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那些事儿》


 第164章 大西洋壁垒

    上一回我们说到，随着1943年“黑色五月”的到来，邓尼茨元帅和他的“灰色狼群”，在大西洋上遭遇了雪崩式的惨败。盟军凭借着情报、科技和空中力量的系统性优势，一举击溃了U艇部队，赢得了这场决定战争走向的绞杀与反绞杀之战。


    大西洋上的狼群被肃清了，其战略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意味着，从北美大陆出发的、满载着百万大军和如山物资的运输船队，终于可以相对安全地横渡大西洋，在英国集结。它意味着，那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即将决定法西斯德国最终命运的登陆作战，其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已经达成。


    现在，是时候把镜头，对准英吉利海峡对岸，那片被纳粹铁蹄蹂躏了4年多的欧洲大陆了。


    说起“霸王”行动，我们就必须先说说它的对手——那道沿着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海岸线，理论上应该绵延数千公里的超级防线。它的总设计师，阿道夫·希特勒，给它起了一个听起来就霸气十足、坚不可摧的名字：“大西洋壁垒”。


    咱们之前讲过，自从德国空军在不列颠空战中折戟沉沙，跨海登陆英国的“海狮计划”破产之后，希特勒就把他全部的赌注，都押在了东线，发动了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


    按照咱们这位元首的设想，苏联不过是个“泥足巨人”，最多三个月，就能将其彻底征服。然后抢占苏联丰厚的资源，在集中精力对付孤悬海外的英国。但事实证明，他严重低估了这头北极熊的抗击打能力。以前那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德军，第一次在莫斯科的冰天雪地里，吃了大瘪。


    在一段希特勒唯一流传下来的会议录音中（1942年6月，他会见芬兰元帅曼纳海姆时被偷偷录下），我们能听到，这位元首用一种异常平和、甚至有些无奈的语气，亲口承认，他“完全、彻底地低估了”苏联的战争潜力和军事储备。


    东线战场，成了一个无底洞，一个不断吞噬德军兵员和装备的血肉磨坊。这迫使希特勒，不得不重新审视他那条漫长的西线海岸。他必须防着随时可能从背后捅自己一刀的英国人，以及他们背后那个越来越强大的美国。


    于是，在1942年3月，希特勒发布了他的第40号元首指令。一项宏伟到近乎疯狂的超级工程，就此诞生——大西洋壁垒。


    在纳粹的宣传机器里，这是一道从挪威北角一直延伸到法西边境的、由钢铁与混凝土浇筑的、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它是“欧洲堡垒”最坚固的盾牌，旨在将任何胆敢踏上欧洲大陆的盟军部队，碾碎在滩头之上。当时的宣传海报上，描绘着口径骇人的巨型海岸炮、如蜂巢般密不透风的碉堡群，以及严阵以待、目光坚毅的德军士兵，向全世界高调宣告着第三帝国的决心与力量。


    然而，在这层由宣传构筑的华丽外衣之下，现实，却是一个充满了妥协、漏洞和黑色幽默的、完全不同的故事。


    首先，大西洋壁垒的建设本身，就是一场对德国战争资源的豪赌。它像一头贪婪的巨兽，吞噬了惊人的1700万立方米混凝土和120万吨钢材。这是什么概念？这些宝贵的资源，如果用在东线，足以制造出成千上万辆虎式坦克和斯图卡轰炸机，去应对苏联红军那潮水般的猛烈攻势。可以说，西墙的每一寸加固，都意味着东线的一次削弱。


    这项工程的背后，是数十万劳工的血汗。当时的维希法国傀儡政权，被迫征召了约60万名法国工人。他们与来自其他被占领国的劳工一起，在德国臭名昭着的托特组织的严酷监督下，日以继夜地劳作。对当地人而言，这道壁垒不仅是一座军事设施，更是压迫与屈辱的永恒象征。当然，也有一些当地的承包商，从中渔利，与德国人形成了复杂的共生与对立关系。


    更致命的是，这道所谓的“壁垒”，实际上充满了巨大的漏洞，强度极不均衡。它不是一条连贯的防线，而更像是一串珍珠项链，有些珍珠很大很亮，但珍珠之间，只有脆弱的线连着。


    在那些被德军高层，包括希特勒本人，视为最可能登陆点的关键港口，比如瑟堡、布洛涅，尤其是与英国隔海相望、距离最近的加莱海峡地区，防御工事确实堪称坚固。那里部署了口径超过280毫米的巨型火炮，构筑了层层叠叠的碉堡和反坦克壕，并驻扎了数以万计的重兵。


    但在这些重点区域之间，那漫长到令人绝望的海岸线上，防御却异常薄弱。许多地段的工事，直到1944年6月6日盟军登陆的那一天，都远未完工。就连被希特勒寄予厚望、派去加固防线的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在1944年初视察完防线后，也给出了一个悲观到极点的评估：在许多关键区域，防线的完工程度，仅仅只有18%。


    就在德国人忙于构筑这座庞大而又残缺的堡垒时，一个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已经为它的最终命运，提前埋下了伏笔。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1942年，一位名叫雷内·杜歇的法国抵抗组织特工，以一个普通油漆工的身份作掩护，成功地潜入到了德军在诺曼底地区的建筑工地。他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近乎天才的记忆力，居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整套大西洋壁垒的设计蓝图，深深地刻在了自己的脑子里。这份包含了所有主要防御工事、火力点配置、碉堡结构细节的珍贵情报，被他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抵抗组织，交到了远在伦敦的盟军手中。


    从那一刻起，这座在宣传中无懈可击的堡垒，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战略地图上，其所有的强点、弱点、命门和罩门，都已一览无余，再无秘密可言。


    最终，大西洋壁垒，陷入了它自己制造的“宣传陷阱”。纳粹政权是如此卖力地鼓吹它的坚不可摧，以至于德国最高统帅部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相信了自己编造的神话，滋生了一种危险的、致命的自满情绪。他们将最精锐的部队和最多的资源，投入到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加莱地区，却在潜意识里，忽视了那些看似次要的、漫长的海岸线。


    这种心理上的依赖，使得当盟军最终从他们意想不到的地方——诺曼底——撕开防线时，其造成的心理冲击，远比物理上的突破，更为致命。


    此外，这座堡垒的根基，从一开始就是不稳的。为了弥补在东线战场那恐怖的兵员消耗，驻守在西线的德军部队，成分极其复杂。在总计约95万的兵力中，有相当一部分师团，是由所谓的“东方部队”组成的。


    这些士兵，大多是被俘的苏联红军战俘，或是来自东欧各个被占领区的强制征召人员。他们被配发德式的军服，拿着德国的武器，却怀着迥异的心思。他们的训练水平低下，装备也往往是德军淘汰下来的二流货色。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纳粹德国，没有一丝一毫的忠诚可言，根本缺乏为希特勒卖命的战斗意志。让他们去守卫一道号称“千年永固”的防线，无异于将沙土，作为万丈高楼的地基。


    当真正的考验来临时，这座建立在浮夸的宣传、残酷的强制劳动和不可靠的兵员之上的堡垒，其轰然崩塌，几乎是注定的。


    在那些看似坚固的混凝土工事背后，德军西线指挥体系的内部，存在着一道更深、更致命的裂痕。这道裂痕，源于两位德高望重的陆军元帅之间，根本性的战略分歧。


    这道裂痕的一边，是西线总司令伦德施泰特元帅。


    另一边，是B集团军群司令隆美尔元帅。


    他们的争论，不仅仅是战术层面的不同见解，更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战争哲学。而这种在最高层无法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德军在诺曼底的防御体系，陷入了灾难性的瘫痪。


    先说伦德施泰特。这是一位典型的、旧派的普鲁士传统军事贵族，一辈子都在军中打滚，身经百战，思想深邃，但也略显保守。他抽着雪茄，看着地图，对希特勒那个劳民伤财的“大西洋壁垒”，打心眼儿里就瞧不上。在他看来，这玩意儿充其量，就是一场大规模的“虚张声势”。


    这位老元帅，信奉的是战争的艺术在于“机动作战”。他坚信，正确的打法，应该是诱敌深入。放任盟军在海滩上，付出惨重的代价，建立一个初步的、不稳固的立足点。然后，在远离盟军海军舰炮那恐怖的有效射程之外，德军集结强大的、机动的装甲预备队，像一把铁锤一样，发动一次雷霆万钧的决定性反击，将那些立足未稳的盟军，一举砸回海里去。


    这是一种经典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纵深防御策略，也是德国陆军自古以来就引以为傲的“运动战”思想的体现。


    然而，隆美尔，这位以在北非沙漠中，指挥装甲部队神出鬼没而闻名于世的“沙漠之狐”，却从他在非洲的惨痛失败中，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血的教训。


    他亲身体会过，在盟军掌握了绝对的制空权之后，任何大规模的地面机动，都无异于自杀。他太清楚了，一旦盟军的飞机，像一群愤怒的黄蜂一样，布满了天空，德军的坦克部队，甚至都无法在白天，从集结地开到前线，就会被那些呼啸而下的战斗轰炸机，像敲罐头一样，一辆一辆地摧毁在路上。


    因此，隆美尔固执地认为，决战，必须在海滩上打响！而且，必须在登陆的最初24小时内，就分出胜负！他有一句名言：“对盟军来说，登陆的第一天将是最长的一天，对我们来说，也是。”


    他主张，应该将宝贵的装甲师，尽可能地靠前部署，就隐藏在海岸线后方几公里的地方。以便在盟军登陆的第一时间，就立刻发起反击，趁着他们最混乱、最脆弱的时刻，将他们消灭在水际滩头，根本不给他们建立滩头阵地的机会。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隆美尔一上任，就发了疯一样地，开始加强沿岸的防御。他下令布设了数百万枚地雷，在海滩上插满了成千上万根被称为“隆美尔芦笋”的、尖端绑着炸药的反滑翔机木桩，试图将整个海岸线，变成一个不留活口的死亡陷阱。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这场元帅间的争论，很快就从西线司令部，吵到了柏林的最高统帅部。然而，希特勒的介入，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情况变得一团糟。


    希特勒这个人的统治权术，一向是“分而治之”。他乐于见到自己的下属之间相互制衡，这样，最终的决定权，才能牢牢地掌握在他自己手里。他既不完全采纳伦德施泰特的纵深防御方案，也不完全支持隆美尔的滩头决战理论，而是采取了一个灾难性的“折中”方案。


    他同意，将一部分装甲师的指挥权，下放给隆美尔的B集团军群，算是安抚一下这位在前线苦干的前线将领。但同时，他又将最精锐的几个装甲师，包括战斗力最强的党卫军第一装甲军，划归自己直接控制的“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并且规定，没有他本人的亲自命令，任何人都不得调动这些部队一兵一卒！


    这个决定，直接造成了德军在西线的指挥系统，彻底瘫痪。


    现在，德军在法国的装甲主力，既没有被部署在伦德施泰特期望的、便于机动的内陆战略纵深；也没有被部署在隆美尔要求的、可以第一时间反击的沿海前沿地区。它们被尴尬地放置在了一个不前不后的中间地带。


    这使得德军的整个防御计划，失去了任何战略上的连贯性。


    最终，德军的防御体系，因其内部的深度分裂，而土崩瓦解。两位元帅的战略构想，任何一个如果被彻底地执行，或许都能给盟军造成远比历史上更大的麻烦。但希特勒的优柔寡断和对权力的病态偏执，使得德军的应对，变得迟缓、混乱，且毫无效率。


    这道指挥体系上的裂痕，远比大西洋壁垒上任何物理的缺口，都更加致命。


    现在，让我们把镜头，从防守的一方，转向进攻的一方。


    咱们之前说过，在1943年底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这三巨头，已经达成了一致：1944年5月，盟军将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


    但问题是，在哪儿登陆呢？


    这个登陆地点的选择，至关重要，它几乎直接关系到整个行动的成败。盟军的参谋们，列出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


    沙滩条件要好：必须是宽阔、平缓、沙质坚实的沙滩，能够支持重型的坦克、卡车和火炮上岸，不能是烂泥滩或者悬崖峭壁。


    港口条件：附近必须有大型深水港，以便后续源源不断地卸载物资。如果没有，那就必须找到一个适合建造“人工港”的地方。当时盟军正在秘密研发一种匪夷所思的新东西——“马尔伯里人工港”，就是把一堆巨大的混凝土沉箱和浮动码头，直接从英国拖过海峡，在滩头现场拼装成一个深水码头。这就要求登陆点的海底地形和潮汐，相对平稳。


    空军支援：登陆点必须在英国本土战斗机（如喷火、野马）的作战半径之内，以确保能够提供全天候的空中掩护，把德国空军死死地按在地上。


    补给线距离：距离英国南部的港口不能太远，要能迅速地运送兵员和物资，但又不能太近，否则会完全暴露在德军的空中打击之下。


    后续交通：登陆后，必须能方便地进入法国的公路网，便于装甲部队向内陆纵深发展，扩大战果。


    基于这些复杂的条件，盟军的地图上，出现了三个主要的候选地点：


    选项一：加莱地区


    优点：这是英吉利海峡最狭窄的地方，距离英国多佛尔港只有33公里。航程最短，补给最方便，空军支援也最给力。登陆后，可以最快速度地杀向比利时和德国的鲁尔工业区。


    缺点：优点太明显，以至于傻子都知道这里是最佳登陆点。所以，这里也恰恰是德军防御最强、兵力最集中的地方。整个地方被修得像个刺猬，硬往上冲，伤亡会惨重到无法想象。


    选项二：布列塔尼半岛


    优点：位于法国西部，拥有布雷斯特、洛里昂等好几个大型深水港。如果能拿下这里，盟军就能建立一个强大的补给基地。


    缺点：离英国太远了，超出了大多数战斗机的有效作战半径，无法提供持续的空中掩护。而且登陆后，部队会孤悬于敌后，容易被德军南北夹击。风险太大。


    选项三：诺曼底


    优点：它正好位于加莱和布列塔尼之间。航程不算最短，但也不算太远，战斗机刚好可以覆盖。滩头条件良好，潮汐也相对适中，非常适合建造“马尔伯里人工港”。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德军在这里的防御强度，远比加莱地区要弱得多。


    缺点：附近没有大型深水港（瑟堡港算一个，但防御严密），地形也比较复杂，有许多小树林和灌木篱墙，不利于装甲部队快速推进。


    在1943年的夏天，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人员们，对这三个地点，进行了无数次的反复推演、沙盘演练和情报比对。最终，他们逐步排除了前两个选项：


    布列塔尼，太远，太冒险，否决。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加莱，太硬，伤亡太大，否决。


    于是，剩下的那个“最不坏的选择”，就是诺曼底。


    然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实在是太过于复杂和庞大，原定于1944年5月的登陆计划，不得不向后推迟到了6月。


    好了，现在问题来了。既然盟军已经选定了诺曼底，那么，为了确保登陆的成功，他们就必须要做一件事：不惜一切代价，让德国人相信，他们要去登陆的地方，是加莱。


    他们必须导演一出人类战争史上规模最宏大、最复杂的战略欺骗行动，把德军的主力，尤其是那些强大的装甲师，牢牢地吸引并钉死在加莱地区。


    为什么是加莱？因为德国人打心眼儿里，就觉得盟军会去加莱。


    从地理上看：它离英国最近，补给最方便。


    从战略上看：从这里登陆，离德国本土最近。


    从历史和思维定势上看：德国人自己在1940年，就是从这个方向突破的。在德国总参谋部那些严谨的军官看来，任何一个有理性的指挥官，都会选择加莱。不走这里，才是不正常的。


    盟军要做的，就是利用并无限放大德国人的这种思维定势。


    这场史无前例的战略欺骗行动，其指挥棒，自然就交到了比猴还精的英国人手上。咱们之前在讲西西里登陆时就说过，英国人当时仅凭一具尸体（“肉馅”行动），就成功地把德军的注意力，从西西里岛，骗到了希腊和撒丁岛。


    那么这一次，面对着关系到整个战争结局的诺曼底登陆，英国人，又会想出什么样更加匪夷所思的、天马行空的办法，来把德国人，尤其是希特勒本人，骗得团团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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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5章 谎言之盾

    上一回我们说到，为了迎接盟军那场“迟早要来”的超级登陆，希特勒倾尽国力，在西欧海岸线上，构筑了一道号称坚不可摧的“大西洋壁垒”。然而，这座堡垒，在宣传上有多么宏伟，在现实中就有多么残缺。它不仅充满了物理上的漏洞，更要命的是，其内部，也早已被两位德国元帅——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之间那无法调和的战略分歧，撕开了一道致命的裂痕。


    堡垒的根基是沙土，守卫它的人心怀鬼胎，指挥它的人还在为“敌人究竟会从哪儿来”而争吵不休。可以说，德军的西线防御，就像一栋外表看起来很唬人，但内部结构已经乱套的危房。


    而现在，盟军这支技术精良、装备豪华的“拆迁队”，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动手了。他们已经选好了爆破点——诺曼底。但为了确保一击成功，他们必须先导演一出人类战争史上规模最宏大、情节最离奇、演技最精湛的战略欺骗大戏。


    这出戏的目的，就是让德国人，尤其是那位多疑的元首，死死地盯住另一个地方——加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如果说起间谍战和战略欺骗，英国人要是谦虚地自称第二，那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敢厚着脸皮说自己是第一。


    英国首相丘吉尔有一句名言，这句话，完美地概括了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夕的核心战略：“在战争时期，真相是如此宝贵，以至于它应该始终由谎言的保镖来护卫。”


    真相，就是盟军将在诺曼底登陆。


    而那个负责护卫真相的、由无数谎言组成的“保镖”，就是盟军这场规模空前的战略欺骗总计划。它的总代号，就叫“保镖行动”。


    “保镖行动”的目标，简单粗暴：把德国人彻底忽悠瘸了，让他们对盟军在欧洲西北部的主攻方向、登陆时间、以及进攻规模，产生灾难性的错误判断。而在这整个“保镖行动”中，最关键、最核心、场面也最宏大的一个组成部分，代号为“坚韧行动”。


    盟军整个“坚韧行动”的全部目的，就是让德国人觉得，这道送分题，他们答对了。


    盟军之所以能如此自信地，去编织这张弥天大谎，是因为他们手里，攥着两张德国人闻所未闻的、堪称“作弊”的王牌。


    第一张王牌，叫“超级机密”。也就是咱们上一回提到的，盟军通过设在布莱切利园的解码中心，成功破译了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后，所获得的所有情报。德国人坚信他们的密码牢不可破，所以在加密通讯里什么都敢说，从部队调动到后勤补给，从战术评估到将领抱怨，无所不谈。这意味着，盟军几乎可以像听现场直播一样，“窃听”到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思想。


    第二张王牌，叫“双十字系统”。这是一个由英国军情五处主导的反间谍计划。到1944年，他们已经成功地抓获了所有潜伏在英国的德国间谍，然后通过威逼利诱、策反洗脑，把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部变成了为盟军服务的双面间谍。而德国的情报机构“阿勃维尔”，对此一无所知，还以为自己的手下在英国干得风生水起，源源不断地给这些他们无比信任的“王牌特工”，提供着经费和指令。


    这两张王牌一结合，就创造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欺骗闭环。


    它的运作方式，堪称情报战的艺术典范：


    投食：首先，伦敦控制科的策划者们，精心构思一条虚假的、但听起来又很合理的情报。比如：一支新的美国装甲师，抵达了英格兰东南部地区。


    传递：然后，军情五处将这条情报，交给一个被德国人高度信任的双面间谍。这位间谍，会用他独特的风格，将这条假情报通过秘密无线电，发给他在马德里或里斯本的德国上线。


    窃听：德国上线收到情报后，会将其用“恩尼格玛”密码机加密，再发往柏林的海军或陆军最高统帅部。而这份发往柏林的电报，立刻就会被布莱切利园的解码员们截获并破译。


    评估：这样一来，盟军就能立刻知道：德国人收到这条假情报了吗？他们相信了吗？他们对此作何反应？他们的部队，有没有因此而调动？


    再投食：根据德国人的反应，策划者们再精确地校准他们的下一条谎言，不断地加码，添油加醋，直到德国人对“盟军主力在加莱”这个结论，坚信不移为止。


    这已经不仅仅是欺骗了，这更像是一场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的、精心操控的心理学实验。而整个德军高层，都成了这场实验中，毫不知情的参与者。


    整个行动分为南北两段。


    “坚韧行动”的南段计划，其核心，是创造一支在地球上完全不存在的、但又庞大到足以让德军胆寒的幽灵军队。这支幽灵部队，被郑重其事地命名为“美国第一集团军群” （简称FUSAG）。


    它的存在，是盟军整个欺骗战略中，场面最壮观、特效最逼真、想象力也最奔放的一幕。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这支虚构的集团军群，规模惊人。在盟军的剧本里，它号称拥有11个师，总兵力高达15万，甚至在不同的宣传口径里，被夸大到了上百万人。


    为了让这个凭空捏造的庞然大物显得更加真实，盟军的策划者们，非常鸡贼地利用了德国人已知的情报。原来，德军通过无线电侦听，早就知道了FUSAG这个部队番号的存在——它最初是美军一个真实的、但从未投入过实战的行政管理单位。盟军的导演们，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点，将这个空壳子“激活”，并赋予了它生命。


    光有番号还不够，一支王牌部队，必须得有一位令人生畏的指挥官。盟军为这支幽灵军队，选择了一位让所有德国将军一听到名字就头皮发麻的人物——乔治·巴顿将军。


    巴顿本人，也十分“敬业”地配合了这场演出。他频繁地在英格兰东南部地区公开露面，坐着吉普车，到处“检阅”他那支由空气和橡胶组成的部队，对着空无一人的田野发表演讲，进一步增强了整个骗局的可信度。


    这场为德国人量身定做的大型“实景秀”，是一场多媒体的杰作。它综合运用了视觉、听觉、无线电和人为的欺骗手段，每一个环节都经过精心设计，彼此呼应，共同构建了一个天衣无缝的假象。


    视觉欺骗：在英格兰东南部的肯特郡和埃塞克斯郡，也就是泰晤士河口、正对着加莱的地区，成片的田野和港口，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摄影棚。艺术家和好莱坞的布景师们大显身手，用橡胶制造了数百个可以充气的“谢尔曼”坦克、卡车和火炮。这些充气道具，从德国侦察机的高空视角看下去，足以以假乱真。在港口里，还漂浮着用帆布和钢管搭建起来的、惟妙惟肖的假登陆艇。为了增加真实感，士兵们还特意开着压路机，在泥地上来来回回地压出逼真的坦克履带痕迹。盟军甚至还故意放松了这一地区的防空警戒，时不时地让德国侦察机能够飞过来，拍几张照片回去交差，确保这些“证据”，能够顺利地送达希特勒的办公桌。


    听觉欺骗：光有看的还不够，一支庞大的军队，必须得有声音。为此，一支二战中最神秘的部队——“第23总部特别部队”，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幽灵军队”的部队，隆重登场了。这支部队，堪称是美军的“文工团”，其成员由艺术家、音效师、演员和设计师组成。他们与贝尔实验室的顶尖工程师合作，把坦克行军的轰鸣声、工兵架设桥梁的敲击声、士兵操练的口号声，全都录制了下来。然后，通过安装在半履带车上的大功率扬声器，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着英吉利海峡播放。这些扬声器的声音，可以传到15英里（约24公里）之外，给海峡对岸的德国监听哨，带去一种“千军万马正在集结”的错觉。


    无线电欺骗：这是代号为“水银行动”的核心部分。美国的第3103信号服务营和英国的无线电单位，通力合作，制造了海量的、足以以假乱真的虚假无线电通讯。他们模仿一个真正的集团军群，在调动和准备进攻时，会产生的所有通讯流量，每天发送数百条真假混杂的电报。这些电报，有些用复杂的密码，有些则故意用简单的明码，其内容，上至集团军司令部的“高级指令”，下至某个连队炊事班抱怨伙食的闲聊，无所不包。他们甚至还编写了详细的剧本，完整地模拟了一场两栖登陆演习的全过程，让海峡对岸那些自以为是的德国无线电监听专家们，听得如痴如醉，深信不疑。


    人为欺骗：“幽灵军队”的士兵们，同时还是这场大戏的群众演员。他们会根据任务需要，在自己的军服上，缝上FUSAG下属不同部队的假臂章，在吉普车上，喷涂上虚构的部队番号。然后，他们会成群结队地，开着车去当地的酒吧喝酒，在酒酣耳热之际，大着舌头，“不经意地”向当地的姑娘（其中可能就混有德国间谍或线人），泄露一些关于他们“部队”即将要从这里出发，去解放加莱的“机密”。


    所有这些欺骗手段，像拼图一样，环环相扣，最终形成了一个强大到无法辩驳的证据链。德国人的侦察机，看到了集结的部队；他们的监听站，听到了繁忙的通讯；他们的前线哨所，在夜里听到了坦克的轰鸣；而他们最信任的间谍网络，则从盟军内部，发回了“千头万绪、但最终指向一致”的确切情报。


    每一条信息，都指向同一个结论：盟军的主攻方向，是加莱！


    这个由无数细节编织而成的巨大幻象，成功地将德军最精锐的第15集团军，像一颗钉子一样，牢牢地钉死在了加莱地区，为诺曼底的真正成功，铺平了道路。


    就在英格兰的东南部，热火朝天地“上演”着幽灵军队大戏的同时，一场同样精心策划，但风格却截然不同的骗局，正在遥远的苏格兰，悄然展开。


    这就是“坚韧行动”的北段计划。它的目标，同样是欺骗，但欺骗的对象，和南段略有不同。它的主要目标，是让希特勒本人相信，盟军除了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从正面发动攻击外，还在策划一场规模同样庞大的南北夹击——从苏格兰出发，直取德军占领下的挪威。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这场北方骗局的核心，是另一支凭空创造出来的部队——“英国第四集团军”。


    在盟军的剧本里，这支虚构的部队，号称拥有25万兵力，其司令部，就“设在”历史悠久的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城堡。这支部队，正在苏格兰的高地上，进行着大规模的山地和寒区作战训练，其目标，就是对挪威的斯塔万格和纳尔维克等重要港口，发动一场两栖登陆。


    与“坚韧南段”那种依赖大量视觉道具的“好莱坞大片”风格不同，“坚韧北段”的欺骗手段，要微妙得多，它主要依赖于无线电欺骗。这个计划的代号，叫“斯凯行动”。


    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苏格兰那偏远崎岖的地形和阴晴不定的鬼天气，实在不适合部署大规模的充气坦克之类的道具；二来，盟军也无法保证，德国的侦察机，能频繁地飞越戒备森严的北海，对苏格兰进行有效的侦察。


    所以，让德国人“听”到一支大军的存在，就变得至关重要。


    这场“广播剧”的演出任务，由英国皇家信号兵团的第5无线电通讯组来执行。他们以极少数的人员和设备，惟妙惟肖地模拟出了一个完整集团军的、庞大的通讯网络。操作员们，在苏格兰各地之间，来回发送着虚假的无线电报文，模拟从集团军总部到下属的军、师、团各级单位之间的指挥、联络和日常通讯。


    为了让这些通讯听起来更真实，他们简直是煞费苦心。他们知道，如果所有发出的信号都异常清晰，反而会引起德国监听人员的怀疑。因此，他们使用当时最先进的美国录音设备，录下真实部队在调动和训练时的各种背景噪音，然后将这些噪音，混入他们播放的假电文中，制造出一种嘈杂而逼真的战场氛围。


    这场“广播剧”的剧本内容，也极富想象力。除了常规的军事指令，操作员们还会播报一些为这支不存在的部队“量身定制”的假新闻。比如，英国广播公司会煞有介事地，在体育节目中，播报一场专门为“英国第四集团军”举办的足球联赛的比分。或者，在寻人启事栏目中，发布一些寻找虚构士兵的信息。在伪造的通讯中，甚至还夹杂着士兵们用苏格兰口音，抱怨伙食里没有足够的威士忌的内容。这些充满了生活气息的细节，让整个骗局，显得无比真实。


    双面间谍，在“坚韧北段”中，同样扮演了关键角色。两位代号为“Mutt”和“Jeff”的挪威籍双面间谍，向他们的德国上线，发送了大量关于“第四集团军”在苏格兰集结和训练的“详细报告”。他们甚至还成功地，说服德国空军，在苏格兰的斯特拉斯贝格湖附近，进行了一次低空空投，为他们送来了新的电台和经费。这次滑稽的行动，代号为“稀饭行动”。


    这场针对挪威的欺骗，可以说是精准地利用了希特勒本人的战略偏执。希特勒一直以来，都对挪威有着一种特殊的、近乎病态的执念。他担心失去挪威，会切断从瑞典进口优质铁矿石的海上生命线，并且会让德国失去在大西洋上至关重要的潜艇基地。因此，任何关于挪威可能受到威胁的情报，都会立刻引起他的高度警惕。


    “坚韧北段”的战略成果，是惊人的。它成功地，将德国的大量精锐部队——包括多达12个师，总计约30万人的兵力——像木桩一样，牢牢地钉在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让他们去防守一个永远都不会出现的敌人。


    在后来诺曼底战役最激烈、最关键的时刻，这些本可以作为决定性预备队，投入法国战场的德军，却只能在挪威的峡湾中，徒劳地等待着。


    可以说，“坚韧北段”，以极小的代价，就在战略上，瘫痪了德军一支庞大的有生力量。它的价值，不亚于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胜利。它完美地诠释了战略欺骗的杠杆效应：用最小的支点，撬动了敌方最沉重的战略部署。


    在“坚韧行动”这台庞大而又精密的欺骗机器中，如果说充气坦克是它的躯体，虚假的电波是它的声音，那么，有一个人，就是它跳动的心脏和智慧的大脑。


    他的名字，叫胡安·普约尔·加西亚。他在盟军情报部门的代号，是“嘉宝”。


    他的故事是如此的传奇，以至于听起来，更像是一部惊悚小说，而非真实的历史。他以一人之力，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虚构的间谍帝国，并最终让阿道夫·希特勒本人，都对他的谎言，深信不疑。


    普约尔，是一个出身平凡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在战前，他甚至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养鸡场主。在经历了残酷的西班牙内战后，他对法西斯主义产生了极度的憎恶。二战爆发后，他怀着一种近乎天真的理想主义，决心要为他所钦佩的、当时正在孤军奋战的英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然而，当他三次主动联系英国驻马德里的大使馆，热情地表示，自己愿意成为一名间谍时，都遭到了英国官员礼貌而冷漠的拒绝。人家根本瞧不上他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西班牙人。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屡遭拒绝的普约尔，并没有放弃。他想出了一个堪称“曲线救国”的大胆计划：既然英国人不要我，那我就先成为一名德国间谍，干出点“成绩”来，再“跳槽”去英国，让他们看看我的价值！


    于是，他伪装成一名狂热的、亲纳粹的西班牙政府官员，成功地与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在马德里的负责人搭上了线。德国人被他那股“热情”所打动，很快就接纳了他，并给了他一个代号，叫“阿拉贝尔”。


    在接受了几天速成的间谍培训后，他带着一些隐形墨水、一本密码本和一笔经费，被德国人派往英国，任务是去那里，发展一个属于自己的间谍网络。


    然而，普约尔根本就没有去英国，而是去了葡萄牙的里斯本。


    在那里，他凭借着一本英国旅游指南、几份铁路时刻表和在电影院里看到的新闻片，开始了他那令人瞠目结舌的创作。他向德国人报告说，自己已经成功抵达英国，并发展了一个由27名下线特工组成的庞大间谍网络。


    他虚构的这些“特工”，遍布英国各地，身份各异，有码头工人、有军官、有政府秘书，甚至还有一个对红酒毫无抵抗力的、整天醉醺醺的威尔士民族主义者。他煞有介事地，向德国人发回一份又一份详尽的“情报报告”，内容从英国的部队调动，到国内的食糖配给，无所不包。


    这些报告，是如此的逼真，以至于被“超级机密”截获的英国军情五处，居然在英国本土，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搜捕行动，试图抓获这个效率高得惊人的、神秘的德国间谍网——当然，他们最后什么也没抓到，因为这些人，全都是普约尔一个人编出来的。


    最终，普约尔的惊人才华，被英国人发现了。1942年，他被秘密接到了伦敦，军情五处正式接管了他。因为他那高超的“演技”，他的上线，一位名叫汤米·哈里斯的军情五处官员，给他取了一个新的、日后将名垂青史的代号——“嘉宝”，以致敬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演员，葛丽泰·嘉宝。


    从此，在哈里斯的指导下，“嘉宝”和他那27个“幽灵”下线，开始为盟军，上演最关键的一出大戏。他们发送的情报，真假参半，不断地巩固着自己在德国人心中的信誉。比如，他曾悲痛地报告，他手下一位在利物浦的“下线”，因病去世。他甚至还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小小的讣告。德国人对此深信不疑，还成功地说服他们，为这位虚构间谍的“遗孀”，支付了一笔抚恤金。


    由于“嘉宝”的情报网络“产出”实在是太惊人了，德国情报部门每天忙于处理和分析他发回的信息，甚至都放弃了再向英国派遣其他间谍的打算。他一个人，就垄断了德国在英国的全部情报来源。


    在诺曼底登陆前后，“嘉宝”的作用，达到了神一般的顶峰。他发送了海量的电报，不断地强化FUSAG在英格兰东南部集结，准备进攻加莱的假象。


    为了维护他的信誉，盟军策划了一步险棋：让“嘉宝”在D日凌晨，向德国人“预告”诺曼底的登陆行动，但要确保这条情报，在送达时，已经为时已晚，无法改变任何事。


    6月6日凌晨3点，“嘉宝”向他在德国的无线电操作员发报，说有紧急情报。但对方，居然因为不是正常工作时间，没有按时守在电台前！直到早上8点，德军在法国的司令部，才收到了这条“紧急情报”。普约尔抓住这个机会，通过无线电，对他的德国上线大发雷霆，痛斥他们的疏忽大意，并表示“如果不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在奋斗，我早就撂挑子不干了！”


    这次“失误”，反而让德国人对他的忠诚和情报的准确性，更加深信不疑。他们觉得，是自己的失职，才错过了这条宝贵的情报，内心充满了愧疚。


    而“嘉宝”的巅峰之作，是在D日之后的6月9日。当时，德军高层对诺曼底的登陆规模，感到非常困惑。就在这时，“嘉宝”发出了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封电报。


    他向德国最高统帅部报告，他与他的整个间谍网络，经过多方核实，确认：盟军在英国本土，仍有75个师（实际上当时只有约50个）的庞大兵力！由巴顿将军指挥的FUSAG主力部队，根本未动！因此，诺曼底的登陆，显然，仅仅是一次大规模的、具有欺骗性的佯攻！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吸引德军的宝贵预备队南下，为主力部队在加莱的、真正的登陆，创造条件！


    这份情报，最终被送到了希特勒本人的办公桌上，并被他完全采信。


    它完美地解释了德军指挥官们心中所有的困惑，并迎合了他们对“主攻方向必在加莱”的预判。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德军最精锐的第15集团军，包括两个强大的装甲师和19个步兵师，被这封电报，死死地钉在了加莱地区，苦苦地等待着那支永远也不会到来的盟军“主力”。隆美尔将部队调往诺曼底的请求，被希特勒断然拒绝。甚至在诺曼底登陆后整整两个月，加莱地区的德军兵力，不减反增。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胡安·普约尔·加西亚，这位曾经的养鸡场主，凭借着他惊人的想象力和非凡的表演天赋，成功地扮演了“完美的间谍”。他不仅是欺骗信息的传递者，更是整个“坚韧行动”的叙事者。他为德国人，提供了一个他们最愿意相信的、能够解释一切矛盾现象的、合乎逻辑的故事，从而利用了他们最根本的认知偏见。


    因为他这卓越到无法形容的贡献，他成为了二战中，极少数同时获得了交战双方最高勋章的人——德国人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授予他铁十字勋章；而英国人，则授予他大英帝国员佐勋章。而德国人一直到战争结束都不知道他是英国间谍。


    他的故事，是理想主义、智慧和勇气的非凡结合，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最不可思议的篇章之一。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这“东风”，就是天气。


    一次成功的两栖登陆，需要一系列近乎苛刻的、相互矛盾的自然条件，协同作用。


    月光：空降部队需要在夜间行动，以便在敌人反应过来之前，空降到敌后，夺取关键的桥梁和路口。这就需要有月光照明，满月是最佳选择。


    潮汐：海军需要在退潮时，将登陆部队送上岸，这样，工兵们才能看清并清除德军在潮间带设置的那些致命的水下障碍物。但部队登陆后，又需要潮水尽快上涨，以便缩短他们在开阔的海滩上暴露的时间，并让后续的登陆艇，能够直接冲上岸，卸下坦克和装备。这意味着，登陆，必须在黎明前的低潮时分开始。


    天气：海面必须相对平静，风力不能过大，否则登陆艇会倾覆。天空必须晴朗，云层不能太低，以便成千上万架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能够找到目标，为地面部队提供支援。


    将所有这些条件——月相、潮汐、天气——综合起来，1944年6月的理想登陆窗口，只有寥寥几天：5日、6日和7日。


    盟军最高总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最初将D日（登陆日），定在了6月5日。


    然而，就在几十万大军整装待发、已经登船之际，大自然，却跟所有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6月4日，一场猛烈的、几十年不遇的风暴，席卷了英吉利海峡。狂风大作，巨浪滔天。在这样的天气下发动登陆，无异于一场自杀式的灾难。


    艾森豪威尔，面临着他一生中，最艰难、最孤独的抉择。


    推迟行动？这意味着，几十万已经挤在拥挤、颠簸的船舱里的士兵，要在海上多待24小时。他们的士气和体力，都将受到严重影响，晕船会让他们丧失战斗力。更重要的是，保密的风险，会急剧增加。如果错过6月的这个窗口，下一次理想的潮汐和月相，就要等到两个星期以后，而届时的天气，同样无法保证。


    决策的全部重担，最终都落在了盟军的首席气象官，一位名叫詹姆斯·斯塔格的英国皇家空军上校的肩上。


    斯塔格和他手下那支由英国、美国、加拿大三方气象专家组成的团队，承受着凡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他们的数据来源极其有限，只能依靠少数几艘冒着生命危险，在大西洋上收集数据的气象船和飞机，发回的零星报告。


    在6月4日晚那场决定命运的会议上，当窗外依旧是狂风暴雨时，斯塔格向艾森豪威尔和所有高级将领，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甚至有些冒险的预测：风暴，将在当晚达到顶峰。随后，将会有一个短暂的、大约36小时的好转期。6月6日凌晨的天气，虽然不会完美，但将是“可以接受”的。


    在南威克庄园的司令部里，艾森豪威尔沉思良久，最终做出了决定：“好的，我们行动。”。整个战争的命运，就这样押在了一次天气预报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场坏天气，让德国人彻底放松了警惕。他们的气象学家预测风暴将持续数周，因此许多德军高级指挥官离开了岗位，隆美尔甚至回到了德国为妻子庆祝生日 。当盟军的舰队在6月5日晚迎着依然汹涌的海浪启航时，他们正驶向一个因天气而毫无防备的敌人。


    于是1944年6月6日，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战，诺曼底登陆即将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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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6章 诺曼底登陆

    1944年6月6日，随着午夜的钟声敲响，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行动，开始了。


    在英格兰南部的各个机场，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空中机群——超过1200架C-47运输机和数量众多的滑翔机——轰鸣着，颤抖着，挣脱了地心引力，升入漆黑的夜空。它们的肚子里，承载着三个空降师，超过两万名伞兵和滑翔机步兵的命运。他们是刺向“欧洲堡垒”心脏的第一批、最锋利的尖刀。


    行动的第一步，由一群被称为“探路者”的精锐伞兵执行。


    凌晨0点15分，美国第101空降师的探路者们，率先从颠簸的机舱中跃出，如黑夜中的鹰隼，降落在犹他海滩后方的预定区域。他们的任务，是在一片漆黑的、充满敌意的土地上，为后续主力部队，设立并点亮导航设备，标示出准确的着陆区。


    仅仅一分钟后，在整个诺曼底战场的另一端——东翼，代号为“汤加行动”的突袭，拉开了序幕。


    0点16分，三架巨大的“霍莎”滑翔机，在夜风中，像三只沉默的、巨大的猫头鹰，悄无声息地滑翔着。它们没有引擎的轰鸣，只有空气切割帆布机翼时发出的“嘶嘶”声。机舱里，坐着英国第6空降师第2牛津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团D连的士兵。他们的目标，是两个地图上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战略上却至关重要的目标：位于贝努维尔的卡昂运河大桥，以及它旁边不远处的奥恩河大桥。


    这次突袭的指挥官，是一位名叫约翰·霍华德的少校。他出身平民，以其近乎严苛的训练和钢铁般的果敢而着称。


    得益于飞行员们那神乎其技的夜间驾驶技术，以及战前基于精确模型和航空照片进行的、无数次枯燥的演练，这次滑翔机突袭，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教科书般的成功。


    领头的一架滑翔机，以一种几乎违背物理学定律的精准度，在剧烈的撞击中，停在了距离贝努维尔大桥仅40米的地方。霍华德少校后来在他的信中写道，他的部下“表现得非常出色”，从滑翔机撞地、机头碎裂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完全按照计划进行，每一个细节，都与我们在英国演练时，一模一样。”


    士兵们从破碎的机舱中蜂拥而出，在短短15分钟的激烈交火后，这两座至关重要的大桥，便被英军完整地夺取。这次行动，为防止德军的装甲部队从东面增援，保护整个盟军登陆场的东翼安全，立下了首功。这座位于贝努维尔的桥梁，从此以第6空降师那带有飞马图案的臂章命名，成为了战争史上一个传奇的名字——“飞马桥”。


    然而，胜利的代价，是沉重的。在率队冲过大桥时，一位名叫丹·布拉泽里奇的中尉，被德军的机枪子弹击中，倒在了桥面上。他成为了诺曼底登陆战役中，第一位在敌方炮火下阵亡的盟军军官。霍华德少校后来在信中痛心地表示，他因为这次行动而获得的杰出服务勋章，本应属于牺牲的布拉泽里奇。


    就在霍华德的部队，在东翼取得辉煌战果的同时，在整个战场的西翼，他们的美国同行，却陷入了一场截然不同的境地——一场彻底的、灾难性的混乱。


    当搭载着美国第82和第101空降师的运输机群，飞越科唐坦半岛时，他们一头扎进了一片事先未预料到的、浓密厚重的云层里，同时，还遭到了地面德军猛烈的防空炮火的攻击。


    整个机群的队形，瞬间被打散。飞行员们在黑暗、炮火和混乱中，彻底迷失了方向。这导致伞兵的空投，变成了一场天女散花式的灾难。


    凌晨1点51分，搭载着第82空降师主力的大批C-47运输机，抵达了诺曼底上空。但他们的空投点，已经严重偏离了预定区域。第507和508伞兵团的士兵们，被零星地、不成建制地，撒在了梅尔德雷河沿岸一片广阔的区域里。而德国人，早已蓄意地将这片区域的田野，通过开闸放水，变成了一片片泛滥的、致命的沼泽。


    许多负重累累的美国伞兵，直接降落在了齐腰深、甚至没顶的冰冷河水和烂泥中。他们身上背着几十公斤的装备，像一块块石头一样迅速下沉，在有机会打响一枪之前，便不幸地溺亡了。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看似彻头彻尾的战术失败，却在战略层面上，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积极的效果。


    德军在诺曼底的指挥部，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不断地收到来自科唐坦半岛各个角落的、关于发现盟军伞兵的报告。这些零散的、此起彼伏的、无处不在的攻击报告，让德国的将军们，完全摸不着头脑。他们根本无法判断，盟军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他们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


    这种战略上的巨大迷惑，极大地延缓了德军的反应速度，使其无法在登陆部队立足未稳之时，组织起有效的、集中的反击。美国空降兵们在战术执行上的“失败”，反而促成了其在战略迷惑上的巨大“成功”。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当然，在西翼的混乱中，依然闪耀着英雄主义的光芒。


    第82空降师的第505伞兵团，是为数不多的、相对准确地降落在目标区域附近的部队。他们的目标，是夺取位于交通要道上的战略重镇——圣梅尔埃格利斯。


    凌晨4点，由爱德华·克劳斯少校率领的一支小分队，在激烈的巷战后，成功攻占了该镇，使其成为了法国第一个被盟军解放的城镇。


    而在这场战斗中，也诞生了最着名的个人传奇之一。第82空降师的一位名叫约翰·斯蒂尔的二等兵，他的降落伞，在空投时，不幸地被挂在了镇中心那座古老教堂的尖顶上。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只能假装已经死亡，像个布娃娃一样，无助地悬挂在半空中，眼睁睁地看着脚底下，美军和德军之间激烈的巷战。他最终被德军俘虏，但不久后，又成功地逃脱，并重新加入了战斗。直到今天，在那座教堂的尖顶上，还挂着一个伞兵的模型，以纪念这位传奇的士兵。


    就在空降兵们在内陆的黑夜中，与德军展开殊死搏斗的同时，在海上，一幅更加波澜壮阔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当夜幕开始褪去，黎明的第一缕微光，刺破英吉利海峡上空的云层时，历史上最庞大的、最令人敬畏的舰队，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7000艘舰船——从喷吐着16英寸巨炮的战列舰，到运载着几十名士兵的、渺小而脆弱的登陆艇——组成了一道望不到边际的、移动的钢铁长城。这支无与伦比的“无敌舰队”，承载着超过15万6千名盟军士兵的命运，他们即将向德军盘踞了四年的“欧洲堡垒”，发起最后的、致命的冲击。


    当地时间1944年6月6日，早上6时30分，在经历了长达数小时的大规模空中轰炸和海军舰炮的准备射击后，仅6月6日一天，盟军的出动的飞机就高达架次以上。盟军的两栖部队，开始向诺曼底的五个海滩，发起了决定性的冲击。


    这五个海滩，从西到东，分别被赋予了五个代号：犹他、奥马哈、黄金、朱诺和宝剑。而在这一天，它们分别上演了五场截然不同的战斗剧本。


    犹他海滩（美军）：美军第4步兵师在犹他海滩的登陆，堪称是五个海滩中，最幸运的一个。一股强大的海流，将他们的登陆艇，向南推移了大约1800米。这个小小的失误，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运。他们意外地，在一个防御远比预定目标薄弱得多的地区上了岸。原定的登陆点，有一个团的德军守备部队；而这个“错误”的地点，只有一个连的兵力。


    此时，一位传奇人物的领导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就是56岁的第4步兵师副师长，小西奥多·罗斯福准将——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儿子。作为当天唯一一位随第一波部队登陆的将军，他拄着拐杖，亲自在滩头上勘察了地形，在确认了部队的“错误”位置后，他没有丝毫慌乱，而是果断地做出了决定，留下了那句日后被载入史册的名言：“我们就从这儿开战吧！”


    他的镇定和果决，将一场潜在的混乱，转变成了一场高效的进攻。美军迅速压制了德军的零星抵抗，到中午时分，便与内陆的空降部队胜利会师。他们以阵亡和受伤总计仅197人的微小代价，就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稳固的滩头阵地。犹他海滩，是所有海滩中，损失最小的一个。


    奥马哈海滩（美军）：与犹他海滩的幸运形成地狱般对比的，是它旁边的奥马哈海滩。这里，后来被幸存的士兵们，用颤抖的声音，称为“血腥奥马哈”。美军第1步兵师（“大红一师”）和第29步兵师在这里，遭遇了一场近乎毁灭性的灾难。


    一系列致命的因素，在这里汇集到了一起：


    首先，盟军的情报部门，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未能充分掌握，德军精锐的、拥有东线作战经验的第352步兵师，已于3月份，从内陆调防至此，取代了原先那支战斗力较弱的第716海防师。这意味着，美军将要面对的，是一群经验丰富、训练有素、枪法精准的德军老兵。


    其次，由于D日清晨厚重的云层，盟军的航空轰炸，完全错失了目标。海滩上的德军防御工事，几乎完好无损。


    再次，汹涌的海浪，使得大部分用于支援步兵的两栖DD坦克（一种可以浮渡的谢尔曼坦克），在下水后不久，便因为防水帆布破裂而沉没。登陆部队，失去了至关重要的装甲火力支援。


    最后，奥马哈海滩独特的地形——一片开阔平坦的沙滩，其尽头，是陡峭的高地和悬崖——将登陆的士兵，完全暴露在了德军精心布置的交叉火网之下。


    当登陆艇的舱门“哐当”一声打开时，士兵们迎头撞上的，是由德军MG42机枪（被盟军士兵称为“希特勒的电锯”）、迫击炮和火炮组成的、一堵密不透风的火墙。海滩，很快就被士兵的尸体、猩红的鲜血和燃烧的装备所覆盖。第一波攻击部队，伤亡惨重。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指挥系统彻底崩溃，部队被打散，幸存者们被死死地压制在海滩的砾石滩后面，动弹不得。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远在旗舰“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的美国第一集团军司令，奥马尔·布莱德利将军，正经历着他军事生涯中最黑暗的时刻。从奥马哈海滩传来的报告，一份比一份令人绝望。面对眼前的“不可逆转的灾难”，布莱德利一度严肃地考虑了一个无法想象的选项：下令从奥马哈海滩撤退，将后续部队，转向犹他海滩或者英军的海滩。


    然而，在绝望的边缘，他选择向海军求助。这一决定，最终拯救了奥马哈。海军的驱逐舰舰长们，在卡尔顿·布莱恩特少将那“冲上去，伙计们！他们在海滩上把我们的人打惨了，我们不能再容忍了！”的怒吼命令下，冒着触雷和搁浅的巨大危险，将驱逐舰开到了离海岸线近到几乎要搁浅的距离，用舰上的5英寸主炮，对悬崖上的德军碉堡，进行近乎抵近射击的、毁灭性的猛轰。


    中午时分，第二梯队提前登陆。在海军炮火的掩护下，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自发地组织起小分队，冒着枪林弹雨，开始艰难地攀登悬崖。他们终于在德军的防线上，打开了几个缺口。德军的防御，开始崩溃。


    当天，美军在奥马哈海滩，付出了约2400人的惨重伤亡，是五个海滩中，最高的。战斗结束后，第五军军长伦纳德·杰罗少将，上岸后向布莱德利发出的电报，言简意赅地总结了海军的贡献：“感谢上帝缔造了美国海军。”


    黄金海滩（英军）：由英军第50步兵师负责攻击。这里的登陆，相对顺利。这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一系列被称为“霍巴特的滑稽战车”的特种装甲车辆的有效运用。特别是其中一种用于扫雷的“螃蟹”连枷坦克，它的车头装着一个巨大的、旋转的、挂满铁链的滚筒，像一台巨大的割草机，在前面为后续部队，硬生生地开辟出了一条安全通道。英军的水陆两栖坦克，也被登陆舰直接送上了海滩，避免了在奥马哈发生的悲剧。英军在黄金海滩的伤亡，约为400人。


    朱诺海滩（加军）：由加拿大第3步兵师负责的朱诺海滩，登陆过程异常艰难。恶劣的海况和被涨潮的潮水淹没的水下障碍物，导致大量的登陆艇被毁。加拿大人在初期的伤亡率，仅次于奥马哈海滩。然而，这些来自枫叶之国的士兵们，在突破了德军的第一道防线后，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意志，向内陆猛烈推进。他们在D日当天推进的深度，超过了任何其他盟军部队。当天登陆的名加拿大官兵中，伤亡人数约为1200人。


    宝剑海滩（英军）：作为最东侧的登陆点，英军第3步兵师的任务，是向内陆推进，与第6空降师会合，并夺取关键的战略目标——卡昂市。登陆初期，进展顺利。他们很快击溃了滩头的德军轻装步兵，并于午后，与“飞马桥”的空降兵们胜利会师。然而，当他们向卡昂推进时，却一头撞上了一堵铁墙——德军第21装甲师的反击。这是D日当天，德军唯一一次有组织的、成规模的装甲反击。这次反击，虽然最终被盟军的空中力量和反坦克炮击退，但它成功地阻止了英军在D日当天拿下卡昂的企图。而这个失败，将对整个诺曼底战役的后续进程，产生深远而又血腥的影响。当天登陆的名英军中，伤亡人数为630人。


    当1944年6月6日的夜幕，再次降临时，盟军已经成功地，将接近16万名士兵，送上了法国的土地。他们以超过1万人的伤亡（其中4414人确认阵亡）为代价，在大西洋壁垒上，撕开了五个缺口。


    然而，战果，远未达到计划中的预期。五个滩头阵地，仍然是相互孤立的，并未连成一片。最重要的D日目标——卡昂、巴约、圣洛等关键城市，无一被攻克。盟军所建立的，仅仅是一个狭窄、脆弱，且不连贯的沿海走廊。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谁能更快地，将更多的部队，投入到这场决定性的战斗中。


    就在盟军士兵们，在诺曼底的海滩上，用鲜血和生命，为自由铺路的同时，在德军的最高指挥层，却上演着一出充满了混乱、拖延和荒诞的戏剧。


    凌晨1点刚过，西线总司令，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在巴黎的参谋部，就接到了关于盟军在卡昂运河与奥恩河之间空降的报告。紧接着，更多的、杂乱无章的空降报告，从西边的科唐坦半岛传来。


    但这位老元帅，作为一位经验丰富但思想保守的普鲁士军人，他的第一反应，是怀疑。他一直坚信，盟军的主攻方向，必然是加莱。他认为，诺曼底的这些空降，很可能只是一次大规模的佯攻，随着战局的发展，他也感觉到不对劲，于是赶紧向希特勒汇报，请求派出预备役装甲师。


    而此时，那个最应该做出判断的人，“沙漠之狐”隆美元帅，却不在指挥部。他是出了名的“宠妻狂魔”，因为前几天英吉利海峡的天气一直非常恶劣，他判断盟军近期不可能发动登陆。于是，他便请了假，驱车返回德国，准备在6月6日这天，为自己的妻子露西，庆祝50岁的生日。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当他在德国的家中，接到诺曼底登陆的消息时，他先是愣了几秒钟，随即陷入了焦虑。尽管他在战前，也一直认为盟军会在加莱登陆（可见英国人的欺骗工作做得有多好），但作为一个顶级的战地指挥官，他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立刻跳上汽车，命令司机以最快的速度，返回法国的指挥部。但600多公里的路程，即便是在不限速的德国高速公路上飞驰，等他赶到时，也已经是快傍晚了。


    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最高统帅部，寄托在了元首希特勒身上。


    当时，在法国沿线，德军有四个强大的装甲师，作为战略预备队。他们是德军反击的铁锤。但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没有他本人的亲自授权，任何人都不得调动他们一兵一卒。


    那么，在D日清晨这最关键的几个小时里，希特勒在干嘛呢？


    他在睡觉。


    希特勒这个人的作息，与常人完全相反。他习惯在深夜工作，直到凌晨三四点才入睡，然后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甚至下午。每天凌晨四点到下午两点，是元首雷打不动的“休眠期”。在这十个小时里，他位于东普鲁士“狼穴”大本营的走廊里，要保持绝对的安静。副官们走路，要轻到几乎听不见鞋底摩擦地毯的声音。


    哪怕前线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送来噩耗，哪怕东线的防线正在崩溃，要塞正在失守，也只有在最最危急的情况下，副官才敢冒着被元首咆哮的巨大风险，推开那扇厚重的门，轻声呼唤一声：“我的元首。”


    而伦德施泰特的报告，在凌晨送达时，显然，还不够“危急”到可以叫醒元首的程度。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处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也和伦德施泰特一样，觉得这肯定是一次佯攻。于是，他便替希特勒做了主：让大家不要轻举妄动，一切等元首睡醒了再说。


    直到快中午11点，希特勒才起床。


    根据约德尔、戈培尔、凯特尔等纳粹高层后来的日记以及纽伦堡法庭的庭审记录，与前线将军们的慌乱不同，希特勒在得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最初的反应，居然是异常的兴奋和高兴。他对身边的人说：“消息再好不过了！……这就是我们一直等待的时刻。”


    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第一，他对自己的“大西洋壁垒”，有着一种谜一般的自信。


    第二，也就是我们说过的，他被“坚韧行动”骗得死死的，坚信这只是佯攻，盟军的主力，还在英国等着进攻加莱。


    第三，他觉得，盟军既然已经上钩了，那正好可以凭借着坚固的防御工事，把他们一举全歼在滩头上。


    就这样，希特勒又白白地浪费了几个最能扭转战局的、宝贵的小时。


    直到下午2-3点，随着海滩上的战报不断传来，坏消息越来越多，希特勒才从他那兴奋的幻想中，稍微清醒了一点。他不情不愿的，下达了命令：授权西线总司令，动用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和装甲教导师，向卡昂地区的盟军登陆场，发动反击。


    然而，这个命令，已经太迟了。


    从命令下达，到部队执行，中间又经历了数小时的协调和延迟。更致命的是，盟军此时已经牢牢地掌握了诺曼底上空的制空权。这些强大的德国装甲师，在白天的调动，变得异常困难。他们在前往前线的路上，不断地遭到盟军战斗轰炸机的空袭，行军缓慢，且损失惨重。


    那柄本应在第一时间，就砸向盟军滩头阵地的铁锤，在最需要它的时候，被最高统帅的酣睡和犹豫，死死地锁在了工具箱里。而当它终于被拿出来的时候，它所要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初步站稳了脚跟的、强大的对手。


    D日之后，盟军的首要任务是将五个孤立的滩头阵地连接成一个完整的、稳固的登陆场，并夺取一个能够容纳大型船只的深水港。直到6月12日，经过数日激战，五个海滩才终于连成一片，形成了一条宽约97公里、纵深24公里的连续战线 。而对整个诺曼底行动来说这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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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7章 诺曼底的僵局

    上一回我们说到了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一日——D日。盟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在诺曼底的五个海滩上，撕开了希特勒“大西洋壁垒”的五个缺口。而德军的最高指挥层，则在元首的酣睡、元帅的缺席和将军们的犹豫中，完美地错过了将盟军赶下大海的最佳时机。


    当1944年6月6日的夜幕再次降临时，胜负未分，悬念依旧。盟军虽然成功地把近16万名士兵送上了法国的土地，但他们所建立的，不过是一个狭窄、脆弱、且互不相连的沿海走廊。德军的铁锤，虽然迟到了，但终究还是会砸下来。


    现在，登陆已经成功。但比登陆更艰难、更血腥的，是战斗。诺曼底战役，才刚刚开始。


    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室里，墙上挂着的计划图，是那么的清晰、乐观，且富有逻辑。按照总参谋部最初的设想：


    D+2，也就是6月8日前，英军应该占领历史名城巴约，并攻克整个诺曼底地区的战略枢纽——卡昂。


    D+3，也就是6月9日前，美军应从犹他海滩向西突进，彻底切断科唐坦半岛，将瑟堡港的德军包围。


    D+4，也就是6月10日前，整个盟军的登陆场，应该已经连成一片，并稳定地向内陆推进20公里。


    然而，战争，从来都不是在地图上画箭头那么简单。


    到6月7日结束时，现实与计划之间的落差，是巨大的、甚至是令人沮丧的。


    奥马哈海滩的美军，虽然在付出惨重伤亡后，奇迹般地站稳了脚跟，但他们被死死地压制在狭窄的滩头，寸步难行。


    犹他海滩的美军，虽然因为幸运的偏航而登陆顺利，但他们向内陆的推进，也遭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


    最重要的，是五个滩头阵地，依然是五个孤立的点，像散落在海岸线上的几块墨渍，随时有被德军逐个擦掉的危险。


    在德国人的大本营里，隆美尔元帅正对着地图，心急如焚。他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狮子，焦急地等待着空中侦察的报告，想搞清楚盟军的真实规模。而在柏林“狼穴”的希特勒，则依旧固执地拒绝在第一天清晨，就释放他手中最强大的装甲预备队。


    6月7日清晨，英军按照原计划，向卡昂发起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但他们很快就一头撞上了前来增援的德军第21装甲师的侧翼。一阵激战后，英军被迫后撤。


    D日之后的第一天结束了。盟军虽然没有被赶下海，但他们离最初的计划目标，还差得很远很远。诺曼底的土地，比他们想象中，要难啃得多。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6月7日至12日），双方都在拼命地向这个小小的战场，投入更多的力量。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德军方面，隆美尔几乎是在向柏林咆哮。他通过电话和电报，反复向最高统帅部请求，立即将驻扎在加莱地区的、最精锐的第15集团军和其下属的装甲预备队，调往诺曼底。他声称，如果再不行动，一切就都晚了。


    但希特勒，这位已经被“坚韧行动”彻底洗脑的元首，依旧像个偏执狂一样，坚持他那套“加莱才是真正目标”的理论。他回复隆美尔说：诺曼底的，不过是佯攻，你要沉住气，等待真正的决战。


    后来虽然有零星的增援，而此时的制空权完全不在德军手里，德军的增援行动，从一开始就遭到了盟军的迎头痛击。盟军的空中力量，像一群无处不在的苍鹰，死死地盯着法国北部的每一条公路和铁路。6月10日，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轰炸机，精准地命中了德军第47装甲军的司令部。一颗炸弹，直接穿透了司令部的屋顶，军长施韦彭堡将军被当场重伤。德军的指挥系统，再一次陷入了混乱。


    盟军方面，也在拼命地巩固滩头。


    在英军和加拿大军负责的东段，总指挥蒙哥马利元帅，原本计划在6月8日，就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钳形攻势，一举拿下卡昂。但实际的推进，只有区区5公里，就因为德军的顽强抵抗和装甲支援的不足，被迫停止了。英军第3步兵师和第6空降师，虽然成功会师，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与“希特勒青年团”的残酷拉锯战中。


    在美军负责的西段，第4师成功地巩固了犹他海滩，并开始向瑟堡港推进。但在奥马哈海滩，第29师和第1师的推进，依旧是举步维艰。他们每天的推进距离，往往只能用“数百米”来计算。


    因为，他们进入了诺曼底地区，最令人头疼、最让装甲兵绝望的地形——博卡日。


    “博卡日”，在法语里的意思，是“林地”或“树篱田”。这听起来，像是一幅田园牧歌般的乡村风光。但对于1944年的美国大兵来说，这个词，就等同于“地狱”。


    诺曼底的乡间，被无数纵横交错的、古老的树篱所分割。这些树篱，可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齐腰高的小灌木。它们生长在高达一两米的、厚实的土堤上，根系深扎，盘根错节，有些已经生长了数百年。每一块农田，都被这种“土堤+树篱”的组合，包裹成一个独立的、封闭的小格子。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这种地形，对于进攻方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


    坦克无法机动：美军的谢尔曼坦克，根本无法翻越这些高大的土堤。它们只能沿着狭窄的、泥泞的乡间小路，排成一字长蛇阵前进。而这，恰恰为德军的反坦克炮和“铁拳”火箭筒，提供了完美的伏击机会。


    空中支援失效：茂密的树篱和树冠，为隐藏在其中的德军机枪阵地、迫击炮和狙击手，提供了绝佳的天然掩护。盟军的战斗轰炸机，在天上盘旋，却根本找不到目标。


    步兵各自为战：每一个小小的田埂，都可能是一道防线。美军士兵们必须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去争夺。他们常常刚刚付出巨大伤亡，攻下一个树篱，却发现，几十米外，就是下一个一模一样的树篱。这种战斗，让人感到无休无止，士气极易崩溃。


    在夜幕之下，美军的步兵们，不得不在这个绿色的迷宫里，小心翼翼地进行侦察。他们不知道，在哪一丛灌木后面，就隐藏着一挺德军的MG42机枪。那“希特勒的电锯”一旦响起，一个班的士兵，就会在几秒钟内，被打倒在地。美军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依靠步兵，用手榴弹和炸药包，一个一个地，去清理这些隐藏的火力点。


    美军在博卡日的推进，慢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第2步兵师，在卡朗唐西南地区发动进攻，仅仅为了向前推进一公里，就投入了超过2000发的炮兵火力支援。而德军，则充分利用了这种地形，用小股部队，打起了高效的阻击战。他们在夜间，还不断地对美军的阵地，进行反复的袭扰。


    就在美军一筹莫展之际，智慧，再次闪耀在了普通士兵的身上。


    一位来自新泽西州的、名叫柯蒂斯·库林的坦克兵中士，想出了一个天才的办法。他将德军在海滩上设置的、用来反登陆艇的、巨大的钢制障碍物（俗称“捷克刺猬”），切割下来，然后焊接到谢尔曼坦克的车头，做成了一个巨大的、像犁一样的金属刀片。


    这种经过战地改装的坦克，被士兵们亲切地称为“犀牛坦克”。它能够用蛮力，直接撞开坚固的土堤和树篱，为后面的步兵和车辆，开辟出一条通路。这个小小的发明，极大地提高了美军在博卡日地区的推进速度。很快，工兵们便开始昼夜工作，为前线的坦克，批量加装这种“犀牛角”。


    尽管如此，到6月15日，前线的态势依旧不容乐观。美军在博卡日地狱里，虽然缓慢前进，但损失颇大。英军，则仍然在卡昂的外围徘徊。整个盟军的登陆场，虽然已经勉强连接到了一起，但纵深依旧非常浅，而且因为补给线过于狭窄，前线的弹药和燃料，时常陷入紧张。


    在盟军的整个作战计划中，有一个目标，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卡昂。那就是位于科唐坦半岛顶端的深水港——瑟堡。


    盟军之所以能发动诺曼底登陆，靠的是“马尔伯里”人工港和直接抢滩卸货。但这些方法，效率低下，且极易受到天气影响。要想支撑起后续上百万大军的作战，盟军必须，也只能，尽快夺取一个真正的大型深水港。而瑟堡，是整个诺曼底地区，唯一符合这个条件的港口。


    按照盟军的预期，他们应该在6月20日左右，攻占并开始使用瑟堡港。


    然而，就在美军艰难地切断科唐坦半岛，准备向瑟堡发起总攻时，一个谁也无法预料的、比德军装甲师更可怕的敌人，降临了。


    6月19日，一场四十年不遇的、巨大的夏季风暴，突然席卷了英吉利海峡。在接下来的整整三天里，狂风卷着巨浪，无情地摧残着盟军脆弱的补给线。


    位于奥马哈海滩的美军“桑葚A”人工港，在这场风暴中，被彻底摧毁，变成了一堆扭曲的、无用的混凝土和钢铁垃圾。


    数百艘运输船和登陆艇，被巨浪掀翻或拍碎在海滩上。


    盟军的海上补给线，被完全切断了整整五天！


    这场风暴，对盟军来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美军向瑟堡的攻势，被迫暂停。前线部队的弹药、燃料和食品的存量，急剧下降。盟军的高级将领们，一个个焦虑万分。他们知道，如果德军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击，后果将不堪设想。


    远在德国的隆美尔，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立刻向希特勒报告：这是击退盟军的绝佳时机！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机会！我们应该立刻集中所有装甲部队，发动反击！


    然而，希特勒的回答，依旧是那句让隆美尔心碎的话：不行。真正的决战，在加莱。我们必须把预备队，留给加莱。


    德军，再一次错失了良机。


    风暴过后，盟军开始拼命地恢复补给。英军拼尽全力，修复了他们那座受损相对较轻的“桑葚B”港。而美军，则只能依靠最原始、但最可靠的办法——让登陆舰直接冲上滩头，抢滩卸货。


    风暴一过，美军立刻重整旗鼓，向瑟堡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由“闪电乔”小詹姆斯·劳顿·柯林斯将军指挥的美国第7军，在付出巨大代价后，终于在6月18日，成功地从西面，切断了整个科唐坦半岛。瑟堡的数万德军，成了一支孤军。


    德军的指挥官，卡尔-威廉·冯·施利本将军，知道自己已无路可退。他命令部队，退入瑟堡市区，准备进行残酷的巷战。


    6月23日，美军突破了瑟堡的外围防线。


    6月24日至25日，激烈的巷战在市区展开，双方逐屋、逐街地进行争夺。在最后的时刻，知道末日已近的施利本将军，向柏林发出了他最后一封电报，内容不是请求援兵，而是：“恳请元首，授予表现英勇的官兵骑士十字勋章，以激励他们死战到底。”


    6月25日，为了敲掉德军最后的抵抗意志，盟军海军出动了3艘战列舰（包括“内华达”号和“德克萨斯”号）和7艘巡洋舰，对瑟堡港区的德军要塞，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毁灭性的密集炮击。在巨舰大炮的轰击下，德军的抵抗，迅速瓦解。


    6月26日，施利本将军率领瑟堡守军，向美军投降。


    盟军，终于拿下了诺曼底的第一个深水港。然而，当他们兴高采烈地进入这座城市时，却发现，他们得到的，只是一片废墟。


    德国人在投降前，进行了极其彻底、极其专业的破坏。他们炸毁了所有的码头吊车和防波堤，在航道里，布设了成千上万颗水雷，并凿沉了几十艘商船，将整个港口，彻底封锁。


    盟军的工兵们，花了将近三个星期的时间，才勉强清理出一条航道。瑟堡港，直到7月中旬，才开始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盟军6月份的核心战略目标之一，再一次，彻底落空了。


    就在美军为了瑟堡港，在西线浴血奋战的同时，在东线，英军和加拿大军，则被死死地困在了卡昂城下。这座本应在D日第二天就拿下的城市，变成了一台不折不扣的、研磨血肉的绞肉机。


    而在这台绞肉机里，最让英军胆寒的，是一种德军的新式武器——虎式重型坦克。


    6月13日，在卡昂西南的一个名叫维莱博卡日的小镇，发生了一场传奇般的战斗。德军党卫军王牌车长，米歇尔·魏特曼，指挥他的单单一辆虎式坦克，利用伏击，在短短十几分钟内，摧毁了英军着名的“沙漠之鼠”第7装甲师的一个装甲纵队，包括十几辆坦克、装甲车和卡车。


    这次伏击，给英军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虎式恐惧症”，开始在盟军的装甲兵中蔓延。虎式坦克那厚重的正面装甲，和那门威力无穷的88毫米主炮，似乎是不可战胜的。


    蒙哥马利元帅，承受着来自伦敦的、巨大的压力。丘吉尔多次通过电报和电话催促他：“必须拿下卡昂！无论如何，都要拿下卡昂！”


    英军持续地，向卡昂发起了数次大规模的进攻，但每一次，都在德军第12SS“希特勒青年团”师和虎式坦克的顽强防守下，屡屡受挫，伤亡惨重。


    到6月底，英军仍未攻入卡昂城区。这座在最初的计划里，本应在6月8日前就拿下的城市，依旧牢牢地掌握在德军手中。


    前线的僵局，和巨大的伤亡，让德军西线的指挥官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不过这还没完，西线战局不利，而在东线的苏德战场，更糟糕的事情传来。1944年6月22日苏联红军发起代号“巴格拉季昂”的反击，进攻德国在东线最强大的中央集团军群，以响应盟军在诺曼底的进攻（不过此事到后面我们再讲）。


    西线总司令，老元帅伦德施泰特，则更加直接。在一次与最高统帅部秘书长凯特尔元帅的电话中，这位老资格的普鲁士贵族，终于爆发了。他对着电话那头的凯特尔，发出了那句着名的怒吼：“求和吧，你们这帮白痴！还能干什么呢？！”


    这句话，很快就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


    7月2日，希特勒解除了伦德施泰特的职务，7月3日，任命另一位在东线战功卓着的元帅——冯·克卢格，接任西线总司令。


    然而，换帅，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克卢格元帅虽然表面上，对元首表现得信心满满，但他内心深处，对战局的看法，与隆美尔和伦德施泰特，并无二致。


    德军的指挥层，已经从上到下，充满了失败主义的情绪。裂痕，已经无法弥补。


    当6月的日历，翻到最后一天时，诺曼底的战局，陷入了一种危险的、令人窒息的胶着状态。


    从好的方面看：盟军的五个滩头，终于连接成了一片，形成了一个纵深平均约15公里的、相对稳固的登陆场。他们已经成功地，将近一百万士兵和数十万吨的物资，送上了欧洲大陆。他们，再也不可能被赶下海了。


    从坏的方面看：所有的D日计划，都已严重滞后。卡昂、圣洛等关键城市，均未完全掌控。盟军被死死地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无法向内陆展开。而德军的装甲部队，虽然损失惨重，但尚存机动反击的能力。


    诺曼底战役，进入了它最残酷的消耗战阶段。双方都在等待，在积蓄力量，准备下一次决定性的打击。


    对于盟军来说，他们面临着两个选择：


    在东线，蒙哥马利计划，对卡昂，发动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战略轰炸，试图用绝对的空中力量，将这座城市，从地图上抹去。


    在西线，美军则计划，集结他们所有的机动兵力，在圣洛一线，发动一次决定性的向南突破，代号——“眼镜蛇行动”。


    雨季，即将来临。时间，成为了双方最大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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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8章 法莱斯口袋

    上一回我们说到，在经历了“最长一日”的残酷登陆后，盟军虽然在希特勒的“大西洋壁垒”上撕开了五个缺口，但他们所建立的，不过是一个狭窄、脆弱、且互不相连的沿海走廊。所有的D日计划，都已严重滞后。卡昂、圣洛等关键城市，依旧在德军手中。诺曼底战役，从一场决定性的登陆，迅速演变成了一场令人窒息的、一寸一寸地争夺土地的消耗战。


    现在，日历翻到了1944年的7月。盛夏的阳光，炙烤着诺曼底的田野，也炙烤着双方指挥官那早已绷紧到极限的神经。僵局，必须被打破。


    登陆已经整整四个星期了，但盟军的战略突破，依旧遥遥无期。


    在东线，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军和加拿大军主力，仍被死死地围困在卡昂城下。他们就像一头撞上了铁门的公牛，反复冲击，却屡屡被撞得头破血流。


    在西线，布莱德利指挥的美军，则深陷在“博卡日”那个绿色的地狱里，逐条树篱、逐块田地地进行着血腥的争夺，推进速度慢到令人绝望。


    对面的德军，虽然在盟军强大的火力和空中优势下，疲惫不堪，损失惨重，但他们依然能凭借着地形优势和顽强的战斗意志，组织起有效的、节节抵抗的防线。


    在德军的高层，绝望的情绪，像瘟疫一样蔓延。新上任的西线总司令冯·克卢格元帅，和B集团军群司令隆美尔元帅之间的分歧，日益加剧。


    隆美尔，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沙漠之狐”，此刻心灰意冷。他多次向希特勒的总部，发出措辞严厉的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军事形势，已经到了危急关头。”他甚至在报告中，隐晦地暗示，元首应该从政治上考虑应该做点什么了（就是与盟军议和）。这句话在希特勒面前可以说是犯了大忌，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伏笔。


    而克卢格，则扮演着一个更复杂的角色。他表面上对元首表示乐观，刚开始他对隆美尔很有看法，总觉得隆美尔被失败情绪笼罩，后来，当克卢格从前钱视察下来，克卢格完全改变了看法，他觉得隆美尔是对的，并开始秘密地策划，一旦战线崩溃，该如何组织一场有序的撤退。


    前线的士兵们，则在用生命，感受着这场消耗战的残酷。在卡昂北郊的拉塞纳高地上，英军第3步兵师为了几个不起眼的高地，与德军反复拉锯，伤亡枕藉。而在博卡日地区，美军的工程兵们，则在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清理着那些被德军用来当做路障的树篱和土堤。


    诺曼底，变成了一台巨大的绞肉机。


    在东线的蒙哥马利，承受着来自伦敦的巨大压力。丘吉尔已经不止一次地催促他，必须尽快拿下卡昂。为了打破僵局，蒙哥马利决定，动用他最强大的武器——战略轰炸机。


    7月7日，代号为“查恩伍德行动”的攻势开始了。


    蒙哥马利做出了一个在当时和后世都备受争议的决定：他请求英国皇家空军的重型轰炸机部队，对卡昂城北的德军阵地，进行一次地毯式的饱和轰炸。


    当晚，467架“兰开斯特”和“哈利法克斯”重型轰炸机，遮天蔽日地飞临卡昂上空，在短短40分钟内，投下了约2000吨的炸弹。


    卡昂的城北，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和废墟。整片的街区被夷为平地。然而，这次轰炸的战术效果，却并不理想。它虽然在心理上极大地动摇了德军，但也把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由瓦砾和弹坑构成的、更加难以逾越的障碍区，反而迟滞了英军装甲部队的推进。更悲惨的是，这次轰炸，造成了数以千计的法国平民死伤。


    轰炸过后，英军和加拿大军的步兵，突入了这片废墟。德军的抵抗异常顽强，他们利用每一个弹坑、每一堵断墙，与盟军展开了残酷的巷战。


    直到7月9日，英加联军才终于占领了奥恩河北岸的城区。但南岸，依旧是德军坚固的据点。卡昂，这座诺曼底的首府，只拿到了一半，而且是已经变成一片废墟的一半。桥梁尽毁，德军则退守到了南岸，重新建立起了防线。


    蒙哥马利，因为这次代价高昂、战果有限的行动，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界的激烈批评。许多人指责他“迟缓”、“保守”、“不爱惜士兵的生命”。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蒙哥马利的这种“迟缓”，恰恰为西线的美军，创造了一个决定性的机会。


    卡昂之所以如此难啃，除了德军的顽强，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虎式”坦克的阴影，一直笼罩在英军头上。


    党卫军王牌车长米歇尔·魏特曼和他所在的虎式重装甲营，虽然在维莱博卡日的伏击后，也损失惨重，但其残余的虎式坦克，依旧是卡昂南线最坚固的堡垒。它们时常利用射程优势，在远距离上，精准地敲掉英军的“谢尔曼”和“克伦威尔”坦克，封锁着通往市区南部的所有公路。


    为了彻底拔掉卡昂这颗钉子，也为了将德军的装甲预备队，彻底地、永久地吸引到自己的正面，蒙哥马利策划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攻势——“古德伍德行动”。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1944年7月18日，人类战争史上最猛烈、最集中的一次战术空袭，拉开了序幕。超过2000架盟军的重型、中型和战斗轰炸机，对卡昂东南方向的、一片狭窄的德军阵地，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翻地毯式的轰炸。大地在颤抖，德军阵地被炸得寸草不生。


    轰炸过后，英军第8军的超过700辆坦克，组成了庞大的钢铁洪流，向着布尔格比斯高地，猛冲过去。


    然而，德军从最初的震撼中恢复过来后，其防御体系的韧性，再次显现。那些隐藏在反斜面阵地、躲过了轰炸的88毫米反坦克炮、虎式坦克和豹式坦克，开始发出怒吼。英军的坦克，一辆接一辆地起火、爆炸。


    在短短两天的时间里，英军损失了超过400辆坦克，但依然未能实现决定性的突破。


    从战术上看，“古德伍德行动”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但从战略上看，它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将德军在诺曼底地区几乎所有可用的机动装甲力量（包括6个半装甲师），都牢牢地吸引到了卡昂这个方向。


    蒙哥马利，用他麾下英军的巨大牺牲，为西线的美军，充当了一块坚实的“铁砧”。而布莱德利将军，正准备挥下那柄决定性的“铁锤”。


    而传奇坦克手魏特曼，最终于8月8日，在卡昂以南的一次战斗中，其座车被英军或加拿大军的坦克击中，炮塔被整个炸飞，车组全体阵亡。


    就在英军在东线与德军的装甲主力反复拉锯的同时，在西线，美军正在为打开那个决定性的突破口，进行着最后的准备。而这个突破口，就是位于博卡日地区中心、重要的交通枢纽——圣洛。


    7月11日至18日，美军第29和第35步兵师，合力向圣洛发起了总攻。他们在这里，遭遇了整个诺曼底战役中，最残酷、最血腥的树篱战。


    德军的第3伞兵师，一支同样精锐的王牌部队，在这里死守不退。他们把整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布满了狙击手和机枪阵地的堡垒。战斗的惨烈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7月18日，在付出了近万人的伤亡后，美军终于攻陷了圣洛。


    然而，他们得到的，只是一座被彻底摧毁的、名副其实的“瓦砾之都”。战前，这座城市有一万两千名居民；战后，当美军开进时，全城仅剩下不到一百名幸存者。


    但拿下圣洛的战略意义，是无比巨大的。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法国南部平原的大门。而一支新的、蓄势待发的美军集团军，已经在其后方集结完毕。它的指挥官，正是那位被盟军雪藏已久的、最富有攻击精神的将军——乔治·巴顿。


    在圣洛的废墟之上，美国第一集团军司令奥马尔·布莱德利，策划了一场将决定整个诺曼战役结局的、决定性的突破行动。它的代号，充满了力量感和致命的攻击性——“眼镜蛇行动”。


    也就在盟军发动眼镜蛇行动的同时，距离诺曼底登陆已经七周过去了，咱这位前“陆军下士”希特勒才回过味来，盟军已经不可能在加莱登陆了。真正的登陆目标就是诺曼底，不过为时已晚。


    说回战场，计划因为恶劣天气，被延误了两天。7月25日，“眼镜蛇”行动正式发动。


    这一天，大约2500架盟军的轰炸机，对圣洛以西，一段仅有几公里宽的德军前沿阵地，实施了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术性的“地毯式轰炸”。


    炸弹像冰雹一样落下，德军的前沿阵地，被炸得寸草不生，所有防御工事，几乎都被夷为平地。德军的装甲教导师，在这场轰炸中，几乎被成建制地消灭。


    然而，这场轰炸也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误炸事故。部分轰炸机，将炸弹错误地投掷到了美军自己的阵地上，造成了数百名美军士兵的死伤。美国陆军地面部队总司令，莱斯利·麦克奈尔中将，也不幸在这次误炸中阵亡，成为了在欧洲战场上阵亡的军衔最高的美国将领。


    尽管付出了代价，但突破口，已经被炸开了。


    7月26日至28日，美军第7军和第15军，像开闸的洪水一样，涌入了德军防线的缺口。德军的第84军，瞬间土崩瓦解。


    在滚滚的烟尘中，巴顿将军站在他的指挥吉普车上，挥舞着手杖，用他那标志性的、粗鲁的语言，催促着他的装甲纵队，向前！向前！再向前！


    德军的西线防线，在这一刻，被彻底地、不可逆转地撕裂了。


    从7月29日到8月7日，整个诺曼底的战场态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巴顿的第三集团军，被正式激活。这支充满了进攻精神的部队，像一把烧红的利刃，切进了法国柔软的腹地。他们的推进速度，快到令人难以置信。在一周的时间里，他们向南推进了超过150公里。其先头部队，已经逼近了布列塔尼半岛的腹地。


    德军的指挥系统，此刻已经完全失控。在柏林的希特勒，依旧通过电报，疯狂地下达着他那套“坚守原地，决不后退一步”的命令。而在前线的冯·克卢格元帅，则完全无力阻止这场雪崩式的溃退。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在东线，蒙哥马利也适时地，再次向卡昂南侧发动攻击，其目的，就是为了继续吸引住德军的装甲主力，防止他们西调，去堵截巴顿的突破。


    8月6日，美军解放了法国中西部重镇勒芒。德军的整个诺曼底防线，已经处于被从背后反包的危险之中。


    面对西线的全面崩溃，希特勒终于对冯·克卢格失去了耐心。8月7日，他罢免了克卢格，并任命了他最信任的“救火队员”、以其坚韧的防守能力而着称的瓦尔特·莫德尔元帅，为新的西线总司令。


    同时，希特勒做出了他在这场战役中，最后一个，也是最愚蠢的一个决定。他命令莫德尔，集结所有还能动弹的装甲部队，发动一次孤注一掷的反击，代号“吕蒂希行动”。其目标，是从莫尔坦地区，向西发动突击，切断巴顿第三集团军那条狭长的、脆弱的补给线。


    这个命令，在军事上，是纯粹的疯狂。它要求德军的装甲部队，在盟军掌握着绝对制空权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集结和进攻。


    布莱德利的指挥部，通过情报，得知了德军的这个反击计划后，欣喜若狂。布莱德利后来说：“这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机会。”


    德军的这次反击，正中盟军下怀。它不仅很快就在盟军的空中打击和地面炮火下，宣告失败，更重要的是，它将德军仅存的装甲力量，送进了一个盟军为他们精心准备的、巨大的包围圈。


    盟军的包围圈，开始迅速成型：


    巴顿的第三集团军，立刻停止向西，转而掉头向北，从南面，封住了口袋的底部。


    在北面，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军和加拿大军，也开始全力向南推进，试图从北面，合拢袋口。


    在这个巨大的包围圈中，一支由波兰第一装甲师组成的部队，尤其英勇。他们像一颗钉子，死死地钉在了法莱斯口袋北部的关键隘口上，承受着德军疯狂的突围冲击。


    一个巨大的、旨在围歼德军整个B集团军群的包围圈——“法莱斯口袋”，形成了。


    然而，在最后关头，由于盟军各部队之间的协调出现问题，尤其是蒙哥马利的推进，被一些军事历史学家认为过于“迟缓”，导致在法莱斯的袋口，始终存在着一个狭窄的缺口。最终，仍有近5万德军，丢弃了所有重装备，成功地从这个缺口中，逃了出去。


    8月17日至21日，美军、英军、加拿大军和波兰军，从四面八方，全面收缩口袋。


    对于被围在法莱斯口袋里的数万德军来说，末日，降临了。


    他们突围的道路，被后世称为“死亡之路”。在这条狭窄的走廊上，德军的军车、坦克、马车和士兵，乱作一团，疯狂地向东突围。而盟军的战斗轰炸机和炮兵，则对这条道路，进行了无休止的、毁灭性的打击。


    军车被火箭弹和炸弹接连点燃，道路上，到处都是燃烧的残骸、士兵和马匹的尸骸。艾森豪威尔后来飞越这片战场时，都为其恐怖的景象所震惊，他形容说：“那是我所见过，最可怕的地面屠杀景象之一。”


    8月21日，随着波兰军队和美军的最终会师，法莱斯口袋，被彻底地、完全地封死了。


    约有5万德军，在口袋中投降。整个德军B集团军群，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战斗力量，已经不复存在。


    法莱斯口袋的关闭，标志着诺曼底战役的正式结束。


    盟军彻底突破了德军的西线主防线。


    他们所建立的登陆场，已经扩张至300公里宽、150公里深。


    通往法国首都巴黎的大门，已经敞开。德国的溃败，似乎已成定局。


    而那些曾经在诺曼底叱咤风云的德军将领们，也迎来了他们各自的悲惨结局。隆美尔，在7月中旬，其座车被盟军飞机扫射而身负重伤，调离了前线。随后，因为被卷入了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密谋案，他在10月份，被希特勒派来的人，逼迫服毒自尽（这个在下一章会讲到）。


    从6月6日到8月21日这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盟军的总伤亡人数，超过了20万人，其中，约有3万7千人阵亡。


    德军的损失更为惨重，阵亡约7万人，被俘约21万人。其在西线的装甲部队，几乎损失殆尽。


    意义是决定性的：


    诺曼底战役的胜利，标志着盟军，终于在西欧，建立起了一个稳固的、不可动摇的第二战场。这迫使希特勒，不得不从本已捉襟见肘的东线，抽调大量兵力，来西线救火。


    诺曼底的溃败，是纳粹德国整个战略体系，开始崩溃的序幕。


    当硝烟散尽，我们回望诺曼底那片浸透了鲜血的土地时，我们看到的，不应该只是坦克的对决和将军们的谋略。


    我们应该看到，在宏大的历史叙事背后，是无数普通士兵，为了他们的国家、信仰和自由，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是无数法国平民，在占领和战火中所承受的巨大苦难。


    战争，正如巴顿将军用他那特有的、粗鲁而又直白的方式所总结的那样：


    “战争，是一种简单、残酷、无情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尽快地、用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办法，去结束它。”


    不过就在前线德军与盟军在前线打的不可开交时，1944年7月20日纳粹德国内部爆发了非常严重的内乱，这就是赫赫有名刺杀希特勒未果的“720事件”那这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呢，下回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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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9章 行动目标：希特勒

    上一回我们讲到，诺曼底战役，在经历了近三个月的血腥搏杀后，以法莱斯口袋的关闭和德军B集团军群的覆灭而告终。盟军，终于在法国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并像一把烧红的尖刀，捅开了通往巴黎和德国本土的大门。德军的西线，已经是一片摇摇欲坠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然而，就在盟军高歌猛进、准备将纳粹德国送进坟墓的时候，在德国内部，一场更为惊心动魄、更为隐秘的战争，也达到了它最后的、决定性的高潮。


    这场战争的主角，不是盟军，而是一群德国人自己。他们的目标，不是盟军的坦克，而是他们自己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诺曼底的前线，暂时拉回到德国内部那阴云密布的政治心脏。因为在这里，一场旨在刺杀希特勒、推翻纳粹政权的惊天密谋，即将上演。


    要说清希特勒为什么会被刺杀，咱们得先掰扯一个底层逻辑：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上台，都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人去死心塌地地效忠他。关键，在于他做的事情，能不能服众。


    希特勒这个人在1940年，德军横扫西欧、占领巴黎之后，其个人声望，在德国内部，达到了人生的巅峰时刻。那个时候，就算你再看不惯他，再觉得他是个疯子，可人家就是把事儿干成了，把德国从一战的屈辱中，重新拉回了欧洲之巅。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反对他的人，也只能把嘴闭上，没什么好说的。


    可如果……他没干成呢？


    尤其是“巴巴罗萨”行动之后，德军在苏联的冰天雪地里，撞得头破血流。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北非的溃退，诺曼底的登陆……眼看着整个德意志，都要被这个疯子，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个时候，那些曾经沉默的、甚至支持过他的人，就开始动心思了。


    可问题是，当时的希特勒，早已不是什么民选总理了。他是一个手握生杀大权的独裁者，是一个被神话了的、至高无上的“元首”。既然合法的途径，不可能让他下台，那么，剩下的选择，就只有一个了——用一些非常的、极端的手段，把他从物理上，消灭掉。


    说起来，希特勒的上台，本身就不是什么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他的掌权之路，充满了各种政治上的算计、妥协和历史的巧合。咱们简单回顾一下，他是怎么爬上那个位置的。


    故事，要从上世纪30年代初的德国说起。当时的大萧条，像一场瘟疫，席卷了整个世界，德国，是受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经济崩溃，数以百万计的人失业，整个社会，都笼罩在一种绝望和愤怒的氛围中。


    而德国当时的政府——魏玛共和国，这个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体，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国会里，大大小小的政党林立，像个菜市场一样，天天吵架，谁也无法组建一个稳定的政府，导致政治彻底瘫痪。整个社会，在极左的共产主义和极右的法西斯主义的撕裂中，日益两极分化。老百姓对“民主”这个词，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


    正是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氛围中，希特勒的纳粹党，找到了机会。在1923年，他搞过一次暴力的“啤酒馆政变”，想学墨索里尼，结果失败了，还把自己送进了监狱。出狱后，他学聪明了，改变了策略，转而寻求通过选举，“合法地”掌握权力。


    纳粹党利用德国民众对《凡尔赛条约》的屈辱感、对经济萧条的恐惧，以及对政治僵局的厌倦，承诺要恢复德国的强大，要给每个家庭提供就业和面包。这些简单粗暴的口号，为他们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然而，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但经常被忽略的事实：在任何一次自由选举中，纳粹党，从未获得过绝对多数的选票。 它的支持率，在1932年7月的那次选举中，达到了37%的顶峰。但即便如此，仍然有超过60%的德国选民，没有把票投给他们。


    所以，希特勒，并非是由人民“选上”的独裁者。


    他权力的最终获得，源于一场致命的、在幕后进行的政治交易。


    1933年1月30日，年迈的、已经有些糊涂的魏玛共和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元帅，在一群保守派精英（比如前总理弗朗茨·冯·帕彭）的怂恿下，正式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


    这群保守派的政客，天真地以为，他们可以利用希特勒在民间的声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议程。他们甚至还自信地认为，自己完全能够“控制”住这个来自奥地利的下士。帕彭甚至私下对朋友说：“别担心，我们已经把他‘框’住了。”


    然而，他们框住的，不是一只猫，而是一头猛虎。


    上任之后，希特勒立刻开始了他瓦解民主制度的行动。1933年2月27日，德国国会大厦，离奇地起火。这起至今仍存有争议的“国会纵火案”，成了希特勒完美的借口。他以此为由，宣称是共产党人要发动暴乱，并说服兴登堡总统，签署了《国会纵火法令》。该法令，中止了宪法所保障的几乎所有公民自由，为纳粹建立一个警察国家，铺平了道路。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紧接着，在1933年3月23日，希特勒向国会，提交了着名的《授权法》。该法案，将允许他的政府，在未来四年内，无需国会批准，即可自行立法。这无异于，让国会自己投票，宣布自己死亡。


    为了确保法案通过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希特勒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手段。此时，所有共产党的国会议员，早已被逮捕或流亡。纳粹的冲锋队，在会场内外，营造出了一种恐怖的、肃杀的气氛，恐吓着其他党派的议员。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并通过向天主教中央党，作出一些保护教会利益的虚假承诺，希特勒最终，获得了足够的支持票。


    在所有的党派中，只有勇敢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全体投了反对票。


    《授权法》的通过，标志着魏玛共和国的正式死亡。希特勒，利用了民主的程序，合法地，终结了民主。


    这种“合法革命”的悖论，为整个第三帝国的历史，奠定了基调。也为日后那些密谋反抗他的人，制造了一个深刻的、痛苦的道德困境：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他们将不得不打破自己曾经宣誓效忠的法律，刺杀自己曾经宣誓效忠的元首。


    与纳粹的宣传机器所描绘的那种，全民狂热、万众一心的景象完全相反，在第三帝国的铁幕之下，反抗的暗流，从未停息过。


    这些抵抗，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运动。它更像是一片由动机各异、组织分散的团体和个人所组成的、复杂的光谱。其性质，也从最初的意识形态斗争，逐渐演变为一场德国内部精英阶层的良知危机。


    最初的敌人：左翼的抵抗


    纳粹上台后，最先遭到残酷镇压的，是他们的政治死敌：德国共产党（KPD）和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他们的组织，被迅速取缔，成员被大规模地逮捕，并成为了第一批被送往达豪等集中营的囚犯。


    然而，镇压，并未完全扑灭反抗的火焰。尤其是在工人阶级中根基深厚的共产党，迅速转入了地下。他们建立了庞大的秘密网络，尤其是在柏林等工业中心。这些地下组织，冒着被盖世太保抓捕和处决的巨大风险，偷偷地印发传单，传播反纳粹的信息，试图在工人阶级中，维持抵抗的火种。但这种抵抗，代价是极其高昂的。盖世太保的无情追捕，使得这些网络，像韭菜一样，被一茬又一茬地割掉。


    教会的良知危机


    德国的基督教教会（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对纳粹政权的反应，是极其复杂且充满矛盾的，远非一个简单的“反抗”或“合作”的故事。


    在纳粹上台初期，许多教会的领袖，都对其表示欢迎。他们天真地将纳粹，视为抵御“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一道坚固壁垒，并认同其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1933年，梵蒂冈甚至还与纳粹德国，签订了《政教协定》，希望以此来保障天主教会自身的权益。而希特勒，则借此，获得了重要的国际外交承认。


    然而，随着纳粹政权的极权主义和反基督教的本质，日益暴露，教会的内部分化，也开始加剧。


    一部分狂热的神职人员，特别是新教中的“德意志基督徒”运动，疯狂地支持纳粹，甚至试图将纳粹的种族主义思想，融入到基督教的教义中。


    另一部分有良知的神职人员，则开始警醒，并形成了抵抗的力量。其中最着名的，是以马丁·尼莫拉牧师和迪特里希·潘霍华牧师为代表的“认信教会”。他们公开反对国家对教会事务的干预，并因此遭到了纳粹的残酷镇压，许多牧师被逮捕入狱。


    尽管存在这样的抵抗，但总体而言，德国的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在纳粹犯下的最深重的罪行面前，表现出了令人不安的、可耻的沉默。


    在1938年11月，那场针对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大屠杀期间，几乎没有一位教会的领袖，站出来公开谴责暴行。更甚者，许多地方的教会，还主动向纳粹当局，提供了他们保存的、几个世纪以来的教区洗礼记录。而这些记录，被纳粹用来甄别和追查那些有犹太血统的“非雅利安人”，从而在客观上，协助了纳粹的种族迫害政策。


    教会的抵抗，大多局限于维护自身的独立性，而未能将矛头，指向纳粹政权对犹太人和其他少数群体，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保守派的觉醒与施陶芬贝格的转变


    最终，对希特勒构成最致命威胁的抵抗力量，并非来自外部的政治反对派，也不是来自教会的良知，而是来自这个政权内部的核心精英——一群保守的德国贵族、高级文官和国防军的高级军官。


    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是民主主义者。他们是传统的、信奉荣誉和秩序的普鲁士爱国者。他们反对希特勒，起初并非是出于对纳粹意识形态的憎恶，而是源于一种非常务实的担忧，那就是：希特勒这个疯子、这个来自奥地利的下士，他那套鲁莽和狂热的赌博式外交和军事政策，最终会将德意志，引向彻底的毁灭。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包括莱比锡市的前市长卡尔·格德勒（他后来被密谋集团，内定为刺杀成功后的新政府总理），以及德国陆军的前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贝克将军，早在1938年，就因为反对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冒险计划，而愤然辞职。他预见到，这将引发一场德国根本无法获胜的世界大战。


    然而，将这种保守派的忧虑，最终转变为一场惊天动地的刺杀行动的，是一个人的出现。他的名字，叫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


    施陶芬贝格的转变历程，是整个德国抵抗运动的缩影。


    他出身于德国南部一个古老的天主教贵族家庭，是一位英俊、儒雅、富有才华的职业军官。在纳粹上台初期，他也曾一度被希特勒那套复兴民族、重振军备的口号所吸引，并对希特勒的某些政策，表示过支持。


    但他的虔诚信仰和与生俱来的贵族正义感，使他无法容忍纳粹政权的粗鄙和无法无天。特别是“水晶之夜”对犹太人的迫害，和纳粹对教会的不断打压，让他感到了深深的厌恶。


    而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他被派往东线战场之后。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党卫军的“特别行动队”，对犹太人、苏联战俘和无辜的平民，所进行的、系统性的、工业化的大屠杀。


    战争的残酷，与政权的罪恶，像一柄重锤，彻底击碎了他对希特勒仅存的任何幻想。他的反抗动机，从最初的、政治和军事上的考量，升华为一种不可动摇的、沉重的道德责任。


    正如他后来对他的一位同伴所言，刺杀希特勒，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必要，更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就是良知的叛徒。”


    然而，这些精英密谋者的处境，是极其孤独的。纳粹政权通过其成功的经济政策（至少在战前）和无孔不入的宣传机器，确实在相当一部分德国民众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许。与此同时，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建立的恐怖统治，使得任何公开的反对声音，都会被迅速地扼杀。整个社会，被原子化了，人们生活在恐惧和相互猜疑之中。


    这导致了历史学家汉斯·蒙森所说的“没有人民的抵抗运动”。


    施陶芬贝格和他的同伴们，都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在一个道德的真空中行动。他们试图拯救的德国人民，很可能在事后，会将他们视为卑鄙的、在背后捅刀子的叛徒。这种沉重的、不被理解的心理负担，伴随了他们行动的每一步。


    在1944年7月20日那决定性的一天到来之前，密谋集团，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周密，但最终都因为各种离奇的原因而失败的刺杀行动。


    这些“血色的预演”，不仅展现了他们日益坚定的决心，也凸显了希特勒那匪夷所思的、如同开了外挂一般的运气。命运的天平，似乎总是在最后一刻，向这位独裁者倾斜。


    1943年3月，密谋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中央集团军群的作战指挥官，亨宁·冯·特雷斯科夫少将，策划了一次极其精妙的行动，代号“火花”。


    计划是这样的：在希特勒视察位于斯摩棱斯克的中央集团军群总部后，将一枚定时炸弹，神不知鬼不觉地，带上他返回东普鲁士“狼穴”总部的专机。


    炸弹本身，就是一件精心制作的“艺术品”。它由英国制造的高性能塑胶炸药制成，配备了无声的、通过腐蚀金属丝来引爆的酸性化学定时引信。为了掩人耳目，这块炸药，被巧妙地伪装在一个包裹里，看起来，就像是两瓶准备送给朋友的、高档的法国君度力娇酒。


    行动当天，特雷斯科夫的副官，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负责执行这最关键的一步。他找到了希特勒随行人员中的海因茨·布兰特上校——请记住这个名字，他正是日后在“狼穴”的会议室里，无意中移动了施陶芬贝格炸弹的那个人——并请求他，将这个“礼物”，顺便带回德国，交给一位朋友。


    就在希特勒登机前，施拉布伦多夫用一把钳子，悄悄地捏碎了引信的玻璃管，启动了定时器。然后，他将这个致命的包裹，交给了毫无戒心的布兰特上校。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对在斯摩棱斯克的密谋者们来说，是无比煎熬的等待。按照计划，飞机将在起飞约30分钟后，在空中爆炸。


    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们等来的，却是希特勒的专机，已经安全降落在“狼穴”总部的消息。


    刺杀，失败了。事后分析，极有可能是因为飞机的货舱内，没有加温设备。北欧高空的极度严寒，冻结了引信里的化学酸液，使其失灵了。


    更惊心动魄的，还在后面。为了防止炸弹事后因为温度回升而爆炸，并暴露整个计划，施拉布伦多夫不得不立刻找借口，搭乘下一班飞机，火速飞往“狼穴”。他以“拿错了东西”为由，从布兰特上校那里，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换回了那个致命的包裹，并成功地拆除了引信。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火花行动”的失败，并未让密谋者们气馁，反而激发了他们更决绝的勇气。仅仅八天之后，他们就策划了下一次行动。这一次，赌注，是刺客自己的生命。


    1943年3月21日，希特勒计划前往柏林的军械库，参观一场缴获的苏军武器展览。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冯·格斯多夫上校，自告奋勇地，担当了这次自杀式袭击的主角。作为这次展览的解说专家，他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希特勒。


    他的计划，简单而致命：在他的大衣左右两个口袋里，各藏一枚炸弹。在希特勒进入展厅后，他立即启动化学引信，然后，像个影子一样，紧紧地跟在希特勒身边，与他同归于尽。


    他选择的是10分钟的引信，而根据日程安排，希特勒预定的参观时间是30分钟。这似乎是足够的时间了。


    然而，命运，再一次，跟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行动当天，希特勒似乎对这次展览，表现得意兴阑珊，情绪不高。他一言不发地，在展厅里匆匆穿行。格斯多夫在希特勒进入展厅的瞬间，便按下了引信。但希特勒，仅仅逗留了不到两分钟，就径直走向出口，离开了。


    时间，完全不够了！格斯多夫的心脏，几乎跳到了嗓子眼。他以最快的速度，飞速冲进了最近的男厕所，在炸弹爆炸前的最后几秒钟，用颤抖的手，成功地拆除了引信。


    希特勒，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连续的失败，让密谋集团意识到，仅仅杀死希特勒，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刺杀成功的同时，发动一场全国性的政变，在纳粹高层陷入混乱的权力真空中，迅速地控制国家。


    为此，他们构思出了一个堪称天才的、釜底抽薪式的计划。他们没有凭空创造一个漏洞百出的政变方案，而是决定“劫持”德军一个现成的、由希特勒亲自批准的官方应急预案——“女武神行动”。


    “女武神行动”的原始目的，是授权德国国内的后备军，在国家陷入紧急状态时（比如，盟军的大规模轰炸，导致社会秩序崩溃，或者，被强制劳动的数百万外国劳工，发动全国性的暴乱），迅速地接管政府的关键部门，逮捕暴乱分子，维持国内的稳定。


    特雷斯科夫和当时在后备军担任要职的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等人，对这份官方的计划，进行了巧妙而系统的修改和补充。


    他们草拟了一系列新的、秘密的补充命令。其核心内容是：一旦接到“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已死！”的密电，后备军，将立即启动“女武神”预案。但行动的目标，被他们偷偷地篡改为：立刻逮捕纳粹党和党卫军的所有高级官员，占领政府大楼、广播电台和所有的通讯中心。


    为了让执行命令的后备军部队，能够信服，他们还编造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谎言：一个由党卫军领导的激进派别，刺杀了元首，并企图发动政变。而光荣的德国国防军，正在采取果断行动，拨乱反正，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这个计划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利用了德国军队那根深蒂固的、如同机器一般精确的服从天性和严密的指挥体系，试图让整个后备军，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推翻纳粹政权的工具。


    这件“合法”的外衣，为1944年7月20日那场最终的行动，提供了完美的掩护。


    1944年7月20日，这是历史的转折点，是阴谋、勇气、厄运与悲剧，交织在一起的一天。密谋者们，将他们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小小的、装有炸弹的公文包上。


    这一天，施陶芬贝格上校，抵达了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森林深处的德军最高指挥部——“狼穴”。他此行的官方任务，是在军事会议上，向希特勒汇报后备军的情况。


    然而，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变化，却从一开始，就为整个计划，蒙上了一层致命的阴影。


    由于当天天气异常炎热，会议的地点，被临时从那个密不透风的、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地下掩体，改到了地面上一间有多个窗户的、大型的木制营房里。


    这个决定，是灾难性的。在一个封闭的混凝土空间内，炸弹的冲击波，会被坚硬的墙壁反复反射，其威力，足以杀死室内的每一个人。而在一个脆弱的木屋里，巨大的冲击波，会轻易地从门窗逸散出去，威力将大打折扣。


    会议开始前，施陶芬贝格以“天气太热，需要更换一件干净的衬衫”为借口，与他的副官，维尔纳·冯·哈夫滕中尉，进入了一间准备室。在这里，他开始执行最关键，也最艰难的步骤：给炸弹，装上引信。


    由于他在北非战场上，失去了右臂，左手也只剩下了三根手指，这个需要精细操作的动作，对他来说，异常困难。正当他紧张地操作时，一名卫兵在门外敲门催促，说会议即将开始，元首正在等他。


    在仓促之间，施陶芬贝格只来得及，为他带来的两块炸药中的一块，装上了引信。这意味着，炸弹的威力，在进入会场前，就已经被削减了一半。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中午12点30分左右，施陶芬贝格进入了拥挤的会议室。根据幸存的目击者，阿道夫·霍伊辛格将军的回忆，当时，希特勒正与二十多名高级将领和参谋，围着一张巨大的、厚重的橡木地图桌，听取东线战况的汇报。


    施陶芬贝格利用自己听力受损（这也是他在战争中留下的伤残）的借口，设法站到了一个离希特勒很近的位置。然后，他悄悄地，将那个装有已经启动了定时引信的炸弹的公文包，放在了桌子下面，靠近希特勒的脚边。


    几分钟后，一个预先安排好的、来自柏林的电话，打了进来，找施陶芬贝格。他以此为由，向希特勒和凯特尔元帅告罪，然后，匆匆地离开了会议室。


    就在他离开后，那个决定了历史走向的、不经意的瞬间，发生了。


    海因茨·布兰特上校——是的，又是他——为了能更清楚地看到桌上的地图，觉得脚边的那个公文包，有些碍事。于是，他便随手，或者说随脚，将它向旁边推了一下，把它推到了那张巨大的、由实心橡木制成的、厚重的桌子腿的另一侧。


    这个不经意的动作，将一块坚固厚实的木头，严严实实地，挡在了希特勒和那枚即将爆炸的炸弹之间。


    12点42分，炸弹，爆炸了。


    那这场爆炸后的结局，又将如何呢？整个德国的命运，又将走向何方？我们下一回，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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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0章 一场注定的失败

    中午12点42分，炸弹，在我们上一回故事的结尾，准时引爆了。


    “轰！”


    一声沉闷而巨大的爆炸声，猛地撼动了整个“狼穴”总部。施陶芬贝格在不远处的一个掩体旁，亲眼看到他刚刚离开的那间木头会议室，在一瞬间，被一股夹杂着黄色烟尘、黑色浓烟和无数碎片的火球，给整个吞噬了。屋顶被高高掀起，然后重重地砸回地面，窗户和墙壁像是纸糊的一样，向四外炸开。地图、文件、木屑、玻璃……各种杂物，像天女散花一样，被抛到了半空中。


    施陶芬贝格的心，在这一刻，反而落了地。


    成了！


    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在如此近的距离、如此猛烈的爆炸下，别说是人，就算是一头大象，也得给炸成碎片了。阿道夫·希特勒，那个将整个德国拖入深渊的恶魔，毫无疑问，已经死了。


    他和他的副官哈夫滕中尉，对视了一眼，眼神里充满了如释重负的激动。他们没有片刻停留，迅速地跳上了一辆早已等候在此的汽车，一路忽悠，巧妙地骗过了三道盘查的岗哨，成功冲出了“狼穴”这个魔窟，直奔附近的机场。一架早已准备好的飞机，正等着把他们带回柏林。


    因为，刺杀元首，仅仅是计划的第一步。真正的重头戏，将在首都柏林上演。一场代号“女武神”的政变，即将启动，他们要回去，领导这场将决定德国命运的行动。


    然而，施陶芬贝格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就在他飞往柏林，满心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在他身后那片狼藉的废墟里，命运，或者说某种不可思议的、如同魔鬼般的运气，再一次上演了它的奇迹。


    那个被炸得面目全非的会议室里，希特勒，竟然还活着。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咱们来复盘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就是我们上一章提到的那个致命的细节：会议地点，从坚固的、密不透风的钢筋混凝土地下掩体，临时换到了地面上这间的木板房。如果是在那个地下掩体里，炸弹的冲击波无处可逃，会在墙壁之间来回反弹、叠加，足以把里面的人，全部震死。可在这间木屋里，脆弱的墙壁和敞开的窗户，就像一个泄压阀，让大部分的冲击波，瞬间就逸散出去了。


    其次，也是最关键的，就是那张桌子。那是一张由非常厚重的实心橡木打造的巨大地图桌。还记得吗？那个叫海因茨·布兰特上校的倒霉蛋，就是我们上一章里提到过的，在1943年帮特雷斯科夫带过“君度力娇酒”炸弹的那位。这一次，他又在无意中，扮演了历史的搅局者。他觉得施陶芬贝格的公文包碍事，就用脚把它往旁边推了一下，正好，就推到了那根粗大的、实心橡木桌子腿的另一侧。


    正是这厚实的桌腿，像一面坚固的盾牌，严严实实地挡在了希特勒和炸弹之间，吸收了绝大部分的爆炸威力和飞溅的弹片。


    所以，当爆炸发生时，希特勒虽然被巨大的气浪整个掀飞，裤子被炸成了布条，两条腿上扎满了木刺，两只耳朵的耳膜也被震穿孔，暂时性失聪，但他本人，除了些皮外伤和一点擦伤瘀青之外，竟然没有受到任何致命的伤害。


    几分钟后，当烟尘散去，他摇摇晃晃地，被手下从废墟里搀扶了出来。他浑身是土，头发被烧焦，右臂暂时性麻痹，但他还活着，神志清醒。他环顾着一片狼藉的现场和那些或死或伤的将领，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看，我说过吧……这就是天意！天意要让我继续完成我的使命！”


    这场爆炸，最终造成了四人死亡。其中，就包括那位移动了公文包的布兰特上校。他的一条腿被当场炸断，第二天就不治身亡了。命运的安排，就是如此的吊诡和残酷。


    一个“开了挂”的独裁者，一群“扶不起”的队友。当施陶芬贝格的飞机，还在飞往柏林的途中时，这场政变，其实就已经输掉了一半。而另一半，则输在了柏林那帮“猪队友”的手里。


    咱们把镜头，切换到柏林。政变的大本营，设在市中心的本德勒大街，也就是德国后备军的总部。


    按照计划，一旦“狼穴”那边传来希特勒的死讯，这里的密谋核心人物，就应该立刻启动“女武神”计划，向全国的后备军部队，发布命令，逮捕纳粹高官，占领关键部门。


    可问题是，当施陶芬贝格在天上飞的时候，本德勒大楼里，却陷入了一种致命的、令人抓狂的死寂和迟疑。


    政变在柏林的现场负责人，是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这位将军，什么都好，就是缺了点当机立断的魄力。爆炸发生后，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绝对确切”的、百分之一百二十的确认消息。他有点慌，有点拿不准。于是，他决定……再等等。


    这一等，就等掉了足足三个小时。在分秒必争的政变中，这三个小时，是黄金般宝贵、且一去不复返的时间窗口。


    比奥尔布里希特更不靠谱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后备军的总司令，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将军。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这个弗洛姆，是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墙头草。他事先对密谋集团的计划，是知情的，也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同情。但他打的算盘是：你们先干，等你们干成了，确认希特勒真死了，我再跳出来，以“拨乱反正”的功臣面目，加入你们，分享胜利果实。可要是你们失败了……那对不起，我跟你们不熟，我还要反过来抓你们，向元首表忠心。


    所以，当奥尔布里希特请求他下令启动“女武神”时，弗洛姆直接拒绝了。他拿起电话，亲自打到“狼穴”去核实。电话那头，凯特尔元帅告诉他：“元首只是受了点轻伤。”


    这下弗洛姆心里有底了。他不仅拒绝合作，还反过来，想把奥尔布里希特这几个密谋者给当场逮捕。


    下午4点左右，施陶芬贝格的飞机，终于在柏林降落。他一回到本德勒大楼，看到眼前这副混乱、迟滞的景象，肺都快气炸了。他这才明白，自己不在的这几个小时，柏林的这帮同伴，几乎什么都没干！


    “简直是胡闹！”


    施陶芬贝格当机立断，不能再等了。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希特勒已死，然后，和他的同伴们一起，直接把那个摇摆不定的弗洛姆将军给抓了起来，关进了一间办公室。随后，他们开始以自己的名义，强行向全国发布“女武神”的命令。


    然而，一切都太晚了。更要命的是，他们犯下了一个业余到不能再业余的、足以载入史册的巨大错误：


    他们没有在第一时间，切断所有与“狼穴”的通讯线路！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搞政变，最最基本的操作，不就是第一时间抢占电台、切断电话线，控制住信息的发布渠道吗？这样，你才能把“假”的说成“真”的，把“死”的说成“活”的，你才能掌握话语权。可密谋者们，偏偏就漏掉了这最致命的一环。


    于是，政变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傍晚时分，柏林卫戍营的指挥官，一位名叫奥托·恩斯特·雷马的少校，是一位忠诚于希特勒、但对政变毫不知情的军官。他接到了“女武神”的命令，任务是：立刻带兵，前往逮捕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


    雷马少校二话不说，带着部队，气势汹汹地就包围了戈培尔的办公室。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戈培尔，这位纳粹的宣传天才，上演了他一生中最精彩、最力挽狂澜的一次即兴表演。


    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戈培尔异常冷静。他看着雷马少校，平静地说：“少校，你被叛徒欺骗了。元首根本没有死，他还活着。”


    雷马当然不信。


    戈培尔微微一笑，指了指桌上的电话：“你不信？我可以让你亲耳听到他的声音。”


    说着，戈培尔拿起电话，通过一条直通“狼穴”的专线，直接就接通了希特勒本人。


    “我的元首，雷马少校在这里，他不相信您还活着。”


    戈培尔把听筒，递给了雷马。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雷马再熟悉不过的、带有浓重奥地利口音的独特声音：“雷马少校，你听得出我的声音吗？”


    雷马少校当时脑子估计“嗡”的一下就炸了。他立正站好，对着话筒大喊：“是的，我的元首！”


    希特勒接着说：“我还活着。有一小撮野心勃勃的军官，发动了可耻的叛乱。我现在授予你全权，用你手下所有的部队，以我的名义，粉碎这场叛乱。逮捕或击毙所有反抗者！”


    这通电话，就像一道闪电，瞬间逆转了柏林的整个局势。


    雷马少校的忠诚，立刻从“女武神”的命令，转回到了元首本人身上。几分钟前，他还是执行政变的工具；几分钟后，他就成了镇压政变的急先锋。他手下的部队，立刻调转枪口，开始按照戈培尔的指示，逮捕城内的密谋分子。


    政变，就这样，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彻底失败了。


    当天深夜，雷马的部队，包围了本德勒大楼。被解救出来的那个机会主义者弗洛姆将军，为了杀人灭口，掩盖自己知情不报的罪行，急不可耐地，当场组织了一个即席的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宣判施陶芬贝格、奥尔布里希特、哈夫滕等四位政变的核心人物死刑，立即执行。


    就在本德勒大楼的庭院里，借着一辆军用卡车那昏暗的车头灯光，行刑队举起了枪。


    在倒下前的最后一刻，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上校，用尽全身力气，喊出了他最后的遗言：


    “我们神圣的德意志万岁！”


    枪声响起，这位勇敢的、孤独的抵抗者，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的死，标志着这场德国抵抗运动最高潮的终结。然而，对于成千上万和他有关联的人来说，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720事件，为希特勒提供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完美的借口。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对他早就看不顺眼的、那些内心并不忠诚的国防军传统贵族军官团，以及所有潜在的反对者，进行一次彻底的、血腥的大清洗。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权力的天平，在这一夜，彻底倒向了纳粹党最激进、最残暴的派系——党卫队。


    希特勒立即授权党卫队的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全权负责“净化”国家。希姆莱马上成立了一个由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穆勒挂帅的“7月20日特别委员会”，在全德国，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史无前例的大搜捕。


    这不仅仅是对一次未遂政变的反击，这更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旨在彻底摧毁旧德国精英阶层的权力交接。希姆莱不仅负责调查，还被任命为后备军的新司令。这意味着，德国的军队，这个普鲁士精神最后的堡垒，从此被彻底置于了党卫队的控制之下。


    盖世太保的恐怖网络，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迅速笼罩了整个德国。据统计，约有7000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被陆续逮捕。审讯室里，酷刑、讹诈、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许多人，在无法承受的折磨下，供出了更多的名字，导致这张网越收越紧。


    随后，这些被捕者，被送上了由一个叫罗兰·弗莱斯勒的法官，所主持的“人民法院”接受审判。


    说这是“审判”，都是对法律这个词的侮辱。这完全是一场场精心编排的、旨在公开羞辱被告的政治表演。


    这个弗莱斯勒，根本不是什么法官，他就是一个穿着法袍的疯子。在法庭上，他从不让被告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他用最恶毒、最下流的语言，对着这些曾经是将军、是市长、是贵族的被告们，进行疯狂的咆哮和人身攻击。他嘲笑他们因为被剥夺了军衔而不得不提着不合身的裤子，他辱骂他们是“猪”、“败类”。整个过程，都被摄像机拍了下来，希特勒本想把这些录像，作为宣传片，向全国播放，以儆效尤。但后来发现，弗莱斯勒在法庭上的表现，实在太过歇斯底里，太过令人作呕，连戈培尔的宣传部都觉得，这玩意儿要是播出去，非但起不到震慑作用，反而会让人心生同情，于是，就作罢了。


    判决，当然是早就内定好的——死刑。


    1944年8月8日，第一批被判刑的密谋者，在柏林的普洛岑湖监狱，被执行了处决。根据希特勒本人的亲自命令，他们要以一种最痛苦、最屈辱的方式死去。他们被剥光衣服，用钢琴的钢丝，吊在屠宰场的肉钩上，慢慢地被勒死。整个行刑过程，还被拍成了电影，送回“狼穴”，供希特勒本人“欣赏”。


    这种令人发指的残忍，其目的，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肉体消灭。这是一种恶毒的、象征性的报复。因为这些密谋者，大多是普鲁士军事贵族出身，他们最看重的，就是军人的荣誉。希特勒就是要用这种屠宰牲口的方式，来彻底摧毁他们的人格，践踏他们的尊严，从精神上，彻底抹杀这个阶层存在的意义。


    然而，纳粹的报复，还远未结束。他们从故纸堆里，翻出了一个古老的部落法律概念——“株连罪”。


    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讲，就是“株连九族”。


    希姆莱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赤裸裸地宣布：“叛国者的家族，必须从这片土地上，被连根拔除，直到最后一个成员！”


    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被用现代官僚机构那种冷酷的效率，付诸实施的国策。


    施陶芬贝格、格德勒、冯·哈塞尔……几乎所有核心密谋者的家庭，都遭到了灭顶之灾。他们的妻子，被送进了集中营；他们的孩子，则被盖世太保从家中带走，送到了一个叫“巴特萨克萨”的特殊儿童之家，集中看管。在这里，他们被强行改掉原来的姓氏，被禁止谈论自己的父母，并被灌输纳粹的思想。纳粹的计划是，等过一段时间，就把这些孩子，交给那些对纳粹无限忠诚的家庭去收养，让他们彻底忘记自己的出身和血脉。


    在纳粹的意识形态里，这场斗争，已经不是政治斗争了，而是一场“生物学”意义上的战争。在他们看来，这些反对者，不是政见不同的人，而是德意志这个“民族共同体”身体里的“癌细胞”和“病毒”。只杀死密谋者本人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叛逆”的基因，可能会通过血缘，遗传给下一代。所以，必须斩草除根，从生物学上，彻底消灭这个“病灶”。


    这已经不是政治清洗了，这是一场针对“内部敌人”的、小规模的、逻辑清晰的种族灭绝。


    在这场血腥的大清洗中，有两位德国陆军元帅的命运，尤其引人注目。他们的结局，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整个德国高级军官团，那种身居高位，却内心充满矛盾、最终无力回天的深刻悲剧。


    第一位，是“摇摆人”——京特·冯·克鲁格元帅。


    克鲁格元帅，就是顶替伦德施泰特的西线总司令，也就是在诺曼底前线，直接指挥抵抗盟军登陆的最高将领。


    他就是那种典型的、内心极为矛盾的旧普鲁士军官。一方面，他受过良好的军事教育，珍视军人的荣誉，对希特勒这个“奥地利下士”和他那帮纳粹党徒的粗鄙和疯狂，打心眼儿里瞧不上。他也清楚地知道，德国的战争机器，正在走向不可避免的失败。这让他愿意去听一听密谋者们的计划。事实上，巴黎的密谋集团代表，确实也找过他，他也表达了同情。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但另一方面，他又被自己曾经宣誓效忠的誓言，给牢牢地捆住了。发动一场推翻国家元首的政变，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和失败的可怕后果，又让他怕得要死。


    所以，他就成了一个“摇摆人”。他的态度是：除非你们能百分之百地确认希特勒已经死了，否则，别指望我出手。


    在7月20日政变当天，他这种模棱两可、犹豫不决的态度，直接导致了政变在巴黎的彻底失败，错失了控制整个法国的大好时机。


    他以为自己很聪明，两头下注，进可攻，退可守。但实际上，他把自己，推入了一个无解的死局。他既没有帮政变，又因为知情不报，而深深地卷入了其中。


    政变失败后，盖世太保的审讯，很快就挖出了他与密谋者之间的联系。1944年8月17日，一纸命令从“狼穴”发来，解除了他的西线总司令职务，并命令他，立刻返回柏林，“向元首汇报工作”。


    克鲁格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张所谓的“传票”，其实就是一张死亡通知书。他无法想象自己，站在希特勒面前，接受他那暴风骤雨般的审问，更无法面对随后弗莱斯勒那个疯子的法庭和肉钩绞刑架的羞辱。


    在从法国返回德国的途中，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元帅，做出了他最后的选择。1944年8月19日，他让司机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停车，然后，服下了一颗随身携带的氰化物胶囊，自杀身亡。


    他留下了一封写给希特勒的遗书。信中的言辞，充满了矛盾和挣扎。他一边继续表达着对希特勒的“忠诚”，一边又苦苦哀求希特勒，看在德意志民族的份上，结束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与盟军媾和吧。


    但据说希特勒看到这封信后，仅是看了一眼就扔进了垃圾桶。


    第二位，也是更富悲剧色彩的，是“沙漠之狐”——埃尔温·隆美尔元帅。


    隆美尔的案子，比克鲁格要复杂得多，也更让希特勒头疼。


    因为，隆美尔不是一般的元帅。他是戈培尔的宣传机器，亲手塑造起来的、整个第三帝国最耀眼的军事明星，是德国民众心中不败的“战神”，是“沙漠之狐”。他的声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与希特勒本人媲美。


    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战争英雄，你该怎么处置他？


    把隆美尔和刺杀阴谋直接联系起来的证据，其实并不充分，大多是一些其他密谋者在酷刑之下，为了自保或减罪而提供的供词。根据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研究，隆美尔确实对希特勒的瞎指挥，和纳粹政权的罪行，感到了彻底的幻灭，也确信战争已经输了。但他更倾向于，带兵逼宫，逮捕希特勒，然后对他进行审判，而不是用炸弹这种方式，去直接刺杀他。


    但对于希特勒来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隆美尔，不忠诚了。任何形式的不忠，都等同于叛国。


    可问题是，你不能公开审判隆美尔。把一个神话般的民族英雄，拉到弗莱斯勒那个疯子的法庭上，去指控他叛国？这会对德国人民的士气和军队的忠诚度，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等于向全世界承认，连我们最伟大的元帅，都起来反对元首了。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脸吗？


    所以，纳粹政权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隆美尔活着，太危险；但公开处死他，破坏性又太大。


    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兼顾了实用和宣传的、极其阴险的解决方案。


    1944年10月14日，两位将军，受希特勒的委派，来到了隆美尔位于黑尔林根的家中。当时，隆美尔还在因为7月份被盟军飞机扫射而受的重伤，在家中休养。


    这两位将军，向隆美尔出示了指控他的“证据”，然后，给了他一个冰冷得不带任何感情的最后通牒：


    选择一：前往柏林，接受人民法院的“审判”。这意味着，你本人，将遭受公开的羞辱，你的妻子和儿子，也将受到牵连，被送进集中营。


    选择二：我们为你准备了毒药，你在这里，悄无声息地，自己了断。


    如果你选择后者，政权将承诺，为你举行最高规格的国葬，给予你作为一名陆军元帅，所应得的全部军事荣誉。你的名声，将作为战争英雄，被永远地保留下来。最重要的是，你的家人，将安然无恙，他们的养老金和生活，都将得到保障。


    这是一个魔鬼的选择。一边是个人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的辩白，但代价是家人的万劫不复；另一边是自己的必死无疑，但可以换来家人的平安和身后虚假的荣光。


    隆美尔，这位在战场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沙漠之狐”，在这一刻，没有丝毫的犹豫。他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也是一个深爱着家人的丈夫和父亲。


    他平静地，和自己的妻子露西、儿子曼弗雷德，做了最后的告别。他对妻子说：“我在一刻钟后，就会死去。”


    然后，他穿上他那件标志性的非洲军团的皮夹克，戴上元帅节杖，走出了家门，登上了那两位将军的汽车。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汽车，在家附近一个僻静的树林边，停了下来。几分钟后，隆美尔服下了氰化物胶囊，结束了自己传奇而又悲剧的一生。


    随后，他的死讯，被公之于众。官方的讣告宣称：我们伟大的隆美尔元帅，因其在7月份前线视察时，被敌机扫射所受创伤的并发症，不幸逝世。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精心编造的谎言。希特勒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纳粹的高官们，在葬礼上，挤着的眼泪，发表着悼词，盛赞这位被他们亲手逼死的元帅的“忠诚”与“伟大”。


    隆美尔的悲剧，恰恰在于，他是一个在邪恶政权中，试图保持军人荣誉和职业操守的清醒者。他看到了败局，却无力回天；他厌恶罪恶，却受制于军人的誓言；他同情抵抗，却无法跨越“刺杀”的底线。最终，他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对家庭的最后守护，也以一种最讽刺的方式，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悲怆的句号。


    故事讲到这里，关于720事件本身的过程和结局，我们就基本说完了。现在，咱们不妨跳出故事，来开一个脑洞，做一个事后的复盘和反思。


    为什么这场准备了那么久、集结了那么多德国精英的密谋，最终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功败垂成呢？


    如果，我说如果，这场政变成功了，德国和世界的历史，又会走向何方呢？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它失败的原因。


    在我看来，除了希特勒那逆天的运气（木屋、桌子腿），和一些技术上的失误（炸药只装了一半）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行动层面的犹豫和僵化。政变，是世界上风险最高、对时机把握要求最严苛的行动。它需要的是闪电般的速度、当机立断的决绝和不择手段的冷酷。可我们看看柏林那帮密谋者，他们在干什么？等确认、等命令、怕担责……他们身上那种德国军官团根深蒂固的、凡事都要讲程序、讲条令的服从天性和职业习惯，在这一刻，成了他们最致命的枷锁。可以说，这场政变，最终是被孕育了它的那种普鲁士军事文化本身给击败了。


    第二个，也是更本质的，是方法论上的错配。施陶芬贝格和他的同伴们，绝大多数，都是传统的德国精英、是贵族、是绅士。他们试图用一种“君子”的方式，去推翻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政权。他们计划着如何斩首毒蛇，却没有一个有效的计划，去应对那庞大而顽固的蛇身——也就是纳粹党和党卫队所建立起来的那个庞大、高效、且深入社会骨髓的恐怖统治机器。他们想得太“干净”了，也太“理想化”了。


    那么，我们来做第二个假设：如果政变成功了呢？


    假设，那天会议是在地下掩体里开的，或者布兰特上校没有手贱去移动那个公文包，希特勒被当场炸死了。同时，柏林的通讯被第一时间切断，戈培尔、希姆莱等纳粹头子被迅速逮捕。一个新的、由贝克将军和格德勒博士领导的德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那么，他们能成功地结束战争吗？


    答案，几乎也是否定的。


    因为，密谋者们有一个非常天真，甚至可以说是一厢情愿的核心政治目标：他们希望，在推翻希特勒之后，能够立刻与西方盟国（主要是英美）达成单方面的停火协议，然后，调转枪口，集中全部力量，在东线，继续抵抗苏联红军的进攻，把苏联人，挡在德国的国门之外。


    这个想法，从德国人的立场出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完全误判了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和盟国的决心。


    早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已经向全世界公开宣布，盟国对于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将坚持一个唯一的原则，那就是——“无条件投降”。


    为什么要定下这么一个不留任何余地的政策？


    一方面，就是咱之前说过的是为了避免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覆辙。一战结束后，德国国内就冒出了所谓的“背后一刀”神话，说是德国军队没有在前线被打败，而是被国内的“叛徒”（指社会党人、犹太人等）从背后捅了一刀，才被迫投降的。这个谎言，后来成了纳粹崛起的重要宣传口号。所以这一次，盟军的目标很明确：必须在军事上，彻底地、毫无争议地，摧毁德国的战争机器，占领它的本土，让所有德国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你们是“战败”了，没有任何借口可找。


    另一方面，这也是为了向苏联的斯大林保证，英美绝对不会背着他，去和德国单独媾和。这是维持盟国团结的政治基石。


    所以，可以断定，就算720政变成功了，一个新的反纳粹德国政府，坐到谈判桌前，从盟国那里听到的，依然会是那五个字：“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盟国的定义里，早已不是一场传统的国家间的战争，而是一场正义对抗邪恶的意识形态“圣战”。对于绝对的邪恶，是不存在谈判和妥协的。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密谋者们的政治思维，还停留在19世纪那种传统的欧洲外交模式里，他们对这场战争的性质，产生了根本性的误判。


    因此，即使7月20日的炸弹，炸死了希特勒，即使“女武神”的政变，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它也几乎注定会在政治上，走向失败。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抵抗和牺牲，就毫无意义。如果政变成功，或许，战争可以提前大半年结束。这意味着，从1944年夏天到1945年5月，那无数在集中营里、在东西两线的战场上、在被轰炸的城市里死去的生命，或许可以被拯救。德国的城市，可能会免于被彻底夷为平地。甚至，欧洲战后的地缘政治版图，也可能被改写——或许，是美军和英军，而不是苏联红军，率先开进柏林、布拉格和维也那。


    历史，没有如果。但正是这些在最黑暗的时刻，挺身而出的“失败者”，用他们的勇气和生命，向世界证明了，在那个被纳粹绑架的国度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德国。一个有良知、有荣誉、敢于反抗的德国。


    他们的行动，或许没能拯救自己的国家于毁灭，但却在某种意义上，拯救了德意志民族的灵魂。


    好了，720密谋的惊心动魄，我们就讲到这里。但是，希特勒虽然躲过了一劫，德国的败局，却已无法挽回。在西线，盟军已经冲出了诺曼底，兵锋直指巴黎。解放巴黎的行动已经近在咫尺，守卫巴黎的任务交给了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上将，而此时的巴黎全城都埋好了炸弹。肖尔蒂茨接到的命令是一旦盟军进入巴黎就引爆炸弹，让巴黎成为一片废墟，那巴黎的命运又将如何？下回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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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1章 巴黎烧了吗

    上一回咱们说到，720事件那场大戏在德国内部闹得是天翻地覆、血流成河，但地球另一边的战争机器，可没功夫停下来看热闹。盟军在诺曼底站稳了脚跟，就像两把烧红的尖刀，一把从诺曼底北路，一把从法国南部，开始向着德国的心脏地带，高歌猛进。而在这两把尖刀的必经之路上，横亘着一个璀璨的、也是最关键的目标——巴黎。


    解放巴黎，这可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行动，它更像是一出交织着爱恨情仇、阴谋阳谋、英雄迟暮和政治博弈的史诗级大戏。而要说这出戏的主角，那就不能不提咱们的老熟人，那个高傲的、倔强的、被罗斯福和丘吉尔又爱又恨的男人——夏尔·戴高乐。


    之前咱们说过，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这两个“和事佬”的强行撮合下，戴高乐和他那个死对头，亨利·吉罗将军，在镜头前上演了一出“世纪大和解”，俩人皮笑肉不笑地握了握手。可你要是觉得这俩仁兄，真能从此一笑泯恩仇，相亲相爱一家人，那可就真是见了鬼了。


    咱们得先掰扯清楚，这俩人到底在争什么。


    简单说，就是争一个“名分”，争谁才是未来法国的合法老大。


    戴高乐将军这条路，走得那叫一个憋屈。他最大的阻力，不是德国人，而是来自盟友，特别是美国总统罗斯福。老罗斯福是打心眼儿里烦戴高乐，觉得这家伙又臭又硬，目中无人，整个一不知好歹的刺儿头，还野心勃勃地想当军事独裁者。所以，美国人就把宝，押在了另一个人身上——亨利·吉罗将军。


    吉罗将军，五星上将，战功赫赫，还是个传奇的“越狱英雄”，在军中威望很高。但在美国人看来，他最大的优点是：不懂政治。一个不懂政治的军事英雄，多好啊！听话，好控制。


    于是，在当时盟军解放的法属北非，一场围绕着法国未来领导权的“双雄会”，就这么拉开了序幕。这可不是简单的两个人掰手腕，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戴高乐代表的，追求法兰西彻底独立、民族复兴、谁也别想对我指手画脚的“硬汉路线”；另一条，是吉罗代表的，更愿意听从美国安排、与盟军战略紧密捆绑的“亲美路线”。


    戴高乐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想干掉有美国这个“超级外援”撑腰的吉罗，光靠在伦敦和阿尔及尔跟盟友磨嘴皮子，是远远不够的。他真正的力量，他合法性的根源，必须来自一个地方——被德国占领的法国本土，来自那些在德军铁蹄下，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战斗的抵抗组织。


    可当时法国的抵抗运动，那叫一个乱。简直就是山头林立，各自为战。有搞情报的，有搞破坏的，有救助盟军飞行员的，还有印传单、搞宣传、组织群众的。这些组织，派系林立，互相之间谁也不服谁，有的直接听英国军情六处的，有的听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乱成了一锅粥。


    要把这锅粥，拧成一股绳，统一在自己的旗帜下，戴高乐需要一个能力挽狂澜的使者。


    这个人，就是让·穆兰。


    穆兰，是法国历史上一个传奇人物，他本来是个省长，文官出身，却有着军人般的胆识和钢铁般的意志。1942年到1943年，戴高乐把他像一枚最重要的棋子，秘密空投回了法国。穆兰冒着随时可能被盖世太保抓住并处死的巨大风险，在法国境内秘密穿梭，像个不知疲倦的“粘合剂”，一个一个地去拜访那些桀骜不驯的抵抗运动领袖。


    “哥儿几个，别自己单干了，咱们得团结起来，劲儿往一处使啊！”


    “光打游击不行，咱们得有个统一的政治纲领，得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法国人，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谁能代表这个未来？当然是远在伦敦，唯一一个从一开始就举起反抗大旗的戴高乐将军！”


    经过无数次艰苦卓绝的谈判和斡旋，穆兰，这个伟大的信使，奇迹般地成功了。他把那些互相猜忌、矛盾重重的抵抗运动领袖们，都说服了。大家同意搁置分歧，共同组建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全国抵抗委员会（CNR）。


    更重要的是，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向全世界公开发表声明，公开承认：夏尔·戴高乐将军，是法国抵抗运动唯一的政治领袖。


    这一招，简直是釜底抽薪，一剑封喉！


    它瞬间改变了戴高乐和吉罗之间的力量对比。它给了戴高乐一种吉罗永远也无法拥有的东西——来自法国本土、来自那些正在流血牺牲的人民的直接授权。


    这一下，戴高乐的腰杆子，彻底硬了。他不再仅仅是盟军电台里那个“伦敦之声”，他成了整个法兰西抵抗运动的化身，是法兰西民族精神的象征。


    手握全国抵抗委员会这张王牌，戴高乐班师回朝，返回了设在阿尔及尔的权力中心——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一开始是戴高乐和吉罗当联合主席，说白了就是盟军搞出来的一个平衡产物。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但此时的戴高乐，早已今非昔比。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吉罗将军来说，就有点残酷了。政治斗争这玩意儿，吉罗一个纯粹的军人，哪里是戴高乐这个政治老手的对手。戴高乐利用自己在委员会里的崇高威望和来自国内的坚定支持，开始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政治操作，系统性地、一步一步地把吉罗的权力给架空了。


    吉罗很快就发现，自己虽然还是个五星上将，但在委员会里，基本上已经被排挤出了核心决策圈，成了个光杆司令。最终，在内无根基（国内抵抗组织不认他）、外援动摇（美国人看他实在扶不起来，也懒得再使劲了）的情况下，吉罗将军被迫黯然辞职。


    戴高乐，终于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他立刻把“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自己当主席。至此，他已经为自己登上解放后法国最高权力宝座，铺平了所有的道路。


    这场权力斗争的结局，告诉我们一个很深刻的道理：戴高乐能当上法国老大，不是因为罗斯福或者丘吉尔喜欢他——恰恰相反，这俩人经常被他气得跳脚——而是因为，他赢得了一场更重要的战争：对法兰西人心的征服。他比谁都明白，真正的权力，不是来自盟军总部的任命书，而是来自自己国家土地上，那些流血牺牲者的拥护。


    吉罗呢，虽然有美国人撑腰，但他始终是个“空降兵”，是个外部强加的候选人。而戴高乐，通过一场高风险的秘密政治行动，证明了自己，才是法兰西在危难时刻，唯一的、真正的选择。


    说到这儿，咱们稍微跑个题。也正是因为戴高乐这种“老子天下第一，谁也别想控制我”的性格，战后他领导的法国，跟美国的关系那叫一个差。在冷战最紧张的时候，他直接宣布法国退出北约的军事一体化指挥体系，还把北约总部从巴黎给赶到了布鲁塞尔，搞得美国人灰头土脸。他拒绝躲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面，非要自己搞原子弹，说“强国就要有强国的武器”。他还公开指责美国打越南战争，到处给美国人拆台……当然了，这都是后话，说回1944年的巴黎。


    1944年8月，当盟军的南北两路大军，像两把巨大的钳子，向巴黎合拢时，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这座“光之城”。


    解放巴黎，不仅意味着解放法国的首都，更是一场精神上的胜利。


    然而，在遥远的东普鲁士“狼穴”大本营里，刚刚躲过720刺杀的阿道夫·希特勒，正处于一种末日般的癫狂状态。诺曼底前线的惨败，让他暴跳如雷。他绝不允许巴黎，这座象征着欧洲文明的城市，完好无损地落入盟军之手。


    8月7日，他任命了一位将军，前往巴黎担任军事总督。这位将军，名叫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一个以冷酷、高效、坚决执行命令而闻名的普鲁士军人。


    希特勒选他，目的再明确不过了。肖尔蒂茨在东线战场上，以执行“焦土政策”而闻名。希特勒相信，他是执行自己那套疯狂意志的完美工具。


    在任命肖尔蒂茨的时候，希特勒给了他一道明确得不能再明确、也恐怖得不能再恐怖的命令，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通过电报，反复地、神经质地强调：


    “这座城市，绝不能落入敌手，与其这样，不如让它成为一片废墟！”


    巴黎所有的桥梁，必须被炸毁；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所有这些人类文明的瑰宝，都必须被付之一炬。


    希特勒那句充满魔咒般的质问——“Brennt Paris?”（巴黎在燃烧吗？）——从此，就像一片乌云，沉甸甸地压在了这座城市的上空。


    四方博弈：一场拯救巴黎的生死豪赌


    当肖尔蒂茨将军抵达巴黎时，他发现自己屁股底下坐的，根本不是一个总督的宝座，而是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


    第一方力量：巴黎人民的起义。


    8月19日，在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罗尔-唐基的号召下，巴黎城内的抵抗力量，发动了全城武装起义。警察局被占领，街道上筑起了街垒，到处都是枪声。巴黎人民，在被压抑了四年之后，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来争取自由。


    肖尔蒂茨手里，有大约2万名德军士兵，装备精良。这股力量，足以在巴黎街头，制造一场可怕的血腥屠杀，但要想完全控制住这座拥有数百万人口、且人人奋起反抗的城市，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巴黎，陷入了一种极其危险的僵局。


    第二方力量：一位中立国外交官的斡旋。


    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一位关键人物，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就是瑞典的总领事，拉乌尔·诺德林。


    作为中立国的外交官，诺德林成了德军和抵抗力量之间，唯一可以沟通的桥梁。这位勇敢而不知疲倦的瑞典人，在他的办公室、德军总部莫里斯酒店、以及抵抗力量的秘密据点之间来回穿梭，用他的智慧和勇气，为这座城市，争取着一线生机。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根据后来着名的纪实文学《巴黎在燃烧吗？》一书记载，诺德林和肖尔蒂茨之间，有过几次改变历史的对话。


    诺德林警告肖尔蒂茨：“将军，如果你摧毁巴黎，你将犯下一桩历史永远不会原谅的罪行。你的名字，将和那些最野蛮的毁灭者，一起被钉在耻辱柱上。”


    他还促成了一项极其脆弱的停火协议，让双方可以抢救伤员、收殓尸体。这份协议虽然很快就被打破，但它争取到了宝贵的几天时间，避免了德军立刻展开大规模的报复。更重要的是，诺德林利用这段时间，成功说服肖尔蒂茨，释放了数千名被关押的政治犯。据说，肖尔蒂茨在签署释放令时，曾对诺德林私下说：“我不会把一条流浪狗，交给党卫军。” 这句话，暴露了他内心深处，那条尚未泯灭的道德底线。


    诺德林还给肖尔蒂茨承诺，如果你投降，我将想办法保护你的家人免遭纳粹迫害！


    第三方力量：一位德国将军的内心挣扎。


    现在，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到了肖尔蒂茨将军一个人身上。一边，是元首那不容置疑、必须执行的疯狂命令；另一边，是巴黎这座美丽的城市和无数无辜的生命。


    他，会按下那个引爆巴黎的按钮吗？


    最终，肖尔蒂茨没有。他选择了违抗元首的命令。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而是多种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


    首先，是军事上的清醒。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军人，他心里很清楚，炸毁巴黎，在军事上，屁用没有。这既挡不住盟军前进的步伐，反而会把自己的部队，拖入一场毫无意义的巷战，连有序撤退都做不到。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说，这是一个“完全失去了理智”的命令。


    其次，是对希特勒本人的彻底失望。就在来巴黎上任前不久，肖尔蒂茨在“狼穴”亲眼见过希特勒。当时，元首那副神经兮兮、唾沫横飞、完全沉浸在“最终胜利”幻想里的癫狂状态，让肖尔蒂茨深信：这个人，已经疯了。为一个疯子，去执行一项野蛮的、反人类的、并且毫无军事价值的命令，这触及了一位传统普鲁士军官的荣誉底线。


    再者，就是诺德林外交斡旋的持续影响。诺德林不断地向他诉说着历史责任感，诉说着一个军人保存文明的荣耀。巴黎市政委员会的主席皮埃尔·泰廷格，也曾指着窗外的卢浮宫和埃菲尔铁塔，对肖尔蒂茨说：“将军，想象一下，将来有一天，你作为一名游客站在这里，可以骄傲地对自己说：‘我本可以摧毁这一切，但我把它作为一份礼物，留给了人类。’这难道不比所有的征服，更荣耀吗？” 这些话，像一颗颗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个人化，也极其现实的因素：纳粹那套臭名昭着的“家族连坐法”。还记得我们上一回讲的吗？高级军官如果投降或者不忠，其家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意味着，肖尔蒂茨违抗命令的每一个小时，都是在用自己远在德国的妻子和孩子的生命，进行一场豪赌。


    这使得他的最终抉择，不仅仅是理智的胜利，更是一种需要巨大勇气的个人担当。他甚至通过诺德林，秘密向盟军传递信息：请你们，尽快向巴黎推进！他从一个命令的被动执行者，变成了一个主动拯救巴黎的共谋者。


    第四方力量：戴高乐的政治决心。


    当巴黎城内激战正酣、暗流涌动的时候，决定性的力量，正在从城外逼近。


    戴高乐在阿尔及尔得知巴黎起义的消息后，心急如焚。他立刻向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施压，言辞激烈，态度坚决，只有一个要求：必须由法国军队，率先解放巴黎！


    艾森豪威尔一开始是犹豫的。从纯军事角度看，绕开巴黎这个“硬骨头”，直插德国本土，才是最快、损失最小的选择。


    但戴高乐的理由，是政治性的，也是不容置疑的：


    第一，必须由法国人自己解放自己的首都，这样才能向全世界宣告，法兰西没有亡，法兰西靠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来了！这是民族尊严的问题。


    第二，当时城内起义的主力，是共产党领导的。如果盟军绕过去，巴黎城内出现权力真空，那很可能就被共产党给控制了。这绝对是戴高乐和西方盟国都不愿意看到的。


    最终，艾森豪威尔被说服了。他下令，由菲利普·勒克莱尔将军指挥的法国第二装甲师，立刻脱离美军指挥序列，调转方向，向巴黎全速疾驰！


    8月24日傍晚，勒克莱尔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在万众欢呼声中，率先冲入了巴黎市区。狂喜的市民们，涌上街头，他们亲吻着法国士兵和他们的坦克，哭着，笑着，高唱着《马赛曲》。全城的教堂，在沉寂了四年之后，终于再次为自由，敲响了钟声！


    8月25日，最后的战斗结束了。肖尔蒂茨将军，在德军总部莫里斯酒店，向勒克莱尔将军正式投降。在签署完命令所有德军据点停火的投降书后，这位德国将军，如释重负。他拯救了巴黎，也完成了对自己军人荣誉的最后救赎。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当希特勒得知肖尔蒂茨将军向盟军投降、未执行“炸毁巴黎”的命令后，勃然大怒，怒斥其为“无耻的叛徒”，并在柏林对其进行缺席审判，最终以叛国罪名判处其死刑！但这也没啥卵用。


    在诺德林中立国防委员会成员的安排下，肖尔蒂茨的家人得以安然无恙地避开了盖世太保的报复，诺德林也兑现了他“若你保住巴黎，我就保住你家人”的承诺。


    战后，肖尔蒂茨作为战俘被拘押至1947年，随后获释。尽管他因“未毁灭巴黎”而受到法国民众一定程度的尊敬，但他本人拒绝接受任何英雄光环，也拒绝了法国政府邀请其重访巴黎的提议。


    1951年，肖尔蒂茨出版了回忆录《从塞瓦斯托波尔到巴黎：士兵中的士兵》，在书中讲述了他从东线到西线的亲身经历，并强调自己作为军人的职业伦理。1966年，他因肾衰竭在德国病逝，终年71岁。


    说回巴黎，当天下午，戴高乐将军，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巴黎。在市政厅的阳台上，面对着下面人山人海的、欢呼的民众，他发表了他一生中最着名、也最激动人心的演说：


    “巴黎！巴黎受尽了凌辱！巴黎遭到了破坏！巴黎受尽了折磨！但是，巴黎解放了！由她自己解放了，由她的人民解放了，依靠法兰西军队的帮助，依靠整个法兰西的帮助……”


    这番话，说得太有水平了。他几乎没提盟军的功劳，而是把解放的荣耀，牢牢地归功于法国人民和法国军队自身。这不仅仅是对巴黎人民的致敬，更是一次无与伦比的政治宣言。它为戴高乐作为战后法国无可争议的领袖，奠定了最坚实的民意基础，也开启了一段关于“法兰西自我救赎”的民族神话。


    巴黎的幸免于难，不是一个人的功劳，也不是什么奇迹。它是希特勒的疯狂、巴黎人民的勇敢、诺德林的智慧、肖尔蒂茨的良知以及戴高乐的远见，这所有力量交汇在一起，共同导演的一出伟大的历史剧。


    随着法国全境的光复，一场痛苦但又必须进行的“大扫除”开始了。这就是法国历史上的“清算运动”，不仅要审判那些通敌的“法奸”，更是一个民族，对自己在那段黑暗岁月中，所经历的分裂与屈辱，进行的一次集体反思。


    而这场清算的焦点，最终，落在了那个曾经的民族英雄、后来的通敌政府首脑，维希法国的元首——菲利普·贝当元帅的身上。


    而决定他命运的人，恰恰是他曾经最器重、最欣赏的学生和门徒——戴高乐。


    咱们之前讲戴高乐的时候提过，贝当和戴高乐之间，那可是有过一段情同父子的师生情谊。贝当，是一战中不朽的“凡尔登英雄”，是整个法兰西的偶像。年轻的戴高乐，曾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甚至用贝当的名字，给自己的儿子菲利普命名。


    可历史，就是这么爱开玩笑。1940年，老师选择了投降，当了可耻的维希政府元首；学生则选择了反抗，成了“自由法国”的领袖。这对师生，被历史，无情地撕裂在了两个对立的阵营。


    1945年夏天，纳粹德国覆灭后，被德国人裹挟到德国的贝当，自愿返回法国，接受审判。


    这场审判，成为了全国的焦点。整个法国，被迫再一次去面对维希政权那四年的所作所为：与纳粹合作、制定反犹太法律、把成千上万的法国犹太人送进死亡集中营、以及投降本身所带来的那种刻骨的民族耻辱。


    对贝当的指控，是叛国罪。


    法庭的判决，最终下来了：罪名成立，判处死刑。


    这个判决，从法律上，为维希政权的罪恶，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此时，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已经是临时政府主席的戴高乐面前。


    贝当的生死，现在就掌握在他的一支笔下。他有权，赦免或减免他的刑罚。


    杀，还是不杀？


    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抉择。从情感上，贝当是他的恩师；从正义上，贝当的罪行难辞其咎，理应偿命。


    最终，戴高乐做出了他的决定：将贝当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这个决定，不是出于妇人之仁，而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深思熟虑。戴高乐心里非常清楚，当时的法国，刚刚解放，还非常脆弱，社会上撕裂严重。如果真的处死一个89岁高龄、曾经被誉为“国父”的凡尔登英雄，那只会制造一个“烈士”，在法国社会内部，引发新的、更深刻的分裂。对于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民族和解，远比纯粹的复仇，要重要得多。


    戴高乐的这一手，玩得非常高明。他既通过维持法庭的有罪判决，扞卫了抵抗运动的合法性和国家的正义，完成了对历史的清算；又通过赦免贝当的死罪，避免了国家陷入更深的对立，为战后的和解与重建，铺平了道路。


    在谈到自己这位堕落的恩师时，戴高乐曾留下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评语，这可以看作是他对这段历史的最终裁决：


    “贝当元帅的悲剧在于，他那份属于伟人的光荣，早在1925年就已经‘死去’了。可悲的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


    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贝当的悲剧：他把一战英雄的无上荣光，永远地，埋葬在了二战的无尽耻辱之中。对他的审判，是一次民族的集体疗伤；而对他的减刑，则是戴高乐作为战后法国的掌舵人，引领整个法兰西，走出分裂、迈向统一的，艰难而又关键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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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2章 巴格拉季昂行动

    上一回我们说到，巴黎上空的钟声为自由而鸣响，戴高乐衣锦还乡，法兰西在经历了四年的屈辱后，终于迎来了重生。西线战场上，盟军高歌猛进，似乎通往柏林的道路已经是一片坦途。


    但是，今天咱们得先把视线，从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暂时挪开一下。我们要讲一场名气不大，但作用却至关重要的登陆战。这场登陆，就像是一场巨星演唱会里那个才华横溢、但总被人忽略的暖场乐队。那位巨星，当然就是大名鼎鼎的诺曼底登陆。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位“暖场乐队”，它的代号，叫“龙骑兵行动”——盟军在法国南部的登陆。


    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怎么听说过法国南部登陆，这不奇怪。实在是诺曼底登陆的光环太耀眼了，就像太阳一样，把旁边所有的星星都给盖过去了。但如果你以为南法登陆只是个可有可无的“小插曲”，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咱们得先回到1944年的夏天。6月6号，盟军成功登陆诺曼底，这只是开了个头。接下来，盟军就一头扎进了诺曼底地区那臭名昭着的“树篱墙”地带。


    这鬼地方，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防御阵地。到处都是一人多高的、由土堆和盘根错节的灌木组成的树篱，把整个地区分割成无数个小方格。盟军的坦克在这种地方施展不开，步兵走两步就可能撞上德军的机枪阵地。推进异常艰难，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更要命的问题，在后方。


    到1944年8月底，登陆法国的盟军部队，总数已经超过了200万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两百万张嘴要吃饭，上万辆坦克和卡车要喝油，无数门大炮要喂炮弹。这每天的消耗量，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


    可盟军的后勤补给，却出了大问题。这就好比你开了一家全世界最大的餐厅，生意火爆，结果回头一看，发现后厨只有一个水龙头和一个小煤球炉子，根本供不上啊！


    盟军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攻占了法国北部的深水大港——瑟堡港，但德国人在撤退前，把港口设施给炸了个稀巴烂，修复需要很长时间。而盟军自己搭建的那个临时的“桑葚”人工港，吞吐能力又极其有限，在大风暴里还坏了一个。


    后勤，这个战争的“血液”，眼看就要供应不上了。前线的巴顿将军急得跳脚，他的坦克因为没油，好几次都只能停在路边晒太阳。这个巨大的战略瓶颈，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地掐住了盟军的喉咙，再不解决，整个西线战局，都有可能陷入停滞。


    正是在这种火烧眉毛的背景下，那个曾经因为资源不足而被一再推迟的“南法登陆计划”，一下子，就从一个次要的选项，变成了一剂救命的良药。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推手——咱们的老熟人，戴高乐将军。


    对于戴高乐来说，解放法国，必须要有法国军队唱主角。这是重塑法兰西民族荣誉和确立他临时政府合法性的关键一步。所以，他也是这项计划最积极的推动者。


    于是，在军事必要性和政治意志的双重驱动下，盟军联合参谋部终于拍了板。就在这时丘吉尔还在那儿念念不忘他的“巴尔干登陆”计划（他总想从“欧洲柔软的下腹部”插进去），但这时候，已经没人听他的了。


    1944年8月1日，南法登陆计划被正式命名为——“龙骑兵行动”，登陆日，定在了8月15日。


    “龙骑兵行动”的目标，简单粗暴，但至关重要：以最快的速度，夺取法国地中海沿岸的两个重要深水港——土伦和马赛。 只要拿下这两个港口，就等于为盟军在欧洲，开辟了一条全新的、从南方直通内陆的后勤大动脉。


    1944年8月15日凌晨，“龙骑兵”出动了。


    行动以大规模的空降拉开序幕，盟军的伞兵，像撒豆子一样，被精准地投放到德军后方的内陆要地，切断他们的增援路线。


    几个小时后，在海面上由战列舰、巡洋舰和航空母舰组成的庞大舰队，开始对普罗旺斯海岸，进行毁灭性的炮击和轰炸。随后，由美国第六集团军群司令亚历山大·帕奇将军指挥的主力部队，开始抢滩登陆。


    和诺曼底登陆时那种尸山血海的惨烈景象完全不同，“龙骑兵行动”的登陆过程，顺利得让人有些不敢相信。


    原因很简单。德国人在南法的G集团军群，本来就是二流部队，兵力分散，装备差，士气低落。而且，在盟军登陆的前后，法国国内的抵抗力量（法国内务部队，FFI），早就把德军的后方给搅成了一锅粥。他们炸桥梁、割电话线、伏击运输队，极大地削弱了德军的反应能力。


    登陆成功后，战役的真正主角，登场了。


    那就是由让塔西尼将军指挥的、承载着整个法兰西复兴希望的——法国B集团军。


    这支由北非的法国部队和国内抵抗力量组成的军队，一踏上自己的国土，那战斗意志简直爆表。这口气憋了四年了，今天终于能亲手把德国佬赶出家门了！法军绕过美军的侧翼，像一把尖刀，直插土伦和马赛。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攻势迅猛得令人咋舌。到8月27日，马赛解放；第二天，土伦守军投降。在解放这两座港口的战斗中，法军以极小的代价，俘虏了将近3万名德军。


    “龙骑兵”的成功，还远不止于此。盟军部队沿着罗讷河谷，一路向北，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追着溃逃的德军屁股打。


    1944年9月10日，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时刻到来了。


    在法国中部的第戎附近，从南法一路北上的美军先遣部队，和从诺曼底战场一路东进的、巴顿将军的第三集团军，胜利会师了！


    这一握手，意义非凡。它标志着，盟军从英吉利海峡到地中海的战线，被彻底打通了。就像拉上了一条从北到南的巨大拉链，把还残留在法国西南部的十几万德军，给严严实实地合围了起来，彻底断了他们逃回德国的念想。


    可以说，“霸王行动”（诺曼底登陆）和“龙骑兵行动”，这对最初因为资源不足而没能同步发起的“双子星”，最终以一种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方式，共同完成了对法兰西的解放。


    尤其是“龙骑兵”拿下的马赛和土伦港，简直就是给整个西线盟军打了一针“强心剂”。到1944年10月，通过法国南部港口卸下的物资，已经占到了盟军在西线补给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正是这条南方的补给大动脉，支撑了盟军后来向德国本土的持续进攻。


    所以说，“龙骑兵”虽然名气小，但功劳，是实打实的。


    好了，西线的故事，我们暂时告一段落。现在，我们把镜头从阳光明媚的法国南部，猛地拉到一片广袤、泥泞、且浸透了鲜血的土地上——残酷的东线战场。


    因为，就在盟军在法国高歌猛进的同时，一场规模更为宏大、战况更为惨烈、也更能决定战争最终走向的史诗级战役，即将在白俄罗斯的大地上，拉开序幕。这里，才是真正决定纳粹德国最终命运的主宰。


    在德黑兰会议的时候斯大林就跟英美盟军承诺，只要英美盟军在法国一登陆，那苏联红军将在东线牵制德军，让德军无法从东线抽调兵力到西线，从而配合英美登陆作战。


    那问题是，打哪呢？


    1944年春夏之交，克里姆林宫里，烟雾缭绕。斯大林和他手下最顶尖的元帅们——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等人，正围着巨大的地图，精心擘画着即将到来的夏季攻势。


    这可不是一次普通的战役策划，这是一场决定苏联，乃至整个世界命运的战略推演。摆在他们面前的，有四个主要的进攻方案，每一个，都可能将战争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方案一：南下巴尔干。 从乌克兰南部出发，像一把利刃，穿越喀尔巴阡山脉，直插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半岛。目标：夺取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油田（那是德国战争机器的“命根子”），顺便把巴尔干那几个德国的仆从国给“解放”了。


    这个方案，听起来很诱人，但风险也极大。斯大林和朱可夫一合计，这玩法太浪了，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着蛋。战线拉得太长，补给跟不上，侧翼还容易被德国人反包围。否决！


    方案二：西乌克兰突击。 这是方案一的变种，主攻方向放在西乌克兰，目标是切断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的联系，然后一路向北，打到波罗的海，把德国人包个更大的饺子。


    这个方案，还是那个老问题，太贪心，战线拉得太长，风险不可控。而且，德军在乌克兰南部的装甲部队，都是精锐，硬碰硬划不来。再次否决！


    方案三：硬啃波罗的海。 主攻方向放在北方，目标是解放波罗的海三国，然后直取东普鲁士的老巢——柯尼斯堡。


    这个方案，听起来很直接。但问题是，德国人在那儿修了着名的“豹线”防御工事，跟个铁王八一样，到处是碉堡、雷区和要塞。硬啃这块骨头，肯定要崩掉满嘴牙，伤亡太大，不划算。继续否决！


    方案四：中路突破，直捣白俄罗斯。 这个方案的核心，是把主攻方向，放在德军战线中部的白俄罗斯。这里，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向东突出的“阳台”，地形虽然有沼泽，但德军的防御相对薄弱，兵力也分散。


    苏军的计划是：用南北两支巨大的铁钳，同时发动钳形攻势，在白俄罗斯的首府明斯克会师，把整个德国中央集团军群，这支拥有近百万兵力的庞大集团，一口吞下，包一个史无前例的超级大饺子！


    经过反复推演，斯大林和他的元帅们一致认为，这第四个方案，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也最稳妥的“唯一安全选项”。这简直就是送到嘴边的一块肥肉啊！


    1944年5月底，计划最终敲定。这次将决定战争命运的史诗级行动，被赋予了一个响亮的代号——“巴格拉季昂”。


    这个名字，来源于俄国历史上的一位民族英雄，彼得·巴格拉季昂亲王。他是在1812年抵抗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中，英勇牺牲的一位名将。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次行动，其寓意不言而喻。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而行动发起的日子，更是经过了精心的挑选——6月22日。


    大家还记得这个日子吗？三年前，1941年的6月22日，正是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行动，悍然入侵苏联的日子。


    现在，整整三年之后，苏联人选择在同一个日子，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反攻。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军事巧合了，其意思不言而喻。


    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史诗级战役，自然是由当时苏德双方最顶尖、最富经验的将领们来指挥。咱们先看苏联红军这边，那简直是排出了一套“全明星梦之队”的豪华阵容，从上到下，星光璀璨。


    为了确保这次行动万无一失，苏联最高统帅部直接派出了两位“定海神针”级别的元帅，作为最高代表，亲赴前线协调指挥。这俩人，可以说是苏联卫国战争中分量最重的两位巨头：


    朱可夫元帅： 这位被誉为“胜利的象征”的男人，亲自负责协调南翼的两个主力方面军——也就是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扎哈罗夫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哪里有朱可夫，哪里就意味着是主攻方向，哪里就意味着胜利。他就像是球队的“战术总监”，确保球队最锋利的“两把尖刀”能够完美配合，协同作战。朱可夫本人后来在他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里，也详细描述了他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是如何组织协调这次宏大战役的。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如果说朱可夫是“猛将”，那华西列夫斯基就是“儒帅”。这位总参谋长出身的元帅，心思缜密，擅长宏观规划。他负责协调北翼的两个方面军——巴格拉米扬的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他的任务，就是确保北翼的这把“铁钳”能够严丝合缝地夹紧，不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


    这两位元帅的存在，就像是给四个方面军上了一道双保险。他们确保了这支超过百万人的庞大军队，能够像一部精密的瑞士钟表一样，每个齿轮都无缝衔接，协同一致。这标志着，在经历了三年血战的磨砺后，苏联红军的指挥协同能力，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化境。


    在两位“总教练”之下，具体执行计划的四位方面军司令员，也个个是身经百战的宿将，堪称“四大天王”：


    伊万·巴格拉米扬大将（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 稳健而可靠，负责在整个战线的最北端，像一把铁锁，牢牢锁住德军的侧翼。


    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上将（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 这位是当时苏军中最年轻、最耀眼的将星之一，以其大胆果断、敢于穿插的装甲作战而闻名。他指挥的部队，是北翼钳形攻势的“钳尖”。


    格奥尔吉·扎哈罗夫上将（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 他的任务，是在战线中部发动辅助攻击，牵制德军兵力，防止敌人增援南北两翼的主战场，是整个战役中不可或缺的“绿叶”。


    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大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 他指挥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是整个“巴格拉季昂”行动中兵力最强、装备最好、任务最重的“王者之师”。他就是南翼这把“铁钳”的绝对主力。因为在此次战役中的卓越表现，他很快就被晋升为苏联元帅。


    相比于苏联那边众星云集、协同作战的“梦之队”，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指挥体系，简直可以用“僵化”、“混乱”和“悲哀”来形容。


    总司令恩斯特·布施元帅： 这位集团军群的总司令，是希特勒一位忠实的追随者。他的忠诚毋庸置疑，但对战局的判断力，却实在不敢恭维。他更像是一个“传令兵”，而不是一个元帅。他的唯一任务，就是把希特勒那套不切实际的“固守原地，一步不退”的疯狂命令，原封不动地传达下去，并强迫手下执行。他就像一个被元首牵着线的“提线木偶”，完全没有一个高级指挥官应有的灵活性和决断力。


    当灾难在6月22日降临，中央集团军群几天之内就被打得土崩瓦解时，希特勒终于想起了他那位被誉为“防御大师”的“救火队长”——莫德尔元帅。6月28日，布施被仓皇解职，莫德尔被紧急调来接手这个烂摊子。可此时，整个集团军群的主力，基本上都已经被合围或者歼灭了。让莫德尔来，已经不是“救火”了，而是让他来收拾一片烧成灰烬的废墟。


    在布施元帅之下，那几位集团军的司令，如第3装甲集团军的莱因哈特、第4集团军的蒂普尔斯克瑞奇和第9集团军的约旦，都是经验丰富的职业军人。他们比谁都清楚，死守在那个突出的“阳台”上，无异于自杀。他们也曾提出过进行战术后撤的合理建议，但无一例外，都被布施以“元首的命令”为由，严词拒绝。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部队，被捆在原地，等待着那场红色风暴的最终吞噬。


    可以说，这场仗还没开打，从指挥层面上看，胜负已分。一边是上下一心、协同作战、拥有极大自主权的专业将领团队；另一边，则是一个被独裁者的疯狂意志牢牢捆住手脚、主帅无能、将士绝望的僵化机器。接下来的战斗，将不再是指挥艺术的较量，而是一场单方面的、残酷的屠杀。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就在战役策划阶段，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战局的、至关重要的小事，它深刻地反映了苏德两国指挥层，在战争后期那截然不同的演变。


    在莫斯科的作战会议上，最高统帅部给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制定了一个单点突击的计划。但罗科索夫斯基，这位对地形了如指掌的指挥官，当场就表示了反对。他认为，在沼泽密布的地区搞单点突击，很容易陷进去，展不开。


    他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兵分两路，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发动强大的钳形攻势，打一个双重包围！


    斯大林，这位以独断专行着称的领袖，对罗科索夫斯基的“顶嘴”，很不高兴。他沉着脸，两次让罗科索夫斯基出去，“再考虑考虑！” 这在当时，可是巨大的压力。


    但罗科索夫斯基每次回来，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并用充分的军事理由，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护。


    最终，奇迹发生了。斯大林，竟然被说服了。他拍板同意了罗科索夫斯基的修正方案。


    这件事的意义，太重大了。它说明，斯大林，这位曾经因为一意孤行而导致1941年基辅大惨败的独裁者，在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洗礼后，已经学会了在关键时刻，去信任和采纳他手下一线指挥官的专业意见。


    而在德国那边，希特勒却恰恰相反，他变得越来越偏执，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将军们。就在巴格拉季昂行动前夕，布施元帅曾恳求他，允许进行小范围的战术后撤，以缩短防线，建立预备队。这个合理的建议，被希特勒断然拒绝。


    一个在学会放权，一个在拼命集权；一个在做加法，一个在做减法。苏德两军在指挥哲学上的演变，已经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这场仗，还没开打，胜负的天平，其实已经悄然倾斜。


    在“巴格拉季昂”这出大戏正式上演前，苏联人也导演了一出规模空前、构思精妙的“前传”——战略欺骗，也就是俄国人所说的“军事伪装”。


    这可不是简单的挖点假战壕、放几个假坦克那么简单。这是一场针对整个德军最高统帅部大脑的“认知作战”。


    它的核心，就是利用德国人已经形成的偏见——他们固执地认为，1944年苏军的主攻方向，肯定还在乌克兰南部。


    于是，苏联人就来了个将计就计。他们非但没有隐藏在乌克兰南部集结的重兵集团，反而还故意大张旗鼓，让德军的侦察机和间谍，清清楚楚地看到，这里有四个坦克集团军，几十万大军，一副马上就要发动雷霆一击的样子。


    德国人一看，果然不出我所料！于是，他们赶紧把东线最精锐的装甲预备队，也就是他们的战略“消防队”，全都调到了乌克兰南部，严阵以待，准备迎接一场永远也不会到来的“主攻”。


    这就好比，苏联人把一桌丰盛的、香气扑鼻的“假菜”，摆在了德国人的面前，让他们死死地盯着这桌菜流口水。而真正的、致命的“主菜”，正在从厨房的后门，悄无声息地端往白俄罗斯。


    在德军的注意力被成功吸引到南方的时候，一场人类战争史上规模最庞大的秘密集结，正在白俄罗斯的森林和沼泽中展开。


    超过170万的作战部队，连同数千辆坦克、上万门火炮，在严格的无线电静默下，利用夜幕的掩护，悄无声息地进入了进攻出发阵地。所有的部队调动，都在夜间进行。为了迷惑德军的空中侦察，苏联工兵建造了大量的假机场、假坦克集群。而在真正的集结地，巨大的弹药和物资堆，则被巧妙地伪装成了普通的村庄。


    可以说，这场战斗的胜利，首先，是在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地图上和头脑中取得的。


    然而，苏军的作战序列里，还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它在战斗打响前，就已经在德军的后方，开启了致命的瘫痪和瓦解进程。


    这支军队，就是苏联的游击队。


    到1944年，在德军后方活动的苏联游击队，总数已达14万人。他们早已不是乌合之众，而是由莫斯科直接指挥、与正规军作战计划紧密协同的战略武器。


    在“巴格拉季昂”行动正式打响的前夜，6月19日晚，十几万游击队员，同时发动了代号为“第三次铁道战争”的大规模破袭战。


    一夜之间，超过一万个爆炸装置，在德军控制下的铁路线、桥梁、车站和通讯枢纽，被同时引爆。


    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它在战役发起的关键时刻，彻底瘫痪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后勤补给和增援能力。当德军的防线崩溃，被迫后撤时，他们绝望地发现，大部分铁路和公路，都已经被破坏，根本无法通行。他们只能拥挤在少数几条主干道上，形成了长长的、拥堵不堪的行军纵队。


    而这些纵队，就成了在森林里等待已久的游击队，和在天空中盘旋的苏联强击机的理想靶子。德军的撤退，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场被分割、被伏击、被追杀的歼灭战。


    就这样，到1944年6月21日夜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在白俄罗斯前线，一百多万苏联红军士兵，像一头屏住呼吸的巨兽，潜伏在寂静的战壕里，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而在他们对面，近百万德军，却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一无所知。他们的大部分高级将领，甚至还在休假。他们坚信，这里，只是一个平静的、次要的战场。


    那么，当这头被复仇火焰点燃的红色巨兽，在6月22日凌晨，发出震天的咆哮时，等待着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又将是怎样的一番命运呢？


    咱们，下一回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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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3章 华沙城下

    上一回咱们说到，盟军在法国南部搞了一场漂亮的“龙骑兵行动”，开辟了第二条后勤大动脉，和从诺曼底南下的友军胜利会师，像拉上一条巨大的拉链，把整个法国都给解放了。但我们也强调了。而在东线。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和他的元帅们经过深思熟虑，放弃了其他几个诱人但风险巨大的方案，最终将宝押在了一个代号“巴格拉季昂”的计划上——在白俄罗斯，为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准备一顿史无前例的“饺子宴”。


    1944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三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苏军在整个白俄罗斯前线，发动了全线范围的试探性进攻，像一个拳击手，在正式出拳前，用刺拳不断地骚扰和试探对手的防御。


    德国人还以为，这只是苏军夏季惯例的、小规模的骚扰。然而，他们不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那短暂而令人窒息的宁静。


    真正的地狱，在次日，也就是6月23日的凌晨，降临了。


    毫无征兆地，成千上万门苏联大炮，同时发出了怒吼。在苏军选定的几个主攻突破地段上，火炮的密度，达到了每公里正面150到200门之多！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隔五米，就有一门大炮。


    那已经不是炮击了，那是用钢铁和烈焰，把整个地平线，犁了一遍又一遍。天空被映得血红，大地在剧烈地颤抖，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连成了一片，仿佛是世界末日的交响乐。


    德军前沿阵地的士兵，在睡梦中，就被撕成了碎片。幸存者，也被这毁天灭地的景象，给震得精神失常。


    更可怕的是，苏联人这次，还玩了个新花样，一种被称为“双重滚动弹幕”的战术。


    咱们用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一下。它就像两层海啸。第一层巨浪，直接拍碎你家的大门，也就是德军的最前沿战壕。紧跟着，第二层更高的巨浪，直接越过你家院子，把你家房子，也就是德军的纵深防御阵地、炮兵阵地和后方指挥部，给整个掀了。


    这一招，歹毒无比。它让你前无所守，后无所退，整个防御体系，在进攻开始前，就已经被彻底打残、打瘫痪了。


    南北铁钳：维捷布斯克与博布鲁伊斯克的杰作


    当炮火延伸后，苏联的步兵和坦克，像潮水般，涌向了德军那已经千疮百孔的防线。


    在战线的北翼，苏军巧妙地绕过了被希特勒下令死守的“堡垒”城市——维捷布斯克，从它的南北两侧，像两把锋利的钳子，狠狠地插了进去。仅仅两天，到6月25日，德军第53军的5个师，约3万多人，就被死死地合围在了维捷布斯克附近。又过了两天，这支部队，被全数歼灭。


    而在南翼，咱们上一章提到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则上演了整场战役第一阶段，最为精彩绝伦的一幕。


    他坚决地执行了自己当初在斯大林面前，力争来的那个“双重钳形攻击”计划。他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兵分两路，像两支铁拳，一南一北，同时出击。他们大胆地，从德军认为根本无法通过的普里皮亚季大沼泽地带，硬生生地趟了过去。


    德国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根本无法想象，苏联的坦克和重炮，是怎么穿过这片泥泞的死亡之地的。


    到6月27日，罗科索夫斯基的南北两支铁拳，在博布鲁伊斯克以东地区，成功地握在了一起。德国第9集团军的主力，约7万多人，被死死地摁在了这个“博布鲁伊斯克大锅”里。


    被围的德军，成了瓮中之鳖。天上是苏联飞机像下冰雹一样扔炸弹，地上是四面八方涌来的红军坦克和步兵。经过两天的围歼，这7万德军，全军覆没。


    凭借这一辉煌的、教科书般的围歼战，1944年6月29日，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被斯大林亲自授予了苏联元帅军衔。这是他应得的荣耀。


    短短一个星期，德军在南北两翼的防御，就被彻底砸碎。苏军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在这场战役中，发挥到了极致。


    它已经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靠人海战术的简单平推了。它是一场高度复杂的、多兵种协同的立体战争。从后方游击队的破袭，到开战时惊天动地的炮火准备，再到工兵用特种扫雷坦克，在关键地段硬生生“啃”出一条通道，以及步兵和坦克部队的高效协同。


    它的精髓在于：先用手术刀（炮兵），在敌人坚固的防线上，精准地切开一个口子。然后，立刻把全部的机动力量（坦克集团军），像高压水枪一样，从这个口子猛地灌进去，不跟你的前沿部队纠缠，直接冲向你的纵深，直捣你的心脏，把你从里到外，搅个稀巴烂。


    这标志着，苏联红军，这支曾经在1941年被打得溃不成军的军队，在经历了三年的血与火的磨炼后，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高效的地面作战力量。


    随着德军南北两翼的崩溃，中央集团军群的整个防线，就像一个被敲碎了两个角的盘子，中间那一大块，彻底暴露了出来。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苏军等待的就是这个时刻。强大的苏联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以及其他的机动部队，像挣脱了缰绳的野马，从巨大的缺口处，疯狂涌入，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追击、大合围。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白俄罗斯的首府，明斯克！


    而此时此刻，希特勒那套不切实际的“堡垒”命令，就成了套在德军脖子上的一根致命绞索。


    德军第4集团军的主力，以及从南边侥幸逃出来的第9集团军的残部，总共十几万大军，接到的命令，竟然还是那句老话：“固守明斯克地区，不许后退！”


    这简直就是战略上的自杀。


    苏军的计划，是绕过你，在你的身后，进行大纵深包围；而德军的命令，是让你原地不动，等着被包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作战思想一碰撞，那结果，是毫无悬念的。


    苏军的坦克部队，根本没把明斯克城放在眼里。他们兵分几路，以惊人的速度，绕过了明斯克，并在明斯克以西约100公里的地方，胜利会师，关上了包围圈的大门。


    7月3日，苏军解放了明斯克。而超过10万名的德军士兵，被彻底困死在了这个被称为“明斯克大锅”的巨大包围圈中。


    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里，就是一场单方面的、系统性的屠杀。


    被围的德军，在绝望中，发动了几次零星的突围，但在苏军正规部队和无处不在的游击队的联合打击下，都化为了泡影。苏军的战报显示，这口“大锅”里，约有4万名德军被击毙，其余超过5万人被俘，其中包括12名将军。


    明斯克大围歼的完成，标志着一个可怕的事实：德国中央集团军群，这个曾经在1941年兵临莫斯科城下的、德军最强大的战略集群，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军事单位，已经不复存在了。 它被从地图上，彻底抹掉了。


    中央集团军群的覆灭，在绵延数千公里的东线战线上，撕开了一个宽达400公里的、巨大的、无法弥补的战略缺口。


    在接下来的将近两个月里，四个方面军的百万大军，像一股红色的怒涛，以每天推进几十公里的惊人速度，向西席卷了500到600公里。他们越过了苏联的旧国界，冲入了波兰境内。


    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一路攻克了卢布林、布列斯特等重镇。到7月底，他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了波兰首都华沙的城下，隔着维斯瓦河，甚至已经能用望远镜，看到华沙城里的建筑了。


    然而，就在苏军兵临华沙城下的时候，连续狂奔了几个星期的苏联装甲矛头，终于显出了疲态。他们的坦克在持续的战斗和长途行军中，损失严重，油料和弹药也快要耗尽，补给线被拉得过长。莫德尔元帅，这位德国最优秀的“防御大师”，抓住了这最后的机会。他集结了手头所有的装甲部队，包括“戈林”师、“维京”师等精锐，在华沙东北的沃沃明地区，对已经冲得太靠前的苏军第2坦克集团军，发动了一连串教科书式的凶狠反击。


    从7月30日到8月5日，双方爆发了一场惨烈的坦克大战。苏军第3坦克军损失惨重，被迫后撤。苏军的攻势，在持续了近一个半月、推进了数百公里之后，终于，在华沙城下，被暂时地挡住了。


    这次停顿，是二战史上一个极具争议、也极富悲剧色彩的事件。


    从纯军事角度看，苏军停下来，是完全有理由的。你想啊，连续两个月，跑了600公里，这在二战时期，是极其恐怖的推进速度。部队已经极度疲惫，装备损耗严重，后勤补给线，被拉得像一根又细又长的面条，前线的坦克没油，大炮没炮弹。所以，停下来，休整一下，等等后勤，是完全必要，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次军事上“必要”的停顿，却恰好，与斯大林那冷酷无情、深不可测的地缘政治算计，不谋而合了。


    就在8月1日，也就是苏军抵达维斯瓦河畔的第二天，在华沙城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起义的领导者，是忠于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的“波兰救国军”。他们的目的很明确，要在苏联人进来之前，自己解放自己的首都，这样，在战后瓜分胜利果实时，他们才有说话的资本，才能建立一个独立的、亲西方的波兰政府。


    这一下，就戳到了斯大林的肺管子。


    斯大林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他怎么可能容忍一个亲西方的政府，出现在苏联的家门口？他要扶植的，是亲苏的波兰共产党政府。而这支“波兰救国军”，就是他最大的障碍。


    于是，一出极其冷酷的政治戏码，上演了。


    斯大林一看，哟，这不巧了吗？你们起义了？真不凑巧，我的部队“正好”打累了，后勤跟不上了，得“休整”一下。你们先打着，我坐河对岸，给你们精神上加加油。


    就这样，苏联红军，在维斯瓦河东岸，安营扎寨，“休整”了整整几个月。他们隔岸观火，眼睁睁地看着，德军调集重兵，对华沙城内的起义军，进行残酷的镇压。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最终，在孤立无援中战斗了63天之后，英勇的华沙起义，被德军血腥地镇压了下去。整个华沙城，几乎被夷为平地，超过20万波兰军民，惨遭杀害。


    军事上的后勤困境，为斯大林实现其冷酷的政治目的，提供了一个完美到无法辩驳的借口。他成功地，借德国人的手，铲除了自己未来的政治对手。


    余波与遗产：一场超越斯大林格勒的灾难


    我们再回过头来，盘点一下“巴格拉季昂”行动，给德国带来的，是怎样的一场灾难。


    这么说吧，对于德国国防军而言，这是一场比斯大林格勒，更彻底、更迅速、也更具毁灭性的失败。这是德军建军史上，最惨重的一次败仗，没有之一。


    短短两个月，强大的中央集团军群，灰飞烟灭。其下辖的34个师里，有17个被全歼，另外还有几十个师，被打得只剩个番号。德军的总损失，高达约50万人，包括阵亡、被俘和重伤。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兵和技术装备的损失，在战争后期，是根本无法弥补的。但苏军也同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约18万人阵亡和失踪，60万人受伤，但对苏联来说人是不缺的。


    这场大崩溃，直接导致东线战线，出现了一个长达400公里的大窟窿。通往波罗的海、东普鲁士和波兰的大门，被轰然撞开。德国人只能仓促地，把所有能调动的部队，甚至是元首自己的警卫营，都像填沙包一样，往这个无底洞里填。但这一切，都于事无补。


    就算希特勒能从地里，再刨出一百万人来，也堵不上这个窟窿了。


    这场灾难的冲击波，也迅速地，从前线，传导到了德国内部。它成了引爆我们之前讲过的，“7月20日”刺杀希特勒密谋案的直接催化剂。


    很多密谋的核心成员，本身就是中央集团军群的军官。他们比谁都清楚，前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央集团军群的覆灭，彻底粉碎了他们对战争的最后一丝幻想，让他们意识到，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德国，正无可挽回地，滑向毁灭的深渊。


    为了向全世界，特别是向还在怀疑苏联战果的西方盟国，炫耀这次空前的胜利，斯大林还下令，在莫斯科，举行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俘游行。


    1944年7月17日，名在白俄罗斯被俘的德军官兵，在他们被俘的将军们的带领下，排着长长的纵队，垂头丧气地，走过了莫斯科的主要街道。这次充满羞辱意味的宣传活动，被苏联内务部，讽刺地命名为“大华尔兹行动”。


    沿途的莫斯科市民，对这些曾经的侵略者，投去了愤怒和鄙夷的目光。游行结束后，还有洒水车，跟在队伍后面，清洗街道，寓意是“洗去法西斯匪徒留下的污秽”。


    这场游行，只是这些战俘苦难的开始。在被运往苏联各地战俘营的漫长旅途中，成千上万的人，因饥饿、疾病和虐待，死在了路上。


    “巴格拉季昂”行动的结束，标志着东线战场的战略主动权，已经完全、彻底地，转移到了苏联手中。德军，从此再也无法组织起任何有效的战略防御，只能节节败退，直至最终的覆灭。


    不过，就在苏军和德军，在东线打得你死我活，血流成河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场悲壮的华沙起义，其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大国之间的博弈和算计呢？为什么一场旨在反抗纳粹的爱国起义，最终，会演变成一出令人扼腕的悲剧？


    这里面，可不仅仅是苏德之间的恩怨，还牵扯到了英国、美国，以及两个对立的波兰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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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4章 华沙的挽歌

    上一回我们说到，苏联红军在1944年夏天发动的、那场惊天动地的“巴格拉季昂”行动。德军中央集团军群，这支曾经不可一世的百万大军，在短短几周内，就被从地图上彻底抹去，东线德军的防线上，被撕开了一个宽达400公里的巨大缺口。苏联的坦克洪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着波兰、向着德国本土，滚滚而来。


    到7月底，苏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兵临华沙城下，隆隆的炮声，在维斯瓦河东岸日夜不息。对于被纳粹残酷占领了近五年的华沙市民来说，自由，似乎已经触手可及。


    然而，就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一场二战史上最悲壮、最惨烈、也最具争议的城市起义，爆发了。它不是一曲凯歌，而是一首挽歌；不是一次解放，而是一场献祭。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场夹杂着英雄主义、冷酷算计、巨大牺牲和无情背叛的——华沙起义。


    咱们经常说，小国在大国博弈里求生存，就像在夹缝里求生存，一不小心就可能粉身碎骨。这话听着残酷，但翻开历史一看，从古至今，这剧本就没变过。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场席卷全球的浩劫里，要说哪个国家把这种“夹缝生存”的悲壮与惨烈演到了极致，那绝对非波兰莫属。


    1944年8月1日，在波兰的首都华沙，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起义。这不是老百姓一时头脑发热，抄起家伙就上街。它的背后，是长达五年的血海深仇，是极其复杂的国家战略，更是一个民族被逼到绝境后的最后怒吼。为了搞明白这63天地狱般的战斗，咱们得把时钟拨回到五年前，回顾一下决定了波兰命运的黑暗时刻——1939年。


    想象一下，你住的房子，左边邻居是头饿了上百年的恶龙（纳粹德国），右边邻居是只虎视眈眈的巨熊（苏联）。这两家都看你不顺眼，都觉得你家的地盘自古以来就该是他的。你的日子能好过吗？这就是二战前波兰的真实写照。


    1939年9月1日，西边的恶龙——纳粹德国，张开血盆大口，用一种叫“闪电战”的新打法，疯了一样扑向波兰。波兰军队虽然英勇，但装备和战术都差了一大截，被打得节节败退。就在波兰人咬着牙，拼命顶住西边的时候。9月17日，东边的巨熊——苏联，突然从背后捅了一刀，也出兵占领了波兰的东部。


    这下彻底完蛋了。两面夹击，神仙也救不了。短短一个月，一个拥有三千多万人口的欧洲大国，就这么被两个邻居像分一块蛋糕一样给瓜分了。这是波兰在近代史上第四次被瓜分，也是最惨的一次。


    这次亡国的经历，给所有波兰人心里烙下了一个血红的烙印。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有两个不共戴天的敌人：德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虽然暂时因为利益勾结在一起，但都想彻底弄死波兰。基于这种血的教训，波兰人形成了一个贯穿整个二战的战略核心思想，叫“双敌理论”。简单说就是：德国是敌人，苏联也是敌人。我们谁也不信，谁都得防着。 这个理论，是理解后来华沙起义所有决策的一把钥匙。


    德国人的占领，那可不是简单的派兵驻扎收点税就完事了。希特勒从骨子里就瞧不起波兰人，把他们当成“劣等民族”。所以，德国在波兰搞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


    文化上： 烧你的书，关你的学校，禁你的语言。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统统关闭。任何能代表波兰文化的东西，比如国旗、地图，一概销毁。德国人只允许开一些技工学校，教波兰人干点粗活，目的就是把整个波兰民族变成一群只会干活、没有思想的奴隶。


    肉体上： 恐怖统治是家常便饭。今天在大街上随便抓一批人，明天就拉到城外公开枪决。犹太人被隔离，然后成批送往集中营。波兰的精英阶层，比如教授、科学家、艺术家、政府官员，更是被定点清除。纳粹的目的很明确：打断你的脊梁，让你永远站不起来。


    当然苏联人也没好到哪去，尤其是震惊世界的“卡廷惨案”。不过可笑的是，德军在入侵苏联时无意当中发现了卡廷惨案的案发现场，于是大肆宣传，谴责苏联人在波兰的暴行……也不知道犹太人看到了会怎么想！


    在这样的高压锅里，华沙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简直不像人。食物严重短缺，官方发的口粮连饿不死人都难。黑市横行，货币贬值得跟废纸一样，人们只能以物易物。很多人家被炸毁了，一家老小挤在一个破屋子里，冬天冷得受不了，就把家里的家具劈了当柴烧。


    但是，压迫越深，反抗就越强。这种非人的生活，不但没有磨灭波兰人的意志，反而像给一个快要爆炸的锅炉不断添柴。巨大的反抗压力在地底下积聚，随时准备喷涌而出。


    与此同时，波兰的合法政府在国家被瓜分后，跑到了国外，先是法国，后来安顿在了英国伦敦，成了“波兰流亡政府”。这个流亡政府在国际上代表着波兰的主权，拼命在同盟国里刷存在感，争取支持。但他们跟国内的联系，只能靠一个庞大又神秘的地下网络。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所以，起义爆发前的基本盘就是这样：一个被两个宿敌联手干掉的国家，一个想从肉体到文化上彻底抹掉你的残暴占领者，还有一个远在天边、急切想证明自己存在感的流亡政府。这一切，都指向了一场注定要到来的、充满悲壮色彩的战略豪赌。这场赌博的目标，不仅是对着柏林的纳粹，更是对着莫斯科的苏联。波兰人想用自己的血，改写1939年的悲剧，避免历史再次重演。


    你可能很难想象，在一个国家被完全占领的情况下，还能存在一个并行的“地下国家”。但波兰人就做到了，而且做得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在整个二战被占领的欧洲都是独一份的。


    早在1939年9月，华沙城还在浴血抵抗的时候，一个叫“波兰胜利服务组织”的秘密团体就成立了。这就是“地下国”的雏形。后来经过几次整合，到了1942年，流亡政府下令，把所有地下的武装抵抗力量统一成一个组织，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波兰救国军”（简称AK）。


    这个救国军，就是“地下国”的军队。它在政治上听伦敦流亡政府的指挥，是波兰的合法武装。


    这支“地下军队”有多牛呢？


    规模庞大： 到1944年起义前夕，救国军的兵力已经发展到超过35万人。这是一支遍布波兰全境的庞大力量。


    组织严密： 它可不是一群乌合之众的游击队。救国军有自己的司令部、情报部、宣传部、后勤部，甚至还有自己的法庭和警察。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以前的正规军官兵，有知识分子，有工人，甚至还有成千上万的女性和青少年童子军。那些十几岁的孩子，组成了着名的“战地邮政”，冒着枪林弹雨传递信件和命令。


    战果累累： 救国军的工作卓有成效。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破坏德军通往东线战场的铁路运输。炸铁路、毁桥梁、袭击德军的补给车队，有效地牵制了大量德军兵力。他们的情报工作更是传奇，曾经搞到了德国V1、V2导弹的绝密情报，直接引导盟军飞机把德国的导弹研发基地给炸了。此外，他们还经常搞暗杀、解救囚犯，跟德国警察打了无数次小型游击战。


    救国军的存在，证明了波兰从未屈服。他们一直在积蓄力量，等待一个总决战的时刻。这个总决战的计划，代号叫“风暴行动”。


    “风暴行动”的剧本是这么写的：随着东线德军被苏联红军打得节节败退，救国军就在德军后方搞事情。当德军准备从一个城市撤退，而苏军还没到的时候，救国军就抓住这个权力真空期，发动起义，解放这座城市。


    这个计划的军事目的只是表层，真正的核心是政治目的。救国军要以主人的身份，在自己解放的土地上，去“欢迎”前来“解放”的苏联红军。这样一来，就在事实上和法理上，向全世界宣告：这里是波兰的土地，我们波兰人自己解放了它，我们合法的政府是伦敦的流亡政府，而不是你苏联人想扶植的任何傀儡！


    华沙起义，就是“风暴行动”这盘大棋里，最关键、也是最后的一步棋。所以你看，这场起义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打德国人，它是一个基于“双敌理论”的精密算计：军事上，我要揍正在逃跑的德国人；政治上，我要防着即将到来的苏联人。 他们想用一场惊天动地的英雄行动，逼着全世界，特别是英美，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


    1944年夏天，东线战场风云突变。苏联红军发动了代号“巴格拉季昂”的夏季攻势，把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打得稀巴烂。苏军像推土机一样，每天向西推进20公里。到7月底，苏军的坦克先头部队，已经开到了华沙城东边，隔着一条维斯瓦河，跟华沙城遥遥相望。胜利的曙光似乎就在眼前。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一连串事件，把救国军的领导层逼到了墙角，让他们不得不做出选择。


    第一推手：苏联的“死亡召唤”。 从7月29号开始，一个设在莫斯科、由苏联控制的波兰语电台，开始天天对着华沙广播。广播的内容极具煽动性：“华沙的人民，拿起武器！进攻德国人！帮助红军渡过维斯瓦河！把你们的首都和自由，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广播听起来是号召波兰人起来反抗，但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陷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救国军已经吃过苏联人的亏了。在“风暴行动”的前期，在波兰东部的一些城市，救国军确实和苏军有过短暂的合作。但剧本都是一样的：德国人一被赶走，苏联的秘密警察（NKVD）就立刻翻脸，把救国军的军官抓起来枪毙，士兵要么强行编入亲苏的部队，要么就地解散。波兰人看得很清楚，苏联人根本不是解放者，而是新的占领者。


    所以，斯大林的这个广播，让救国军陷入了一个两难的死局：


    如果起义： 正中斯大林下怀。救国军跟德军在城里死磕，打得越惨烈越好。无论谁赢谁输，亲西方的波兰抵抗力量都会被极大削弱。等你们打残了，我苏军再“轻松”进城，顺理成章地扶植我的傀儡政府上台。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如果不起义： 斯大林马上就可以对全世界进行政治宣传，说：“你们看，所谓的波兰救国军就是一群胆小鬼，甚至是纳粹的合作者。我们红军都打到门口了，他们都不敢动手。这样的懦夫，有什么资格代表波兰？”这样一来，伦敦流亡政府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了。


    第二推手：德国人的釜底抽薪。 就在苏联广播的同时，华沙的德国总督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全城10万名17到65岁的波兰男人，在8月1日集合，去给德军修防御工事。救国军的指挥官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德国人的阴谋。德国人感觉到了起义的气氛，想用这个方法，把华沙城里所有能战斗的青壮年一网打尽，提前瓦解你的动员能力。如果救国军坐视不管，自己好不容易集结起来的部队，可能还没起义，就被德国人一锅端了。


    面对苏联的政治逼迫和德国的军事威胁，救国军领导层觉得不能再等了。他们感觉自己就像被两堵墙不断挤压，唯一的出路，就是在被压扁之前，奋力向前冲出去。他们决定，抢在苏联人设的局彻底完成之前，自己动手，解放首都，用既成事实来扞卫主权。


    7月31日，根据一个“苏军坦克已经进入华沙近郊”的错误情报（这可能是个悲剧性的巧合，也可能是某种阴谋），救国军总指挥官，“熊”将军科莫罗夫斯基，下达了最后的命令：


    起义，定于1944年8月1日下午5点，代号“W时刻”，正式开始！


    一场震惊世界的悲壮史诗，就此拉开序幕。


    华沙起义，是一场持续了整整63天的城市战争。它开始于一种速战速决的乐观，迅速演变成一场力量极度悬殊的围城血战，最终以整座城市的毁灭和一代精英的牺牲而告终。


    1944年8月1日下午5点整，整个华沙城突然枪声四起。大约四万多名救国军战士，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冒了出来，扑向德军的据点。


    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战果是惊人的。因为德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加上起义军对地形了如指掌，他们很快就控制了市中心、沃拉区、老城等大片区域。时隔五年，白红两色的波兰国旗，再次在华沙的建筑物上空飘扬。市民们激动地涌上街头，他们拥抱战士，给他们送吃的送喝的，整个城市都沸腾了。那一刻，自由似乎触手可及。


    但这份喜悦的背后，潜藏着几个致命的问题：


    武器极度匮乏： 这是最要命的。动员起来的几万名战士里，真正有枪的，可能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而且武器五花八门，有手枪，有老掉牙的步枪，更多的是自制的手榴弹和燃烧瓶。面对德军的坦克和重机枪，这些武器跟烧火棍也差不了多少。


    关键目标没拿下： 起义最重要的几个战略目标，比如横跨维斯瓦河的几座大桥、火车站、机场，一个都没能成功占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德军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城外调集援兵和重武器，而起义军则被死死地困在了城里，变成了一座孤岛。


    这两个致命缺陷，使得起义从第一天起，就失去了速战速决的可能，注定要滑向一场残酷的持久战。


    华沙的起义，彻底激怒了纳粹的最高层，特别是希特勒和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他们下达了一道极其野蛮和残暴的命令：不仅要镇压起义，更要将华沙这座城市从地球上彻底抹去，把所有居民，无论军人还是平民，全部杀光，以此来警告整个欧洲。


    希姆莱叫嚣道：“华沙，这座七百年来一直挡在德国向东方扩张道路上的城市，必须被夷为平地！”


    为了执行这个灭绝令，德军从各条战线抽调了两支最臭名昭着的“部队”来增援华沙：


    迪勒万格旅： 这支部队由德国的刑事罪犯、偷猎者和精神病人组成，是党卫军里最没有人性的渣滓。他们的任务就是屠杀和制造恐怖。


    卡明斯基旅： 这支部队由投靠纳粹的俄国叛徒组成，其残暴程度和迪勒万格旅不相上下。


    从8月5日开始，这两支魔鬼部队在华沙西部的沃拉区和奥霍塔区，发动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他们挨家挨户地搜查，把找到的所有波兰人，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还是孩子，全部用机枪扫射、用手榴弹炸死，或者直接放火烧死。在短短一个星期内，就有大约四到五万手无寸铁的平民被残忍杀害。这就是着名的“沃拉大屠杀”。


    德军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用这种极端恐怖的手段，吓垮华沙市民的抵抗意志，让他们不敢再支持起义军。这场屠杀，已经不是战争了，而是一场蓄意的、有组织的种族灭绝。纳粹早就想把华沙这个波兰的文化中心给毁了，起义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完美的借口。


    尽管外面是地狱，但在起义军控制的区域里，波兰人却奇迹般地重建了一个“自由国家”的日常生活。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景象。


    政府开张了： 地下国家的各个机构，从秘密转为公开办公。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报纸出版了： 各种报纸、期刊开始公开发行，向市民和战士们传递战报和信息。


    文化复苏了： 剧院里上演着鼓舞士气的戏剧，咖啡馆里人们唱着爱国歌曲。


    邮局开工了： 最让人感动的是，由波兰童子军运营的战地邮政系统。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戴着印有波兰国徽的臂章，冒着随时可能飞来的子弹和炮弹，穿梭在城市的废墟里，为士兵和市民传递信件。这些信件，维系着人们在绝境中的情感联系。


    这个短暂存在的“自由华沙”，就是起义者们为之奋斗的那个独立波兰的缩影。它向全世界，特别是向河对岸的苏联人展示：我们不是乌合之众，我们是一个有能力治理国家的合法政权。


    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围城里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起义的计划者原以为战斗几天就能结束，根本没有储备足够的物资。现在战斗拖了几十天，饥饿和疾病开始蔓延。


    起义军占领了一家啤酒厂，这家啤酒厂成了全城的救命稻草。市民们每天排着长队，去领取酿啤酒用的大麦。回家后把大麦磨碎，加水煮成一种黏糊糊的汤，因为难以下咽，人们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口水汤”。


    与此同时，德军的炮击和空袭一天也没停过。德国的重炮和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把华沙的大片区域变成了瓦砾场。华沙皇家城堡等几百年历史的古迹，被德军用炸药和火焰喷射器专门爆破，夷为平地。整个城市都在燃烧。


    到了9月份，起义军的处境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被德军分割在几个越来越小的包围圈里，弹尽粮绝。老城区经过几周惨烈的巷战后，终于在9月初失守。幸存的守军，通过城市迷宫般的下水道系统，撤往市中心。你可以想象那幅画面：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平民，在黑暗、肮脏、充满恶臭的下水道里艰难跋涉，而头顶上，是德军隆隆的炮火和坦克的履带声。


    就在起义濒临崩溃的时候，河对岸的苏联人，终于有了点“动静”。


    从9月10号开始，苏军的炮兵开始向城里的德军阵地开火，苏联飞机也开始空袭，并进行了一些空投。但这些援助，来得太晚了，而且效果非常差。苏联人空投物资，很多连降落伞都不带，直接从高空扔下来。结果武器、药品和食品，一落地就摔得粉碎，根本没法用。这更像是一场敷衍了事的“政治表演”，而不是真心实意的援助。


    9月中旬，由苏联指挥的一支波兰人军队（与救国军不是一支），发动了一次渡河登陆作战。但这次行动准备仓促，缺乏重武器和炮火支援，登陆的士兵很快就被德军的猛烈反击给消灭了，伤亡极其惨重。这次失败的渡河，耗尽了起义军最后的希望。


    1944年10月2日，在坚持了整整63天之后，面对无尽的死亡和毁灭，为了拯救城里剩下平民的性命，救国军总指挥科莫罗夫斯基将军，被迫做出了最痛苦的决定：向德军投降。


    根据投降协议，大约1.1万名幸存的救国军士兵获得了战俘地位。但华沙的悲剧并没有结束。德军把城里剩下的几十万平民全部赶了出去，然后派出了专门的爆破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系统性的、彻底的摧毁。他们拿着地图，一栋楼一栋楼地炸，一座教堂一座教堂地烧。


    三个月后，当苏联红军终于“进入”华沙时，他们看到的，已经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片望不到边的废墟。


    这场起义的代价是毁灭性的：


    约1.8万名起义军战士牺牲。


    约18万至20万平民死亡。


    城市90%的工业建筑和72%的住宅被毁。


    华沙，这座英雄的城市，实际上已经死了。而杀死它的，不仅仅是德国人的屠刀，还有背后那盘更大的、冷酷无情的棋局。


    华沙起义的悲剧，绝不仅仅是一场军事上的失败。它更像是一场在大国地缘政治的棋盘上，被当成“祭品”献祭掉的事件。波兰人的英雄主义和巨大牺牲，最终被苏联、英国和美国之间复杂的战略算计给吞噬了。要搞懂起义为什么会是这个结局，就必须看看棋盘上的几个主要玩家，当时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对于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和在华沙的救国军来说，发动起义是一场风险极高的政治豪赌。他们赌的不是军事胜利，而是政治上的胜利。


    他们心里非常清楚，随着苏联红军的逼近，波兰正面临着“刚出虎口，又入狼窝”的危险。苏联人早就在波兰东部的卢布林，扶植了一个由共产党人组成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摆明了就是要让这帮人来当未来波兰的政府。


    所以，救国军必须抢在苏联人前面，用自己的力量解放首都。然后把一个由伦敦合法政府领导的、活生生的行政机构摆在全世界面前，大声宣布：“这才是波兰的主人！” 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一场争夺战后波兰控制权的竞赛。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这场豪赌的背后，是那个我们前面提过的“双敌理论”。波兰领导人对斯大林没有一丝一毫的信任。他们永远忘不了1939年苏德瓜分波兰的条约，忘不了几十万波兰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更忘不了1943年被揭露的“卡廷惨案”——数万名波兰军官被苏联秘密警察残忍屠杀。在他们眼里，斯大林和希特勒是一丘之貉。


    所以，华沙起义，既是反抗德国的占领，更是为了预防苏联的统治。


    然而，这场赌博建立在一个致命的误判之上。波兰领导人天真地认为，只要他们表现出与德军殊死搏斗的决心，打得足够英勇，就能“撼动世界的良知”。他们期望，自己的牺牲能像一块巨石投入湖中，激起巨大的舆论浪花，从而迫使西方盟友——英国和美国——向斯大林施加决定性的压力，逼他出手援助华沙。


    可惜，他们高估了“道义”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也低估了“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之间冷酷的实力政治。他们把自己的国运，寄托在了盟友的善意上。而这种善意，在巨大的地缘战略利益面前，被证明脆弱得不堪一击。


    斯大林对华沙起义的反应，堪称政治教科书级别的冷酷和精准。他的按兵不动，绝对不是军事上做不到，而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决策。


    斯大林的政治目标是什么？ 他要在战后建立一个由苏联控制的东欧“安全缓冲区”，把这些国家变成自己的小弟和屏障。而一个亲苏的、共产主义的波兰，是这个缓冲区的核心和基石。


    那么，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就是那个拥有几十万武装、坚决反苏、并且效忠于西方流亡政府的波兰救国军。


    现在，华沙起义爆发了。斯大林一看，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他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去消灭这个心腹大患。他只需要舒舒服服地坐在河对岸，点上一根烟，看着德国人替他完成这个“脏活”。


    这就是斯大林的策略：借刀杀人。


    救国军在华沙城里和德军打得越惨，死的人越多，斯大林就越开心。因为每一个倒下的救国军战士，都意味着未来苏联统治波兰的道路上，少了一个障碍。


    苏联的借口： 当然，斯大林不能明着说“我就是见死不救”。他必须找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苏联官方的说法是：


    军事困难： 红军经过长途奔袭，打到华沙城下已经是强弩之末，部队非常疲惫。


    后勤跟不上： 补给线拉得太长，弹药和燃料都供应不上。


    德军反击猛烈： 德军在华沙外围部署了强大的装甲部队，红军攻不进去。


    这些说法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红军确实也面临一些困难。但后来的历史研究和解密的档案，揭示了完全不同的真相：


    空军为何不动？ 就算地面部队暂时无法总攻，苏联空军完全有能力提供援助。苏联在波兰境内已经控制了多个机场，有的离华沙飞过去也就十几分钟。他们完全可以出动战斗机和轰炸机，压制德军的炮火，给起义军提供空中掩护。但他们没有。


    战略重心转移： 有证据显示，斯大林在起义爆发后，不仅没有增援华沙方向，反而否决了手下元帅的进攻计划，把战略资源调往了波罗的海和巴尔干方向。这说明他根本就没打算立刻拿下华沙。


    后勤并非问题： 根据历史学家对俄罗斯国防部档案的研究，当时部署在华沙附近的红军部队，弹药和燃料并不存在严重问题，他们已经为大规模进攻做好了准备，只是克里姆林宫的命令迟迟没有下来。


    斯大林的外交表演： 在外交上，斯大林更是把他的意图暴露无遗。


    他对前来莫斯科求援的波兰流亡政府总理，冷嘲热讽，说起义是“一小撮罪犯搞的不切实际的冒险”。


    他对罗斯福和丘吉尔撒谎，说救国军没什么了不起，有关起义规模的情报“被严重夸大了”。


    最致命的一招： 他断然拒绝了英美盟军的请求。当时英美想从意大利和英国的基地派飞机给华沙空投物资，但航程太远，飞机无法返航。他们请求斯大林，允许他们的飞机在空投后，降落在苏联控制的机场加油。斯大林冷酷地拒绝了。


    这一招，等于直接宣判了华沙的死刑。丘吉尔气得在电报里说，斯大林的这个决定是“一个具有深远严重性的插曲”。


    所有这些行为都指向一个结论：斯大林的无所作为，是蓄意的、系统的，其根本目的就是确保起义失败，从而为他战后控制波兰铺平道路。


    面对华沙的悲剧，西方盟国，特别是英国和美国，表现出一种充满了矛盾和无力的姿态。他们有道义上的同情，但在战略上却无能为力，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战略性背叛”。


    丘吉尔的痛苦与罗斯福的务实： 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波兰怀有真诚的同情。他觉得斯大林的做法是对盟友的背叛，让他非常愤怒。他给斯大林发了很多措辞激烈的电报，请求援助，但都石沉大海。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相比之下，美国总统罗斯福则要“务实”得多。他虽然也同情波兰，但他脑子里想的是一盘更大的棋。他的首要任务是：


    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和苏联的同盟关系，确保彻底打败德国。


    争取斯大林在打败德国后，出兵参与对日作战，以减少美军的伤亡。


    在这盘全球战略棋局上，波兰的命运只是一个次要问题。为了维持和斯大林的合作，罗斯福不愿意，也不敢过分逼迫斯大林。


    “距离的暴政”： 就算英美真心想大规模援助，他们也面临着巨大的现实困难。从意大利或英国的基地起飞，到华沙来回一趟超过2900公里，这几乎是当时轰炸机的最大航程。飞机得不到战斗机护航，要独自飞越德军重兵防守的区域，风险极高，损失惨重。据统计，盟军每向华沙投下一吨物资，就要损失一架飞机。而且因为空投精度很差，大部分物资都掉到了德军阵地里。


    斯大林拒绝开放苏联机场，更是让这种本已极其困难的援助，变得几乎不可能完成。


    然而，解释西方行为最关键的因素，是发生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


    咱们之前讲过，在那次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这三巨头，秘密地达成了一个交易。他们同意，战后苏联和波兰的边界，大致就按“寇松线”来划分（这条线对波兰很不利），并且默认将波兰划入苏联的战后“势力范围”。这算是对苏联在战争中做出巨大贡献的一种“补偿”。


    最可悲的是，波兰流亡政府对此毫不知情。他们被自己的盟友给卖了，还蒙在鼓里。


    这意味着，当华沙起义在1944年8月爆发时，西方领导人其实在战略上早就放弃了波兰。他们后来对斯大林的那些抗议和请求，更多的是一种姿态，一种说给历史听的漂亮话，而不是真的想挑战斯大林的决心。他们没办法强力施压斯大林，因为那样等于推翻自己在德黑兰的承诺，可能会危及整个反法西斯同盟。


    所以，华沙的命运，在起义爆发前九个月，就已经在德黑兰的密室里被决定了。


    华沙起义，成了二战末期地缘政治的第一个牺牲品。它清晰地揭示了一个新时代——冷战——的轮廓。波兰人是为自己的自由而战，但他们实际上是在两个未来超级大国的势力范围交界处，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欧洲未来而流血。可以说，华沙起义是冷战的第一场战役，它在二战还没结束时，就已经提前打响了。


    回过头来看，我们不禁要问：华沙起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吗？如果抛开感情因素，从纯粹的军事和地缘政治角度来分析，答案恐怕是肯定的。起义的失败，不是因为一两个偶然的失误，而是由几个无法改变的结构性因素决定的。


    首先，从军事上看，这就是一场鸡蛋碰石头的战斗。


    波兰救国军，本质上是一支轻步兵游击队。他们英勇、顽强，熟悉城市地形，搞偷袭、打巷战是一把好手。但是，在德军的坦克、重炮和飞机组成的“立体化”打击面前，他们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没有反坦克武器： 他们只有一些燃烧瓶和少量缴获的反坦克榴弹，根本无法有效阻挡德军的装甲部队。德军的坦克可以肆无忌惮地在街上横冲直撞，像推土机一样摧毁起义军的街垒。


    没有重炮： 他们没有自己的火炮，无法压制德军的炮兵阵地。只能被动地挨打，眼睁睁看着德军的炮弹把自己的阵地和藏身的建筑一栋栋炸成废墟。


    没有制空权： 天空完全是德国人的。德国的轰炸机可以随意地对起义军控制区进行地毯式轰炸。起义军连一架飞机、一门高射炮都没有。


    起义的军事计划，是建立在“速战速决”和“出其不意”这两个前提上的。他们希望在德军主力反应过来之前，迅速占领全城，并缴获德军的武器库来武装自己。


    然而，当最初的奇袭没能拿下关键目标后，战斗就不可避免地拖入了起义军最害怕的阵地战和消耗战。起义的计划，是为一场最多持续几天的战斗设计的，结果却要面对长达63天的残酷围城。在这种模式下，装备精良、补给充足的德军占据了碾压性的优势。军事上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说军事失衡是技术原因，那么战略上的致命误判，就是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


    整个“风暴行动”和华沙起义的计划，都建立在一个单一、脆弱且最终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假设之上：苏联红军会继续前进，并向起义军伸出援手。


    波兰领导层在解读斯大林的意图时，犯下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我们和苏联有共同的敌人——德国，那我们就是盟友，盟友就应该互相帮助。他们把这种“正常人”的逻辑，投射到了斯大林身上。


    他们没能理解，斯大林的地缘政治算盘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在斯大林的棋盘上，波兰的独立主权，远远不如确保苏联西部边疆的安全和建立一个听话的仆从国来得重要。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波兰人是为“自由的波兰”而战，而斯大林是为“苏维埃的波兰”而战。 这两个目标，从根本上就是水火不容的。


    这种战略误判，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想象力的失败”。波兰的爱国者们，虽然对苏联充满了怀疑，但他们似乎无法完全想象，一个名义上的“盟友”，会冷酷到乐于见到他们被共同的敌人所屠杀。他们低估了斯大林政治算计的无情程度，没有意识到在斯大林眼里，德国军队在那个特定时刻，可以被当成一个有用的、临时的工具，来帮他清除未来的政治对手。


    正是这种没能看透斯大林真实意图的心理盲点，构成了他们战略规划的核心缺陷。他们把整个民族的命运，赌在了一个最不可能帮助他们的人身上。


    说到底，华沙起义的命运，不是在华沙的街头决定的，而是早就被远方的几股巨大力量给锁死了。


    斯大林的决定是直接原因。 他做出让起义自生自灭的政治决定，是导致失败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没有苏联的援助，起义在军事上绝无成功的可能。


    西方盟国的妥协是根本原因。 他们在德黑兰会议上对波兰命运的预先妥协，以及他们把维持“三巨头”同盟关系置于一切之上的战略原则，意味着他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挑战斯大林。


    因此，华沙起义注定是一场悲剧。这是一场为了实现一个政治目标而发动的军事行动，而这个政治目标，由于1944年的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变得不可能实现了。


    起义者们用生命和鲜血去争取的，是一个已经被他们的“强大盟友们”悄悄放弃了的未来。他们就像一群最英勇的战士，奋力冲向一扇希望之门，却不知道，这扇门早已经从外面被锁死了。


    一场悲剧结束后，紧接着上演的，往往是另一场“战争”——关于记忆和叙事的战争。华沙起义的结局，在其后几十年里，引发了激烈而痛苦的争论。这场争论不仅在历史学家之间，更深深地刻在了波兰的民族认同和各国的历史书写里。这不仅仅是对一个事件的评价，更是一场关于谁该负责、牺牲是否有价值、以及谁背叛了谁的“记忆之战”。


    在波兰国内，关于起义的评价，一直存在两种几乎完全对立的观点。这场争论，就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至今仍在撕扯着这个国家。


    一方观点：这是必要且崇高的英雄壮举。


    支持者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面对苏联的政治逼迫和德国的军事威胁，起义是维护民族尊严和主权的唯一出路。如果不反抗，要么被德国人抓去当劳工，要么等着苏联人来“解放”后当顺民，无论哪种都是亡国奴的命运。奋起反抗，是唯一光荣的选择。


    他们强调，即使军事上失败了，起义在道义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它向全世界展示了波兰人民宁死不屈的精神，成了一座永恒的道德丰碑。这种观点将起义视为波兰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是一次为了自由付出的神圣献祭。2004年，波兰修建了宏伟的华沙起义博物馆，每年8月1日，华沙全城会拉响警报，所有人停下手中的事，静立默哀一分钟。这些都是为了将起义的英雄主义，确立为现代波兰民族精神的核心。


    另一方观点：这是灾难性的、不负责任的战略错误。


    批评者则认为，流亡政府和救国军的领导层，在明知道力量悬殊、且根本无法保证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发动了一场注定失败的起义，是一个极其鲁莽的决定。


    他们质问：为了一个当时已经不可能实现的政治目标，让20万无辜的平民惨死，让一座美丽的千年古都化为灰烬，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他们认为，领导层被爱国热情和理想主义冲昏了头脑，做出了脱离现实的决策，对这场巨大的人道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有一些幸存的救国军老兵，在晚年公开向华沙市民道歉，承认他们发动的这场“选择的起义”，给平民带来了无尽的恐怖。


    当然，这场辩论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有史料显示，起义领导层也并非完全没考虑平民的安危。他们当时判断，如果不起义，任由德军和苏军在华沙城内展开大规模的城市攻防战，平民的伤亡可能会更惨重。他们最大的失算，是完全没有料到，苏军会在河对岸眼睁睁地看上两个月。


    这场内部辩论的本质，实际上是关于“波兰精神”的探讨：波兰应该是一个追求浪漫主义英雄气概，宁愿选择光荣的失败也不愿屈服的国家？还是一个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以冷静务实的态度求生存的国家？这个问题，至今仍在塑造着波兰的自我认知。


    战后，在苏联控制下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关于华沙起义的历史，被官方进行了系统性的篡改和歪曲。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虚假信息运动”。


    官方的苏联主义叙事是这样的：


    起义的失败，完全是伦敦流亡政府和救国军领导层“鲁莽”、“反苏”的阴谋导致的。他们不听苏联的劝告，为了和苏联抢功劳而盲目发动起义。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红军之所以没有援助，完全是因为军事上的客观困难，我们已经尽力了。


    为了让这套谎言深入人心，亲苏政权对幸存的救国军成员进行了极其残酷的迫害。这些曾经为波兰独立而战的英雄，在战后被贴上了各种标签：“反动派”、“人民的敌人”，甚至被诬蔑为“纳粹的合作者”。成千上万的救国军老兵，被逮捕、监禁、处决，或者被送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慢慢折磨至死。


    与此同时，官方宣传则无限夸大由苏联控制的、规模小得多的另一支抵抗力量“人民军”在起义中的作用，试图用他们来取代救国军在历史中的光辉地位。


    这场对历史的“手术”，目的非常明确。通过从肉体上消灭救国军，并从记忆中抹杀他们的功绩，亲苏政权试图切断波兰人民与他们合法的、非共产主义的战时历史之间的联系，从而摧毁独立波兰的象征，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奠基。


    时至今日，这种谎言的遗毒仍未完全清除。在现代俄罗斯的一些官方和半官方叙事中，依然坚持苏联是“无辜”的，并反过来指责波兰“篡改历史”来嫁祸于人。这表明，对华沙起义的历史叙述，至今仍然是地缘政治宣传的一部分。


    在西方世界，对华沙起义的主流看法通常是：英勇的波兰人，遭到了斯大林的无情背叛。


    这种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它往往忽略或淡化了西方盟国自己在这场悲剧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把起义简单地描述为“冷战的第一个篇章”，虽然有道理，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方便地将责任完全推给了苏联，掩盖了德黑兰会议上西方领导人为了维持与斯大林的同盟而做出的战略性妥协。


    这种叙事很少提及，西方在谴责斯大林背信弃义的同时，自己也没能履行对波兰的盟约义务。


    对很多波兰以外的人来说，华沙起义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人们对它抱有同情，但这种同情往往是抽象的。它被看作是波兰历史上又一个“光荣的失败”，一个令人扼腕的悲剧。但它背后深刻的地缘政治教训，以及它如何塑造了战后的世界格局，却常常被忽视。


    这是一种复杂的混合情绪：既有对英雄的敬佩，也有对自己当时无能为力的内疚，最终，则演变成了一种选择性的、战略性的遗忘。


    华沙起义的硝烟早已散尽，城市的废墟之上也早已建起了新的高楼。但是，这场63天的悲剧所带来的影响，却像永恒的回响，深刻地塑造了波兰的战后历史、民族心理，甚至它今天的国家战略。从华沙的瓦砾中，波兰和世界都学到了残酷而宝贵的教训。


    华沙起义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为苏联完全控制波兰，扫清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障碍。


    效忠于伦敦政府、拥有强大组织和战斗经验的救国军主力，被德国人消灭了。这之后，波兰国内再也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够有效抵抗苏联扶植的亲苏政权。当1945年1月红军最终进入华沙时，他们可以毫无阻碍地把自己带来的“卢布林委员会”安插为波兰的临时政府。


    起义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波兰之后长达45年的、实际上被苏联控制的附庸国地位。在这期间，波兰虽然名义上是主权国家，但其内政外交都深受莫斯科的操纵。那种对自身命运无能为力的感觉，在冷战期间的波兰，又一次次地重演。


    华沙起义，以及被盟友（特别是苏联）抛弃的记忆，成了一道深刻的伤疤，永远烙印在了波兰的民族灵魂之上。这种被背叛的感觉，尤其是对苏联（以及它的继承者俄罗斯）那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成了波兰战后历史意识的核心部分。


    在整个冷战时期，对起义的记忆——尽管在官方层面被压制和扭曲——但在民间却像火种一样顽强地流传着，成为反抗共产主义统治和苏联影响的精神源泉。它帮助波兰民族在最艰难的岁月里，维系了对独立和自由的渴望。


    这种历史记忆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今天，当你看到波兰对东边邻国俄罗斯的强硬态度，以及对乌克兰遭遇的深切同情时，你就能理解，这背后不仅仅是现实政治，更是1944年的幽灵在起作用。华沙起义的历史，是理解现代波兰对俄政策和民众情绪的一把关键钥匙。


    如果说华沙起义给波兰，乃至所有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留下了什么最根本的教训，那就是一句话：在一个由实力说了算的世界里，盟友的承诺是靠不住的，小国的命运随时可能成为大国博弈桌上的筹码，被轻易牺牲掉。


    对于一个地处地缘政治“风暴眼”的国家来说，自由和主权，最终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扞卫。


    这个用20万人的生命和一座城市的毁灭换来的血泪教训，直接塑造了今天波兰的国家战略。


    在21世纪，特别是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和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波兰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疯狂地推进国防现代化。它的国防预算占GDP的比重在北约国家中名列前茅，致力于打造“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它斥巨资，从美国和韩国购买了成百上千辆最先进的主战坦克、自行火炮和火箭炮系统。


    波兰的目标很明确：确保“永远不再毫无防备”。


    这种强烈的危机感和对军事力量近乎偏执的追求，并不仅仅是对当前安全威胁的反应，更是对历史创伤的直接回应。这可以被看作是当代波兰，对1944年那个致命问题——“谁会来帮助我们？”——所给出的跨越代际的答案。


    当年的答案是：“没有人。”


    今天的波兰，正倾其国力，试图确保未来的答案是：“我们自己。”


    通过成为北约东翼不可或缺的军事支柱，波兰正在努力从根本上改变那个曾导致其在1944年被牺牲的地缘政治方程式。它正在拼尽全力，摆脱历史上作为大国“缓冲国”的悲惨命运，努力成为一个谁也无法忽视、更无法轻易放弃的力量。


    而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华沙起义是一个永恒的警钟。它提醒我们，地缘政治的冷酷逻辑，往往会压倒道义和盟约。而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们，有时不得不独自面对整个世界的冷漠。自由是有代价的，而对于那些渴望掌握自身命运的国家来说，这个代价，最终往往需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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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5章 从盟友到敌人

    上一回咱们说到，波兰在两大强权的夹缝里，为了争一口气、为了保住主权，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是一个关于“不屈”的故事。而今天咱们要聊的，是另一个同样发生在1944年下半年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求生”的故事。


    自打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海滩像下饺子一样登陆，开辟了西线战场；同时，东边的苏联红军发动了摧枯拉朽的“巴格拉季昂”行动，把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打得灰飞烟灭。这东西两边一夹击，就算是瞎子都能看出来，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老大都快活不下去了，那跟着他混饭吃的一帮小弟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这些仆从国，心里自然也开始打起了小算盘。这会儿是该讲“江湖义气”，陪着老大一起去地堡里陪葬呢？还是该赶紧“随行就市”，找好下家，为自己争取一个战后的未来？


    这表面上看，是正义的盟军东西方向夹击邪恶的轴心国。但里子里的另一层意思，大家也都心知肚明，那就是“抢地盘”！对斯大林来说，这更是把苏联的势力范围往西边大大推进一步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过了这个村，可就真没这个店了。


    但是，想从轴心国这艘正在下沉的贼船上跳下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里面风险巨大：


    “老大”的报复： 你敢跳船，德国老大第一个就不放过你。他可能会先下手为强，直接出兵把你占领了，把你从“盟友”变成“占领区”。1943年意大利跳船，就被德国人一顿胖揍，北部直接被占了，这就是前车之鉴。


    “新老大”的算计： 就算你成功跳船了，你还得去跟苏联这个新码头谈判。可苏联安的什么心，谁也摸不透。他是真心把你当“解放”的盟友，还是只想把你从一个火坑推到另一个火坑，把你变成他的新小弟？这谁也说不准。


    所以，对这些小国来说，1944年的夏天和秋天，是一场极其考验政治智慧和决断力的高风险赌博。今天，咱们就来聊聊，纳粹的这几个主要小弟，是如何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跳船大赛中，各自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绝伦又命运迥异的大戏。


    要说在所有跳船的小弟里，谁的操作最丝滑、最成功、最具战略意义，那非罗马尼亚莫属。他们通过一场干净利落的宫廷政变，与一场前线的军事总崩溃完美结合，实现了近乎完美的阵营转换，直接给了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一记致命的重拳。


    罗马尼亚当初为什么会跟着德国混呢？主要是因为在1939年，苏联根据和德国签的秘密条约，把罗马尼亚的两块地（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给割走了。罗马尼亚当时的独裁者，扬·安东内斯库元帅，为了抢回这片土地，就铁了心跟着德国打苏联。


    罗马尼亚可不是一般的小弟，它是德国在东线战场上最重要的盟友，没有之一。


    出兵最多： 罗马尼亚投入的兵力，比其他所有德国盟友（匈牙利、意大利、芬兰等）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资源最关键： 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油田，是德国战争机器的主要燃料来源。说白了，德国的坦克、飞机喝的“油”，大部分都是从罗马尼亚这儿抽的。这也让普洛耶什蒂成了盟军轰炸机重点照顾的对象，是德国在整个巴尔干地区的战略基石。


    尽管是盟友，但罗马尼亚国内其实一直有很强的反德情绪。安东内斯库的独裁政权虽然也干了很多坏事，特别是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但在骨子里，他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不是一回事。


    在暗地里，一股反对派力量一直在悄悄集结。这股力量的核心，是一个年轻得有些稚嫩的人物——国王米哈伊一世。当时的米哈伊国王，基本上就是个没有实权的“吉祥物”，国家大权被安东内斯库牢牢抓在手里。但这位年轻的国王，和他身边的传统政治家们，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1944年春天，苏军曾经尝试过一次进攻，但因为准备不足被打退了。这次胜利让前线的德国和罗马尼亚指挥官们产生了一种致命的自满情绪。德国将军们觉得苏军也就那样了，根本不把罗马尼亚方面发出的“苏军可能要搞波大的”的警告当回事，觉得他们是“危言耸听”。


    结果，1944年8月20日，苏军发动了第二次雅西 基什尼奥夫攻势。


    这一次，苏军是铆足了劲来的。在苏联和美国空军对德军机场进行了一轮毁灭性打击，基本瘫痪了德国的空中力量之后，苏联的两个方面军，在马利诺夫斯基和托尔布欣这两位帅的指挥下，发动了一场经典的钳形攻势。


    苏军的突击像一把烧红的尖刀，瞬间就捅穿了负责保护德军侧翼的罗马尼亚第3和第4集团军的防线。这些罗马尼亚军队士气低落，装备也差，一触即溃。短短三天之内，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好不容易重建起来的德国第6集团军，再一次被苏军团团包围，并最终被彻底歼灭。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整个南方战线，就像被抽掉了一块关键的积木一样，哗啦一下，彻底崩溃了。这场军事上的灭顶之灾，成了触发罗马尼亚国内政变的直接导火索。


    前线崩盘的消息传回首都布加勒斯特，国王米哈伊一世和他领导的反对派集团意识到，不能再等了！


    8月23日，米哈伊国王把安东内斯库元帅召到王宫开会。国王开门见山，要求安东内斯库立刻下令停火，和盟国谈判。安东内斯库是个顽固的军人，他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还可能对年轻的国王说了些不客气的话。


    就在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米哈伊国王冷静地对身边的卫队长下了一个命令。卫兵们立刻冲了进来，当场就把手握国家大权的安东内斯库元帅给逮捕了，直接关进了王宫的保险库里。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快如闪电。


    当天晚上，米哈伊国王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


    罗马尼亚立即停火。


    罗马尼亚忠于同盟国（英、美、苏）。


    罗马尼亚对德国宣战！


    这是一个时机把握得堪称完美的政治行动。罗马尼亚军队听到国王的命令后，几乎没有犹豫，立刻调转枪口，开始攻击昔日的德国盟友。首都布加勒斯特和至关重要的普洛耶什蒂油田地区，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最终，已经成为苏军“事实盟友”的罗马尼亚军队，成功地控制了首都和油田。


    罗马尼亚的倒戈，对德国来说，不亚于一场战略性的晴天霹雳。据说，希特勒在听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精神恍惚地承认：“战争已经输了。”


    这次跳船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德国一下子失去了最重要的石油来源，战争机器等于被拔了油管。


    东线南部被撕开一个巨大的缺口，导致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德军集团都陷入了被包围的绝境。


    为苏联红军开辟了一条直通匈牙利、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康庄大道。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罗马尼亚这次成功的政变，可能把二战在欧洲结束的时间，缩短了长达六个月。


    然而，罗马尼亚的“解放”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他们跳船成功，但苏联人可没把他们当自己人。苏军仍然把大约13万名罗马尼亚士兵当成战俘送到了苏联，并且把罗马尼亚视为一个被征服的敌国，在境内大肆掠夺。随后，罗马尼亚军队被迫在苏联的指挥下，与红军并肩作战，在解放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斗中，又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直到战争结束。


    罗马尼亚为什么能成功？ 他们的成功，是军事崩溃和政治意志完美同步的典范。罗马尼亚的政治家们非常聪明，也很有耐心。他们早在1944年6月就成立了秘密的政治联盟，计划早就做好了，但他们一直隐忍不发。他们耐心等待，直到自己境内的德军主力，在苏联的铁拳下被彻底打残、打懵，指挥系统乱成一锅粥的时候，才在背后捅出这最致命的一刀。这种精准的时机把握，让德国根本来不及组织有效的反击，从而确保了政变的成功，避免了后来在匈牙利发生的悲剧。


    如果说罗马尼亚的倒戈是一出紧张刺激的谍战大片，那保加利亚的转向，简直就是一出充满了黑色幽默的政治闹剧。它的处境极其特殊，最终导致了一连串离奇的事件，结局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保加利亚在1941年加入了轴心国。它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借着德国老大的威风，实现“大保加利亚”的梦想，收复一些在之前战争中丢掉的土地。


    但是，保加利亚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的老百姓，在文化和情感上，有一种强烈的亲俄（亲苏）情结。毕竟都是斯拉夫兄弟嘛。所以，当时的保加利亚沙皇鲍里斯三世，虽然跟德国结盟了，但顶着希特勒巨大的压力，死活不肯干两件事：


    不向苏联宣战。


    不派一兵一卒去东线打苏联。


    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奇葩的局面：保加利亚是德国的盟友，因此和英国、美国处于战争状态；但与此同时，它又和苏联保持着官方的和平关系。成了一个在两条战线上反复横跳的“中立的交战国”。


    而在国内，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抵抗组织——“祖国阵线”——力量越来越大，一直在暗中搞事情，准备随时夺权。


    1943年，力主维持这种微妙平衡的沙皇鲍里斯三世，在一次和希特勒的激烈会面后，回国猝然离世（死因至今是谜）。这让保加利亚的政局更加混乱。


    1944年8月底，邻居罗马尼亚那张多米诺骨牌“哗啦”一下倒了。这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引发了巨大的恐慌。苏联红军比任何人预期的都早了好几个月，兵锋直抵多瑙河边境，跟保加利亚就隔了一条河。


    保加利亚政府彻底慌了神，赶紧宣布“中立”，并开始偷偷摸摸地跟西方盟国（英美）进行投降谈判，希望通过抱上英美的大腿，来避免苏联的占领。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接下来，局势迅速演变成了一场政治滑稽戏。


    保加利亚想投靠西方的努力，被苏联和英国同时拒绝了。英国人说，你得跟苏联谈。


    斯大林眼看保加利亚这小子想跳过自己，直接跟英美搭上线，顿时火冒三丈。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9月5日： 斯大林抢先一步，对保加利亚宣战！ 他的借口是：保加利亚境内还在庇护德国军队。尽管当时大部分德军都已经跑路了。这一手让英美都惊呆了，完全没料到苏联会这么干。


    9月8日： 苏联红军大举入侵保加利亚。根据保加利亚政府的命令，保加利亚军队未作任何抵抗，直接敞开国门欢迎苏军。


    同日： 被逼到绝境的保加利亚政府，在最后一刻，做出了一个绝望的举动——正式对德国宣战！


    这下好了，让我们来盘点一下保加利亚此刻的战争状态：


    它被苏联入侵，所以它在和苏联打仗。


    它对德国宣战了，所以它在和德国打仗。


    它之前是轴心国成员，所以它还在和英国、美国打仗。


    这就导致了一个世界战争史上极其荒谬的局面：在1944年9月8日这一天，保加利亚在理论上，同时与德国、苏联、美国和英国这四大国处于战争状态。 一个国家，同时和轴心国与同盟国的核心成员开战，这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苏联的入侵，为保加利亚国内的“祖国阵线”提供了完美的掩护。就在9月8日到9日的夜里，忠于“祖国阵线”的军队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推翻了旧政府，自己上了台。


    新的“祖国阵线”政府立刻和苏联签署了停战协议，然后把保加利亚军队交由苏联指挥。跟罗马尼亚的剧本一样，保加利亚军队也调转枪口，开始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等地，帮助苏联攻打德军。


    斯大林为什么要这么做？ 苏联对保加利亚宣战，是一次纯粹的政治行动，根本没有军事上的必要。当时保加利亚的亲德政权已经垮台，正在积极地想退出战争。斯大林之所以要多此一举，真正的目的就是：抢在西方盟国前面控制保加利亚，确保在这里建立一个亲苏的战后政府，把英美的影响力彻底挤出去。


    保加利亚那种想在两大阵营之间走钢丝的“中立”姿态，最终非但没能保护自己，反而成了斯大林采取极端行动的借口。它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被苏联地缘政治野心所吞噬的命运。


    芬兰的故事，又和前两者完全不同。芬兰没有搞政变，也没有上演闹剧。它的生存权，是在战场上，用鲜血和意志硬生生打出来的。


    首先要搞清楚，芬兰参与对苏战争的性质，和其他轴心国小弟有本质区别。芬兰人把这场战争称为“继续战争”。什么意思呢？就是接着1939-1940年那场“冬季战争”打。他们的目标很单纯，就是想修正《莫斯科和平条约》里的苛刻条款，抢回被苏联割走的地盘。


    芬兰始终没有正式签署轴心国条约。它给自己的定位是德国的“共同交战国” ，而不是一个有全球野心的正式盟友。这区别很大，打个比方就是：“我跟你不是一伙的，我们只是碰巧在打同一个敌人，但各打各的，目的也不一样。”


    到了1944年，随着德军全线溃败，斯大林决定腾出手来，先把北方这个不听话的芬兰给解决了。


    1944年6月10日，苏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维堡-彼得罗扎沃茨克战略攻势。苏军集结了绝对优势的兵力、火炮和飞机，对芬兰的防线发起了猛攻。苏军的初步攻击非常成功，很快就摧毁了芬兰在卡累利阿地峡的主防御阵地，并在6月20日占领了战略重镇维堡。


    芬兰政府陷入了巨大的恐慌，感觉国家马上就要完蛋了，赶紧向苏联请求和平谈判。


    然而，就在亡国的边缘，芬兰军队并没有像罗马尼亚军队那样崩溃。他们撤退到了最后一道坚固的防线（VKT防线），并且紧急接收了一批从德国运来的新式反坦克武器，比如“铁拳”和“坦克杀手”。


    就在这里，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特别是在塔利-伊汉塔拉战役中，芬兰士兵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他们利用复杂的地形和手里的反坦克利器，硬生生地把数量和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的苏联红军给顶住了！


    这次“防御性的胜利”至关重要。它虽然没有收复失地，但它向苏联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要完全征服芬兰，你得付出极其高昂且耗费时间的代价。 而当时苏联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和西方盟国争分夺秒地冲向柏林，抢占德国本土。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评估，在芬兰的森林和湖泊里跟芬兰人死磕，到底值不值。


    正是这次顽强的抵抗，为芬兰争取到了通过谈判，而不是无条件投降来退出战争的政治空间。


    1944年8月，芬兰的传奇军事领袖，曼纳海姆元帅出任总统。他清醒地认识到，芬兰必须结束战争。9月4日，芬兰宣布停火。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9月19日签署的《莫斯科停战协定》，条款依然极为苛刻。芬兰不仅要退回到1940年的边界，还要割让更多的土地，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并严格限制军队规模。


    其中最屈辱的一条是：芬兰必须在9月15日之后，负责解除其境内所有德军的武装，并把他们作为战俘移交给苏联。


    这一条款，直接导致了一场悲伤而又残酷的战争——拉普兰战争 (1944年9月 - 1945年4月)。


    驻扎在芬兰北部的德国第20山地集团军，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已经做好了撤退到挪威的准备。在苏联的压力下，芬兰被迫向自己昔日的“共同交战国”开战。芬兰军队在遣散了大部分老兵的同时，只能用新征召的、缺乏经验的士兵，在北极圈严酷的环境下，追击身经百战的德军。而撤退的德军，则采取了残酷的“焦土政策”，把整个拉普兰地区烧成了一片白地。


    芬兰为什么能保住主权？ 它的命运，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完全不同。后者的命运，是在军事彻底失败后，由政治操弄决定的。而芬兰能够保住自己的国家主权和民主制度，直接源于它的军队，在遭遇了战略性失败后，仍然有能力稳住阵脚，给强大的红军造成难以接受的损失。


    正是这种军事上的僵持，为芬兰在谈判桌上赢得了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筹码。芬兰最终获得的，是一个虽然具有惩罚性、但却是谈判出来的和平，这与另外几个国家在军事和政治全面崩溃后，被强加条款的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聊完了这三个国家，我们还漏掉了一个重要的德国小弟——匈牙利。在所有倒戈的国家里，匈牙利的结局可以说是最惨的一个。它既没有罗马尼亚的果断，也没有保加利亚的“幸运”，更没有芬兰的顽强。它的犹豫不决，最终导致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不仅被德国人占领，首都布达佩斯更是经历了一场地狱般的围城战。


    匈牙利到底有多惨？它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入深渊的呢？


    咱们，下回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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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6章 卡萨布兰卡会议

    上一回咱们说到，美军在阿留申群岛那片“冰雪地狱”里，打了一场极其惨烈、也极其荒诞的“鬼岛”之战。阿图岛的鲜血和基斯卡岛的空寂，总算是把日本人从北美大陆的最后一个角落给“请”了出去，也给太平洋战争的北方战线，画上了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句号。


    然而，战争这盘大棋，从来都不是在一个棋盘上下的。就在北太平洋的冰雾尚未完全散尽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端，那片被阳光和沙尘笼罩的北非，另一场决定命运的较量，也即将尘埃落定。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几位将决定未来世界格局的“顶级玩家”，已经悄悄地聚集在了一起，准备为这场已经打得天翻地覆的世界大战，定下下一个阶段的“游戏规则”。这一次，他们选择的“牌桌”，不在伦敦，不在华盛顿，也不在莫斯科，而是在一个刚刚被战火“洗礼”过、充满了异域风情和政治博弈的港口城市——卡萨布兰卡。


    时间，1943年1月。法属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这座濒临大西洋的白色城市，空气中还弥漫着两个月前“火炬行动”留下的淡淡硝烟味，以及摩洛哥薄荷茶那特有的甜香。城郊的安法酒店，一座充满了殖民地风格的豪华建筑，此刻被美英两国的宪兵围得是水泄不通，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只苍蝇飞进去都得先验明正身。


    这里，即将召开一场将深刻影响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向的、代号为“符号”的盟军最高级别首脑会议——也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卡萨布兰卡会议。


    为什么是卡萨布兰卡？


    这地方选得，那叫一个讲究。首先，这里刚刚在几个月前的“火炬行动”中，被美英盟军从维希法国手里给“解放”了，在这里开会，本身就是向全世界（特别是向轴心国）炫耀盟军在地中海和北非战场上取得的胜利，那政治象征意义，杠杠的。其次，这里相对安全，远离欧洲大陆的战火，也方便罗斯福总统这位身体不便的“轮椅上的巨人”，能够安全地横渡大西洋，亲临会场。


    为什么是这个时候？


    这时间点，更是卡得恰到好处。东线战场，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正把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往死里揍，虽然最后的“饺子”还没完全煮熟，但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明显地向苏联一方倾斜。北非战场呢，蒙哥马利在阿拉曼也刚刚把隆美尔给打得找不着北，正追着他的屁股一路向西。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态势，似乎都开始出现了积极的转机。


    但转机，也意味着新的抉择。下一步该怎么走？是立刻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直捣黄龙？还是先从“欧洲软腹部”意大利下手，一点点地往上啃？太平洋那边，刚赢了中途岛和瓜岛，是该乘胜追击，还是先稳一稳？这些问题，都急需英美这两大“盟主”坐下来，好好地碰个头，统一一下思想，别到时候各打各的，乱成一锅粥。


    谁来了？谁又没来？


    这次峰会，可以说是盟军最高层的一次“内部茶话会”。


    唱主角的，自然是两位“重量级”人物：一位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另一位则是大英帝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这俩人，一个坐在轮椅上，一个叼着雪茄，将在接下来的十天里，为未来一年的全球战争，定下基调。


    陪着他们开会的，还有一大帮五角大楼和唐宁街的军政高参们，比如美国的马歇尔将军、欧内斯特·金上将，英国的艾伦·布鲁克将军、达德利·庞德元帅等等。当然，还有那位即将被正式任命为地中海战区盟军总司令的“老好人”艾森豪威尔将军，他也列席了部分军事议题的讨论，准备接下这副重担。


    但这次会议，更有意思的，是“谁没来”和“谁不想来”。


    斯大林没来。 罗斯福和丘吉尔倒是热情地邀请了这位苏联的“钢铁领袖”，希望他也能来一起商量一下怎么“三打一”。可斯大林同志回电了，说：“抱歉了，兄弟们，家里正忙着呢！斯大林格勒那边正到收尾的关键时刻，我实在是走不开。你们先聊，有啥好事儿别忘了告诉我一声就行。”


    中国的蒋介石也没来。 这时候的中国，虽然也在苦苦支撑着抗日战争，但在英美的全球战略棋盘上，分量还不够重，基本上就是个“被通知”的角色。


    而最拧巴、也最让丘吉尔头疼的，则是那位身在伦敦、心比天高、自认为是“法兰西唯一合法代表”的夏尔·戴高乐将军。


    要说这卡萨布兰卡会议，除了讨论怎么打德国人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棘手的“附加议题”——那就是怎么处理法国这个烂摊子。


    自从法国投降之后，这法兰西就裂成了好几瓣，乱得跟一锅八宝粥似的。


    一边，是远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和他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戴高乐这人，咱们前面说过，骨头硬，自尊心强，身上那股子“法兰西民族性格”简直是深入骨髓。他坚信自己才是法兰西不屈精神的唯一象征，代表着所有仍在抵抗的法国人民，绝不肯受任何人摆布。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另一边呢，是在法属北非，一个名叫亨利·吉罗的法国将军，在美国人的扶持下，也扯起了“反德”的大旗。这位吉罗将军，也算是一员老将了，曾经在德军的战俘营里成功越狱，逃回了法国，也算是条汉子。但他之前毕竟是在维希政府手底下干过的，思想上比较保守，跟戴高乐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劲儿，完全不是一路人。


    罗斯福总统，打心眼里就瞧不上戴高乐。他觉得戴高乐这个人，太傲慢，太难搞，太不听话，还老是把自己当成“救世主”，有点“拿破仑情结”，将来不好控制。相比之下，吉罗将军这种传统的、没什么政治野心、而且还比较“亲美”的军人，就显得可爱多了，也更容易当个听话的“代理人”。


    所以，在“火炬行动”之后，美国就一直大力扶植吉罗，希望他能统一法属北非的军事力量，成为未来法国的领导人。


    这下，问题就来了。戴高乐和吉罗，这俩人是互相瞧不上眼，谁也不服谁。戴高乐觉得吉罗是从维希那个“法奸”阵营里出来的，血统不纯，是个“投机分子”；吉罗呢，则觉得戴高乐不过是个在伦敦“打嘴炮”的流亡将军，手底下没几个兵，凭什么代表法国？


    丘吉尔夹在这俩人中间，那叫一个头疼。他心里是偏向戴高乐的，毕竟“自由法国”的大本营就在伦敦，而且他也欣赏戴高乐那股子不屈不挠的劲儿。可他又不能得罪美国这个“大金主”，只能跟着罗斯福一起，捏着鼻子哄着吉罗。


    为了解决这个“法国内斗”的问题，也为了在全世界面前，营造出一副“法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抗敌”的美好景象，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必须把戴高乐和吉罗这俩“冤家”，都弄到卡萨布兰卡来，让他们当着全世界记者的面，握个手，言个和，至少在表面上，得像个样子。


    吉罗那边好说，美国人一发话，他就颠儿颠儿地来了。可戴高乐这边，可就费了牛劲了。


    戴高乐一听，要去卡萨布兰卡跟吉罗那个“维希叛徒”平起平坐地开会，当场就炸了毛！他觉得这是罗斯福在故意羞辱他，是想用吉罗来取代他“自由法国”领袖的地位。他断然拒绝了邀请，跟丘吉尔说：“要去你们去，我，戴高乐，绝不与叛徒为伍！”


    罗斯福一看戴高乐这臭脾气上来了，也是又好气又好笑，忍不住对丘吉尔催促道：“新郎（指吉罗）都已经到教堂了，我们的新娘（指戴高乐）怎么还迟迟不肯露面呢？”


    这下可把丘吉尔给急坏了。他知道，要是这次峰会，只有吉罗一个人代表法国出席，那戴高乐和他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在政治上就会陷入极大的被动。于是，他亲自出马，对戴高乐是又劝又哄，软磨硬泡，好话说了一箩筐，最后甚至撕破了脸皮，向戴高乐施加了最大的压力，威胁说他不会支持戴高乐去反对自己的美国盟友。丘吉尔几乎是摊牌了，对戴高乐说出了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充满了政治现实主义残酷意味的话：“在罗斯福和你之间，我将永远挑选大的。”


    这话的分量，戴高乐不能不懂。他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最终，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丘吉尔“只要你来了，你就是正统”的半哄半骗的承诺下，戴高乐还是极不情愿地、全程黑着脸，登上了飞往卡萨布兰卡的飞机。


    于是，在卡萨布兰卡的安法酒店里，就出现了世界战争史上极其罕见、也极其尴尬的一幕：代表着“流亡抵抗”的戴高乐，和代表着“反正归顺”的吉罗，在罗斯福和丘吉尔这两位“大佬”的注视下，冷着脸，坐到了一张桌子旁。那气氛，冷得能让北非的蝎子都冻僵。


    据说，就在正式会谈前，戴高乐站在酒店的阳台上，阴沉着脸抽着烟，对同样叼着雪茄的丘吉尔说：“你要我握那个人的手？我告诉你，温斯顿，那我宁愿去握一个沾满了鲜血的德国人的手！”


    丘吉尔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慢悠悠地回了一句：“是啊，夏尔，我理解。但问题是，那个人（吉罗）的手上，现在握着的是美国的钱。”


    这句话，一针见血，也让戴高乐陷入了沉默。


    最终，在两位“大佬”的强行“撮合”之下，戴高乐和吉罗，在记者们的闪光灯面前，上演了一场被称为“政治婚礼”的、极其僵硬的握手。罗斯福和丘吉尔站在他们身后，笑得像两位刚刚把自家两个闹别扭的孩子强行按在一起的家长。会议也煞有介事地宣布，两人将共同担任新成立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主席，共同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


    可谁都知道，这不过是场面上的“作秀”。这个所谓的“联合委员会”，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个“同床异梦”的怪胎，名存实亡。戴高乐和吉罗之间的权力斗争，还将继续下去。但至少在卡萨布兰卡，罗斯福暂时达到了他的目的——用一个听话的吉罗，来牵制那个不听话的戴高乐，确保法国在北非的势力，能够牢牢地掌握在盟军（主要是美国）的手中。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会议核心议题：欧洲与太平洋的“两线奏鸣曲”


    解决了法国那点“家务事”之后，会议总算是进入了正题——1943年，这仗，到底该怎么打？


    欧洲战场：登陆法国？还是先啃“软腹部”？


    关于欧洲战场的战略，英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美国人，特别是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是个典型的“直肠子”。他觉得，打蛇打七寸，要想尽快打败德国，就不能在外围磨磨蹭蹭，必须集中所有的力量，在1943年夏天，就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北部发动大规模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直捣德国的心脏！


    可英国人，特别是丘吉尔这位经历过一战“绞肉机”的老江湖，对这个“硬碰硬”的计划，充满了疑虑。他觉得，1943年就登陆法国，时机还不成熟，盟军的兵力、装备、特别是登陆艇的数量，都还严重不足，贸然发动进攻，很可能会重蹈一战时加里波利登陆惨败的覆辙。


    于是，丘吉尔提出了他那个着名的“地中海战略”，或者叫“软腹部”战略。他主张，盟军应该先集中力量，彻底肃清北非的轴心国军队，然后，以北非为跳板，首先攻占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再顺势登陆意大利本土，把这个轴心国集团中最脆弱的“软柿子”先给捏碎了。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彻底控制地中海，还能从南面威胁到德国的腹地，迫使希特勒从东线抽调兵力回防，同样能起到减轻苏联压力的作用（当然丘吉尔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这里先暂时不表，在以后更激烈的德黑兰会议上我会详细的给大家讲）。


    为了推行他的“巴尔干进军计划”（这是“地中海战略”的延伸），会议还决定，要力争土耳其参加到盟国方面来，对德国作战。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终，丘吉尔那套更“稳妥”、也更“现实”的“地中海战略”，说服了罗斯福。会议最终决定，1943年盟军在欧洲的主要战略目标，不是登陆法国，而是攻占西西里岛，行动代号——“哈士奇行动”。


    太平洋战场：双线并进，南北夹击


    对于太平洋战场，会议也确定了“双管齐下、南北夹击”的基本方针。由尼米兹上将指挥的中太平洋舰队，将继续沿着中太平洋的岛链，向西推进；而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西南太平洋部队，则将从新几内亚向北，反攻菲律宾。虽然这两位“大佬”的矛盾还没完全解决，但至少在战略上，形成了一个互相配合、共同压缩日军防御圈的态势。


    英美矛盾：殖民地的“暗战”


    在这些公开的军事战略讨论背后，一场围绕着殖民地和未来世界霸权的“暗战”，也在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悄然地进行着。


    罗斯福力图利用美国强大的经济援助作为武器，打入和瓦解英国那套封闭的、以“帝国特惠制”为核心的殖民地贸易体系。而丘吉尔，这位坚定的“帝国主义者”，则对此进行了激烈的反对和抵制。他绝不愿意看到大英帝国的“家当”，被美国人以“自由贸易”的名义，一块块地撬走。


    美、英两国甚至还在会议上，签订了一份关于在亚洲划分各自“势力范围”的秘密协定。根据协定，土耳其被认为是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而幅员辽阔的中国，则被划归到了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这场围绕着未来世界版图的“分赃大会”，其斗争之尖锐，一点也不亚于前线的炮火。


    会议的各项议题，似乎都在一种紧张但还算“友好”的气氛中，达成了共识。然而，就在1943年1月24日，会议即将结束时举行的那场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总统却在事先没有跟丘吉尔进行任何商量的情况下，突然向全世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当记者们问及这次会议达成的最重要共识是什么时，罗斯福总统，对着麦克风，用他那沉稳而又坚定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次会议，我们达成了一个简单而又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可以概括为几个字，那就是——‘无条件投降’。……这意味着，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人民的毁灭不是我们的目标，但它意味着，要摧毁这些国家那些基于征服和奴役他国人民的哲学。……这场战争，只能以一种方式结束，那就是，轴心国的彻底失败！”


    “无条件投降”！这五个字一出口，在场的记者们都惊呆了，而坐在罗斯福旁边的丘吉尔首相，更是脸色一变，一脸的错愕和震惊！ 他做梦也没想到，罗斯福会在这场公开的记者会上，突然抛出这么一个在之前的闭门会议中，根本就没有正式讨论过、更没有达成共识的、如此强硬和不留余地的战争目标！


    在我们今天看来，“无条件投降”这几个字，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打输了，就得无条件投降嘛！可是在当时，这绝对是一个颠覆性的、石破天惊的概念。


    因为在那个年代，战争的结束方式，往往更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打到某一方实在撑不下去了，就坐下来谈判，签个停战协定，虽然也要割地赔款，但至少还能保留一定的“体面”和国家主权，不至于被彻底“毁灭”。从来没有人想过，一场战争，要以一方“无条件投降”作为唯一的结束条件。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丘吉尔之所以不爽，主要是出于一个非常现实的、英国式的“政治考量”。他担心，罗斯福这番“不留后路”的强硬表态，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它会让德国、日本那些已经被法西斯思想洗了脑的军人和民众，觉得反正投降也是死路一条，还不如死战到底，反而会激起他们更顽固的抵抗，使得战争变得更加血腥和漫长。


    它也会让轴心国集团内部那些可能存在的“反水”势力（比如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那些对希特勒心怀不满的保守派），彻底断了“跳船”的念想。因为既然盟军只要“无条件投降”，那他们就算推翻了本国的法西斯政府，又能得到什么好下场呢？还不如跟着希特勒一条道走到黑呢！


    所以，在记者会结束后，丘吉尔私下里对罗斯福是大发牢骚，觉得他这个“即兴发挥”，实在是太鲁莽，太不负责任了。他抱怨说：“富兰克林，你这话说得，就像是要打一场彻底毁灭敌国的战争，不给任何人留一点退路。这会让我们的敌人，像困在角落里的老鼠一样，进行最绝望的抵抗！”


    作为一国的首脑，罗斯福这位“轮椅上的狐狸”，当然不是脑子一热，才说出这番话的。在这句看似简单的“无条件投降”背后，隐藏着他极其深远的战略考量和政治野心。


    首先，吸取一战的教训，杜绝后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虽然战败了，但其本土并未遭到大规模入侵，军队也并非全军覆没。结果呢？德国国内很快就流传起了“德军没有战败，是被国内的政客和犹太人从背后捅了刀子”这种臭名昭着的“刀刺在背”传说。正是这种不承认失败、渴望复仇的情绪，最终为希特勒和纳粹党的上台，提供了温床。罗斯福绝不希望这种历史重演！他要让德国和日本的人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的军队，是被彻底地、无可争议地打败了！他们的国家，必须无条件地接受战胜国的处置！只有这样，才能从根子上，铲除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


    其次，也是最核心的意图——确立美国的领导地位，书写战后的世界秩序。 罗斯福深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是“出力不讨好”，被英法这两个“老油条”给狠狠地耍了一道。战后的世界秩序，还是由英法的殖民体系说了算，美国根本插不上手。这一次，罗斯福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他要通过“无条件投降”这个极其强硬的立场，向全世界，特别是向他的盟友丘吉尔，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这场战争，从现在开始，得由我美国说了算！战争怎么打，我说了算；战争怎么结束，我说了算；战后的世界怎么安排，更得由我说了算！你们，都得听我的！


    这等于是在告诉丘吉尔和他的大英帝国：“温斯顿，我的老朋友，你们那套靠着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来维持的‘帝国体系’，已经玩不下去了。这世界的钥匙，该交出来了！以后，这世界的秩序，将由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来重新书写！”


    最后，这也是说给斯大林听的。 罗斯福也担心，斯大林这个“老狐狸”，会不会在东线打得差不多了之后，就单独跟德国媾和，把英美给晾在一边。现在公开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也等于是在向斯大林保证：我们绝不会单独跟希特勒谈判，你们也别想！咱们必须得把法西斯彻底打垮，才能收手。


    卡萨布兰卡会议，在“无条件投降”这颗重磅炸弹的余波中，落下了帷幕。


    从公开的成果看，这次会议是成功的。盟国确定了1943年的主要战略方向，统一了战争目标，加强了军事协同，也向全世界展示了反法西斯同盟团结一致的决心。


    但会议的实际战略决策，却显得有些“保守”和“妥协”。它并没有像美国人期望的那样，立刻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反而推迟了这一关键行动的日期，选择了更为稳妥、但可能也更耗时的“地中海路线”。 这也让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感到了一丝不快和被“出卖”的感觉。


    而在这光鲜的背后，世界权力的天平，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倾斜。


    法国，被彻底边缘化了。戴高乐在会议中虽然被提及，也与吉罗达成了表面的“和解”，但他并未能参与到最核心的战略决策之中。


    英国，正在失去主导权。丘吉尔虽然还在努力地维护着大英帝国的尊严和利益，但在强大的美国面前，他已经越来越像一个“高级合伙人”，而不是那个能够一言九鼎的“董事长”了。


    而美国，则通过这次会议，正式从一个“支援者”，转型为了整个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者”和“裁判者”。战后的世界，将按照它的蓝图来构建。


    卡萨布兰卡的阳光洒在安法酒店的楼顶，摄影记者按下快门，留下了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吉罗四人并排而坐、“联盟强大一致”的历史性图像。


    但在这张照片背后，是戴高乐那冰冷而又充满鄙夷的冷眼，是丘吉尔那强颜欢笑之下的沉默与无奈，是罗斯福嘴角那抹难以察觉的、胜利者的微笑。


    一场真正的全球战争，还远未结束。可是谁来决定结束它的方式，已经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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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9章 绝地营救

    上一回咱们说到，盟军的“哈士奇”虽然拆家成功，在西西里岛上插上了星条旗和米字旗，但过程却磕磕绊绊，充满了各种“乌龙”和“内卷”，最后还让德军的主力，在眼皮子底下溜之大吉，留下了一个“不完美的胜利”。


    然而，西西里岛的陷落，像一颗投入地中海的深水炸弹，其引发的政治海啸，却远比军事上的胜负，来得更猛烈，也更具戏剧性。这场海啸的中心，不在柏林，不在伦敦，也不在华盛顿，而在那座永恒之城——罗马。风暴的中心，则是那个曾经不可一世、如今却众叛亲离的法西斯“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


    1943年7月25日，罗马的夏夜，闷热而又充满了不祥的气息。


    就在这一天，统治了意大利长达二十一年之久的“领袖”墨索里尼，在参加完一次气氛诡异的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之后，被他的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莱三世召进了王宫。等待他的，不是嘉奖和安慰，而是一纸冰冷的解职令。紧接着，这位曾经让整个意大利为之疯狂的独裁者，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学生一样，被一群宪兵“客气地”请上了一辆救护车，从此，人间蒸发。


    消息传到东普鲁士的“狼穴”大本营，正在地图前为东线战局焦头烂额的阿道夫·希特勒，当场就炸了！他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在作战室里来回踱步，咆哮着，将手中能拿到的一切东西都狠狠地摔在地上。


    “叛徒！一群卑鄙无耻的叛徒！”他对着他那些噤若寒蝉的将军们嘶吼，“他们竟然敢背叛我！背叛我们共同的事业！墨索里尼，我最好的朋友，我唯一的盟友，竟然被这群懦夫给关起来了！这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侮辱，更是对我们整个法西斯事业的背叛！”


    据说，在最初的暴怒之后，希特勒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叼着雪茄，凝望着窗外那片阴郁的森林，用一种近乎梦呓的语调，对身边的秘书说道：“墨索里尼的倒台，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是文明世界对抗布尔什维克洪流的最后一道盾牌……现在，这面盾牌，碎了。”


    在这位德国元首看来，墨索里尼的倒台，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个（虽然经常拖后腿但至少在政治上还算“铁杆”）盟友那么简单。这其中，交织着复杂的面子问题、战略考量和意识形态上的唇亡齿寒。


    面子：作为法西斯主义的“老大哥”，墨索里尼的倒台，无疑是给了纳粹德国一记响亮的耳光，严重打击了轴心国阵营的士气。


    战略：意大利一旦“反水”，那德国在整个地中海的南翼，将彻底门户洞开，盟军可以随时从意大利这个“跳板”登陆欧洲大陆，直接威胁到德国的腹地。


    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希特勒需要向全世界，特别是向他自己的国民证明，法西斯的“兄弟情谊”是牢不可破的，他绝不会抛弃自己的盟友。


    于是，一个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被希特勒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斩钉截铁的语气，下达了下去：“找到他！不管他在哪里，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务必把他给我找回来！活要见人，死……不，他必须活着回来！”


    被推翻的墨索里尼，此刻正经历着他人生中最灰暗、也最屈辱的一段旅程。


    由巴多格里奥元帅领导的意大利新政府，为了防止他被德国人救走，或者被国内的法西斯余孽找到，像对待一件“烫手的山芋”一样，将他秘密地在各个偏远的、与世隔绝的地方，来回转移。


    他先是被一艘军舰，带到了那不勒斯湾外一个名叫“蓬扎岛”的小岛上，关在一个简陋的房间里，每天对着窗外那片蔚蓝但又充满了绝望的地中海发呆。


    没过几天，为了安全，他又被一架水上飞机，秘密地转移到了撒丁岛东北角一个更偏僻的、名叫“马达莱纳岛”的海军基地。


    可即便是这样，意大利新政府还是觉得不放心。最终，他们决定，把这个“麻烦的囚徒”，送到一个绝对安全、也绝对与世隔绝的地方——那就是位于意大利中部亚平宁山脉的最高峰，大萨索山顶上的一家高山滑雪酒店，帝国将军酒店。


    这酒店，海拔高达2100多米，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缆车索道与外界相连。冬天，这里是滑雪胜地；夏天，这里则是与世隔绝的“天空之城”。意大利人觉得，把墨索里尼藏在这里，那简直是万无一失，德国人就算长了翅膀，也别想飞上来。


    墨索里尼，这位曾经在罗马的阳台上，对着成千上万狂热民众挥手致意的“领袖”，如今，却成了一个被囚禁在山巅之上的、孤独的囚徒。他每天能做的，只有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或者隔着窗户，凝望着远方那连绵不绝的、如同监狱围墙般的山峦。通信被完全隔绝，看守他的宪兵，也是一批换了一批，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绝望之中，他在自己的日记中，用颤抖的笔迹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里，不是酒店，这是一个元首的坟墓。”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与此同时，德国的情报机关和党卫队的特工们，正在为了寻找这位“失踪的元首”，而忙得是焦头烂额。他们动用了所有的监听设备、间谍网络和线人，试图从意大利政府那混乱的通讯中，捕捉到任何一丝关于墨索里尼下落的蛛丝马迹。但巴多格里奥政府的保密工作，做得也相当到位，德国人好几次都扑了个空，直到8月底，他们才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情报分析和技术侦察，最终将墨索里尼的藏身之处，锁定在了那个看似遥不可及的山顶酒店——格兰萨索。


    目标，终于确定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将这位“山顶上的囚徒”，从这“鹰巢”之中，给救出来。


    这个光荣而又九死一生的营救任务，希特勒没有交给他手下那些传统的国防军将领，而是直接点名，交给了党卫队里一个在当时还名不见经传、但日后将名扬天下的人物——奥托·斯科尔兹内。


    这位斯科尔兹内，时任党卫队上校，是个地地道道的奥地利人。他身高接近两米，体格壮硕如熊，脸上还因为早年决斗，留下了一道长长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刀疤。此人，不仅作战极其勇猛，胆大包天，更重要的是，他脑子极其灵活，是个天生的特种作战奇才，擅长各种渗透、破坏和非常规作战。希特勒觉得，要完成这种需要“想象力”和“胆量”的任务，斯科尔兹内这种“非主流”的悍将，远比那些循规蹈矩的普鲁士将军们要靠谱得多。


    斯科尔兹内接到命令后，立刻就开始了他那充满了奇思妙想、也充满了致命风险的营救计划的制定。这个计划，被赋予了一个极其响亮的代号——“橡树行动”。


    计划的核心，就一个字——奇！


    他知道，强攻是绝对不行的。格兰萨索山势险峻，只有一条缆车通道，意大利人只要把缆车一停，派几挺机枪守住山口，那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天上，以一种意大利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方式，直接降临到酒店的头顶上！


    于是，一个极其大胆的“滑翔机空降突袭”计划，成型了。


    行动兵力：12架DFS 230轻型滑翔机，搭载着90名从德国伞兵和山地部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突击队员。这些滑翔机，没有引擎，在空中滑翔时，悄无声息，如同鬼魅，最适合执行这种需要高度隐蔽性的突袭任务。


    战术规划：德国空军的侦察机，对格兰萨索酒店周边的地形，进行了反复的、极其精密的空中照相侦察，仔细地分析了酒店的建筑结构、周边的风向、以及唯一一块可能供滑翔机迫降的、位于酒店旁边的、极其狭小的高原草坪。


    个人荣誉与风险：斯科尔兹内本人，更是主动请缨，要求亲自参与这次突袭行动，并获得了“第一个冲进墨索里尼房间”的权利。这既是一种象征性的荣耀，也意味着他将承担最大的风险。


    1943年9月12日，清晨。意大利中部的一处秘密机场。


    12架DFS 230滑翔机，在牵引机的拖拽下，依次呼啸着升空，消失在晨曦的薄雾之中。他们的目标，直指数百公里之外的、亚平宁山脉的最高峰——大萨索山。


    下午两点左右，这支幽灵般的滑翔机编队，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格兰萨索酒店的上空。


    酒店周围负责守卫的200多名意大利宪兵，可能还在悠闲地喝着咖啡，晒着太阳，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死神，会以这样一种“天外飞仙”的方式，从天而降！


    滑翔机迅速地与牵引机脱离，在空中盘旋着，调整着姿势，然后，像一群无声的鹰隼，以惊人的精准度，向着酒店旁边那块狭小而又崎岖的高原草坪，猛扑下来！


    着陆的过程，极其惊险！草坪太小，坡度又陡，好几架滑翔机在着陆时都发生了侧翻和损毁。但大部分的突击队员，都安然无恙地从机舱里冲了出来。


    整个过程，快如闪电！从第一架滑翔机着陆，到斯科尔兹内带着突击队员冲进酒店，前后加起来，还不到四分钟！


    酒店里的意大利守军，完全被打懵了！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拉响警报，或者拿起武器，德军的突击队员就已经冲到了他们的面前。面对着这些突然从天而降的、端着冲锋枪的德国“天兵天将”，以及斯科尔兹内那张充满杀气的刀疤脸，这些本就没什么斗志的意大利士兵，在巨大的突袭和政治震慑面前，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乖乖地放下了武器。


    斯科尔兹内一脚踹开墨索里尼房间的大门，第一个冲了进去。他看到，这位昔日的“领袖”，正穿着一件普通的西装，面容憔悴，神情呆滞地站在窗前，茫然地看着窗外那些正在集结的德国士兵。


    斯科尔兹内走到他面前，挺直了身板，行了一个标准的纳粹军礼，用他那洪亮的声音，说出了那句后来被载入史册的、充满了戏剧性的话语：“领袖，元首派我来救您！”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墨索里尼看着眼前这个如同天神下凡般的德国军官，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眼中流露出一种极其复杂的、混杂着激动、羞愧和颓唐的神情。他颤抖着嘴唇，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充满了悲凉的声音，低声回应道：“我就知道……我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是不会抛弃我的……可是……我已无国可归。”


    营救行动，成功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怎么把这位“前元首”给安全地带下山去？缆车站已经被意大利政府军给控制了，强攻肯定不行。


    就在这节骨眼上，德国空军的一位王牌飞行员，驾驶着一架菲斯勒Fi 156“鹳”式联络机，以其惊人的驾驶技术，奇迹般地在酒店旁边那块狭小的高原草坪上，成功地降落了！


    这架“鹳”式飞机，只能搭载两个人。斯科尔兹内不顾飞行员的反对，硬是把自己这个近两米的大块头，也塞进了狭小的机舱里，亲自护送墨索里尼。在极其惊险的超短距起飞之后，这架超载的联络机，摇摇晃晃地飞离了山巅，载着这位刚刚从“坟墓”中归来的“囚徒”，先是飞往维也纳，然后又转飞到了柏林。


    几天之后，在东普鲁士的“狼穴”大本营，希特勒与他这位被成功“解救”出来的“老朋友”，举行了一次充满了尴尬和貌合神离的会晤。


    眼前的墨索里尼，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罗马阳台上意气风发的“领袖”了。他神情呆滞，目光涣散，话语也支离破碎，像一个刚刚从一场大病中醒来的病人，充满了精神上的疲乏和对未来的迷茫。


    而希特勒呢，虽然表面上还表现出“兄弟重逢”的热情，但内心深处，对这位“失败者”的鄙视和不信任，已经溢于言表。但他知道，墨索里尼这个“政治符号”，对他来说，还有最后的利用价值。


    他像一个严厉的兄长一样，对着墨索里尼进行了一番“思想教育”，劝他必须“振作起来”，“血债血偿”，回到意大利去，重新组织法西斯力量，向那些“背叛”了他的国王和巴多格里奥政府，进行复仇。


    于是，在希特勒的亲自导演和德军的刺刀“保护”之下，1943年9月23日，一个名义上“独立”、实则完全是德国傀儡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在意大利北部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萨罗，宣告成立。


    墨索里尼，再次出任“国家元首兼总理”。但这一次，他手中的权力，已经名存实亡。他的政府，完全受控于德国的军事和政治系统；他手下的军队，也大多是些临时拼凑起来的、忠诚度值得怀疑的法西斯残余部队。他们的首要任务，不是与盟军作战，而是帮助德国人，在意大利北部，镇压日益壮大的意大利抵抗组织和游击队。


    重回“政治舞台”的墨索里尼，也曾试图恢复他昔日的威望和权力。


    他设立了“人民法庭”，在维罗纳对那些曾经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上投票反对他的“叛徒”（包括他自己的女婿，前外交部长齐亚诺），进行了缺席审判，并最终将其中的几位抓获并处决。


    他发表了一系列慷慨激昂的广播演说，承诺要重建法西斯的经济体系，重新征召军队，与德国盟友并肩作战到底。


    他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宣布，要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化改革”，将工厂交给工人“自我管理”，试图以此来争取底层民众的支持。


    但这一切，都只是徒劳的挣扎。


    在意大利北部的普通百姓看来，这个所谓的“萨罗共和国”，不过是“德国人的皮影戏”，墨索里尼本人，也只是一个被希特勒牵在手里的、可悲的木偶。他们普遍对这个伪政权充满了敌视和鄙夷。


    这个傀儡政权，更是可怜到了极点。它不仅只能控制意大利北部的一小部分地区，在国际上更是无人问津。就连德国的那些“盟友”们，也都不拿他当回事。比如芬兰，就压根儿不承认这个“萨罗共和国”的合法性；甚至连已经被德国接管的维希法国，也对这个昔日的“法西斯老大哥”投来了鄙夷的目光，拒绝给予任何形式的外交承认。墨索里尼，彻底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和各种抵抗组织的活动，则在意大利的中部和北部地区，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猛烈。他们袭击德军的补给线，暗杀法西斯的官员，搞得德国占领军是焦头烂额，不得不抽调更多的精锐部队，来维持后方的“治安”。


    墨索里尼本人，也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那可悲的处境。他开始公开地向身边的人抱怨，甚至在一次采访中，无奈地承认：“我现在，不过是一位囚徒，一个被关在笼子里的象征而已。


    “橡树行动”，从纯粹的军事战术层面上看，无疑是一次极其成功的、堪称完美的特种作战典范。它充分展现了斯科尔兹内个人的胆识和德国特种部队的精湛技艺，也在宣传上，为当时正处在战争颓势中的第三帝国，打了一针强心剂。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但是，从更高层面的战略角度来看，这场看似辉煌的胜利，却更像是一场得不偿失的、代价高昂的“政治秀”。


    墨索里尼的“复辟”，并没有能够阻止意大利人民倒向盟军的潮流，也没有能够挽救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彻底失败。


    恰恰相反，它使得意大利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血腥。意大利从此陷入了“南边是盟军，北边是德军和伪政权，中间还夹杂着各种游击队”的“内战”状态。


    而希特勒，为了维持这个摇摇欲坠的“萨罗共和国”，为了保住他在意大利的“脸面”，也不得不向这个“泥潭”之中，投入越来越多的兵力、资源和政治成本。意大利北部那崎岖的山地，也因此变成了一个牵制德军大量精锐部队的、新的“消耗性”战场。


    可以说，“橡树行动”，更像是一场为了挽回法西斯“面子”而上演的宣传秀，它在战略上，并没有为德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反而增加了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它用一场战术上的奇迹，掩盖了其在战略上的彻底失败。


    在卡萨布兰卡的阳光与格兰萨索的冰雪之间，轴心国与同盟国的较量，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意大利，这个曾经的“轴心国二号玩家”，已经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接下来，盟军的兵锋，将直指意大利本土。一场围绕着罗马、卡西诺山、安齐奥等地的、更加残酷血腥的“意大利战役”，即将拉开它漫长而又折磨人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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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8章 分兵之争

    上回书咱们说到，德军围困列宁格勒，一个长达近900天的人类史上最大规模围城战正式开启，而斯摩棱斯克这座被称为“莫斯科之门”的古城，最终还是落入了德军之手，但中央集团军群那帮耀武扬威的德国将军们，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为啥？因为这门槛，他们迈得太费劲了！两个多月的血战，苏军的顽强抵抗和神出鬼没的局部反击（尤其是在叶利尼亚那个地方，连德国的精锐党卫军“帝国”师都被朱可夫给“咬”了一口，被迫后撤），硬生生把他们那“三个月拿下莫斯科”的如意算盘给搅黄了。德军的“闪电战”节奏，第一次在东方大地上被打乱，锐气也锉掉不少。


    更要命的是，这仗打到1941年的8月初，希特勒和他手下那帮将军们，对于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在“狼穴”那个阴森森的大本营里，吵翻了天！这可不是一般的业务讨论，这是一场决定第三帝国国运和数百万士兵生死的战略大赌博！


    按理说，斯摩棱斯克既然已经拿下，兵锋距离莫斯科也就三百多公里了，正是应该一鼓作气，直捣黄龙，把克里姆林宫那颗红星给摘下来的时候。这也是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冯·博克元帅、他手下那两位装甲集群的“急先锋”古德里安和霍特、以及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等人力主的方案。


    主张“直捣莫斯科派”的将军们，理由也很充分：


    第一，莫斯科是苏联的政治心脏、军事中枢、交通枢纽和最大的工业中心。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只要拿下了莫斯科，就能给苏联的抵抗意志以致命一击，整个国家很可能就会像1917年沙皇倒台那样，陷入混乱和崩溃。


    第二，苏军在莫斯科方向的主力，经过斯摩棱斯克一战的消耗，也已经是强弩之末，正是乘胜追击，将其彻底歼灭的最好时机。


    第三，时间不等人啊！现在已经是8月份了，俄国的秋天来得早，雨季一到，道路泥泞不堪，坦克就得趴窝；冬天一来，冰天雪地，德国兵可没苏联人那么抗冻！必须赶在鬼天气来临之前，结束战斗！


    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换了谁，估计都得这么想。


    可偏偏咱那位前“陆军下士”阿道夫·希特勒元首，他不这么看！他老人家自有他的一套“高瞻远瞩”的“战争经济学”理论。


    希特勒觉得，莫斯科虽然重要，但它更像一个政治符号，而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他看来，苏联真正的“命根子”，是南边乌克兰那片广阔的“黑土地粮仓”，是顿巴斯地区丰富的煤炭和钢铁，更是高加索地区那喷涌不尽的石油！


    他不止一次地在军事会议上，对着地图上乌克兰和高加索的方向，唾沫横飞地咆哮道：“你们这帮将军，就知道打仗！打仗！你们懂什么是战争经济学吗？！没有粮食，我们的士兵吃什么？没有煤炭和钢铁，我们的工厂拿什么造坦克大炮？最重要的是石油！没有高加索的石油，我们的坦克飞机就是一堆废铁！到时候别说打败苏联了，我们自己都得完蛋！所以，必须先拿下乌克兰，夺取顿巴斯，控制高加索油田！这才是当务之急！至于莫斯科？那不过是个地理名词，一个纸老虎！就算拿下了，只要苏联的经济基础还在，战争就结束不了！”


    支持希特勒这个“南下优先”观点的，主要是南方集团军群的总司令伦德施泰特元帅。他那边在乌克兰虽然也打得挺顺，但苏军西南方面军的主力还在，基辅这座重镇也还没拿下来。他也希望能得到中央集团军群的支援，先彻底解决掉南方的威胁。


    于是，在“狼穴”那烟雾缭绕的作战室里，一场激烈的争论爆发了。主张“直捣莫斯科”的将军们，和主张“南下夺取资源”的希特勒（以及附和他的人），吵得是面红耳赤，不可开交。


    古德里安这位“闪电侠”，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觉得，眼看就要捅破莫斯科的窗户纸了，元首居然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掉头南下，简直是不可理喻！他甚至亲自从前线飞回“狼穴”，想当面说服希特勒改变主意。


    古德里安在希特勒面前，慷慨陈词，力陈进攻莫斯科的种种好处和放弃进攻的巨大风险。但希特勒根本听不进去！他固执地认为自己的判断才是唯一正确的。一番争论下来，古德里安不仅没能说服元首，反而碰了一鼻子灰。他后来回忆说，离开“狼穴”时，看到希特勒“面色苍白，语气决绝”，就知道这事儿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而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更是在他那着名的日记里，用绝望的笔触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关于进攻莫斯科）我们曾经有机会，但我们错过了那道门户……” 这句话，充满了无奈和对未来的不祥预感。


    最终，独裁者的意志压倒了专业将领的意见。1941年8月21日，希特勒正式发布了第34号指令（以及后续的相关命令），做出了那个后来被很多军事历史学家认为是“巴巴罗萨”计划失败的关键转折点的决定：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中央集团军群暂时停止向莫斯科方向的进攻！


    其主力装甲部队，特别是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必须立刻调头南下，协同南方集团军群，首先在基辅地区围歼苏联西南方面军的主力！而霍特的第3装甲集群，则被命令向北支援北方集团军群，参与对列宁格勒的进攻！


    这个决定，等于把中央集团军群这把最锋利的“攻城锤”，硬生生地给拆成了两半，一半往南，一半往北，唯独就是不让它往正东方向的莫斯科砸！


    希特勒这一“骚操作”，可把对面的苏联人给乐坏了（当然，他们当时可能还不知道德军内部有这么大的分歧，只是感觉正面压力突然减轻了）。


    就在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坦克主力调头南下和北上的时候，原本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濒临崩溃的苏联西方面军（此时由铁木辛哥元帅接替了被处决的帕夫洛夫指挥），总算是得到了一个极其宝贵的、意想不到的喘息之机！


    铁木辛哥和刚刚从远东调来、开始更多地参与到西线战略策划的朱可夫大将（以及接替朱可夫担任总参谋长的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拼了老命地重组部队，补充兵员，加固防线，重新构建莫斯科方向的纵深防御体系。


    那段时间，整个莫斯科周边地区，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数十万莫斯科市民（包括老人、妇女和孩子）响应政府的号召，走出家门，拿起铁锹和镐头，在莫斯科的西面和南面，挖掘了数百公里长的反坦克壕、交通壕，设置了无数的铁丝网、鹿砦、地雷区，还用废弃的铁轨、水泥墩等构筑了各种各样的障碍带。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用血肉和汗水，为保卫首都，筑起一道道坚不可摧的屏障！


    与此同时，刚刚组建起来的莫斯科工人志愿军，也开始陆续开赴前线，补充到那些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损失惨重的正规部队中去。他们虽然武器简陋，训练不足，但保家卫国的热情却异常高涨。


    苏联最高统帅部也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运转起来。一份份标有“莫斯科周边地区战备防御图”的作战计划，以副本的形式，火速下发到各个军区和方面军指挥部，要求他们严格执行，务必在德军下一次进攻发起之前，完成防御部署。这在战争初期那种混乱不堪的局面下，是难以想象的。


    可以说，德军在战略上的这次“犹豫”和“转向”，虽然可能在局部（比如南线的基辅）会取得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但却给了苏联人一个极其宝?的“战略间歇期”，让他们得以在莫斯科方向重新组织起有效的防御，也为日后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希特勒的这个“分兵”决定，在战术层面上看，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南方乌克兰的资源确实诱人，西南方面军的苏军主力也确实是个巨大的威胁。但从整个“巴巴罗萨”计划的战略全局来看，这无疑是一次致命的失误，其后果就是：


    中央进攻节奏彻底中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那股锐不可当的进攻势头，在斯摩棱斯克受阻之后，又因为主力装甲部队被抽调，彻底停顿了下来。等到他们解决了南方和北方的“麻烦”，再想重新集结兵力，向莫斯科发动进攻时，已经是秋雨连绵、道路泥泞的10月份了，进攻的黄金季节早已错过了！


    兵力被严重分散：德军原本集中的突击力量，被分散到了三个战略方向上，哪个方向都想吃，结果哪个方向都可能因为兵力不足而啃不动。这种“撒胡椒面”式的打法，完全违背了“闪电战”集中优势兵力、重点突破的精髓。


    后勤补给雪上加霜：德军的补给线本就已经拉得老长老长，现在主力部队又要在广阔的战线上来回机动，对本已不堪重负的后勤系统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油料、弹药、粮食、备件……样样都缺！德军在斯摩棱斯克地区虽然也试图修复被破坏的铁路（苏联铁路是宽轨，德国是窄轨，需要换轨或者更换车皮），组织民工修筑公路，但修复的速度，远远赶不上部队前进和消耗的速度。


    苏联工业转移赢得宝贵时间：就在德军在斯摩棱斯克一线犹豫徘徊、在乌克兰南部兜圈子的时候，苏联后方的工业大转移，却正在进入高潮！成千上万的工厂设备，被拆卸下来，装上火车，冒着德军飞机的轰炸，日夜兼程地向着乌拉尔山以东、向着西伯利亚的腹地转移。无数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也跟着工厂一起，踏上了漫长而艰苦的东迁之路。沿途的铁路线上，挤满了向东行驶的“工厂列车”，蔚为壮观，有些工人甚至自豪地称自己是“流动城市”的建设者。正是这场史无前例的工业大转移，为苏联在战争后期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武器弹药，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德军的每一次战略迟疑，都在客观上为苏联的工业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巴巴罗萨”计划原定在1941年9月（最多不超过秋季）就基本结束战斗。但打到8月底，别说结束战斗了，连莫斯科的边儿都还没摸到呢！这个最初的战略构想，此时此刻，已经因为希特勒的战略误判和战场的实际发展，而变得面目全非，完全无法实现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那么，希特勒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在很多职业军人看来是“外行指挥内行”的、极其冒险的战略决策呢？这背后，反映了他根深蒂固的“资源至上主义”思想和他对苏联抵抗能力的严重误判。


    在希特勒看来，现代战争打的就是资源，就是经济！只要控制了苏联的经济命脉——乌克兰的粮食、顿巴斯的煤铁、高加索的石油——苏联这头“北极熊”就算不被打死，也得饿死、冻死、困死！


    他坚信，经过战争初期的沉重打击，苏联红军的主力已经被消灭，苏维埃政权也已经摇摇欲坠，剩下的，不过是些“残兵败将”和“惊弓之鸟”，根本无力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接下来的战争，主要就是一场对资源的掠夺和对占领区的“清扫”而已。


    据说，在“狼穴”的作战地图前，希特勒不止一次地指着地图上乌克兰和高加索的方向，对他手下的将军们说：“没有乌克兰的粮食，我们养活不了欧洲！没有顿巴斯的煤炭，我们的工厂就会停转！最重要的是高加索的石油！没有石油，我们的坦克飞机就是一堆废铁！我们就会死在这里！”


    至于莫斯科？在他看来，那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政治目标”，一个“纸老虎”，就算拿下了，只要苏联的经济基础还在，只要斯大林还能在乌拉尔山后面继续组织抵抗，战争就结束不了。反而不如先夺取南方的经济命脉，彻底摧毁苏联的战争潜力，这样莫斯科自然就会不攻自破。


    这种过分强调经济资源、而忽视政治和军事中心重要性的战略思想，以及对敌人抵抗意志和国家韧性的极端蔑视，可以说是希特勒在“巴巴罗萨”计划中犯下的最致命的错误之一。


    希特勒的命令一下，古德里安虽然一百个不情愿，但也只能服从。他指挥着他那支疲惫不堪但依然骁勇善战的第2装甲集群，硬生生地从向东的莫斯科方向，扭头转向了南方，像一把巨大的铁犁，开始在乌克兰的黑土地上，犁开一条血路，准备与正在从南面和西面进攻的南方集团军群（克莱斯特的第1装甲集群等）会合，共同围歼盘踞在基辅地区的苏联西南方面军主力。


    乌克兰的夏末秋初，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尘土遮天蔽日。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卷起的黄色烟龙，绵延数十公里，仿佛要将整个天空都给吞噬。德军的推进速度依然很快，苏军的抵抗也依然顽强，但他们似乎总是慢了半拍，难以摆脱被德军装甲矛头穿插、分割、包围的命运。


    南方集团军群的将领们，自然是喜出望外。有了古德里安这支生力军的加入，他们围歼基辅苏军重兵集团的把握就更大了。一场更大规模、也更具“决定性”意义的“基辅会战”的序幕，正在缓缓拉开。德军似乎又要在南方复制一个甚至比明斯克更大的“歼灭奇迹”了！


    然而，就在南方战线捷报频传、希特勒为自己的“英明决策”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中央集团军群的那些步兵师的将军和士兵们，却在背后叫苦连天。他们抱怨说：“我们辛辛苦苦打到斯摩棱斯克，眼看就要到莫斯科了，结果元首一声令下，把我们的“坦克拳头”给抽走了！现在让我们两条腿去追赶那些已经跑得没影儿的坦克，还要去填补他们留下的巨大缺口，这哪是分兵啊，这简直是要把我们给拆散架了！”


    中央集团军群的攻势，因为失去了装甲主力的支撑，彻底停顿了下来。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莫斯科方向的苏军，利用这个宝贵的喘息之机，不断地加固防线，调集援兵。时间，在一天天地流逝，战机，也在悄悄地溜走。


    东线战场的风云变幻，也牵动着全世界的目光。


    远在伦敦的苏联“死对头”丘吉尔，也开始天天喊着要支持苏联，把苏联的抵抗视为英国的重大利好（毕竟德国的枪口从英国转向了苏联），但他对苏联到底能不能顶住，心里其实也没底。英国的情报部门，根据德军初期的辉煌战果和苏军的惨重损失，甚至一度做出了“苏联可能支撑不过1941年冬天”的悲观预测。丘吉尔虽然在公开演说中慷慨激昂地表示要与苏联并肩作战，但当斯大林提出希望英国立刻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苏军压力时，丘吉尔却以“条件不成熟”、“准备不足”为由，婉言拒绝了。这时的英国条件确实不成熟，在刚经历不列颠空战的盟军急需休整，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丘吉尔觉得这俩货反正都不是啥好东西，就让两个“魔鬼”继续狗咬狗吧，等他们两败俱伤了，英国再出来收拾局面。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最好的战争结果就是，一个敌人进了太平间，另一个瘫倒在担架上呻吟。


    而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还没有正式参战，但也开始通过《租借法案》，向正在苦苦支撑的苏联提供第一批军事和经济援助。这些援助，在1941年的夏天和秋天，数量还非常有限，主要是一些通讯器材（比如电话线）、运输车辆（比如水罐车、卡车）、军用物资（比如军靴、罐头）等等。这些东西，对于苏联庞大的战争需求来说，可能只是杯水车薪，但其政治和象征意义却非常重大。它表明，反法西斯的力量，正在开始超越意识形态的隔阂，逐渐联合起来。


    据说，英国战时情报部门当时截获并破译的德军情报显示，希特勒似乎已经把所有的战略赌注，都押在了1941年秋季之前彻底击败苏联上。如果不能速战速决，德国的战争机器将难以为继。


    时间，已经悄悄地滑向了1941年的9月底。俄国的秋雨季节，即将来临。那连绵不绝的秋雨，将把苏联那原本就糟糕的土路，变成一片片让坦克和车辆寸步难行的泥沼。紧随其后的，将是那令所有侵略者都闻风丧胆的俄国严冬。


    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在南线基辅地区取得了又一次规模空前的围歼胜利（这将是咱们下一章要讲的内容）之后，终于要重新集结兵力，调转枪口，向着那个让他们魂牵梦绕、也让他们错失良机的莫斯科，发动最后的、也是孤注一掷的猛攻了。


    “台风行动”的作战计划，已经摆在了希特勒的案头。但此时此刻，无论是天时、地利还是人和，都已经与6月22日战争爆发之初，截然不同了。等待德军的，将是一场更加残酷、也更加没有把握的生死决战。莫斯科，这座红星照耀下的城市，能否顶住纳粹“台风”的疯狂肆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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