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战安澜》 炎黄蚩尤大战——涿鹿之战 涿（zhuō）鹿之战，距今大约4700年前，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蚩尤所进行的一场大战。战争的目的是双方争夺适于畜牧和浅耕的中原平原地带，现在的华北地带。 涿鹿之战对于古代华夏族由远古时代向更加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也扩大了相互文明的传播与融合。可以说逐鹿之战是由内而外的部族第一战，对后续的夏商周朝的建立有重要的意义。 战争背景 在阪泉之战之中已介绍了黄帝和炎帝，现在介绍一下蚩尤。 相传蚩尤是传说中能制造兵器，摆脱石器的人物，是第一个创制出金属兵器，又传为主兵之神，在蚩尤的形象中都是手持巨斧的。同时蚩尤也是九黎之君，九黎即九夷，属东夷部落联盟。还传说“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就是部落中的亲族，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蚩尤作冶”、“以金作兵”，可见蚩尤是九个亲属部落结成的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们勇武善战，武器装备也比较先进，这些传说反映了真实历史的影子，今已从考古学中得到证明。蚩尤与黄帝、炎帝并称“中华三祖”。 九黎在远古时代是一个部落联盟，居住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以及长江流域一带。即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地区。九黎以蚩尤为首领，有八十一个兄弟，都是九黎酋长，蚩尤是大酋长。在炎帝姜榆罔（yú，wǎng）时代，蚩尤东征西讨，夺取了同样是伏羲后裔“九黎国”的领地，故称“九黎之君，号曰蚩尤”。 蚩尤部落分布与山东地带。从距今6000多年前开始获得迅速发展，原始农业、家畜饲养有了长足的进步，石器大部分还是骨角牙器制作，其工艺水平都较为高超，制陶业更逐步走向中华史前制陶的顶峰。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蚩尤的传说，他煊赫的威名早已超出了他的发源地。 战争起因 原始社会中晚期，逐渐形成了炎黄、东夷、苗蛮三大部落联盟。其中炎黄部落联盟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它们分别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这是在阪泉之战后两个内部部族逐步融合而成的。经融合后，炎黄部落联盟遂沿着黄河南北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淮河的今豫、苏、皖交界地区的蚩尤部落，也在其著名领袖蚩尤的领导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由东南向西北方向的中原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进入豫中、豫西、豫南、苏南等地，涿鹿之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蚩尤部族善于制作兵器，其铜制兵器精良坚利，能制作铜器，比起其他部落的石器是较为先进的。蚩尤的部众勇猛剽悍，生性善战。有81个氏族的九黎诸部落在蚩尤率领下西向进入炎黄部落联盟发展的地区，目标也可能是豫中，因为首当其冲的是居于豫东的炎帝，相传他定都于陈。蚩尤率领的部落联盟由于生产力水平较炎黄部落联盟略高一筹，武器制作精良又勇猛善战，于是所向披靡，因而留下“铜头铁额”、“威震天下”的英名。蚩尤实际上原来是神农氏附庸，蚩尤部族较小时被炎帝部族欺凌，后来蚩尤在庐山脚下发现了铜矿，他们把这些铜制成了箭、矛、戟、弩、盾等兵器，军力大振，便起野心要为炎帝报仇了。蚩尤族联合巨人夸父部族和三苗一部，用武力击败了炎帝部族，并进而占据了炎帝部族居住的“九隅”。炎帝部落无法抵挡、节节败退，在蚩尤大军的扫荡下，居地全失，连一个角落也没留下，本着同一联合体应互相救助的原则，炎帝求救于黄帝，引发了涿鹿之战。 战争经过 黄帝部族为了维护炎黄部落联盟的整体利益，答应炎帝部族的请求，做好了将势力向东方延伸准备。这样，便同正乘势向西北推进的蚩尤族在涿鹿地区相遭遇了。当时蚩尤族集结了所属的81个支族，在力量上占据某种优势，所以，双方接触后，蚩尤族便倚仗人多势众、武器优良等条件，主动向炎黄部族发起攻击。黄帝族则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龙、鸮等为图腾的氏族，迎战蚩尤族。 涿鹿之战不同于阪泉之战，它是在两个大部落联盟之间进行的战争，因而打得分外激烈，战争规模比阪泉之战时更为扩大，留下很多神话传说，如黄帝让“应龙高水”，即利用位处上流的条件，在河流上筑土坝蓄水（以蓄水冲了蚩尤寨），以阻挡蚩尤族的进攻。又如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蚩尤作大雾弥漫三天三夜，黄帝之臣风后在北斗星座的启示下，发明了指南车，才冲出大雾。还传说黄帝在困境中得到玄女的帮助，制作了80面夔（kuí）皮鼓，夔是东海中的神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黄帝用其皮蒙鼓，用雷兽之骨作鼓槌，“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在战阵中，鼓舞士气。当然这些都是传说。 蚩尤残暴好战善射，他有八十一个兄弟，都是能说人话的野兽，一个个铜头铁额，用石头铁块当饭吃，当然是夸张的说法。蚩尤联合了风伯、雨师和夸父部族的人，气势汹汹地来向黄帝挑战。 黄帝爱民，不想战伐，一直想劝蚩尤休战。可是蚩尤不听劝告，屡犯边界。黄帝不得已，叹息道：“我若失去了天下，蚩尤掌管了天下，我的臣民就要受苦了。我若姑息蚩尤，那就是养虎为患了。现在他不行仁义，一味侵犯，我只有惩罚不义！”于是黄帝亲自带兵出征，与蚩尤对阵。 黄帝先派大将应龙出战。应龙能飞，能从口中喷水，它一上阵，就飞上天空，居高临下地向蚩尤阵中喷水。刹那间，大水汹涌，波涛直向蚩尤冲去。蚩尤忙命风伯雨师上阵。风伯和雨师，一个刮起满天狂风，一个把应龙喷的水收集起来，反过来两人又施出神威，刮风下雨，把狂风暴雨向黄帝阵中打去。应龙只会喷水，不会收水，结果，黄帝大败而归。说明黄帝的水攻之策失效。 不久，黄帝重整军队，重振军威，再次与蚩尤对阵。黄帝一马当先，领兵冲入蚩尤阵中。蚩尤这次施展法术，喷烟吐雾，把黄帝和他的军队团团罩住。黄帝的军队辨不清方向，看不清敌人，被围困在烟雾中，杀不出重围。就在这危急关头，黄帝灵机一动，猛然抬头看到了天上的北斗星，斗柄转动而斗头始终不动，他便根据这个原理发明了指南车，认定了一个方向，黄帝这才带领军队冲出了重围。 这样，黄帝和蚩尤一来二去打了七十一仗，结果是黄帝胜少败多，黄帝心中非常焦虑不安。后来黄帝决定摆阵败敌，于是按照设九阵，置八门，阵内布置三奇六仪，制阴阳二遁，演习变化，成为一千八百阵，名叫“天一遁甲”阵。黄帝演练熟悉，重新率兵与蚩尤决战。 为了振奋军威，黄帝决定用军鼓来鼓舞士气。他打听到东海中有一座流波山，山上住着一头怪兽，叫“夔”，它吼叫的声音就像打雷一样。黄帝派人把夔捉来，把它的皮剥下来做鼓面，声音震天响。黄帝又派人将雷泽中的雷兽捉来，从它身上抽出一根最大的骨头当鼓槌。传说这夔牛鼓一敲，能震响五百里，连敲几下，能连震三千八百里。黄帝又用牛皮做了八十面鼓，使得军威大振。 为了彻底打败蚩尤，黄帝特意召来女儿女魃助战。女魃是个旱神，专会收云息雨。平时住在遥远的昆仑山上。 黄帝布好阵容，再次跟蚩尤决战。两军对阵，黄帝下令擂起战鼓，那八十面牛皮鼓和夔牛皮鼓一响，声音震天动地。黄帝的兵听到鼓声勇气倍增；蚩尤的兵听见鼓声丧魂失魄。蚩尤看见自己要败，便和他的八十一个兄弟施起神威，凶悍勇猛地杀上前来。两军杀在一起，直杀得山摇地动，日抖星坠，难解难分。 黄帝见蚩尤确实不好对付，就令应龙喷水。应龙张开巨口，江河般的水流从上至下喷射而出，蚩尤没有防备，被冲了个人仰马翻。他也急令风伯雨师掀起狂风暴雨向黄帝阵中打去，只见地面上洪水暴涨，波浪滔天，情况很紧急。这时，女魃上阵了，她施起神施，刹那间从她身上放射出滚滚的热浪，她走到哪里，哪里就风停雨消，烈日当头。风伯和雨师无计可施，慌忙败走了。黄帝率军追上前去，大杀一阵，蚩尤大败而逃。 另外说黄帝与蚩尤初战于于今河南中南部，然后黄帝且战且退，转战千里，最后战至河北北部今涿鹿附近，遂因一场沙尘暴而进行了决战。是时，战场范围内很可能是大雾漫天，双方兵马皆陷入其中，不辨方向。因黄帝一方士卒多属于北方，对地形环境相对较为熟悉，且更能适应当地寒冷干燥至气候，而蚩尤所带南方将士虽然勇敢善战且装备精良，但一旦置身他乡，地形不熟且水土不服，因此于沙尘暴中乱了阵脚，被黄帝一方几近全歼。 总之黄帝的胜利得来不易，而胜利以后，又遇到很多新的困难，不仅旱神女魃制止了大风雨后神力大减，“不得复上”，应龙参战以后，也“不得复上”，天上“无复作雨者”，使地上连续大旱数年。 实际上，涿鹿之战中，那些被巫术呼唤来的暴风雨及其后的干旱，正与气候由平稳到发生波动的情况相合，可见这些神话不是全无根据的，正是气候大变化的时代。神话中的风雨气象，说明在那时的战争，气象地形条件对战争的重要性意义。战争三大因素天时地利人和，在那个时候天时地利的因素影响较大，而天时的因素如果不是根据长期观察得知，那概率问题的较大。 涿鹿之战以黄炎华夏集团的胜利而告终，此战过后，一说蚩尤被黄帝擒杀了，其氏族和部分亲属部落引而远去，将蚩尤的英雄故事带向四面八方。仍居少昊之地的先民，举清继任领袖，以地命氏，称少昊清。 另一说传说黄帝进入东夷活动地区，原来的敌人一一蚩尤、风伯、雨师和东方的神灵都降服了。两大部族联盟尽释前嫌，重又相安相处，甚至解仇结盟。在历史上，长期以来蚩尤都享祭于东夷之地，就是现在的山东一带。 传说黄帝战胜蚩尤后，各部落都愿归顺，一致拥戴他为共主。 战争影响 涿鹿之战的结果，有力地奠定了炎黄部落联盟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并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并在涿鹿接受了各部落的朝拜，并被逐步神化。 涿鹿之战，使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对现代的汉族来说，则更具有意义。自涿鹿战争后，黄帝则乘战胜之余威，继续对四方大事征讨。黄帝在此战后，积极扩大自己的版图，往东，抵达了海滨，登上过丸山和泰山；往西，到达了甘肃境内的崆峒山和鸡头山；往南，到过长江边，接近了位于长江流域的苗蛮部落联盟；往北，进入了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草原之地。黄帝对周围部族影响的扩大，炎黄部落在其它氏族中的影响也随之增大。久而久之，周围许多氏族不是归顺炎黄部落，就是被炎黄部落同化。在炎黄部落日益发展扩大的同时，其人口也不断增多，这就是汉族人口之众多的重要渊源，也为民族的不断融合奠定了基础。 涿鹿战争之后，方圆数百数千里慑于黄帝威严，各部族安分守己，不敢轻易发动战争，这样就使得中原及其四方趋于安定。因而各部族活动的地域便相对固定下来。活动地域的相对固定，使得部落由游猎为生逐步转向稼穑为生，从而使得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涿鹿战争对华夏战争影响最深的还是在军事方面。由于涿鹿战争是部族之间的一场大规模战争，结局又是以黄帝的部落联盟获胜，之后黄帝又趁势收取了中原，扩展四方，使中原各部落实现了团结统一。此后，又进一步征服了其它氏族部落，使黎族、夷族等与炎黄部族结为同盟，这都与黄帝的军事才能及其在战争中的表现有极大关系。后来的首领虽然无法从理论上学到黄帝的用兵韬略，但从所闻所传中间接地领略到黄帝的兵法，并代代相传，这就为炎黄的军事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除此之外，这次战争对之后的兵器制造以及技术发展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战争评价 传说中黄帝运用阵法、气象战（如召唤旱魃止雨）等策略，成为后世兵家思想的源头之一，甚至被附会为《黄帝兵法》的起源。当然黄帝能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地利、善于团结更多的部落等等。 儒家将黄帝视为“圣王”，涿鹿之战被解读为“仁义伐暴”的典范（如《尚书·吕刑》提及蚩尤“作乱”）。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将黄帝胜利归因于“修德振兵”，强调道德与武力并重的统治合法性。 在汉族为中心的叙事中，涿鹿之战被视作华夏族形成的标志事件。部分少数民族（如苗族）则保留对蚩尤的崇拜（如湘西、贵州地区的“蚩尤祭”），形成多元历史记忆的张力。 其可能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农耕文明与游牧/渔猎部族的资源争夺。战争可能隐喻早期人类对自然灾害（如洪水、迷雾）的征服，黄帝与蚩尤分别代表不同自然力的化身。 涿鹿之战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隐喻，黄帝与蚩尤从对立到共融的传说，象征现代中国对多民族统一的阐释。在流行文化中（如影视、游戏），涿鹿之战常被重构为史诗级奇幻题材，凸显其作为文化IP的持久生命力。 由于缺乏文字和考古实证，涿鹿之战更接近“传说”而非信史。涿鹿之战的价值不在于考据细节，而在于其作为集体记忆对中华文明“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作用。 涿鹿之战虽笼罩于神话迷雾中，但它作为华夏文明的精神原乡，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哲学、战争伦理和文化认同。从“胜者为王”的史观到“多元共生”的现代诠释，这场传说之战始终是解读中华文明起源与特质的关键密钥。 中华第一战——阪泉之战 阪泉之战可以说是华夏第一场有记载的大规模的战争，对华夏统一的进程有重要的意义，是黄帝与炎帝两部落联盟在阪泉进行的一次生存地扩张战争，阪泉之战的发生时间约为公元前26世纪。当然阪泉之战更多是后世对于古代的一种记述，具体而言更多的是炎黄两个部落通过不断发展而发生的冲突，最终引起的对生存空间的争斗。因为过于久远，无法对其中的主要过程进行详细描述，在古文中，有神话色彩在其中。 战争背景 这个时代中，不得不提到，三皇五帝，是“三皇”与“五帝”的合称。三皇五帝也有不同的意见，原始意义上的三皇是指远古三皇（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后增补伏羲氏等作为“三皇”。原始意义上的五帝是指远古五方上帝，后增补黄帝公孙轩辕（也称姬轩辕）等五位上古帝王作为“五帝”。 中华大地经过三皇的辛勤努力，中华世界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人们的生活依然艰难。这时，伟大的各种神祇人物，应运而生，就是首领。就在三皇之后，又经过漫长的若干年代，陆续出现了下列五氏：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五氏的“氏”的原意也是神祇，但神性比“皇”更少些。 神农氏是五氏出现的最后一位神祇，中国古代神话人物。神农氏的肚皮是透明的，可以看见各种植物在肚子里的反应。因此他亲尝百草，以辨别药物作用。并以此撰写了人类最早的著作《神农本草经》、教人种植五谷、豢养家畜，使中国农业社会结构完成，神农氏的出现结束了一个时代。因以农业为主，他的部落称神农部落。 要说起阪泉之战，首先要介绍一下炎帝和黄帝两人。 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尊称，号神农氏，实际上就是神农氏的后代。传说姜姓部落的首领由于熟悉用火而得到首领的位置，所以称为炎帝。从神农起姜姓部落共有九代炎帝，神农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氂，氂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传位五百三十年。 炎帝部落的活动范围在黄河中下游，在姜水一带时部落开始兴盛，最初定都在陈地，后来又将都城迁移到曲阜。当然古代的黄河的河道是经常变更的，所以，这里只是大概得范围，就是华北平原一带。 黄帝，本姓公孙，名轩辕，一说名轩。据说黄帝从小就聪慧过人，长大后他知识渊博、明辨是非，为众人所公认。黄帝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黄帝部落的活动范围在渭水的支流姬水一带，后建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黄帝在位期间，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始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作《黄帝内经》等，部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黄帝是五帝之首。被尊祀为“人文初祖”。 上古时期的地域，在《史记》等均有记载，但记载的都不相同，以上所说的地域在现在看来只能参考其中一方。但后世炎帝、黄帝是华夏的祖先这是公认的。 接下来，我们就说说两个部落发生争端的起因。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是史记的记载。 意思是在这个时候，神农氏管辖下的各部落因为利益争端相互侵犯攻战，部落群众死伤众多，神农氏的威望急速衰落。这种情况下，已成为部落首领的轩辕就经常出兵，去征伐那些不服从管理、残害四方的人。炎帝的部落经常欺凌其他部落，在征伐之中，轩辕的威信很快上升，许多部落都自觉地归附与他，愿意听从他的安排。 轩辕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推行有利于生产的政策，按照季节和规律，种植多种农作物，使部落的人能生活安定。他安抚四方，加强士兵的训练，选任有德才的人加强管理，对外征伐暴虐的部落，加强与其他部族的友好交往。在威信不断上升的时期，与神农氏的后代炎帝的部落产生了矛盾冲突。实际上就是双方争夺更多生存资料和实际控制范围，因为双方的发展最终起了冲突。 阪泉之战发生于神农氏时代之末，实际上以往的神农氏更多的是威望服人，没有实际控制很多部落人口，由原始农业的发明所开创的全盛时期氏族制度早已走向衰落，为物质利益而进行的战争日益增多，社会分化日益加剧，氏族制度的习惯法对于调节社会矛盾已显得无能为力。 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的战争，弱小必然被兼并或称为附庸，寻求保护，这在中国古代是长期存在的。在那个时期首先是亲属部落联合在一起，结成联盟，进而又结成范围更大的联合体，当中肯定有血缘地缘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武力强大的黄帝部落用暴力征服不顺从者，根据“以力为雄”的原则，成为享有很高威信的联盟长，很多较弱小的部落纷纷投靠，以求得保护。然而活动地区相近的炎帝部落也在四方征讨，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样想占有地区主导的地位，为此，两强相遇，黄帝、炎帝间终于发生了阪泉之战。 这是炎黄两个同源共祖的远亲属部落间的一场争雄的战争。后面还有东夷、苗蛮集团会在涿鹿之战中被提到。在口耳相传的谱系中，他们的先祖都是从与有峤氏互为婚姻集团的少典氏分裂出的女儿氏族，一个发祥于姬水，以姬水成者，即姬氏族。另一个发祥于姜水，以姜水成者，即姜氏族。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两个古氏族日益繁荣、昌盛，分裂出很多女儿氏族，发展成很多部落，除了留在祖居之地的以外也有不少支系四外发展，开辟新的生存空间。距今五千年前登上历史舞台的黄帝和炎帝，就是东向发展，到达今河北、河南的姬、姜两古族的后裔。 然而，黄帝、炎帝虽是远血缘亲属部落，但阪泉之战时，距两部落先祖从同一母氏族中分裂出来，又沿不同路线发展，原来的血缘关系已很遥远了，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的发展已瓦解了血缘亲属同生共死的古老团结，形成“强则分种为联长，弱则为人附落”的新观念，那么这种远缘亲属部落间的争雄战争应是在所难免的。而且这时的部落很多，为了争夺生存资料，战争也很多，有大量的考古发现为证，口耳相传的历史，在流传过程中既会有分化，也会有综合。 战争经过 由于参战的两个部落都有很强的实力，战争的规模颇为壮观，所以称谓华夏第一战。《列子·黄帝》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鶡、鹰、鸢为旗帜。”《大戴礼·五帝德》则云：“（黄帝）与赤帝（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 从上述文献记载来看，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为了取得这次战争胜利，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他们不仅调动了本部落的全部力量，而且也联合了其他部落作为盟军，在这方面黄帝表现得更为出色，他在上面提到他的为人与后续的政策都为他赢得这场战争做好了铺垫。文献中所记述的熊、罴、豹、貙、虎和雕、鶡、鹰、鸢并非猛兽飞禽，而是各部落图腾的名称。大规模的战役一共三次，厮杀地非常激烈。 开战后，黄帝率领“熊、罴、狼、豹、貙、虎”六部军队在阪泉之野与炎帝摆开战场，六部军队各持自己的崇拜物为标志的大旗，黄帝作为六部统帅也持一面类似“大纛”之旗，列开了阵势。当时战场上，各方聚集部落能战之士，更多的是强壮的青壮年，手持各式的石器，身着简式的衣着，凶狠地对峙着对方，在两位首领的指挥下，呐喊着冲向对方的阵营，就像与平时凶猛的野兽搏击一样，双方都使出了全力，争取打败对方。 首先，炎帝在黄帝没有防范的情况下，先发制人，以火围攻，因为炎帝部落善于用火，使得轩辕城外经常浓烟滚滚，遮天蔽日，应龙（又称黄龙、老龙，是中国最初的雷神、雨神，作为战神出现，是黄帝身边的大将，也是远古神话传说中“集创世、造物、灭世三位一体的巨神”，被古人赋予了“创世神”和“造物神”的尊称。本居于天上世界，给伏羲送河图洛书，帮助伏羲创造了八卦图。）应龙的形象特征为有翼，象征龙凤图腾的相融合。用水熄灭火焰，这是古战场里提到的神话内容，应龙作为中华民族崇拜的图腾，在这次战场上孕育而生。龙一直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黄帝部落有应龙的加持，已然立于不败之地，当然更多的是一种象征着正义的化身。就像我们现在也说是龙之子。当然更多的可能是黄帝崇拜龙图腾的精英战力部落。 龙是中国的“祖灵图腾”。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和中华的文明紧密相连。几千年来，中国的文化宝地上诞生了许多不同种类的神龙。比如“天之四灵”的青龙、“所过草木如焚”的火龙，以及“赤带如锦文”的蟠龙等，它们都是多姿多彩的龙文化中的主角。如果要在这群主角中寻找一个领头的王者，那应龙当选的几率就非常大了。 首先从身份地位上看，应龙是远古神话传说中“集创世、造物、灭世三位一体的巨神”，被古人赋予了“创世神”和“造物神”的尊称。结合《淮南子》“毛犊生应龙，应龙生建马，建马生麒麟”和《镡津文集》“羽嘉生应龙，应龙生凤凰”等记载可知，应龙不仅能开辟天地，还是凤凰与麒麟的祖先。另外《氏族典》中提到：“祖龙，老龙也。”而“老龙”即应龙，所以应龙是“龙之始祖”。又因为应龙背上长有双翼，而有辅翼者，才可以算得上是“真龙”，故应龙的地位在整个龙族当中又拔高了不少。 其次从战斗力上来看，应龙是以龙为图腾部族中战斗力最强的选手之一。神话故事中应龙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每一次它都能在危急关头，凭借高超的本领为人间带来和平与安宁。 在应龙的冲击下，黄帝部落将炎帝赶回阪泉之谷，嘱手下士兵只和炎帝斗智斗勇，不伤其性命。在阪泉河谷中，四方竖起七面大旗，摆开了星斗七旗战法。说明黄帝已将炎帝围困。炎帝火战失利后，面对星斗七旗战法，无计可使，退回营内。黄帝在炎帝营外摆阵练兵，千变万化的阵法层出不穷，星斗七旗阵，让炎帝的士兵看的眼花缭乱，在长达三年多的操练中，使各部的战斗力逐渐增强，而炎帝只能观望阵势，无法脱困。 然而，黄帝在这三年多的时间内，一边以星斗七旗战法练兵做掩护，一边派人兵日夜掘进，早将洞穴挖到炎帝营的后方。忽一日，黄帝兵将突然窜出，偷袭了炎帝阵营，活捉了炎帝。实际上就是黄帝从隐蔽的地方发动了突然袭击，一击击中了炎帝部落的大本营，让炎帝部落群龙无首最终落败。 对于星斗七旗阵从侧面说明黄帝的士兵精于训练，作战能力强，而战争中出现的古代兽类，是说明不同图腾的部落参战，或许还有驯养的兽类一同参战。 战争影响 阪泉之战以黄帝击败炎帝告终，炎帝部族归顺黄帝，形成了以黄帝为核心的部落联盟。这一整合标志着中原地区从分散的部落向早期政治共同体的过渡，为后续的华夏族群融合奠定了基础。 炎帝部族（神农氏）以农业技术见长，黄帝部族（轩辕氏）则以军事和组织能力著称。二者的结合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历法等技术的传播与发展。传说黄帝通过战争确立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并设立官职、制定礼仪，被视为中国早期国家制度的雏形。 炎黄联盟成为华夏族的共同祖先记忆，“炎黄子孙”逐渐演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强化了族群认同。后世的“华夏”“中华”概念均与此关联。 阪泉之战也是古代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战争人数预计成千上万，黄帝在这场战争中，经“三战然后得其志”，此战以后，黄帝、炎帝连同分别从属于他们的一些部落结成联盟，形成了超越亲属部落联盟的新型联合体的雏形，确立黄帝的领导地位，拉开了炎黄时代的帷幕。而炎帝败得心服口服，甘愿称臣，发誓不再与黄帝抗衡。此战过后，促进了两个大的部落联盟的融合，促使大的部落向更远的地方发展。又产生新的战争。 战争评价 阪泉之战被视为华夏文明从蒙昧走向秩序的关键节点，体现了“以战止战”的合法性。《史记·五帝本纪》中强调黄帝通过战争实现“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赋予其政治正统性。 阪泉之战更多被视为神话传说或后世建构的“文化记忆”，而非确切历史事件。阪泉之战可能是上古部落间资源争夺的缩影，反映了早期社会从母系向父系、从氏族向国家的转型。 “炎黄”被重构为抵御外侮、凝聚国族的精神象征（如辛亥革命时期“黄帝纪元”的提出）。 当代则更多强调其“多元一体”的意义，炎黄联盟被视为不同部族融合共生的典范，呼应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叙事。 阪泉之战后，促使中国政治制度发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变革。因此，这场战争是华夏族形成的奠基之战与关键之战。炎黄为什么炎帝战败还在前，更多可能炎帝是神农氏的后代，炎帝被道教尊为神农大帝，也称五榖神农大帝，而秉承着三皇的发展，将炎帝在前，当然在记载中炎帝对人类部落的发展也做出过很多杰出的贡献。 阪泉之战虽笼罩于传说迷雾中，但其影响已超越历史事实本身，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叙事之一。它既体现了早期社会的权力整合与文化融合，也承载了后世对民族根源的追溯与认同。在学术研究中，需区分历史真实与文化建构；在文化传承上，其象征意义仍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 商汤代夏的关键一战——鸣条之战 鸣条之战，是夏朝末年（约公元前1600年）在商灭夏的战争中，商汤率领商部落士兵与夏军在鸣条（山西夏县之西）进行的一场决战，最终商军大胜夏军，从而取代了夏朝，建立了中国第二个王朝商朝。 战争背景 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约公元前1600年），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奴隶制朝代。夏朝实际是由部族为核心发展形成的国家，建立者为大禹，即著名神话中大禹治水的杰出人物，亦又说是启，大禹的儿子，夏定都阳城、斟鄩、安邑等地。在河南嵩山一带和伊河、洛河流域为活动中心区域。 夏是黄河中游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部落联盟，由十多个姒姓部落所组成，夏后氏在这些部落中居于领导地位。天下共主尧、舜时期逐步强大，鲧治水失败被共主舜所杀。鲧的儿子禹，继承父业，在当时黄河中下游经常被洪水侵袭的时代，他通过疏导河道取得了治水的成功，也留下了著名的“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他让众多的民众免受洪水的侵袭，使得更多的人活了下来，得到众多部落首领的支持拥护，后来他接受舜帝禅让，成为诸族最高领导者，也就是天下共主。后来禹本来按照惯例想传位于他的助手伯益，但伯益却让位或是被逼迫让位给了大禹之子启，这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家天下”的开始，即是父死子继，禅让制从此走向历史的尘埃。而家天下的开始，也承托起了王朝的开始。 夏王朝的范围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处，南达湖北省北部，北及河北省南部。这个区域的地理中心是今河南偃师、登封、新密、禹州一带。也是中原的核心地带。夏朝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初期。 夏朝传位14代后，孔甲继位为夏王，他不理朝政，迷信鬼神，专事打猎玩乐，使得人民怨恨，部族诸侯反叛，不再听命于夏王朝。由于国力持续衰弱，也无法控制各诸侯国势力的发展。当然在夏商时期，君主并不是像秦朝那样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力，掌控各地的任免与生杀予夺，只是作为有影响力的部落（诸侯）的共主而存在，在其后的商周逐步对诸侯的影响力、控制力扩大。 到了约公元前16世纪，夏桀在位时，各诸侯已经不来朝贺。夏王室内政不修，外患不断，各种矛盾日趋尖锐，王朝范围内的百姓生活困苦，危机四伏。 夏桀不但不思进取，还骄奢淫逸。从各地搜寻美女，藏于宫中，日夜与妺喜及宫女饮酒作乐，筑倾宫、饰瑶台，挥霍无度，弄得国空民伤。夏桀置百姓的苦难于不顾，下令四处搜刮民财，四处用兵抢夺财富。对民众及所属方国、部落进行奴役，日益失去人心 。 大臣关龙逄几次劝谏夏桀，夏桀自己比喻是天上的太阳，斥责关龙逄道：“大地晃动，但天上的太阳还没有掉下来。我就是天上的太阳，只要太阳不陨落，我就不会亡！”他见关龙逄又说一些“危言耸听”的话，便勃然大怒，下令处死了关龙逄。 民众指着太阳咒骂夏桀：“太阳啊你什么时候要灭亡，我们愿意跟你一起灭亡。” 夏桀的荒淫暴政，最终激起了臣民的强烈反抗，四方诸侯也纷纷背叛，夏桀陷入内外交困的孤立境地。 战争起因 在夏朝逐渐衰落的过程中，在黄河下游的商部落逐渐强盛起来。商民善于对外交易，自通过交换贸易以来，部落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农业和亩牧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促使商族由氏族制过渡到奴隶制。为了向外发展势力，掠夺更多的奴隶和财物，在上甲微到主癸的六个商侯在位时，曾两次迁徒，一次是迁到殷，一次是由殷又迁回商丘。到了主癸时，商已经是一个具有国王权力的大国诸侯了。主癸死后，由他的儿子汤继位，商汤（子姓，名履，又称武汤、天乙、成汤，甲骨文称唐、大乙，又称高祖乙。契的第十四代孙，主癸之子。商汤是商族部落的首领，他宅心仁厚，重用贤臣）继位后，将部族统治中心迁到南亳，因夏桀的暴虐和不得人心，为了推翻夏王朝的控制，商汤积极筹划灭夏的行动。 商汤在左相仲虺和右相伊尹的辅佐下，首先是治理好内部，鼓励商统治区的人民安心农耕，饲养牲蓄。同时团结与商友善的诸侯、方国。在仲虺和伊尹的鼓动下，一些诸侯陆续叛夏而归顺商。诸侯们听说商汤“网开三面”的故事以后（源自商汤的故事，意在表达宽大仁慈的治国理念。商汤在治理国家时，采取了一种仁慈的政策。有一次，商汤外出时看到一个人在张网捕鸟，那人祈祷希望所有的鸟都能进入他的网。商汤认为这种做法过于残忍，于是建议那人撤掉三面的网，只留下一面，并重新祈祷希望鸟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进入网中。这一行为体现了商汤的仁慈和宽容。“网开三面”后来演变为成语“网开一面”，比喻对犯错的人从宽处置，采取宽大的态度。这个成语强调对他人的宽容和仁慈，反映了古代君主以德治国的理念）都齐声称颂说：“汤是极其仁德的人，对禽兽都是仁慈的。大家都认为汤是有德之君，可以信赖，归商的诸侯很快地就增加到四十个。商汤的势力也愈来愈大。 为实现灭夏的战略目的，商汤决定剪除夏朝的羽翼，就是夏王朝控制中心区域周边的部族。先打弱敌，攻灭与商邻近的夏属小方国葛国。 葛国君主葛伯不祭祀祖先，商汤便以此为借口派人前去质问，回答说没有牛羊做牺牲。商汤使人送去牛羊，葛伯却将牛羊宰杀吃掉。 商汤再派人去质问，回答说没有粮食做祭品。商汤又使入去帮助耕种粮食。葛伯却派人袭击给耕者送饭的人，抢夺酒饭，甚至残杀儿童，激起了商族民愤。 商汤以此为借口，乘机率领大军进攻葛国，一举将葛国军队击败，灭亡葛国，揭开了灭夏战争的序幕。 夏桀得知汤在征伐诸侯，扩大商的势力，于是派使臣将商汤召至夏王都，商汤因为觉得夏还是共主，还有其他附庸国为其爪牙，还未到最合适的反抗时机，于是就听从召唤到王都，商汤到夏王都后，被夏桀下令囚禁在夏朝设立的监狱中。 商汤的大臣伊尹和仲虺得知夏桀将商汤囚禁起来以后，就搜集了许多珍宝、玩器和美女献给夏桀，请求释放商汤。夏桀被迷惑将商汤释放回商。 夏桀囚禁商汤之事在诸侯、方国中引起了更大地恐慌，更多的诸侯纷纷投奔商国。 在夏王朝的诸侯、方国中，在东部地区有三个属国是忠于夏桀的：一个是豕韦（今滑县东南），一个是顾国（今范县东南），一个是昆吾（今许昌）。这三个夏属国的势力都不小，他们所处的地区又与商较近。 商汤回商以后，见叛夏归商的人愈来愈多，就和伊尹、仲虺商议征伐豕韦和顾国的事。经过一番谋划和准备之后，商汤和伊尹就率领了助商各方的联合军队，先对豕韦进攻，豕韦很快就被商军灭亡。 豕韦被灭，顾国势单，商汤又挥师东进，乘胜也将顾国灭了。豕韦、顾国的土地、财产、人民尽归商所有。 处在豕韦、顾国北边的邻国昆吾国，国君被称为“夏伯”，相当于是夏桀的父亲辈。夏伯见豕韦、顾国被商汤所灭，立即整顿昆吾之军准备与商相战。同时派使昼夜兼程赴夏王都，向夏桀报告商汤灭豕韦、顾国的情况。夏桀非常恼怒，于是下令起“九夷之师”（东夷人部落组成的部队），准备征伐商国。 商汤收兵回到南亳等待时机。汤本想率军去灭昆吾，然后征东夷，进而灭夏桀。大臣伊尹阻止商汤，并说：“东夷之民还服从桀的调遣，听夏的号令，此时去征伐不会取得胜利，灭夏时机尚未成熟，不如遣使向桀入贡请罪，臣服供职，以待机而动”。 商汤采纳了伊尹的建议，暂时收兵。备办了贡品，写了请罪称臣的奏章，派遣使臣带到夏王都，朝见夏桀。夏桀见了贡品和请罪奏章以后，和身边的阿谀奉承的大臣们商议，谀臣们就向桀祝贺说：“大王威震天下，谁也不敢反叛，连商侯也知罪认罪，可以不出兵征伐，安享太平”。这样夏桀就下令罢兵，仍然整天饮酒作乐。因为夏桀的昏庸，周边只剩下一些阿谀奉承、没有远见卓识之辈，那些忠心耿耿的大臣早已远离了他。 桀下令罢兵不征伐商，可是一年之后，昆吾的夏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加上对夏桀的失望决定先下手为强率军先向商进攻。商汤率军迎战昆吾，一战而大败昆吾军，再战而杀夏伯灭昆吾，将昆吾的土地、人民并入商。最后忠于夏朝的诸侯就这样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夏桀得知商汤灭了昆吾，而不再朝贡，就下令调东夷的军队征伐商汤，但东夷的首领们对夏桀十分失望，又看到商汤的崛起，于是不听夏桀的调遣。商的大臣伊尹见灭夏的的时机成熟了，就请商汤率军征讨夏桀。 战争经过 此时夏王桀已经孤立无援。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汤正式兴兵讨伐夏桀。在会战开始之前，他举行了隆重的出征誓师活动，申明自已是秉承天意征伐夏桀，目的是为了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商汤还宣布了严格的战场纪律。商军经商汤动誓师员以后，士气大振，都表示愿意与夏军决一死战。在南亳，灭夏大军军容整齐，在商汤的俯视下，每个人通过多场的战争都精气神十足，而且都认为是秉承天意以正义伐不义，都坚信必将取得伐夏的胜利。 誓师后商汤选良车70乘，敢死队6000人，联合各方国(诸侯)军队，采取战略大迂回，绕道至夏都以西突袭夏都，躲过夏朝正面布置的防线，夏桀仓促率领王师应战，西出拒汤，先与商军战于蒲州（今山西省运城）一带，在蒲州战场，夏商双方的军队在主帅的统领下冲击在一起，但士气方面商军越战越勇，夏军虽然人数不低于商军，但士气不如商军，不断被商军打的节节退败，最后不得以退守鸣条。 在鸣条，夏商又发生了第二次交战，也是最终的决战，两军在鸣条交战的那一天，正赶上大雷雨的天气，商军不避雷雨，勇敢奋战，夏军受蒲州交战的影响败退不止。夏桀看着慌慌的夏兵，郁闷非常，他见兵败不可收拾，就带领五百残兵向东逃到了三朡（今山东定陶北）。三朡是夏王朝的一个方国，见夏桀兵败逃来，三朡君主立即接纳了夏桀，并陈兵布阵以保夏桀，并扬言要与商汤决一死战。 商汤和伊尹见夏桀投奔三朡，立即挥师东进，决定一举击败夏桀。商军和三朡军在成耳（今山东汶上北）发生了交战，结果商军凭借着越战越勇的士气及实力打败了三朡军，夺取了三朡国的宝玉和财产。夏桀见三朡又被商汤所灭，就带了五百残部继续向南逃走。 商汤和伊尹率军紧迫不放，夏桀逃到了南巢（今安徽省巢湖市），见商军紧追不舍，夏桀悲愤地对身边的人说：“我很后悔，没有将汤在夏台杀掉，才落得如此下场。”，在无限的悔恨中夏桀不久病死于南巢，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就以此谢幕，成就了商王朝近六百年的基业。 商汤和伊尹为了彻底消灭夏王朝的残余势力，又率军西进，很快就占领了夏都斟鄩。夏朝的亲贵大臣们都表示愿意臣服于商汤，俯首称臣。 在占领夏都斟鄩后，商汤并没有大开杀戒而是安抚了夏朝的臣民后，并在斟鄩举行了祭天的仪式，向夏朝的臣民们表示他们是按上天的意志来诛伐有罪的桀，正式地宣告了夏王朝的灭亡。 战争影响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奴隶制的王朝至此宣告结束。战争的结果导致夏王朝灭亡，商汤建立了中国的第二个王朝——商朝。 夏朝作为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其灭亡标志着中原核心统治权的转移。商汤通过此战确立了商朝的统治地位，开启了以“天命”为核心的王朝正统观念，为后世“改朝换代”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商汤统一了自夏王朝末年以来纷乱的中原地区，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势力所及，超过了夏王朝。他建立商朝后，对内减轻征敛，鼓励生产，安抚民心，从而扩展了统治区域，奠定了商王朝控制区域的基础，甚至影响远至黄河上游，氐、羌部落都来纳贡归服。商汤开启了以武力夺得天下的先例，使此后后来的历史变得多彩多姿。商朝建立后，推行分封制和中央集权雏形，强化对周边方国的控制，奠定了早期国家的政治框架。 商朝取代夏朝后，宗教体系从夏的祖先崇拜转向以“上帝”为核心的神权政治，甲骨文和占卜文化兴起，强化了王权与神权的结合。 “天命靡常”的思想被明确提出，为后世儒家“仁政”理论提供了历史依据（如《尚书·汤誓》中商汤以“吊民伐罪”自证合法性）。 商朝继承夏的青铜技术并进一步推广，促进了生产力的提升。夏商更替并未导致大规模社会倒退，反而通过制度调整（如土地分配、奴隶制完善）推动了早期文明的延续。 战争评价 商汤采取联合周边部族（如东夷）的策略，形成反夏联盟，开创了“以弱胜强”的军事合作模式。战争中运用心理战（如揭露夏桀暴政）和快速突袭战术，成为后世兵家重视的“伐谋”与“伐交”思想源头（如《孙子兵法》）。 鸣条之战决定了两个王朝的更迭，而决定战争的因素更应了那句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还有就是夏桀沉迷于享乐，没有了危机意识，在商汤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没有及时采用有效措施进行积极应对，坐视附属国不断被灭绝。即是对商汤已经囚禁的政策下，在糖衣炮弹的影响下“放虎归山”。再有就是夏桀听信佞臣之言，杀贤臣近小人，政策不断失措，失败是必然的结果。而反观商汤，选贤任能，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在时机的把握也是极为精准，最终一战而灭夏，创建了大商王朝，也不断扩展了先民的疆域领土。 儒家视角：孔子、孟子将商汤伐桀视为“顺天应人”的正义之战，强调“汤武革命”的合法性，成为儒家“仁政”思想的典范。史书记载：《史记·殷本纪》称商汤“修德振兵”，以德政赢得民心，战争被塑造为道德胜利的象征。 鸣条之战也是商部族对夏中央权力的挑战，反映早期部族联盟的松散性与权力更替的暴力性。 鸣条之战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其影响超越了军事胜负本身：确立了“天命转移”的王朝更替逻辑，影响后世数千年的统治合法性叙事。塑造了“以德配天”的政治伦理，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源头。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次有详细记载的王朝更替战争，鸣条之战兼具历史真实性与文化象征意义，其评价始终在“道德叙事”与“权力逻辑”之间动态平衡。 封神演义武王伐纣——牧野之战 牧野之战，是周武王伐商王朝纣的决胜战，周武王联军与商朝军队在牧野（今淇县南、卫河以北，新乡市附近）进行的决战。最后商军战败，商纣王在鹿台绝望而亡，商朝宣告灭亡，周朝建立。 战争背景 商汤建立的商朝，经历五百多年后，传位至第三十一位国王帝辛时，已是危机四伏，国家衰败，民不聊生。商纣王耗费巨资建鹿台、矩桥，造著名的酒池肉林，使国库不断空虚；他沉迷于妲己的温柔乡，宠信飞廉、恶来等一帮佞臣，妄杀王族重臣，造成诸侯臣属纷纷离心离德。 周部族是居于今陕西甘肃黄土高原、渭水流域一带的古老部族，相传因“姬水”而得姓为姬。初年，后稷（hòu jì）的后代公刘率族人从邰迁到了磁。后稷为尧舜之相，司农之神。后稷第一个建立粮食储备库和畎亩法，放粮救饥，赐百姓种子，被认为是大禹最倚重的三公之一。周人早期居于陕西武功一带，到公刘时，周部落则已迁居于豳（bīn）。由耕牧部族渐变为以农耕为主的城邑部族。自公刘起，又经九世传位，到古公亶父为部族首领时，周人受戎狄侵袭逼迫，不得不再次迁徙。他们越过漆、沮和梁山，迁至渭河流域岐山以南之周原。 周原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耕条件优越，周部族在此定居后经济生产发展十分快速。古公亶父造田营舍，建邑筑城，国力迅速恢复壮大。迁到周原以后，周人成为黄河领域共主的大商王朝的附庸，并向商王武乙纳贡称臣，在商王朝的保护下积聚力量，并且接受了商朝的文化体系。古公亶父之时，周部族已颇具规模。周人从古公亶父起就居于岐山之下，称为“岐周”。因势力不断壮大，又位于商朝的西方，被大商王朝册封为西伯（意即西部诸侯之长），是商朝的主要方伯之一，以姬为姓，周人传承其姓。 战争起因 周国君主到季历之时，商周关系开始密切，周此时已是商朝属下一强大方国。虽然关系密切，但殷商却也时刻提防着这股新生力量，周国也逐渐并吞其他周边小国家，甚至是亲商的诸侯国。最终，商王文丁为扼制周族势力发展，以保商朝地位不受威胁，为避免重蹈夏桀的覆辙，将不再那么听话的西伯季历召来朝歌杀了，但因周人的势力较为庞大，除非发生战争，为了稳固西方，商君仍以周人为西伯。所以杀西伯季历只是一时之策。 西伯姬昌继位后，国力不足与商对抗，故继续臣服于商，为商西伯。但殷商对周一直不放心。商纣一度囚禁西伯姬昌于羑里。后来纣王烹杀姬昌长子伯邑考，将他做成肉羹赐给西伯姬昌，并说：“圣人应当不会吃自己儿子做成的肉羹。” 姬昌最后还是含泪吃下肉羹。纣王说：“谁说西伯侯是圣人？吃了自己儿子做成的肉羹尚且不自知。”但是忍辱负重的姬昌此时已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在周国的姬发和大臣以宝马、美女贿赂帝辛，最终求得释放了西伯侯姬昌，于商汤被夏桀囚禁时何其像，都是放走了强大而有反抗之心的诸侯。西伯侯姬昌归国后，谋商之心毫无懈怠。他一方面增强周族实力，使周国附近一些部落归附。对内重用吕尚、散宜生、南宫适等贤臣，在贤臣及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周国国力日渐强盛；并对外宣扬德教仁义，与商汤崛起时宣扬的仁德并不二致，周边的诸侯纷纷依附。加之各国此时要供应商朝攻打东夷的大量军队和物资，又受到商王的猜忌和钳制，早已苦不堪言，当然也乐于向“西伯”靠拢。慢慢地归附周国的诸侯已“三分天下有其二”。 周人有强烈的天命观，伐商的理由就被认为是商纣王“自绝于天”，周人心中是否受天眷顾的前提，当为是否“修德”，是否得到民心或者遵从民意，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也就是道义、正义之伐。为推动灭商大业，姬昌及其幕僚针对商王宣称自己的王权得自“天命”的说法，宣扬“天命无常，惟德是辅”，商王无德，西伯有德，所以天命已经转移到姬昌身上，公元前1056年，姬昌对内称王，即周文王。 另一方面，周文王对商朝仍然小心翼翼，殷勤贡奉，甚至在自家祠堂祭祀商朝先王，以麻痹帝辛的耳目。文王据说被关在羑里的时候作了 《周易》 ，自然深谙与时变化之道，知道如何把握出兵的最佳时机。《论语·泰伯》中记载“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商，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周文王对内称王的第二年，周讨伐犬戎，第三年，伐密须，次年东向攻黎（山西省长治市西南），第五年伐邘，第六年伐崇，解除了周国北方和西方后顾之忧。 这几场战争胜利后，周切断了商朝同西部属国的联系。同年，姬昌迁都于丰（今陕西西安西南），使国都不易受戎狄的侵扰并更有利于向东进兵。至此，姬昌伐商的战略部署已经基本完成。 战争经过 后周文王姬昌在欣慰与不甘中病逝，继位的世子姬发是为周武王，周武王继承父志，矢志讨伐殷商。公元前1048年，周武王姬发观兵于孟津，会盟各国诸侯，以观察依附周国的势力有多少，因来的诸侯数量未达到周武王姬发的预期，周武王觉得灭商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周武王还师归岐山。之后二年，此时的商朝发生了激烈的内乱。帝辛杀了叔父比干，囚禁了另一个叔父箕子，另一些被牵连的贵族如微子等则审时度势，投奔了周国。周武王从来投奔的殷商贵族那里得到了不少朝歌的机密情报，于是判断时机成熟，决定出兵伐商。周武王伐商之战略计划是，趁商朝主力军滞留东南之际，率周国精锐兵力及诸侯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深入商王朝王畿，击溃朝歌守军，一举攻陷商都，占领商朝的政治中心，瓦解商政权，让残余的商人及其附属方国的势力群龙无首，然后各个击破。 公元前1046年。指挥联军进攻商纣王的周武王亲率战车三百乘，虎贲精锐三千人，以及步卒数万人，出兵东征，比之商汤伐夏时，规模有所扩大。同年2月21日，周军抵达孟津，与庸、卢、彭、濮、蜀等部族会合，联军总人数到达4.5万人，不少方国的国君亲自赶来。联军于2月26日布阵未完就下了雨，史称联军共有“六师”。史家推测，大概是三百乘战车，三千名虎贲为一个“甲师”，为第一梯队。其余四万多人分为五个“师”，在后面组成方阵，为第二梯队。后来联军冒雨继续东进从汜地（今荥阳市汜水镇）渡河水（黄河，一说由孟津渡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辉县西北）折而东行。 27日清晨，在牧地，周武王庄严誓师，向天祷告，以正义之气激发周军及诸侯的军队士气，联军士气大振。28日拂晓，联军进至牧野。 此时，将精锐力量战车军团派往南方征服蛮夷的商都朝歌城内兵力空虚。朝歌方面，第一批紧急军情前脚刚传到朝歌，伐商联军后脚就跟着来了，着实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朝歌城内没有足够的精兵可以破敌，而且也没有可用的战车，单靠步兵，很难和冲击力强大的战车阵相抗衡，更何况周军士气正锐。帝辛惊闻周军来袭，只好仓促武装大批奴隶、战俘，连同守卫国都的军队共十七万，开赴牧野迎战，这也是周国兵力的数倍。 牧野战场，双方摆开阵仗，军旗咧咧，在封神演义中，双方都目视对方，但周军精锐，商朝军队由于是奴隶、战俘组成参差不齐，兵无战心。周武王与商纣王都述说对方的不义之处，于是在擂鼓声声中，交战开始。 在战初，周军先由吕尚率数百名精兵上前挑战，震慑商军并冲乱其阵脚，在阵后看到前军取得胜利，于是周武王亲率主力跟进冲杀，周军士气高昂，在不断地冲击中将商军的阵形彻底打乱。 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全无斗志，纷纷倒戈，帝辛既然强迫这些奴隶和战俘上战场，自然会在后方以亲信部队押送，防范他们反叛或逃跑。这些少量忠心的禁卫军，也是帝辛手中最后的底牌。 然而前方的军队在周军的强大冲击下慌不择路地往回跑，遭到了后方精兵的阻拦。好汉不敌人多，在人潮的冲击下，这些武士也阵脚不稳。奴隶们为了逃命，加上被后面人潮推动，于是倒戈相向，许多人调转武器，冲在前面替周军开路，这就是典故“阵前倒戈”的出处。再加上身后联军的战车、甲士、步兵一层层的进攻，帝辛的最后一道阵线也守不住了，不得不快马加鞭，逃离战场。 商军残余的抵抗仍然持续了一天，但已无力挽回局面。帝辛见大势已去，返回朝歌，在不甘和悔恨中，登上自己建造的鹿台，以熊熊烈火绝望而死，没让加诸于姬昌的行为回到自身，也算救赎自己的罪孽，自此商朝正式灭亡。 周武王赶到鹿台时，用短剑击刺帝辛的尸体，并亲自斩其头颅悬旗示众。另有一百多个商朝的大臣贵族被俘。他们后来被带回周京，作为武王祭祖的人牲而被杀死，这点于商汤灭夏时有所不同。 第二天，武王在几个将帅的簇拥下，在商宫中举行了盛大的“受命”的仪式，登基为天下的共主。 但攻克殷都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更重要的任务是消灭东方的商朝残余势力。按照事先的方略，联军随即兵分四路，向东南方进发，去征讨商的残部和忠于商的方国。 剩下的商军由于后方根据地已经失掉，前方又处于敌对夷人的包围下，实为两面受敌，经过激烈战斗，也大部被击溃。史称周军驱逐商朝大将蜚廉（即后世传说中的黄飞虎）于海滨而杀之，可见战线已经拉长到了东海。 战争影响 牧野之战周武王大获全胜，被杀死的商人有十八万之多，被掳为奴隶的有三十三万，这么大的数量不都是军人，还有有大量的平民，周人还在商人的国土上大肆捕猎，虎、熊、犀牛、鹿等动物仅在武王名下就被猎杀了一万多头，并掠夺了大量的珠宝财物，仅佩玉就达到十八万块。 不到两个月内，主要的战斗已经结束。四月中旬。武王在商都建立祭室，向列祖列宗告捷。祭室的地点就选在牧野，正是这个地方，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大业。后来武王建都镐京，大封天下，与封神有异曲同工之意。 因殷商遗民众多，周武王并没有完全消灭商朝的残余势力，把商朝原领地的一部分作为帝辛之子武庚的封地，建立殷国，作为商朝的延续，就是后来的春秋时期的宋国。 商朝南征的军队也没有被完全消灭，周武王死后，武庚联合周室的管叔、蔡叔、霍叔发动“三监之乱”，最终被周公旦和周成王平定，商朝的残余势力才被完全消灭。 牧野之战直接导致商朝灭亡，周朝建立，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长达800年的周代统治（西周与东周）。周武王通过分封诸侯（如姜尚封于齐、周公封于鲁），形成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等级化政治体系，奠定了后世封建制度的基础。周朝以“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解释政权合法性，强调统治者需以“德”治国，这一思想成为后世王朝更迭的理论依据（如儒家“仁政”思想）。 商朝盛行的人祭、人殉制度在周代逐渐被废除，社会转向更注重礼乐文明的治理方式（如周公制礼作乐）。周朝通过分封和文化整合，将中原及周边部族纳入“华夏”体系，推动了民族融合与文化统一。商朝的甲骨文被周人继承并发展为金文，周代的《尚书》《周易》等文献保存了早期历史记忆。 战争评价 牧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先发制人的著名战例，也是中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周武王通过联合反对商纣的诸侯（如庸、蜀、羌等部族），并策反商军奴隶倒戈，体现了“攻心为上”的战略思想。如《孙子兵法》中“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均可追溯至此战的策略运用。 它终止了六百年的商王朝，确立了西周王朝的统治，为西周时期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牧野之战也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神秘的面纱。当时的记录下，帝辛尚不失为一个有严重缺陷的英雄人物，然而到了后世，“纣王”却成了荒淫无耻、残暴不仁的昏暴之君，被泼上了越来越多的污水。 与之相应，牧野之战这场“血流漂杵”的征服战争，也就成了吊民伐罪的反抗暴政的正义之战。在后世儒家的传说中，周军“前歌后舞”，没有杀一个人，没有流一滴血，商朝就自行崩溃，在人民的拥戴下，武王登上了天子的宝座，从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天下太平，当然这是后世为了歌咏武王的事业而作的粉饰。 牧野之战以少胜多，以5万人迎战数倍的敌人，关键还是在商朝军队不精锐，是奴隶、战俘组成，没有战心，对商朝的压迫也有反抗之心，所以才有临阵倒戈的情况，最终被周朝军队大败。商朝方面精锐军团东征东方，造成后防空虚，也是周朝牧野失败的关键因素，这也导致商朝无兵可用，只能用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军队作战，但在秦末章邯组织的囚徒战力却不容小觑，所以说关键还在于用人与组织。还有在鸣条之战中提到的殷商没有危机意识，在周朝军队已经到了牧野才反应过来，说明是很松懈，准备不足。在政治方面，商朝总体上是走下坡路的，加上帝辛亲小人远贤臣，诛杀亲近大臣，骄奢淫逸，不断发动战争，造成国力持续衰弱，诸侯叛离。虽然在某些方面帝辛不失为一个英雄人物，但在治国战略方面与周武王姬发有不小的差距，历史名人妲己的作用只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并非国亡于一人之说，只是后世喜欢用英雄难过美人关来粉饰很多失败的客观因素罢了，于是妲己成立替罪的牺牲品。 商纣王统治后期荒淫残暴（史载“酒池肉林”“炮烙之刑”），周代以礼乐制度取代商朝神权政治，推动社会向人文理性方向发展。周朝的天命观与德治思想成为儒家政治伦理的源头，影响中国两千余年的统治哲学。 周朝通过分封和礼制整合，初步构建了“华夏”文化圈，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基础。但周初分封虽巩固统治，也埋下诸侯割据的隐患，最终导致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期分裂。 周人以“天命”解释政权合法性，后期被统治者滥用为维护专制的理论工具。牧野之战被视为“有道伐无道”的典范，后世王朝更替常效仿此模式（如汉灭秦、明灭元）。 殷商因失民心而迅速溃败，成为历代统治者重视“民本”思想的历史镜鉴。 牧野之战不仅是一次政权更迭的军事事件，更是中国古代文明从神权政治向礼乐文明转型的关键节点。其影响渗透到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军事战略等多个层面，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 郑庄公小霸中原之战——繻葛之战 繻葛之战，是春秋时期郑国在繻葛（今河南省长葛市北）大败周王室联军的一次反击作战，也是春秋时期的第一场大战。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十三年），周桓王率陈、蔡、卫等国军队讨伐郑国，郑庄公派兵抵抗，两军战于繻葛，周王的军队大败，周桓王被射中肩膀。繻葛之战使周天子的威严一落千丈，战后周王室开始衰弱，诸侯国势力大增，竞相争霸。 战争背景 周朝经过武王伐纣建立后，通过分封制，册封自己的至亲和功臣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实现了王朝对王畿之外（直接控制地）其他广大地区的间接统治，也实现了商王朝所未能实现的对更为广阔地区的直接间接管理。周朝的影响范围在夏商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势力所及南过长江，东北至辽宁，西至甘肃，东到山东，南到长江流域。分封制致使周朝的疆域扩大很多，但也间接逐渐导致了主弱客强的局面发生，后续很多朝代都沿用了分封制，它有利于王朝建立初期的统治，但在后期基本上都导致了内部争夺皇权的战乱，如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明朝靖难之役等，数不胜数。分封制的优缺点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 周朝时，西北戎狄逐渐兴盛。周朝王位传至周懿王时，戎狄经常侵略周朝，百姓深为所苦，于是周王迁都犬丘（陕西西安）。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发生了著名的“烽火戏诸侯”事件。 周幽王是个荒淫无道的君主，他不思挽救周朝于危亡，奋发图强，反而重用奸佞之臣虢（guó）石父，盘剥百姓，激化了阶级矛盾；又对外攻伐西戎失败。这时，有个部族首领，也是周朝大臣褒珦（xiàng），劝谏周幽王，周幽王非但不听，反而把褒珦关押起来。 褒珦在监狱里被关了三年。褒族人千方百计要把褒珦救出来，他们听说周幽王好美色，正下令广征天下美女入宫，就借此机会寻访美女。他们在褒城内找到一位姒姓女子，教其唱歌跳舞，并把她打扮起来，起名为褒姒（sì），进献于周幽王。替褒珦赎罪。 周幽王见了褒姒，惊为天人，非常喜爱，马上立她为王妃，同时也把褒珦释放了。周幽王自得褒姒以后，十分宠幸她，就过起荒淫奢侈的生活。褒姒虽然生得艳如桃李，却冷若冰霜，自进宫以来从来没有笑过一次，周幽王为了博得褒姒的开心一笑，不惜想尽一切办法，可是褒姒终日不笑。为此，周幽王竟然悬赏求计，谁能引得褒姒一笑，赏金千两。这时虢石父替周幽王想了一个主意，提议用烽火台一试。这个昏聩至极的建议居然被周幽王采纳了。 烽火本是古代敌寇侵犯时的紧急军事报警信号台。由国都到边镇要塞，沿途都遍设烽火台，可能也是吸取了商亡于周武王牧野之战的故事。西周为了防备犬戎的侵扰，在镐京附近的骊山（在今陕西临潼东南）一带修筑了20多座烽火台，每隔几里地就是一座。一旦犬戎进袭，首先发现的哨兵立刻在台上点燃烽火，邻近烽火台也相继点火，向附近的诸侯报警。诸侯见了烽火，知道京城告急，天子有难，必须起兵勤王，赶来救驾。虢石父献计令烽火台平白无故点起烽火，招引诸侯前来白跑一趟，以此逗引褒姒发笑了。但这个代价也太沉重了。这个也又是一个君王惑于美色亡国的故事，当然也是与妲己一样的借口，以西周亡于褒姒，实际上是周朝不断走向衰败及周幽王的昏庸所致。 因诸侯不再相信周幽王的烽火，在真的犬戎进攻周国国都时，没有哪个诸侯来救援，于是犬戎灭亡了西周，周幽王死于战乱，西周国都经过犬戎的洗劫，已破败不堪，国都人民死的死、逃的逃，已没有国都的样子。于是周平王姬宜臼东迁洛邑，是为东周，东周开始，虽然周平王名义上保留着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实际地位已一落千丈。其直辖统治地日趋狭小，无法控制其他诸侯。各地诸侯趁机脱颖而出，对周天子的命令阳奉阴违，背地里暗中争夺霸主地位。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开始坐大，大政方针由各地方伯诸侯决定。 郑国是公元前806年（周宣王二十二年）被分封的诸侯国，由于其开国君主郑桓公姬友为周厉王的幼子，与周王室关系亲近，因此被委任为周王室卿士（重要的大臣），主持周室中枢大政，这也是周朝的一大惯例。周王并将郑地（今陕西华县东）封给弟弟郑桓公，建立郑国。郑桓公最初居住在棫林（一名咸林，在今陕西华县西北一带），后来迁居他地。 公元前774年（周幽王八年），周幽王任命叔父郑桓公担任周王室的司徒，掌管全国土地和户籍管理。郑桓公在司徒任上，对周朝民众安抚，赢得群众的支持。当时周幽王宠幸褒姒，每天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并重用奸臣虢石父，加重对百姓的剥削，因此百姓怨愤，诸侯们亦有叛离之心。郑桓公见周幽王一意孤行，料到国家终将再起祸患，自己只好另作打算，早思退路。 有一日，郑桓公询问掌管王室典籍的太史伯说：“王室如果有变故，我逃到哪里好呢？”太史伯回答说：“只有洛河以东，黄河、济水以南可以定居。”郑桓公说：“为什么？”太史伯说：“那地方邻近虢国（今河南荥阳东北）和郐国（今河南新密东南），虢、郐二国的国君贪婪好利，百姓不亲附国君。现在您身为司徒，百姓都爱戴您，您如若请求郑国东迁在那里，虢、郐的国君看到您正在掌权，就会轻易分给您土地。您最终占稳脚跟在那里，虢、郐的百姓都将亲附您，以后都是您的子民。”郑桓公说：“我想往南到长江流域一带，不知如何？”太史伯说：“以前祝融作为高辛氏的火正，他的功劳够大，但他的后代在周朝没有兴盛起来，楚国就是他的后裔。周朝衰落，楚国必将兴起。楚国兴起，对郑国不利。”郑桓公说：“我想住到西方，怎么样？”太史伯说：“那里的人（指秦国一带）贪婪好利，难以久居。”郑桓公说：“周朝衰落，哪些国家将兴盛？”太史伯说：“大概会是齐国、秦国、晋国、楚国吧？齐国，姜姓，是伯夷的后代，伯夷辅佐尧帝掌管礼仪。秦国，嬴姓，是伯翳的后代，伯翳辅佐尧帝安抚各个部落。至于楚国的先祖，都曾经有功于天下人。晋国，是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后，周成王将叔虞封在唐，那里地势险阻，凭这样有德的子孙与周朝的衰落相并存，它也一定会兴盛起来。”郑桓公于是定议，便暗中开始筹划东迁事宜。太史伯的见解可以说是往后看了多少年，可以说都是一语中的。 周幽王九年（前773年），郑桓公请求周幽王，向东迁移郑国百姓到雒邑（今河南洛阳）以东。得到周幽王同意后，郑桓公便派长子掘突带上丰厚的礼物向虢郐二君借地。虢郐二君因郑桓公是当朝司徒、天子叔父，位高权重，并贪图礼品丰厚，于是各自献出五座城池以为郑国根基。郑桓公闻讯大喜，如此郑国便有立国的基础。不久，郑桓公下令原封地上的居民东迁。根据太史伯的建议，把家属和重要财产安置在虢、郐之间的京城（今河南荥阳京襄城），号称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一带），这使得郑国得到快速的发展。 战争起因 后来，郑桓公之子郑武公与秦、晋、卫三国联军击退犬戎，受封卿士。不久郑桓公护送周平王迁都雒邑，受赏大片土地。郑武公后以离间计灭亡郐国，趁周天子巡视虢国防务时又灭亡虢国，嫁女并袭灭了胡国，吞并三国后使郑国逐渐强盛起来。 后郑武公之子郑庄公姬寤生继位（郑庄公，姬姓，郑氏，名寤生，春秋时期郑国第三位国君，春秋初期政治家），郑庄公选贤任能，通过克段于鄢、盟鲁定宋等事迹，国力更加强盛，威望更加隆重，他身为周室权臣的条件，竭力扩充领地，侵伐诸侯：拉拢齐、鲁两国，打击和削弱卫、宋、陈、蔡四国，并灭亡了许国，成就了“春秋小霸”的局面，当时郑国是中原地区的霸主。随着政治、军事实力的增长，郑庄公对周王室的态度变得倨傲不羁，藐视天子权威。 周平王在位时，就对郑庄公的专横跋扈十分不满，想要把他的权利给虢公忌父，郑庄公暗地得知后怨恨周平王。郑庄公有一次曾派兵割了周王室王畿之地温地（今河南省温县）的麦子以及成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的禾稻，以警示周王，致使周、郑矛盾更加尖锐。为了缓和双方矛盾，周平王被迫发生了“周郑交质”事件，即周平王的儿子姬狐与郑庄公的儿子公子忽互换作为人质，这也从侧面反应了周王权威下降，不得已与诸侯臣子互换质子。 战争经过 公元前720年（周平王五十一年），周平王死，周桓王即位。公元前715年（周桓王五年），周桓王任命虢公林父为右卿士，以分郑庄公之权。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十三年），周桓王免去郑庄公左卿士职务，郑庄公遂拒绝朝觐周桓王，这在当时是严重的藐视周天子的行为，使周桓王十分气愤，怀恨在心。同年秋，周桓王为维护王室尊严，亲率王师并征调陈国、蔡国、卫国三国之军联合进攻郑国，郑庄公则率军迎战周王联军于繻葛（今河南省长葛市北）。 于是周、郑两军对立于繻葛。当时两军军旗凌冽，天气晴朗，周王之军由多国部队组成，周桓王头戴天子冠立于战车之上。 战前周联军的部署为：以虢公林父指挥右军及配属的蔡、卫军；周公黑肩指挥左军及配属的陈军；周桓王亲自指挥由周军主力组成的中军并为三军统帅。 反观郑军，经过多年的四处征战，军容整齐，杀气腾腾，当然更多的是一国的军队，军心齐。郑庄公针对周联军的布阵形势和特点，采纳郑大夫子元（公子突）的建议：陈国军因国内动乱而士无斗志，蔡国、卫国军战斗力不强，先攻周联军两翼薄弱部分，造成周左、右军混乱，尔后集中兵力合击周中军王师。 郑庄公命令大夫曼伯（公子忽）率一军为右翼的方形军阵，攻周军左翼；大夫祭足率一军为左翼的方形军阵，攻周军右翼；大夫原繁、高渠弥合率一军为中军，随郑庄公配置于左右两个方阵中间，稍后相机出击。 郑庄公又采纳高渠弥的建议：改变传统的车战战斗队形，将通常配置于战车之后的隶属步兵，以伍（五个人）为单位，分散配置于每乘战车的左、右、后方，填补车与车间的空隙，形成了著名的步兵与战车相互掩护，密切协同、攻防自如的“鱼丽之阵”。“鱼丽之阵”的出现，使中国古代车阵战法逐渐趋向严密、灵活，有力地推动了古代战术的革新和演进。 于是，两军在主帅的呐喊声中及隆隆的战鼓声中冲向对方。战争开始后，郑军方面即按照既定作战部署向周室联军左右两翼发起猛烈的进攻，郑庄公命令中军：“看见摇旗就击鼓，击鼓之后就前进”。 郑大夫曼伯指挥郑右军方阵首先攻击周室联军左翼的陈军。陈国军队一触即溃，逃离战场，周室联军左翼即告解体。与此同时，祭仲也指挥郑军左方阵进攻蔡、卫两军所在的周右翼部队，一经交锋，蔡、卫军队便纷纷败退。周中军为溃兵所扰，阵势顿时大乱。郑庄公在战台上见状，立即摇旗指挥原繁的中军向周中军发动攻击。祭仲、曼伯所分别指挥的郑左右两方阵也乘势合击，三路军队猛攻周中军。失去左右两翼掩护协同的周中军无法抵挡郑三军的合击，大败后撤，这时，一支不知哪里来的箭射中了周桓王本人，周桓王身负箭伤，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被迫下令脱离战斗。 郑军见周师溃退，十分振奋。祝聃等将领建议郑军立即追击，以便扩大战果，但为郑庄公所拒绝。他的看法是“周天子地位虽已今非昔比，但威望犹在，不可过分冒犯，以致引起其他诸侯国的敌视和作对。”这是十分明智，如果周王在此战中陨落，郑国难免成为众矢之的，被其他诸侯灭亡是迟早的事。 当晚郑庄公委派大臣祭仲前去周营慰问负伤的周桓王及其将领，以示与王室和好之意，并用以缓和两国间的尖锐矛盾。 周桓王惧怕郑国的军队再次袭击，于是羞愧地拔寨返回国都。郑国虽然胜利，但是郑庄公恐得弑君之罪于列侯，于是也不追赶周桓王。 战争影响 繻葛之战使周天子威信扫地，只有周天子拥有制作礼乐及发令征伐的权力的传统逐渐消失，其他诸侯看到周王室的衰落，继郑国之后，齐国、晋国、楚国，秦国等大国先后兴起争霸，以尊王为借口，行使周王征伐的权力。周王室无力征讨，天子之位，形同虚设，只作为名义上的共主。 战争评价 郑国在郑庄公的带领下算是中原的小霸主，也可以说是春秋第一霸，早于齐桓公。虽然因地处交通要道，与各国联系紧密，但也因地域限制，周边就是被春秋四强齐、晋、秦、楚包围，发展潜力有限，后来又经过几代的内乱，逐步走向了衰弱，长期成为了晋楚之间争霸的“墙头草”中的存在，最终公元前375年，郑国灭于战国七雄中最弱的韩国，新郑国都也成为了韩国的国都，为他人作嫁衣。 《东周列国志》中记载，郑庄公确实算得上是贤明的君主，有众多贤臣辅佐，军队强盛。在读《东周列国志》中最大的感受，就是郑庄公堪为明君的典范，虚心纳谏、“不及黄泉不相见”的孝心、对周边的国家外交政策都是无可挑剔，但在继承人的位置上与后来的齐桓公一样，没有做好准备，犹豫不决，导致国内大夫势力谁强谁主导国君的废立，致使郑国几代内乱，后来的郑国国君都是在吃老本，国力迅速衰弱，军队也在内耗中衰败，曾经辉煌一时的郑军标志的鱼丽之阵难以再现，让人不胜感叹。再读后来发现实际上郑国国力与齐、楚、晋等国相比还是有差距，所以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最终走向了没落，繻葛之战即是郑国崛起的最高点，也是其衰败的起点，未尝不让人叹惋。郑庄、齐桓如果在继承人的位置上英明果决，后续的故事将不会这样书写，当然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这个问题也长期困扰着好多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