏到了西边，院门口的石板路上，依旧只有风吹过的痕迹。 韩浪的心开始往上提。她走到门口，朝着巷子口喊：“程程！程程你在哪？” 巷子里只有几只鸡扑腾着翅膀走过，隔壁的王婶探出头来：“浪啊，没见着孩子，晌午还看他跟张家那小子往村西头去了呢。” “张家那小子” 是同村张二群的小儿子妍妍，13 岁，比程程大了七岁，平日里不爱说话，偶尔和村里的小孩玩闹时，总带着股子倔劲。韩浪皱了皱眉，转身往村西头走，边走边喊，声音穿过一户户紧闭的院门，撞在土墙上又弹回来。 “程程~”“程程你听见了就应妈妈一声...” 她的声音一开始还带着些急切，后来渐渐染上了慌意。村西头的麦场、井台、废弃的砖窑，她都找了个遍，连麦秸垛的缝隙里都扒拉了几下，还是没看到儿子的影子。太阳沉到山后头，天一点点暗下来，远处的山影变得模糊，风也凉了，吹得她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村里的邻居见她急得眼圈发红，也跟着帮忙找。有人打着手电筒往山上走，有人挨家挨户敲门问，可从村东到村西，从山脚到山腰，喊哑了嗓子，也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夜色里回荡。 韩浪的脚步越来越沉，鞋底沾了泥，裤脚被路边的荆棘划破了口子，可她顾不上这些。她一遍又一遍地想，程程会不会是摔进了沟里？会不会是被什么野物吓到了？又或者，只是贪玩跑到了邻村？ 可这些念头刚冒出来，就被另一种更可怕的猜想压了下去：程程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视线这么久，就算跑远了，也会记得回家的路。 从下午 1 点到夜里 12 点，整整十一个小时，韩浪几乎没停过脚步。她的嗓子哑得发不出声音，嘴唇干裂起了皮，脚下的石子硌得她脚心生疼，可她还是机械地走着，喊着，直到双腿发软，靠在村口的老槐树上，看着黑漆漆的村子，第一次感受到了彻骨的恐惧。 那恐惧像冰冷的水，从头顶浇下来，顺着脊梁骨流进五脏六腑，让她浑身发抖。她不敢再想下去，只能蹲在树底下，双手抱住膝盖，眼泪混着汗水砸在地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天刚蒙蒙亮，东方的天际线才泛起一点鱼肚白，韩浪就又爬了起来。一夜未合眼，她的眼睛红得像兔子，布满了血丝，脸上还沾着泥土和泪痕。她甚至没顾上喝一口水，就又往村西头走去. 那里是她昨天最后找到的地方，也是妍妍家的方向。 走到上午十点，她的脚步虚浮，几乎要栽倒在地，只能扶着墙根慢慢走。路过村头的小卖部时，老板娘递给她一碗热水，她喝了两口，烫得喉咙生疼，却还是硬咽了下去。 中午时分，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突然从巷子里冲出来，跑到她面前，仰着小脸，声音带着孩童的懵懂：“韩阿姨，村西头的老井里，好像有个孩子……” “轰” 的一声，韩浪觉得脑子里像是炸开了一道雷。她一把抓住小男孩的胳膊，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你说什么？井里有个孩子？” 小男孩被她的样子吓到了，往后缩了缩：“我跟我哥去井边玩，看见井里有个人，倒着的……” 韩浪松开手，疯了似的往村西头的老井跑。她的鞋跑掉了一只，赤着脚踩在石子路上，脚心被磨出了血，可她感觉不到疼，只有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跳，跳得她快要喘不过气。 老井边已经围了几个村民，都踮着脚往井里看，脸上带着惊恐和惋惜。韩浪推开人群，挤到最前面，井台上盖着一块厚重的大石板，被人挪开了一条缝，里面黑黢黢的，只能看到一点模糊的影子。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她颤抖着双手，用尽全身力气掀开石板。石板落地时发出 “哐当” 一声巨响，惊飞了树上的几只麻雀。 然后，她看到了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一幕。 井里填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块，一个小小的身体倒立在石块中间，头埋在石缝里，看不清脸，只有一双小小的脚露在外面，脚上穿着一双蓝色的帆布鞋，那是上个月她刚给程程买的，鞋面还绣着一只歪歪扭扭的小熊，是程程自己挑的，说要和幼儿园小朋友的鞋子一样好看。 那只小熊的图案，此刻像一把尖刀，狠狠扎进了韩浪的眼睛里。 她张了张嘴，想喊儿子的名字，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眼前的世界天旋地转，耳边的嘈杂声也变得遥远，她只觉得胸口一阵剧痛，然后眼前一黑，直直地倒了下去，被旁边的村民一把扶住。 程程没了。 那个才六岁，会用小棍子在地上写字，会帮她擦眼泪，会说 “妈妈别哭，我将来挣钱给你买冰箱冻冰棍” 的儿子，就这么没了。 警方接到报案后，很快赶到了现场。法医下到井里，小心翼翼地把程程的尸体抱上来，孩子的脖子上有明显的掐痕，身上还沾着石块的碎屑。民警在周围勘查时，发现井边的泥土里有一串少年的脚印，顺着脚印找过去，最终停在了张二群家的门口。 面对民警的询问，13 岁的妍妍起初还低着头不说话，直到民警拿出在他袖口发现的泥土和程程衣服的纤维，他才终于开口，声音带着少年的怯意，却又透着一股冷漠：“他跟我抢石头，我就掐了他脖子…… 然后把他扔井里了，填了石头，这样就没人找到了。” 短短几句话，像冰锥一样扎在韩浪的心上。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听到民警的转述时，眼泪无声地淌下来，浸湿了枕巾。她怎么也想不通，不过是孩子间的玩闹，怎么就酿成了这样的惨剧？一个六岁的孩子，到底犯了什么错，要被这样对待？ 可法律的规定，却让她的恨意无处安放。妍妍只有 13 岁，尚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公安机关最终做出了收容教养三年的决定。 这个结果，像一块巨石，压得韩浪喘不过气。她的儿子没了，可杀人的凶手，只需要在教养院里待三年，就能重新出来，继续过他的人生。而她的程程，永远停留在了六岁，连一口他最爱吃的冰棍，都再也尝不到了。 韩浪的命，从来就不算好。 22 岁那年，她在重庆的老家，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 15 岁的男人。男人是个木匠，话不多，脾气却倔，两人婚后的日子过得磕磕绊绊，拌嘴吵架是家常便饭。不久后程程出生，小小的孩子成了她灰暗生活里唯一的光。可日子并没有因此变好，夫妻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最后走到了决裂的地步。 2001 年，韩浪带着还在襁褓里的程程，跟着后来的男朋友离开了重庆。他们一路辗转，最后来到了北京房山区的这个小村子，租了间小平房，算是安了家。男朋友是个残疾人，干不了重活，家里的开销大多靠韩浪在村口的小超市打零工，还有偶尔帮人缝补衣服挣的零钱，日子过得清苦，却也因为有程程在，多了几分暖意。 程程上了幼儿园后，很快就显露出了聪慧。他不爱哭也不爱闹，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小板凳上，拿着一根小棍子在地上写字。从歪歪扭扭的 “一” 字，到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再到跟着老师念唐诗，他学得比班里的其他孩子都快。幼儿园的王老师总拉着韩浪的手说：“浪啊，你家程程是个好苗子，脑子灵光，字写得也漂亮，将来肯定有大出息。” 韩浪听着这话，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她把程程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哪怕自己舍不得吃一口肉，也要省下钱来给孩子买本图画书，或是买根五毛钱的冰棍。 程程也懂事得让人心疼。他知道家里条件不好，从来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吵着要玩具、要零食。别的小朋友举着变形金刚在巷子里跑，他就站在一边看，眼神里有羡慕，却从不说 “妈妈我也要”；夏天天热，别的孩子吵着要冰淇淋，他顶多拉着韩浪的衣角，小声说：“妈妈，我想舔一口冰棍就行。” 韩浪背井离乡，在异乡的日子里，难免会受委屈。超市的老板娘嫌她手脚慢，偶尔会甩脸子；房东催房租时，语气带着不耐烦；和男朋友拌嘴时，她总觉得心里憋得慌。每当这时候，她就会躲在屋里，背对着程程偷偷抹眼泪。 而小小的程程，虽然不懂妈妈为什么哭，却总会踮着脚，用胖乎乎的小手扯着她的衣角，再用手背小心翼翼地擦去她脸上的泪水，奶声奶气地说：“妈妈别哭，我将来好好学习，挣钱给你买冰箱，天天给你冻冰棍吃。” 他以为妈妈哭，是因为没吃到冰棍。 孩子的话，让韩浪的眼泪流得更凶了。她把程程搂进怀里，感受着怀里小小的、暖暖的身体，心里想着，只要有儿子在，再苦的日子也能熬过去。程程是她的希望，是她撑下去的全部理由。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可现在，希望没了。 程程的葬礼办得很简陋，韩浪拿不出钱买好的棺材，只能用一块薄木板做了个小棺木，把孩子葬在了后山的坡上。下葬那天，天阴沉沉的，飘着小雨，她跪在坟前，一遍又一遍地摸着冰冷的墓碑，嘴里念叨着：“程程，妈妈对不起你，要是妈妈没带你离开重庆，要是妈妈没让你跟妍妍玩，你就不会走了……” 从那以后，韩浪像是变了一个人。她不再去超市打工，也不再和邻居说话，整日待在空荡荡的屋里，眼神空洞。屋里的灶台上，还放着程程没吃完的半袋饼干，桌子上，还摆着孩子写满字的练习本，可那个会喊她妈妈的小身影，再也不会出现了。 有一次，一只飞蛾从窗户缝里飞进来，绕着灯泡打转。韩浪伸出手，轻轻把飞蛾拢在手心，又小心翼翼地放到窗外。她总觉得，这些小小的活物，是程程回来看她了。她舍不得赶它们走，就像舍不得赶走心里那点微弱的念想。 她每天都盼着天黑，因为只有在梦里，她才能见到程程。梦里的程程，还是穿着那双蓝色的帆布鞋，手里攥着一把野酸枣，笑着朝她跑过来，喊着 “妈妈”。可每当她伸手去抱，孩子的身影就会突然消失，只留下一片冰冷的黑暗。 她常常在夜里惊醒，伸手往旁边摸，只摸到一片冰凉的床板。然后她就会披着衣服，在屋里走来走去，嘴里喃喃地喊：“程程，你上哪去了？怎么不等妈妈？怎么能丢下妈妈一个人？” 冬天很快来了，北京的冬天冷得刺骨，可韩浪的家里，却比外面还要阴冷。她没钱买煤取暖，也根本不在意冷不冷。她的心已经冻住了，连身体的寒冷都感觉不到。她靠着安眠药才能入睡，药片越吃越多，有时候甚至想，要是永远醒不过来，就能去陪程程了。 2006 年 1 月 3 号，是韩浪这辈子都记得的日子。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对她状告张二群夫妇的民事索赔案做出了一审判决：张家需要赔偿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费用共计 15 万余元。 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韩浪的心里燃起了一点微弱的火苗。她不求别的，只想让张家拿出这笔钱，好好给程程修修坟，让孩子走得安心。哪怕他们说一句对不起，她心里的恨，或许也能少一点。 可这火苗，很快就被张家的态度浇灭了。 张家说，他们没有能力赔偿。张二群在一家公司上班，月薪 2400 块，家里还有三个孩子要养，根本拿不出 15 万。法院多次调解，张二群提出分期支付，可韩浪不敢同意， 她怕张二群无限期地拖下去，拖到妍妍从教养院出来，拖到大家都忘了这件事，她的程程，就白死了。 赔偿款的执行，就这么一直拖着。 2006 年 4 月，距离程程去世已经快一年了，韩浪再也等不下去。她找到法院，要求再次调解，提出了一个最低的要求：“就算拿不出 15 万，先把 1 万块的丧葬费给我，让我给孩子好好办个后事，行不行？” 可面对这个要求，张二群只是皱着眉，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没有。” 韩浪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她不是不知道张家拿不出 15 万，可 1 万块钱，对于一个月薪 2400 块的家庭来说，怎么会拿不出来？那是她儿子的丧葬费啊，是孩子最后一点体面，张二群怎么能说得这么理所当然？ 更让她心寒的是，从程程去世到现在，张家没有一个人跟她说过一句对不起。不仅如此，她还听村里的人说，张二群在巷子里跟人闲聊时，还得意洋洋地说：“没事，我儿子三年以后就能出来了，到时候该干啥干啥。” 这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刀，狠狠扎进了韩浪的心里。她的孩子躺在冰冷的坟里，连个像样的墓碑都没有，而杀人凶手的家人，却还在炫耀着凶手很快就能出来。 程程在井里倒立的惨象，一次次在她脑海里回放。她仿佛能听到孩子在井里喊 “妈妈救我”，那声音尖利又绝望，搅得她夜不能寐。丧子之痛像潮水，一遍又一遍地冲刷着她的神经，而张家的冷漠和嚣张，让这份痛慢慢变成了刻骨的恨。 她觉得自己的心，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已经扭曲了。她要报仇，她要让张家也尝尝失去亲人的痛，要让他们也知道，什么叫剜心的滋味。 一个复仇的计划，在她心里慢慢成型。 法院的调解再次失败后，韩浪从法院出来，径直走进了街边的一家五金店。她看着货架上的浓硫酸，瓶子上印着醒目的 “腐蚀品” 标志，心里却异常平静。她买了 5 斤浓硫酸，装在一个塑料桶里，拎回了家，放在了墙角。 她原本想，要是张家能有一点悔意，能主动拿出丧葬费，能说一句对不起，她就把这桶硫酸扔了，就算为了程程，也放过他们。可她等了一天又一天，张家的门始终紧闭，连一句问候都没有。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韩浪不是个穷凶极恶的人。她看着墙角的硫酸桶，心里也有过犹豫。她想起程程教她的 “善” 字，想起孩子说要好好学习做个好人，可一转头，看到桌子上程程的照片，看到孩子笑得眉眼弯弯的样子，那份犹豫就又被恨意取代了。 2006 年 9 月，村里的小学开学了。韩浪站在村口，看着和程程一样大的孩子背着书包，牵着父母的手走进学校，说说笑笑的样子，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疼。要是程程还活着，今年也该上一年级了，也会背着新书包，蹦蹦跳跳地去学校，也会拿着满分的试卷回来给她看。 可这一切，都被张家毁了。 她又去找了张二群，可张二群依旧是那副态度，甚至还狡辩：“杀死你儿子的是别人，不是我儿子，我已经报案了。” 韩浪跑到公安局去问，民警告诉她，案子早就结了，凶手就是妍妍，张二群根本没报过什么案。她这才知道，张二群一直在骗她，一直在用这种方式推脱责任。 恨意，终于攒满了。 2006 年 11 月，距离程程去世已经一年七个月了，张家依旧没有道歉，也没有拿出一分钱。绝望的韩浪，终于下定了决心。 她给自己的妈妈和男朋友各写了一封遗书。信纸是从程程的练习本上撕下来的，上面还留着孩子写的歪歪扭扭的字。她在信里写：“没有了这孩子，我一直也不好过，我豁出去了，我要让他们为程程偿命。” 她知道自己这么做是犯法的，可她已经顾不上了。她只想让张家付出代价，让他们也体会一下，什么叫失去最珍贵的东西。 张二群家有三个孩子：大女儿晴晴，二女儿乐乐，小儿子妍妍。乐乐小时候因为脑出血落下了残疾，平日里很少出门；妍妍在教养院里，她碰不到；而晴晴，是张家最骄傲的孩子，也是韩浪锁定的复仇目标。 韩浪想，张家不是觉得妍妍出来就没事了吗？那她就毁了张家的希望，让他们也尝尝，希望被打碎的滋味。 晴晴是个懂事的姑娘。从上初中开始，她就去了十多里外的学校读书，为了节省路费，她住在同学家里，一两个星期才回家一趟。她学习刻苦，放学之后总是趴在桌子上写作业，连电视都舍不得看。后来，她考上了丰台区的一所技校，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她省吃俭用，连一顿肉菜都舍不得点。有一次公交车涨价，她干脆住在学校里，一个月都没回家，就为了省下那几块钱的车费。 每次回家，晴晴都会抢着帮妈妈下地干活，把家里的桌椅擦得干干净净，把院子里的杂草拔得精光。对于家里出了妍妍这样的事，晴晴心里也憋着一股愧疚，她总想着，自己多挣点钱，多替家里做点事，就能弥补一点弟弟犯下的错。 在技校的三年里，晴晴靠着自己的努力，拿到了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考试合格证书，还有国家职业技能证书。2006 年 11 月，她毕业了，找到了一份实习工作，第一个月就拿到了 1450 块的工资。 11 月 24 号，晴晴回了家。她把工资塞到妈妈手里，笑着说：“妈，这是我第一次挣钱，你拿着买点好吃的，也给乐乐买点零食。” 妈妈拉着她的手，眼眶发红：“晴晴啊，你咋这么懂事，苦了你了。” 第二天是周末，妈妈想让她留下来住两天，一家人好好聚聚。可晴晴摇了摇头：“妈，我早点回单位，还能多挣点钱，家里还要给乐乐看病呢。” 她不知道，这句充满孝心的话，成了她人生悲剧的开端。 11 月 24 号晚上，韩浪看到晴晴从城里回来，心里就清楚，晴晴第二天肯定要回单位。她觉得，这是报仇的最好机会，机不可失。 她从墙角把硫酸桶拎出来，倒出了大约一斤的浓硫酸，装进了一个平时喝水用的大茶杯里。浓硫酸在杯子里晃荡着，发出粘稠的声音，映着灯光，泛着诡异的光泽。韩浪看着杯子，手微微发抖，可一想到程程，她的眼神又变得坚定起来。 11 月 25 号早晨 6 点多，天刚亮，韩浪就出门了。她走到村口的公交车站，站在路灯下，看着空荡荡的站台，心里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她终于能为程程报仇了；紧张的是，她知道自己这一步迈出去，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7 点多，她又去了一趟车站，还是没看到晴晴的影子。她在站台边来回踱步，手指紧紧攥着口袋里的茶杯盖，指甲嵌进了肉里。 9 点多，韩浪第三次来到车站，终于看到了张二群的妻子送晴晴过来。晴晴穿着一件粉色的外套，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包，正跟妈妈说着话，脸上带着笑容。 韩浪的心跳骤然加快，她赶紧躲到站台旁边的大树后面，屏住呼吸，看着晴晴和她妈妈道别，看着晴晴走上公交车。 她跟着人群挤上了车，目光死死地盯着晴晴的背影，找了一个和晴晴同一排、只隔着过道的座位坐下。她能看到晴晴的头发，能闻到晴晴身上淡淡的洗衣粉香味，那是和程程身上一样的味道，让她的心里一阵刺痛。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公交车缓缓启动，穿过村子，驶上了公路。车里的乘客不多，有人靠着窗户打盹，有人低声聊着天，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常。韩浪的手一直放在腿上的茶杯上，手心全是汗，把茶杯的外壁都浸湿了。 大约半个小时后，公交车在一个道口停下，车门打开，有乘客上下车，车里顿时乱了起来。 就是这个时候。 韩浪猛地站起来，端起茶杯，扭身掀开杯盖，将里面的浓硫酸，一股脑地泼向了晴晴。 “滋啦 ——” 浓硫酸接触到皮肤的瞬间，发出了刺耳的声响，一股浓烈的、皮肉被烧焦的味道立刻弥漫了整个车厢。晴晴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那声音尖利得像是要刺穿人的耳膜，让车里的乘客都吓呆了。 “硫酸！是硫酸！”“小姑娘被泼硫酸了！快打 120！” 乘客们的惊呼声、尖叫声混在一起，车厢里乱作一团。韩浪趁着混乱，转身就往车下跑，可刚跑了两步，就被一个男人抓住了胳膊。那是一位坐在晴晴旁边的消防队员，他的胳膊也被硫酸溅到了，皮肤已经红肿起泡，可他还是忍着剧痛，死死地拽住了韩浪。 公交车的售票员和司机也赶紧跑过来，拦住了她的去路。 “你别跑！你把人伤成这样，想跑？” 售票员气得脸色发白。 韩浪挣了挣，没挣开，反而平静地说：“我不跑，我要自首。” 消防队员忍着疼，指着她手里的茶杯：“杯子里是什么？” “硫酸。” 韩浪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晴晴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医生剪开她的衣服时，看到她的头面部、双上肢、双大腿都被硫酸烧伤，皮肤溃烂发黑，触目惊心。后来的法医鉴定显示，晴晴的全身烧伤面积达到 15%，属于重伤。除此之外，车上还有三名乘客也被硫酸溅到，不同程度地受了伤。 2007 年 6 月 18 号，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硫酸毁容案。 韩浪被法警带进法庭时，穿着一身黄色的号服，头发凌乱，脸色苍白。她刚走进法庭，就忍不住用手抹眼泪，肩膀微微颤抖。晴晴因为伤势严重，没能到庭，只有她的父亲张二群坐在原告席上。张二群看到韩浪时，眼睛里像是要喷出火来，狠狠地瞪着她，手指攥成了拳头。 当公诉人指控她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时，韩浪只是点了点头，平静地说：“我认罪。” 可当公诉人提到 “张二群 13 岁的儿子妍妍掐死韩浪 6 岁的儿子程程” 时，韩浪突然崩溃了。她捂着脸，趴在被告席上失声痛哭，哭声里满是委屈和绝望，回荡在肃穆的法庭里，让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叹气。 “你为什么要向张二群的大女儿晴晴泼硫酸？” 公诉人问道。 韩浪抬起头，脸上满是泪水，声音嘶哑：“他儿子把我儿子杀了，一分钱也不赔。我只要 1 万块的丧葬费，他们都不给，还说我儿子白死了，说他儿子三年就出来了。” “你认为以张家的经济状况，能拿出这笔钱吗？” “能，1 万块钱，他们肯定拿得出。” 韩浪的眼神里带着恨意，“我知道泼硫酸要坐牢，可我要是死了，正好能去陪我儿子。我的程程才六岁，他就那么没了……” 轮到张二群发表意见时，法庭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张二群指着韩浪，质问道：“你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报复？” “我等了一年多，等你们给我钱，等你们说一句对不起！” 韩浪也激动起来，冲着张二群喊，“法院调解，我来了，你呢？你躲着不见！是你们把我逼到这一步的！你们不内疚，还到处炫耀，说你儿子三年就出来了，你们怎么不想想，我的儿子再也回不来了！” “那你为什么不报复我二女儿，偏偏报复我大女儿？” 张二群的声音也拔高了。 “因为她是你们的希望！” 韩浪的眼睛红得吓人，“我就是要让你心疼，让你把舍不得赔我的钱，拿去给你女儿看病！” “你泼硫酸的时候已经怀孕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张二群又问。 韩浪的眼神黯淡下来，声音低了几分：“我当时不知道自己怀孕了。事发之后，我觉得对不起晴晴，就把孩子打掉了。” 她以为，打掉自己的孩子，就能弥补一点对晴晴的伤害。可她不知道，这种弥补，既荒唐又无力，既伤害了自己，也无法挽回晴晴的痛苦。 而那个当初自称 “拿不出 1 万块丧葬费” 的张二群，在法庭上向韩浪提出了总计 43 万余元的民事赔偿要求，其中还包括他月薪 2400 元的误工损失费，以及晴晴月薪 1200 元的误工损失费。 主审法官听到这里，忍不住打断了他：“法院当初判决你赔偿韩浪 15 万元，你赔偿了她一分钱吗？” 张二群的脸一下子红了，支支吾吾地说：“这…… 你问执行庭吧。”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我再问你，你到底赔没赔？” 法官的语气严肃起来。 张二群低下头，小声说：“没赔。” 休庭之后，法官和两位人民陪审员把张二群叫到了一边，语重心长地说：“张二群，你真的该好好反思反思。你女儿受了这么大的罪，是谁造成的？你儿子杀了韩浪的儿子，法院判你赔偿，你连丧葬费都不给，连一句道歉都没有，换做是谁，心里能好受？你要是早拿出一点诚意，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张二群低着头，一言不发，脸上露出了悔意，可一切都已经晚了。 庭审结束时，晴晴的母亲赶到了法庭。她看到韩浪，情绪一下子失控了，挥舞着拳头就要冲上去，嘴里喊着：“你这个疯子！你毁了我女儿的一生！” 法警赶紧拦住了她，韩浪看着这位母亲痛哭的样子，脸上露出了一丝愧疚。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说：“我不应该向晴晴泼硫酸，我应该对她的父母泼硫酸。晴晴是无辜的，我想跟她说声对不起。” 可这份迟来的道歉，已经无法挽回晴晴的人生。 晴晴在医院里躺了好几个月，身上的伤虽然慢慢愈合，却留下了永远无法消除的疤痕。她才 18 岁，正是爱美的年纪，却因为这场无妄之灾，变得面目全非。她曾一度绝望到想要自杀，躺在病床上哭着说：“我这辈子都完了，我才 18 岁，以后该怎么办？” 护士劝她：“你要是死了，你爸妈的希望就没了。他们就指着你了。” 晴晴沉默了，只是眼泪不停地流。她对韩浪，甚至说不上恨，只是觉得命运太不公：“我弟弟犯的错，为什么要让我来承担？我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样子了。” 这起案件，像一块石头，投进了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 韩浪的遭遇，让人同情。丧子之痛本就难以承受，而凶手家属的冷漠和推诿，更是把她推向了绝望的边缘。如果张家能早点拿出丧葬费，能说一句真诚的道歉，或许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 可同情，不能成为违法的理由。韩浪选择用硫酸报复一个无辜的女孩，不仅毁了晴晴的一生，也把自己送进了监狱，让两个家庭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张二群的家庭，同样值得反思。如果他能站在韩浪的角度，体会一下一个母亲失去孩子的痛苦，能主动承担起责任，而不是一味地逃避和冷漠，他的女儿，也不会遭此横祸。 兔子急了也咬人，可咬人的兔子，终究还是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喜欢大案纪实録请大家收藏：()大案纪实録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48章 窗台上的血手印 2008年的六月，桂西的雨季来得又早又猛。连续半个月的阴雨把靖西县胡润镇泡得发潮，青石板路的缝隙里钻出霉斑，出租屋的土墙沁着水痕，连夜里的虫鸣都带着黏腻的湿气。凌晨两点十七分，靖西县公安局的值班电话突然炸响，尖锐的铃声刺破值班室的寂静，把趴在桌上打盹的年轻民警李建军惊得一哆嗦，手里的搪瓷缸“哐当”撞在桌角，茶水溅出半杯。 “喂！公安局吗？杀人了！快来人啊！”电话那头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是个中年男人的嗓音，混着雨丝被风吹得忽远忽近，“在胡润镇老街的出租屋，三楼，女的，流了好多血……” 李建军瞬间清醒，抓起笔飞快记录：“地址再说清楚点！具体哪栋出租屋？受害人情况怎么样？” “就是菜市场后面那片红砖墙的，最里面那栋！叫邓桂芬，云南来的，在鞋厂上班的……她敲我家门的时候，脖子上全是血，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已经打120了，你们快点！” 挂了电话，李建军抓起对讲机吼得嗓子发紧：“胡润镇老街出租屋命案，全体备勤人员立即集合！带好勘察设备，五分钟内出发！” 警笛声划破雨夜的瞬间，邓桂芬正被抬上救护车。她蜷缩在担架上，浅蓝色的工装被血浸透，像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下摆滴着的血珠砸在泥地上，晕开一朵朵暗红的花。邻居张大叔跟在旁边，手里攥着邓桂芬掉在门口的塑料凉鞋，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是被砸门声惊醒的，凌晨一点多，他正睡得沉，突然听见“砰砰砰”的巨响，像是有人用尽全力在撞门。披衣开门时，邓桂芬就瘫在他门口，脖子上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气管被割断大半，只能发出“嗬嗬”的漏气声，手指指着自己的出租屋，眼睛里全是惊恐。 “她平时可文静了，”张大叔跟救护车护士念叨，声音里带着哭腔，“一个人来这边快两年了，天天早出晚归在鞋厂踩机器，房租从来都是提前交。昨天傍晚还跟我借酱油，说煮腊肉吃，怎么就遇上这种事……” 救护车的红蓝灯光在雨幕中穿梭时，李建军带着勘察组已经赶到了案发现场。这是一栋典型的桂西老式出租屋，三层红砖小楼，墙皮因为常年潮湿剥落得厉害，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体。楼梯是外置的铁架结构，踩上去“咯吱”作响，锈迹斑斑的扶手在雨夜里泛着冷光。 “保护好现场！”李建军扯着嗓子喊，雨水顺着他的警帽檐往下淌，模糊了视线。他示意技术人员先拍照固定，自己则站在出租屋门口观察，房门是老式的木门，没有被撬动的痕迹，门闩是从里面插上的；门外的铁楼梯上积着雨水，除了医护人员和张大叔的脚印，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痕迹。 “李队，你来看这个！”技术组的小王突然喊了一声，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他正蹲在三楼的窗台下，手里举着强光灯，光束照在粗糙的墙面上，一个暗红色的手印清晰地印在那里。手印不大，五指张开，指尖朝向窗户内侧，边缘还残留着未完全干涸的血迹，在惨白的灯光下格外刺眼。 李建军赶紧走过去，小心翼翼地凑到跟前。这扇窗户是老式的推拉窗，玻璃上沾着泥点，窗框已经有些变形。他伸手推了推窗户，很轻松就推开了，窗外是一片陡峭的土坡，距离窗户不到半米的地方，立着一根锈迹斑斑的排水管，管子一直通到地面。窗户下方，是一条近两米宽的深沟，沟里积满了雨水，水面上漂浮着落叶和垃圾。 “提取指纹！”李建军下令。小王立刻拿出指纹刷和取证纸，小心翼翼地在血手印上操作。但试了好几次，取证纸上始终只有模糊的印记。“李队，不行啊，这墙面太粗糙了，血渗进了砖缝里，指纹特征根本提取不出来。”小王的声音带着沮丧，他擦了擦额头上的雨水，脸上满是无奈。 现场勘察工作陷入了僵局。技术人员把出租屋仔仔细细搜了一遍，屋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木板床，铺着洗得发白的床单，床单上满是血迹；床边放着一个掉漆的木桌，桌上摆着半碗没吃完的腊肉，一双筷子横放在碗上；墙角堆着几个蛇皮袋，里面装着邓桂芬的衣物和生活用品。没有打斗的痕迹，也没有财物丢失的明显迹象，木桌的抽屉是打开的，里面放着几十块零钱和一张身份证，都完好无损。 “难道是熟人作案？”侦查员老周凑过来，压低声音说。他从事刑侦工作快二十年了，经验丰富，“门窗完好，没有撬锁痕迹，要么是受害人开门让进来的，要么就是从窗户进来的。但从窗户进来，得越过两米宽的深沟，再顺着排水管爬上三楼，这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李建军没说话，他走到窗边，探出头往下看。雨夜的风带着湿气吹过来，刮得脸生疼。排水管距离窗户大约三十厘米，表面因为生锈变得很滑，想要从下面爬上来，必须先用手抓住排水管，双脚蹬着墙面，一点点往上挪，到三楼的时候再侧身翻进窗户，这个动作不仅需要极大的力气，还得有很好的平衡感，稍微一不留神，就会掉进下面的深沟里，非死即伤。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会不会是受害人自己的手印？”有年轻民警提出疑问。李建军立刻摇头：“不可能。受害人颈部受伤，出血量极大，根本没有力气爬到窗台上留下这样完整的手印。而且这个手印的朝向是内侧，更像是有人从外面进来后，扶着墙面留下的。” 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李建军的手机响了，是医院打来的。他赶紧接起电话，脸上的表情随着通话内容慢慢缓和下来。挂了电话，他对着众人喊道：“好消息！邓桂芬抢救过来了，脱离生命危险了！” 现场的民警们都松了一口气，连日的疲惫似乎都减轻了不少。但李建军接下来的话又让大家的心沉了下去：“坏消息是，她颈部的气管和声带都受了重伤，现在还不能说话，没法给我们提供线索。” 希望刚刚燃起，又被浇了一盆冷水。李建军皱着眉头，走到出租屋的走廊上，点燃一支烟。雨水打湿了烟卷，抽起来又苦又涩。他看着雨幕中模糊的村庄轮廓，心里盘算着：凶手到底是怎么进来的？是熟人作案，还是流窜作案？窗台上的血手印，到底是谁留下的？ “李队，要不我们试试？”年轻民警赵勇突然开口，他指了指窗外的排水管，“我来模拟一下凶手的攀爬过程，看看能不能上去。”赵勇身高一米八，是队里的体能标兵，平时训练最刻苦。 李建军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注意安全，下面铺好气垫。” 很快，队员们在楼下的深沟旁铺好了救生气垫。赵勇脱掉警服，只穿了一件短袖，深吸一口气，抓住了排水管。他先是双脚蹬在墙上，一点点往上挪动，刚开始还比较顺利，但爬到二楼的时候，因为排水管太滑，他的手突然一松，身体往下滑了一截，吓得下面的人都惊呼起来。赵勇赶紧用膝盖顶住墙面，稳住身体，又继续往上爬。终于，他爬到了三楼的窗户旁，侧身翻进了屋里，落地时差点摔倒。 “怎么样？”李建军赶紧问。赵勇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和雨水，喘着粗气说：“太费劲了，这排水管太滑，而且墙面全是青苔，脚下根本使不上力。我一米八的身高，爬到这里都费劲，要是身高不够，根本够不着窗户。” 为了确保准确，李建军又让队里几个不同身高的民警都试了一遍。最后得出结论：能够完成这个攀爬动作的，必须是身高在一米七五以上、身体健壮的青壮年男性，而且要有一定的攀爬经验，否则根本不可能成功。 这个结论让侦查范围缩小了不少。李建军立刻下令：“对出租屋后面的小山坡进行全面搜查，重点排查身高一米七五以上的青壮年男性；同时，对胡润镇所有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地村民进行摸排，特别是有前科劣迹的人员。” 天蒙蒙亮的时候，雨终于停了。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给湿漉漉的村庄镀上了一层微光。侦查队员们分成几组，开始对后山的小山坡进行搜查。山坡上全是土路，因为刚下过雨，变得泥泞不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上面，鞋子上沾满了泥巴，重得像灌了铅。 “李队，这边有情况！”侦查员小张的声音从山坡深处传来。李建军赶紧跑过去，只见小张蹲在一片草丛旁，草丛被人踩倒了一片，地面上留下了几个模糊的脚印。“你看，这脚印是朝着后山方向的，而且鞋底的花纹很特别，像是工地用的劳保鞋。”小张指着脚印说。 李建军仔细观察着脚印。因为雨水的冲刷，脚印已经有些变形，但还是能看出大致的轮廓，尺码在四十二码左右，符合之前推断的嫌疑人特征。他顺着脚印的方向望去，草丛后面是一条狭窄的土路，一直通向山深处的村庄。“这条路上住的是什么人？”李建军问旁边的村干部。 “是咱们村的农户，还有几个外来的矿工，在山那边的矿山上班。”村干部赶紧回答，“这一片住的人不多，也就十几户。” “立刻对这一片的住户进行逐一摸排，重点关注身高一米七五以上、穿四十二码劳保鞋的男性！”李建军当机立断。 摸排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后山的村庄不大，住户之间都互相认识，很快就有两个符合条件的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一个叫农宏胜，一个叫黄基卡，都是咱们村的，今年都二十岁，身高都在一米八左右，而且都在山那边的矿山打零工，平时穿的都是劳保鞋。”村干部向李建军汇报，“农宏胜已经结婚了，媳妇是邻村的；黄基卡还是单身，跟父母住在一起。” “先把这两个人带回去问话。”李建军下令。 当天下午，农宏胜和黄基卡被带到了公安局。审讯室里，灯光惨白，照在两个人脸上，显得格外严肃。李建军先审的是黄基卡。这个年轻人身材瘦高，留着一头平头，眼神有些躲闪，说话的时候总是低着头。 “6月2号凌晨一点到三点，你在哪里？”李建军开门见山。 黄基卡的身体明显抖了一下，声音有些含糊：“我……我在单位值班啊，矿山的值班室。”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有人能证明吗？” “有……有啊，我的同事都能证明。”黄基卡的头埋得更低了。 李建军立刻让人去矿山核实情况。很快，反馈结果就回来了：黄基卡6月2号确实应该值班，但值班记录上显示他中途离岗了两个小时，从凌晨一点到三点，他的同事根本没在值班室见过他。而且，据黄基卡的同事反映，黄基卡这个人有个很变态的癖好，喜欢偷看女人洗澡，之前在矿山的宿舍里，就因为偷看女工洗澡被人揍过一顿，还差点被开除。 这个消息让黄基卡的嫌疑瞬间上升。李建军再次提审黄基卡，把同事的证词摆在他面前。黄基卡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说！这两个小时你到底去哪了？”李建军猛地一拍桌子，声音洪亮。 黄基卡被吓得一哆嗦，眼泪都快出来了，但还是咬紧牙关：“我……我就是出去溜达了一圈，没去哪……” “溜达？在凌晨一点的雨夜里溜达？”李建军冷笑一声，“你是不是去了胡润镇的出租屋？是不是你伤害了邓桂芬？” “不是我！我没有！”黄基卡突然激动起来，大声喊着，“我就是……我就是怕被单位开除，才不敢说的，我真的没杀人！” 审讯陷入了僵局。黄基卡一口咬定自己没杀人，但又不肯说清楚那两个小时的去向，这让李建军很是头疼。就在这时，审讯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年轻男子探进头来：“警官，我找你们反映个情况，关于黄基卡的。” 这个男子是黄基卡的同事，叫王磊。他告诉李建军，6月2号凌晨，黄基卡其实是躲在他的宿舍里睡觉了。“那天晚上雨太大，矿山的活也干完了，黄基卡说他不想在值班室待着，就来我宿舍了，从一点多睡到三点多，然后就回值班室了。”王磊说，“他就是怕被领导知道扣工资，才不敢说的，真的跟杀人案没关系。” 为了核实王磊的证词，李建军立刻派人去矿山的宿舍调查。宿舍的其他工友也证实，那天凌晨确实看到黄基卡在王磊的宿舍里睡觉。这样一来，黄基卡的不在场证明就成立了，他的嫌疑被排除了。 “难道凶手是农宏胜？”李建军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嫌疑人。农宏胜和黄基卡完全不同，他看起来很沉稳，坐在审讯室里，腰背挺直，眼神平静，面对民警的提问，回答得条理清晰，没有丝毫慌乱。 “6月2号凌晨，你在干什么？”李建军问。 “我在家里喝酒，喝多了就睡了，一直到天亮。”农宏胜的声音很平静，“我媳妇可以证明，她那天晚上一直跟我在一起。” 李建军立刻找来了农宏胜的妻子。这个年轻的女人看起来很胆小，说话的时候总是怯生生的。“那天晚上，他确实在家喝酒，喝了好几瓶啤酒，然后就倒在床上睡着了，我一直没敢叫醒他。”她的证词和农宏胜的完全一致。 线索再次中断。李建军坐在办公室里，盯着桌上的案件资料，眉头紧锁。两个符合条件的嫌疑人，一个有了不在场证明，另一个的证词也无懈可击。难道凶手另有其人？可后山的村庄里，再也没有其他符合身高和体能条件的人了。 “李队，会不会是我们漏了什么？”老周走进来，递给他一杯热茶，“农宏胜的证词太完美了，完美得有点不正常。你想，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面对警察的讯问，能这么冷静，一点都不紧张，这本身就很可疑。” 老周的话提醒了李建军。他重新翻阅了农宏胜的审讯记录，突然注意到一个细节：农宏胜说他案发当晚喝的啤酒，是在村口的小卖部买的。“去查查这个小卖部。”李建军立刻下令。 侦查员很快就回来了，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小卖部的老板说，6月2号那天，他根本就没见过农宏胜，更别说卖啤酒给他了。“我那天晚上八点多就关门了，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不可能在我这买啤酒。”老板肯定地说。 “看来，他的妻子在说谎。”李建军的眼睛亮了起来，“农宏胜很可能是用威胁的手段，让他妻子做了伪证。” 但现在没有直接证据，不能贸然再次提审。李建军决定先等一等，等邓桂芬恢复说话能力，或许能从她那里得到更重要的线索。 时间一天天过去，案子陷入了漫长的等待。民警们没有放弃，每天都去医院看望邓桂芬，给她带去水果和营养品，陪她说话，鼓励她早日康复。邓桂芬虽然不能说话，但每次看到民警，都会用眼神表达感谢。她的眼神里，除了恐惧，还有一丝坚定，她一定要找出伤害自己的凶手。 2008年7月5号，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医院传来了好消息：邓桂芬的颈部修复手术非常成功，她终于能够开口说话了。 李建军立刻带着侦查员赶到了医院。病房里，邓桂芬靠在床头，脸色还有些苍白，但精神好了很多。看到民警进来，她的眼睛里泛起了泪光，嘴唇动了动，终于发出了声音，虽然还很沙哑，但足够清晰。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谢谢你，警官。”她的声音里带着哽咽，“我终于能说出那天晚上的事了。” 李建军示意她慢慢说，给她递过一杯水。邓桂芬喝了口水，平复了一下情绪，开始讲述那个恐怖的夜晚。 “那天晚上，我下班回来，煮了点腊肉，吃完就洗漱睡觉了。因为天热，我就开着窗户，没拉窗帘。大概凌晨一点多，我睡得正香，突然感觉有人爬到了我的床上。”邓桂芬的身体开始发抖，眼神里充满了恐惧，“我吓得想喊，可是他一下子捂住了我的嘴，还用刀架在我的脖子上，说要是敢出声就杀了我。” “他有没有对你说什么？或者有什么特征？”李建军轻声问。 “他戴着口罩，只露出眼睛，我看不清他的脸。”邓桂芬摇了摇头，“但我记得他的头发不长，很短，眼睛很大。他对我实施了侵犯，然后就用刀割我的脖子，说要杀我灭口。我感觉脖子上一疼，血就流了出来，我知道自己要是再反抗，肯定活不成了，就故意屏住呼吸，倒在地上装死。” “他没发现你是装死吗？” “没有。”邓桂芬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庆幸，“他在我身上摸了摸，见我没反应，就以为我死了。然后他在屋里翻了翻，好像是在找钱，但我屋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就从窗户爬出去了。等他走了，我才挣扎着爬起来，敲响了邻居的门。” 邓桂芬的讲述，让案件的脉络更加清晰了。凶手是从窗户进入现场，实施性侵后杀人灭口，然后再从窗户逃离。而根据她描述的“头发很短”这个特征，黄基卡留的是平头，农宏胜的头发也不长，两个人都符合条件。 李建军立刻下令，对农宏胜和黄基卡的家进行再次搜查。这一次，侦查员在黄基卡的家里找到了一堆还没来得及洗的衣物，其中有一个蓝色的口罩。“这个口罩很可疑，立刻送去化验！”李建军说。 然而，化验结果却让大家失望了。技术人员没有在口罩和衣物上检测出任何可疑的血迹和DNA信息。“会不会是我们想多了？”有民警开始怀疑，“黄基卡本来就在矿山上班，矿山灰尘大，戴口罩是很正常的事，这个口罩可能就是他平时用的。” 李建军也有些困惑。如果黄基卡不是凶手，那农宏胜的嫌疑就更大了。他再次提审了农宏胜的妻子，这一次，他没有直接追问，而是跟她聊起了家常。 “你跟农宏胜结婚多久了？”李建军问。 “一年多了。”女人的声音还是很怯生生的。 “他平时对你好吗？” 女人的身体顿了一下，没有立刻回答，眼神里闪过一丝恐惧。这个细微的表情变化，被李建军捕捉到了。 “你不用怕，我们是警察，会保护你的。”李建军的声音变得温和起来，“是不是农宏胜威胁你了？你告诉我们真相，我们不会让他伤害你的。” 在李建军的耐心劝说下，女人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他威胁我……”她哽咽着说，“那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身上全是血，手里还拿着一把刀。他对我说，要是警察问起来，就说他一直在家里喝酒，要是敢说漏一个字，就杀了我和我的家人。我害怕，就只能听他的。”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李建军立刻下令，对农宏胜进行第三次提审。这一次，他没有再跟农宏胜绕圈子，直接把他妻子的证词摆在了他面前。 农宏胜的脸色瞬间变了，原本平静的眼神里充满了慌乱。但他还是强装镇定：“她在撒谎，她是因为跟我吵架，才故意污蔑我的。” “撒谎？”李建军冷笑一声，“那你说说，6月2号晚上，你声称在小卖部买的啤酒，老板为什么说没见过你？你根本就没在家喝酒，对不对？” 农宏胜的额头开始冒汗，尽管审讯室里开着空调，温度并不高。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张了张嘴，却没能说出话来。 “你每天下班都要经过邓桂芬家的后墙，是不是？”李建军继续追问，“你是不是因为看到邓桂芬忘记关窗帘，看到她换衣服，才起了歹心？” 这句话像是一把尖刀，刺破了农宏胜的心理防线。他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双手紧紧攥成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过了很久，他终于瘫软在椅子上，声音沙哑地说：“是我……是我干的。” 农宏胜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他每天下班回家，都要经过邓桂芬家的后墙。有一次，他偶然看到邓桂芬忘记拉窗帘，正在屋里换衣服，年轻貌美的身影让他动了邪念。从那以后，他就经常躲在山坡上，偷偷观察邓桂芬的一举一动，心里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6月2号那天晚上，农宏胜喝了点酒，邪念再也控制不住了。他知道邓桂芬一个人住，而且晚上习惯开着窗户，就决定从窗户爬进去。他凭借着在矿山干活练出的力气，很轻松就爬上了三楼，翻进了邓桂芬的屋里。看到邓桂芬睡得正香，他就扑了上去，实施了性侵。事后，他害怕邓桂芬报警，就想杀人灭口，用随身携带的刀割伤了邓桂芬的脖子。以为邓桂芬死了之后，他就从窗户爬了出去，回到了家里。为了掩盖罪行，他威胁妻子做了伪证，编造了在家喝酒的谎言。 “我本来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查出来了。”农宏胜的脸上满是悔恨，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根据农宏胜的交代，民警在他家里的床底下，找到了那把作案用的刀。刀上的血迹经过化验，正是邓桂芬的。至此，这起备受关注的伤人案终于告破。 当邓桂芬得知凶手被抓获的消息时，激动得哭了起来。她拉着李建军的手，哽咽着说：“谢谢你们，警官，我终于可以安心了。” 2008年8月，农宏胜因强奸罪、故意杀人罪（未遂）被靖西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喜欢大案纪实録请大家收藏：()大案纪实録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49章 二十年寻亲路：跨越山河的血脉呼唤 2019年7月的深圳，像被扔进了火炉，柏油路蒸腾着扭曲的热浪，连空气都带着黏腻的焦灼。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的大厅里，空调冷气再足，也压不住一对中年夫妻身上的沉郁，女人的眼睛红肿得像两颗浸透水的樱桃，眼角的细纹里还嵌着未干的泪痕，男人脊背微驼，洗得发白的衬衫领口被汗水浸出黄渍，双手紧紧攥着一个褪色的蓝布包袱，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警官，我们……我们来认亲。”女人的声音带着哭腔，像被砂纸磨过的琴弦，每一个字都颤巍巍的。她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袱，里面整整齐齐叠着一床巴掌大的小棉被，针脚细密，天蓝色的被面已经洗得发灰，边角处磨出了细细的棉絮。旁边压着两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个粉雕玉琢的婴儿，裹着同款小棉被，嘴角还沾着奶渍，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这是小军，我们的儿子。”男人补充道，声音沙哑，“1999年丢的，那时候他才五个月大。这被子，是我爱人连夜给缝的，他走的时候就裹着这个。” 大厅里的人都安静下来，目光落在那床小棉被和旧照片上。谁都知道，在打拐办的认亲室里，每一件旧物都藏着一段撕心裂肺的过往。这对夫妻，男的叫张东华，女的叫王艳华，来自江西赣南的小山村，为了寻找被拐的儿子张小军，他们已经在山河间奔波了整整二十年。 此刻，他们坐在认亲室的长椅上，手心全是冷汗。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极了这二十年来破碎的希望。王艳华一遍又一遍摩挲着小棉被的针脚，那是她怀着小军时，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缝的，针脚里绣着“平安”两个小字，如今已经被岁月磨得模糊不清。 “会找到的，艳华。”张东华轻轻拍了拍妻子的肩膀，眼神却有些飘忽。这二十年里，他说过无数次这句话，从最初的坚定，到后来的迟疑，再到如今的自我安慰。他口袋里揣着一沓厚厚的寻人启事，纸页都已卷边，上面的“张小军”三个字，被他用钢笔描了无数遍，墨痕层层叠叠，像刻在心上的烙印。 时间倒回1999年的春天，那时候的深圳还带着一股子野蛮生长的劲儿，高楼在尘土里拔地而起，来自全国各地的务工者像潮水般涌来，张东华和王艳华就是其中的两滴。他们坐着绿皮火车，颠簸了三十多个小时，从江西老家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当时王艳华刚生下小军不久，孩子软乎乎的一小团，抱在怀里像揣着个暖炉。 为了多挣点钱，张东华在坪山一家五金厂找了份钳工的活儿，每天钻在满是机油味的车间里，抡着扳手一干就是十二个小时，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王艳华看着丈夫累得倒头就睡，心疼得夜里偷偷抹眼泪。他们租住在城中村的一栋老居民楼里，二十平米的小单间，摆了一张床、一个衣柜，就再也容不下多余的家具。楼下是喧闹的菜市场，楼上是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和孩子的哭闹声，空气中永远混杂着油烟、汗水和潮湿的霉味。 “不能总让你一个人扛着。”王艳华咬了咬牙，发现出租屋旁边有间闲置的小门面，不足五平米，刚好能摆一个货架。她跟房东软磨硬泡，以每月一百块的租金盘了下来，开了家小卖部，卖些油盐酱醋、烟酒零食，还有给工友们准备的毛巾、肥皂。白天她抱着小军看店，晚上等张东华回来，就着昏暗的灯泡算账，账本上的数字一笔一划都记得清清楚楚，多挣一块钱，就能给孩子多买一罐奶粉。 为了增加收入，王艳华还在小卖部门口立了块木板，用红漆写着“房东招租，成功介绍提成10元”。那时候城中村的租客流动性大，招租的生意不算少，每成一单，她就能给小军买两袋进口饼干。每次拿到提成，她都先塞进小军的小口袋里，看着孩子攥着皱巴巴的纸币咯咯笑，她就觉得浑身都有劲儿。 1999年5月12号下午，深圳下过一场短暂的雷阵雨，空气里带着泥土的腥气。王艳华抱着小军坐在小卖部的竹椅上，孩子刚喝完奶，小脸红扑扑的，正揪着她的衣角玩。突然，一个背着行李包的男青年走了过来，二十多岁的样子，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额头上沾着汗，看起来风尘仆仆的。 “大姐，请问这儿有房子租吗？”男青年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四川口音。 王艳华眼睛一亮，连忙点头：“有啊，楼上还有两间空房，我带你去看看？”十块钱的提成在她脑子里转了一圈，足够给小军买一套新的连体衣了。 她刚要抱着孩子起身，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艳华姐，你要带租客看房啊？孩子给我吧，我帮你看着。” 来人是周显海，也是这栋楼的租客，四川南充人，在附近的电子厂上班，住了快三个月了。他经常来小卖部买烟，每次都要逗逗小军，有时候王艳华忙着算账，他还会主动帮着抱孩子。小军也特别喜欢他，只要周显海一伸手，不管正哭得多厉害，立马就收住眼泪，小胳膊小腿还会兴奋地蹬着。有一次王艳华要去菜市场买菜，刚好周显海休息，就帮她看了两个小时孩子，回来时小军正趴在他怀里啃手指，笑得口水直流。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那太谢谢你了，小周。”王艳华没多想，把小军递了过去。孩子在周显海怀里蹭了蹭，抓住他的衣领，咯咯地笑了起来。王艳华叮嘱了一句“别让他乱爬”，就带着租客往二楼走去。 楼梯是水泥的，年久失修，每走一步都发出“嘎吱”的响声，墙面上布满了污渍和涂鸦。王艳华一边走，一边心里惦记着孩子，时不时回头往下看。刚开始还能看到周显海抱着小军在小卖部门口站着，孩子的小脑袋转来转去，好奇地打量着来往的行人。 可这个租客却格外挑剔。第一间房朝南，采光好，他皱着眉摸了摸墙面：“大姐，你看这墙皮都掉了，我住进来还得重新刷，多麻烦。”第二间房带个小阳台，他又嫌床铺太旧：“这床板都松了，我翻身都怕塌了，不行不行。”王艳华耐着性子，又带他看了第三间，他还是挑三拣四，一会儿说窗户太小，一会儿说离厕所太近。 “小伙子，要是实在不满意，附近还有别的居民楼，我也可以帮你问问。”王艳华的语气有些不耐烦了，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她又探出头往下看，这一次，小卖部门口空荡荡的，周显海和小军的身影都不见了。 “我的孩子呢？”王艳华的声音一下子变了调，也顾不上租客了，转身就往楼下冲。楼梯间的灯光昏暗，她跑得太急，脚下一滑，摔在了台阶上，膝盖磕出了血，可她根本感觉不到疼，爬起来接着跑。 “小军！小军！”她冲到小卖部门口，扯着嗓子喊，声音里全是哭腔。来往的邻居被她的喊声吸引，围了过来。“艳华，怎么了？”住在隔壁的李大妈问道。“小军不见了，小周抱着他不见了！”王艳华语无伦次地说，双手在胸前乱抓，像是要抓住什么。 她疯了一样在附近的巷子里跑，逢人就问“有没有看到一个抱着婴儿的小伙子”，可得到的都是摇头。汗水和泪水混在一起，模糊了她的视线，她的膝盖越来越疼，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直到跑不动了，她才瘫坐在地上，掏出腰间的BP机，颤抖着按出张东华的号码。 张东华正在车间里拧螺丝，BP机突然响了起来，屏幕上“小军出事”四个字像炸雷一样在他脑子里炸开。他一把扔下手头的扳手，工作服都没换，光着脚就往车间外跑。车间主任在后面喊他，他也顾不上回头，一路狂奔，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嘴里全是血腥味。 等他跑到出租屋，看到瘫坐在地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王艳华，还有围在旁边的邻居，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孩子呢？”他抓住王艳华的肩膀，声音嘶吼着，“我儿子呢？” “我对不起你，东华，我不该把孩子交给小周的……”王艳华捶打着自己的胸口，哭得几乎晕厥过去。张东华的脑子一片空白，他蹲在地上，双手插进头发里，巨大的绝望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他想起早上出门时，小军还抓着他的手指笑，想起孩子软乎乎的小脸蛋贴在他脸上的温度，那些画面越清晰，他的心就越疼。 邻居们帮着报了警，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很快就到了。他们在现场拉起了警戒线，询问着事情的经过。可那时候的城中村，监控摄像头还只是个稀罕物，除了几个模糊的目击证人说看到一个小伙子抱着婴儿往巷口跑了，再没有其他线索。民警调取了附近路口的记录，也只看到一辆没有牌照的摩托车一闪而过。 “那个叫周显海的租客，住哪个房间？”带队的民警问道。张东华猛地反应过来，带着民警冲到了周显海的出租屋。房门虚掩着，推开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个破旧的衣柜，床上的被子胡乱堆着，地上散落着几个烟蒂。 民警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找到了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寄信人地址，信里的内容很简单，称呼对方为“显海”，说“事情办得顺利的话，到惠州会合”。旁边还放着一个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黑白色的证件照，照片上的年轻人留着寸头，眼神躲闪，正是周显海。 “他叫周显海，四川南充人。”王艳华指着照片，声音颤抖，“就是他，把小军抱走的。” 警方通过技术手段找到了写信人的地址，联系上了周显海的老乡。老乡说，周显海确实是南充人，之前在深圳打工，后来丢了工作，就一直游手好闲。至于他的去向，老乡也不清楚。 就在这时，王艳华突然想起了那个挑剔的租客：“那个租客，他的行李包落在二楼了！”民警跟着她跑到二楼，果然在走廊的角落里看到了一个脏兮兮的旅行包。打开一看，里面没有衣服，没有生活用品，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头，把包撑得鼓鼓囊囊的。 “这肯定是圈套。”民警皱起了眉头，“那个租客故意拖延时间，给周显海创造机会，他们是一伙的。” 真相像一把冰冷的刀，刺穿了王艳华最后的侥幸。她瘫坐在地上，泪水无声地流着。她想起周显海平时逗孩子时的笑脸，想起他帮着看孩子时的细心，那些温暖的画面此刻都变成了锋利的碎片，扎得她心口疼。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信任的“熟人”，竟然是处心积虑的人贩子。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接下来的日子，警方在深圳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火车站、汽车站、码头，凡是人流量大的地方，都有民警的身影。张东华和王艳华也发动了所有的亲朋好友，打印了几千张寻人启事，贴遍了深圳的大街小巷。寻人启事上，小军的照片被放大，下面写着“如有线索，重金酬谢”，还留着夫妻俩的联系方式。 那段时间，他们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白天在街头奔波，晚上就守在BP机旁，生怕错过任何一条线索。有一次，有人打电话说在东莞看到一个相似的孩子，他们连夜赶过去，结果发现只是一场误会。还有一次，一个流浪汉拿着寻人启事找他们，说知道孩子的下落，要五百块钱才肯说，张东华毫不犹豫地给了钱，最后却发现对方是个骗子。 小卖部早就关了门，货架上的商品都送给了邻居。张东华也辞了工作，夫妻俩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全部用在了寻子路上。他们租不起原来的房子，搬到了更偏僻的棚户区，每天啃着馒头咸菜，省下来的钱都用来买火车票和打印寻人启事。 时间一天天过去，小军的消息像石沉大海。王艳华每天以泪洗面，眼睛哭得几乎失明，晚上睡觉的时候，总觉得身边还有孩子的小身体，伸手一摸，却只有冰冷的床板。张东华也变了，原来开朗的汉子变得沉默寡言，头发一夜之间白了大半，手上的老茧更厚了，那是常年在外奔波磨出来的。 转眼到了2002年，小军被拐走的第三年。有一天，张东华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说自己在广州，看到一个孩子跟小军长得很像，还发来了一张合影。照片上，一个女人抱着一个三岁左右的男孩，孩子肉嘟嘟的，眉眼间确实有几分像小军。 “终于有线索了！”张东华激动得手都抖了，连忙叫醒王艳华。夫妻俩盯着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王艳华摸着照片上孩子的笑脸，泪水又流了下来：“是小军，肯定是小军，你看这眼睛，跟你一模一样。” 他们立刻联系了对方，对方说要五千块钱的“好处费”，才肯告诉他们具体地址。五千块钱，对于当时的夫妻俩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他们已经欠了亲戚朋友一万多块钱，再开口都觉得难为情。张东华厚着脸皮，挨家挨户地求，王艳华甚至去菜市场帮人杀鸡，一天挣二十块钱。就这样，整整凑了一个星期，才凑够了两千块钱。 “大哥，我们实在凑不够了，这两千块你先拿着，剩下的我们以后再补。”张东华在电话里哀求着。对方犹豫了半天，终于给了一个地址，还说要再给五百块钱“打车费”，他亲自把孩子送过来。张东华二话不说，找邻居借了五百块，打到了对方的账户上。 接下来的日子，夫妻俩就在出租屋里等着，每天都把小军的小棉被抱在怀里，想象着孩子回来的场景。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对方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了。他们意识到自己又被骗了，跑到派出所报案，民警告诉他们，那张照片是用电脑合成的，在当时，这种骗术已经不算新鲜了。 “我的孩子……”王艳华当场就晕了过去。醒来后，她不吃不喝，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嘴里反复念叨着“小军”。张东华坐在床边，紧紧握着她的手，泪水无声地滑落。他知道，妻子的心，又一次被摔碎了。 这样的打击，在寻子的二十年里，发生过无数次。有骗子利用他们的急切心情骗钱，有好心人提供错误的线索让他们空欢喜一场，还有人劝他们“认命吧，孩子找不回来了”。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 2005年冬天，一个在青岛打工的老乡给他们打电话，说在当地的一个菜市场，看到一个抱养的孩子，跟小军的年龄差不多，眉眼也很像。张东华和王艳华一听，立刻揣着仅有的几百块钱，买了去青岛的火车票。那时候没有高铁，绿皮火车要走两天两夜，他们买不起卧铺，就挤在硬座上，怀里抱着小军的照片和小棉被。 火车上挤满了人，空气里混杂着泡面味、汗味和脚臭味。王艳华把照片揣在怀里，用体温捂着，生怕被人碰坏。张东华则靠着窗户，一夜没合眼，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心里既期待又忐忑。饿了，他们就啃干馒头；渴了，就喝火车上的凉水。两天两夜下来，他们的腿都肿了，嘴唇也裂出了血口子。 到了青岛，他们按照老乡给的地址，找到了那个菜市场。寒风刺骨，王艳华裹紧了身上的旧棉袄，一边发抖一边打听。终于，在一个卖白菜的摊位前，看到了那个孩子。孩子穿着一件单薄的棉袄，正帮着摊主择菜，小脸冻得通红。 “小军？”王艳华试探着喊了一声。孩子抬起头，茫然地看着她。张东华冲过去，抓住孩子的手，仔细打量着他的眉眼。可看了半天，他还是摇了摇头，孩子的耳后没有小军特有的那颗小痣。 “对不起，我们认错人了。”张东华的声音带着失落，松开了孩子的手。夫妻俩失魂落魄地走出菜市场，青岛的雪下了起来，雪花落在他们的头发上、肩膀上，很快就积了一层。他们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连回去的火车票都买不起。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就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卖烤红薯的老大爷看出了他们的难处。“你们是不是遇到啥困难了？”老大爷问道。张东华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老大爷叹了口气，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他攒了很久的退休工资。“拿着吧，买张火车票回家，孩子总会找到的。”老大爷说，还塞给他们两个热乎乎的烤红薯。 红薯的热气暖着手心，也暖着夫妻俩的心。王艳华接过钱，泪水又流了下来：“大爷，谢谢您，我们以后一定还您。”老大爷摆了摆手：“不用还，只要你们能找到孩子，比啥都强。” 在寻子的路上，他们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好心人。有给他们免费提供住宿的旅店老板，有帮他们打印寻人启事的打印店店员，还有陪他们一起在街头寻找的志愿者。这些温暖，像黑暗中的微光，支撑着他们一步步走下去。 可有时候，绝望也会像潮水一样将他们淹没。有一次，他们听说邻村有个“大仙”很灵，能算出孩子的下落，就借了六千块钱，千里迢迢赶了过去。“大仙”穿着道袍，装神弄鬼地跳了一阵，说只要给六千块钱“香火钱”，就能做法让孩子第二天出现在家门口。夫妻俩明明知道可能是骗局，却还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把钱给了他。 结果可想而知，第二天家门口空空如也。亲戚们都劝他们：“别找了，再生一个吧，日子还得过下去。”张东华和王艳华沉默了很久，最终还是点了点头。2008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2010年，儿子也出生了。有了新的孩子，家里的气氛终于好了一些，可小军的位置，在他们心里从来没有被取代过。 王艳华给小女儿取名叫“念军”，希望她能记住这个从未谋面的哥哥。每次给念军喂奶的时候，她总会想起小军小时候的样子；每次给小儿子买玩具的时候，她总会多买一份，藏在衣柜的最底层，想着等小军回来的时候给他。张东华则把小军的照片放在钱包里，不管走到哪里，都带在身边。他经常对着照片自言自语：“小军，爸爸对不起你，爸爸一定会找到你。” 夫妻俩没有因为新的孩子而放弃寻找。他们依然会定期去派出所更新信息，依然会在网上发布寻子启事，依然会在全国各地奔波。只是这一次，他们带上了念军和小儿子，让他们也参与到寻亲的队伍中。孩子们虽然小，却很懂事，每次看到寻人启事，都会指着上面的照片说：“这是哥哥，我们要找到哥哥。” 而另一边，侦办此案的民警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当年的办案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张小军的案子始终被放在档案柜的最显眼处。周显海的照片被存入了全国人口信息数据库，每年都会进行比对。随着科技的发展，DNA技术越来越成熟，警方采集了张东华和王艳华的血样，录入了全国打拐DNA数据库，希望能通过基因比对找到小军。 时间一晃，到了2018年。这一年，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打拐办的民警在进行数据库比对时，突然发现一条重要线索：新疆乌鲁木齐市的一名男子，与周显海的身份信息高度吻合。这个消息像一剂强心针，让所有参与办案的民警都兴奋起来。 “立刻出发，去新疆！”打拐办主任拍板决定，带着三名民警组成抓捕组，连夜赶往乌鲁木齐。从深圳到乌鲁木齐，飞机要飞六个多小时，跨越了大半个中国。到达乌鲁木齐时，当地正下着大雨，气温只有十几度，与深圳的炎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抓捕组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的位置，一家位于老城区的棋牌室。民警们穿着便衣，伪装成打牌的客人，走进了棋牌室。棋牌室里烟雾缭绕，嘈杂声此起彼伏。一个穿着黑色夹克的中年男子正坐在牌桌前，叼着烟，手里拿着牌，眼神浑浊。 “周显海？”民警慢慢走了过去，亮出了证件。中年男子的身体猛地一僵，手里的牌掉在了地上。他抬起头，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变成了慌乱，最后低下了头：“我认栽。” 2018年5月26日，周显海在乌鲁木齐被成功抓获。在审讯室里，面对民警的讯问，他很快就交代了当年的犯罪事实。原来，当年拐卖小军的主谋并不是他，而是他的叔叔周俊。 1999年，周显海和几个亲戚从四川老家来到深圳打工，因为好吃懒做，很快就丢了工作，手头拮据。他去找叔叔周俊借钱，可周俊也穷得叮当响。“不如我们去拐个孩子吧，卖了能挣不少钱。”周俊提议道。周显海一开始还有些犹豫，可在金钱的诱惑下，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他们很快就盯上了小军。周显海因为住在同一栋楼，知道王艳华信任他，于是就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让周显海的朋友杨文平假扮租客，以租房为由把王艳华引开；周显海负责抱着孩子溜走；另一个朋友唐威则在巷口准备好摩托车，负责接应。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那个行李包是我捡的。”杨文平后来交代说，“我在垃圾堆里找了个破旧的旅行包，里面装了几块石头，这样看起来才像个外来务工的。我故意挑三拣四，就是为了给周显海争取时间。等孩子被抱走了，我就趁乱溜走了。” 根据周显海的交代，民警很快就锁定了其他三名嫌疑人的位置。周俊藏在四川老家的一个小山村，杨文平在广东惠州打工，唐威则在湖南长沙做小生意。抓捕组兵分三路，分别赶赴四川、广东、湖南，将三名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 “我们把孩子卖到惠州了。”周显海交代说，“拐到孩子之后，我们就坐摩托车去了惠州惠东，通过中间人邱银敏，以一万块钱的价格卖了出去。邱银敏和杨文平的表姐张淑琴各分了一千块，剩下的八千块我们四个人平分了。” 民警根据周显海提供的线索，很快就找到了中间人邱银敏。让人庆幸的是，邱银敏这二十年来一直没有搬家，民警在她的家里将她抓获。杨文平也回忆起了当年收养孩子的大致位置，可当民警带着他赶到惠东时，却发现那里早已物是人非。 “就是这里，当年是一排老房子。”杨文平指着一片防洪堤坝说。原来，这二十年来，惠东发展迅速，当年的老房子早就被拆了，改成了防洪堤坝。民警没有放弃，在堤坝附近的居民区展开了逐户排查，可查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任何线索。 人贩子都抓到了，可孩子却还是没有找到。张东华和王艳华得知消息后，既兴奋又失落。兴奋的是，伤害他们的凶手终于落网了；失落的是，他们的小军依然杳无音信。“小军，你到底在哪啊？”王艳华对着小棉被喃喃自语，泪水又一次打湿了被面。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线索又要中断的时候，转机出现了。2019年7月，深圳市公安局打拐办的民警在进行DNA数据库比对时，发现深圳一名叫肖毅的二十岁小伙子，与张东华夫妇的DNA高度匹配。 “找到了！我们找到小军了！”民警第一时间给张东华夫妇打了电话。张东华正在工地干活，接到电话后，手里的铁锹“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他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对着电话大喊：“真的吗？警官，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肖毅出现在认亲室门口时，张东华和王艳华的目光瞬间就被他吸引住了。小伙子身高一米八，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浓眉大眼，嘴角微微上扬，那眉眼间的神态，和张东华年轻时一模一样。 “小军……”王艳华颤抖着伸出手，想要触摸他的脸，却又不敢。肖毅站在原地，有些茫然，又有些激动。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抱养的，可养父母从来没有告诉他身世的细节。当民警找到他，告诉他亲生父母一直在寻找他时，他的心里五味杂陈。 张东华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泛黄的照片，递到肖毅面前：“孩子，你看，这是你五个月大的时候，你妈妈给你缝的小棉被。”肖毅接过照片，看着上面那个粉雕玉琢的婴儿，又看了看眼前的中年夫妻，泪水终于流了下来。 通过肖毅的养父母，张东华夫妇终于了解到了小军被拐后的经历。当年，小军被卖到了惠东一户人家，那户人家养了他四年，因为家里条件困难，就把他送给了肖毅的养父母。肖毅的养父母没有孩子，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疼爱，供他读书，教他做人。“我的养父母对我很好，他们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肖毅说，“我很感激他们。” 认亲之后，张东华夫妇和肖毅的养父母见了面。两家人坐在一起，没有想象中的矛盾和冲突，反而聊得很融洽。“孩子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肖毅的养父说，“他想在哪住，就在哪住，我们都支持他。” 最终，肖毅选择继续和养父母生活在一起，但他也没有疏远亲生父母。他把张东华夫妇的联系方式存进了手机，每周都会给他们打电话，汇报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会带着养父母去看望亲生父母，两家人一起吃团圆饭。张东华夫妇也会经常去深圳看望肖毅，给她带老家的土特产，弥补这二十年来的亏欠。 2020年3月4日，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法庭上，张东华夫妇坐在原告席上，看着站在被告席上的周显海等人，眼神平静而坚定。 法院判决如下：周显海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周俊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唐威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杨文平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张淑琴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邱银敏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听到判决结果的那一刻，王艳华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这一次，是释然的泪水。她紧紧握着张东华的手，又看了看身边的肖毅。二十年的寻亲路，跨越了山河，历经了艰辛，终于在这一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喜欢大案纪实録请大家收藏：()大案纪实録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50章 潜伏幼儿园六年的杀人犯 2019年秋，陕西宜川的梧桐叶刚染上浅黄，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办公室里却弥漫着一股比寒冬更凛冽的气息。当技术科民警将那份DNA比对报告重重拍在桌上时，老刑警张建军手里的搪瓷缸“哐当”一声磕在桌沿，茶水溅出的水渍在报告上晕开一小片深色。 六年了，那个在暴雨夜夺走市人大代表马某性命的凶手，终于浮出水面。 更让整个专案组脊背发凉的是屏幕上跳出的身份信息：嫌疑人李某，现为宜川县阳光幼儿园保安，已在该岗位任职六年。 “他就没走？”张建军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沙哑。六年来，他们排查过周边五省的流动人口，比对过上万份DNA样本，甚至在全国聋哑人数据库里反复筛查，却没想到这个杀人凶手压根没藏远，就潜伏在离公安局不到三公里的地方，天天守着一群三四岁的孩子。 夕阳透过窗户，在李某的登记照上投下长长的阴影。照片里的男人穿着保安制服，嘴角甚至带着一丝温和的笑意，谁能想到这张脸背后，藏着一段沾满鲜血的过往。张建军指尖划过照片上的出生日期，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2013年那个暴雨倾盆的夏夜。 2013年7月的宜川，像是被老天爷捅破了堤坝。连续半个月的强降雨让洛河水位暴涨，山上的黄土经雨水浸泡，时不时就传来窑洞坍塌的闷响。县民政局的大喇叭从早到晚循环播放着撤离通知，穿着橙色救生衣的干部挨家挨户敲门，把住在半山腰的村民往山下的安置点送。 原本热闹的圪崂村，到了7月20号傍晚已变得空空荡荡。村口那棵老槐树的枝桠被雨水压得低垂，叶子上的泥点顺着枝干往下淌，在地面积成一个个小小的水洼。只有偶尔几声狗吠从安置点方向传来，衬得这片居民区愈发寂静。 马彩琴是最后一批撤离的。作为连续两届延安市人大代表，她放心不下村里几户独居老人，挨家检查完窑洞的门窗，又把自家的粮食和生活用品分了些给困难户，忙到深夜才和丈夫王建国往安置点走。王建国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左腿落下残疾，走在泥泞的土路上一瘸一拐，马彩琴牵着他的手，刻意放慢了脚步。 “明天我再回来看看，老赵家的屋顶还漏着雨呢。”马彩琴擦了擦脸上的雨水，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她身上的荣誉证书装了满满一抽屉，陕西省三八红旗手、全国双学双比先进女能手，大大小小四十多项荣誉，都是她领着村民种苹果、修水渠挣来的。在宜川，提起“马大姐”，没人不竖大拇指。 王建国攥紧妻子的手，叹了口气：“雨这么大，明天再说吧，当心脚下。” 他们没注意到，黑暗中，一双眼睛正盯着他们的背影。李某躲在村口的破窑洞里，已经饿了两天。这个从山西河津来宜川打工的男人，因为偷工地的钢筋被开除，身上的钱早就花光了。看着村民们拖家带口撤离，他心里冒出一个邪念：这么多空窑洞，说不定能翻出点值钱东西。 凌晨三点，雨势终于小了些。李某裹紧身上破烂的外套，猫着腰溜进圪崂村。他避开路面上的积水，借着闪电的光亮，摸到了马彩琴家的窑洞前。窑门虚掩着，大概是撤离时没关紧，屋里还亮着一盏小夜灯，马彩琴怕回来拿东西的村民摸黑，特意留的。 “运气不错。”李某心里嘀咕着，轻轻推开门溜了进去。窑洞里陈设简单，土炕上铺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褥子，桌子上摆着一个老旧的电视机。他翻箱倒柜找了半天，只在抽屉里摸到几包烟，正懊恼着，突然瞥见电视机旁的机顶盒。虽然不值钱，但自己租的破屋里正好缺个这东西，李某一把抓过机顶盒塞进怀里，转身就要走。 就在这时，窑洞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是男人的呼喊：“老张，你家窑门开着！是不是招贼了？” 是村民王建军。他临时回来拿给老母亲的降压药，远远就看见马彩琴家的灯亮着。想到村里空无一人，他立刻掏出腰间的联防对讲机喊人。不一会儿，四五个村民就拿着铁锹、木棍赶了过来，把窑洞围了个严实。 李某吓得魂都飞了，冷汗瞬间浸湿了后背。他紧贴着墙角，听着外面越来越近的脚步声，眼睛飞快地扫过屋子。墙角堆着几个空啤酒瓶，是马彩琴家招待客人剩下的。李某抓起三个啤酒瓶，猛地拉开门，朝着人群的方向狠狠砸了过去。 “哐当！噼啪！”啤酒瓶在地上摔得粉碎，玻璃渣溅起老高。趁着众人躲闪的瞬间，李某故意发出“叽里哇啦”的怪叫，含糊不清地喊着谁也听不懂的话，他之前在工地上见过聋哑人，知道这样能让人放松警惕。 “是个哑巴？”有人低声嘀咕。 就在这一愣神的功夫，李某像兔子一样窜了出去，怀里的机顶盒也顾不上了，随手扔在地上。村民们反应过来，立刻追了上去，可李某跑得飞快，转眼就消失在黑暗的巷子里。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快追！别让他跑了！”王建军大喊着带头追上去。 刚跑出没几步，前方斜坡路上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是马彩琴的声音！众人心里一紧，拔腿就往声音来源跑。昏暗的路灯下，马彩琴倒在血泊里，脑袋旁边沾着一块带血的石块，人已经没了声息。她的丈夫王建国拄着拐杖，正一瘸一拐地往这边赶，看到地上的妻子，腿一软瘫坐在泥水里，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彩琴！彩琴啊！” 原来，马彩琴放心不下家里，让王建国在安置点等着，自己先回来看看。刚走到村口，就撞见了慌不择路的李某。她以为是小偷，立刻张开胳膊想拦住他，却被李某狠狠一脚踹在胸口。马彩琴重心不稳摔倒在地，后脑勺正好磕在路边的石块上，鲜血瞬间涌了出来。 “快打120！打110！”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混乱中，有人掏出手机拨打电话。雨夜的风裹挟着血腥味，吹得每个人心里都发颤。王建国趴在妻子身上，沾满泥水的手一遍遍抚摸着她的脸，泪水混着雨水淌下来：“都怪我，都怪我走得太慢……” 凌晨三点四十分，宜川县公安局的警车呼啸而至。红蓝交替的警灯照亮了雨幕，也照亮了地上那滩刺目的血迹。张建军蹲在现场，小心翼翼地拨开石块旁的杂草，石块边缘沾着少量毛发，地面上除了村民的脚印，还有一串模糊的男士胶鞋印记，一直延伸到巷子深处。 “受害人马彩琴，52岁，延安市人大代表。”年轻民警拿着笔记本，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沉重，“120刚传来消息，抢救无效，已经确认死亡。” 张建军站起身，雨水顺着他的警帽檐往下滴。他望着空荡荡的窑洞，心里升起一股强烈的使命感。这么一位为村民办实事的好干部，在雨夜惨遭毒手，无论如何，他都要把凶手绳之以法。 案发当天上午，宜川县公安局正式成立“7·21”专案组，全局刑侦力量全员上阵。会议室里，白板上贴满了现场照片和走访记录，张建军用红笔在嫌疑人特征那一栏重重写下：男性，身高1.7米左右，穿42码胶鞋，疑似聋哑人，宜川本地口音或周边方言。 “根据目击群众描述，嫌疑人逃跑时发出含糊不清的叫声，结合现场遗留的痕迹，初步判断可能是残障人士。”技术科科长推了推眼镜，指着投影仪上的照片，“现场提取到两样可疑物品，一块上海牌手表，一把尖嘴钳，都不是受害人家里的，应该是嫌疑人遗留的。” 王建国被接到公安局做笔录时，整个人像是老了十岁。他颤抖着指认了那两样物品：“不是我们家的，彩琴从来不用这种尖嘴钳，我也没见过这块手表。”他坐在椅子上，双手捂住脸，哽咽着说：“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抓到他，为彩琴报仇啊。” 张建军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坚定：“您放心，这案子我们一定查到底。” 很快，技术科传来好消息：在手表表链和尖嘴钳的手柄上，提取到了同一名男性的DNA生物检材。“这可是证据之王！”年轻民警兴奋地喊道，“只要把DNA数据上传到全国数据库，肯定能比对出来！” 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DNA数据上传后，经过三天三夜的比对，全国人口DNA数据库里没有任何匹配信息，甚至连相似基因都没有。“这说明嫌疑人要么是初犯，要么之前没有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没留下过DNA记录。”技术科科长的话让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凝重起来。 与此同时，路面监控排查也陷入僵局。圪崂村属于老城区，监控设备本来就少，加上暴雨损坏了部分线路，嫌疑人逃跑的路段恰好是监控盲区。民警们调取了周边所有路口的监控，连续看了几十个小时的视频，眼睛都熬红了，也没找到那个穿胶鞋的模糊身影。 排查工作全面展开。专案组分成十个小组，对宜川县及周边的黄龙、洛川等县进行拉网式走访。重点排查聋哑人学校、残障人士安置点，以及有盗窃前科的人员。张建军带着小组成员，每天天不亮就出发，挨家挨户询问，晚上回到局里还要整理线索，常常忙到后半夜。 “我们排查了宜川县所有登记在册的聋哑人，共137人，都排除了嫌疑。”一周后，各小组汇总情况时，负责排查残障人士的民警汇报说，“周边县的排查也在进行中，目前还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张建军皱着眉，点燃一支烟。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嫌疑人真的是聋哑人吗？如果不是，他为什么要故意发出怪叫？还有，案发后他是潜逃外地了，还是就藏在宜川某个角落？ 时间一天天过去，案件没有任何突破。马彩琴的葬礼上，数百名村民自发前来送行，有人举着“还马代表公道”的牌子，看得张建军心里像压了块石头。他在马彩琴的遗像前立誓：“只要我还穿着这身警服，就绝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这一查，就是六年。 六年间，宜川县公安局换了两任局长，但“7·21”专案组从未解散。张建军从副队长熬成了队长，头上的白发多了不少，办公桌上的案件卷宗堆得越来越高，每一页都写满了民警们的心血。他们每破获一起盗窃案，都会把嫌疑人的DNA和“7·21”案的样本进行比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梳理一遍线索，走访当年的目击群众。 2018年，DNA溯源技术有了新的突破，不再局限于直接比对本人DNA，而是可以通过基因测序，找到同宗同源的亲属基因。这个消息让张建军看到了希望。他立刻安排技术科，将当年提取的DNA样本重新进行深度检测，生成完整的基因序列后，再次上传到数据库。 这一次，命运终于露出了曙光。2019年9月，数据库传来匹配提示：该样本与山西河津市李某家族的基因序列高度相似，属于同一家族分支。 “山西河津？”张建军立刻铺开地图，手指在宜川和河津之间划过，“距离宜川不到三百公里，有戏！” 专案组立刻动身前往山西河津。然而，调查刚开始就遇到了难题。这个李某家族并非河津本地人，而是几十年前从云南保山迁移过来的，家族分支庞大，分散在河津各个乡镇，甚至还有不少人外出打工，踪迹难寻。 “难道要去云南保山排查？”年轻民警看着手里的家族族谱，犯了愁。从河津到保山，两千多公里的路程，而且保山那边的家族成员更是分散，排查难度可想而知。 张建军没有犹豫：“分两路走，一路留在河津继续深挖，另一路跟我去保山。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不能放过。” 接下来的一个月，专案组的民警们开启了“连轴转”模式。在河津的民警，每天泡在乡镇派出所，调取户籍资料，走访村干部，一个个联系家族成员；去保山的张建军一行，顶着高原的烈日，在山区里奔波，有时候一天要走几十公里的山路，晚上只能住在乡镇的小旅店里，吃泡面当晚饭。 “张队，保山这边的家族成员，大多在本地务农，或者去东南沿海打工，很少有人去陕西。”在保山排查了半个月后，民警向张建军汇报，“我们比对了所有符合年龄条件的男性，DNA都不匹配。” 线索似乎又断了。张建军坐在保山的小旅店里，看着窗外连绵的群山，心里有些烦躁。他拿出手机，翻出当年的现场照片，盯着那块上海牌手表出神。突然，他灵光一闪：“会不会嫌疑人根本不是从保山直接去的宜川，而是通过河津的家族成员介绍过去的？我们把重点放回河津，排查所有外出打工的家族男性，尤其是在陕西工作的。” 回到河津后，排查范围进一步缩小。民警们逐一联系家族里外出打工的男性，登记他们的工作地点、联系方式和近期照片。当排查到第213名家族成员时，一个名字让张建军的眼睛亮了起来，李某，男，45岁，现为宜川县阳光幼儿园保安。 “宜川？”张建军猛地站起来，“就是我们那儿！” 他立刻让人调取李某的详细信息。资料显示，李某从2013年开始就在宜川打工，2014年应聘到阳光幼儿园当保安，至今已经工作六年。更可疑的是，李某在2013年7月之前，一直在宜川某工地打工，案发地点离他当时的出租屋不到两公里。 “就是他了！”张建军一拳砸在桌子上。为了确认，他安排两名民警乔装成学生家长，前往阳光幼儿园进行秘密调查。 阳光幼儿园是宜川县规模最大的幼儿园，有近500名孩子。民警赶到时，正好是放学时间。门口，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男人正帮孩子们拉好书包拉链，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李师傅，麻烦帮我拿下孩子的水杯。”一位家长笑着说。“好嘞，没问题。”李某的声音带着一点山西口音，说话清晰流利，根本不是什么聋哑人。 民警借着接孩子的机会，故意将一瓶矿泉水“不小心”掉在李某脚边。李某弯腰去捡的时候，民警注意到他左手手腕上戴着一块款式老旧的手表，和当年现场遗留的上海牌手表极为相似。 随后，民警以“安全检查”为由，进入保安室，悄悄收集了李某用过的纸杯。经过DNA比对，纸杯上的DNA与“7·21”案现场提取的样本完全吻合。 铁证如山。但抓捕工作却让张建军犯了难。幼儿园里全是孩子，一旦李某狗急跳墙，挟持孩子做人质，后果不堪设想。“必须制定周密的抓捕方案，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张建军在专案组会议上强调。 经过反复商议，民警们决定在孩子们上课期间实施抓捕。2019年10月15日上午十点，阳光正好，幼儿园的操场上空无一人，孩子们都在教室里上课。三名便衣民警穿着物业工作人员的服装，走进幼儿园大门。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您好，我们是物业的，过来检查一下保安室的电路，最近总跳闸。”民警笑着对李某说。 李某没有怀疑，拿起钥匙就打开了保安室的门。就在他弯腰检查插座的瞬间，三名民警迅速上前，一把将他按倒在地。“不许动！警察！” 李某猝不及防，拼命挣扎，双手在地上乱抓，指甲缝里抠满了泥土。“你们干什么？我没犯法！”他嘶吼着，试图挣脱民警的控制。 “别动！再动就不客气了！”增援的民警及时赶到，死死按住李某的胳膊，给他戴上了手铐。直到被带出幼儿园大门，李某还在挣扎，嘴里不停喊着“我冤枉”。 当李某被带上警车的消息传到幼儿园，老师们都惊呆了。“李师傅平时看着挺老实的，对孩子也特别好，怎么会是杀人犯呢？”大班的王老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还记得有一次一个孩子发烧，还是李某背着孩子跑了两公里送到医院。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李某坐在椅子上，低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一言不发。无论民警怎么问，他都只是沉默，偶尔抬起头，眼神里满是抗拒。 “你以为沉默就有用吗？”张建军把DNA比对报告放在他面前，“这上面的证据，足以定你的罪。” 李某的身体明显颤抖了一下，他盯着报告上的“匹配”字样，嘴唇动了动，却还是没说话。 张建军拿出当年现场的照片，一张一张摆在他面前：“马彩琴，52岁，为了村民的安全，暴雨夜还在巡查。你为了偷一个几十块钱的机顶盒，把她害死了，你良心过得去吗？” 提到“马彩琴”三个字，李某的头埋得更低了。过了很久，他突然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想偷点东西……”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李某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2013年7月，李某在宜川某工地打工时，因为偷钢筋被开除，身上分文不剩。看着村民们因为暴雨撤离，他就动了盗窃的念头。7月21号凌晨，他溜进马彩琴家的窑洞，翻到一个机顶盒，刚要离开就被村民发现。 “我当时吓坏了，就想赶紧跑。”李某的声音带着哭腔，“我看到墙角有啤酒瓶，就拿起来砸向人群，故意发出怪叫，让他们以为我是哑巴，好趁机逃跑。” 跑出窑洞后，他迎面撞上了赶来查看情况的马彩琴。“她张开胳膊拦我，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就踹了她一脚。”李某捂着脸，声音哽咽，“我没想到她会摔倒，更没想到她会磕在石头上……我跑远后听到她的尖叫，心里也怕，但我不敢回去……” 案发后，李某躲在出租屋里，每天都心惊胆战，生怕警察找上门。他听说马彩琴死了，更是吓得几天没合眼。“我本来想逃回老家，但我在宜川待了十多年，认识了现在的老婆，虽然没领证，但我舍不得她。”李某说，“而且我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警察肯定想不到我会留在宜川。” 至于现场遗留的手表和尖嘴钳，是他慌乱中落下的。“手表是我攒钱买的，尖嘴钳是我之前打工用的工具，丢了之后我心疼了好几天，但我不敢回去拿。”李某说，“过了几个月，没看到警察找我，我就放心了，还去幼儿园应聘了保安。” 他以为自己能永远隐藏下去，却没想到六年后，DNA技术还是将他绳之以法。“我这六年，天天做噩梦，梦见马大姐来找我。”李某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我对不起她，对不起她的家人……” 当张建军把破案的消息告诉王建国时，这位老人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紧紧握着张建军的手，泪水止不住地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还记着彩琴，还她一个公道。” 2020年5月，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7·21”抢劫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喜欢大案纪实録请大家收藏：()大案纪实録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51章 邢台“1·20”铁路爆炸案纪实 1999年的春节来得早，刚进1月，河北省南部的邢台就被冻透了。铅灰色的天空压在京广铁路的铁轨上，把每一根枕木都冻得硬邦邦的，铁轨接缝处的锈迹在寒风里泛着冷光。这天是1月20日，距离除夕只剩二十天，春运的人潮已经开始在铁路大动脉上涌动，每一趟南下北上的列车都载满了归心似箭的旅客，车轮碾过铁轨的“哐当”声，比往常更密集、更急促。 邢台县会宁乡新华村紧挨着京广铁路西侧，村子里的炊烟比平时浓了不少。王老汉家正宰年猪，滚烫的开水浇在猪身上冒着白汽，孩子们围着猪圈尖叫起哄；村东头的李婶在自家院里翻晒着刚拆洗的被褥，棉絮在寒风里飘起又落下，她盘算着等在外打工的儿子回来，刚好能用上这晒得暖烘烘的被子。没人留意到，西边的太阳刚沉下去，铁路东侧的暮色里，正藏着一双盯着铁轨的眼睛。 晚上8点03分。 没有任何预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突然撕裂了夜空。那声音不是鞭炮的脆响，是从地底深处炸开的闷雷，带着硫磺和泥土的腥气，瞬间席卷了整个村庄。新华村王老汉家刚浇开的沸水从锅里泼出来，溅在地上滋滋冒烟；李婶晾晒的被褥被气浪掀得飞起来，像一片失控的白云撞在院墙上；更远处，不少人家的窗玻璃“哗啦”一声全碎了，碎渣子落在窗台上，又弹到地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咋回事？是开山炸石头？”王老汉拎着沾着猪血的刀子冲出门，刚喊出声就被扑面而来的灰尘呛得直咳嗽。他眯着眼睛朝铁路方向望，只见铁轨上空腾起一股黑褐色的烟柱，像一条扭曲的巨蟒，把半边天都染暗了。烟柱下面，是不断扩散的尘雾，里面夹杂着碎石和铁轨的碎片，纷纷扬扬地落下来。 铁路东侧燕家屯乡新村的村民反应更快。住在村头的赵建军正和媳妇给孩子换尿布，巨响把孩子吓得哇哇大哭，他一把抄起墙上的手电筒，拽着媳妇就往屋外跑。“别慌，先看看啥情况！”他喊着，光柱已经扫向了不远处的铁路。起初光柱被尘雾挡住，只能看到一片模糊的晃动，等尘雾稍散，赵建军的声音突然僵住了：“铁轨……铁轨断了！” 他的媳妇顺着光柱看去，只见原本笔直的铁轨像被掰断的筷子，硬生生折成了两段，断口处的钢铁翻卷着，闪着冷硬的光。两段铁轨之间，被炸出了一个黑漆漆的大坑，坑边的枕木被炸得粉碎，木屑和碎石混在一起，铺了一地。“我的娘啊，这是炸铁路啊！”女人的尖叫声划破夜空，惊醒了更多沉睡的村民，很快，铁路边就聚集起一群人，手电筒的光柱密密麻麻地照在爆炸现场，惊呼声、议论声此起彼伏。 “快打110！”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声。一个穿皮夹克的年轻人立刻掏出手机，那时候手机还是稀罕物，他举着手机跑上高坡，对着话筒大声喊：“喂！110吗？京广铁路邢台这儿被炸了！铁轨都断了！快来人啊！”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手机信号不好，他不得不一边喊一边来回走动，额头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 几乎在同一时间，邢台县铁路护路联防队的三名队员正在三公里外巡逻。队长老周裹着厚厚的军大衣，正跟队员们念叨着春运期间的护路重点，突然听见这声巨响，他心里咯噔一下，“不好，是爆炸！”他立刻喊了一声，三个人拔腿就往巨响的方向跑。老周年纪大了，跑了没几步就喘得厉害，他拽住一个路过的自行车，“借车一用！”说完翻身上车，使劲蹬着踏板，车链子都发出了“咯吱”的抗议声。 赶到现场时，村民已经围了不少。老周立刻让队员小张留下来看护现场，“别让任何人靠近，尤其是别碰现场的东西！”他叮嘱道，然后和另一名队员小王跑到公路边拦车。夜里的公路上车辆不多，他们挥舞着联防队的红袖章，终于拦下来一辆拉煤的卡车。“师傅，麻烦带我们去最近的电话亭，我们要报警！”老周扒着车窗喊，司机一看他们的红袖章和现场的浓烟，二话不说就让他们上了车。 此时的邢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喂，指挥中心吗？会宁乡这边铁路炸了！”“我是燕家屯的，铁轨断了，赶紧派警察来！”接警员一边快速记录着信息，一边把情况向上汇报。不到十分钟，三辆警车拉着刺耳的警笛，从市区方向疾驰而来，车灯划破夜色，在颠簸的乡村公路上留下一道道光影。 带头的是邢台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张建国，他刚从家里出来，身上还带着刚沏好的茶水的温度。车还没停稳，他就推开车门跳了下去，寒风立刻灌进他的警服领口。“小张，带人拉警戒线，五十米范围，任何人不准进！”“技术科的，跟我进现场，注意保护物证！”他的声音洪亮，瞬间稳住了混乱的场面。 技术科的民警们带着勘察箱走进现场，此时铁路工人也赶来了，他们带来了焊枪，明亮的火焰照亮了爆炸中心。张建国蹲在炸坑边，借着焊枪的光仔细查看：坑有34米深，60米见方，断成两段的铁轨长1.06米，断口处有明显的爆炸冲击痕迹。“初步判断是硝铵炸药，用量不小。”技术科科长低声对他说，“具体成分得回去化验，但这绝对是有预谋的恶性案件。”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张建国点点头，眉头皱得很紧。他知道京广铁路意味着什么。这是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现在又是春运高峰期，每中断一分钟，都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他掏出手机，拨通了省公安厅的电话：“报告厅长，京广铁路邢台至官庄段发生爆炸，铁轨被炸断，请求支援！”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指令：“立刻成立现场指挥部，邢台、邯郸、石家庄三地警方全线布控，绝不能让凶手跑了！” 铁路工人已经开始紧急抢修。他们抬着新的铁轨，踩着碎木屑往现场走，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焦急。“必须尽快恢复通车！”铁路部门的负责人对张建国说，“现在有三趟北上的列车堵在南边，还有两趟南下的在北边等着，再不通车，旅客都要乱了。”张建国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我们全力配合，你们抓紧抢修，我们抓紧破案。” 现场勘察在紧张地进行着，技术人员用小刷子小心翼翼地刷着炸坑周围的泥土，把每一块可疑的碎片都装进证物袋。村民们被拦在警戒线外，议论纷纷：“这是谁干的缺德事啊？”“春运期间炸铁路，这是要害人啊！”张建国听着这些议论，心里更沉了，这起案件不仅关乎经济损失，更关乎社会稳定，甚至可能产生恶劣的政治影响，必须尽快破案。 凌晨零点二十四分，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抢修，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划破夜空，京广铁路终于恢复通车。当第一列火车安全驶过爆炸路段时，现场的民警和铁路工人都松了一口气，但张建国知道，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 爆炸案的消息很快上报到中央，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批示公安机关“全力以赴，尽快破案，消除隐患”。省公安厅迅速成立了联合破案指挥部，抽调了全省刑侦骨干组成“1·20”专案组，地方和铁路公安机关共80名民警投入侦破工作，张建国被任命为专案组副组长，负责具体侦查工作。 “这是一起有计划、有预谋的恶性案件，犯罪分子具备爆炸知识和技能，并且有接触爆炸物的条件。”在第一次专案会议上，省公安厅厅长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侦查重点，就是现场周围9个县市，尤其是邢台市桥东、桥西两区和邢台县，要进行拉网式排查，绝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排查工作很快展开。民警们分成几十个小组，深入村庄、居委会、工厂、商店，挨家挨户地走访。他们重点排查有爆炸物接触史、有前科劣迹、对社会不满的人员，同时对生产、储存、使用爆炸物品的单位进行全面清查。张建国带着一组人，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白天走访群众，晚上整理线索，眼睛里都布满了血丝。 第一条有价值的线索来自两名长途客车司机。有群众反映，爆炸前后，有两辆开往北京的长途客车在现场一带停留过。专案组立刻抽调警力，连夜赶赴北京、保定、定州、邢台以及河南等地，寻找这两辆客车的司乘人员。负责这项工作的民警小李，在保定汽车站蹲了整整两天两夜，终于找到了其中一辆客车的司机。 “那天晚上我确实在邢台那边停过，”司机回忆道，“是有个乘客要下车方便，我就靠边停了几分钟。当时没听见什么动静，就是觉得天特别冷。”小李追问：“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或者车？”司机摇了摇头：“天黑，又是乡下，没注意。”另一辆客车的司乘人员也找到了，但同样没有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这条线索就这样断了。 第二条线索来自一个铁路涵洞的看守员。他说，爆炸发生时，现场南侧的铁路涵洞口停过一辆摩托车，爆炸后就不见了。专案组立刻围绕这辆摩托车展开排查，民警们走访了邢台市所有的摩托车修理店和销售点，核对了几千辆摩托车的信息，终于找到了车主，邢台县杨范乡的一个农民。 “那天晚上我确实骑摩托车经过那里，”车主被带到专案组后，一脸紧张地说，“我是去邻村走亲戚，路过涵洞的时候停了一会儿，抽了根烟。刚抽完烟就听见巨响，我吓得赶紧骑摩托车跑了，真不知道发生了爆炸。”经过调查，车主的行踪属实，没有作案时间，这条线索也落空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排查工作进展缓慢。一个个嫌疑人员被纳入视线，又一个个被排除；一条条线索汇集到指挥部，又一条条被否定。张建国的心里越来越急，他知道，破案的黄金时间正在流逝，凶手可能正在销毁证据，甚至准备逃跑。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一条新的线索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在排查中，民警发现，1999年1月1日，邢台市西园村曾经发生过一起爆炸未遂案。这个发现让张建国眼前一亮，两起案件都发生在邢台，都涉及爆炸装置，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干的？ 他立刻调来了那起未遂爆炸案的卷宗。卷宗里记载着详细的案情：1月1日早晨，西园村西园南街的几名妇女去公共厕所时，发现便池里堵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当时以为是谁扔的垃圾，”其中一名妇女后来对民警说，“我们几个就一起把袋子拽上来，打开一看，吓得腿都软了，里面有两只钟表，一根电池，还有乱七八糟的电线，一看就是爆炸装置。”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那起案件发生后，邢台市公安局也组织了警力侦破，但由于没有留下更多线索，一直没有突破。“把两起案件并案侦查！”张建国在专案会议上提出，“技术科立刻对比两起案件的爆炸装置特征，看看有没有关联。” 技术科的民警连夜工作，他们发现，1月1日未遂案件中的爆炸装置，虽然没有引爆，但里面的雷管类型、电线连接方式，与“1·20”爆炸案现场遗留的物证有相似之处。“极有可能是同一伙人所为！”技术科科长汇报说，“这说明犯罪分子有连续作案的倾向，而且在不断改进爆炸装置。” 并案侦查让案件有了新的方向。专案组调整了排查重点，把两起案件的关联人员纳入排查范围。他们对现场周围几百个村庄、居委会，几千个单位、商业网点，以及所有生产、储存、使用爆炸物品的场所进行了“梳辫子”式的排查，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转机出现在1月27日。两名爆炸现场的目击者找到了专案组，他们是会宁乡的村民，当天晚上骑自行车从现场附近经过。“那天晚上我们去邻村送东西，”其中一名目击者说，“大概8点左右，经过107国道东侧的空地时，看到停着一辆‘大鼻子’铁壳子汽车，车尾是齐的，看着挺特别。当时我们没在意，继续往前走，走到前面一个土坡时，突然听见巨响，灰尘一下子就落了我们一身。等我们回头看，那辆汽车已经不见了。” 这个线索让专案组兴奋不已。“‘大鼻子’齐屁股汽车，这是重要特征！”张建国立刻安排警力，围绕这种车型展开排查。民警们走访了邢台市的车管所、汽车销售店、运输公司，终于查明，这种车型在邢台只有6种，其中兴达牌汽车有16辆。 “逐车逐人排查！”张建国下了命令。民警们分成16个小组，分别查找这16辆兴达牌汽车的车主和使用者。排查工作异常繁琐，有的车主在外地，民警们就驱车几百公里去找；有的汽车已经转手多次，他们就顺藤摸瓜，一个个核实。 1月29日，排查有了结果：案发当天晚上，只有邢台县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红心驾驶的一辆兴达牌汽车从现场附近经过，并且有停留记录。这个名字让张建国愣了一下，李红心，曾经是邢台县公安局的副局长，主抓刑侦，是他的老同行。“会不会是同名同姓？”他立刻让人核实，结果证实，就是那个曾经在公安系统赫赫有名的李红心。 “立即接触李红心！”1月27日，侦查员以了解情况的名义，与李红心进行了第一次谈话。面对侦查员的询问，李红心显得很镇定。“那天晚上我确实开车经过那里，”他说，“我和朋友王庆虎一起，去庞马林村的一个同事家。大概7点多到的现场附近，停车是为了看路牌，顺便解个手。当时没听见爆炸声音，后来才从新闻上知道发生了爆炸案。” 他的回答滴水不漏，但侦查员还是发现了疑点：李红心说自己7点多经过现场，而爆炸发生在8点03分，时间上有重合；而且他作为刑侦副局长，对爆炸案的敏感度远超常人，却声称“没听见爆炸声音”，这有些不合常理。 专案组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围绕李红心展开调查。他们发现，李红心的社会关系复杂，尤其是与一个名叫王庆虎的人来往密切，而王庆虎，正是李红心提到的“同行的朋友”。更重要的是，王庆虎在1月29日被传唤到专案组后，竟然借口上厕所逃跑了。 “王庆虎的逃跑，说明他心里有鬼！”张建国判断，“李红心有重大嫌疑，立刻加大对他的调查力度，同时全力抓捕王庆虎。”40名警力被派往王庆虎的老家杨范乡和经常活动的黄寺乡，进行地毯式搜捕。 2月7日，黄寺乡派出所所长刘增仁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他在黄寺乡的云天饭店吃饭时，看到了李红心和他的妻子甄某。“我和李红心认识，就过去打了个招呼，”刘增仁说，“他们吃完饭就分手了，我因为要打电话又返回饭店，没想到看到李红心和他的七弟也回来了，神色很慌张，好像在等什么人，看到我就匆匆走了。” 专案组立刻对云天饭店展开调查，饭店的服务员回忆说，前一天晚上，甄某曾经在饭店里约见了黄寺乡一家石子厂的厂长。“当时甄某指着身边的一个男人说，这是她哥，开铁矿的，前些日子买了些炸药对不上数，”服务员回忆道，“甄某还对那个厂长说，如果公安局来查，就让他说炸药是在他厂里买的，一共买了14袋。” 这条线索让专案组找到了突破口。他们立刻传唤了石子厂厂长，厂长很快交代了实情：“甄某确实找过我，让我帮着圆谎，但我根本没卖过炸药给她哥，她就是想让我做伪证。”同时，专案组对“1·20”爆炸案现场的雷管来源也有了进展，现场遗留的雷管产自辽宁，1998年5月，邢台县化纤公司曾经购进过5万枚这种雷管，其中枚销往了杨范乡的10个采矿点，2000枚销往了黄寺乡。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李红心。2月8日，专案组决定传唤甄某。面对民警的询问，甄某一开始还想狡辩，但当民警拿出石子厂厂长的证词和雷管来源的证据时，她的心理防线崩溃了，终于交代了实情。 “去年9月，李红心让我帮他买炸药，”甄某低着头说，“他说要炸鱼用，我就冒用了黄寺乡八方石料厂的名义，从黄寺爆炸物品管理站买了5袋硝铵炸药和40枚雷管，交给了他。元旦以后，他告诉我有4袋炸药放在了邢台建筑公司的施工队，后来又让他堂弟李永新送到了地沟铁矿，剩下的1袋我不知道去哪了。” 专案组立刻派人赶赴地沟铁矿和邢台建筑公司施工队，核实了甄某的供述。更让他们兴奋的是，在地沟铁矿，民警们提取到了两枚电雷管，这两枚雷管的型号，与“1·20”爆炸案现场遗留的雷管完全相同。同时，铁矿的负责人还回忆说，1998年10月，李红心曾经以“炸鱼”为名，从矿上索要了数十管装在透明塑料袋里的炸药，这种包装方式，与爆炸现场遗留的炸药碎片特征一致。 证据链越来越完整了。2月11日，经邢台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李红心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当民警拿着拘留证出现在李红心面前时，这个曾经的司法局长脸色苍白，双手微微颤抖，但还是强装镇定：“我是司法局局长，你们不能乱抓人！” 审讯工作异常艰难。李红心有着丰富的刑侦经验，知道如何规避审讯的重点。一开始，他百般狡辩，声称自己与此案无关，所有的证据都是“巧合”；后来，他干脆沉默不语，任凭民警如何劝说，都一言不发。 专案组从各县市公安局抽调了12名经验丰富的审讯人员，组成了专门的审讯小组。他们分析了李红心的心理特点：自负、多疑、爱面子，而且对仕途有着强烈的执念。“我们要从他的心理弱点突破，”审讯小组组长说，“既要讲法律的威严，也要讲政策的宽大，让他知道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审讯人员没有急着追问案情，而是从他的人生经历说起。“你1972年参加工作，从一名普通警员做到刑警队长，30岁就主持公安局全面工作，那时候多风光啊！”审讯人员说，“组织上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做出这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事？” 提到自己的过往，李红心的眼神动了一下。审讯人员趁热打铁，把甄某的供述、雷管的证据、目击者的证词一一摆在他面前：“现在证据确凿，你再狡辩也没用。主动交代，还能争取宽大处理；如果顽抗到底，等待你的只能是法律的严惩。” 2月13日午夜，审讯室里的灯光依旧明亮。李红心沉默了整整两天，终于抬起头，泪水从他的眼角滑落。“我错了……”他哽咽着说，“是我炸了铁路，是我鬼迷心窍……” 随着李红心的交代，这起震惊全国的爆炸案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而这一切的根源，要从李红心的人生轨迹说起。 在邢台县，李红心曾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1957年出生的他，1972年高中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凭借着聪明才智和肯吃苦的劲头，很快被调入邢台县公安局，成为一名警员。“那时候的李红心，眼里有光，干工作不要命，”曾经和他共事的老民警回忆说，“跟着老干警跑案子，风里来雨里去，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在刑警队的几年里，李红心侦破了不少大案要案。1983年严打期间，他带队抓获了一个流窜作案的盗窃团伙，涉案金额达数十万元，受到了地区公安处的表彰；1985年，他主办了一起杀人案，仅凭一枚指纹，就锁定了凶手，让案件在72小时内告破。凭借着这些功绩，他很快被提拔为刑警队队长，后来又升任公安局副局长，主抓刑侦工作。 1988年，原公安局局长调任，31岁的李红心被任命为公安局党组书记，主持全面工作。“那时候他是邢台县最年轻的正局级领导，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老民警说，“他还通过自学拿到了大专文凭，大家都觉得他前途无量，将来肯定能升得更高。” 然而，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1989年5月，县委下发通知，调任李红心为政法委办公室主任。虽然是平级调动，但这个任命让李红心的心里凉了半截。“在他看来，公安局局长是实权派，权力大、待遇好，下面的人都捧着；而政法委办公室主任就是个‘清水衙门’，听起来是正局级，其实没什么权力，事事都要求人。”张建国分析说。 李红心接到任命通知的那天，在办公室里坐了整整一下午。他看着墙上挂着的“优秀共产党员”奖状，看着桌上堆积的案件卷宗，心里充满了不满和委屈。“我为公安工作立了这么多功，为什么要把我调到这种地方？”他在心里质问，却又无力改变。最终，他只能强颜欢笑地去政法委报到，但心里的怨气，却像一颗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到了政法委办公室，李红心的工作热情一落千丈。他每天按时上下班，但只是敷衍了事，不再像以前那样拼命工作。“他经常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发呆，有时候还会抱怨组织上对他不公，”曾经的同事说，“那时候我们就觉得，他变了，变得越来越消沉，越来越偏激。” 为了重新回到实权岗位，李红心开始四处活动。他找县委书记、县长，托熟人、跑关系，费尽了心思。1990年10月，他终于如愿以偿，被任命为邢台县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33岁的司法局局长，在全县也是独一份，”有人劝他，“该知足了，好好干，将来还有机会。” 但李红心并不知足。在他眼里，司法局局长虽然是一把手，但权力远不如公安局局长，实惠也少了很多。尤其是1998年，原公安局局长被确定为副县级待遇后，他的心理失衡更加严重。“他觉得那个副县级待遇本来应该是他的，是组织上剥夺了他的机会，”甄某后来交代说，“他经常在家喝酒，喝多了就骂，说领导偏心，说社会不公。” 仕途的失意，让李红心开始把目光转向金钱。就在这时，一个昔日的朋友找到了他，邀请他入股开铁矿。“红心，你官也当到头了，再干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朋友说，“我搞铁矿开发，你入个股，赚了钱肯定亏待不了你。你是局长，在县里有面子，有什么麻烦事你帮着疏通一下就行，矿上的事不用你操心。” 这个提议让李红心动了心。他知道政法干部不允许经商，但转念一想，“股份放在朋友名下，只要我们不说，谁能知道？就算被发现，顶多也就是违纪，以我的身份，也不会有什么重处分。”他立刻答应了下来，东拼西凑了5万元，投入了铁矿。 为了让铁矿顺利运营，李红心利用自己的身份，多次到国土、安监等部门疏通关系，帮朋友解决了不少难题。他原本以为能靠这笔投资赚大钱，改变自己的生活，但事与愿违。由于铁矿品位低、管理混乱，再加上市场行情不好，不到两年就赔得一塌糊涂，他投入的5万元血本无归。 金钱梦的破灭，成了压垮李红心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没有反思自己经商的错误，反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组织和社会身上。“如果不是组织上不重用我，我也不会去搞什么投资；如果不是社会不公，我的铁矿也不会赔钱。”他在日记里写道，“他们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他们安宁！” 报复社会的念头，在他的心里越来越强烈。他开始琢磨如何制造一起“大事件”，让中央和省里都关注，让那些“对他不公”的领导“倒霉”。“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发泄自己的怨气，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审讯人员说。 要制造“大事件”，就需要帮手。李红心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庆虎。王庆虎是邢台县档案局业务指导科的副科长，和李红心是宋王庄乡的老乡，两人私交很深。46岁的王庆虎，官不大，但为人仗义，爱结交朋友，因为单位事情不多，他以家属的名义开了一家名叫“聚仙阁”的饭店，自己当起了老板。 但饭店的生意并不好。1998年的邢台，大小饭店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一个小县城就有上百家饭店，竞争异常激烈。“聚仙阁”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冷清，房租、人工成本压得王庆虎喘不过气。“他经常跟我抱怨，说工商局、税务局只收钱不办事，不控制饭店数量，让他没法活，”李红心交代说，“他还说自己官升得慢，钱赚得少，都是因为没后台。” 李红心知道，王庆虎对社会也充满了不满，而且自己平时经常带客人去他的饭店消费，帮他拉生意，王庆虎肯定会卖他这个面子。1998年夏季的一天，李红心约王庆虎在“聚仙阁”吃饭，酒过三巡，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庆虎，我想干一件大事，制造点动静，让上面的人看看。”李红心压低声音说，眼睛盯着王庆虎。王庆虎愣了一下，随即来了精神：“李局长，你说的是啥大事？只要能出这口气，我跟你干！” 看到王庆虎这么痛快，李红心放下心来。“这事不能急，得稳妥，”他说，“我先想办法搞炸药和爆炸装置，然后咱们找机会行动。爆炸地点我想好了，最好是市委或者市政府，这样影响最大。你平时多留意一下市委的情况，咱们再定具体方案。”王庆虎连连点头：“没问题，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 从那天起，两人就开始秘密筹划。1998年10月，李红心以“炸鱼”为名，从朋友合资的铁矿索要了34管炸药，共计6.9公斤；随后，他又让妻子甄某冒用石料厂的名义，从爆炸物品管理站购买了5袋硝铵炸药和40枚雷管。他把其中1袋炸药存放在了王庆虎的“聚仙阁”饭店里，其余的则藏在了自己的亲戚家。 炸药有了，还需要爆炸装置。李红心想到了自己的堂弟李永新。李永新原本是邢台市机电学校的职工，生性暴躁，1982年严打期间，因为打架斗殴致人死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李永新服刑期间，李红心对他的家人照顾有加，还通过关系帮他在监狱里争取减刑。1997年7月，李永新刑满释放后，对李红心感恩戴德，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永新，我需要你帮我做两套定时爆炸装置，”李红心找到李永新，开门见山地说。李永新虽然知道这东西用途不正当，但想到李红心对自己的恩情，还是一口答应：“哥，你放心，我肯定给你做好。” 李永新有一定的机电知识，他买来钟表、电池、电线等材料，躲在自己开的公用电话亭后面，偷偷制作爆炸装置。经过几天的琢磨，他终于做出了两套定时爆炸装置，交给了李红心。“这装置很灵敏，设定好时间就能爆炸，”李永新叮嘱说，“哥，你可千万小心。”李红心接过装置，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出不了事。” 一切准备就绪，李红心和王庆虎决定在1999年1月1日实施爆炸，目标是邢台市委大院。“元旦这天爆炸，不管有没有人伤亡，消息肯定能传遍全国，中央和省里一定会重视，”李红心对王庆虎说，“到时候，那些对我不公的人，都得倒霉。” 1999年1月1日凌晨2点，李红心开着司法局那辆蓝白相间的兴达牌汽车，载着王庆虎和装好定时装置的炸药包，来到了邢台市委西墙外。此时的市委大院一片寂静，只有门口的武警在巡逻。“市委办公楼有武警守卫，咱们进不去，”李红心观察了一会儿说，“把炸药包放在西墙外的女厕所里，那里人多，爆炸后影响更大。” 两人下车，王庆虎拎着炸药包，猫着腰钻进了胡同里的女厕所，把炸药包放在了便池里，设定好了引爆时间，早上8点45分到9点之间，正是上班的高峰期。“走吧，回家等着听好消息。”李红心说。两人匆匆上车，返回了家。 那天早上，李红心和王庆虎都在家里等着爆炸声，但直到中午，也没听到任何动静。“是不是出问题了？”王庆虎打电话给李红心，声音里充满了焦虑。李红心心里也没底，直到后来看到公安局排查爆炸未遂案的新闻，他才知道，因为李永新第一次制作爆炸装置，经验不足，引爆装置没有连接好，才导致爆炸未遂。 第一次作案失败，王庆虎有些害怕，想打退堂鼓。“现在公安局查得紧，咱们还是缓一缓吧。”他对李红心说。但李红心已经走火入魔，他说：“越是查得紧，越安全！公安局的精力都放在破案上，不会有人注意咱们。听我的，继续干！” 在李红心的煽动下，王庆虎又鼓起了勇气。两人商议后决定，在1月20日再次实施爆炸——这一天，省人大、省政协正在召开年度会议，此时爆炸，必然会引起更大的关注。 1月20日晚上7点，李红心再次开着兴达牌汽车，载着王庆虎和炸药包，来到了邢台市委附近。但此时的市委周围人来人往，车流密集，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怎么办？”王庆虎有些慌了。李红心沉吟了一会儿，突然说：“不行就炸铁路！京广铁路是交通大动脉，炸了它，影响比炸市委还大！” 两人立刻改变目标，开车沿着107国道向北行驶，很快就到了京广铁路邢台至官庄段的一个乡村公路口。“就在这儿，”李红心停下车说，“这里偏僻，晚上没什么人，炸了铁轨，火车肯定过不去。”王庆虎从车上卸下自行车，把炸药包绑在车后座上，推着自行车向铁路走去。 此时的铁路边一片寂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火车的汽笛声。王庆虎哆哆嗦嗦地走到京广铁路下行线368公里980米处，把炸药包放在了铁轨上，设定好了引爆时间。他刚骑车跑回公路边，就听见身后传来“轰”的一声巨响~ 8点03分，爆炸发生了。 爆炸的气浪把汽车都震得晃动了一下，灰尘和碎石溅在车玻璃上。李红心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发动汽车，踩着油门逃离了现场。在路上，两人都沉默不语，车厢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到了分岔路口，李红心对王庆虎说：“这事是掉脑袋的罪，到死都不能说出去。”王庆虎脸色惨白，只是连连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红心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但他没想到，目击者看到了他的汽车，妻子的证词出卖了他，现场的物证指向了他。他精心策划的“大事件”，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绝境。 随着李红心的交代，专案组立刻展开抓捕行动。2月15日，逃跑多日的王庆虎在河北与河南交界的一个小旅馆里被抓获；2月18日，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的李永新也被捉拿归案。 1999年2月24日，经邢台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李红心、王庆虎因涉嫌爆炸罪、破坏交通设施罪，李永新因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被邢台市公安局依法逮捕。当冰冷的手铐戴在李红心手上时，这个曾经的司法局长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已经彻底完了。 喜欢大案纪实録请大家收藏：()大案纪实録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52章 “5·23”特大报复杀人：三代人的血海深仇 2004年5月23日，星期日。吉林市的清晨还带着春末的凉意，松花江面上飘着薄薄的晨雾，船营区太平乡的田埂上已经洇出了湿润的泥土气息。对于太平乡农民赵世财来说，这本该是又一个在地里刨食的寻常日子，却最终成了他一生都无法挣脱的“黑色星期日”。 清晨6点30分，天刚蒙蒙亮，赵世财揣着两个白面馒头走出家门。露水打湿了他的胶鞋，裤脚蹭上了青绿色的草汁，远处的村庄还零星亮着几盏灯，狗吠声顺着田垄飘过来，混着拖拉机“突突”的轰鸣，构成了乡村清晨特有的交响。他今天要侍弄村东头那片玉米地，得趁着太阳没出来把苗补完，于是刚干了半个小时，就直起腰捶了捶酸胀的腰眼，从裤兜里掏出那部半旧的诺基亚手机——这是他去年卖粮时咬牙买的，就为了下地干活时能和家里联系方便。 电话拨出去，“嘟嘟”的等待音在空旷的田野里格外清晰，响了足足一分多钟，听筒里始终只有单调的忙音。赵世财皱了皱眉，心里犯起嘀咕：往常这个点，媳妇钱伟鸿早该起来做早饭了，就算在收拾屋子，也不至于不接电话啊？他抬头看了看天，太阳刚爬到树梢，金色的光线把玉米苗的影子拉得很长。“许是没听见吧。”他自我安慰着，把手机塞回兜里，拿起锄头继续补苗，土块砸在新栽的苗根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正当赵世财蹲在地里间苗时，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粗重的喘息。他抬头一看，是同村的胡老三，平日里总爱乐呵呵的汉子，此刻脸色惨白，额头上的青筋突突直跳，跑起来连鞋都快掉了。“才、才子！”胡老三冲到他跟前，扶着膝盖大口喘气，说话都带着颤音，“你、你快回家！你媳妇……跟人打起来了！打得老厉害了！” “啥？”赵世财手里的锄头“哐当”一声砸在地上，心脏猛地一缩，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他顾不上捡工具，拔腿就往家跑，胶鞋踩在湿软的田埂上，溅起的泥点糊了一裤腿。从玉米地到家里不过二里地，他却跑得浑身冒汗，脑子里乱糟糟的：钱伟鸿性格泼辣，平日里跟邻里拌嘴是常事，但从来没跟人动过手，到底是跟谁能打起来？难道是因为前几天宅基地的事，又跟西头的王家闹矛盾了？ 越靠近村子，路上的人就越多，三三两两地往他家方向跑，神色都带着惊慌。赵世财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脚步也越来越快，到最后几乎是狂奔。等他冲到自家院门口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浑身的血都凉了,他家的土坯房周围围满了人，里三层外三层堵得水泄不通，村民们交头接耳，脸上满是惊恐和惋惜，看到他过来，人群自动分开一条缝，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他身上，那眼神里的复杂让他腿一软，差点栽倒在地。 院子里，几个穿着藏蓝色警服的人正维持秩序，为首的是船营分局太平派出所的所长王汝新，他脸色凝重，眉头拧成一个川字，看到赵世财，快步迎上来，伸手扶住他摇摇欲坠的身子：“老赵，你挺住，里面情况……不太好。” 赵世财的声音都变了调，像被砂纸磨过：“王所长，我媳妇呢？我妈和我儿子呢？”他推开王汝新的手，跌跌撞撞地冲到房门前，透过糊着窗纸的窗户往里看,这一眼，让他眼前一黑，喉咙里发出一声像野兽悲鸣似的嘶吼，当场就晕了过去。旁边的村民赶忙扶住他，掐人中、拍后背，好半天才让他缓过一口气。 屋里的景象，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无法承受的惨烈：68岁的岳母郑莲玉蜷缩在灶台边，花白的头发被血浸透，粘在满是伤口的脸上；35岁的媳妇钱伟鸿仰面躺在地上，双手还保持着挣扎的姿势，胸前的血把蓝色的褂子染成了深褐色；最让人心碎的是4岁的儿子，小小的身体趴在母亲身边，粉嫩的脸蛋上还沾着血渍，眼睛紧紧闭着，再也不会睁开了。三个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厨房的水泥地上，鲜血顺着地面的裂缝流到门口，在门槛外积成了一小滩暗红的血洼。 “法医初步勘察，郑莲玉身中18刀，钱伟鸿37刀，孩子24刀。”王汝新在一旁低声说着，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沉重，“都是要害部位，凶手下手极狠。” 太平派出所的报告很快传到了吉林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岳中田正在吃早饭，刚咬了一口包子，听到消息就把筷子一扔，抓起外套就往外冲。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徐立民也第一时间率队赶了过来，两拨人在赵世财家院外会合时，现场已经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法医和技术人员正穿着白大褂在屋里细致勘察，相机的闪光灯在昏暗的屋里一次次亮起，照亮了墙上喷溅的血点。 岳中田今年50多岁，从警三十年，破过的大案要案能装几箱子，可走进这间厨房时，还是忍不住皱紧了眉头。地面上的搏斗痕迹十分明显：矮桌被掀翻在地，锅里的粥洒了一地，已经凝固成了糊状；灶台上的碗碟碎了一地，碎片上沾着血手印；墙角的柴火堆被扒开，显然是被害人反抗时碰倒的。“钱伟鸿身高一米七二，体格健壮，平时在地里干活比男人还利索，不是那么容易被制服的。”岳中田蹲在地上，看着地面上凌乱的足迹，“凶手应该熟悉她家情况，知道赵世财早上会下地，专门挑这个时间下手，目标很明确。”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技术人员在灶台下面找到了一把带血的刀鞘，黑色的塑料鞘上还挂着几根毛发，刀柄不见了踪影；地面上提取到了数枚不规则的指纹，边缘有些模糊，但能看出是成年人的；门槛外的泥地上有几枚凌乱的足迹，纹路清晰，像是匆忙逃离时留下的。“凶手没做伪装，逃跑时很仓皇。”徐立民拿着放大镜仔细看着足迹，“这么多刀，明显是仇杀，不是谋财。” 果然，后续的勘察证实了这一点。现场的衣柜、抽屉都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郑莲玉前一天卖猪换来的3200元现金，用手帕包着揣在兜里，完好无损。“死者身上的伤口都很深，有的刀刀致命，有的则是泄愤式的捅刺，说明凶手和被害人之间有很深的仇恨。”法医站起身，摘下口罩，脸色苍白，“这种仇杀，往往是熟人作案。” 上午10点30分，现场初步勘察和调查告一段落，指挥部临时设在了太平派出所的会议室里。墙上挂着太平乡的地图，赵世财家的位置被红笔圈了出来。这个太平乡原本隶属于永吉县，1992年区划调整后划归船营区，地处吉林市西北部，西面挨着九台市波尼河乡，南面是永吉县的岔路河镇，几条公路穿乡而过，交通便利得很，也让这里的居民流动性特别大，三教九流混杂，社会关系错综复杂。 调查工作首先从被害人的亲属入手，第一个被推到台前的就是男主人赵世财。当侦查员问到他的家庭情况时，这个刚经历丧亲之痛的男人支支吾吾了半天，说出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刚满40岁的他，已经先后离了四次婚，钱伟鸿是他的第五任妻子。“第一任是媒人介绍的，过了三年没孩子，离了；第二任生了个闺女，跟她走了；第三任……”赵世财捂着脸，声音哽咽，“都是我的错，没经营好家。” 这四次离婚，牵扯出四个前妻和五个子女，每一段婚姻都伴随着或多或少的矛盾：有的因为财产分割闹得鸡飞狗跳，有的因为孩子抚养权对簿公堂，有的离婚后还住在同一个村子，抬头不见低头见，积怨越来越深。“任何一个前妻或者子女，都有可能因为旧怨报复。”刑侦支队支队长付红九把笔重重地拍在桌子上，“这些人必须全部找到，一个都不能漏！就算他们跑到天涯海角，也要给我抓回来问话！” 侦查员们兵分四路，拿着赵世财提供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开始地毯式排查。有的前妻回了辽宁老家，侦查员就坐火车赶过去；有的子女在外地打工，换了好几个手机号，侦查员就挨家工厂打听；有的住在邻村，侦查员踩着自行车一家家走访。五月的吉林，白天气温已经升到二十多度，侦查员们跑得汗流浃背，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脸上晒得脱了皮，却没一个人叫苦。 整整一天一夜的奔波后，线索渐渐集中到了赵世财的长子赵森身上。这个刚满18岁的小伙子，是赵世财和第一任妻子所生，父母离婚后一直跟着赵世财生活。“这孩子跟他后妈钱伟鸿一直不对付。”同村的村民跟侦查员说，“钱伟鸿厉害，总说他懒，不给好脸色；他姥姥郑莲玉来了之后，更是帮着闺女，经常骂赵森。前阵子两人还大吵了一架，赵森气不过，收拾东西就去四平打工了。” 更让侦查员在意的是，赵森虽然年纪不大，却长得人高马大，一米八五的个子，体重两百多斤，浑身都是结实的肌肉，在村里干活时，能一个人扛起一袋化肥。“他有作案的体力，也有作案的动机。”船营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长公令一拳砸在桌子上，“立即动身去四平！” 公令带着刑警支队侦查一大队副大队长刘军，还有几个侦查员，连夜开着警车赶往四平。两百多公里的路，他们只用了两个半小时，到达四平市区时，天刚蒙蒙亮。根据线索，赵森在一家小饭店学厨师，侦查员们摸到饭店后门时，正好看到赵森穿着沾满油污的工作服，端着一摞盘子从厨房出来。 “赵森？”刘军上前一步，亮出证件。赵森愣了一下，脸上满是茫然：“警察同志，咋了？我没犯事啊。”他的反应不像是装出来的，侦查员们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了上来。 随后的调查证实了他们的猜测：案发当天，赵森一直在饭店后厨帮忙，从早上五点忙到晚上十点，饭店老板、厨师长还有几个服务员都能作证，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四平。“那天他还跟我请假，说想回吉林看看，我没批，因为店里太忙。”饭店老板说，“他还跟我抱怨，说后妈总找他麻烦，想多挣点钱，早点搬出去住。” 第一个重点嫌疑人被排除，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侦查员在走访钱伟鸿的娘家时，得知了一个重要线索：三个月前，九台市波尼河乡发生过一起血案，被害人正是钱伟鸿的二哥钱志江的前妻和儿子。 这个钱志江，是钱伟鸿的亲二哥，住在九台市波尼河乡奋发村曲房屯。他是个典型的重男轻女的汉子，因为妻子李艳兰接连生了三个女儿，没给他生个儿子，就闹着离婚了。离婚后，钱志江一直没再婚，先是带着两个女儿跟母亲郑莲玉住，后来女儿们都回了前妻身边，他就一个人过，天天喝酒打牌，日子过得浑浑噩噩。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今年2月10日，也就是农历正月二十，李艳兰领着二女儿钱淼回曲房屯探望三妹李艳菊,李艳菊是钱志江的同村，嫁给了一个叫李树公的男人。那天下午，钱志江在邻居家打麻将，喝了不少酒，听说前妻来了，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当场就翻了脸，抓起旁边肉摊上的杀猪刀，骂骂咧咧地就往李艳菊家冲。 当时李艳兰正和李艳菊坐在炕头上说话，看到钱志江拎着刀闯进来，吓得脸色惨白。“你个不下蛋的货，还敢回来！”钱志江红着眼睛，二话不说就朝李艳兰刺去，一刀扎在她的胳膊上，鲜血瞬间喷了出来。李艳兰尖叫着躲闪，李艳菊赶忙上前拉架，结果也被钱志江捅了一刀，肚子上划开一道长长的口子。 15岁的李岩是李艳菊的儿子，听到母亲和二姨的惨叫，从里屋冲了出来，抱住钱志江的腿就咬。杀红了眼的钱志江哪顾得上这个半大孩子，反手就朝李岩身上捅了数刀，看着孩子倒在地上不动了，才拎着滴血的刀，跌跌撞撞地跑了。 李树公当时正在邻居家串门，听说家里出事了，疯了似的往家跑，推开门就看到儿子浑身是血地躺在地上，气息奄奄。“岩岩！岩岩！”他抱着儿子的身体，哭得撕心裂肺，可孩子再也没睁开眼睛。李艳兰和李艳菊虽然被抢救过来，但也落下了终身残疾，李艳菊更是受了刺激，变得疯疯癫癫的。 “钱志江跑了，警察找了三个多月都没找到。”李树公的邻居跟侦查员说，“李树公恨透了钱家，逢人就说要报仇，说钱志江杀了他儿子，他就要让钱家偿命。” 这个线索让侦查员们眼前一亮：会不会是李树公找不到钱志江，就把仇恨转移到了钱志江的母亲郑莲玉、妹妹钱伟鸿身上，杀了她们泄愤？5月24日一早，船营公安分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于亚波，带着侦查员直奔九台市波尼河乡奋发村。 曲房屯是个不大的村子，泥土路坑坑洼洼，家家户户都围着篱笆墙。李树公家的院子很破，篱笆墙倒了一半，院子里长满了杂草，房门虚掩着，里面传来闷闷的咳嗽声。侦查员推开门，看到一个穿着破旧黑西服的男人坐在炕沿上，留着一圈小黑胡，脸色蜡黄，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他就是李树公。 听到侦查员提起“钱志江”三个字，李树公猛地抬起头，双颊抽搐着，太阳穴突突直跳，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那个畜生！他杀了我的岩岩！我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他情绪激动地站起来，差点撞翻炕边的桌子，“我找了他三个多月，翻遍了附近的山，跑遍了周边的村，就是找不到他！钱家人肯定知道他在哪，却不肯说！” “那你有没有去过吉林市船营区太平乡？5月23日那天你在干什么？”于亚波不动声色地问道。 李树公愣了一下，随即用力摇头：“我没去！23号那天，我在邻村帮人盖房子，从早上忙到晚上，村长和十几个工人都能作证！”他的声音带着急切的辩解，“我是恨钱家，但我不会杀老人和孩子！钱志江欠我的，我要亲手找他要回来！” 侦查员们兵分两路，一路留在李树公家继续问话，另一路则去邻村核实情况。村长和十几个工人都证实，5月23日那天，李树公确实在工地干活，中午还和大家一起吃了午饭，下午搬砖时不小心砸伤了脚，傍晚就和工友一起回了村，根本没有作案时间。这条线索，又断了。 就在李树公被排除嫌疑的同时，他的内弟李国庆进入了侦查员的视线。这个刚过三十岁的男人，住在龙潭区大口钦镇，是李艳兰的亲弟弟。“自从他姐被钱志江刺伤，外甥被杀死后，李国庆就像变了个人。”李国庆的邻居说，“以前挺老实的一个人，现在见了钱家人就瞪眼睛，还说要给姐姐和外甥报仇。” 更关键的是，李艳兰和李艳菊出院后没多久，李国庆就专门从大口钦镇跑到波尼河乡，找到郑莲玉追问钱志江的下落。郑莲玉说不知道，李国庆当场就翻了脸，把郑莲玉摁在地上一顿毒打，还砸了钱家的窗户玻璃和做饭的铁锅，临走时撂下一句狠话：“钱志江一天不回来，你们钱家就一天别想好过！” “这个李国庆有重大嫌疑！”侦查员们立刻驱车赶往大口钦镇，赶到李国庆家时，已经是深夜了。李国庆正躺在床上睡觉，被侦查员叫醒时，还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经过调查，他同样没有作案时间，案发当天，他在镇上的砖厂上班，有完整的考勤记录和工友证明，而且他的指纹和足迹，也跟现场提取到的不符。 从5月23日案发，到5月24日深夜，短短两天时间，专案组的侦查员们西去长春、九台，南下四平，东上舒兰，累计行程上千公里，走访了数百人，排查了几十个嫌疑人，可案件却没有丝毫进展。太平派出所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侦查员们都低着头，脸上写满了疲惫和沮丧。岳中田副局长坐在桌子最前面，手里夹着一支烟，烟灰已经积了很长，却忘了弹。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大家都说说，是不是我们的侦查方向错了？”岳中田的声音打破了沉默，“我们一直把重点放在男人身上，觉得钱伟鸿体格健壮，只有男人才能制服她。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案子会不会是女人干的？”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会议室里顿时炸开了锅。“女人？不可能吧？钱伟鸿那么壮，一个女人怎么打得过她？”有侦查员质疑道。 “我在案发现场就注意到了，死者身上的伤口，有几处很浮浅，力度不大，不像是男人捅出来的。”岳中田掐灭烟头，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人，“几年前咱们吉林市有个案子，一个两百多斤的铁皮金柜被人搬到室外撬开了，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是团伙作案，结果破了案才知道，凶手是一个女人。有时候，我们的惯性思维会误导我们。” 他转头看向法医：“你之前说女人作案的可能性不大，是可能性不大，还是绝对不可能？” 法医张了张嘴，嗫嚅着说不出话来。他之前确实受了惯性思维的影响，觉得女人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制服钱伟鸿，可现在想来，现场有三个人，其中有老人和孩子，如果凶手是团伙作案，或者趁人不备突然袭击，女人也不是没有可能得手。 “徐总，送去省厅的那块手指皮，检测结果怎么还没出来？”岳中田又看向省公安厅的徐立民副总队长。那块手指皮是刑侦支队大队长杨伟义在郑莲玉住的炕上找到的，只有0.7厘米长，0.3厘米宽，像一粒水稻粒那么大，藏在炕席的缝隙里，要不是杨伟义心细，根本发现不了。 “才送过去一天多，厅里的技术人员也在加班加点。”徐立民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我再催催。”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侦查员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岳局，徐总，有两条新线索！”他把手里的笔记本递过去，“一条是太平村的胡某说，5月22日清晨，他在自家院中的柴火垛里，发现了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两个小姑娘，像是在那里过了夜；另一条是赵世财家对面的浴池老板说，5月22日半夜，住进了三个戴口罩的女人，一个中年，两个年轻的，案发后就不见了踪影。” “三个女人？”岳中田和徐立民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兴奋。这两条线索太关键了，时间、地点都和案件吻合，这三个女人绝对有问题！ 午夜十二点，省公安厅刑科所的电话终于打了过来，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岳局，检测结果出来了！那块手指皮，基因分型显示为女性特征！凶手是女的，错不了！” 这个消息让整个指挥部都沸腾了！侦查方向瞬间明确，所有侦查员都把目光聚焦到了和钱家有仇恨的女性身上。第一个被纳入视线的，就是钱志江的前妻李艳兰。 李艳兰今年39岁，蒙古族，原籍是黑龙江省肇源县。她家里有四个姐妹，一个弟弟，她排行老二。二十年前，大姐李艳竹嫁给了九台市波尼河乡的钱志海，她经大姐介绍，嫁给了钱志海的弟弟钱志江，亲上加亲，原本是件好事。可没想到，这段婚姻成了她噩梦的开始。 刚结婚那两年，钱志江对她还不错，可自从她接连生了三个女儿后，钱志江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他天天骂我是不下蛋的鸡，喝醉了就打我。”李艳兰的邻居跟侦查员说，“地里的活全是李艳兰干，钱志江就知道喝酒打牌，家里穷得叮当响，三个孩子连件新衣服都穿不上。” 八年后，李艳兰实在受不了了，提出了离婚。离婚后，她带着小女儿钱淼改嫁给了锦州的一个男人，可没过几年，又因为对方嫌弃她带着孩子，再次离婚。几年前，她又嫁给了永吉县金家乡的王强，才算暂时稳定下来。 2月10日被钱志江刺伤后，李艳兰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后就一直在暗地里打探钱志江的下落。“她跟我说，一定要找到钱志江，让他为岩岩偿命。”李艳兰的四妹李艳梅说，“我劝她别冲动，让警察来处理，可她不听，说警察找不到，她就自己找。” 5月25日凌晨，天刚蒙蒙亮，侦查员们就赶到了永吉县金家乡王强家。可王强家的院门紧锁，敲了半天也没人应。邻居说，李艳兰带着两个女儿钱磊、钱淼，已经十天没回家了。 “5月15号那天，她们娘仨收拾了几件衣服就走了，没说去哪。”王强搓着双手，脸上满是困惑，“我问她，她说出去散散心。之前她总往三妹李艳菊家跑，有时候住在哪，好像在跟李树公商量什么事。2月10号出事以后，她大女儿钱磊从北京回来了，三女儿钱淼又去了北京，家里就剩我们娘仨，天天以泪洗面。” 李艳兰娘仨去向不明，这更加深了她们的嫌疑。专案组立刻调取了李艳兰、钱磊、钱淼的照片，送到太平村和浴池老板那里辨认。“就是她们！”胡某看着照片，肯定地说，“那个中年妇女穿的蓝布褂子，我记得清清楚楚；浴池老板也说，照片上的三个人，就是那天戴口罩住店的女人。”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真相的轮廓越来越清晰，5·23特大杀人案的元凶，基本可以确定是李艳兰母女三人。5月25日上午，吉林市公安局局长刘培柱亲自赶到太平派出所，看望参战的侦查员。“大家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刘局长拍着岳中田的肩膀说，“现在嫌疑人已经明确，下一步就是全力抓捕！要从她们的社会关系入手，查清楚她们可能的落脚点，一定要尽快把她们捉拿归案，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 当天下午，指挥部召开了调度分析会，重新梳理线索，制定抓捕方案。李艳兰的社会关系并不复杂，除了吉林的亲戚，在北京有四妹夫牛伟，在锦州有前丈夫家的亲戚。“兵分两路，一路去北京，一路去锦州，同时对李艳兰的其他亲戚展开调查。”付红九支队长下达了命令，“另外，立即将李艳兰、钱磊、钱淼三人上网通缉！” 5月25日晚上7点02分，船营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刘小玉，带着几名侦查员，登上了吉林开往北京的T272次列车。火车缓缓驶出站台，刘小玉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灯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凶手抓回来。 5月26日清晨，火车抵达北京。在北京公安局的配合下，侦查员们很快找到了李艳兰的四妹夫牛伟。牛伟在一家建筑工地打工，租住在城郊的一个棚户区里。看到侦查员时，牛伟显得有些紧张，支支吾吾地不肯多说。 “我们知道李艳兰是你大姨子，钱磊是你外甥女。”刘小玉耐心地做着思想工作，“现在她们是重大杀人嫌疑人，你要是知情不报，就是包庇罪，要负法律责任的。你想想，被害人里还有一个四岁的孩子，多可怜？你忍心看着凶手逍遥法外吗？”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劝说，牛伟终于松了口：“钱磊前两天来北京找过我，拿走了600块钱，说要去锦州。她还说，过几天可能还要来取钱。”他顿了顿，补充道，“我四妹李艳梅跟我说，李艳兰最近情绪很不稳定，总说要报仇，没想到她真的干出这种事……” 这个线索太重要了！指挥部接到汇报后，立刻调整部署：副支队长于伟东带领刘军、李忠辉等侦查员，火速赶往北京增援，在牛伟的住处附近布控，等待钱磊再次出现；于亚波副局长则带领另一组侦查员，连夜赶往锦州，排查李艳兰可能的落脚点。 锦州是李艳兰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她在这里有不少旧识。于亚波带领侦查员们，拿着李艳兰的照片，挨家走访她曾经的邻居和朋友，同时排查全市的小旅店、小饭馆。 像李艳兰母女这样的通缉犯，肯定不敢住正规酒店，只会选择隐蔽的小旅店。 北京那边，侦查员们在牛伟的住处附近蹲守了三天三夜。5月29日傍晚7点05分，一个穿着粉色外套的年轻姑娘出现在巷口，正是钱磊！她刚走到牛伟家的院门口，埋伏在周围的侦查员就一拥而上，将她按倒在地。“别动！警察！”刘军的声音威严有力，钱磊挣扎了几下，就瘫软在地，脸色惨白。 就地突审在附近的派出所进行。起初，钱磊还不肯承认，可当侦查员拿出照片和证据时，她终于崩溃了，哭着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在母亲李艳兰的带领下，她和妹妹钱淼经过多次预谋和踩点，于5月23日清晨闯入赵世财家，杀害了郑莲玉、钱伟鸿和4岁的表弟，之后逃窜到长春、德惠等地，最后逃往锦州，母亲和妹妹现在就在锦州的一家小旅店里。 得到钱磊的供述后，于亚波立刻带领侦查员行动。根据钱磊提供的地址，他们找到了那家位于锦州火车站附近的个体小旅店。旅店老板说，确实有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年轻姑娘住在这里，已经住了两天了，平时很少出门。 侦查员们悄悄摸到房间门口，于亚波做了个手势，几名侦查员同时踹开门，冲了进去。房间里，李艳兰正坐在床边发呆，钱淼蜷缩在墙角，看到突然闯入的警察，母女俩都愣住了。“李艳兰，钱淼，你们被捕了！”于亚波亮出逮捕证，李艳兰没有反抗，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眼里流下两行泪水；钱淼则吓得浑身发抖，躲在母亲身后不敢出来。 至此，震惊吉林市的“5·23”特大报复杀人案，在案发后的第七天，成功告破。5月31日，李艳兰、钱磊、钱淼三人被押回吉林市。当警车驶进太平乡时，村民们都围在路边，看着这三个凶手，脸上满是愤怒和唾弃。赵世财站在人群最前面，看到李艳兰时，他冲上前就要打，被侦查员拦住了。这个饱经沧桑的男人，当场就哭了，嘴里反复念叨着：“我的媳妇，我的儿子……” 案件告破后，有记者采访了钱磊。这个刚满19岁的姑娘，穿着囚服，头发凌乱，脸上没有丝毫年轻人的朝气，只有与年龄不符的疲惫和麻木。提起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钱志江，她的眼睛里瞬间充满了恨意：“我恨他，就算他是我亲生爸爸，我也恨他！”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钱磊的记忆里，没有父亲的关爱，只有无尽的冷漠和打骂。“我十来岁的时候，爸妈就离婚了，我和二妹钱淼跟着爸爸，住在奶奶家。三妹钱淼那时候太小，判给了妈妈。”钱磊的声音哽咽着，眼里噙满了泪水，“奶奶家重男轻女，根本不把我们姐妹当人看。有一次，奶奶做了鱼，看到我们回来了，赶紧用盘子把鱼罩上，放进橱柜里，只给我们吃葱叶蘸酱。鱼的香味飘出来，我和妹妹馋得直流口水，却不敢说一句话。” 钱志江每天都在外喝酒，回到家就把气撒在两个女儿身上。“他喝醉了就骂我们，说我们是赔钱货，有时候还会动手打我们。”钱磊的肩膀微微颤抖，“冬天的时候，奶奶不给我们做棉衣，我和妹妹冻得瑟瑟发抖，去找妈妈，爸爸还不让。最后妈妈没办法，只好把做好的棉衣送到学校，让老师转交给我们。那件棉衣，我穿了三年，直到洗得发白，破了洞。” 在奶奶家待了两年后，钱磊和钱淼实在受不了了，偷偷跑回了妈妈身边。“那天妈妈看到我们，一下子就哭了，搂住我们仨说，今后就算是要饭，咱们娘四个也不分开。”钱磊的眼泪流了下来，顺着脸颊滴在囚服上，“那是我这辈子最温暖的一天，我们娘四个抱在一起，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为了让两个妹妹能上学，钱磊初中没毕业就辍学打工了。“我先是在锦州的餐馆洗盘子，后来去北京投奔小姨，在一家西餐厅学做西餐。”钱磊说，“我想多挣点钱，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再也不用受别人的气。” 今年4月，钱磊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说家里出事了，让她赶紧回来。回到家她才知道，母亲和三姨被钱志江刺伤了，三姨家的表弟李岩，被钱志江杀死了。“我当时就懵了，不敢相信他能做出这种事。”钱磊说，“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三姨夫李树公，那个以前对我们还不错的男人，突然变了脸。他找到我们，说他儿子是因为我妈才死的，让我们娘仨给他儿子报仇，要不然就让我去他家，给他当老婆，为他生个儿子。” 这个要求，像晴天霹雳一样砸在钱磊头上。“我才19岁，我不想一辈子就这么毁了。”她抽泣着，“可我也理解三姨夫的痛苦，他中年丧子，那种滋味肯定不好受。我把这一切都怪在了钱志江身上，如果不是他，就不会有这么多事。” 4月底，李树公见她们娘仨没有动静，就把钱磊叫到家里干活，一干就是半个月。“他把我打工挣的1000多块钱都要走了，说是给我表弟办后事用。”钱磊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奈，“他还经常跟我说，‘我儿子没了，仇也报不了，你三姨又疯疯癫癫的，将来你就得给我做老婆’。我不吭声，他就说，‘我一个儿子都没了，你们老钱家连半个孩子都舍不得拿出来吗？’” 钱磊的表妹，李树公的女儿，看不过去，偷偷劝她：“姐，你快回家吧，我爸他现在不对劲。”半个月后，地里的活忙完了，钱磊以身体不舒服为由，回到了母亲身边。“我跟妈妈说了这件事，妈妈抱着我哭了很久。”钱磊说，“那时候，我们娘仨天天在家哭，觉得日子没法过了。三姨夫的逼迫，钱志江的仇恨，像两座大山一样压在我们身上。” 就在这样的绝望中，李艳兰心里渐渐萌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杀了钱家的人，既能为李岩报仇，又能摆脱李树公的逼迫，还能了却自己心里的怨恨。“妈妈跟我说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吓了一跳。”钱磊说，“可我转念一想，妈妈要是杀了人，肯定会被判死刑，我和妹妹没有了妈妈，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不如跟她一起干，就算死，我们娘仨也能在一起。” 5月15日，她们娘仨又去了李树公家。李树公依旧是不冷不热的态度，反复追问：“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动手？再不动手，我就自己来了！”被逼无奈，李艳兰带着两个女儿，准备了三把尖刀和三个口罩，踏上了复仇之路。 5月22日傍晚，她们娘仨顶着小雨，来到了太平乡。“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柴火垛里睡了一宿，蚊子咬得我们满身是包，我还因为淋雨发烧了。”钱磊说，“妈妈当时就动摇了，说要不回去吧，问问李树公，能不能不这么干。我们租了一辆摩托车，回到了波尼河乡，妈妈去找李树公，回来后说他不同意。没办法，我们只好又返回太平乡，住在了赵世财家对面的浴池里。那一夜，我们谁都没睡，心里又害怕又紧张。” 5月23日清晨6点多，她们看到赵世财下地干活了，院子里只剩下郑莲玉、钱伟鸿和孩子。“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偷偷进了院。”钱磊的声音变得低沉，“推开门的时候，奶奶正在灶台边烧火，姑姑在喂孩子吃饭。妈妈喊了一声‘钱家的人，拿命来’，就冲了上去，掏出刀朝奶奶捅去。姑姑愣了一下，然后就扑上来和妈妈厮打，我和妹妹也冲了上去，手里的刀胡乱地捅着……”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说到行凶的场景，钱磊突然停住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身体剧烈地颤抖着：“当时我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不知道了，只听到奶奶和姑姑的惨叫声，还有孩子的哭声……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地上全是血，她们三个人都躺在地上不动了。妈妈拉着我和妹妹，赶紧跑了……” 逃亡的日子里，母女三人整日生活在惶恐之中。“我们不敢住大旅店，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每天都换地方。”钱磊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地上的血，听到那些惨叫声。我知道，我们迟早会被抓住的，这一天来得越早，我心里越踏实。” 李艳兰在接受审讯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恨钱志江，是他毁了我的一生，毁了我的女儿们；我也恨郑莲玉和钱伟鸿，她们帮着钱志江欺负我们娘仨；李树公的逼迫，让我没有了退路。我知道杀人是犯法的，可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她的脸上满是悔恨，“我对不起我的女儿们，是我把她们带上了绝路；我也对不起被害人，尤其是那个孩子，他是无辜的……” 这起案件，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复杂和扭曲。钱志江的重男轻女和暴力，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李树公的逼迫，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李艳兰的极端行为，让三个家庭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最无辜的，是那个四岁的孩子，他还没来得及看清这个世界，就成为了仇恨的牺牲品。 案件判决后，李艳兰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钱磊被判处无期徒刑，钱淼因未满16周岁，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当法槌落下的那一刻，所有的仇恨和恩怨，似乎都有了了结，可那些失去的生命，那些破碎的家庭，却再也无法复原。 喜欢大案纪实録请大家收藏：()大案纪实録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53章 鲁北恶魔：80年代末滨州系列割耳案 1986年的鲁北大地，寒风似乎比往年来得更烈些。滨州、惠民、寿光一带的土坯房上压着薄薄的霜花，清晨的街道上，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的人们哈着白气，车把上挂着的铝制饭盒碰撞出清脆的声响。谁也不会想到，一场持续近三年的噩梦，正悄然笼罩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那些穿着的确良衬衫、留着时髦卷发的年轻姑娘们，很快就将在深夜的黑暗中，被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攥紧心脏。 一系列割伤美少女耳朵的恶性伤害案，正以令人心悸的姿态，一步步撕开这个年代的平和表象。 消息像被狂风卷起的沙尘，迅速席卷了整个鲁北地区，甚至传到了千里之外的省城。“夜里别让姑娘单独睡”“出门最好有人陪着”，成了家家户户睡前的叮嘱。派出所的户籍警下片区时，总能看到巷口聚集着窃窃私语的居民，他们脸上挂着掩不住的恐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耳朵，仿佛那脆弱的器官下一秒就会遭遇不测。社会舆论更是炸开了锅，地方小报用加粗的黑体字印着“鲁北出现割耳恶魔”，街头巷尾的收音机里，评书先生讲到惊险处，总会借题发挥一句“这比江湖上的采花大盗还要歹毒”。 拂晓惊魂：高家院子的血色呼救 1986年1月7日，拂晓时分的滨州市和平区，天刚蒙蒙亮，远处的工厂还没响起上班的汽笛声，高家院子里突然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呼救声，像一把尖刀刺破了冬日的沉寂。“我的耳朵！我的耳朵没了！”16岁的小高捂着右侧脸颊，鲜血从他的指缝间汩汩涌出，顺着下巴滴落在冻得发硬的地面上，瞬间凝成了暗红色的冰碴。他疼得浑身发抖，在院子里跌跌撞撞地乱蹦，额头上的青筋因为剧痛而暴起。 高家的灯“唰”地全亮了。母亲王桂兰披着棉袄从屋里冲出来，一看见儿子满脸是血的模样，腿一软差点摔倒，扶住门框才勉强站稳，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儿啊！这是咋了？谁把你弄成这样的？”父亲高建国刚穿好裤子，抄起门后的扁担就往外冲，嘴里吼着：“哪个天杀的敢在老子家门口行凶！我跟他拼命！”姐姐高秀梅也赶了过来，看着弟弟血淋淋的伤口，吓得脸色惨白，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 这一切，本该是冲着她来的。 前一天夜里，滨州的气温降到了零下12度，寒风卷着雪粒子打在窗户上，发出“呜呜”的声响。高秀梅在棉纺厂上夜班，临走前看着弟弟冻得缩脖子的样子，心疼地说：“你今晚去我屋里睡，我那屋有煤炉，暖和点，顺便帮我看会儿门。”小高听了姐姐的话，乐呵呵地搬着被褥去了东厢房——那是姐姐独居的卧室，收拾得干净整洁，还摆着一瓶姐姐舍不得插的塑料花。 凌晨四点多，小高睡得正沉，迷迷糊糊中觉得右耳一阵钻心的剧痛，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狠狠划了一下。“嗖”的一下，那股凉意带着撕裂般的疼痛瞬间传遍全身，他猛地从床上弹了起来，下意识地摸向耳朵。 空荡荡的，只剩下黏腻的鲜血。 “啊！”他的尖叫还没喊完，就看见屋门“哐当”一声被撞开，一条黑影像野猫一样窜了出去，踩着院墙上的砖缝一跃而过，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只留下院墙外几声急促的脚步声。 高家的哭喊和呼救声很快惊动了邻居，十几个街坊涌进院子，有的帮着捂伤口，有的跑去打电话报警，还有的追出院外试图寻找凶手的踪迹，但黑暗中早已没了人影。混乱中，有人不小心踢翻了小高床边的煤炉，炉灰撒了一地；有人为了看伤口，伸手碰了碰床上的血迹。 等滨州市公安局的干警赶到时，原本可能留存线索的现场，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 接到报案的周宪文局长，当时刚吃完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这位从部队转业的老公安，脸上总是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沉稳，一听发生了这么恶劣的案件，饭碗一放就抓起了警服。“通知技术科、刑警队，五分钟后出发！”他对着对讲机喊完，又抓起桌上的手电筒，快步走出了公安局的大门。 案发现场的东厢房里，周局长蹲在床边，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床上的棉被被血浸透了一大片，暗红色的血迹已经半干，边缘卷着硬边。技术科的干警小心翼翼地用镊子翻看被褥，嘴里嘟囔着：“局长，现场太乱了，脚印、指纹全被破坏了，连个可疑的毛发都没找到。”周宪文点点头，目光扫过墙头，那里有一块砖松动了，砖缝里挂着几根黑色的纤维，应该是凶手翻墙时刮下来的。“凶手是后半夜翻墙入院的，目标明确，动作利落，用的是锋利的刀具，割耳后迅速逃离，心理素质很强。”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先走访受害人亲属，弄清楚到底是冲谁来的。” 高秀梅坐在椅子上，双手不停地搓着衣角，声音带着哭腔：“肯定是冲我来的。我在厂里处了个对象，后来吹了，他一直耿耿于怀，前阵子还在厂门口堵过我，说要让我‘后悔’。”她顿了顿，眼泪又流了下来，“都怪我，要是我不让弟弟去我屋睡，他也不会遭这个罪……”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干警们很快摸清了情况：22岁的高秀梅是棉纺厂的女工，长得眉清目秀，皮肤白皙，留着当时最流行的波浪卷发，身边不乏追求者。她之前和同厂的一个男工处过对象，后来因为对方脾气暴躁、有家暴倾向而提出分手，对方曾多次威胁她。而小高因为从小跟着姐姐长大，留着一头齐肩的长发，加上身形瘦弱，夜里在昏暗的光线下，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女性。 “凶手应该是冲着高秀梅来的，报复性伤害。”刑警队的老陈在案情分析会上说道，“夜里光线暗，他把小高当成了高秀梅，所以才下了手。”这个推断得到了大多数干警的认可。接下来的七个多月里，警方围绕高秀梅的社会关系展开了拉网式排查，那个威胁过她的前男友被列为头号嫌疑人，被反复讯问了多次，但他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案发当晚，他正在外地的亲戚家帮忙盖房子，有十几个人可以作证。 干警们没有放弃，又陆续排查了高秀梅的同事、邻居，甚至是她中学时的同学，凡是有过矛盾纠葛的，都一一进行了调查。三伏天里，他们顶着近四十度的高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滨州的大街小巷，衬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背上结出了一层白花花的盐渍。可无论他们怎么努力，线索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找不到踪迹。案件陷入了僵局，周宪文局长的办公室里，那盏台灯常常亮到后半夜，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再添新案：郭氏姐妹的深夜惊魂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恶魔，再次露出了獠牙。1986年8月28日凌晨两点，滨州市红旗居民区的郭家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凄厉的哭声，打破了夏夜的宁静。“我的耳朵！我的耳朵没了！”20岁的郭大国躺在床上，双手捂着左侧耳朵，鲜血顺着她的脖颈流到枕头上，把枕头套染成了暗红色。旁边的妹妹郭二丫吓得缩在床角，浑身发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魔鬼……有魔鬼进来了……” 郭家人被哭声惊醒，父亲郭老汉举着煤油灯冲进西厢房，看到大女儿满脸是血的模样，气得浑身发抖，抄起门后的锄头就往外冲，却被老伴死死拉住：“你去哪儿啊？凶手早就跑了！快给公安局打电话！”郭大国的母亲扑到床边，看着女儿空荡荡的左耳根，心疼得号啕大哭：“我的苦命闺女啊，你这还没嫁人呢，可咋整啊……” 周宪文局长接到报案时，正在办公室里研究小高案的卷宗。“又是割耳？”他猛地站起身，眼里闪过一丝怒火，“通知孙树俭、袁海泉，让惠民地区公安处的贾微信副处长也带人过来，现场必须保护好！”这一次，警方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在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拉起了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技术科的干警带着手套、口罩，小心翼翼地对现场进行勘察。 西厢房里，郭大国和妹妹睡在一张双人床上，郭大国睡在外侧。门上的玻璃碎了一块，平时糊着的白纸被撕得粉碎，门插销也坏了，地上放着一把顶门用的椅子，已经被撞得歪到了一边。“我睡得正香，突然觉得耳朵一阵疼，醒来一摸，就没了。”郭大国的声音带着哭腔，脸色苍白如纸，“我啥也没看见，就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跑得特别快。” 技术科的干警在门后的地面上，发现了几滴零星的血迹，还有一个模糊的脚印，但因为是泥土地面，脚印很快就氧化了。“犯罪分子还是深夜翻墙入院，从破损的玻璃处伸手打开门闩，作案手法和高家案很像。”惠民地区公安处的贾微信副处长蹲在墙根下，指着墙上的一个脚印说道，“你看，这个脚印的尺寸和高家案现场墙头上的脚印差不多，应该是同一个人。” 案情分析会上，气氛异常凝重。干警们发现，这两起案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作案时间都在凌晨，凶手都是翻墙入院、入室作案，目标都是年轻女性（小高因长发被误认），作案工具都是锋利的刀具，且作案后都迅速逃离，现场几乎不留下痕迹。“可以并案侦查。”周宪文局长敲了敲桌子，“现在我们要重新梳理线索，不能只盯着高秀梅的社会关系了。” 经过走访得知，郭大国和高秀梅不同，她性格文静，作风正派，在一家百货商店当售货员，平时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几乎没有社交，更没有什么恋爱纠葛，是街坊邻里眼中的“好姑娘”。“那凶手为什么要盯上她？”刑警队长袁海泉皱着眉头问道。这时，郭老汉的一句话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我前阵子在菜市场和人吵过架，那人说要让我‘家破人亡’。” 郭老汉是个木匠，前段时间给一个客户打家具，因为对方觉得木料不好，要求降价，两人吵得面红耳赤。那个客户脾气暴躁，当时就拍着桌子骂道：“你要是不降价，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让你闺女也没好日子过！”这个线索让干警们眼前一亮，他们立刻找到了那个客户，对其进行了讯问和调查。可没想到，对方案发当晚正在外地出差，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线索再次中断。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接下来的半个多月里，专案组展开了大规模的拉网排查，以郭家和高家为中心，辐射周边五个居民区，走访了近两千户人家，查出了100多条有价值的线索。干警们白天走访，晚上整理材料，有的人累得在办公室里睡着了，头枕着卷宗，脸上还沾着墨水；有的人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只能用手势比划着询问情况。可即便如此，这100多条线索还是被一一排除了，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凶手，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留下一点踪迹。 魔影再临：水利安装队的血色凌晨 1987年春节刚过，鲁北大地还残留着年味，家家户户的春联还鲜红欲滴，那个恶魔又一次行动了。3月1日凌晨3点，滨州市水利安装队的女工小谷，刚送走恋爱对象王某不久，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屋子里还残留着王某身上的烟草味。 突然，一阵轻微的响动惊醒了小谷。她以为是王某落下了东西回来取，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声：“是你吗？”没人回答。紧接着，她感到右耳一阵剧痛，像是被人用刀生生割了下来，疼得她瞬间清醒过来，尖叫着想要坐起身。可凶手比她更快，一把按住她的肩膀，另一只手拿着刀，在她的脸上划了两刀，交叉的伤口瞬间涌出鲜血，流进了她的眼睛里，让她看不清凶手的模样。 小谷拼命挣扎，手脚乱蹬，却被凶手连刺了几刀，手上和脚上的伤口火辣辣地疼。她的尖叫惊动了隔壁的邻居，邻居大喊着“谁啊！干什么呢！”，凶手这才慌了神，转身就跑。小谷趴在床上，浑身是血，看着凶手的黑影消失在门口，嘴里不停地喊着“救命”，声音微弱得像蚊子哼。 周宪文局长赶到现场时，小谷已经被送往医院抢救。她的卧室里一片狼藉，被子被扯到地上，床单上全是血迹，地上散落着几张沾有血迹和分泌物的卫生纸。“这些卫生纸是怎么回事？”技术科的干警问道。小谷的母亲红着眼圈说：“血迹是小谷擦伤口的，那些有分泌物的……是她对象昨晚留下的。” 经过勘察，警方发现凶手这次是从后门进入的，小谷送走王某后，后门没有关严，只挂了一个搭扣。凶手作案后，还顺手牵羊拿走了鸡窝上晒的一双白运动鞋。“这双鞋是小谷刚买的，还没穿几次。”小谷的母亲说道。技术科的干警提取了床单上的血迹和卫生纸上的分泌物，但经过化验，血迹确实是小谷的，分泌物是王某的，没有发现凶手的痕迹。 走访得知，23岁的小谷长得很漂亮，性格也比较外向，身边有不少追求者，曾经有几个人因为她争风吃醋，甚至在工厂门口打过架。“会不会是那些追求者中的某个人，因为得不到小谷而报复她？”刑警队的年轻干警小李说道。这个推断得到了部分干警的认可，他们立刻对小谷的追求者展开了调查，可查来查去，这些人案发当晚都有不在场证明，有的在加班，有的在和朋友喝酒，都能被人证实。 案情分析会上，干警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小谷案和前两起案件不同，凶手不仅割耳，还毁容、伤人，甚至有盗窃行为，作案动机更像是争风吃醋的报复，不具备并案条件；另一派则认为，虽然作案细节有差异，但核心手法是一致的，都是凌晨入室、伤害年轻女性，应该并案侦查。 “我认为应该并案。”郭凤鸣科长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缓缓说道，“大家看，三起案件的作案时间都在凌晨2点到4点之间，这个时间段是人睡得最沉的时候，凶手选这个时间作案，就是为了降低受害人的警觉性。作案手法都是用锋利刀具割耳，动作迅速，说明凶手有一定的作案经验，或者心理素质极强。而且，三起案件的间隔时间都在7个月左右，这说明凶手有一定的蛰伏期，在等待下一次作案的机会。” 郭科长顿了顿，继续说道：“至于毁容和盗窃，可能是凶手的作案手法在升级，也可能是他临时起意。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细节上的差异，就否定并案的可能性。从‘割耳’这个核心特征来看，这三起案件绝对是同一个人所为。”他的话让在场的干警们都陷入了沉思，周宪文局长点了点头：“郭科长说得有道理，下一步，我们重点排查有犯罪前科、家庭关系不和、失恋、智力低下或者神经不正常的男性，尤其是那些有变态行为的人。” 此时，系列割耳案已经在滨州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许多女青年夜里不敢单独睡觉，有的让父母在床边守着，有的干脆搬到单位的集体宿舍，甚至有几个即将结婚的姑娘，因为害怕而推迟了婚期。水利安装队的女工们，晚上下班都要结伴而行，手里拿着木棍、剪刀等防身工具，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公安干警们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周宪文局长的头发在短短几个月里，白了一大半。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跨区疑云：寿光与惠民的相似案件 就在滨州警方全力侦查之际，山东省公安厅传来了一个消息：寿光县1986年5月发生的一起割耳案，与滨州的系列案件有诸多相似之处，建议并案侦查。这个消息让专案组的干警们精神一振，扩大侦查范围，或许能找到新的线索。 1986年5月24日，寿光县城关九岗村的女工林英，经历了一场终生难忘的噩梦。23岁的林英在造纸厂上班，当天因为加班，直到半夜11点才下班。回家的路上，她总觉得身后有个人跟着她，脚步轻得像猫一样。“谁啊？”她回头喊了一声，身后空荡荡的，只有路灯投下的长长的影子。林英心里有点发毛，加快了脚步，一路小跑回了家。 当时正好赶上停电，林英点上蜡烛，洗漱完后看了一会儿书，就躺在床上睡着了。凌晨2点左右，一阵剧痛让她猛地醒来，她下意识地摸向左侧耳朵，发现耳朵已经不见了，鲜血顺着她的脸颊流到了枕头上。她刚想尖叫，凶手又挥刀划向她的脸，左眉间被划了一道深深的伤口，右手虎口和背部也各挨了一刀。林英疼得浑身发抖，拼命挣扎，凶手见状，仓皇逃走，她只看到一条瘦小的黑影消失在门外。 寿光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刻对现场进行了勘察，但和滨州的案件一样，现场被破坏严重，没有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案情上报到省厅后，引起了省厅领导的重视，在得知滨州发生系列割耳案后，立刻将两起案件的卷宗进行了比对。 在省厅的协调下，滨州专案组的干警们赶到了寿光，与寿光县公安局的干警们共同分析案情。“我认为是同一个人干的，”寿光县公安局的李局长说道，“凶手都是夜间作案，目标都是年轻女工，作案工具都是锋利刀具，而且都有伤人后迅速逃离的特点。”但也有干警提出了不同意见：“滨州的案件都是入室作案，而林英案，凶手是怎么进入室内的？林英说她睡前锁好了门。” 经过反复调查，干警们发现林英家的窗户插销有松动的痕迹，凶手很可能是从窗户进入室内的。“这说明凶手有很强的攀爬能力，”周宪文局长说道，“而且他的体态应该比较瘦小，才能从窗户钻进来。”结合四起案件的情况，专案组做出了一个初步的画像：凶手为男性，年龄在18-25岁之间，体态瘦小，有较强的攀爬和流窜能力，心理不正常，可能在人际关系上受过重创，尤其是在婚恋方面。 就在专案组围绕这个画像展开排查时，滨州又发生了一起特大奸杀妇女案，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上级命令专案组抽出部分骨干力量，参与这起案件的侦破工作。一边是持续近一年的系列割耳案，一边是新发生的特大奸杀案，干警们分身乏术，压力更大了。而此时，关于割耳恶魔的谣言越来越多，甚至有香港的媒体报道称“中国北方出现魔鬼城”，把案件渲染得更加恐怖，给警方的侦查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阻力。 1987年3月，省厅领导召集滨州、寿光两地的专案组成员，在济南召开了案情研讨会。“犯罪分子之所以迟迟没有落网，一是因为我们的网眼太大，排查不够细致；二是因为我们的排查范围太局限，只盯着受害人认识的人，”省厅的王厅长说道，“大家想想，凶手不可能对四个受害人都有仇有恨，他的作案动机，更可能是仇视社会、仇视年轻女性，是一种心理变态的报复行为。” 王厅长的话点醒了在场的所有人。周宪文局长当即决定，调整侦查方向：不再局限于受害人的社会关系，而是以滨州、寿光为中心，辐射周边地区，重点排查18-25岁之间，有犯罪前科、流氓行为，因婚恋或家庭关系受刺激，心理变态，有工不做、经常夜间外出的男青年。“我们要立足于抓获现行，在重点区域安排警力守候，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进行盘查。” 按照这个思路，干警们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工作。他们白天走访工厂、居民区，晚上在重点路段、居民区附近蹲守，有的干警甚至半个多月没回家，住在单位的临时宿舍里，吃的是泡面和馒头。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先后查访了9000多人，查出400多个嫌疑人，重点锁定了57个有重大嫌疑的人。虽然没有查获系列割耳案的凶手，但也带破了一批其他的刑事案件，抓获了12名刑事犯罪分子。 就在排查工作紧张进行时，专案组的干警们又发现了新的线索：惠民县1986年发生的两起伤害妇女案，与滨州的系列割耳案有许多相似之处。周宪文局长立刻带领侦查人员赶赴惠民，对这两起案件进行核查。 第一起案件发生在1986年8月18日凌晨2点，惠民县造护理乡双庙村的姑娘牛花，刚睡着不久，就觉得有人摸她的头。她吓得立刻起身呼救，凶手见状，挥刀在她的左腮上划了一刀，然后迅速逃离，牛花只看到一条黑影消失在门外。第二起案件发生在20多天后的9月10日凌晨3点，东庙村20岁的姑娘张妹，在睡梦中感觉到有人摸她的耳朵，她急忙翻身挣扎，右腮部被凶手割了一刀，凶手仓皇逃走。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惠民县公安局的卷宗显示，这两起案件的凶手都是深夜翻墙入院，入室作案，作案工具都是锋利刀具，目标都是年轻女性，而且现场都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痕迹物证。“虽然这两起案件没有割到耳朵，但其他特点和我们正在侦查的割耳案基本一致，应该是同一个凶手所为，只是因为受害人及时反抗，凶手没有得手。”郭凤鸣科长说道。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将这两起案件与之前的四起案件并案侦查，侦查范围进一步扩大。 嚣张至极：饭店服务员的白昼遇袭 1987年9月26日，滨州某单位的营业员贺小姐，经历了一场惊魂夜。18岁的贺小姐长得亭亭玉立，是单位里公认的“一枝花”。当天晚上，她和母亲睡在一张床上，凌晨4点多，她突然感觉到有人摸她的头，刚要呼救，嘴上就挨了一刀。“嗷”的一声尖叫，贺小姐疼得滚到了地上，她的母亲被惊醒，急忙拉起电灯，只见一条黑影窜出窗外，翻过院墙消失了。 贺小姐躺在地上，满嘴是血，嘴唇被两边豁开，创口长达10多厘米，连牙齿都露了出来。她的母亲抱着她，哭得肝肠寸断：“我的闺女啊，你这嘴以后可咋整啊……”这起案件的发生，让凶手的气焰变得更加嚣张，他竟然敢在有成年人陪同的情况下作案，而且目标不仅仅是耳朵，更是对受害人进行全方位的伤害。 案件发生后，专案组立刻调集人马奔赴现场，进行勘察和访问。同时，在滨州的各交通要道设卡堵截，对全市的旅店、饭店、歌舞厅等公共场所进行治安大清查，对各企事业单位、厂矿的夜间活动人员逐个进行排查。周宪文局长在动员大会上，声音嘶哑地说道：“凶手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是抓不到他，就对不起老百姓的信任，对不起身上的这身警服！” 干警们分成6个战斗组，在滨州的重点部位进行24小时守候。有的干警藏在居民楼的楼道里，蚊虫叮咬得浑身是包；有的干警趴在路边的草丛里，身上沾满了露水和泥土；有的干警乔装成路人，在街头巷尾来回巡视。可即便如此，凶手还是像幽灵一样，没有露出任何踪迹。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1988年8月，距离第一起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两年多。这两年多里，干警们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没有好好陪过家人，可凶手却始终逍遥法外。就在大家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案件，让整个案情出现了转机。 1988年8月12日下午3点半左右，滨州市某饭店的服务员小李姑娘，正在家里睡午觉。因为前一天晚上加班到很晚，她睡得很沉，朦朦胧胧中，感觉到有人朝她扑来。她猛地睁开眼睛，只见一个瘦小的男子站在床前，一手拿着菜刀，一手握着匕首，满脸凶气，眼神里透着一股疯狂的光芒。 小李吓得魂飞魄散，刚想喊“救命”，那男子就举起菜刀，朝她的头上砍来。“噗”的一声，菜刀砍在了小李的额头上，鲜血瞬间流了下来，遮住了她的眼睛。小李下意识地伸出手，抓住了菜刀的刀刃，手心被割得鲜血淋漓。凶手见状，另一只手拿着匕首，朝她的肩头捅了一刀。“杀人啦！救命啊！”小李忍着剧痛，大声呼救，声音穿透了窗户，传到了街上。 凶手一看情况不妙，挣脱小李的手，转身就往门外跑。此时，正在附近巡逻的小分队战斗小组长、滨州市公安局刑警队长袁海泉，接到了群众的报案。“快！凶手往五四居委会方向跑了！”袁海泉大喊一声，带领战斗组的干警们，风驰电掣般地追了上去。他知道，此刻是抓获凶手的最佳时机，一旦让凶手跑远，再想抓住他就难了。 袁海泉追出院外不远，看到几个看热闹的妇女站在路边，急忙问道：“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瘦小的男人跑过去？”其中一个穿蓝布衫的妇女说道：“有啊！刚才有个小个子男人急匆匆地跑过去，好像是叫盛华的，就住在五四居委会。”“好！”袁海泉立刻带领干警们，朝着五四居委会的方向跑去。 他们很快找到了张盛华的家，敲了半天门，没人应答。邻居告诉他们，张盛华刚才回家过一趟，拿了件衣服就往他姥姥家去了。袁海泉二话不说，带领干警们驱车赶往张盛华的姥姥家。傍晚6点多，在张盛华姥姥家的柴房里，干警们找到了蜷缩在角落里的张盛华。他的身上沾满了血迹，手里还握着那把带血的匕首。“不许动！”干警们大喝一声，冲上前去，将张盛华按倒在地，戴上了手铐。 真相大白：扭曲心灵的罪恶之路 当晚，袁海泉队长就对张盛华进行了突审。审讯室里，灯光惨白，照在张盛华的脸上，他低着头，头发凌乱，遮住了眼睛，一言不发。“说说吧，为什么要伤害小李？”袁海泉问道。张盛华沉默了半天，才缓缓抬起头，眼神里透着一股桀骜不驯：“她瞪我。”“就因为她瞪了你一眼，你就拿刀砍她？”袁海泉追问道。张盛华又低下头，嘟囔着：“我就是看那些打扮漂亮的女的气的慌。”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刚开始，张盛华只承认伤害小李的犯罪事实，对之前的系列割耳案绝口不提。无论干警们怎么问，他都紧闭双唇，不再言语。袁海泉知道，张盛华的性格很倔强，硬审是不行的，必须找到他的软肋。他让人去调查张盛华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很快，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摆在了他的面前。 张盛华，1968年出生，案发时20岁，身高1米68，是五四居委会的无业人员。他7岁时因患中耳炎，治疗不及时，导致听力下降，反应比同龄人迟钝。因为这个生理缺陷，张盛华从小就被同伴们嘲笑，骂他“聋子”“傻子”。他的父母对他也很放任，平时不管不问，让他养成了孤僻、暴躁的性格。表面上看，张盛华瘦弱爱笑，很不起眼，但实际上，他的自尊心极强，记忆力也很好，手脚麻利，跑得特别快，尤其是上墙，非常利索。 街坊邻居反映，张盛华虽然听力不好，但很爱面子，谁要是说他的坏话，他就会记恨在心，伺机报复。他平时没有固定的工作，白天在街头打台球、看录像，晚上就出来胡溜乱逛，有时露宿在街头，有时睡在医院的长椅上，还有时躲在破屋里。他身上总是带着一把小刀子，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和别人发生冲突，甚至动刀子。有一次，他在商店里光看不买，服务员说了他几句，他就拿着刀子，找到那个服务员的集体宿舍，要不是被其他人拦住，后果不堪设想。 更让干警们震惊的是，张盛华有严重的变态行为。街坊邻居说，近几年，他经常偷看妇女上厕所，夜里潜入邻居的院子里，听两口子睡觉的动静，还爬到医院妇科的后窗，偷看妇女生孩子。“这个人心术不正，早晚要出事。”一位老街坊这样评价他。 结合这些情况，专案组分析认为，张盛华的性格特点是“吃软不吃硬”，而且自尊心极强，想要让他交代罪行，必须从他的心理入手。袁海泉调整了审讯策略，不再对他进行严厉的追问，而是和他聊起了他的童年经历。“我知道你小时候过得不容易，别人嘲笑你，欺负你，你心里肯定不好受。”袁海泉说道。这句话戳中了张盛华的痛处，他的眼睛里泛起了泪光。 在袁海泉的耐心引导下，张盛华终于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因为听力不好，他从小就很自卑，尤其是看到那些漂亮的姑娘，他既羡慕又嫉妒。他觉得那些姑娘都看不起他，不愿意和他说话，甚至连正眼都不看他一眼。“有一次，我在公园里想和一个姑娘说话，她转身就走了，还对她同伴说‘离那个聋子远点’。”张盛华的声音带着哭腔，“从那以后，我就恨那些漂亮的姑娘，我要让她们付出代价。” 聊着聊着，张盛华突然说了一句：“在滨州，我就割了三根耳朵。”这句话让在场的干警们精神一振，袁海泉立刻追问道：“哪三根？说说具体情况。”张盛华沉默了一会儿，开始交代他的犯罪事实。他说，1986年1月，他在高家附近转悠时，看到高秀梅长得很漂亮，就起了歹心。夜里，他翻墙进入高家院子，摸到东厢房，看到床上躺着一个留长发的人，以为是高秀梅，就用刀割下了对方的耳朵，直到后来看到新闻，才知道割错了人。 1986年8月，他又盯上了郭大国，因为他觉得郭大国“太傲气”，不把他放在眼里。他翻墙进入郭家，从破损的玻璃处打开门闩，进入西厢房，割下了郭大国的耳朵。1987年3月，他在水利安装队附近看到了小谷，觉得小谷“作风不正派”，就趁她后门没关严，进入她的卧室，割下了她的耳朵，还划了她的脸，顺手拿走了她的运动鞋。 在审讯的过程中，干警们发现张盛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和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他说，每次作案后，看到警方大规模排查却找不到他，他就觉得特别“威风”，有一种“胜利”的感觉。“我看着你们在街头转来转去，就是抓不到我，我心里特别高兴。”张盛华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在干警们的进一步追问下，张盛华又交代了他在寿光和惠民犯下的罪行。他说，1986年5月，他流窜到寿光，看到林英下班后一个人走夜路，就跟在了她的身后，夜里潜入她的家中，割下了她的耳朵。1986年8月和9月，他在惠民作案时，因为受害人反抗及时，没有割到耳朵，只划伤了她们的脸。 当被问到割下来的耳朵去哪里了时，张盛华的回答让干警们毛骨悚然：“喂狗了。”他说，每次割下耳朵后，他都觉得很“解气”，把耳朵随手扔给路边的野狗，看着野狗争抢撕咬，他心里就会涌起一种病态的满足感。“那些女的不是看不起我吗？她们的耳朵连狗都不如。”这句话从这个二十岁青年嘴里说出来，没有丝毫愧疚，只有令人脊背发凉的冷漠。 为了核实张盛华的供述，专案组立刻展开了证据固定工作。干警们根据他的指认，在他经常藏匿的破屋墙角，挖出了一把用布包裹的匕首，刀刃上的锈迹中还残留着微量血迹，经技术鉴定，与郭大国、小谷等受害人的血型完全吻合。在他姥姥家的柴房里，干警们找到了那双被他偷走的白运动鞋，鞋面上的泥土成分与水利安装队宿舍周边的土壤一致。更关键的是，张盛华供述的每起案件细节，都与受害人陈述、现场勘察记录高度吻合，包括高家案中墙头上的黑色纤维，那正是他当时所穿旧外套的材质，这些铁证彻底锁定了他的犯罪事实。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1988年9月，张盛华因涉嫌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盗窃运动鞋已构成转化型抢劫）被滨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案件移送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其进行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他的听力缺陷并未影响其认知能力，所有犯罪行为均是主观故意下的清醒选择。 1989年1月，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轰动鲁北的系列割耳案。法庭上，张盛华面对受害人及其家属的哭诉，起初还试图狡辩，称自己是“被社会逼的”，但当公诉人出示匕首、血迹鉴定报告、受害人伤情照片等一系列证据时，他终于低下了头，不再作声。受害人家属的代理律师在法庭辩论中说道：“凶手以极端残忍的手段伤害无辜女性，不仅摧毁了受害者的身体，更在她们心中留下了一生无法磨灭的创伤，其行为已突破社会伦理底线，必须依法严惩。” 最终，法院审理认为，张盛华在两年多时间里，流窜于滨州、寿光、惠民等地，连续实施7起伤害案件，致5人耳朵被割、2人面部受伤，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且系累犯（此前曾因流氓行为被劳动教养），应依法从重处罚。1989年3月，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张盛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盛华当庭表示不上诉，随后该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198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对张盛华的死刑判决。在执行死刑前，袁海泉队长最后一次见到了他。此时的张盛华没了往日的桀骜，眼神空洞，他对袁海泉说：“要是小时候有人管我，要是那些人不笑我聋子，我是不是就不会走到这一步？”这句话让袁海泉沉默许久，这个扭曲灵魂的堕落，既是个人作恶的必然，也折射出当时社会在特殊群体关爱、青少年教育上的疏漏。 喜欢大案纪实録请大家收藏：()大案纪实録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54章 色字刀下的九命冤魂 2005年11月15号，兰州的寒风已经带着黄河冰碴子的味道，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割。下午五点多，天色刚擦黑，十里店派出所门口的路灯还没亮，一个佝偻的身影就撞开了值班室的门。老人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沾着泥点，棉鞋鞋底磨得快平了，进门时打了个趔趄，怀里抱着个褪色的布包，手都冻得蜷成了爪子。 “警察同志，求求你们，帮我找找儿子吧……”老人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从布包里掏出一张一寸照片，照片上的小伙子穿着白衬衫，笑得眉眼舒展，那是他儿子于东，刚大学毕业在兰州找了份工作，是老两口全部的指望。 值班民警赶紧给老人倒了杯热水，暖壶塞子刚拔开，热气就模糊了老人的眼镜片。他抹了把脸，断断续续地说，三天前他给儿子汇了一万块钱，是家里砸锅卖铁凑的“集资建房款”，可钱汇出去当天，儿子的电话就打不通了。他去于东单位问，同事说于东请假了；去儿子租的出租屋，房东说几天没见人回来。“我儿子老实，不会惹事的，是不是被坏人绑了？”老人抓住民警的手腕，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那一万块钱是给他保命的，要是不够，我再去借……” 安宁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很快接了案。侦查员去于东单位调取了监控，去出租屋提取了痕迹，甚至查了他的银行流水，那一万块钱汇到卡上后，当天就被分两笔取走了，取款地点在西固区的两个银行网点。可除了这两条模糊的线索，再无其他进展。于东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留下任何去向的痕迹。 案子一拖就到了年关。兰州的年味越来越浓，黄河边挂起了红灯笼，可于东的父亲几乎每天都泡在派出所，从最初的哀求变成了沉默的等待，布包里的照片被摩挲得边角发卷。直到2006年正月初三，西固公安分局接到一个环卫工的报案：在西固区一处偏僻的消防井里，发现了一具高度腐败的男尸。 消防井在黄河岸边的一片荒地里，周围全是半人高的芨芨草，井深三米多，尸体被装在一个编织袋里，袋口用铁丝扎得死死的。法医撬开编织袋时，一股恶臭扑面而来，尸体已经面目全非，但身上那件破损的羊毛衫，和于东父亲描述的一模一样。通过DNA比对，确认死者就是于东，死因是机械性窒息，颈部有明显的勒痕。 西固分局刚把于东案立为命案，值班室的电话又响了。打电话的是个中年女人，声音带着哭腔，说她丈夫刘成大半夜出门后就没回来，手机关机，单位也没去，“他走的时候说去见个朋友，穿的黑夹克，手里还揣着个公文包……”女人姓陈，是刘成的妻子，挂了电话就骑着自行车往分局赶，车筐里装着刘成的照片和几件换洗衣物。 陈大姐是个倔脾气，跑遍了西固分局、兰州市局，得到的答复都是“正在调查”。她不甘心，揣着一沓材料直接去了甘肃省公安厅，找到刑侦总队的时候，正撞见于东的父亲，老人怀里抱着个大纸箱，里面全是他打印的寻人启事和案件材料，准备找领导“问问情况”。两个同样心急如焚的人在总队门口遇上，一说起各自的遭遇，眼泪都止不住地流。 接待他们的是省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孟庆山。孟队五十多岁，鬓角已经花白，手里攥着个搪瓷缸，听两人说完情况，没急着表态，而是把两起案件的材料摊在桌上反复看。于东，23岁，安宁区失踪，西固区抛尸，被劫一万余元；刘成，45岁，西固区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失踪前有大额资金往来。看似毫无关联的两起案件，孟队却在材料上圈出了一个共同点：两人失踪前，都曾与陌生女性有过接触。 “把这两起案子并起来查。”孟队放下搪瓷缸，手指在地图上划过安宁和西固，“再把近期全市的失踪人口摸一遍，重点查有资金往来、与陌生异性接触的案例。”批示很快下到兰州市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亲自点将，让刑侦支队支队长李斌带着重案大队的人，会同省市联合调查组直奔西固分局。 李斌是兰州警界出了名的“拼命三郎”，破过不少大案，他带的团队里，有个副大队长叫张金刚，脑子活、心思细，之前破获的“连环盗窃案”就是他从一个不起眼的鞋印里找到的突破口。一行人到西固分局的时候，侦查员们正在分析刘成的线索，刘成失踪前接到过一个陌生电话，通话时长不到一分钟，之后他就拿着银行卡出了门，这张卡后来在白银市有过取款记录。 “兵分两路。”李斌拍了板，“一组查那个陌生电话，一组查银行卡的取款记录，务必在三天内有进展。”负责查电话的小组很快有了收获：那是一部神州行的无记名电话，5月20号开通，6月9号就停机了，通话记录寥寥无几，除了打给刘成的那通，就只和另一个号码联系过，机主名叫丁宝。 “丁宝，男，32岁，在兰州某机械厂做保卫工作。”侦查员念着丁宝的信息，“地址在七里河区小西湖附近，我们现在就过去。”张金刚开车带着人往小西湖赶，路上还在琢磨：这个丁宝会不会是同伙？还是和于东、刘成一样，也是个受害者？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丁宝的单位在一个老旧的厂区里，保卫科的办公室很小，墙上挂着“安全第一”的标语。看到一群穿警服的人进来，丁宝正拿着个保温杯喝水，手一抖，水洒了一桌子。“警察同志，我没犯事啊。”他赶紧站起来，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我最近都在上班，没出去惹麻烦。” 张金刚递给他一支烟，帮他点上：“别紧张，我们就是来问点情况。你认识一个叫‘小月’的女人吗？用这个号码给你打过电话。”张金刚把写着神州行号码的纸条放在桌上，丁宝的眼神一下子变了，烟蒂烧到了手指才反应过来。 “小月……”丁宝的声音有些发飘，“我们就见过一面，是在网上认识的。”他吸了口烟，缓缓说起了经过：他单身多年，平时喜欢在网吧泡着，希望能在网上找个对象。一个月前，他在聊天室里认识了网名叫“小月”的女人，对方说话温柔，善解人意，两人聊得特别投机，还视频过，视频里的女人个子高挑，长发，笑起来有颗小虎牙，看着特别舒服。 “我们约在小西湖公园见面，下午三点多，她穿一身白衣服，亚麻色的头发，说话带点东北口音。”丁宝回忆着，“我们在公园的茶座聊了两个多小时，她问我做什么工作，收入怎么样，还说觉得我人挺实在的。临走的时候我送她上公交车，她往东走，我往西走，之后就没联系过了。” “她有没有问你要过银行卡信息？或者约你去偏僻的地方？”张金刚追问。丁宝摇了摇头：“没有，她就聊些家常，还说以后有机会再约。我觉得她挺好的，怎么……她出什么事了？”他的眼神里满是担忧，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对这个“小月”有好感。 张金刚没多说，让丁宝详细描述了“小月”的外貌特征，又让技术科的人根据描述画了模拟画像。临走的时候，丁宝拉住他：“张警官，要是小月有消息，能不能告诉我一声？我……我还挺想再见她一面的。”张金刚拍了拍他的肩膀：“有消息会通知你的，你也再想想，有没有遗漏的细节，比如她手上的饰品、说话的习惯，都很重要。” 丁宝不知道的是，他口中“温柔善良”的小月，其实是一个犯罪团伙的骨干成员，找他的目的和找于东、刘成一样——谋财害命。而他之所以能逃过一劫，恰恰是因为他的“实在”：见面时规规矩矩，没有轻浮的言辞，更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让“小月”没找到下手的机会。他更不会想到，自己成了这个案件中唯一见过犯罪嫌疑人的目击证人，他的描述，成了警方破案的关键线索。 与此同时，查银行卡的小组也有了突破。银行监控显示，6月9号早上9点，一男一女拿着刘成的银行卡，在工人文化宫和南关十字的工商银行网点，分别取走了元和8000元，取款单上签的是刘成妻子陈大姐的名字。下午3点多，这对男女又在白银市的自动取款机上取走了剩下的3500元。 “男的高高壮壮，女的个子也不矮，都戴着手套和墨镜，看不清脸。”侦查员把监控截图递给张金刚，“但我们对比了于东案的银行监控，发现这个男的，和取走于东那笔钱的男人，身形特别像！” 两条线索交汇，案件有了方向。省厅很快批准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定为“609大案”，由兰州市局刑侦一大队牵头侦办。张金刚把丁宝提供的线索当成重中之重，他知道，这个“小月”就是打开案件的钥匙。 接下来的日子里，张金刚成了丁宝单位和家里的“常客”。一开始丁宝还很配合，可架不住张金刚天天来，有时候刚下班，张金刚就堵在厂门口；有时候大半夜，电话就打过来了。丁宝渐渐有些不耐烦了，有一次直接跟他说：“张警官，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再问我也说不出别的了，你这是要把我榨干啊。” 张金刚听出了他的不满，第二天特意买了两箱牛奶去他家，还跟他赔了个不是：“老丁，我知道打扰你了，但这案子太重要了，于东才23岁，刘成的老婆孩子还在等他回家，我们不能放过凶手。”他坐下来，和丁宝聊起了自己办过的案子，聊起那些受害者家属的痛苦。丁宝的态度渐渐软了，叹了口气：“张警官，我懂，你放心，我再好好想想，一有头绪就给你打电话。” 没过多久，丁宝要去北京学习，那时候长途漫游费贵，他心疼钱，就想把手机停机。张金刚知道后，没说什么，每次打电话前都先去邮局，自掏腰包给丁宝交上话费。丁宝在北京接到张金刚的电话，得知话费是他交的，心里特别感动：“张警官，你这么上心，我要是想不起来点什么，都觉得对不起你。” 转机就在这时出现了。一天晚上，丁宝突然给张金刚打电话，声音很兴奋：“张警官，我想起来了！小月当时拿的是一部联想手机，型号和我们单位同事的一样，是滑盖的，蓝色的外壳！”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这个线索让张金刚眼前一亮。他立刻调阅了兰州和白银两地联想手机的销售记录，在2005年那个年代，手机还是比较贵重的物品，大部分人会在居住地附近的专卖店购买，方便售后。侦查员们先查了兰州的各大手机卖场，跑了十几家专卖店，都没有符合条件的销售记录。张金刚把目光投向了白银：“去白银看看，那个取款的女人，很可能是白银人。” 白银市最大的手机批发市场在市中心，张金刚带着两名侦查员找到了联想手机的专卖点。接待他们的是个外地经理，一听是来查案的，脸立刻拉了下来：“警官，你们说的那个型号，我们早就下架了，销售人员也换了一批又一批，我实在帮不上忙。” “卖手机总得有保修单吧？客户信息总得留吧？”张金刚没放弃，“哪怕是去年、前年的单据，我们都要看看。”经理没办法，指了指柜台后面的一个大纸箱：“都在这儿了，都是过期的单据，你们自己找吧，能不能找到看运气。”纸箱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灰，一看就是放了很久。 三个人蹲在地上，一张一张地翻找。单据太多了，足足有几千张，翻到中午的时候，张金刚的手指被纸张划破了，渗出血来，他随便用纸巾擦了擦，接着找。下午两点多，他突然停住了手，眼睛盯着一张单据：“就是这个！” 单据上的字迹，和银行取款单上的签名一模一样！机主姓名：谭力宏，女，白银市人，购机时间2005年10月，正是于东失踪后的不久。单据上还留着谭力宏的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码。张金刚激动得手都抖了，赶紧从公文包里拿出取款单的复印件比对，一笔一画都对得上。 他们立刻赶回白银市公安局，通过身份证号码查询谭力宏的信息。屏幕上跳出的照片让张金刚倒吸一口凉气，照片上的女人，和丁宝描述的“小月”、技术科画的模拟画像，几乎一模一样！“就是她！”张金刚一拍桌子，“查她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有犯罪前科的同伙！” 白银市局刑侦支队三大队的副大队长段志强凑过来看了一眼，突然说：“这个女人我认识，被我们抓过！”他告诉张金刚，上世纪90年代初，谭力宏和她的男朋友因为一起伤害案被兰州城关分局抓过，两人趁警察不注意，用哑铃袭击了警员，然后逃跑了。半年后，谭力宏偷偷回白银，被他带人抓了正着，最终因包庇罪被判了6年。 “她出狱后没什么固定工作，在兰州和白银之间晃荡，喜欢打牌，经常泡在棋牌室里。”段志强补充道，“她男朋友被判了无期徒刑，后来提前出狱了，两人还在一起过一段时间，但没多久就分开了，听说闹得挺僵的。” 张金刚眼前一亮，谭力宏有犯罪前科，还敢袭警，说明她胆子大、心狠手辣，符合犯罪团伙骨干的特征。他让段志强通过亲戚联系谭力宏的姐姐，打听她的下落。很快，消息传了回来：谭力宏目前在兰州，用的还是单据上的那个手机号，经常在七里河区活动。 2006年8月15号，张金刚带着侦查员返回兰州，向专案组汇报了情况。专案组决定，不急于抓捕谭力宏，先摸清她的社会关系，找出整个犯罪团伙的成员。通过对谭力宏的跟踪和监控，警方发现她经常和一个叫王立波的男人在一起，两人住在一起，出入都很隐蔽。此外，谭力宏还和两个男人有频繁联系，一个叫张仁虎，一个叫吕振宇。 “这个团伙至少有四五个人，谭力宏负责引诱受害者，王立波、张仁虎等人负责动手。”李斌在案情分析会上说，“他们有反侦察意识，行踪不定，很可能有犯罪前科。我们要先确定他们的落脚点，然后一网打尽。” 侦查员们分成几组，24小时跟踪谭力宏和她的同伙。8月21号，一组侦查员在七里河区机床厂家属区发现了张仁虎的踪迹，确认他就住在这个家属区的一栋楼房里，但具体的楼层和房间还不清楚。8月25号，专案组得到消息，张仁虎要去建兰路市场办事，李斌立刻决定：先抓张仁虎，顺藤摸瓜。 中午1点多，建兰路市场人来人往，张仁虎穿着一件褐色夹克衫，戴着大墨镜，东张西望地走进了一家电话聊吧。侦查员们在外面埋伏着，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没过多久，张仁虎出来了，穿过西津西路，走向公交站台，跳上了一辆116路公交车。一名侦查员立刻跟了上去，其他人开车在后面跟着。 公交车开到城关区，张仁虎下了车，又换乘另一辆公交车返回七里河，回到了建兰路市场。他进了一家小杂货铺，拿起电话准备拨号。就在他低头的一瞬间，两名侦查员突然冲了过去，一个捂住他的嘴，一个反拧住他的手腕，“咔嚓”一声戴上了手铐。张仁虎挣扎了几下，看清是警察，瞬间蔫了，嘴里嘟囔着：“你们……你们没给我机会……” 把张仁虎带回支队审讯，他却什么都不说，只是低着头沉默。李斌知道，张仁虎是在等同伙的消息，必须尽快找到他们的落脚点。他带着人赶到七里河机床厂家属区，联系了埋伏在附近的女侦查员赵玉萍：“里面有动静吗？”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没有，房门从早上就关着，没见人出来。”赵玉萍的声音压得很低。李斌看了看表，已经晚上6点多了，正是下班回家的高峰期，楼道里人来人往，正好是行动的好时机。“扮成搬家工人，敲门。”他对两名侦查员说，“就说楼下漏水，要进去看看。” 两名侦查员换上搬运工的衣服，拿着工具敲响了302室的门。“谁啊？”屋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正是谭力宏。“我们是楼下搬家的，楼上漏水，麻烦开下门看看。”侦查员回答。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条缝，谭力宏探出头来：“我们家没漏水啊。” 就在门打开的瞬间，隐藏在后面的刘桑杰副大队长突然冲了上去，一把顶住谭力宏的腰：“警察！不许动！”谭力宏吓得脸色惨白，刚要喊，就被刘桑杰捂住了嘴。李斌带着人立刻冲进屋里，里屋的王立波和吕振宇刚反应过来，就被扑倒在地，戴上了手铐。 “其他人呢？还有谁？”李斌厉声问谭力宏。谭力宏哆哆嗦嗦地说：“就……就我们三个，还有张仁猛和刘东英，张仁猛是张仁虎的哥哥，开出租车的，刘东英喜欢下棋，不知道在哪……” 侦查员在屋里进行了搜查，找到了一支上膛的仿六四手枪、10发子弹和两把匕首，还有几张受害者的银行卡和身份证。他们把谭力宏、王立波、吕振宇带回支队，同时加大了对张仁猛和刘东英的排查力度。 回到支队后，李斌亲自审讯张仁虎。听说谭力宏他们也被抓了，张仁虎的心理防线崩溃了，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都是我哥干的，跟我没关系……”他交代，张仁猛是团伙的老大，所有的案子都是张仁猛策划的，他只是负责跑腿，没亲手杀过人。他还交代了张仁猛开的出租车牌号，甘A·T2356，是兰州南浔出租汽车公司的车。 此时已经是凌晨12点半，李斌立刻带着人赶到兰州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坐镇指挥抓捕张仁猛。张仁猛比张仁虎更凶残，身上有血案，还带着枪，一旦发现被警察盯上，很可能会鱼死网破。交通治安分局的民警对出租车司机的活动规律很熟悉：这个时间段，夜班司机一般会在火车站、夜市、娱乐场所附近扎堆。 “重点查西站夜市，那里小吃多，司机喜欢去那吃夜宵。”交通治安分局的周建警官说。他换上便装，假装成吃夜宵的客人，走进夜市。刚走了几步，就看见一辆车牌号为甘A·T2356的出租车停在路边，一个高高壮壮的男人正坐在炒面摊前吃面——正是张仁猛。 周建不动声色地走到旁边，用手机发了条信息。很快，李斌带着侦查员们围了过来。张仁猛刚吃完面，站起来走向出租车，周建立刻迎上去：“师傅，走吗？”“走啊。”张仁猛打开驾驶室的门，坐了进去。周建拉开车门，坐在副驾驶上：“去城关区。” 就在张仁猛发动汽车的瞬间，周围的侦查员们一下子冲了上来，拉开车门，一把将他摁在座位上。张仁猛拼命挣扎，手伸向怀里，那里藏着一支手枪。侦查员们死死按住他的手，“咔嚓”一声戴上手铐，从他怀里搜出了那支上膛的仿六四手枪。 “你们放开我！我是良民！”张仁猛嘶吼着。李斌冷笑一声：“良民？于东、刘成的账，我们慢慢跟你算。”把张仁猛带回支队后，他还在狡辩，直到看到张仁虎、谭力宏他们，才彻底蔫了，嘴里反复说着：“我交代，我全都交代……” 剩下的最后一个嫌疑人是刘东英。根据张仁虎的交代，刘东英没有固定工作，喜欢在街边下棋。8月26号下午，侦查员在七里河野猪湾的一个居民楼院子里，发现了正在棋摊上下棋的刘东英。李斌走过去，站在他身后看了一会儿，突然说：“老刘，这步棋你走错了，怎么摆都是死路。” 刘东英一愣，回头一看是警察，手里的棋子“啪嗒”掉在地上。“你……你们怎么找到我的？”他脸色惨白。李斌笑着说：“想找你，总能找到。跟我们走一趟吧。”刘东英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支递给李斌：“能让我再下完这盘吗？”李斌摇了摇头：“你的棋已经下完了。” 至此，以张仁猛为首的犯罪团伙6名成员全部落网。这个团伙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犯下了9起命案，抢劫、盗窃多起，涉案金额数十万元。随着审讯的深入，这个团伙的罪恶过往被一一揭开。 张仁猛、张仁虎兄弟是兰州机床厂的子弟，从小就跟着一群狐朋狗友瞎混。张仁猛好赌，把父母留下的诊所都输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2004年12月，他召集了张仁虎、王立波、吕振宇、刘东英等人，在一个出租屋里摆了桌酒席，杀了一只公鸡，歃血为盟，成立了这个犯罪团伙。 “要干就干大事，偷鸡摸狗没出息。”张仁猛在酒桌上说，“咱们要让每个人手上都沾血，这样才不会有人出卖兄弟。”他的想法很恶毒：让每个成员都背负命案，就相当于把他们的命运绑在一起，谁也不敢背叛。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2005年1月14号，兰州下着大雪，张仁猛带着王立波、刘东英、吕振宇，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将司机杀害后，把尸体扔进了黄河，抢走了车上的几百块钱和手机。这是他们犯下的第一起命案，也是从这一天起，他们彻底踏上了不归路。 王立波是团伙里的“技术骨干”，之前因为盗窃被判过刑，有反侦察经验。他认识谭力宏后，被谭力宏的“敢作敢为”吸引，两人很快同居。谭力宏出狱后没有固定工作，得知王立波在干“大事”，主动要求加入。张仁猛一开始不同意，觉得女人碍事，但听王立波说谭力宏有袭警前科，胆子大，才答应让她入伙，还让她交了4000块钱的“入伙费”。 谭力宏的加入，让团伙的作案手段升级了。她利用自己的外貌优势，在网上和报刊上发布征婚广告，引诱单身男性上钩。于东就是被她以“如烟”的网名引诱的，一开始是张仁猛冒充“如烟”和于东聊天，摸清他的底细后，再由谭力宏和他视频、见面，将他骗到出租屋里杀害。 “于东太老实了，一骗就上钩。”谭力宏在审讯中交代，“我们把他带到出租屋，张仁猛就带人冲出来，把他绑起来，逼他给家里打电话要钱。钱到账后，张仁猛就用绳子把他勒死了，装进箱子里扔到了消防井里。” 刘成的遭遇和于东相似。谭力宏在聊天室里以“喝醉了”为借口，引诱刘成上钩，见面后将他骗到出租屋杀害，抢走了他身上的2万多块钱。他们之所以选择将尸体扔进黄河或抛在偏僻的地方，就是为了给警方制造麻烦，拖延破案时间。 这个团伙内部矛盾重重。张仁猛自私、残暴，每次抢到钱都自己先挥霍，只给其他成员分一点。2006年年初，因为分赃不均，王立波带着谭力宏、吕振宇离开了团伙，单独作案。后来因为缺钱，又被张仁猛请了回来。但矛盾并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深，最终因为刘成案的线索暴露，被警方一网打尽。 2008年6月10号，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于东的父亲拿着儿子的照片，哭得撕心裂肺；陈大姐看着张仁猛等人，眼神里充满了仇恨。最终，法院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判处张仁猛、张仁虎、谭力宏、王立波、吕振宇、刘东英6人死刑。 一审判决后，除了刘东英，其他人都提出了上诉。2009年8月6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0年3月4号，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6名犯罪分子被执行注射死刑。 行刑前，张仁猛终于露出了后悔的神色：“我对不起那些受害者，对不起我的父母……”但后悔已经晚了，他的罪恶已经无法弥补。而丁宝得知“小月”的真实身份后，震惊了很久，他说：“我从来没想过，那么温柔的女人，会是杀人凶手。” 案件结束后，张金刚去看过丁宝，告诉他：“以后交朋友要小心，尤其是在网上，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丁宝点了点头：“我记住了，张警官，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喜欢大案纪实録请大家收藏：()大案纪实録更新速度全网最快。 第155章 血色淘金 黑龙江的冬天，多数时候都被铅灰色的雪裹得严严实实，可在东南部的东宁县，却能寻着几分不一样的温润。 这里背倚长白山余脉，绥芬河穿城而过，即便是隆冬，河岸也常有不冻的水汽氤氲，于是得了个“塞北小江南”的美名。只是这美名背后，在九十年代中俄边境贸易的狂潮里，曾滋生出一段沾满同胞血泪的黑暗过往。 东宁的东边，就是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国境线在地图上是一道细线，在现实里却串起了两国民众的生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去俄罗斯淘金”的消息像长了翅膀，掠过东北的黑土地。那时候的说法邪乎得很：“不用带本钱，揣两把干辣椒、几尺碎布头过去，回来就能换个大金链子”“工地上搬砖都比在国内当厂长挣得多”。这些真假掺半的传言，像磁石一样吸着东宁乃至东北各地的人。 农民放下锄头，工人辞了铁饭碗，就连街边修鞋的都背着铺盖卷往口岸跑。 据后来边境管理部门的统计，那几年涌到俄罗斯的中国同胞，光登记在册的就有三十多万。他们散在俄罗斯的大小城市，乌苏里斯克、哈巴罗夫斯克、海参崴……开商贸城的、种蔬菜大棚的、包建筑工程的，还有开中医诊所、修家电甚至擦皮鞋的，只要能挣钱，什么都干。久而久之，每个城市都冒出了“中国城”，挂着中文招牌的店铺连成片，东北话、山东话混着生硬的俄语在街头飘着，成了边境线上独有的风景。 东宁县三岔口朝鲜族自治镇的郑仁浩，就是这淘金大军里的一员。1995年他动身去俄罗斯时，刚满二十七岁，皮肤晒得黝黑，手上还带着种地留下的老茧。出发前，他揣着家里卖粮凑的八千块钱，跟媳妇拍着胸脯说：“等我回来，咱就盖砖瓦房，给娃攒够大学钱。” 他去的是乌苏里斯克，一座距东宁口岸不到百公里的边境城市，当时是俄罗斯远东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郑仁浩没什么手艺，听说纺织内衣在俄罗斯好卖，就从绥芬河批发市场批了两大包秋衣秋裤，背着就过了境。为了跟俄罗斯人打交道方便，他还特意请翻译给起了个俄国名字，“一诺”，听着干脆，也图个吉利。 那时候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十个里有八个有外国名字，就像现在年轻人追美剧起英文名似的，汤姆、杰瑞随口就来。可做生意不是靠名字撑场面的。郑仁浩没做过市场调研，以为“中国制造”在俄罗斯都是香饽饽，进的内衣全是小号的，压根没考虑到俄罗斯人高大的体型；更要命的是他急着暴富，总想着“一锤子买卖”，有回甚至把掺了滑石粉的内衣当纯棉的卖，被俄罗斯顾客找上门来闹，货被掀翻在地，还被市场管理处罚了款。 就这么折腾了三年，郑仁浩不仅没挣着钱，反倒把本钱赔了个底朝天。到1998年冬天，他身上除了一件打补丁的棉袄、一双磨破底的棉鞋，连买面包的钱都没有。他蹲在乌苏里斯克商贸城的墙角，看着同胞们推着装满货物的手推车匆匆而过，嘴里哈出的白气很快消散在寒风里，心里又酸又恨。 没过几天，几个同乡找上了他。都是东宁来的，陈宝军、金虎山、申正浩，跟他一样，在俄罗斯混得灰头土脸，陈宝军倒腾木材，被俄罗斯老板骗了货款；金虎山开小饭馆，因为卫生问题被查封；申正浩修家电，最后连工具都当掉了。几个人凑在一间月租五十卢布的板房里，就着劣质伏特加，越说越憋屈。 “仁浩哥，你说咱咋办？”陈宝军灌了口酒，酒液辣得他皱眉头，“回村？我爹要是知道我赔光了家底，非打断我的腿不可。” 金虎山接话：“就是，当初出来时吹的牛，现在回去脸往哪搁？街坊邻居不得戳脊梁骨？” 郑仁浩把空酒瓶往地上一摔，玻璃碴子溅起来：“回去是没脸回了，留在这，总得有条活路。”他盯着几个同乡，眼睛在昏暗的油灯下发亮，“这乌苏里斯克，啥都不缺，就缺一个‘黄瘸子’。” 这话一出，几个人都愣住了。黄瘸子的名头，在八十年代的东北那可是响当当的，哈尔滨最大暴力团伙的头目，手下小弟上千，号称“东北贼王”，后来火遍全国的《天下无贼》里，葛优演的黎叔，原型就是他。那时候在东北混社会的，没人不知道黄瘸子的规矩：“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 陈宝军反应过来，脸都白了：“仁浩哥，你是说……要干那玩命的买卖？” “玩命才能挣钱！”郑仁浩一拍桌子，“你以为那些开大车、做批发生意的，真的是靠本事发财？他们怕不怕黑？怕不怕打？咱就在这中国人堆里找饭吃，他们报官？俄罗斯警察听得懂中国话吗？就算听懂了，能管咱中国人的事？” 他顿了顿，语气更狠：“我先去探探路，成了，咱就一起干；不成，我一个人担着。” 郑仁浩打的算盘很毒，不碰俄罗斯人，专欺负自己同胞。他知道商贸城的中国商人大多报团，但也有不少是单打独斗的小老板，胆子小，怕惹事。他挑了个卖袜子的浙江老板，揣着块砖头藏在怀里，闯进人家店里，开口就说“借”五百美元。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我跟你不熟，凭啥借你钱？”浙江老板往后退了一步，手悄悄摸向电话。 郑仁浩把砖头往柜台上一砸，瓷砖裂开一道缝：“借是给你面子，不借？你这店明天就别想开了。”他故意把棉袄拉开，露出腰上别着的水果刀（其实是吓唬人的），“我叫一诺，在乌苏里斯克，你打听打听，我说话算不算数。” 浙江老板看着他凶神恶煞的样子，又想起最近常听说有商人被抢，犹豫了半天，还是从保险柜里拿出五百美元，颤巍巍地递了过去。 当天晚上，郑仁浩把五百美元“啪”地拍在板房的桌子上，陈宝军几个人眼睛都直了。“看见没？”郑仁浩点了根烟，“这钱来得比卖内衣容易一百倍。” 几个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贪婪。陈宝军先表了态：“仁浩哥，我跟你干！”金虎山和申正浩也跟着点头。从那天起，乌苏里斯克的“一诺黑帮”，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成立了。 乌苏里斯克的中国商人，大多住在市区的几间宾馆里，142宾馆、108宾馆，还有乌苏里斯克宾馆，都是中国人开的，住起来放心。一诺黑帮的第一个“大客户”，是做服装批发生意的周老板，福建人，据说手里有上百万的货。 郑仁浩先派陈宝军去传话：“周老板，想在这安稳做生意，就得交保护费，一个月三千美元，以后没人敢找你麻烦。” 周老板当时正跟几个客户谈生意，一听就乐了：“你家老大是谁？我在这做了五年生意，从没听说过什么保护费。”他身边跟着两个保镖，都是退伍军人，身高一米九，往那一站就很有气势。 陈宝军碰了一鼻子灰，回来跟郑仁浩一说，郑仁浩火了：“给他脸了！让他知道知道，一诺的名字不是白叫的。” 他们蹲在周老板住的乌苏里斯克宾馆门口，等了三天，终于在一个晚上等到周老板独自回来。郑仁浩带着金虎山、申正浩冲上去，手里拿着钢管，不由分说就往周老板身上打。周老板想反抗，可对方人多，钢管砸在背上、腿上，疼得他直咧嘴。 “服不服？”郑仁浩用钢管指着他的头。 周老板疼得说不出话，只能点头。郑仁浩又说：“三天之内，把三千美元送到商贸城3号铺，不然下次就不是打一顿这么简单了。” 周老板被打怕了，也觉得丢人，没敢报案，对外只说“得了急病”，把货低价处理了，连夜回了国内。他这一跑，反而让一诺黑帮的名声在乌苏里斯克的中国商人圈子里传开了，“那个叫一诺的，心狠手辣，惹不起”。 1999年春节刚过，张老板从东宁来乌苏里斯克收红松子。他跟大连的商家签了十吨的合同，一斤能赚五块钱，这一趟下来，净利润能有五万多。他租了个库房，半个月就收满了货，正准备办过境手续，郑仁浩带着人就闯进来了。 库房里堆着一袋袋红松子，空气里都是松仁的清香。郑仁浩踩着麻袋走过去，拿起一袋松子掂量了掂量：“张老板，生意不错啊。” 张老板心里一紧，赶紧递烟：“这位大哥，有什么事吗？” “没事，过来跟你借点钱。”郑仁浩把烟扔在地上，用脚碾灭，“三千美元，就当给兄弟们买酒喝。你这一库房货，值个二三十万，这点钱不算多吧？” 张老板皱起眉头：“大哥，我这货是要运回国的，本钱都压在上面了，实在没闲钱。” “没闲钱？”郑仁浩笑了，笑得很阴，“那我帮你想想办法。比如，今晚一把火，把这库房烧了，你说大连的商家会不会找你赔？再比如，你这腿要是断了，还能不能回国？”他顿了顿，“你听说过周老板吧？他现在还在国内养伤呢。” 张老板浑身一哆嗦。他来之前就听说过周老板的事，只是没想到会轮到自己头上。他看着郑仁浩身后几个凶神恶煞的手下，又看了看一库房的红松子，心里天人交战，三千美元，差不多是这趟生意一半的利润，可要是不给，货没了，人也可能出事。 最终，他还是妥协了，从行李箱里拿出三千美元，递给了郑仁浩。郑仁浩接过钱，拍了拍他的肩膀：“识时务者为俊杰，以后在乌苏里斯克，报我的名字，没人敢欺负你。” 这之后，一诺黑帮就像脱缰的野马，在乌苏里斯克的中国商人圈子里横冲直撞。4月份，他们把做苹果生意的孙老板绑到乌苏里斯克宾馆904房间，轮番殴打，抢走了两千箱苹果，拉到市场上低价甩卖；6月份，又拿着几发冲锋枪子弹（是空弹壳），逼着孙老板花三千美元买下来，美其名曰“防身费”。 更嚣张的是，他们还跟当地的俄罗斯黑帮搭上了线。领头的俄罗斯人叫谢利盖，也是靠敲诈勒索为生。两伙人“强强联合”，谢利盖提供俄罗斯警方的消息，一诺黑帮负责盯着中国商人，抢来的钱五五分成。1999年6月15号，他们合伙砸开乌苏里斯克宾馆217房间，抢走了中国商人金某的两千五百美元，金某想报案，谢利盖提前跟俄罗斯警察打了招呼，最后这事不了了之。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受害者们大多选择忍气吞声，一来语言不通，报案困难；二来怕被报复，毕竟黑帮就在身边，今天报案，明天可能就被堵在小巷子里打一顿；三来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花钱消灾算了。可他们没想到，越是退让，黑帮就越是嚣张。 改变这一切的，是一个叫陈淑华的女人和一个叫卢运奇的男人。 陈淑华和丈夫在乌苏里斯克做水果蔬菜生意，儿子宋永嘉刚考上大学，趁着暑假来俄罗斯看他们。1999年6月8号早晨，陈淑华出门前反复叮嘱儿子：“别出门，这地方乱，有事给我们打电话。”宋永嘉点头答应了，抱着本书在房间里看。 傍晚五点多，陈淑华和丈夫回到108宾馆，推开门，房间里空无一人，桌上的书掉在地上，窗台上的水杯倒了，水洒了一地。陈淑华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往外跑，刚到宾馆门口，就被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拦住了。 “找儿子呢？”男人叼着烟，吐了个烟圈。 “你知道我儿子在哪？”陈淑华抓住男人的胳膊，声音都在抖。 男人从口袋里掏出宋永嘉的护照，晃了晃：“拿五千美元来赎人，不然，你就等着收尸吧。对了，我们老大叫一诺。” “一诺”两个字，像炸雷一样在陈淑华耳边响起来。她早就听说过这个黑帮头目的名字，只是没想到会找上自己家。夫妻俩急得团团转，家里只有两千美元的现金，还是准备进货的钱。他们赶紧托同乡凑钱，连夜把两千美元送了过去。 大半夜的时候，宋永嘉被送回来了。陈淑华一看，儿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流着血，胳膊上还有烟头烫伤的痕迹。“妈，他们打我，说钱不够，还要再要三千。”宋永嘉哭着说。 看着儿子受的委屈，陈淑华的火气一下子上来了。她不顾丈夫的阻拦，第二天一早就去了乌苏里斯克警察局。可她不会说俄语，只能比手画脚，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哭，俄罗斯警察皱着眉头，手里的笔半天没落下一个字。最后，一个会点中文的警察跟她说：“这是你们中国人之间的纠纷，我们管不了。” 陈淑华哭着回了宾馆，心里又气又恨，可一点办法都没有。 比陈淑华更冷静的是卢运奇。他是东宁一家外贸公司的老板，1999年5月来哈巴罗夫斯克考察投资项目。5月25号晚上六点多，他从客户公司出来，准备回宾馆，刚走到街角，就感觉有人跟着自己。他加快脚步，后面的人也加快脚步；他拐进一条小巷，后面的人也跟了进来。 “朋友，跟我们走一趟，有事跟你谈。”一个男人从阴影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根铁棍。 卢运奇心里一紧，知道遇上坏人了。他一边往后退，一边说：“我不认识你们，没什么好谈的。”趁对方不注意，他转身就跑，正好看见一辆出租车开过来，赶紧拉开车门钻了进去，“快，随便开，别让后面的人跟上。” 出租车司机是个俄罗斯老人，看他慌慌张张的样子，踩油门就跑，绕着市区转了三圈，卢运奇才敢让司机把车停在一家繁华地段的宾馆门口。他以为这样就安全了，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刚走出宾馆大门，就被那几个人堵住了。 “跑啊，怎么不跑了？”领头的人笑着说，手里把玩着一把手枪。 卢运奇想喊救命，可刚张开嘴，就被人用布堵住了嘴，强行推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停在野外的一个水坝旁边。几个人把他拖下车，不由分说就打，把他的护照、钱包、手表都抢走了。 一个小矮个把枪口塞进卢运奇的嘴里，恶狠狠地说：“我们老大叫一诺，你的命值两千美元，买不买？” 卢运奇的姐姐在哈巴罗夫斯克的中国商城开了家服装店，他只能让绑匪跟自己去姐姐店里拿钱。绑匪胆子大得很，光天化日之下押着他走进商城，当着几十个中国商人的面，从他姐姐手里接过两千美元，大摇大摆地走了。 这一次，卢运奇没忍。他找了个专业的俄语翻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下来，带着翻译一起去了警察局。这一次，俄罗斯警察终于听明白了，不是生意纠纷，是绑架勒索。他们立刻立案，把郑仁浩等人抓了起来。 可让卢运奇没想到的是，俄罗斯的法律对这类犯罪处罚很轻。郑仁浩交了一笔罚金，没过多久就被放出来了。卢运奇彻底寒了心，放弃了在俄罗斯投资的想法，连夜回了东宁。他知道，靠俄罗斯警察，根本治不了这些黑帮。 陈淑华和卢运奇回到东宁后，都去了东宁县公安局报案。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从俄罗斯回来的商人也涌到公安局，有的被抢了货款，有的被打断了腿，有的店铺被砸了，一个个泣不成声地讲述自己的遭遇。 东宁县公安局的局长王建军，看着堆积如山的报案材料，气得拍了桌子。他是土生土长的东宁人，亲眼看着东宁从一个小县城变成繁华的边贸口岸，又看着它一点点冷清下去。这一切，除了部分商人卖假货砸了招牌，更重要的是这些黑帮在俄罗斯的恶行，坏了东宁人的名声。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九十年代初，东宁的边贸有多火？那时候，绥芬河还是东宁下属的一个镇，虽然也开通了口岸，但俄罗斯人大多从绥芬河入境，再跑到东宁来做生意。东宁临街的门脸房，租金炒到了一年十万，还抢着租；边贸公司开了一千多家，跟俄罗斯客商打交道的有一两万人。 王建军还记得，那时候他在口岸执勤，经常看见俄罗斯人刚走出关口，手里的皮毛、巧克力还没摆出来，就被中国商人用牛仔裤、羽绒服换走了。有个俄罗斯老太太，每次来都背一麻袋俄罗斯套娃，一到东宁就被抢着买光，她笑着说：“东宁是我的财神爷。” 可没过几年，情况就变了。先是假货泛滥，有的鞋盒子里装着砖头，有的羽绒服里塞着玉米杆芯，有的皮衣用墨汁染色，一沾水就掉色。俄罗斯商人被骗怕了，再也不敢来东宁了。后来，一诺黑帮和杜宪古黑帮在俄罗斯的恶行传回来，俄罗斯人更害怕了：“东宁人在我们国家都这么横，去东宁做生意，会不会被抢？” 就这样，东宁的边贸越来越冷清，而绥芬河却后来居上，成了繁华的边贸城市。王建军心里清楚，不打掉这些黑帮，东宁的边贸就没希望，那些在俄罗斯受苦的同胞也没盼头。 可难题摆在面前，跨国犯罪，隔着国界线，东宁县公安局没有执法权。王建军连夜组织人手，把所有报案材料整理好，写成一份《关于打击境外暴力犯罪、维护中俄边贸正常秩序的情况报告》，亲自开车送到牡丹江市公安局。 牡丹江市公安局的领导看完报告，也很重视，但同样无奈：“我们是地市级公安局，没有跨境执法的权利。这事得报省厅，甚至公安部。” 报告一层层往上递，黑龙江省公安厅接到报告后，立刻向公安部和省政府汇报。时任黑龙江省省长的宋法棠，看完报告后批示：“必须严惩，不能让同胞在境外受委屈，不能坏了中俄边贸的名声。” 公安部很快就和俄罗斯司法部门取得了联系。经过多次会商，双方达成一致：由两国地方警务部门直接接洽，中国警方可以派人到俄罗斯境内，协助俄罗斯警方开展侦查工作。 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东宁县公安局头上。一支由1名省厅警员、2名牡丹江市局侦查员和11名东宁县局民警组成的专案组，很快组建完成。他们办的是旅游签证，带着翻译和侦查设备，悄悄踏上了前往俄罗斯的飞机。 专案组的第一站是海参崴，也就是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滨海边疆区的首府。在这里，他们和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内务局的警察碰了头。俄方很配合，给专案组的每个人都配备了配枪，还下达命令：乌苏里斯克、哈巴罗夫斯克两地的内务局，必须全力协助中国警方。 可刚一开始，取证就遇到了大麻烦。受害者们都怕报复，不敢说实话。有个来自阿城的妇女，丈夫被郑仁浩绑架过，勒索了三千五百美元。专案组找到她的时候，她刚听了两句就“砰”地把门关上了，任凭民警怎么喊，就是不开门。第二次去，民警先见到了她的女儿，小姑娘偷偷说：“我爸爸被打后，晚上总做噩梦，妈妈说不能惹那些坏人。” 还有个叫汤世明的东宁商人，被一诺黑帮敲诈了一亿卢布，几乎倾家荡产。侦查员找到他时，他蹲在地上哭：“警察同志，不是我不说，是我不敢说。那些人要是知道我告他们，我全家都得遭殃。” 专案组开会商量，最后决定两条腿走路：一条腿，由俄罗斯警察出面，以“核查护照”“登记居住信息”为由，把受害者请到警察局，然后中俄警方一起取证，这样不容易被黑帮发现；另一条腿，秘密接触受害者，承诺绝对保护他们的信息，同时告诉他们：“中国警方这次是动真格的，一定要把黑帮打掉。” 民警们还做起了“感情牌”。那个阿城妇女，民警们去了三趟，每次都带着米、面、油，跟她拉家常，讲国内扫黑的力度。最后一次，妇女看着民警冻得通红的脸，终于哭着说：“那些人把我丈夫绑在宾馆里，打了三天三夜，逼他写欠条……” 就这样，一点点地，受害者们开始敢说话了。专案组在俄罗斯一待就是一年半，从1999年夏初到2001年元旦，行程上万公里，走访了上百名受害者，终于摸清了两个黑帮的底细。 郑仁浩的一诺黑帮，核心成员有5人：郑仁浩、崔国哲、陈宝军、金虎山、申正浩，从1999年2月到2000年12月，实施绑架4起、抢劫12起、敲诈勒索10起，涉案金额35万多人民币。 哈巴罗夫斯克的杜宪古黑帮，核心成员6人：杜宪古、宋超、金凤哲、霍启林、杜法古、王贵军，从1998年4月到1999年4月，实施抢劫5起，涉案金额12万多人民币。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但已经铁证如山。接下来，就是抓捕。 专案组决定先打一诺黑帮。乌苏里斯克的内务局抽调了50多名俄罗斯警察协助，双方在乌苏里斯克宾馆的会议室里制定抓捕计划。根据情报，郑仁浩等人经常在乌苏里斯克宾馆904房间活动，这里既是他们的据点，也是关押人质的地方。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就从904房间下手。”中国专案组的组长李向阳说，“一楼留两个人，防止漏网；其他人跟我上九楼。” 俄罗斯警察都表示同意，只有一个叫沙克的翻译皱着眉头：“这个时候，他们会在宾馆吗？” 一个俄罗斯警察说：“我们有确切情报，郑仁浩现在就在904房间。” 沙克“哦”了一声，下意识地摸了摸裤兜里的手机。没人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手机上快速按了几下，发了一条短信。 此时此刻，904房间里，郑仁浩正和崔国哲等人打牌。他的手机“叮”地响了一下，是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警察来了，快撤。” 郑仁浩心里一惊，立刻站起来：“走，有情况。” “怎么了？”陈宝军问。 “别问了，赶紧收拾东西。”郑仁浩一边往包里塞钱，一边说，“去海参崴，等风头过了再回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警察扑空后，肯定不会再盯着这里。” 几个人来不及多想，拎着包就从消防通道跑了。 专案组赶到904房间时，门是锁着的。俄罗斯警察用工具撬开房门，里面空无一人，桌上还放着没打完的牌，烟灰缸里的烟蒂还冒着烟。 “有人通风报信。”李向阳脸色一沉，“查，谁走漏了消息。” 线索很快就指向了沙克。这个翻译，表面上是俄罗斯警方的人，实际上是东宁朝鲜族，原名叫朴英玉。他高中毕业后就来俄罗斯做服装生意，后来因为和俄罗斯商人打架，在警察局展露了流利的俄语，被聘为翻译。他还跟俄罗斯警方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帮他加入俄罗斯国籍，二是允许他继续经商。 朴英玉贪心不足，觉得翻译的工资太低。郑仁浩找到他时，许诺给他貂皮大衣和别墅，让他帮忙盯着警方的动静。第一次，有商人报案，朴英玉把“敲诈勒索”翻译成“债务纠纷”，帮郑仁浩的手下脱了罪。郑仁浩真的送了他一件貂皮大衣，朴英玉穿上后，觉得特别风光，从此就成了黑帮的“内线”。 这次通风报信，也是朴英玉干的。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专案组早就盯上了他。 郑仁浩等人逃到了友谊宾馆，这是乌苏里斯克最“豪华”的宾馆，有九层楼，房间里有24小时热水。他们登记入住后，崔国哲问：“大哥，接下来怎么办？” “先住几天，看看情况。”郑仁浩靠在床头，“沙克会给我们报信的。” 他们不知道，专案组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李向阳决定将计就计，故意放出消息，说警方要去蔬菜基地抓捕郑仁浩，同时提出：“按照中国的办案习惯，行动前要收缴所有参与人员的通讯工具，防止走漏消息。” 沙克心里咯噔一下，他刚跟郑仁浩联系过，知道郑仁浩不在蔬菜基地。但他不敢反对，只能把手机交了上去。 专案组一边假装准备去蔬菜基地，一边安排一名民警“生病”，留在友谊宾馆“休养”。这个民警的任务，就是盯着郑仁浩等人的动向。他发现，郑仁浩几个人晚上经常去宾馆的地下室赌博，还找过舞厅的舞女。 民警找到一个跟郑仁浩接触过的舞女，这个舞女会点中文。民警给了她100卢布，舞女才说实话：“那个叫一诺的男人，跟他手下说‘条子走了，回老地方’，我听见了。” “老地方”就是乌苏里斯克宾馆。李向阳立刻下令：“行动，包围乌苏里斯克宾馆。” 这一次，沙克没有手机，没法通风报信。郑仁浩的手下都在房间里待着，等着郑仁浩回来请他们“乐呵”。郑仁浩呢？他去踩点了，他在宾馆大堂听见两个商人聊天，说有个叫张志佑的中国人，要盘下乌苏里斯克最大的鸿运来照相馆，手里有上百万的资金。郑仁浩动了心，想去看看地形，准备绑架张志佑。 等他和崔国哲开车回到乌苏里斯克宾馆门口，就看见门口停着几辆警车，心里暗道不好。他赶紧给宾馆服务台打电话，假装是警察局的人：“我找正在执行任务的警察。” 服务台的人说：“好多警察在九楼，您找哪一位？” 郑仁浩挂了电话，一脚油门踩到底，跟崔国哲一起跑了。 宾馆里的陈宝军、金虎山等人，被中俄警方抓了个正着。可首犯郑仁浩和崔国哲漏网了，这成了专案组的一块心病。 郑仁浩和崔国哲躲在野外的一个小木屋的里，日子过得提心吊胆。他们不敢住宾馆，不敢去人多的地方，只能靠沙克给他们送吃的和消息。沙克这时候也后悔了，他知道自己早晚要暴露，想摆脱郑仁浩，可郑仁浩威胁他：“你要是敢出卖我，我就把你帮我通风报信的事说出去，让你吃枪子。” 沙克思来想去，觉得只有除掉郑仁浩，自己才能安全。他给郑仁浩打电话：“大哥，有要事面谈，到我的别墅来，绝对安全。” 郑仁浩也想跟沙克谈谈，一是要好处费，二是想知道被抓的手下的情况。他跟崔国哲说：“你在外边等着，我进去看看，有情况就开枪。”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沙克的别墅离市区有五公里，周围很偏。郑仁浩进去后，先把别墅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埋伏，才在沙发上坐下来。沙克给了他两万美元：“这是你的奖金，以后有消息我再通知你。” 沙克一边跟郑仁浩聊天，一边琢磨着怎么动手。他把枪藏在冰箱里，借口拿啤酒，左手抓枪，右手拿啤酒，一转身就朝郑仁浩开枪。可他是左撇子，枪法又差，只打中了郑仁浩的右肩膀。 郑仁浩疼得大叫一声，从腰里掏出枪，对着沙克连开几枪。沙克倒在血泊里，手里的刀还没扔出去。 就在这时，别墅的门被撞开了，中俄警方冲了进来。原来，专案组早就监控了沙克的别墅，沙克和郑仁浩一进门，民警就围了上来。 郑仁浩看着对准自己的枪口，知道跑不掉了，把枪扔在地上，举起了手。 解决了一诺黑帮，专案组马不停蹄地赶往哈巴罗夫斯克，抓捕杜宪古黑帮。 杜宪古也是东宁人，37岁，原本是三岔口镇的农民。1997年，他看着同乡去俄罗斯挣钱，也动了心，投奔在哈巴罗夫斯克做蔬菜生意的姐姐。一开始，他在姐姐的菜库里干活，后来自己开了家豆腐店，俄罗斯人没吃过豆腐，中国商人又多，他的豆腐店生意很红火。 可1998年，卢布大幅贬值，杜宪古的豆腐店也撑不下去了。他看着那些开大车的商人挣大钱，心里不平衡，就跟弟弟杜法古、表弟霍启林，还有认识的金凤哲、宋超等人商量：“咱也别干小买卖了，抢！”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卖鱼的老乡李永振。李永振在哈巴罗夫斯克做鱼生意好几年，攒了不少钱。1998年4月29号晚上，杜宪古带着人闯进李永振的家，把俄罗斯房东捆起来，等着李永振回来。 李永振一家人刚进门，就被枪口顶住了头。杜宪古说：“把钱交出来，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李永振没办法，只能把4500万卢布和一块瑞士金表交了出去。 这笔钱，比杜宪古开豆腐店一年挣的还多。他尝到了甜头，干脆组建了黑帮，立下规矩：“听我的话，有钱一起花；不听我的话，打断腿。” 他们在哈巴罗夫斯克为非作歹，抢劫、敲诈，无恶不作。1998年5月，他们砍伤了做蔬菜生意的金昌，抢走500美元；1999年2月，他们闯进商人田某的家，抢走3000美元和2800万卢布…… 专案组到了哈巴罗夫斯克后，吸取了之前的教训，特意从国内请了专业的俄语翻译，没再用当地的翻译。他们摸清了杜宪古的老巢，就是他之前开的豆腐坊，这里既是策划犯罪的地方，也是分赃的地方。 可杜宪古很狡猾，进出都走豆腐坊的后门，后门贴着一道“平安符”，是他从东宁一个算卦的手里求来的，说能“保出入平安”。他还跟对面的俄罗斯老太太打好了招呼，让她帮忙盯着，如果有生人来，就给她打电话。 专案组第一次抓捕时，杜宪古的姐姐把窗台上的君子兰搬了下来，这是杜宪古跟她约定的暗号，有危险就把花搬下来。俄罗斯老太太看见后，立刻给杜宪古打了电话，杜宪古带着人从后门跑了，钻进了一片小树林。 李向阳决定再用一次“引蛇出洞”的计策。他让民警假扮成一诺黑帮的人，找到杜宪古的姐姐：“我们是乌苏里斯克来的，找杜宪古，他欠我们钱。” 杜宪古的姐姐不信：“我弟弟不可能欠别人钱。” 民警说：“我们老大叫一诺，你弟弟肯定认识。让他准备1亿卢布，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杜宪古的姐姐慌了，赶紧给杜宪古打电话。杜宪古听说过一诺的名声，心里犯嘀咕：“一诺怎么跑到哈巴罗夫斯克来了？”他想探探虚实，就派金凤哲去跟“一诺的人”见面。 金凤哲到了约定的酒吧，看见几个“黑帮分子”正在喝酒，说话凶神恶煞的，真的以为他们是一诺的人。他回去跟杜宪古说：“是真的，他们要1亿卢布，还说要在哈巴罗夫斯克开地盘。” 杜宪古不想交这笔钱，又怕一诺的黑帮真的来抢地盘，决定亲自去谈判。他跟手下说：“带上家伙，要是谈不拢，就跟他们拼了。” 就在这时，专案组接到消息：一诺黑帮的崔国哲，逃到了哈巴罗夫斯克，想投奔杜宪古。李向阳立刻下令：“先抓崔国哲，再抓杜宪古。” 民警在一家宾馆里抓住了崔国哲，他正准备给杜宪古打电话。紧接着，在杜宪古和“一诺的人”约定见面的酒吧里，杜宪古和他的手下被一网打尽。 到2000年12月30号，两个黑帮的最后一名涉案嫌疑人也被抓获。可新的难题又来了——引渡。这些人是在俄罗斯犯罪的，俄罗斯法律和中国法律不一样，怎么把他们带回中国受审？ 黑帮成员的家属也在运作，想让他们在俄罗斯受审，因为俄罗斯对黑帮犯罪的处罚比中国轻。可中国警方认为，这些人都是中国国籍，侵害的是中国公民的利益，必须接受中国法律的严惩。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中俄双方进行了多次高层磋商，终于在2002年达成一致：俄罗斯同意将郑仁浩、杜宪古等11名主要成员引渡回中国。 2002年6月17号，东宁口岸人山人海。当郑仁浩、杜宪古等人被押解着走出口岸时，等着过关的商人们都沸腾了：“一诺被抓了！”“真是他！”有人激动得哭了，说：“这下好了，再也不用怕了。” 2002年9月12号，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东宁县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受害者们一个个出庭作证，讲述自己的遭遇。郑仁浩低着头，不敢看他们。 9月20号，一审判决下来了：郑仁浩、崔国哲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杜宪古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8名犯罪分子，分别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不等。 郑仁浩等人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2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郑仁浩、崔国哲的死刑。 行刑那天，东宁县的很多商人都去了刑场附近，不是为了看热闹，而是为了亲眼看到正义得到伸张。当枪声响起时，有人流下了眼泪。 这眼泪，是为了那些在俄罗斯受苦的同胞，也是为了东宁边贸的重生。 后来，东宁的边贸慢慢恢复了元气。假货少了，治安好了，俄罗斯商人又开始来东宁做生意了。 喜欢大案纪实録请大家收藏：()大案纪实録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