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军中马前卒》 第一章 燕山月似钩 西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农历丁丑年的小暑。 那天的夜间，秦省长安的天气特别阴沉，密密的云层上面偶尔会闪过道道电光，可即使是闪电也无法撕裂这阴云，随之而来的雷声更显得沉闷，华夏民国的天空就像是被肮脏的棉花团塞住了。 这个时空的华夏国政治版图，除了被本书主角穿越者刘琨彻底改变的西北边防区和原西北军相关的部分，与银河系地球历史上的华夏民国区别不大：***元帅那内斗不止的金陵政府是民国名义上的中央政府；秦省东面一水之隔的晋省，是西北边区传统上的友好盟邦，阎百川陆军上将为晋省之主，据他说秦晋两省的友好关系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晋文公的那段伦理关系混乱的婚姻；桂系的李、白二人、鲁省的韩复渠上将、还有蜀省的一票奇葩军阀们也都各就各位，上演着他们的拿手内斗好戏；来自冯基善老西北军的二十九军宋明轩，这个时候，正困守在风暴眼平津冀察。 华夏民国西北边防区，是和银河系地球真实历史上的新旧军阀们统治区截然不同的地区。这里是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抗战救亡为己任，经过现代化军事彻底改造的西北边防军控制的地区。日本帝国陆军参谋部的灵魂人物，真实历史和穿越时空里唯一的战略家石原莞尔，在穿越时空里对七七事变前访问日本国的张荩臣说过一句很伤他自尊的话：他张桑（张汗青）的东北军在我眼里是土鸡瓦狗，你们冯桑系统的西北军在我眼里不过是釜底游鱼，人家刘桑的西北边防军才是游龙入海。刘琨一点儿也不喜欢石原莞尔对西北边防军的评论，刘琨宁愿他低估西北边防军一些，如果他能像东条英机一样蠢，那就太好了。 民国西北大省秦省省会长安的市容是国内一流的。整洁的煤渣马路，明亮的路灯，数量众多的边区造嘎斯客货汽车，钢筋水泥办公楼和公寓，处处都在提醒你，你来到了这个时空华夏民国现代化工业化最成功的地方：西北边防区。 1925年，西北边区刚成立，随即着手了长安新市区土地的估价与开发。从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中长安新市区陆续开辟了多条纵横有序的干道。北新街到东城墙之间由西向东的街道依次称作：尚平路、尚智路、尚德路、尚仁路、尚俭路、尚勤路、尚爱路；东西方向街道从火车站到中山大街由北向南依次：崇耻路、崇廉路、崇义路、崇礼路、崇信路、崇忠路、崇悌路和崇孝路。 随着道路的修建和拓宽，以及1925年陇海铁路通车西安，新市区得到了快速发展。长安的建筑事业更如雨后春笋，异常活跃。土地价格从每亩十数元，暴涨至数百元，甚至千余元以上。 长安，是穿越时空华夏民国整个西北边区的行政中心。华夏民国有个名义上的金陵中央政府，***元帅实际控制，实行所谓训政，也就是就是***的民党自己管所有事儿意思。而在各个新军阀们控制的地区，就是他们各自一人一家专政的意思。 本时空的民国金陵政府在西北设立的最高军政管理机构是西北边防区军政长官公署，西北边区军政长官是名义上由金陵任命的西北边区最高军政主管，而实际上，与本时空晋省的阎百川、东北的张作霖父子、桂省的李德邻、白健生一样，会永远是刘琨刘越石，他同时也兼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坐落于长安城南凤栖原。凤栖原面积六万一千余平方市亩，南连翠华，北近商业市区，东至蓝田，西达户县，是长安的行政管理区。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管理整个边区的军政事务，公署（兼西北边防军司令部）是钢筋水泥为主体建筑的俄罗斯风格三层楼房，建筑面积约3600平方米，建筑高约10米，左右对称，整体呈长方形的四栋大楼构成的，被民国建筑权威梁嗣程蔑视的这座建筑，确实，就是按堡垒建的。 西北边防军总司令部又理所当然滴占据了长官公署的一大半面积。西北边防军司令部下设六个局，一局负责作战、装备、编制;二局负责后勤、运输、通信;三局负责测量绘制、四局是后来鼎鼎大名的NWMI4即西北军情四局；五局下设军衡、人事政宣、军需军械、交通、马政、军医、军法7个处)。 在那命运攸关的一夜，现在近晚间七时，边防军司令部的一号会议室在紧张的会议中。灯火通明，长长的会议桌，刘琨坐在主持位置上喝着红茶，嚼着作为晚餐的烤面包片，按照他挚友叶戈罗夫元帅在的建议，一边吃一边盯着面包片上那点点小得可怜的黄油，就会觉得面包涂满了黄油。 红茶和面包，是他访问苏俄养成的饮食习惯。从食物含热量来看，单位重量的面包远远高于华夏国传统食品。所以为了给后勤系统减轻负担，西北边防军的食物供应相当滴西方化。从平时就培养士兵们习惯面包这种食品，战时就可以给整个边区减轻很多负担。 分开坐在刘琨左右两侧的是司令部各局的头脑们和苏联红军顾问团的成员，已经吃完了他们那份，军人讲究的就是行动迅速，黄埔长安分校每餐都要求五分钟结束。偏偏总司令刘琨是个细嚼慢咽的主，没办法，他说嚼些东西有助于思考，还说什么林副统帅打胜仗就靠嚼黄豆啥的，刘琨的爱将许晋申他们查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林副统帅和他的黄豆的故事。 会议是在边防军参谋长许纪申和苏俄首席顾问巴格拉米扬坚持下召开的，主题是对日军动向的研判及西北边防军应有的对策。现在西北军情四局局长正在做汇报。 据军情四局报告，就在两周前的６月２６日，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本愿寺派法主大谷光瑞访问北平。到达北平的第二天，即邀请当时驻华使馆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到六国饭店密谈。大谷光瑞说：“日华两国的关系一年比一年险恶，长年纠缠，不得解决。我总希望能有什么办法打开这些险恶的局面。”并说明想听取今井武夫对华北局势的意见。 今井武夫认为，当前的局势已经十分紧张，日本驻军早已不耐烦了，欲有所动作，“对这种事态放任不管的话，发展下去必然有爆发不幸事件的可能。”所以，他认为对于现今的日本国策应予以认真考虑。大谷光瑞听后十分着急，认为驻华日军的这种谋略，完全违背与干扰了日本中央统帅部的意图，说：“武官先生无论如何回去一趟，把刚才提到的意见向内阁总理大臣以及所有的阁员讲一讲，具体由我来安排。”遂匆匆赶回国内。今天正是大谷光瑞到达东京并向陆相报告的时候！ 从安排在日本军中的谍报人员传来消息：就在大谷光瑞刚刚回国之时，陆军省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中佐，也被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派来华北。据说，石原听到了华北要发生什么事的说法，因而颇为忧虑；故要冈本奉命向日本的华夏驻屯军传达中央的既定方针：坚决按中央意图与命令办事，严令不许搞谋略活动。冈本来到华夏民国后，找到今井武夫调查情况。今井武夫对他复述了对大谷光瑞的同样担心与当前华北紧张的局势。冈本也谈到石原莞尔要冈本到华夏民国北部“预防发生第二次柳条沟事件”。 然冈本在北平、天津旅行一周后，回到东京在向上级报告，却完全违背了事实的真相，乐观地说：“在华的日本军中，虽然也有一部分人忧虑着会爆发什么事件，但为数极少，整个讲来，没有特别担心的必要。”他同时又报告说，这种紧张局势与爆发事件的说法都来自华方，“（日本）华夏国驻屯军虽无意制造事端的企图，但鉴于华夏国与日本矛盾正在加剧的事实，预料华方或将挑起某种事端，因而正在考虑一旦有事断然采取相应措施的准备。”企图栽赃给华夏国。 同时从军情四局在上海新闻界的谍报人员传来消息：当时东京流传着“第二个柳条沟事件将会于七夕在华北出现。”对此大吃一惊的军部和政府的一部分消息灵通人士，似乎就不约而同地派出各自的视察人员。事实上，这个消息已经流传开来。即使是在华夏国的日本人中，也已经有不少人听到了这个消息。７月１日，正在华北旅行的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社长松本重治即访问了华北日军参谋长桥本群，探问此事真相。桥本群回答说：“我们日本方面多少有些问题。浪人们和一些企图趟浑水捞一票的商人们，惟恐天下不乱。现在天津是谣言飞舞，甚至有人说在７月７日就会出事。”尽管将责任推给了浪人和商人，但却承认确有问题存在。 正在汇报的军情四局局长是刘琨在黄埔军校的朝鲜学生杨麟，他瓜子脸、清瘦，凹陷的双眼因为熬夜而通红，但是依然很有神。作为朝鲜的反日学生出身，他精通日语。他严肃地说：“从安排在华北驻军石友三部的谍报人员传来消息：昨天７月６日，今井武夫到前国务总理靳云鹏秘书长陈子庚的家中赴宴，冀东保安司令石友三知道今井武夫出席而不邀自来，似乎特地前来看他。席间，石友三突然对今井武夫说：“武官，日华两军今天下午３时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目前正在交战中。武官知道这个情况吗？”今井武夫摇摇头，否认道：“我不知道这样的事，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吧。万一有那样重大的事件发生，日本军是不会不通知我的。”今井武夫遂询问其消息来源。然而，石友三固执己见，并不肯说出消息来源。但说：“即使日华两国突然发生全面战争，我在北平东郊黄寺的部下，对于日本军队是不会有作战意图的，请你务必设法不要去攻击他们。” 杨麟翻着文件夹，面无表情地说：“军情四局的情报分析认为，石友三为汉奸，与日方人士往来密切，因此得知日方的阴谋计划，是完全有可能的。虽然实际的军事行动由于某种原因没能按时进行，但石友三所透露的时间，已非常紧急了。可说明他从日军处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仅不想抵抗，不立即汇报，反而害怕殃及池鱼。这次与今井武夫见面，还欲核对一下此事是否确实无误，如消息得到证实，则事先与日方通气，企图置身事外，由此保存实力。” 杨麟说到这里终于结束了，军情局的结论是：日军很可能在华北挑起事端，威胁平津，有可能演变为大会战规模。 刘琨也结束了他漫长的晚餐，喝了最后一口红茶。满足地叹了口气，眼神瞄向了坐在自己左手边第一位的许晋申。 许晋申习惯性地抿了一下嘴唇，他今年三十六岁十足，牙齿洁白、嘴唇薄而红润、双目有神，眉毛浓密，显得清秀非凡；他身材细长但肩膀宽阔，最喜欢骑马、射击，可以手持自来得匣枪左右开弓，发无不中。他略带嘲讽地说：“我判断日军只是恐吓躁动而已。第一，双方兵力相差悬殊。“华夏驻屯军”为旅团编制（2个联队），总兵力为5774人，但配备炮兵，骑兵各1个联队，还辖1个战车队。分驻北平，通县，天津，塘沽，唐山，秦皇岛及山海关等要地。而第29军则下辖第37，第38，第132，第143步兵师，第9骑兵师和1个特务旅，再加上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10万左右，虽重火力和空军不如日军，但兵力占据绝对优势。” 他看了一眼对面正在听翻译的巴格拉米扬，继续说道：“第二日军高层不支持在华北发动战争。明显的证明就是驻屯军旅团也是最近两年才得到加强，原因恰恰是自从石原莞尔进入参谋本部后，厌恶关东军在华北搞事情，想扶持华北住屯军以压制关东军的蠢蠢欲动；如果反而是作为稳定因素的驻屯军旅团闹事儿，那石原莞尔也太蠢了。据四局日本处报告，石原莞尔正在搞他的五年国防计划，妄图提升日军战力，对西方或者苏联进行决战，陷入对华作战肯定是石原莞尔最不愿意的。” “我不能同意许参谋长的意见！”翻译刚结束，巴格拉米扬就先来了句生硬的中文。下面他就用俄文涛涛不绝了。“所谓的华军兵力优势是可以通过现代化的军事运输手段改变的。东北、平津铁路发达，日军从关东军甚至朝鲜军调集兵力，从启动三天内就可以到平津。作为战争的发起方，日军有着主动权，二十九军则在初期会拖延错过时机。这个铁路对于战争的改变和影响，我们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体验了，当时德军横跨欧洲从西线调动几个军去东线，也就是一周的事儿。这个铁路机动我们苏联红军比你们有经验。”“至于日本参谋本部企图北进苏联，那更是痴心妄想，我强大的远东红军会让日军得到教训的。现在日军不断地陈兵长城一代，如古北口就有一个第11独立混成旅团，再比如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完全机械化开进，随时可以威胁平津。日军完全具备在华北发起大会战的条件。” 刘琨一边嚼着面包，一边听着巴格拉米扬上校涛涛不绝的俄语发言，其实他的俄语并不标准，他的老家是阿美尼亚，那是高加索的一个古国，曾经被奥斯曼土尔其统治多年，该国以盛产美女著名，历代土耳其苏丹都去那里选妃。 而这位巴格拉米扬上校，年轻的时候一定是有着英俊的面容，而现在的他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了。别人见到的他身材魁梧，永远剃着光头，留着仁丹胡子。根据规定，苏联顾问团均穿着金陵政府1936版的华夏国军装。由于这版军装基本上是德军顾问给***提的建议，尤其是野战帽，根本就是德国军帽的拷贝。 西北边防军制服无论夏冬装，都是橄榄绿色的，这种深一些的绿色与苏联陆军的草绿色还是有区别，更近似刘琨在地球时空看到的美军越战军服颜色。巴格拉米扬穿起来倒是比原来的露国军服多了一些沉稳。在他自己坚持下，他的军服领章是代表骑兵的黄色领章，而脖子上金属的身份识别牌上却刻着：西北边防军顾问巴扬。西北边防军没有像中央军那样弄个布做的胸章，那样太容易损毁。 他的手枪腰带是西北边防军1931版的，这是美国陆军手枪腰带的仿制品，枪套和双联装的弹夹包也是西北配套手枪腰带生产的，用双钩挂在腰带上，然而佩枪却是苏联红军的托卡列夫TT33。作为一个真正的军人，巴扬坚决遵守他所服务的西北边防军条例，虽然现在是和平时期，他依然在腰带上挂上了一个急救包。这套单兵装备基本上是美国国陆军的西北边区山寨版。谢天谢地今天他没有戴着平时不离手的那把哥萨克马刀，他的马靴也是苏俄式样的，按照苏联红军习惯，擦的锃亮，简直可以和他的光头比。 他是刘琨从苏联总参军事学院挖来的。在原来的地球历史上，他要在1938年才从总参军事学院毕业，不过，在蜜儿克星系世界的这个时空，当刘琨和苏联方面提起他时，苏联方告诉刘琨，他已经在总参军事学院做教员了。刘琨一向对于司令部的建设特别强调，尤其是作战（局）方面。通过对银河系地球历史的了解，刘琨知道巴格拉米扬是苏联元帅中，少有的从方面军作战处长干起的家伙，他是怎么知道的？有部老电影叫保卫莫斯科，在那里面刘琨看到西南方面军的司令员严厉滴批评过这位当时的作战处长，因为战报信息的不确实。 在这个时空，当刘琨向苏联方提出调个熟悉参谋业务的顾问来的时候，就第一个想到了他，这位未来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大放异彩的元帅。36年的苏联红军方面翻查了几天档案才找到这家伙，因为，他官运实在是不佳，他的同学卓可夫都是将军了，他才是个中校，去年刚从总参特别培训班毕业，苏联红军因为准备重开总参军事学院所以要让他留校做教员。在刘琨的坚决要求下，苏方决定派他来华夏国，可能是为了不要显得太低端吧，突击提拔他成了上校。不过，他从去年一到岗，就表现出了巨大的工作热情和出色的业务水准。从各战略方向作战计划的制定到紧急动员方案的修改，从部队编制装备的更新到战时后勤保证的细节，他都做了大量工作，这一点，就是才高气傲的许晋申也没啥话说。不过，这不妨碍许晋申现在和他抬杠，他们两个人从军事经验和思想上，是两个极端。 以下出自当时西北边防军苏联专家巴格拉米扬元帅回忆录： 我是从一九三五年开始在长安西北边防军司令部任参谋顾问的。西北边防军司令是年轻的刘琨上将。他是一位精通军事科学的统帅，也是接受过系统军事教育的专业人员。特别令我感到亲切的是，他曾经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谈过。后来他随孙逸仙博士开创了黄埔军校，帮助当时是军校校长的***元帅训练黄浦军官学校生，成为来自***在分别在战术学方面的教学主管。 刘琨上将带领黄埔学生军在东征中曾经屡立战功，他在华夏国军队中最响亮的外号是布柳赫尔元帅起的：一只虎。当然了，这也让他莫名其妙地得罪了那个被称为一只猪的黄埔将领。带领黄埔教导旅北伐后，他经过一系列的战役，成为优秀的统帅。 而我在西北边防军军参谋处的合作伙伴，许纪申少将，他和刘上将一样，是具有丰富实战经验和军事天赋的天生战士。然而，很遗憾的是许将军有严重的游击习气，太过于不拘一格，因此我们经常为一些工作上的事儿产生争论。我记得最激烈的一次是战争爆发前，对西北边防军野战师1937年编制表的讨论，尤其令我难以忍受的是，他居然对师属骑兵侦察连的编制指手画脚，要知道，那是我的专业，他只是个蹩脚的骑手而已，我做过苏联工农红军骑兵师参谋长！。‘’ 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穿越过来的人，刘琨对今天议题的答案是很清晰的，这也是西北边区上下为之准备了十几年的一场国战，在争论声中，刘琨向窗外望去，长安云深雨浅，遥想北平此刻，应当是夏夜晴朗，燕山月似钩吧？ 第二章 背嵬军马战无俦 许晋申寸步不让：“恰恰是由于日俄战争日军获胜，而苏俄内战期间日军干涉远东很轻松，是最后一个撤退的外国干涉军，才让关东军如此嚣张，觊觎华北。”说着，他向巴格拉米扬做了个白眼。 他在黄埔就外号闯王，更是丝毫无惧巴格拉米扬的。他生于1901年，皖省人。他的眉毛又浓又短，大大的眼睛，挺直的鼻梁，总是习惯抿起来的薄嘴唇。许是刘琨在黄埔军校教步兵战术时候的学生。这厮眼高于顶，一辈子就毁在那嚣张的臭嘴上，无论什么人什么理论他都不服，一定要从争论怀疑开始，当初为了带这个学生刘琨也挺上火的。最早这小子冒刺头儿是在一个最不起眼儿的科目：刺枪术。 刺枪术是学习日本陆军的叫法，华夏国军方习惯叫劈刺，就是俗称的拼刺刀。按说，像黄埔这样名字中带中央字样的陆军军官学校就不该教习这种小儿科的玩意儿，可惜黄埔军校其实是培养中低级军官的，一期的时候就半年时间，招来的都是没有军事基础的学生娃，于是，普通士兵的刺枪术，也成了必须教习的科目。黄埔军校的军事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两大类。学科方面主要是大课程：战术、兵器、交通、筑城等。既然有大课程，就还有小课程，就是典范令（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和野外勤务令）等基本军事常识，相配套的教材，有讲述军事原理、原则等内容的《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地形学》、《军制学》、《筑城学》等课本。同时还有教授如何制定战略战术、作战计划、动员计划的课程。术科方面，有制式教练、实弹射击、马术、劈刺以及行军、宿营、战斗联络等，尤以单人战斗教练为主，继至班、排、连、营教练。学科与术科均以讲授实战中的应用为主。除课堂讲授外，还设有课外“军事演讲”制度，定期讲授军事形势、战役经过和先进军事知识。除教官、顾问担任演讲外，还鼓励学员请愿演讲，以求教学相长，推动军事学术的研究。 当年教授刺枪术这种术科是教练部的活儿。许闯王在校的一期，黄埔军校的教授部以王茂如为主任，；以顾祝同、刘金福、钱大军、陈成、严重、陈继承、刘琨等为军事教官，教授部管军事学科。而教练部则管术科，要到一期毕业后，教授、教练二部合并为教育部，后又改称训练部。其后，两部反复分与合折腾还改名称为训导处和教育处。军校初创时期，教练部以李济深为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下设学生总队，邓演达、严重等先后任总队长；总队下设若干队、区队，负责学员的训练与管理。 回来话说许闯王，当时的刺枪术是沿用北洋在二十年代的教范，记得叫《劈剌教范》，而北洋的教范基本上是日军剑术教范的直译本。黎吉深本人是保定军校教官，***、王茂如都是日本陆士毕业的，王茂如是陆士十期，算刘琨后来老对手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们的师哥。按理说，日本陆军的刺枪术是经过实战检验的，后来华夏国军也沿用同样技术到四十年代，那么许闯王又是怎么鸡蛋里头挑骨头的呢？ 问题出在黄埔一期生装备的步枪枪刺上。无论是华夏国陆军还是日本陆军， 剌枪术的基本动作都是“突剌”。突剌要“一剌必中”，还要“一剌必杀”。若是剌歪了剌轻了，对手会立即返剌回来。剌枪的兵器是沉重的步枪，对准目标并不容易。 为了一剌必中，突剌的目标不是难剌的喉咙或手足，而是人体最宽阔易剌的上下胁（肩胛以下，腹部以上）。剌上胁称为“直剌”与“滑剌”，剌下胁称为“下剌”。这是黄埔劈刺教范里的三个基本剌法。 日本刺枪术基于日军装备的三十年式铳剑，是单刃剌刀，在剌入拔出时，刀刃顺势给敌人来个大开膛，尤其是要切开对手的动脉，真正参加过肉搏战的人都见识过人被刺中后，随着刺刀拔出，大量鲜血喷出的恐怖场景，黄埔四期的林育蓉成了元帅后，文集里爱讲 “剌刀见红”，貌似豪情万丈，其实，真实的剌刀见红，是极度血腥的，尤其是日军的制式剌刀“三十年式铳剑”所造成的创伤，按照日军刺枪术的教练要求，为了让敌人立刻丧失战斗力，真正的剌刀伤不能仅仅是一个洞，而是要在拔刀时候做好动作，如果力道足够，一刀剌下去，拔出来就是肚破肠流的大失血。这个活儿得严格训练，所以倭寇在八年抗战中，经常闹出用活人做靶子训练新兵刺杀技术的事儿。从实战要求出发，三十年式铳剑只在背对枪口的一边开刃，以免大量血液涌入枪管，擦枪不易。 黄埔一期的武器是苏联提供的，八千支步枪中，大部分是苏联的莫辛纳甘，使用锥式枪剌。这玩意儿虽然容易拔出来，但是造成的创口只是一个洞，壮健一些的敌手，连挨两三剌还能返剌回来。许闯王他们那队学员，发到的就是使用锥式枪刺的莫辛纳甘，教练部呢，按部就班地用来源于日本的劈刺教范教他们，而且当时的劈刺教练就有一个日本教官，更是原汁原味。日本人教学严格，经常用木枪和许闯王们单练，刺得他们苦不堪言。 从来不安分的许闯王就第一个提出了教材和现有装备的不和谐处：锥式枪刺和三十年式剑铳的单刃刺刀不一样，无法用受刀时候的动作给敌人开膛破肚。本来这事儿跟刘琨没一毛钱关系，刘琨是教授部的嘛，当时刘琨是苏联顾问加仑将军的助手，在***热情邀请下，也兼职做黄埔军校军事教官，主要教授战术学。不过呢，军事教官人手少，一期的步兵操典刘琨带过课，倒霉的是，步兵操典的内容就涉及广泛了，其中有一部分和劈刺就相关：《步兵操典草案》第116条规定：“闻“冲锋－前进－“口令之预令，应即关闭保险机、放下表尺。闻动令，按照快跑要令，猛勇前进。”许晋申、陈更这两个捣蛋鬼，就抓了这个空子，在步兵操典的课上，问刘琨劈刺的问题。 记得那天加仑将军带了几个苏联顾问像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切列帕诺夫什么的来听课，所以刘琨讲课特别小心，生怕露怯。加仑将军就是传奇的苏联元帅布留赫尔在华夏国期间的化名。他是刘琨这辈子最敬佩的军人之一。他是从普通一兵成长起来的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在俄罗斯军队服役，俄罗斯国革命期间他组织了俄罗斯国版的长征，威震全俄罗斯， 1918年9月30日，在全俄委员会听取他们的报告时，执行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说：“????布柳赫尔的部队在极其困难下进行的行军，只有苏沃洛夫在瑞士的远征能与之相比，应当以俄罗斯国革命的名义向他们致敬。”会上将全俄罗斯刚刚设立的奖章，第一枚红旗勋章授予布柳赫尔。 尤其是加仑将军长期在远东领导作战，他对日本陆军各种战术、装备、编制也非常熟悉。刘琨当时讲的步兵操典，基本脱胎于日本陆军1908年11月颁发的《改正步兵操典》。结果，许晋申这混球就选了这个时机给刘琨出难题。 刘琨一直觉得这事儿是陈更的主意。陈更是黄埔一期的捣蛋大王，同学们没有不被他捉弄过的。这家伙对教官们也常暗地里设陷阱，你要是没几下子真功夫，绝对被他放倒。他唯一怕的人就是廖公，当时的军校党代表。听说他后来在华夏布党高层，依然好开玩笑，除了彭得华，谁都不怕。 那天就是许晋申先发难，陈更唱和。从刘琨讲到《步兵操典草案》第116条规定：“闻“冲锋－前进－“口令之预令，应即关闭保险机、放下表尺。闻动令，按照快跑要令，猛勇前进。”这时候起。许晋申举手要求发言：“请问教官，我有不明白的地方，为什么要放下表尺？” 还好刘琨备课充分：“这条规定来自日本陆军的步兵改正操典，日军称冲锋为“突击”，规定小队“突击”战斗的第86条指出，突击的战斗动作适用第35条（停止射击）的口令：“銃を安全裝置にし，照尺を舊位に復。”（步枪安全装置关死，照尺向原位恢复）。冲锋前放下表尺是必需的。冲锋开始时的快跑是单手提枪的“提枪快炮前进”。莫辛纳甘步枪与三八式步枪枪身长度相似，提枪时手提之处正好是是表尺部位，不放下表尺，就无法提枪快跑前进了。” 许晋申继续发问：“请问教官，关闭保险是为了什么？”刘琨说：“关保险是最基本的安全规定。拼剌刀是冲锋战斗的一部份。所以拼剌刀之前，步枪已经关上保险、放下表尺。这是传习自日军的安全规定。你们平时训练应该有体会的：操场上的劈剌教习，开始动作是“刀之交叉”，教官与习技者两人手上的步枪要互相对碰，如果枪膛已经压进子弹，却没有关上保险，在“刀之交叉”两枪震动的第一动就会走火。因此，在拼剌刀之前，一定会关保险。” 许晋申说：“报告教官，对这个规定学生有不同意见，我觉得按目前黄埔装备的枪刺情况，我们如果拼刺刀的话，会很吃亏。我们应该装填子弹上膛，拼刺刀时候先给敌人一枪。” 看着许晋申和满堂的学生，看着后面坐满的俄罗斯红军顾问们和陪同的黄埔高官们，刘琨......晕。 许晋申的这个刁钻问题，在历史上曾经是抗战华夏国军人最头痛的问题。华夏日本两军的剌枪动作相同，毛瑟步枪的剌刀也同样是开刃的“一剌必杀”大失血武器。既然剌枪战技与剌刀原理都一样，华夏国陆军的弟兄们拼剌刀时，就只能以体力决胜负了。突剌是体力的完全发挥，谁能眼明手快狠准剌出，谁能在敌人的剌刀剌来时迅速将敌枪挡开返剌回去，就能在白刃战中得胜。问题是华夏国陆军当年每天连小米也保证不了，日本兵却有牛肉罐头滋补，体力不在同一档次，因此在白刃交接的短兵血战中，华夏国士兵总是比不过日本兵。 听到许晋申的问题，刘琨仿佛眼前出现了他曾经在银河系地球二十一世纪看到过的抗战纪录片：一个个担架抬着与日军拼刺后的伤员们在泥泞中下撤，一位军官在路边慰问着受伤的战士们，伤员还沉浸在战斗带来的兴奋中，有的还能争相向军官报告战况，但受到剌刀伤抬下来的伤兵大多已经大量失血，那时军中还没有血浆输血，大部份的伤兵注定挺不过那天晚上，军官表面上笑着安慰着伤员们，心中无限痛苦。这还是当双方都装备同样类似三十年式铳剑枪刺的情况下，那么如果像黄埔生一样装备锥形枪刺，我军劣势会更大。许晋申这个问题，本来应该是那种用刺刀杀过人的才会注意到的要点，他一个学兵，哪儿来的见识？ 刘琨盯着许晋申问道：“你觉得以目前的枪刺装备会吃亏？你怎么知道的？你又没上过战场？”许晋申说：“报告教官，我们用狗做过实验。结果陈更虽然刺了狗两次，还是被狗咬了一口，到第三次才刺中狗的要害。如果是和敌人对刺，身强力壮的敌人反刺回来，我们就糟糕了。”“黄埔岛上哪儿来的狗？”“报告教官，是陈更专门弄来打牙祭的。”刘琨……汗。“陈更起立，你给我解释清楚是怎么会事儿。”“是，报告教官，是一条潜入交通船从而混进岛上的野狗，我用刺枪术与之搏斗，受轻伤，狗尸体已经由区队统一处理，报告完毕。”刘琨狠狠地瞪了陈更一眼：“你站着听着。”后者一副无辜的表情。 回过头来刘琨对许晋申说：“你们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在后面听课的加仑将军曾经在欧战中参加堑壕战，当时俄罗斯军都装备这种枪刺，也遇到过陈更这样刺敌不死反被敌咬的事儿。”学生们都哄堂大笑，陈更却维持着沉痛表情。“你知道加仑将军是怎么对付这个困难的？”许晋申摇了摇头，情不自禁滴回头瞅了加仑一眼。加仑笑了，说了句俄罗斯语，挥动双手做了个姿势。许晋申回过头来看刘琨，聪明地猜测说：“用铁锹？”刘琨点了点头：“没错，俄罗斯国的铁锹沉重锋利，磨一磨快，可以把敌人从肩膀向下斜劈开。加仑将军身高力大，经常把对手劈成两半。” “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像加仑将军如此神勇，所以步兵操典根据实际作战环境和装备也要做适当的修改，许晋申，你没有上过战场，但是能从陈更杀狗想到劈刺，你还是天生当兵的料嘛。不过你想的还是不周全，我问你，如果修改步兵操典，允许劈刺前不关保险以便实弹射击，你打算怎么改？”许晋申想了想，字斟句酌地说：“使行冲锋，下口令如左：冲锋－前进。各兵即以跑步前进，不关保险机，适宜伸张步度，猛勇前进。”刘琨笑了：“很不错了，你能模拟步兵操典口气来假设，看来对步兵操典已经可以倒背如流了。不过这还不够，步兵操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你不仅要告诉士兵，拼刺前可以开枪，而且要告诉他们怎么开枪。开枪方法不对是要害死人的。”看着许晋申不停眨眼思索的样子，刘琨补充道：“一般的步枪立姿射击是将步枪举起抵紧肩窝，但是这个姿式会在敌人剌刀剌来时曝露出上下胁。所以？你说呢？”许晋申明白了：“那就需要在操典里加上：准剌枪术预备用枪之姿势，将枪略指向目标之中央；且伸直左手，向右下方按压其枪，确实保持之，以行发射。但为将枪略指向目标之中央起见，右臂需稍上提。”这时候，刘琨听到了教室后排加仑将军的俄罗斯语发言，刘琨环视每个学生：“记住，加仑将军说，一枪剌下去，要在敌人肚子里打一枪再拔出来，只有死掉的敌人才是好敌人。” 十三年前黄埔的往事，还仿佛历历在目，那次关于冲锋前是否关保险的讨论，也在当时的粤省军界传为美谈，后来华夏国的步兵操典还真是按照课堂上对话写的，据说是加仑的翻译官记录了许晋申的口述词句，后来条令撰写人员一字不能易，只好抄录。从此许晋申军事天才的名声鹊起，从黄埔毕业就被粤军抢去当连长。 坐在许晋申身边的，是边军训练总监陈常捷，他日常与巴格拉米扬等苏军顾问一起钻研训练，比较融洽，但是他很显然对大战的前景非常向往，因为他是边军里著名的好战分子。这时候出来和稀泥：“华北真的发生大会战的话，我军装备训练俱佳，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建议急进察哈尔。察哈尔地形复杂，东有南口控扼北平后方，北通热河，若华北爆发大战，虽然平津已经被日军渗透，但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可以从察哈尔牵制。” 陈常捷本来也是刘琨从晋军中挖过来的，他是福建人，1892年生，保定军校一毕业就去了晋军，从实习排长一路干到1926年的旅参谋长。刘琨在穿越前就久闻陈常捷大名，此人是晋军中第一猛将，如果傅宜生那帮后来自立门户的绥远军不算晋军的话。 地球历史上山西省抗战最关键也是最大规模的会战是残酷的忻口战役，日本陆军总指挥板垣征四郎率领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与精锐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合力攻击中国陆军坚守的忻口。日军不愧是精锐，一个冲锋就实现了中心突破，占据了南怀化阵地。为了夺回南怀化，后来被盟军和日军敬畏的卫立煌将军派出了抗日英雄郝梦龄军长和名将陈常捷这对梦幻组合反攻，激战中，不幸郝锡九殉国，陈常捷接过前敌指挥权，在最重要的中部主战场与日军反复争夺，双方激战半个多月，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日军主攻部队竟然多次打光，不得不三易联队；陈常捷也打光了自己基干部队，但他指挥有方，沉着坚守，硬是用东拼西凑的残兵在南怀化红沟的血肉磨盘战斗中坚决守住了阵地，一战成名，由于忻口战役参战单位有晋绥军、中央军、八路军、川军、西北军、陕西陆军等等，陈常捷善战之名，传遍了中日两军，奠定了他抗日名将的不坠威名。 北有忻口战役，南有淞沪战役，能在这种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中，像陈常捷这样杀出威风的，古往今来没有几个人。他是像当阳桥前一声吼，喝断桥梁水倒流的张翼德那样的猛将兄，而能为民族而死战不退，这份光荣又远超张翼德。穿越到这个时空后，刘琨一直对这位前世敬仰的名将念念不忘。终于刘琨找到了机会把注重荣誉甚于生命的陈常捷挖了过来。说实在话，刘琨这些年，被陈常捷折磨得够呛。刘琨不是说他没符合刘琨对他军事能力的期望，而是，他太符合刘琨对名将的期望了，所以给刘琨带来麻烦很大。首先是求战太强烈了。九一八的时候陈翼德（刘琨们给他起的绰号）看了西北边防军为准备抗战事告全国人民书后，他热血沸腾，就跑刘琨这儿来了请命去参加东北义勇军，哪怕当个小兵也愿意。后面这几年刘琨就得忍受他一系列的请战书。从一二八到察绥到长城抗战，要求去军情四处（情报，当时负责对东北秘密工作）支援东北抗联更是他家常便饭，这厮对作战的爱好后来还发展到国际去了，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居然请求刘琨派他去国际纵队，他说国内捞不到打日本，去欧洲打意特利也能练练手。烦的刘琨呀，一有对日冲突，刘琨就恨不得把他打发到苏联军校去出差，省得耳根子不清净。 然后，除了作战，最大爱好就是带兵练兵，一天到晚的下部队，仿佛老婆不存在，恨不得抱着挺轻机枪睡觉。刘琨觉得嘛，与其让他老是到自己这里来吵着打仗，不如给他找点儿事儿分散精力，就嘱咐他把晋军训练的方法总结下，西北边防军要吸收中外军队的优点，总结出自己一套训练方法来。这老兄听了觉得有理。就立刻身体力行，下连队。 在座的都是边军司令部的精英，刘琨耐心地听着各位将领的意见，手指头时不时轻轻敲打着桌面，最后言道：“日军对华北的企图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且必然会很快发动，因为他们以前的得利都太轻松了。可叹金陵还判断要到民国三十一年才会爆发战争。 无论如何，军委会的代表团已经来到长安，明天开始的中央与西北就作战计划的交流很重要，常委员长是很重视这次会谈的，你们看他组的这个谈判班子，徐永昌与西北纵队曾经有所合作，这是想取得我们信任；林蔚将军是***委员长的同乡也是军务熟悉的行家里手，林蔚任参谋厅厅长，现在也是军事委员会的厅长，他是委员长最信任的军事专家。俞大维不用说了，兵器装备方面是当家人。可以看出，金陵政府对于西北边防军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作用是寄以厚望的。对日作战是国战，关系到民族生存的大决战。我们西北边防军一定要尽力为国争光，打出水平来。战争最可能在平津爆发，可惜平津及冀察二省属于二十九军地方势力管辖，而中央军也对这片地区虎视眈眈，局势错综复杂，我们西北边防军无法在第一时间介入该地战局，恐怕等我们出战，平津局势已经难以挽回了。” 第三章 未解忆长安 1937年7月7日夜里九点多钟，金陵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徐永昌和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正在长安市派克大厦底层的西式酒吧里面对酌，从建筑装饰风格上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乡村式酒吧，有着低矮的木制天花板和粗糙的橡木横梁，那摇曳的烛光，温暖的啤酒，铁艺的壁炉，还有英国开发的最好的木头家具。 可是这家酒吧老板也善于制造文化拼盘，这里有一个爵士乐队在演奏着美国流行的音乐，啤酒是德国地道的鲜酿。兼容并蓄的原因是派克酒吧的业主是受过英式教育的，而现在的经营者却是几个新从欧洲移民到长安的犹太人经营的，他们其中有人来自慕尼黑。 这地方是俞大维和手下在1934年初来长安的时候发现的，兵工署聚集了一大帮子德意志留学归来砖家，他们无论专业如何，都是德国啤酒的铁粉，而派克大厦的这个酒吧，竟然有从德意志进口的全套酿酒设备，真是大大满足了这帮德粉的胃口。于是从此，兵工署就和派克大厦的长安派克酒店签署了长期协议，这帮德粉们每次到西北出公差就住在这里，这次也不例外，今天他们刚从酒泉回到长安，又入住了派克酒店。 晚饭后俞大维拉着老派的华夏国绅士徐永昌来酒吧里过一把洋荤。 1932年5月，长安派克饭店由四行储蓄会出资建造，设计师是匈牙利著名建筑师邬达克，承建是西北陶馥记营造厂。派克饭店外形类似1920年代美国国国摩天大楼，外立面采用直线条，是现代派表现主义风格与装饰艺术派风格混搭风。建筑共24层，其中地下两层，地面以上22层。在第一、二、三层和14层以巨型圆角玻璃镶贴，显示出强烈的通透感和现代感，这种玻璃幕墙在当时尚无先例。其它楼层采用国产花岗岩及釉面砖作为大楼的外墙贴面。长安派克饭店与1934年12月在上海落成的国际饭店如出一辙，共同分享远东第一高楼的名号。 这一次金陵金陵政府派这二位军事委员会的大员率代表团来访，目的是了解西北的军事、兵工实力，洽谈在未来可能的反侵略战争中，西北边防军与中央军的协调配合计划，也考虑国防工业可能的整合方法。为此，代表团人选之安排也是煞费苦心的，既有刘琨当年进军西北时期的合作伙伴、军界元老徐永昌，也有***绝对信任的同乡、军事高参林蔚，还有少壮有为的俞大维等。 对于金陵政府而言，西北边区即使以习惯了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局面的民国风情而度量，也是够神秘够独特，尤其是西北的军事军工实力，可以说完全是个黑盒子。 西北边区是由刘琨遵照民党前领袖孙逸仙遗嘱，带领黄埔军校教导旅，联合北方的革命势力，组建了建国北伐先遣军，经过一年多奋战后，统一西北而建立的。民党自从北伐后，多年陷入了常、汪、粤、桂各派的内斗，西北边区从不参与其中，只是自己埋头搞建设，对于各失利的派别，也都是善意提供避难所。因此无论哪派掌握实权，都对西北的自治状态默认。 更何况从法理上讲，刘琨主政西北是民党前领袖遗嘱所确定，从人情上讲，各派都欠刘琨的，尤其是***，别的不提，刘琨算是他姻亲，还在***还是蒋志清的时候为他挡了一枪。从实力上讲，西北边防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与苏联是同盟关系，故此金陵政府一直满足于作西北边区表面上的中央，而不去计较西北实际上的独立。 西北边区自己呢，自从1924年起，一直奉行广积粮搞工业不内战的政策，虽然全民全军都进行了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核心价值教育，但是各项抗日战争准备工作都是低调进行的，这是为了不让日本军方对西北产生警惕。1937年前，西北边防区政府的对外（区外包括金陵政府和其他军阀及世界各国）政策可以总结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刘琨很清楚金陵金陵政府那边鱼龙混杂，日本的走狗间谍众多，只要是涉及能源、军工等方面的敏感信息，都是对金陵严格保密的。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西北的玉门油田，虽然很早就发现了大量石油储备，从1930年代起，基本上垄断了国内的汽柴煤油市场，可是在西北给金陵政府实业部的能源上报统计上，居然无耻地写着年产不到一万吨的原油产量，这简直是把全世界当猴耍，尤其引起了日本帝国情报机关的愤怒。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后来日本人发现很多以美国国石油制成品名义卖给他们的高标号汽油居然是西北石化产品，但这已经是三十年代中后期的发现了，对于日本军方而言，想要采取任何压制西北发展的措施已经太迟。 西北边区的情报安全工作是十分到位的，边区很早就实行了居住证制度，一切区外的华夏民国公民和外籍人士要进入边区必须持有边区认可的机构颁发的边防证，形同异国签证。虽然此举遭到了边区内外媒体一致诟病，但是西北军政公署却借口赈灾和社会福利必需，强制推行。边防证制度实行多年后，才逐渐显露出它的真实目的：日本公民发现这事儿很不对头，他们几乎总是被以种种借口拒绝签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往往被使用最多的借口是西北风沙太大，导致多种流行病，为了日本公民身体健康，不得不拒签。这活说得，好像西北的病菌专门入侵日本人身体似的。看着每年大量前往西北赚钱做生意的美国国和欧罗巴人，日本人莫名愤怒。 总之，在这些措施下，金陵政府对西北的军事、经济情况不甚了解，但是张杨兵变之事后，***迅速转向了对日强硬路线，华夏与日本的战争一触即发，面对新的形势，西北军政公署决定改弦更张，公开表明支持抗日的态度，并开始与金陵中央政府全面展开抗战的准备工作。现在华北形势紧张，金陵政府在面临着日本入侵危险的时候，终于望向了西北，想寻求抗战的伙伴，于是刘琨长官下令为金陵政府的军事军工考察提供各方面协助。西北军政副长官邓瑜此时也是甘省省长，由他主陪。陈常捷现在是西北边防军的训练总监，这次他没有去庐山培训，而是与炮兵总监李兴中一起，一起陪同徐永昌们，对西北边防军的战备情况做了详细了解，走访了训练基地、军马场、炮兵学校等战备设施，还观看了一个步兵团的进攻防御演习。 为了满足俞大维署长的强烈要求，邓瑜、李兴中、陈常捷这次带着徐永昌、俞大维率领的金陵军事军工考察团参观了西北第一、第二机械工厂，这是西北边防区为抗战准备的核心兵工企业。该企业由西北开发集团公司下属的西北机械公司投资。西北边区为抗战的工业准备全面有序的，有着完整的配套，一切的工作都是根据西北边区开发设计委员会的长期规划而实行的。 可是西北边区的金融政策则完全不一样，是向农业水利、兴办实业倾斜的。西北发展银行得到了海外爱国侨民财团的支持，从美国国和欧洲调来了大量外汇资金，以此为杠杆，撬动华夏国内的金融资本大量流入西北的工农业建设中去。比如西北的水利建设，就由西北发展银行提供了大量贷款，而且由其出面担保，由西北农业合作社为借贷主体，向全国发行西北农业债，筹集资金，为水利、农机、化肥方面的建设提供资金。西北的铁路、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等的重大建设，也都以债券、股权投资等形式进行融资。 由于西北的各项建设是纯商业化运作，资源独特，项目获利丰厚（以铁路为例，二五计划期间西北铁路营业额持续攀升。），作为担保方的西北发展银行或者西北其他融资平台资产资产丰厚，华夏民国的各银行对西北的债券等金融产品趋之若鹜，北四行就购买了大量的西北电力债、邮电债，这还嫌不过瘾，又斥资在西北开始买地，开发起房地产来。 随着西北的各项实业蒸蒸日上，西北主要城市作为工商运输业枢纽和文化教育金融中心的地位日渐凸显，北四行就很看好韩城开发区、长安、兰州的房地产，问题是西北边区政府真的精得跟猴子一般，他们早就趁西北大旱灾，土地跌到一文不值的时候，实行合作化，把农村地权都归拢到农业合作社名下。至于城市的地权，则利用政府掌握着铁路线路和各项开发规划的机会，提早以低价收购、旧城区改造或者铁路、工矿股票置换的形式，从私人手中巧取豪夺了去。卖地所得款被投入了市政和基础设施建设，西北各城市的面貌得以日新月异地改善。 北四行这样的地产开发商或者业主，只好从西北边区政府手里买地，于是西北边区政府每年的土地拍卖就成了国内大公司们投标竞买的盛宴。比如这派克大厦的地，就是1932年北四行用百万元以上高价从竞争对手手里抢下来的，单价弄得跟上海市租界的地一样贵了。好在西北的经济发展那是杠杠的没话说，派克大厦建成后，无论是酒店、办公楼、公寓楼都是贵客盈门，财源广进，喜得北四行董事们眉开眼笑，据说他们准备再去兰州大展拳脚，那里石化企业扎堆，楼一定更好卖。 俞大维在亲身到长安以前是不敢想象这里居然有如此现代化的西方式的酒店的，他透过玻璃窗，望着华灯初上的日新月异的长安街景。长安电力是充沛的，西北煤炭最早来自韩城开发区附近的矿山，质量又好数量又多，后来又补充了玉门、天水、甘州等煤矿，这里的电力电灯公司也是来自上海市商人投资运营的，西北政府采取鼓励民族工业的政策，像电力这样的公用事业，基本上交给有实力有经验的国内私营股份制企业开发。上海的实业家们既有国际视野和现代企业运作经验，又能享受到西北扶持民族工业的各项优惠政策，成为了西北现代工业的奠基群体主力军。 有了上海的供电经验，长安电力公司发展十分顺利，而且由于西北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通盘考虑的，电力公司还与长安路政联合开发了石灰煤渣混合料路面,利用发电产生的大量废弃煤渣，改善道路。民国二十年开始在长安的黑色路面下铺筑石灰煤渣土试验路面,民国二十二年在全边区推广这一技术，现在这种路面已经成为西北市政道路的主流了。 俞大维捧着硕大的啤酒杯子已经微醺，他的酒量其实一般，夏夜里，他只穿着白色衬衫，有个小领结；对面的徐永昌则依旧是一件浅色长衫，清瘦的脸也被啤酒烧得有些红了，酒吧的吊扇使劲儿地给他们吹着风，这吊扇也是西北韩城开发区的产品，华生牌的，上海私营电扇厂跑到兰州设厂生产的。 这个建在底层的酒吧，面对着长安最热闹的商业街，建筑师设计了落地窗，让酒吧里的客人可以观景饮酒。落地窗甚至俞大维手里的啤酒杯子的玻璃原料也都是韩城开发区里企业产的，这个玻璃厂叫信成广玻璃厂，它的老板是来自鲁省博山。博山作玻璃源远流长，光绪三十年初,鲁省巡抚周馥批准山东省农工商各局关于创办博山玻璃公司的呈文,准予开办,并拨库银五万两作为官股。由张謇、许鼎霖、顾思远等人负责,购置博山城北“六十亩圈”作为厂址,筹建博山玻璃公司。 据记载,自1914年至1919年,博山的小型玻璃生产作坊如雨后春笋般骤兴,盛时多至十数家,年产达7000余箱,一时出现了博山平板玻璃的盛世。其开创之功,非博山玻璃公司莫属。 据《华夏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载文称:“博山为中国第一之玻璃制造地,原料与燃料之丰富,以及工资之低廉,为其发达之最要素。欧战以来,外货一时输入杜绝,博山玻璃之需用,博得非常声价,北自满蒙,南至南洋,殆无不知博山玻璃之名者。”民国商务印书馆编印的《重编日用百科全书》中册,物产玻璃项下说:“吾国组织玻璃厂,始于前清光绪季年,时有山东博山玻璃厂。”可见其影响之大。 西北边区政府实行农村合作化改革，为了保证社会公平和尊重私人财产，鼓励原来的地主们用土地置换公有的企业股票，或者用土地向银行抵押换取工业企业的创业基金，有几位秦省的士绅们就以土地获取了创业基金，与博山信成广合伙，开设了玻璃厂。西北边区政府的工业政策是鼓励地主向企业主转化的，西北边区政府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一种高效率的经济，政府在经济和产业发展中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对于那些资金投入大，回收周期长、操作技术性强复杂的项目，比如合金钢的科研开发，比如白银矿山的开发、车床厂、齿轮厂等，都是政府操刀；对于如自行车、玻璃等轻工业产品或者民用建筑业等，政府放手让私营企业去开发。这取得了良好效果。比如信成广玻璃厂，就迅速发展起来，现在徐老板已经举家从山东搬到了韩城居住，而且还开设了一座耐火材料厂，继续和那几位秦省的地主们（现在已经是企业主啦，作玻璃赚钱比收租子快得多）合作，雄心勃勃要吃下秦省正在陆续开张的几家钢铁厂的耐火材料生意。 坐在充满了异国风情的酒吧里，享受着西北十年以来现代化建设的产品，徐永昌心中百感交集。徐永昌和俞大维不一样，他1925年就和刘琨一起带兵进入过长安，当年的长安可不是现在这副模样，徐永昌到现在还记得民国14年时候刊登在长安本地小报上面一篇本地文人戏说长安民俗的文章，大致是这样写的： 长安，因处在高原之地，饮水方面，非常困难。往往打井三十丈，还不见水，即或有水，也是鹹（咸）的不得拿来喝，所以家家固然都有井，而天天饮水，依然要出去买。唯其水是这样困难，所以去买水，而水的价钱也特别贵，平均每担水非要五十六钱不可。至于自来水，那更谈不到了。 长安的酒，本地制的，火酒质太多，外边来的，又特别贵。记得有一天在一个清真的“西来堂”吃饭，喝了一瓶五星啤酒，算帐的时节，他开了一元五角八分。当时我觉得非常之怪，后来看到了瓶子，却然怪了——瓶子上的税票都贴满了！茶叶也非常之贵。大约长安的日用物品的来源，差不多是来自陇海路，而交通又这样不便，自然难怪其昂贵了。 至于吃的方面，长安本地人，一如蜀黔一带的讲究“辣”食，而又加上“酸”。 举一个例子：长安人吃面条的法子，是把面粉滩成饼的样子，用蒸笼蒸熟（？），切成细条，然后再用“醋”和“辣子末”煮起来，结果，又酸又辣。外地人，殊难下咽。其他，也多不能为外人享用的东西！ 长安的戏园子，也有几个，可是设备方面，都是因陋就简，还不如北平的天桥。 至于本地的戏都是秦腔。曾经到过北平的秦省“易俗社”，在长安市上的魔力不小。可是当地人对于自己的秦腔，并不表示怎么样热烈的欢迎，而对于西皮一簧的“京腔”，却又相当的赏鉴。不过在长安市上虽然也间或有唱京腔的，多半是来自豫省的末路角色与夫一二供职于机关上的“票友”而已。 电影院，只有南苑（院）门的一家，叫做“阿房宫”。名字漂亮极了，可惜设备方面同所演的片子，糟到了不可言状，最大的毛病，乃是电力不足。因为长安城没有电灯，而南苑（院）们一带是商业中心，所以这一家阿房宫电影院，便作起投机事业。一架小小的磨电机，除掉自己演电影之外，兼供给南苑（院）门一带铺户用电，所以铺户的电灯既不明亮，而电影演起来，更觉感光之不足了。 长安城的鸦片是“公吸”“公卖”的制度，就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也都会吸鸦片。朋友见面，互以鸦片相让，其殷勤态度，实过于让香烟者数倍。假如有一个人，不会抽鸦片，那末他们认为奇人之谈，同时发出一种疑问：“为什么不会吸鸦片？那是顶上的补品呢！”统塞长安市上的，都是***的铺子。谈到价钱，便宜极了，一块钱平均可以买到四两以至六两之多。***的铺子门前，都悬着一个小方灯，四面，一面一个字，是“清水净烟”——意思是不掺烟灰。最著名一家，称作“歪十字”。每天清晨，老太太小姐们，提着小筐子，挤在那里去买。这个五十钱，那个三十钱。买的人真是多得不得了！旁边的烟店，比栉的都是，但都要挤到“歪十字”去买。还有，长安城中，下街收买“烟灰”的，非常之多，只要你到长安去，便可以使你看到，提着筐子的小贩，筐里面放着烟灯，烟杆……之类，同时口里喊着：“烟灰呀！烟灰呀！”。烟灰拿来卖钱也可以，拿来换烟具也可以，这真是一种特殊的买卖！ 推其长安烟风之所以如是之盛，唯一的答案乃是由“烟税”的关系！所以本地人譬如有田地一顷，那末他要种八十亩烟，只拿二十亩来种粮。你如果问他：“为何如此？”他说的好：“先要解决我这一年的烟的问题之后，再来谈吃饭吧！”所以本地的粮食都要仰仗于外省。 长安本地人的生活，本没什么稀奇的地方，不过他们有一种特别的风俗，乃是“装乞丐”。 长安的乞丐，多得不得了，但是这些乞丐，多半都是有产之家，因为避免当地土匪的援乱起见，不得不来“装穷”，所以他们身怀烟具，沿街乞讨。讨来的饭，便吃，讨来钱，便买烟抽。这种现象，很是特别，然亦可见长安附近之匪炽了。 这就是民国十四年徐永昌看到的长安，要不是他自己亲身经历了前后两个长安的变化，他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这是同一个城市。徐永昌去金陵军事委员会任职之前，曾经在晋绥相继担任政府职务，晋绥与西北边区关系不错，经常互相学习，徐永昌也曾经来长安参观考察市政经济民生情况，他知道现在的长安，鸦片早已被禁绝了，原来的烟铺被各种杂货铺、书报亭代替。二五计划刚开始长安自来水公司就为市民提供了生活用水，市政照明均改为电灯，整洁的街道边没有乞丐的踪迹，西北嘎斯汽车公司生产的公交车辆不时驶过，伴随它们的是大队的自行车。 长安市内道路用的都是国内罕见的煤渣路，三十年代只有金陵的中山路是沥青铺路，煤渣路算是很高档了。三十年代华夏国由于没有石化工业，沥青来源要靠进口，好在西北有着玉门油田、酒东油田、青西油田这些原油产地，合资的西北美孚石化公司有着很大规模的炼油厂和配套石化厂，沥青产量有一定保证，但是都用来修筑战略公路了，军事委员会总是有着奇怪的想法，比如来自绥远西部的参政员就揭发军方他们用沥青修建了从定远营到外蒙古的公路（苏联的军事援助通道），你说那荒原上的路，有谁走啊？长安市政建设委员会对此颇有微词，他们觉得市内的道路不如荒郊野外的公路好，实在岂有此理。但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对西北路网建设有指导权，他们坚持军事优先，别人也没办法。话说回来即使是煤渣路，也是华夏民国内一流的市政道路了。 衣食住行是看一个城市进步的标杆，西北边区的工业改变了长安人的这一切。对于外地来到长安的人而言，长安的交通是给他们印象最深刻的。长安人颇以自己方便的市内交通为自豪，首先是路好；其次是长安人有车，自行车。自行车在长安的普及，是西北工业特区的功劳。民国三十年代的自行车是很贵的。 老作家流沙河先生在其著作《为成都人叫魂》中回忆说，抗战前一辆自行车在成都要卖一百五十块大洋，是一个壮年劳力三年的工钱，相当于一个中学特级教师五个月的工资。 原因很简单，民国时代没有完全国产的自行车。截止1949年，即使是在自行车制造工业最为发达的上海市，也没有一家车厂造得出齿轮、牙盘等关键零件，大家只能生产车架、车把、链条、鞍座、脚踏、辐条，核心部件仍需从美国国进口，然后再配以国产零件，组装成一辆号称“国货”的自行车。 在这个时空，韩城和酒泉工业特区里有着大量的为汽车、化工配套的机械加工企业，对于能做汽车变速箱配套的齿轮加工厂而言，自行车的齿轮简直是小菜一碟，而韩城、酒泉的钢铁厂又解决了自行车的原材料问题，于是不少头脑灵活的江浙企业家就看中了酒泉自行车的生产潜力，后来风行全国的永久、神行太保等自行车厂家，蜂拥而至开设工厂，从而在韩城形成了一个齐备的自行车产业链。完全国产化后，自行车的生产能力仅仅受到了市场需求的限制，自行车具备了工业化生产能力后，成本迅速下降，通过玉潼铁路和陇海铁路，迅速行销全国。 神行太保自行车厂是经营最灵活的一家，他们推出了木兰自行车，针对女性或学生的车型，走平价路线，把价格一下子打到30大洋以下，顿时风靡全国。木兰自行车推出的民国二十四年是被媒体惊呼为自行车元年。西北产的自行车在上海市热卖，连当时的电影明星都不能免俗，当时的报纸写道： 备一部包车，要用一个车夫，实在吃勿消，因此自由车（作者注：民国时代自行车的别称）威风了起来，连得陈云裳两腿之间骑马势一摆，也踏起脚踏车来了。陈云裳有啥花头？顾兰君总归要轧回台型，汽车束诸高阁，看见陈云裳学脚踏车，马上闪电似的甩四十块钱买了一部七八成新的自由车，浑身西装打扮，墨黑一副眼镜，在《白兰花》拍摄时就出现了，踏进踏出，真个是神气活现。刘琼也骑了一辆车子凑热闹。岳老爷一看，脚踏车踏得远，东打听，西打听，花了一百块钱，和人家研究价钱，也买了一部脚踏车。 长安市民们作为最接近韩城、酒泉工业特区的都市消费人群，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各大自行车厂在长安都有完善的销售和服务网络，于是很快，自行车就普及开了。 自行车车型有男车和坤车之分。男车有横梁，坤车是弯梁，为的是女士穿旗袍、裙子方便上下车。骑自行车还有两个约定俗成的“讲究”：骑男车的要穿着休闲式西服，不能打领带。骑坤车要穿毛料子长衫，底下是西服裤子、皮鞋，女士多讲究穿短款裙子。当时的长安还出现过“玩车一族”，也就是把自行车捯饬得非常漂亮。有的在车把上装上反光镜，有的给车把配上颜色鲜艳且带长穗儿的把套儿。有的给车安上双响的铃铛，一按铃铛把儿，铃声清脆悦耳。那时长安不少车主都给自行车安上磨电灯。到抗战爆发前，长安已经有二万辆自行车跑在路上。 酒吧里的乐队正演奏着悠扬的爵士乐，窗外虽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但是仍然有年轻人们骑着自行车，响着清脆的铃声，奔向自己亮着电灯的家，徐永昌觉得日新月异的长安真是一片乱世中的乐土。 第四章 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正当徐永昌体验着西北民用工业给长安市民生活带来巨变的时候，中央政府的兵工掌门人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脑袋里回味的是西北军工业的惊人潜力。 金陵金陵政府的军队装备生产、研发、引进主要由兵工署负责。兵工署于1928年11月11日在金陵杨将军巷成立，隶厉于金陵政府行政院军政部。第四任署长俞大维，任职时间为1933年1月17日起。 俞大维能够超越众多的民党官僚，担当大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博福斯山炮采购案中能够一心为公，选型和谈判过程顺利，为***元帅解了燃眉之急。事情原来是这样： 一二八事变后，果脯觉得日军入侵在即，便开始到处采购兵器，其中重中之重又是山野炮。如此重视炮兵点解？战争样式和战术发展的必然。***从三十年代初开始请德意志军事顾问团为他筹划整理陆军，洋顾问大人首重炮兵。魏采尔任总顾问时，针对日军步兵在战车与飞机掩护下攻击前进的战法，他建议金陵政府置办新式武器，“唯各师需有相当之新式兵器，施以新式训练，”才能对日军“切实抵抗或击破之。”塞克特则强调：“步兵与炮兵的合作是现代化战争的灵魂”，认为在将要发生的抗日战争中，“面对日军炮兵和飞机的优势，若无相对的炮兵与之抗衡，…获胜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因为中央军大部分师属火炮还在用德国1904年的技术！话说大清末年，江南制造局就在自己产高碳钢基础上，成功仿制了当时世界先进的克氏山炮克虏伯1904式14倍径75山炮，沪造克虏伯式75毫米山炮于光绪31年（1905年）仿制成功，是华夏国国军工业进入20世纪后，制造出的首门管退后坐的后膛装填火炮，标志着华夏国近现代火炮生产开始赶上世界潮流。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口径：75毫米，初速：280米/秒，最大射程：4300米，高低射界：-8度至+15度,方向射界：左右各2度，战斗全重：386千克。机动方式是整炮由一马挽曳或者拆解后由四马驮载。这款炮及其炮弹江南厂能够完全自制，进口只是复进簧而已，同时代的两大名炮德意志克式野炮和法兰西国75野炮都是与沪造克式山炮同样的碳素钢。大清所谓的碳素钢就是二十一世纪的45号钢，45号钢经过热处理也就是淬火和回火工艺之后，是可以用作枪炮钢的，沪造克虏伯75山炮在早期的缺点是炮弹，长期就是生铁的，到了巩县兵工厂生产的炮弹才改成钢铸，威力大增啊，从130克黑火药升级到380多克***。 沪造克虏伯山炮从1905年开始陪伴华夏国陆军，1930年代金陵政府军事委员会曾经下文要求将陆军中的克式山炮退役，结果引起军中极大反弹，因为华夏国陆军除了克式山炮，就几乎没有其它的队属火炮了。 用光绪年间仿制的炮打昭和年间的鬼子，显然不行。怎么办？靠自己研发生产新炮？你想多了，根本不可能。华夏民国1931年九一八前，全国兵工厂设备老旧，重武器不能生产。由金陵政府兵工署所控制的仅有上海市、金陵、汉阳、泉城、德州、巩县等地的兵工厂，蜀省、粤省、桂省、晋省等兵工厂则由地方实力派控制。生产技术都比较落后。上文中兵工署在表格列出的这些兵工厂，由于缺乏钢铁、化工等基础工业的支持，原料都来自于国外。这些兵工厂实际是组装厂而已，只能从国外进口关键部件和各种原料后，在厂里装配。这里举个巩县兵工厂的例子大家一看就明白了：1935年1月的一份兵工署巩县兵工厂材料来源列表报告， 枪管钢17158.1公斤， 来自德意志、奥国， 枪件钢20867.3公斤， 来自德意志、奥国， 熟铁3446.1公斤， 来自德意志、英、奥国， 无烟药3922.16公斤， 来自德意志、美国、奥国。 其他金属， 包括铅铜和所有钢料， 油料及化学品， 大多进口自外国。 足见当时工业基础之薄弱，这种国防工业根本就是仰人鼻息，一旦与外国发生战争，这些兵工原料是根本就难以进口的，没有枪管你怎么****？没有***你怎么做子弹？甚至不仅仅是造枪用的钢件，连熟铁都要靠进口！这并非个例，规模小于巩县兵工厂的广州石井兵工厂就是：所有枪炮零件，由洋行出具材料号，洋行说去哪个厂家买几号钢，厂子里就照做，离开洋行就开不了工，甚至手榴弹的***都要买英国产品。一个连手榴弹都无法独立搞定的兵器工业，对于新炮的研发生产更是痴人说梦。 好在果脯有祖传的老方法：买买买。向谁买？果脯一向采购上高端大气上档次，炮，我果只买德意志国克虏伯的。可是德意志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被凡尔赛合约禁止研发和生产重型火炮。走投无路的克虏伯炮厂就走了邪路，他们和瑞典博福斯公司合作，以博福斯的名义搞火炮的生产研发和销售。于是俞大维奉命赴德采购欧洲有名的博福斯工厂生产的75山炮。熟知果脯官员那惊天地泣鬼神的廉洁奉公操行的瑞典厂方告知他按照惯例将有一笔不菲的回扣，而这笔佣金足以购得3台同样规格的山炮。他轻描淡写道：“希望你们赶工，15门山炮一齐交货。”厂方惊讶于中国政府中尚有如此廉洁之官员。当被国民政府问及何以多出三门时，他依然轻描淡写道，“是送的。” 日本鬼子那是相当配合，这边俞大维还在考察谈判，那边关东军嘁哩喀喳侵略热河冀东毫不含糊，尤其是鬼子炮兵，用改三八野炮一路平推中央军和各地方军的步炮兵阵地，打得华夏国守军一再崩盘。被打得满头包的老常抓住先进的博福斯山炮作救命稻草，想拿来博福斯山炮做他炮队的万能主力火炮，也就是压制火炮伴随火炮都靠它了。他于是一口气买了一百三十二门原厂货。中央军上下也齐声称赞委座英明，有了克虏伯技术在手，抗战简直就是胜利在握。委座高兴之余，把具体办事儿的俞大维也牢牢记在了心里，这后来越级提拔，也是对他在博福斯山炮采购中尽忠职守的报答。 虽然通过博福斯山炮军购案显山露水后的俞大维高官得坐，可是中央军却发现，博福斯山炮在华夏国的实际作战环境下有着非常大的问题。中央军是攘外安内的先锋，经常进入赣南的山地作战，这就要求博福斯山炮也能伴随前进，否则叫什么万能炮？山炮在山地的行军是要采取分解后，马匹驮载的方式，博福斯山炮也确实设计来分块驮载的。问题是这货分解后的单块负荷也太重了，中央军的大骡子驮不动，人家欧罗巴洲高端货是设计用高端重驮马驮载的。这下苦了中央军的老爷兵们，他们不得不和骡子一样辛苦，手抬肩扛，每天还走不了几步路，贻误战机事小，吃苦受累事大。全军炮兵上下怨言满满，都说博福斯山炮不好用，***不懂炮兵业务，耳根子软又好面子，就悄不言声地把博福斯山炮废了。这废了博福斯山炮不要紧，中央军到底用那款炮抗日又一次搞不定了？俞大维心中大叫，苦也。这可是兵工署的本职工作呀。 平心而论，兵工署也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一方面火炮对抗战至关重要，有炮则生，无炮则死，职责所在，无可逃避；另一方面用户单位中央军炮兵却是一帮子好逸恶劳，眼高手低的家伙。他们希望得到一款射程远（这样安全，日本人打不到中央军炮兵，中央军炮兵却能打到日本人），重量轻（这样安逸，中央军驮炮拉炮的马匹可是炮兵们捞外快的取款机，克扣这些牲口的口粮最来钱，可是吃不饱的马骡自然也就拉不动重炮），山地平原都能用，价格低产量大的火炮。可惜这几个特性根本自相矛盾，无法达成。 射程远的话，自然需要炮口初速大，那就得多装药，长炮管。多装药了后坐力大膛压大，火炮各部件就得坚固，自然重量必大。长炮管也是加重的一个主要因素。你怎么可能要求一门打十三千米的炮和一门打六千米的炮一样重？炮重了嘛，自然就难以在山地驮载机动，自然就制造成本高，工时长。 可是中央军炮兵义正辞严地指出，我军预计的对日作战战场在华北平原，对手是日军师团队属炮兵的改三八野炮，该炮射程可以达到11千米之多。如果兵工署硬塞给中央军一款射程在九千米以内的火炮，那根本是给日军送人头。如果贵署给我们的炮太重，那么我炮兵无法山地机动，所有山地作战都将得不到炮兵掩护，那来找贵署赔人命的就不是我们炮兵而是广大步兵兄弟们了。 在这种矛盾处境下，中央军的队属火炮始终无解，一直僵持到了1936年底，俞大维才从西北边防军这里偷到了答案。西北边区在过去的十二年间，一直埋头发展经济，为了不惊动日本军方，西北边区煞费苦心，甚至连原油产量的数据都讳莫如深，更不会泄露军事和军工上的抗日准备了，为了瞒住日本，连中央他们都一起骗了，他们理直气壮地说金陵那边鬼子探子太多。一直到1937初，西北边防军的装备和编制即使对于金陵中央政府也是严格保密的，这没什么奇怪，在刘琨原来银河系地球的那个时空里，阎锡山的晋军也是不让中央军得到他们编制装备的哪怕一点点消息，直到1947年，晋军还把一个泄露部队编制给南京政府的军官给毙了，罪名嘛当然是很幽默的通共。日本唯一对西北边区有戒心的战略家石原莞尔形象地称西北边区的这种防备措施是铁幕。 打破这一切的是张杨兵变。在这个时空的张杨兵变发生在福州，***被扣押后，民党内部大乱，日本间谍趁机插手，煽动一些军人想在金陵搞亲日的政变，西北边防军军情四局及时揭发了这一阴谋，得到当时仍然被软禁的***口谕后，西北边防军调动了一个师，以与中央军联合军事演习为名，进驻金陵近郊，与中央军中爱国部队一起，平定了亲日份子的叛乱，从这次事件后，西北边防军的真面目才为人所知，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被首都各界交口称赞。***返京后，也亲自检阅了这支部队，他也对部队赞不绝口，称他们为黄埔精神之继承者。俞大维也是趁这个机会，才发现了西北兵工这个宝库。 1936年末，在福州事变（刘琨这个时空的西安事变）时候，西北边防军精锐陆军师进京救驾，俞大维派专家掺和在中央军将领里，跑到刘琨们的炮兵那里偷师学艺，才知道西北边防军以独特超前的战术思路解决了队属炮兵的难题。 西北边防军与捷克斯科达合作，许可证生产了100毫米榴弹炮、75毫米山炮，搭配轻重量曲射性能好的迫击炮及轻重量的战防炮，这样组成的队属炮兵既可以在平原地形压制日军师团野炮，又可以在山地战中以迫击炮曲射提供支援火力以战防炮直射摧毁坚固目标。更令他吃惊的是，西北边防军军官透露，西北兵工厂自产了全系列火炮：军属100毫米榴弹炮、师属75毫米野炮、37毫米战防炮、76毫米高射炮、37毫米高射炮、120重迫击炮、82迫击炮、60迫击炮等等。 西北兵工厂对外叫西北机械公司，是由西北开发总公司投资的，厂址在酒泉市附近。兵工厂的炮厂对外称西北第一机械厂。民国十八年（1929年）开始谈判引进全套的捷克斯科达制炮设备， 1931年设备到货安装，32年下半年正式生产75毫米山炮。 俞大维还得知，西北边防军引进了苏联的顿河马，在西北设立了军马场，培育成功了重型挽马山丹马。于是一等闽省危机解决，他就撺掇了中央军一些炮兵将领，吵吵着要***发话，去西北边防军和西北兵工厂参观取经。 本来，从1935年起，西北边区就开始向中央军和各地方军推销自产的步兵武器，但没有公开自己的火炮系列。恰逢西北边区与中央签订了抗战预备协议，金陵军政部和西北边防军司令部都同意开展作战计划和装备方面的交流活动，于是早在1937年初俞大维就第一时间带领兵工署专家们跟随参谋总部高层到西北来过一趟考察火炮了。 参谋总部和兵工署为西北边防军的军备情况所振奋，返回金陵后，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做了详细汇报。为西北边防军实力所震撼后，军委会全面加强了与西北的战备整合，双方从作战计划到军工生产开始了全面合作，西北边防军和西北边区成为了抗战准备的重要一环。 第五章 何意百炼钢 俞大维很兴奋：“这次兵工署来西北收获很大呀，兵工原材料方面，酒泉的西北特钢能生产各种合金钢，技术参数都很好，适合作枪炮钢，中央在湘潭筹建的中央钢厂还要好几年才能落实，在中央钢厂投产前，兵工署可以购买西北的枪炮钢，这就改变了华夏国依靠外国提供合金钢的局面。西北各种化工品十分丰富，枪炮用***、炸药也可以提供出来给中央的兵工厂使用。西北的机械加工设备齐全，能力强，比如他们有精密车床、万吨水压机，没有大吨位水压机，连150榴弹炮弹我们都做不了，这下好了，可以委托西北加工。” 徐永昌点了点头：“你这次满载而归，委座一定对你很满意。”俞大维举起酒杯：“这次还是多亏次宸公多方指导，您与刘越石长官曾经并肩战斗，西北各方对您都礼敬有加，卑职们是沾了您的光了。”两人碰杯喝了一大口。俞大维谈兴更佳：“卑职所见之西北，工农业发达，人民富裕有礼，回想民国十七年起，西北曾经连年大旱，几乎酿成***，幸而西北军政公署应付得当。卑职还记得当年有新闻报道，西北依靠海外侨民提供救灾资金，兴修铁路、水利设施，以工代赈，硬是挽救了无数生命，同时为未来的工农业发展打下了基础。次宸公民国十四年曾经与越石公同入秦省，驱逐当时的督军，对西北往事可称熟稔，可否还多请您给卑职讲一讲这刘越石征服西北的传奇？”一边说着，一边又给徐永昌倒满了啤酒。 徐永昌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光头，一边回忆一边以晋省口音的国语缓缓地将往事道来： “刘越石与西北的缘分，那还是源远流长。这要从民国4年说起。当年的刘越石才十八岁。越石乃上海人士，其母本为盛宣怀家女佣，难产而亡，由其母之闺蜜倪氏抚养成人，这位倪氏就是著名的宋氏三姐妹之母。故此越石也是孙逸仙博士和***委员长的妻弟。 话说越石从晚清年间就惊才羡艳，号称沪上神童，是善财童子那个神童。思想进步，宣统末年，为了报答养父宋嘉树的原因，也不知他用了何种方法，从盛府借出启动资金，发挥财技，上杠杆投资橡胶公司股票，据说获得暴利百万。利用这笔资金，刘越石的养父资助同盟会，购买枪械，民国元年，武昌首义，越石在上海资助陈其美组织敢死队，参与攻打浙江巡抚署，他年方十四，手持双盒子炮，护卫敢死队长蒋常清，冲锋在前，还为蒋志清也就是***挡了一枪，二人从此结为兄弟。 辛亥后，刘越石继续在商界闪光，最著名的就是从民国二年起他利用杠杆资金，从日资手中收购汉冶萍权益，达到1913年基本实控股的目标。欧战爆发后，钢价暴涨均价150美元/吨，越石当时仅仅在汉冶萍的资产就达1500万。 另一方面，国内政局在宋案后迅速败坏。宋教仁被暗杀。越石心灰意冷，二次革命失败后，，越石远走海外，暗中资助中华革命党，民国三年欧战爆发 美股停盘 主角取道东南亚，联络华侨财团，得到糖业黄家等支持，携资赴美 与其兄TV宋（宋子文）筹划构建私募基金，投资美国股市。民国四年年，越石取道日本归国，途中拜见孙逸仙，参加孙逸仙与自己二姐宋庆玲的订婚，得孙逸仙嘱托，于夏季，奔赴华山，与井勿幕、胡景翼、孙岳、邓瑜等聚义，并赠众人配枪，至今老夫尚保有孙岳配枪留作纪念。 民国四年初夏，刘越石自美国国经过日本号称回国度假，却径自来到了华山脚下，天晓得刘越石是如何选择的住在了华山脚下的共园。想那时袁世凯图谋称帝，在全国镇压民党的反抗，可以说与孙逸仙为首的民党势不两立。袁世凯委任陆建章任秦省督军，陆在秦省搜刮民财，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屠杀平民，无恶不作。据报道陆建章最后离任秦督军职务时候，家财装五百多辆大车，价值3000万两白银。故民国四年初夏有西北正义人士井勿幕续桐溪、郭希仁、刘霭如、孙禹行（孙岳）、何遂、胡笠僧（胡景翼）、刘允臣、杨天仁、吴希真、邓瑜、史宗法、冯毓东、张义安、董振五等聚义华山共园，欲共同结盟，反袁倒陆。要说这帮人，都是此后迄今影响华夏国北方政局的大人物，其中胡笠僧和孙禹行分别是国民二军和国民三军之主帅，而邓瑜、史宗法更是现在西北边区和西北边防军的创始人之二。 老夫当年未曾参与华山之盟，据老夫友好续西峰、孙禹行日后之言，当日刘越石身骑一驴，带领随从数人，携行李数箱，在晚霞照耀下西行而入园。刘越石身穿白色西服套装，头戴遮阳帽，大呼曰：学生刘某奉中山先生手书，特来拜谒井文渊老师、续西峰先生。 西峰等闻声而出，刘越石果然取出孙逸仙手书相示，书中盛赞西峰“吾兄好义,努力不懈,尤为忠诚”。又云：“笠僧小友别来无恙乎？吾尝以秦省革命相托付，今为笠僧特遣吾弟越石相助，汝二人可肝胆相照，共谋西北革命大计。” 原来胡笠僧在民国元年秋，同张义安、冯毓东东渡日本，进振武预备学堂学习军事。经于右仁（伯徇）、井勿幕（井文渊）的介绍，胡笠僧（景翼）有幸进入孙逸仙先生在日本举办的“浩然庐学社”学习，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中山先生。这成了胡笠僧革命生涯中又一个新的转折点。当时年仅二十岁的少年胡笠僧对孙中山先生说：“来日我一定要打进北京城，请先生主持大计。”中山先生和胡笠僧都没有忘记当年之言，后来民国二十三年胡笠僧果然履约，推翻了曹锟政府，邀请孙逸仙北上主持国务。也是一段美谈。只可惜天不假年，孙先生第二年便病逝于北平，而胡笠僧闻讯也悲伤过度，在开封病逝。二位哲人已远，他们所为之奋斗的民国现在还在风雨飘摇中。” 说到这里，徐永昌回想先贤，有些黯然神伤，俞大维回想这段惊涛裂岸的历史和这二位献身国民革命的老少英雄，不禁崇敬之心油然而生，端起啤酒杯狠狠地喝了一大口道：“听次公言及此处，真可以浮一大白，胡笠僧真英雄也。”徐永昌也喝了一口，继续道：“井勿幕、续西峰都是辛亥元老，老同盟会员，得中山先生手书，方知来者刘越石是孙逸仙之姻亲，常年辅助孙先生，尤其仗义疏财，为民党贡献不小，此次来西北，正可以相助筹划中的反袁倒陆起义。众人如欲起兵，那是必须找赞助的，俗话说无粮不聚兵。可惜搞革命的缺的就是钱，不是穷得没办法了谁革命啊？那时候井勿幕、续西峰还算好，薄有家产，虽然不够聚兵的，个人生活还可以支撑。可是邓瑜、史宗法这些人就非常苦逼的了。那刘越石听闻众人的计划后，二话不说，打开随身皮箱，拿出厚厚一叠银票，以手掌量厚薄，取出三分之二相赠。越石道：此来西北本为寻找地方开发马场，引进俄罗斯重驮马改进我国马种，也是为了未来国防所需马政作准备。既然各位有革命资金之需要，这些钱你们先拿着用，待我搞定马场之事，再返回上海调动资金为大家后备。孙禹行后来多次绘声绘色地告诉我，刘越石又打开随带的木箱，里面居然有几支毛瑟****，居然是大镜面匣子。上刻弟刘越石敬赠。随即以枪相赠胡笠僧、孙禹行、邓瑜、史宗法等武将，各人身为军人，哪里有不爱枪的？均大喜过望，由刘越石倡议后，众人结拜为兄弟，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俞大维咋舌道：“这刘越石好漂亮的手段，文人求财革命，武将需枪保命，爱财的送钱，要命的送枪。然后占据民党西北委员会的大义，把自己塑造成西北国民革命的开创者；同时认了未来国民军两个军长为大哥，收获满满。”徐永昌笑得像个老狐狸：“难怪委座这么看中你，你能一眼看透刘越石结交文武人物之手段，也算小辈里的能人了。”俞大维急忙道：“都是委座的栽培、次公的提点。”徐永昌意味深长地说：“机会永远只给有准备的人把握。刘越石从此俨然成为西北革命军的财神爷和总后台。后来曾经多次以资金、武器援助西北革命军，还曾经搭救胡笠僧等人，胡、孙二位大佬简直视刘越石如救星福星。众人大喜，刘越石又建议以民党西北委员会名义作誓约，歃血为盟，共同投身西北国民革命，此志终身不渝。盟约之人以年齿排列，刘越石赫然在队尾，然而刘越石却因为有赞助之大功，算作民党西北委员会之常务委员，故民党西北之人皆尊称刘委员。”俞大维恍然大悟：“难怪曾经听吾党元老于伯循曰，刘越石是年轻的老革命呢。原来论起民党的西北革命，刘越石真正是元老。” 徐永昌点头同意“华山会后，越石入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与傅宜生等同学，骑科学习两年。军校方毕业，秦省督军陈树藩为祸，越石受孙逸仙委托，前往西北发起革命军。后来民党起义军名字就是刘越石起的，胡笠僧的国民二军完全脱胎于该军，杨虎臣之小西北军也是该军的传承。 他自费购械，组建骑兵支队，联手胡景翼等屡次大破陈树藩部。民国七年底，徐树铮领参战军入陕，收编大部分西北革命军。越石却另辟蹊径，与邓宝珊等引骑兵西入宁夏，与马福祥、马洪宾组建西北民主联军。越明年趁徐树铮北去蒙古，西北民主联军联合甘肃各军，驱逐张督军。改以邓宝珊、马福祥、马鸿宾主政甘肃。据说期间，越石与马福祥女并肩作战，日久生情，得马福祥许可，跨越宗教，订立婚约。然而该女被张督军所拍刺客暗杀，不由得越石英雄气短，痛断肝肠。” 说到这里，老徐小俞一番唏嘘，二人其实都是情种，想想自己生命中得到过和失去过的爱情，一同默默无语，不约而同饮了一大口啤酒。 徐永昌继续道：“民国九年年越石经历丧妻之痛，离开伤心地兰州，取道京津，重金贿赂当道，搞定邓瑜的甘肃督军任命后。去南洋休假，恰逢欧战结束，白糖暴涨，竟然顺手操刀与南洋糖业大王黄奕住等操作白糖，获利后资产过亿。越石的财技引来了黄奕住幼女黄晓芸的羡慕，她热烈追求越石，后二人共赴美国完婚。越石在美国组织公募基金，聚资引资五千万美元，长期潜伏美国股市。留宋子文与新婚妻子黄晓芸操作。 话说甘肃督军邓宝珊全靠越石在美接济财政，因此遵从越石安排，试行工业建设。开发了白银的金银铜矿，修建兰包轻便铁路。配合比利时公司，从民国十年开始从兰州向东修建陇海铁路。农业上，每年投资数百万兴修水利，建设小化肥厂，组织农村合作社等。 民国十年 越石游历欧洲后经俄返华，因孙逸仙就任非常大总统，越石辅佐孙博士，后在黄埔前身任教。民国12年，黄埔军校正式建立。主角为教授兼教导旅长。越明年年，孙逸仙再次发起北伐，越石的教导旅扩编为黄埔军校北方教导总队，告别了怀孕的妻子，越石乃与樊钟秀的建国豫军共同北伐。经一路奋战，二次直奉战后，在河南与胡景翼国民二军汇合，乃以教导总队与老夫的国民三军直入潼关。与甘肃邓宝珊部夹击陕西，终于1924年底统一陕甘。 说着说着就到了民国二十四年，北京政变后，冯基善、胡励生、孙禹行等国民军首领连电邀请孙逸仙先生北上参与北京新政府，但是奉系军阀却压制住了国民军，转为由段启瑞成立执政府，事情不顺利，孙先生病重。 此前北伐时候苏联顾问团首席顾问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先生就策划了在把西北作为华夏国革命新根据地的计划，并且与孙逸仙先生做了充分交流，达成了一致。当时刘越石砥定陕甘，得孙任命为西北边防区军政长官兼国民革命军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当年2月份 猪脚所做西北边区建区方略得孙文批准，并以孙文名义颁布，规定了从军政向宪政十年过渡的过程。鲍罗廷和TVSoong（苏子文）一起给孙先生起草了有关西北革命的遗嘱，直接写给刘琨和于伯循先生的：西北军政，尽以付汝，越石（刘琨的字）主军，伯循务党，革命未竟，奋斗不止。3月孙文遗嘱中，以西北歌名尽付越石，越石主政西北二十年不得改变。从此确立了西北边区的地位。 胡笠僧于民国十四年中去世，我国民三军开出潼关，集中兵力与直奉联军作战，仅留邓瑜、井岳秀等部，与黄埔北方教导总队守卫西北。 民国十四年12月 国民二军覆灭，民国十五年底，国民军溃散到绥远，越石发兵取包头，与阎军对峙，经谈判，以绥西为维和区。阎为晋绥军总司令，此为秦晋联合之开始。 西北民主联军随即开始了新式整军运动，将旧军队改造为一支思想进步的革命军队。而刘琨则汇合了西北革命领袖于伯徇老先生，并接受了苏联援助后，招揽了溃散的国民军士兵，实行了著名的改编。把溃散的国民军部分部队改编成了黄埔式的新型的革命军队。组成了西北边防军的前身。 随后，冯基善自苏联回国后，在苏联斡旋下刘越石与冯基善会盟于秦省三原，相约由刘越石主持西北军政，给冯提供财物支持，由冯主导北伐。从此以后，刘越石专注于西北根据地的建设，他带领西北纵队经过大剿匪，大抗旱、大建设开创了西北国民革命的新局面。” 西北平定仿照黄埔军校制度，成功开办了黄埔军校北方分校，培养了一批忠于国民革命理念的军官。刘越石再一次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电报广州国民政府，请***兼任黄埔军校北方分校的校长，自己退居教育长之职。委员长当时在民党内地位很低，廖公和胡汉民、汪兆铭才是把握大局的三驾马车，刘越石此时能尊崇常校长，实在让校长窝心的很。可是从长远来看，***既然担任了北方分校之校长，他日后就不得不认同西北边防军军官团乃至整个军队是黄埔嫡系，刘越石这个便宜赚大了，金陵中央政府完全是靠黄埔军校作为军事支柱，这就永远不敢和同时黄埔一脉的西北边防军作军事决裂。 冯基善在越石帮助下，出潼关参与北伐，与***、阎百川争一时之高下，而刘越石则静心建设西北，历经两个五年计划后，终于有了今日局面。“ 俞大维听得目瞪口呆，窗外已是雨停风消了。 第六章 化作绕指柔 就在离徐永昌他们不远的一个大圆桌，围坐着三男三女，三位男子坐在桌子上手边谈着生意经，他们都是年近五旬的中老年人了，其中一位戴着圆框眼镜，身穿蓝色长衫，另外两位则是白色西服，其中一位左臂的下半截袖子空荡荡的，明显是位残疾人；而三位女士围坐在下手边，都身穿不同式样的旗袍，均是青春靓丽，巧笑嫣然。这其实是三对父女。 长衫者是苏汰馀（1886～1948年），四川省巴县人， 1907年在重庆《广益丛报》担任编辑，因发表讥讽抨击清廷懦弱无能，遭致日本侵略的文章，触怒当局，为逃避辑捕，出走汉口，在“德厚荣”字号就职。 辛亥革命后，德厚荣字号老板刘象曦、副经理徐荣廷创建楚兴公司，他任徐荣廷的助手，1921年与徐荣廷投资白银210万两创建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次年又投资创建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武汉创立“裕大华”纺织工业系统，在中国棉纺织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各方面的重视。通过裕大华再投资，苏还拥有枣庄中兴煤矿、民生实业公司、聚兴诚银行、川康毛纺织厂、大秦毛纺织厂、庆华颜料化学公司、秦平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股份，均任常务董事。 苏先生是裕大华的董事长，裕大华集团从1931年起决定在西北边防区投资建厂，他们的西北子公司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现在已经是西北最大的棉纺织公司，除了棉纺织外，大华还涉足了毛纺织业，开设了裕大华的孙子公司大秦毛纺织公司，在韩城开发区、兰州工业园区等地都有大华开设的工厂。左臂有残疾的是石凤翔，他现在是大华公司的总经理，另一位是大华纺织公司的董事，他是秦省本地股东，呼延若容先生。大华纺织公司的开创与发展关键就靠这三位的合作。 说起大华纺织，就一定要谈谈石凤翔，他是湖北孝感人，早年留学日本京都高等工艺学校，毕业后先在日本大阪的一个纺织厂实习两年，由于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技艺大进。实习期满后，该厂欲高薪聘他为青岛分厂工程师，遭其谢绝。 1917年回到国内的石凤翔，因为大哥的关系，直接带着湖北省实业厅的公文，到武昌楚兴公司租办的一家纱厂去见习。1923年，楚兴公司用纱厂利润，在武昌创办了第一家真正属于公司自己的纺织厂——裕华纺织厂，总公司派石凤翔出任裕华技师，相当于现在的总工程师，而他的学生大多成为裕华纺织厂首批技术、管理业务骨干。 在裕华创业初期，为了尽快收回成本，为公司创造利润，主管生产的石凤翔几乎每天都是连续几个班在各生产车间里巡视指导。一次在清晨巡视清花车间时，石凤翔伸手挟取粘附在机器内的棉花团时，左手两个手指被打掉。由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低下，医院从肘部为其截肢，使其成为终生残废。 石凤翔伤愈出院后，正遇石家庄大兴纱厂厂长张荫甫辞职，公司便派石凤翔接任厂长一职。从此，他在大兴纱厂任职八年，使得该厂生产的纱、布畅销关内外。由于民国军阀混战，国内形势紧张，关内农村经济凋敝，国民购买力下降，加之日货倾销，许多小型民营企业纷纷倒闭，大兴纱厂也是产品积压，连年亏损。 在这种情况下，1928年韩城开发区主任陆伯鸿带领秦省士绅们参与的一个招商团到北方作巡回招商，为何有士绅们参与？原来一五计划期间，西北边区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政策，扶助西北士绅们把他们的土地资本转化为实业资本，简而言之就是把地主改变为企业投资人。士绅们可以用土地折换政府手中的工业企业的股票，也可以自行创业，由于秦省士绅们对工厂矿山之类的经营一向不熟悉，边区政府就鼓励他们参与政府的招商活动，他们可以去春申等处工业发达地区开阔眼界，寻找合作伙伴。 石凤翔与招商人员及仔细交流后，又与秦省北部著名士绅呼延家的代表相谈甚欢，有了合作意向，他果断地到总公司向时任董事长的苏汰馀作了汇报，通过并确立了石凤翔提出的向西部发展的思路。而当时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提出开发西部经济，发展民族工商业，抵抗日本侵略的口号。1930年春，石凤翔派大兴会计科长徐治平到秦省与呼延家联合推销产品，同时考察在西北建厂的条件。徐治平返回石家庄后，写了一份在西安建厂的建议书，认为秦省之关中平原为产棉区，现在西北边区政府大力发展交通、原煤，而且当时西北尚无机械纺织业，纱、布均靠外地运进，市场前景广阔，适于建厂。 恰在这时，总公司董事长苏汰余到大兴视察，便将建议书带回汉口召开董事会，最后决定：由大兴投资100万元，秦省以呼延家为主的士绅投资100万元，向韩城开发区内的华夏铁工厂定购纱、布机，并从大兴迁去部分设备，由石凤翔任经理兼厂长，负责在韩城筹建大兴第二厂。经过一年的施工和安装，大兴二厂终于于次年7月正式投产，规模为24000锭纱机、640台布机。这便是西北地区近代以来的第一个机器纺织厂，虽然规模不大，但投产不到半年即有盈余。 当时，总公司董事长苏汰馀到韩城考察新厂，对西北市场前景看好，决定新厂独立经营。同时，石凤翔建议，将生产规模扩大到纱机48000锭、布机1100台的水平。但这项投资大兴是拿不出来的，于是董事会当即决定由裕华增资100万元，再由大兴、裕华两公司董事投资50万元，西北开发银行同意为该项目提供缺口的贷款，于是向韩城开发区内的华夏铁工厂再次定购纱机、布机，组成新的董事会，并取二公司名称各一字合为“大华”，将大兴二厂更名为大华纺织公司韩城大华纱厂。 西北边区政府对大华的实业大力扶持，早在1930年初，根据韩城开发区招商组和秦省士绅的汇报，知道了裕大华集团的投资意向，西北边区政府就派员赴汉口，游说苏汰馀，许下了两个关键诺言，一举征服了裕大华董事会。 第一个是有关对棉纺织业攸关生死的原料问题。对于纱厂而言，棉花来源的数量和质量上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当时中国各大纱厂为了争夺棉花，经常上演价格战，甚至有时出现过棉花收购价比纱的出厂价还贵的奇特现象，而且华夏国原来产棉地的棉种大多不行，造成织出的棉布质次成本高。1928-1930年期间西北大旱，很多棉田绝收，这反而给西北改种新棉种提供了契机，西北边区政府向苏汰馀承诺，利用此次旱灾灾后之机会，全力推进棉种改良。经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西北的棉产改进工作取得了较明显的成绩。1932年的细绒棉年产量达到122万市担，皮棉苗产量达到35.5市斤，超过鲁省、豫省、鄂省等产棉大省的单产水平。到抗战全面爆发前，西北巳成为国内主要的细绒棉集中产区。 第二个是用西北边防军的采购为大华公司提供了稳定的订单。西北边防军每年的被装、装具还有战略贮备等，都是数量巨大令人垂涎的大单。西北边区政府承诺将优先考虑作为本地企业的大华公司，这简直就是大华赚钱的铁饭碗。 被西北边区政府诚意感动的裕大华董事会从此一力支持石凤翔的西北路线，也获得了丰厚回报。石凤翔不愧是技术出身，他创立了“雁塔牌”细布，他用自己全部精力，确保雁塔细布无论在外观、色泽、手感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使其深受用户好评，从而畅销西北地区。当时的西北地区，因为只有大华一家纺织企业，手工织户也很少，棉价通常比申、汉每担低三至四元。为保证质量，大华购进棉花都经过精选和分级，因此，售出布价每匹又比申、汉高一元左右。这样大华因地区差价，比国内同类企业获利都要稍高一些。大华韩城厂创造了当年投产当年盈利的神话，第一年就盈利266万元。 大华韩城厂的成功鼓舞了裕大华董事会，从1933年起，他们果断加大投资，现在已经在韩城、兰州都设有工厂，由石凤翔一手管理。这次苏董事长带着女公子苏文秀来长安视察，石凤翔和呼延若容当然要亲切接待啦，石凤翔的女儿石静怡和呼延若容的女儿呼延兰绮本来就与苏文秀相识，见小姐妹来了，就决定让她见识下长安的现代化娱乐场所，于是老爸们只好跟着年轻人到这里来谈生意，而让小女子们叽叽喳喳她们的闺房话。 石凤翔向苏董事长汇报的事情，和酒吧轻松的气氛很不相符，苏汰馀听得眉头紧皱。这是西北边区实业人民委员提出的一个奇怪的计划：方舟计划。其实这个计划并不新鲜，1932年也就是民国21年的一二八事变后，西北实业人民委员会就给国内企业界发过信函，鉴于日本侵略气焰嚣张，希望国内企业界尤其是东部的工矿企业作好西迁内地的准备，西北边防区愿意为企业提供迁移的各种协助，并欢迎企业到西北重新开厂营业。随信函还提供了表格，愿意西迁的企业可以把填好的表格寄给西北边区政府，西北边区政府将派专员与企业联络并作评估和行动计划。当时连石城国民政府都匆忙迁都洛阳，一时东部各企业应者如潮，但是随着上海市战事的平息和停战协定的签署，人心思定，也就没有几家企业真的迁移，倒是有不少企业通过这个契机对西北边区有了了解，后来到西北开设分厂的挺多，这也算西北边区的一次成功招商行动。 可是这次西北边区人民委员联席会议似乎是来真的，1937年开春后，实业人民委员聂其杰已经多次召开西北私营企业总经理会议了，还和石凤翔单独谈过，因为大兴纱厂位于石家庄，正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列出的日本侵略高危险地区，因此聂代表西北边区政府强烈建议裕大华将大兴纱厂西迁。苏汰馀听说聂其杰这么起劲儿，眉头皱得更厉害了。 说起来聂其杰委员还是中国纺织工业的前辈，他1880年10月出生于长沙，父亲聂缉椝（历任上海道台、安徽巡抚、浙江巡抚）。母亲曾纪芬，是曾国藩之女。聂云台排行老三。1883年移居上海。1893年回湖南考取秀才。曾赴美留学。1904年在上海组建复泰公司，承包华盛纺织总局。1909年收购华盛全部股份，改名恒丰纺织新局，亲任总经理。1915年赴美考察，约请美国棉业专家来华调查，协助改良中国的棉花种植。1917年与黄炎培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1920年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1921年发起创办铁工厂，制造纺织机械。1922年在吴淞建成大中华纱厂。1922年5月以上海总商会会长名义组织“国是会议”，发表《国是会议宪法草案》。 按理说，苏董事长是聂其杰的晚辈，1921年苏汰馀刚出道，人家聂老大已经是上海总商会会长了。不过聂其杰后来就栽倒在了华夏铁工厂上了，而且他把当时很多华夏国的纺织厂都带进了坑里头。这本账其实要看你从哪个角度来观察了，从民族工业角度看，聂其杰，是华夏国创办第一家纺织机械制造厂的先驱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华夏国民族棉纺织业获得了发展空间，并取得了较丰厚的利润。 在这个前提下，各民族资本纱厂纷纷添置机器，建造新厂，形成了对纺织机器的较大需求。当时华夏国没有专门制造纺机的企业，而世界大战的爆发又使进口纺机远不足以国内需求。此时，黄炎培之弟黄朴奇正在上海恒丰纱厂工作，与聂其杰私交不错，遂建议聂氏向纺机业发展。聂氏也对制造纺机兴趣极浓，黄氏这个建议正合聂氏的构想，立即被采纳。聂其杰在美国订有纱锭。于是聂派黄朴奇以工程师的身份赴米，去米纺机厂以催货的名义，考察美国纺机制造厂的工艺流程、设备、制造周期、成本及销售过程。此外，聂云台还在英、独两国定购了部分工作母机及动力设备。 1921年元月十日，华夏铁工厂创立会成立。华夏铁工厂的资本最初定为35万元，先期收取三分之一。由于聂其杰是当时上海工商界首领，并且各纱厂均需纺织机械，所以全国一些较有名气的纱厂都认了股，并在短时期内将所认股款交足。1921年，聂其杰的华夏铁工厂开始动工建厂，次年开工。 华夏铁工厂的董事长由清末最后一位状元，苏省南通人张謇担任，总经理为聂其杰，厂长黄朴奇，雇员为一百余人，学徒三十人，工程师四人，职员三十余人。厂址在春申大中华纱厂毗邻，占地20亩。厂房建成锯齿形，采光透气良好，节省大量照明用电。厂内有木模、锻铁、翻砂、机修等。厂内的工作母机均为有米、英、独国进口，有机床20台。其中有当时世界上最新式磨锭子用的磨床6台，锻铁用弹簧榔头一把。该厂规模之大，设备之新，在当时的中国机器制造厂首屈一指。工厂首先制造的是当时最新式的仿日本丰田式自动织布机，半年内制造出了50台。同时兼造锭子、钢领圈、罗拉等纺机的主要零部件，由于质量可与日本同类产品媲美，价格适中、纺配易得，节省时间，运输方便，厂方又守合同，全国各纱厂纷纷前来采购。 在一些纺织业发达的省份和地区，如天津、青岛、汉口、石城、临安等地，华夏铁工厂还专门设有分店专营，极大地方便了用户，因此在开工的当年就销售回笼货款十万多元。 华夏国的纺机业发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帝国主义列强无暇顾及华夏国时发展起来的。 但是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以极低的价格在华夏国倾销纺机，而华商又受洋布的倾销，自身的资金枯竭，无力购买我国自己制造的纺机设备。中国铁工厂面对帝国主义的不正当竞争和排挤，产品受到积压，举步维艰而瘫痪，到1930年，这家华夏国当时唯一的、设备最齐全的规模化制造纺机的企业，就到了破产拍卖抵债的边缘。 幸好有了西北的大开发，韩城开发区主任陆伯鸿闻讯后，反映给了西北开发集团，由西北开发集团下属一个基金会出资，摆平了华夏铁工厂的债务，并且基金会与华夏铁工厂合资在韩城开发区注册了西北轻工机械公司，将华夏铁工厂的设备转移到了韩城开发区，从新开业，西北开发集团既然通过基金会与华夏铁工厂发生了股权关系，自然大力帮助他们推广业务，于是韩城开发区的大华纱厂扩容的业务就落到了华夏铁工厂的手里，很快华夏铁工厂成了西北最大的纺织机械公司，而且还招揽了很多其他机械加工业务，活得滋润的不得了。 韩城的华夏铁工厂还是黄朴奇作厂长，聂其杰已经心力憔悴，又患了病症，他出让了全部股份，本来静心养病修行，还起了个法号叫云奇居士，然而西北新一届政府选举中刘允丞当选了人民委员联席会议**，刘允丞一直号称西北智多星，对于军政策略很内行，可是对于电气、机械这些工业的发展就很陌生了，他知道聂其杰是留美的，又是著名企业家，就起了求贤若渴之意，屡次去上海市促驾，刘玄德曾经三顾茅庐，刘允丞是见贤思齐恭效圣行，居然四次去沪，终于感动了聂其杰，抱病出任西北实业人民委员，西北边防区的二五计划顺利实行有他至少一半功劳。 苏汰馀对聂其杰的学识和能力是很钦佩的，不过对于他早年想连纺织机械的制造到纱厂通吃的作法很看不惯，认为这是他太想当然了，纱厂老板之间都是竞争对手，如果采购你的纺织机械，岂不是成本上受制于你吗？后来韩城开发区极力推荐大华纱厂用华夏铁工厂的纺织机械，苏汰馀心里就有些犯嘀咕，虽然聂其杰已经没有华夏铁工厂的股份了，不过他总得避嫌吧？好在西北边区政府对于所有民族企业一视同仁，没有强迫大华，而是采取了给华夏铁工厂各种补贴的方法，帮助华夏铁工厂能够以低成本制造，这样在品质足够的前提下，华夏的产品报价和服务很吸引人，大华纱厂最终还是选择了购买华夏铁工厂的纺织机械，肉烂在锅里头了，皆大欢喜。 石凤翔知道苏汰馀有这个心结，而且石凤翔自己是裕大华西北事业的负责人，现在如果强烈建议总部把冀省的大兴厂搬迁西北，有些不大好，容易引发董事会里一些人的闲话，不过事情重大，顾不得那么多了。他解释道：“聂委员对大华是很关照的，西北边防军后勤采购的大单，他出力不少，军方很多的设想，都是聂委员透露给我们的，我们的设计师根据他的信息，对军方需求有了透彻了解，提出的方案才脱颖而出。”苏汰馀也点了点头，眉头舒展了许多。他知道石凤翔讲的是大华立足西北的第一大单，西北边防军的被装和单兵装备。 西北边防军从1930年就提出了正规化的建设要求，制定了精实案。服装的正规化不在话下，更令纺织界惊喜和眼红的是，西北边防军提出了单兵携行具的需求，单兵携行具的概念这在诸夏民国闻所未闻，经介绍后，纺织界才知道，都是他们的生意：帆布腰带、弹匣袋、手榴弹袋、水壶袋、急救包、挂带、各式背包等等等等；而且远期规划是，除了满足十二个步兵师的被装、单兵携行具外，还要储备十八个师的被装和单兵携行具！西北军事委员会军务局把被装、携行具的设计、生产作成了一个标书，邀请国内私营企业投标，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于当时刚试探西北市场的大华而言，这是天赐良机。 苏汰馀和石凤翔都回想起了7年前，大华纺织创业的岁月。民国19年当西北边防军开始提出单兵携行具概念的时候，不要说国内的纺织品厂家了，就是遍布民国的各地军阀，听懂这玩意儿的也没几个。 所谓单兵携行具，是指士兵在作战、训练、值勤时携带个人装备用品的制式用具，它能够提供弹药、防护装备、急救和军需保障品等作战及生存所需物品的基本供应。 对士兵来说，先进的单兵携行具不仅能减少体力消耗，还能有效提高战斗力。进入二十世纪后，士兵的负载越来越重，身上的零碎越来越多，传统的携行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作战的需要：单兵携行具诞生后，这一问题才得以改善。 单兵携行具最大的优势就是将重量平均分配到人体的各主要承重部位。 这就好比负重一袋粮食，如果驮在背上走，肯定费劲，分散到腰、臀、背等部位携带就轻松多了。 古代战争中，士兵顶盔掼甲手执刀枪就解决问题了，最多带干粮和水，就没有专门的单兵携行具这一概念。自从进入***时代以来，士兵在战场最早携带装具的方式就是单件分挂式。单件分挂，就是单具单用，多具披挂。对于一名步兵来说，既然要携带步枪，那就要携带配套的弹夹，就需要弹夹袋；需要投掷手榴弹，就要携带手榴弹袋；需要用望远镜观察，那就要携带望远镜盒；需要喝水，那就需要水壶；需要野营住宿，那就需要携带被褥帐篷……每一样东西都是单独的，需要一件一件挂在身上。这就是最典型的传统单件分挂式携行。 一般来说，单兵携行的物品可以分为战斗装备和生活保障装备两大类。通俗一点，就是身上挂的枪支弹药和背上背的被褥卧具。例如二战时期的苏联红军士兵步枪手，携带步枪外，身上就是斜跨子弹带、水壶和硕大的干粮袋或储物袋，军官则是外腰带、手枪及弹匣和地图文件包。如果要考虑露营的问题，那么每个人背上就会背上打成背包的被褥。 抗战、内战时期的中国及二战时期的苏联日本军队就是这样单件分挂的。单件分挂的优点在于简单，但是随着士兵身上携带装具越来越多，其弊端也越来越明显。第一,单件分挂，每携带一样装备就要缠一条带子,才能将自己的装具披挂完全，如果装备很多，一条一条带子缠在身上，就像五花大绑一般，穿戴和脱下都极为不便。 假如你是个步兵，班长命令你去爆破敌人碉堡，你就得先把身上的装具一件一件摘下，动作再快再麻利，也得有十几秒钟，颇为繁琐，如果是在敌人机枪扫射下，手忙脚乱，估计几根带子缠一块儿，你想死的心都有。 第二,单件分挂人机工效很差，从肩上斜挂到腰侧，即使用外腰带将背带束紧，装具的重力点也在后腰下方周围，在运动中各件装备或相互碰撞，或与身体发生碰撞，前后挪动，不便于行动和隐蔽，反复交叉的带子勒肩勒颈,压迫前胸,容易加速疲劳。像后来抗战中的西北野战军这种动不动就夜间穿插五十公里，或者潜伏敌前二十四小时的，这种装具会坏大事儿。 第三,单件分挂，需要一件一件清洗整理，野战条件下容易丢失，对单兵作战性能造成负面影响。 由于单件分挂的携行方式存在诸多弊端，进入20世纪，欧洲各国逐步开始采用依托腰带及配套的背带来对多种装备进行携带，这种背带型有Y型和H型之分。例如德军就有多款Y带与外腰带组合起来的分体式的携行具，在外腰带上通过专门的连接卡具悬挂弹药匣、手榴弹、水壶、文件包等装具，背后可以与突击背包相连，携带其他物资。这种依托携行带进行组合的携行具，可以说是分体式单兵携行具的雏形。 何谓“分体式”？分体式，说明每一样装具是可以分开，独立的，不管是小弹药包还是大背囊，都可以拆开，但是这些分开的装具都可以用携行腰带、背带或相应的挂载平台整合起来。一条带子串起来，组合起来在一起，就可以把好几样装备携带好。当然，并不是百分之百能将全部装备连起，毕竟还是会有一些小件单独携带。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军就研发出了P1908型单兵装具，二战前发展出了P1937型单兵装具，装备了各英联邦成员国军队。 在发展专用的单兵携行具方面，美军也走在世界各国前列。在大多数国家还使用皮具的时代，美军就已经在M1910型携行具上采用卡其布了。M1910型单兵携行具的核心是两根侧Y带（背后看上去是交叉的，所以有人称之为X带），下方连接着卡其布外腰带，其上悬挂步枪弹匣包、急救包、水壶套、干粮包，背后悬挂突击背囊。穿上以后就好似穿上了一件背背佳，十分方便。M1910型推出之后，美军在其基础上进行不断改进，可以在Y带、外腰带和背囊上增加悬挂新的组件，丰富了它的功能。 1910年，美军为步兵配发了M1910 型单兵携行具，由战斗携行具和生活携行具(即背囊)两部分组成，可以算是早期比较现代化的携行具了。M1910型携行具用卡其布制成。主要由外腰带、可以挂在腰带上的X形背带、10个M1903步枪弹匣包、急救包、水壶套(装M1910型铝制水壶)、干粮包及一个长条形背囊(即生活携行具)组成。携行具中的背带看上去和背带裤上的吊带差不多，主要用途是分担腰带上负载的重量，增加背负的舒适性。此外，如果有人负伤或阵亡，战友们还可以抓住背带把他拖回来。军官使用的M1910 型携行具则用一个手枪弹匣包替代了步枪弹匣包，井取消了X形背带。按照设计要求，这套携行具可以负载21.7公斤的物品。不久，美军又配发了更加优良的M1912/14 携行具，主要的改进是可以把干粮包折叠后放进背囊，并增加了一个工具包。骑兵使用的M1912/14 携行具则用牛皮制成，并增加了弹药筒、绑枪带和一条可以斜挎在身上的子弹带(用来携带更多的弹药)。 民国十九年西北边防军开始邀标，计划在二五计划内采购20万套以上的单兵携行具。国内厂家先是狂喜，然后彻底懵圈儿。好在标书里有举出了英国和美国两大榜样，于是各厂家纷纷去英美采购实物，然后山寨一把应标。可是石凤翔曾经在日本留学多年，秉承着日本教育的工匠精神，他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于是通过陆伯鸿和聂其杰，他带领工厂技术人员多次走访了军务局和最终用户：西北边防军一处（作战训练），终于真正了解了客户需求：当年西北边防军的轻武器及其弹药基本来自红色俄罗斯，使用单兵携行具的主要是步枪手、轻重机枪手、军官（配用手枪）。 美军当时的单兵携行具设计的时候也注重了用户需求，他们用不同的腰带来满足步枪手、轻机枪（美军是BAR）、用手枪的军官这不同的需求，设计了M1923步枪弹药腰带、M1918BAR腰带、1912手枪腰带。比如M1923步枪腰带由10个子弹袋组成，每个子弹袋可以放两个7.62X54R步枪弹夹，子弹袋是与腰带作一体化编织的，这样比较牢靠也省材料（不要以为美国手脚大方，要考虑到这种步兵装备的生产数量是以百万计算的，即使财大气粗的美国也浪费不起）。M1912手枪腰带则只是一条有上下三排打孔的帆布编织带，腰带右侧有一个按扣，可以把弹鼓袋一类的东西固定住。 石凤翔敏锐地察觉到，照搬照抄美军单兵携行具是走不通的，西北边防军的单兵装备和班组战术与美军有很大区别。首先西北边防军使用木柄手榴弹，美军用球形金属手榴弹，西北边防军特别重视手榴弹的使用，他们强调步兵的五大技能是射击、投弹、拼刺、土木工程作业、爆破。每个战士都要携带至少四枚手榴弹，这问题就来了，木柄手榴弹体积是大的，美军的甜瓜手榴弹体积小便于携带，他们有单独挂件的手榴弹袋甚至一个袋子可以带24枚，可是西北边防军的木柄手榴弹就不行，每人都要带，体积又那么大，如果单独挂，就占了太多空间。 其次，美军步兵班里全部是装备步枪，而西北边防军计划在步兵班里装备至少两支***（当时又叫手提机枪），而且准备为特种兵（三十年代对炮兵、装甲兵等的称呼）普遍装备***，这就要有弹匣袋，所以解决方法是***手用手枪腰带，另外单独生产三联装或者五联装弹匣袋，穿在腰带上或者跨肩背。美军***多半是给军官装备的，军官可以让勤务兵帮他背东西，西北边防军***要下步兵班，都是士兵，你的东西自己不挂谁伺候你？ 第三，美军现有的M-1928 背包根本无法适应山地作战,它容量太小且背负不稳固,还会限制手臂的活动范围,这些都是山地作战的大忌，偏偏西北边防军预定作战地域就是山地为主。 经过对用户需求的详细了解，石凤翔与大华的设计团队推出了新方案，大华设计的单兵携行具是吸收了英美陆军的优点，在美军单兵携行具基础上改良而来的，由腰带和X挂带组成。挂带系统也是在美军基础上搞的是六点挂钩，前面四点，后面二点，挂带在背后交叉成X形状。 大华还参考美军成品，改进开发了背包、水壶套、刺刀鞘、军锹套、急救包包等配套附件，采用与美国一样的悬挂方式：双钩和挂环。20年式背包是大华设计的另一个亮点，美军当时用M1928背包，笨重复杂，大华则设计了一款轻便大容积的背包，这种设计后来反过来启发了美国厂家，他们根据西北边防军的背包，设计了美军M1936野战背包，只不过M1936是为了军官设计的，没有大华纺织原来设计的在背包盖上用来携带工兵锹的扣子。 20年式背包有可调节的肩带，背包底部有个帆布袢，可以固定肩带，把一条肩带转化成一对儿背带，这包就可以当成背包背着，解开帆布袢，肩带就又成了一条挎带，背包秒变挎包。 大华纺织这么用心的设计自然得到了用户好评，西北边防军乃宣布大华中标，这套装具被命名为20年式装具，从民国21年开始大量装备部队。西北边防军没有食言，五年来采购了二十万套以上的单兵携行具，给大华纺织送来了丰厚利润，要知道，一条弹药腰带采购价就是两块大洋。 苏董事长是山城人，这里的男人一向慷慨仗义，喜欢结交朋友，聂委员帮了这么大一个忙，他是感恩于心的，大华中标后他也多次托人向聂其杰表示感谢，还遵照诸夏民国各地生意的惯例，想给聂委员提成，聂其杰谢绝了，他对来人解释道他来西北是想给民族做事，不是为了钱。更何况西北边区抓贪污腐化是很严厉的，有廉政公署的设置，西北边区建立之初就遭遇大旱灾，刘琨刘越石从海外紧急调动亿万资金救灾，边区政府对敢于贪污救命钱者是一律拉出去打靶的，从那时候起就养成了用霹雳手段治理贪污的习惯，这套通行民国的商业惯例在西北绝对行不通。你们要是感谢我的话，多雇工人，多开设培训班，等免税期过了多缴税就是了。苏汰馀当时就感叹，西北政治清明，真是实业家的乐土！后来石凤翔提出西北工厂增资扩产，他是大力支持的。 苏汰馀说：“志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只是迁厂实在是一件大事，大兴厂经营多年，仅仅机器设备一项，估计就有三千吨以上吧？这得装满十列火车呀。”石凤翔诚恳地说：“董事长所言确实，可正是如此，如果真的遇到战争临时迁移工厂，就更困难了，战时交通不便，这么多机器设备无法顺利运输。现在聂委员说如果迁厂的话，西北边区政府可以协助安排运输，费用方面政府以免电费、退税等各种方式进行补助，其实是个好机会呀。”苏汰馀还是有些犹豫：“现在华北风声紧，不过九一八以来，日本多次对华北动手，塘沽协议后，虽然不断地用策反汉奸搞事儿，日军基本没有大的军事行动。还算知道适可而止。只有去年（36）年二十九军与日军在丰台有小规模军事冲突，志学你曾经留学日本，依你看来，日军真的会在近期大举图谋华北？” 石凤翔笑了：“董事长这是取笑我呢，我当年留学日本是学技术的，对日本军国大政的了解不足得很，倒是来西北后，实业人民委员部经常组织企业家座谈学习，经常通报一些很来自西北边区高层的信息，对做生意很有帮助，我记得就在上两周还组织我们学习了一篇西北边区政府内部的评论文章，题目叫走向深渊的昭和军阀。 我记得大致意思，就给董事长传达一下，有没记准的，请呼延兄补充。”旁边的呼延若容笑着点了点头：“志学兄博闻强记，不会错的。”苏汰馀打足精神，听了下去。这篇文章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权威人士撰写的不署名评论，它从九一八谈起，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幕，当时是不公开地在西北政府内部作了传达，也给一些重要的文化、经济界人士作了传达，引起了相当震动，对于为西北后来转入全面抗战做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石凤翔当时向苏汰馀口语化的介绍文章内容是这样的： 近代日本的军国主义根源，深植于其赖以立国的天皇制度及其据以变法图强的明治宪法。“明治宪法”它是以年普鲁士宪法为蓝本的钦定宪法，宪法规定，陆海军有权跨越内阁直接向天皇汇报。而天皇有着统帅权。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因为内阁首相是民选的议会执政党或执政联盟推举的，而天皇是世袭的，这就等于民选政府控制不了军队。 九一八事件时候的日本首相，就对天皇抱怨说，他既没有参谋本部的报告，也没有外务省的报告，日军动向他靠报纸了解。内阁控制不了陆海军，后来发展到陆海军反过来控制了内阁，原因是任何政党要组阁，就需要陆海军推荐陆相和海相，陆军根据这条规矩，对他们看不中的政党，就拒绝参与组阁。而且即使组阁成功，首相也要看陆军的脸色，因为陆军可以随时命令陆相辞职，从而逼着内阁总辞职。 绕来绕去，大家明白了日本这个所谓的立宪君主制国家，实际上政府的兴废，被陆海军控制了。那么谁控制陆军呢？秘密就在这里，日本陆军是谁？控制日本陆军的，是参谋本部、陆军省、教育总监部，这三个机构分别负责军令、军部、军训。这个团体是裕仁控制日本陆军的爪牙，永田铁山就是裕仁在日本陆军里的总代理。 大正时代开始时，政治上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调和军部推行的急剧增加军备与严重的财政困难的矛盾。经过日俄罗斯战争，日本将朝鲜和华夏国东北南部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使军备的需求急速膨胀。1912年12月，西园寺公望内阁因陆军部要求扩军两个师团而集体辞职，由军阀巨头桂太郎接替。但桂太朗的上台，引起了普遍的抗议风潮，东京爆发第一次护宪运动。立宪夏民党和立宪政友会提出“打到阀族，维护宪政”的口号。这一运动的幕后支持者是企图从军阀、官僚手中夺取政权的产业资本家。1913年，返对党提出弹劾内阁案，迫使国会休会。愤怒的民众包围国会，袭击警察局、派出所，动荡波及大阪、神户等大城市，形势恶化。 大正天皇出面干涉，表达了希望维持政局稳定的意愿，桂太郎内阁因此下台。资产阶级****战胜保守势力，史称“大正政变”。以第一次护宪运动为起点，要求政党政治的****发展起来。1924年终于实现了政党议会，这个成果被称为“大正民主”。后来元老派的大军阀山本权兵卫组阁后，提出更大规模的扩充海军预算案。人民再次掀起护宪运动，把山本内阁轰下台。 1921年，大正天皇由于身体不好，把监国的权力交给了裕仁皇太子。裕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从山县有朋的长州藩帮派手里收回军权。九一八事件，正是裕仁天皇陛下策动陆军中下层军官起而夺取陆军领导权的关键节点。裕仁想清算长州藩，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这帮人，正是想借助侵华大功，彻底驱逐长州藩势力出陆军。结果他们成功了。从此一个叫永田铁山成了日本陆军的实际幕后大佬，因为裕仁本人是通过永田铁山控制日本陆军的。 昭和以后的日本，基本是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两支共同拥有一个国家的军队：日本陆军和日本海军。他们竞相争夺预算、人力、物力，根本不考虑国家存亡和国民生命（包括日本自己的和其它所有国家的），在陆海军内部，谁能争夺到更多的人、财、物，谁就能出人头地，为了多一千万日元的军费，他们敢把精国神社拆了，为了一个亿日元的军费，他们敢对全世界开战。 站在这两个怪兽背后的，就是裕仁和他皇族的野心家们。永田铁山就是1921年裕仁作为皇太子访问欧洲时候，由裕仁的叔祖闲院宫载仁亲王介绍给裕仁的。载仁生于1865年，是佛蓝西国圣西尔军校毕业生，日俄罗斯战争期间，他作为骑兵指挥官，立下了战功。后来先后任第一师团和近卫师团师团长，1919年成为元帅，是个有实战经验的老骑兵。 正是这个对日本陆军情况了如指掌的载仁，帮裕仁规划了利用永田铁山等当时青年军官，打破山县有朋等元老军阀对陆军的控制，裕仁也在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12月，赶走了陆相南次郎和陆军总参谋长金谷范三，把载仁扶上了陆军总参谋长的大位，同于1932年2月就任海军军令部总长的伏见宫博恭王一起，代表天皇在幕后操纵陆海军。在日本历史上，这两个把控陆海军作战指挥权的要害职务，从没有被两个皇族拿在手里过，这种奇特现象出现的唯一解释，就是裕仁才是九一八以及现在华北可能发生的战争背后黑手。 永田铁山这票人后来演化为所谓的日本陆军统制派，永田铁山和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双璧，他们非常有战略头脑，在永田铁山的控制下，日本陆军实行先消化东北热河，再渗透华北的对夏策略，所以塘沽协议后，华夏才过了二年太平日子，对于金陵政府而言，不幸的是永田铁山在1935年被统制派的对头，皇道派刺杀了。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二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被排闼而入的相泽三郎中佐拔出军刀砍死在办公室里。 永田之死，是派系斗争的恶果，永田是日本陆军统制派的头目。 到他就任军务局长后，统制派和皇道派的斗争日益炽烈。永田被杀后，裕仁亲自表示了哀伤，这是不同寻常的。很快，日本陆军的统制派和皇道派就在1936年2月26日决战了，皇道派军人发动了兵变，诛杀了几个天皇重臣，裕仁坚决依靠统制派的石原莞尔等军官，调动大军，把叛变军人镇压了下去。从此，日本陆军的大权落到了统制派军人手中。 号称宪政的日本弄出了两个皇族司令，已经把天皇独裁好战的本色显露无疑，更过分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多月前，裕仁又把内阁首相也换成了自己的跟屁虫：近卫文麿（1891－1945），1891年11月12日，近卫文麿出生在东京的显赫贵族家庭。近卫文麿枉为贵族后裔，对日本陆军却是一副奴才相。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敲响对外侵略扩张的战鼓。近卫对日本军人的做法极为赞赏，他在《元老重臣与我》中声称，少壮军人在“满洲事变以来所推进的方向，是我日本必须走的命运之路”。反对日本元老西园寺主张的等军人冷静下来的协调外交。 1934年他又一次听取石川县警察头面饭田副次的汇报之后，恣意批评政党政治。当饭田反映由于政党无能，腐败和对时局缺乏认识，国民和军官都忍无可忍时，近卫立即评论说“政党、议会都起不了作用，：”军人发怒是难免的。：“为拯救今天的日本，必须打破议会主义。”这种胡言乱语，如果是发生在英美这种国家，选民早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了，即使是苏德这样的集权国家，也会严刑峻法对待企图干涉政治的军人，没有哪个神经正常的政治家会这样自掘坟墓，鼓吹军人干政乃至政变的。 可偏偏在以脱亚入欧自诩的泥轰帝国，1937年的当朝首相，就敢公开鼓吹军人作乱有理，宪法规定的议会应该打破，为什么？因为近卫文麿是皇室的走狗，日本的真正的政治家老的老死的死，剩下的都是认清形势，对被野心和贪欲蒙住了眼睛的日本皇室及其陆海军摇尾乞怜的杂碎。你们看，今天，1937年，日本军政头目都已经是秉承裕仁意志的木偶了。而裕仁的意志是什么？搞经济？第一全世界都没有从1929年经济危机中解脱出来，贫瘠缺乏资源的日本更是毫无振兴希望。第二裕仁及其手下根本不是搞建设的料。第三天皇干搞经济建设的事儿没有权利也就没有功劳，那活儿是内阁的事儿，按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只有对军队的统帅权。裕仁想要有所作为，只有通过战争来体现。 所以这是一笔肮脏的交易，裕仁通过扶持永田铁山这帮当年的陆军愤青，控制住了陆军，从一个娶老婆都要看山县有朋脸色的高中生，变成了真正的独裁者；但是，日本陆军这个利益集团，这条疯狗，不是那么好满足的，裕仁就用举国的资源和国民的性命作为交换，把对外侵略作为肉包子扔给了日本陆海军这两条疯狗。 九一八是这场利益交换的起点，永田铁山为首的统制派，利用石原莞尔的军事能力，成功地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从而声名大噪；而在国内，裕仁也利用九一八的成功和统制派的羽翼丰满，把长州藩最后遗留的南次郎和金谷范三以对夏侵略不力名义赶走，用皇族控制了陆海军。 而今年，通过一个多月前近卫文麿的上台，裕仁已经把可能妨碍陆海军侵华的最后一个保险也打开了，日本的内阁不会对陆海军的侵略做任何限制了，现在整个日本就像一支子弹上膛，保险打开的枪，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牵动它的扳机。 苏汰馀听出了满身冷汗，虽然时为盛夏，他还是觉得吊扇吹出的是一股阴风，石凤翔最后道：“文章内容大致如上，作者警告西北军民，华北的局势已经间不容发。”石凤翔忙着转述文章，却没注意桌子另一边的三位美女都被他的转述吸引了注意力，已经不再聊天了，三双妙目都滴溜溜地盯着他看。忽然呼延兰绮补充道：“文章最后结尾是：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呼延若容不满意地瞪了她一眼：“大人说话你小孩子家乱插嘴。”呼延兰绮转了眼珠子看看两位闺蜜，又淘气地吐了吐舌头，她知道老爸一向好脾气，只是要客气一下而已，并非真的生气。 石凤翔忙笑道：“世侄女记性好，这句话收尾有力，画龙点睛，原是不该忘记的，不愧是长安著名女记者，对文字能体会如此深刻。”苏汰馀也慈祥地笑了：“是的，若容家学渊源，教女有方啊，”他看了眼苏文秀：“文秀要好好向妹妹学习。”呼延兰绮讨巧地说道：“两位伯父谬奖了，秀姐姐是海外归来的女博士，我这辈子打马儿追都赶不上，这篇文章是我们主编也从一些渠道获知后，给我们透露的，他说这可能是来自西北最高领导层的意思，甚至可能是刘长官直接授意所写，所以我也特别学习了一下。” 苏汰馀缓缓地问呼延若容：“若容兄是秦省知名绅士，府上与刘长官还有过往来，您看这华北局势会如何发展。” 苏汰馀知道，呼延家族乃是秦北大族，尤其呼延若容，表面上看温文儒雅四平八稳的，实际上思想很激进的。呼延若容和苏汰馀同年生人，是秦北著名革命家井文渊的留日同学，后来两人一起加入同盟会，一起在西北闹革命，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好基友，1918年井文渊被杀害，呼延若容愤慨不已，从此返乡经营家业，不务政治。可是实际上呼延家族在陕北树大根深，呼延若容的姐姐就嫁给井文渊的哥哥，秦北军阀井松生。一直以来，呼延家就是井松生背后的智囊团加钱袋子，两家军阀财阀合璧，几乎独霸秦北。 呼延若容虽然财大势雄，但他并没有为非作歹，平时他热心家乡公益和教育，内心深处，他还是那个与井文渊一起闹革命的忧国之人。因此，当刘琨开始统一西北，推进国民革命的时候，呼延若容毅然决然地站在了刘琨一边，他发挥了对井松生的影响，使得陕北得以和平加入了西北边防区，而西北国民革命也没有让他失望，新的西北边防区政府强力主导抗旱救灾，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实行温和的土地改革。 新政府鼓励乡绅们从地主向企业主转型，用工矿企业的股票置换乡绅们的土地，西北发展银行也向乡绅们提供创业资金。呼延家族热情响应，向各种工业企业作了大笔投资，大华纺织就是一个实例，呼延若容和石凤翔一样，有留日背景，二人在招商活动中一拍即合，呼延若容与秦省几个士绅一起，与裕大华合资建立了大华纺织，演绎了秦省本省资本与外省企业合作的一个成功案例。 呼延若容答道：“刘长官日理万机，我与他多是在一些公务场合有交流，故亦没有比大家多有内幕消息，然而近期秦省经济活动确实有些异常处，秦省在民国17年为了抗旱救灾，曾经施行过粮食的统购统销并且严禁粮食向边区外出口，在全区范围内发放粮票，进行粮食配给制度。后来一五计划顺利完成，农业上连续两年的丰收，乃决定解除了这些严厉的措施。这些年来，西北经济持续繁荣，却没有放松对农业的投入，水利设施逐年新建，化肥制造规模越来越大，已经开始供给区外的农业化肥需求了，各种农业机械和灌溉机械也大量国产化，这样无论是粮食亩产还是耕地面积都逐年提高。仅仅秦省就有七千万亩耕地面积了，去年大丰收，官方统计是人均有400公斤粮食。而且这些年西北每年都大量储备粮食，各地的粮仓扩了又扩，可是据我所知，现在政府有关部门貌似又在准备印刷新版粮票啊。这没灾没涝的，忽然要重新准备粮食配给制度，只可能是备战措施了，无粮不聚兵嘛。 另外董事长知道，某也在西北开发集团下属之基金会任理事，西北开发集团很多项目是通过我们基金会投资的，然而从去年（1936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得到了通知，停止在东部、华北各省的投资。” 说着说着他看见女儿的一双大眼睛眨啊眨的，好像有话要说，他说：“兰儿是个小记者，现在经常跑军政两界，报道时政新闻，她倒是可能有料。”在旁边一直含笑不语的石静怡好像作证似的笑着说：“兰姐是名副其实的无冕之王呀，上次张杨兵变前的时候就作了将军专访，搞出个大新闻，惊动了西北边防军司令部，我们大学里新闻系的老师都说兰姐了不起。” 石静怡没有说错，呼延兰绮是长安新闻界排名数一数二的美女记者，她虽然刚从国立长安大学毕业二年，但是已经凭借她的能力和靓丽成为长安秦风日报的著名记者。 民国时期先后有两个同名的《秦风日报》。早期的《秦风日报》由宋伯鲁、胡舜琴、徐宝荃等集股创办，社址南院门。南南轩任总编，俞嗣如等担任采访工作，以“合群建国，力富图强”为宗旨。民国元年（1912年）1月15日首份报纸出刊，八开二张，是长安出版大型日报之始，并注明“华夏民国秦省邮政总局认为新闻纸类”。栏目有社说、公牍、新闻、专件、文艺撷萃、来鸿去雁、杂俎、广告等。民国6年（1917年），因“持论公正”刊登直言文章，《秦风日报》被查封（一说因经营亏损而遭查封）。后期的《秦风日报》创刊于民国26年（1937年）5月9日，杜秉诚为董事长，成柏仁为社长兼发行人，张性初（张秉仁）担任主编，社址东木头市155号。这一时期的《秦风日报》继续坚持早期《秦风日报》“持论公正”的传统，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备受读者欢迎。 呼延兰绮就是杜秉诚亲自从新秦日报挖过来的，专门负责采访政经新闻。呼延兰绮在新秦日报时候的拿手作品，就是串通犹太歌手蕊贝卡用几杯亲手调制的鸡尾酒迷晕了西北边防军某高级将领，发布了西北边防军权威人士对抗战的看法，这个大新闻弄得金陵的外交部被日本大使责问，西北边防军司令部被军政部责问，幸好当时还有***被张杨扣留的更大新闻，否则西北边防军司令部吃不了兜着走。 呼延兰绮却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成名，自己也成了别人采访对象，她很快体验到了作女人不易，作名女人更不易的真理。她的家世、学历、穿着打扮、脾气性格都被同行们挖出来写进娱乐新闻版卖钱。同行们发现，呼延兰绮是个提高发行量的好素材：一她是美女而且身材好。二她是高学历有才气的美女三她是秦省著名美女集中营米脂大户人家的美女四她是特别会穿衣服的美女，总之，呼延记者是秦省人心目中的理想美女。 呼延兰绮的美是男女老少咸宜的那种美，由于她家世学历均好，又文雅又活泼，在知识女性中的人缘居然比在男性中还好。形象这么好的知识女性，有聪明的厂家居然想到用她来打广告，先是1935年日本商人龟田高夫在上海市开设的内外棉第二加工厂请她为阴丹士林浅蓝色细布作广告，要把她的形象印制成彩色的洋画广告，以供西北的经销商们用作代言。这事儿被大华纺织知道，决心肥水不流外人田，请她为庆华颜料化学公司与永利化工新合作研制的仿阴丹士林染料作广告，呼延兰绮秀外慧中，她认为学习日本厂商单纯突出纯蓝色旗袍已经不新鲜了，就要求在旗袍外面罩上一件红色毛衣，画家照此作画后，一夜之间贴满长安各布店和百货公司，长安仕女们发现她们心目中的女神原来如此美丽，于是那年秋冬，这成了整个西北知识女性们的统一打扮，而且亦步亦趋的程度到了只有红色毛衣才畅销，蓝色、黄色毛衣卖不出去的地步。今天她正是这身经典打扮，紧身旗袍很好地勾勒出了她那细腰宽肩匀称的身材，高开叉秀出了她那双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腿。 呼延兰绮对石静怡笑了笑：“静怡妹妹嘴巴最甜，难怪石伯父如此疼爱你。”她又转过头来正色道：“苏伯父的问题也是我们新闻界都关心的事儿。侄女我也曾经多方尝试访问军方人员，但都不得要领。可是这周有件事儿很奇怪，平时很多西北陆航的美国飞行教官会聚会在这个酒店，从两周前，他们忽然消失了，其中有几个老美老是围着蕊贝卡她们几个犹太姑娘转的，据她说，他们转场去山西了，真的很奇怪，是不是可能与军事行动有关。”苏汰馀和石凤翔对望了一眼，他对呼延若容说道：“若容兄有个非常聪明的女儿，有机会的话，这两天你我和志学一起去拜访一下聂其杰委员吧，既然华北局势这么严重，我们也许可以讨论下石家庄大兴厂的迁移事务，等我回汉口再开董事会详细讨论，哎，这天下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太平呀。” 他的话被石静怡的惊呼打断了：“兰姐姐，你说的神秘犹太歌女蕊贝卡登台啦。”所有人的注意力登时被犹太女歌手吸引了，此时正是1937年7月7日午夜时分。蕊贝卡唱起了那首往日情怀，引得众人凝神倾听，仿佛已经忘记了刚才令人不安的谈话。而正在这一刻，历史的翻天巨浪正在距离遥远的北平被掀起。 第七章 何处可为别 三刻钟前，俞大维与徐永昌对饮着德国啤酒，话题渐入沉重。俞大维知道，这次代表团除了确定今后中央向西北的装备采购外，更重要的是要全面协调未来对日战争中的中央与西北的关系。张杨兵变和平解决后，举国上下对抗日形成了共识，日本方面也加快了战争准备，华北平原是形势最紧张的地方。最明显的是去年（1936年）下半年日军对华北的所谓中国驻屯军增兵迅速，从五月份的三千零九十人，剧增到十一月份的一万二千五百人。主要增加了北平市内、丰台、天津海光寺东子局的部队。 现在北平市内有四千驻军，配备了化学武器大队，丰台有二千人，配备山炮二门及摩托化部队。在包括北平天津的华北驻军是辛丑条约给八国联军国家的权力，驻军数量没有上限，是由条约国会议协调，日军利用这点，以华夏国驻屯军的名义在北宁线城市大量驻军，与我军形成犬牙交错之形态。到今天，北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基本被日伪军包围了，冀东是殷汝耕的伪政权，北面是热河的关东军和伪军，南面是日本丰台的大量驻军，西面有察北的大量伪军，而平津乃至于山海关，都有大量华夏国驻屯军，北平的二十九军之冯治安部，仅仅通过西南的卢沟桥与河北有联系，一旦卢沟桥被日军占领，北平我军就基本上被切断合围了。 战争乌云在华北上空集聚，恰恰在这个时候，金陵金陵政府军事委员会派出了以办公厅主任徐永昌为首的代表团赴西北边防区密谈，一定是希望强大的西北边防军能够在华北即将来到的大战中北上抗日，起到决定性作用。***派徐永昌过来，就是看重徐与刘越石上将关系密切，可是为什么徐永昌在与刘越石会谈后面带忧色呢？”俞大维虽然与刘越石同岁，但是论对国家民族的热忱，犹有过之，而遭逢大事的冷静沉着则远远不如。他是早想问徐永昌这个问题了，今天总算有了机会。他问道：“难道刘越石公竟然不肯出兵抗日吗？还是他另有隐衷？” 徐永昌说：“大卫这点倒是多虑了，越石一向以保家卫国作为凝聚军心的基石，这一路上你也看到了，西北边防军的训练、战术都是以日本为假想敌，对日大战，可以说是越石处心积虑毕生所思。”俞大维听到这里频频点头。徐永昌继续道；“我之忧心恰恰来自于越石对抗日战争战略战术的正确认识，如果他说得对，那么金陵政府就实在准备不足了。现在国人大都认为夏日的下一场战争将像九一八事变、长城抗战、一二八事变一样，是局限于一省或数省的局部战争，日本的目标将是局限于夺取平津，最多是冀省和察哈尔省，双方打个一年半载，日本就会在取得一定利益后收手，而列强也会介入调停，也就是说，这将是一场华北的局部战争而已。可是刘越石却有不同的看法，而且我觉得他是对的。” 俞大维又叫了两大杯啤酒，好奇地听徐主任继续上课：“刘越石认为，其实从军事角度来看，北平、天津已经无法固守，我军就算抵抗，其军事意义也远小于政治意义，可以说，一旦开战，日军攻克平津是必然的；核心问题是，攻克平津后，日本陆军会否就此罢手？我们都是军人，军事地理学是基本功，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北平是华夏国北方国防的最重点，因为东北西南走向的太行山在北平与西北东南走向的燕山交汇，太行山隔断了华夏国东西，燕山则隔断了东北和华北，这两座山脉也构成了华夏国历史上最传统的战争争夺线，北平实在是两线的焦点。 历史上东北少数民族政权欲入侵中原，必须先占领北平，因为占据北平后，就等于控制了燕山各隘口，北平向南，直到黄河，中原政权无险可守，整个华北等于落入囊中。故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后，整个宋朝都被北方的辽金反复压制，以至于一再亡国，汉族政权要花去四百多年的时间才由徐达收复北平。同理，终明一代，天子守北平，也是因为北平太重要了，后来满清多次入关，从崇祯二年骚扰到崇祯十七年，但没攻下北平都无法立足，老老实实退回关外喝冷风。后来吴三桂献出山海关，满清一举拿下北平，随后横扫全国，灭亡汉族政权，易如反掌，就是因为北平的战略势能实在太大，在华夏国军事地理上的权重无别处可比。从华夏国历史上看，手握北平的政权，南下席卷中原轻而易举，而唯一一例能击败从北平南下中原的军队的，是曹孟德击败袁本初的白马之战。漫漫千年历史，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我们看到的，日本参谋本部那帮人也看得到。日本陆军不会放弃这一建功立业，拓土封疆的千载良机。所以日军攻克平津后，首先要扫荡察哈尔我军，因为察哈尔的刘汝明部和可能北调的中央军汤恩伯部，都可能从南口威胁北平日军后侧。根据日军作战特点，除了北平日军会以一部北上与我军争夺南口外，关东军还会从张北方向突破野狐岭，进攻张家口，这就会形成我军抄北平敌人后路，敌人又从张家口抄我军后路的有趣局面。 对刘汝明部的战斗力，我真心不看好，除非中央军能以重兵进入察哈尔对张北方向日军实施反攻，那么察哈尔我军势必崩溃，牵连南口我军一起撤退。如果日军能够逼退察哈尔我军的话，下一步不外乎沿着平汉路和津浦路两路南进，这样才能有足够粮弹汽油喂饱他们的重型部队。至于他们要打到哪里才住手？只有天知道，因为华北平原很适合日军发挥他们在战车、重炮、航空兵方面的优势，而中央能够投入华北作战的各部队，缺乏榴弹炮、战防炮、高射炮等装备，从训练上也差日军几条街，守不住的。据介绍，西北边防军曾经反复推演过平原地带对日本陆军在航空兵掩护下的步炮坦联合突击进行防御，得出的结论是最低限度下，防御方步兵师每公里正面战防炮密度是3门，高射机枪3挺，且步兵师必须配备一个高射炮营；每个步兵师防御正面最大为8公里。那么如果中央军想在保定到津南一线200公里战线上挡住日军的话，至少要投入25个西北边防军这种编制的步兵师，且需要另外10个师的预备队，这单从兵力上讲对中央军就是不可完成的任务，更何况他们每个步兵师根本就没有战防炮和高射炮。”俞大维同意地点头，中央军到底有几门炮他再清楚不过了。 徐永昌继续道；“既然倭寇已经达成了如此优势，他们必然会实行全国动员，变局部战争为全面战争，预计动员六个月后，可以投入华夏国战场20多个师团，主力从华北沿平汉路南下，直取武汉，切断陇海路和长江运输线，京沪则不攻自破，我东南的重兵集团将被切断西退路线；而同时倭寇会发扬其海上优势，以偏师登陆于上海，自东向西攻击金陵，我野战军主力将被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的倭寇和在上海登陆的倭寇两面夹击而灭。”听到这里，俞大维倒抽了一口冷气，虽然他不是军人出身，但是从事的兵工行业，让他有机会参与军机，他又是个天资聪颖之辈，对战略战术也不是门外汉了。俞大维担心地说：“那该如何应对呢?”他静静地望着徐永昌。 徐永昌道：“刘越石兄有所建议，吾已经将越石的分析和建议行诸文字，将面呈委座。简而言之，越石认为在华北战局中，晋省将成为夏日两军争夺的重点，他愿意亲率西北边防军主力，北上援晋。大卫你是南方人，对北方山川地理形势不熟悉。吾与越石均认为从地形和历史战役规律来看，倭寇必下晋省，不下晋省的话，河北倭寇无法安枕。” 提到自己的家乡，徐永昌越说越起劲：“晋省在整个北方地区居枢纽性地位。晋省的这种地位得益于它在关中、河南与河北三者之间俯瞰三面的高峻地势。晋省外有太行山、吕梁山及王屋、析城、中条等山构成其外围屏障，西面还有黄河环绕；内有恒山、五台山、管涔山、系舟山、太岳山、云中山、霍山、稷王山等山交错分布，构成其内圈险要；汾河、漳河、滹沱河、桑干河等河流呈放射状流向不同的方向。河流在山地之间冲积，形成了一系列珠状盆地。 在晋省的东、南面，太行山延绵千里。由于河流的穿切，形成了一些交通孔道，最重要的即历史上所称的太行八陉。太行八陉为晋省与冀省、豫省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晋省的西部则有管涔山、吕梁山等层峦叠嶂，西南方有黄河渡口蒲津，是晋省与关中之间往来必经之路。 晋省的山河形势使得晋省形成了一种极为有利的内线作战的地位。形势有利，可以三面出击，不利则可凭险而守。在晋省腹地，山河错综分布，形成了几个珠状盆地，构成了几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每个小区域都有交通孔道通往外部，形成了一些军事重镇和重要关隘，面向不同的方向，从而使这些区域具有不同的战略意义。 如果倭寇窃据察哈尔，那么南面就是晋省北部的大同盆地，该地位于管涔山、恒山与蒙古高原南侧之间。盆地北面山地低口为倭寇入侵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道；桑干河源自管涔山，经大同盆地，流入冀省。这样，如果倭寇不拿下大同，西北边防军北上汇合晋绥军通过大同盆地，向北可以反攻察哈尔，便可沿桑干河河谷低地向东进入冀省，直叩居庸关前；还可由飞狐口逾太行山，迂回至幽、蓟的西南侧。 历史上从大同取北平的战例太多了：蒙古攻金，先下其西京大同府，尽收山北诸州。是后，蒙古兵两度突破居庸关、紫荆关，大掠冀省，围攻金中都。金受蒙古侵逼，被迫南迁汴京。瓦刺、鞑靼入侵，大同是其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也先所率瓦剌军便是由大同盆地涌入，再沿桑干河谷东进，在土木堡击破明军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镇，然后挟明帝自紫荆关入，围攻北京。明末李自成进军北京，主力亦自大同东出，经宣府入居庸关而逼北京。倭寇参谋部熟读中国历史，这个大礼物不可能白送给我们，大同不拿下，平津倭寇朝不保夕，他们是睡不好觉的。” 俞大维听到这里，对老徐竖起了大拇指，论证太精彩了。 老徐面有得色：“大同向南就是忻州盆地，可谓对大同的一种补充。忻、代二州分峙盆地的南北部。忻州“翼蔽晋阳，控带云朔。” 倭寇既得大同，必然得陇望蜀，而且从朔州、大同方向攻击内长城的话，关口众多，可不仅仅是一个雁门关，防守方很难面面俱到，防御也没有纵深，一点突破则全线崩溃，倭寇很容易得手，深入忻州盆地，从代州南下太原的话，一马平川，只有在忻口可以用重兵布防阻挡一下敌人。而对于倭寇来说，晋阳又是一个他们必须拿下的地方。 晋阳（太原）是晋阳盆地的重心，也是整个晋省的重心，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自晋阳藉井陉通道可出冀省中部，执冀省之中枢。井陉为太行八陉之一，《吕氏春秋》称“天下九塞，井陉其一”。控制井陉对于太行山形势至关重要。相比较而言，晋省地势高峻，冀省地处平原，自冀省逆井陉而仰攻晋省较难，而自晋省穿越井陉东下太行却较易。 历史上，自晋省出井陉攻冀省的成功战例居多。秦攻赵都邯郸，王翦便率秦军由井陉东下。楚汉战争时，韩信入晋省后，灭魏、平代，然后由井陉东出，破赵、降燕，略定冀省。北魏拓跋珪 伐后燕，以一军出居庸关以攻幽燕，自率主力由晋阳（晋阳）东出井陉，击降常山。“安史之乱”时，唐将郭子仪、李光弼多次向井陉东出， 打击叛军后路。朱温与李克用相争，井陉是双方进出的一个重要通道。 现代铁路的建设使得井陉更为重要。正太路与平汉路交汇于石家庄，我军如果控制晋阳，那么刘越石兄的西北边防军分分钟可以东出井陉，以正太路为补给线，直捣石家庄切断平汉路，如此倭寇安敢南下？太行山对于冀省的屏障意义可谓存亡攸关。以冀省地势之低，要仰争太行，殊为不易。因此，要保障太行屏障的稳固，必须保障对太行山特别是穿越太行山往来通道的控制；而要保障对太行山往来通道的控制，却又有赖于对太行山以西几处军事据点的控制，尤其是上党、晋阳；上党、晋阳地势较高，均居高临下，俯临冀省中、南部。它们若为冀省所守，可巩固太行屏障；反之，自此二地下临冀省，便成高屋建瓴之势。所以，对于冀省来说，若失去在晋省的军事据点，则太行山的形势便迅速转入西方：自上党东下滏口足以夺其门户，自晋阳东出井陉足以执其中枢，自大同出居庸、飞狐足以倾幽蓟根本。 总结以上，吾认为敌国进攻晋省，保障冀省敌军侧翼的可能性极大。对于我军而言，晋省恰恰是握在我军手中，直指华北日军背后的一把尖刀，只要西北边防军重兵速援晋省，必能击退倭寇对晋省之攻略，从而在华北日军后背插上一刀，只要晋省在我手中，倭寇必不敢沿平汉路深入。” 俞大维听明白了：“次宸公与越石长官一致判断日军进攻华北将是日本全面侵略华夏、企图鲸吞华夏的开端，华北战事会演变为夏日之间的全面战争；晋省将是华北战局的关键，而西北边军能否及时援晋又将是晋省战局的关键。” 徐永昌郑重地说：“想到大战将至，而金陵军事委员会对局势严重性估计还是有所不足，不由得我不担心啊，明后两天，我还会与越石对作战配合作进一步商榷，希望回到金陵后，我能说服委座作更充分的准备。” 俞大维说：“但愿如此。”他忽然注意到，乐队已经在演奏最后一支曲子了，居然是俄语歌曲Дорогой длинною（路漫漫），花旗国的爵士乐队演奏苏联曲子，这真是西北特色，欧洲留学归来的俞大维不由得侧耳倾听。俞大维前次来长安的时候曾经读过本地一份报纸，长安的报纸办得有特色的，其中有社会新闻版，各种市井传闻都有。其中一篇报道就说，原来这首俄罗斯的歌曲居然是被长安的某神秘人士改成了中英文的歌曲，新取了个名字叫往日情怀（Those were the days）,然后送给了一位犹太女士！ 这位犹太女士就是这里酒吧的驻场歌手，据说来自德国，自从她出现在长安后，唱红了很多首为世界闻所未闻的中英德文歌曲，首首词曲俱佳，比如莉莉玛莲、昔日重来等，新建成的西北之声广播电台都请她去作了歌唱节目，长期播放，声名远播，惹得远在上海市的唱片公司都来找她录唱片。而最引人遐思的是，这位歌手拒绝说出她唱的歌曲的词曲作者，这反而给她增添了极其神秘的面纱，这首歌从此成了长安派克酒吧的保留节目。俞大维曾经在上海市听过她的唱片，今天居然有幸听到现场演唱了。 还在俞大维倾听徐次宸谈话的时候，这位歌手已经悄然登场了，她芳龄二十四，身穿粉色长裙，黑色的天然卷发和大大的黑眼睛说明了她的犹太血统，她白皙美丽，腰间系着一条绣金的白丝带，显出了她纤细的腰肢，俞大维几乎不敢相信她是从德意志来的，因为那里女性身材大多比较粗壮，可是这位却是那么苗条而有形，几乎就像位江南的闺秀，她轻启红唇，缓缓唱道： Once upon a time 很早以前， There was a tavern, 有一家酒店， Where we used to raise a glass or two. 在那儿我们举杯换盏。 Remember how we laughed away the hours 是否仍记得如何用笑声消磨时光， And dreamed of all the great things we would do? 把愿做的件件大事来梦想？ 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 往日的情怀啊，朋友， We thought they d never end. 我们想永不终断。 We d sing and dance 我们要唱啊跳啊， For ever and a day. 跳一整天。 We d live the life we choose. 我们按自己的方式生活。 We d fight and never lose, 我们奋斗，从不服输。 For we were young and sure to have our way, 因为我们年轻，肯定会获胜。 La, La, La..... 啦，啦，啦..... 连徐永昌这样的老军人都被歌声打动了，没有人注意到，酒吧的挂钟已经走向了午夜十二点，1937年7月7日的夜，结束了，充满神秘风情的歌声还在飘扬着，仿佛它是有翅膀的精灵一般，飘向北中国那缥缈的夏夜空中，这是华夏民国和平岁月的最后情怀，当时没人能够领会，直到抗战胜利时，俞大维在上海街头又听到了这首歌，他才恍然大悟，泪下如霰。 1937年7月7日过去了，就在俞大维他们饮尽最后一口啤酒的时候，九百公里外，日军驻丰台的大队长一木清直拿起了电话，向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汇报他将率领全大队紧急出动，去惩罚卢沟桥的诸夏国守军。此时的华北正是夏夜的宁静中沉睡，这将是八年中最后的几分钟和平宁静了。 第八章 分野中峰变 1937年7月8日，一串疾驶而入的军车，把徐永昌为首的金陵政府军事代表团送到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长安分校暨西北陆军高级步校战术实验楼前。军车都是西北嘎斯自产的，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期间，苏联引进了福特汽车的全套生产线，西北边区也在里面参了一股，以易货贸易的方式，以嘎斯项目为载体，引进了嘎斯（福特）AAA皮卡车型的全套产线，在此基础上，改型出了大客车、救护车、越野车等。西北边防军副司令邓瑜已经带领副参谋长许晋申、训练总监陈常捷一下一干军官列队等候，立刻迎了上楼。 黄埔军校长安分校坐落在长安南郊的终南山脚下，1927年刘琨刚和冯基善达成由刘琨主管西北军政的协议，刘琨就开始组建了这个学校。苏联军方对这个学校表示了很大兴趣，他们基于黄埔军校在华夏国大革命中曾经起到的作用，决定全面援建长安高级步校（当时苏联红军的称呼）和后来的张掖炮校。苏联从建筑设计到教程都有参与贡献。军校有完整的设施，教学楼、图书馆、大礼堂、大小操场、体育馆甚至温水游泳池一应俱全。 苏联人还体贴地在军校的大门到二门之间设计了一个有一百多个房间的欧式庭院酒店，军方的客人经常安排在这里，酒店和军校大礼堂、体育馆隔着一片绿草如茵的操场相对。苏联专家别出心裁地把礼堂设计成了圆形，富有东正教风格，当然了，他们骄傲地说这是拜占庭风格。而且据说这种设计能抗地震。 很快，步校的大礼堂就成了名闻全国的建筑，原因令人哭笑不得。军校落成典礼是1931年夏天，苏联红军代表团团长是苏联军事委员会委员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亚基尔，他曾经在1927年-28年进修于德意志国总参军事学院，期间对波茨坦军校等进行了考察，所以对德意志国军官养成体系很熟悉。他对长安高级步校的课程设置提了个很有意思的建议，那就是要开展军官的社交训练。据亚基尔介绍，德意志国军校每一到两个月会安排军校生们去参加舞会，这种教育模式一方面是培养军官的社交能力，发展正常人格，提高军队形象和军官素质；另一方面也让校方有机会以社会为背景考察军官的能力与素质。刘琨当然觉得这个措施很好啦：在华夏国，军人一向就被视为粗野无礼的丘八，不为正常社会所接纳，华夏国的抗战需要一支新型的军队，新军队需要的是代表华夏国社会最进步最文明的力量的军官团。于是，刘琨马上让步校方面研究添加了军人的社交培训课程。 这就给高级步校的这帮臭小子们提供了丰富文化生活的借口。他们说，要给学员提供社交培训，就得用圆形大礼堂做交谊舞会与长安各院校女生联欢开派对。步校学员们个个年轻多金（西北边防军待遇优厚），学识出色（步校入学要求数学语文高小毕业水平），常年严格的军事体育（军校要求学员在校期间必须选择一项体育运动并达标，很多学员选了网球或者现代五项）和军姿军容训练，造就了他们挺拔的身材和敏捷的身手，他们成为长安很多学校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由于欧式建筑的舞场优雅宽敞，礼堂前的草坪青翠诱人，道旁的松柏四季常绿，舞会时候供应的西式餐点风味独特，还有出色的男舞伴们，高级步校大礼堂的军人交谊舞会成了长安城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三十年代的长安小报总结了长安高等院校特色排行榜，其中有吃在女师（长安女师伙食免费而且花样多），舞在步校之说。这种八卦之说，很快便传遍民国教育界。 这名声后来还给刘琨带来好大麻烦，是这样的，金陵陆军大学那帮子纨绔，被长安步校舞会的名声吸引，居然十三期有一个正则班闹着要全班到长安参加军人社交培训课程，说金陵陆军大学课程设置是bullshit。这事儿惊动了陆大教育长杨杰。 杨杰，日本陆士毕业，***在陆士考试不及格，被派去养马锻炼，杨杰可是陆士优等生，以出色成绩结业的。这位据说还是少有的日本陆大十五期毕业生，他学业出色，压日本人一头，对此天皇也质问校方原因，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陆大校方给了天皇一个科学答案：杨杰脑袋大，脑容量超出大和民族极限，自然能干。天皇不是那么好糊弄的，真派侍从和杨杰商量了，用尺子量了他脑袋的三维，比较厚生省提供的数据后，确认杨杰脑袋是比同龄日本男子大一圈。 杨杰对学员们的抱怨进行了仔细调查，很快他的大脑袋就有了结论，那就是这帮马鹿根本是扯蛋，他很快给***写了份报告，该报告之结尾在陆军教育界传为美谈：经职多方研判，其（这帮马鹿）名为向学，实为思春，难逃委座之法眼。唯长安步校，枉戴国父之名，设此游戏之课，亦属误人子弟不浅。 ***是个特别注重军人风纪的主儿。后来抗战期间，在滇省驻防的七十一军军长黄埔一期生陈明仁的士兵被***看到破衣露腚的在做工事，立刻被骂，为此师徒二人还当着滇省王龙登云的面大吵一架，陈明仁说的也是，那衣服又不是陈明仁自己做的，是***的后勤发的，洗一水就破。 问题严重在于，名义上，***是长安高级步兵学校的校长。他以黄埔校长起步，后来就囊括了所有和军事沾边儿的校长，中山步校一开办，刘琨就发电报给他，他还在北伐途中呢，很愉快就接受了，还托人把给军校的题字送了来，高级步校的金字招牌可是他题的，后来，嗯，刘琨也从他那儿敲诈了不少经费，校长有那么好当？ 结果就是刘琨某日忽然接到了金陵侍从室打来的保密电话，拿起电话，就听到***气急败坏的声音：“浓了该学堂里厢弄点啥事体？……”。***青年时期常在上海市炒股，他知道刘琨也在上海市长大，所以从黄埔军校他们二人同事的时候起，就习惯和刘琨开上海市话，他和刘琨讲话有个特点，说公事时候开奉化国语，说私事的时候开上海市话，还有，就是他急眼了就跟刘琨说上海市话犯毛腔（意思是吵架，顶撞）。老常一犯毛腔，刘琨通常都冷处理。***这人一辈子吃三碗面：人面、场面、情面。在黄埔的时候，顾祝同有一次全校集合迟到十分钟，被***当全校面前罚跪，刘琨可是当场目睹的。这人你越辩解他越来劲，你得等他发作累了，他会自己问你原因的。刘琨于是把话机放在桌子上，每过十五秒对话筒说一句：校长说的是。然后喝刚泡的红茶。大概过了六七分钟吧，话筒里安静了点儿，刘琨赶紧拿起听筒，刚好听到他说：“侬自己讲，哪能会子事体。”哪能回子事体？刘琨心想总不能说苏联红军提议的。于是刘琨说：“校长训示的都对，不过格个事体也是报纸不懂军事，唉话瞎讲。军人社交礼谊是我们学习德意志国国防军军官养成的一门课程啊，蒋百里先生民国十八年写过回忆德意志国军事教育的文章里面也有这一章节，这不是您老人家让阿拉学习德意志国的嘛，阿拉见异思迁，不不，阿拉见贤思齐。校长明鉴，这并非我们独创异端邪说，我们严格按照德意志国国防军课程规范设置的，再不信，侬去问冯西克特将军，人家可没老糊涂了，……啊？我没说侬是老糊涂，我说侬老宝刀不老，……是，校长侬继续讲……”以下略过一千字。 从这个事件以后，长安高级步校成了全国军校生魂牵梦萦的地方，后来还真有不少步校学员在军人社交活动中找到了伴侣，***的二公子也是在高级步校的舞会上巧遇的石女士，后来居然喜结良缘。抗战后西迁长安的明星电影公司以长安高级步校社交舞会为背景，拍出了电影终南山下，在美国国放映后获得了学院奖项，电影及插曲都风靡各盟国。其实那时候的高级步校已经迁到张掖去了。日寇虽然多次轰炸高级步校，但是主体建筑物损伤不大，胜利后步校迁回原址，校园松柏常青，而一代又一代青年军官继续在这里成长成熟成才，步校的舞会也成了传统，尤其是学员的毕业舞会变得更为隆重，已经成为华夏国国防军传统的一部分。 如果说拜占庭风格的大礼堂是步校最著名的建筑，那么隐蔽在二门内的战术实验楼就是步校最神秘的建筑。这里戒备森严，有着荷枪实弹的哨兵和巡逻队。进出人员需要最高级别的通行证件。这里的地下室是深挖很多米的。楼里有着最齐备的军事资料：西北边防军司令部从成立开始搜集的军用地图，来自日、露、米、独、英、佛各国军队的军事教材、公开和内部刊物等，世界各大兵工厂产品资料，总之应有尽有。当然了，这些资料是备份，司令部还有正本另外保留。 战术实验楼不是给中山高级步校学员们用的，大家可能对军事教育的不同阶段并不是很了解。高级步校是苏联的叫法，它的课程类似于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德意志国的波茨坦等四大军校，是用于培养中低级军官的。黄埔军校也是这个范畴的，只不过黄埔军校限于条件，是速成性质，很多课程是赶鸭子上架的，很多课程则根本没有。德意志国人在这方面比较明确，波茨坦军校就是培养营长的，你从波茨坦出来，就该够格指挥一个营。按照德意志国国防军体系，从波茨坦出来后，经过二年左右实际作战或者带兵的锻炼，如果你表现出是块料的话，你就有机会到总参军事学院深造。这是培养高级军官的，从这里毕业，你就够资格指挥一个师或者作为一个高级参谋军官。 列强的军事教育层次基本和上面一致，比如日本陆军大学（不是陆军士官大学），就起到德意志国总参军事学院的作用。不进陆军大学，你最多是个大佐。将官必须是陆大毕业。苏联红军也差不多，他们的层次是莫斯科高级步校，伏龙芝军事学院，总参军事学院。 西北边防军虽然没有德国国防军那么庞大严密的军事教育体系，也算五脏俱全，高级步校上面，西北也有西北陆军参谋学院，不过西北是很讲求实际的，学院就设在高级步校的战术实验楼，利用这里完善的教学设施，培养西北边防军的师级指挥员和各级参谋人员。高级指挥员主要是培养联合作战与联合行动指挥能力，要让他们能应对极端复杂的情况，迅速决心并实现其决心。学员被分为一个个参谋组，每组7人，这7人分别是作战军官、战斗支援军官、战斗勤务支援军官和各专业兵种军官。学员们通过这种方式，习惯了步、炮、骑、工兵、防空兵的联合作战方式，也对当时很先进的装甲作战、航空兵作战有了相当了解。熟悉了战役战术单位的后勤组织，这使得西北边防军在抗战中体现了高人一等的战术素质。 后来在抗战中，来自全国各地的部队，在和现代化的日本陆军作战中，由于不熟悉敌人重炮、坦克、飞机的战术战法，遭受的巨大损失，比如淞沪抗战中，国军一个师刚到战场，习惯性地埋锅做饭，被日军重炮独立旅团通过炊烟发现，一个效力射下来，大半个师报销了。类似的事发生在二十九军，他们从北平撤往保定路上，在长辛店附近小歇，集中训话，结果被日军飞机逮个正着，由于二十九军没有防空武器，日军飞机超低空飞行，准确扫射，打得一整个机枪连只有往高粱地里乱钻找掩护，可惜二十九军军服还是灰色的，在高粱地里根本藏不住，一个连都被飞机当静止靶打光了。 对坦克作战更成了各军的短板。日本的坦克与欧洲货比，是上一代产品，装甲薄，行程短，故障多。可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华夏国陆军对反坦克作战那是一点儿心得都么有。根本没有联合作战的概念，不熟悉坦克和反坦克武器的性能和使用，不知道怎么打破敌人的步坦协同。后来在台儿庄战役中，黎德霖逼着***把几乎全国的战车防御炮都调到自己战区了，然后，由于不知道战车防御炮应该集中使用的道理，把相当于一个多团的战防炮切成四门五门的小队，分给各军，结果根本没起到作用。战防炮不得不听命于步兵营长，而步兵营长连战防炮有效射程都不知道，为了守住阵地，远远地就命令开炮，白白断送了珍贵稀有的反坦克火力。到后来，炮兵和步兵互相抱怨，互相拆台。韩德勤部在撤退的时候就干脆把六门配属给他们的战防炮（都是德国货）连同摩托化牵引车（也是德国原装）就地炸毁，让炮兵们步行归队：从徐州去洛阳。这都是旧式军队不懂各兵种联合作战的恶果。 反观西北边防军编组的西北野战军，由于对联合作战的高度理解和熟悉，各步兵师都对防炮、防空、反坦克有反复演练，有办法有装备有预案，参战后没有受到类似的重大损失。倒是倭寇由于被其它华夏国军队宠坏了，麻痹大意，经常被西野占到便宜。西野日后强大的合同作战能力，正是从长安高级步校灰色的的战术实验楼起步的 1937年7月8日下午，西北边防军司令部会议室，以刘琨为首的西北边防军司令部领导层与徐永昌带队的金陵金陵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代表团对面而坐。气氛十分凝重，原因是，今天晨八时，徐永昌接到了金陵军事委员会的急电，两国军队在卢沟桥发生了军事冲突。由于这个突发事件，刘琨们本来约好早上的会谈不得不推迟到了下午。 这也是命运的巧合，七七事变时，金陵金陵政府军事领导人大多不在首都，***去了庐山办训练班，何应钦去蜀省整编蜀军，徐永昌跑到长安来会谈对日作战计划，金陵看家的就只剩下了参谋总长程颂云。下午一见面，老徐就悄悄告诉刘琨，***回电宋哲元，宛平城固守勿退，并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同时电告参谋本部，准备增援华北，先从开封附近北调一个师，另外两个师作好准备随时出动。参加庐山暑期训练团的将领返回部队备战。金陵外交部今天下午将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 通过对银河系地球历史的了解，刘琨知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对日本此次侵略行动的准确判断，成为老常决定和战的关键之点。但是，自从1935年那场心惊肉跳的华北事变之后，平津地区发生过太多大大小小类似的冲突，老常已多少有些见惯不怪，故一时间亦未感到特别紧张。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推测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在老常看来，此一事变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日本可能乘机割占华北，或以武力促成华北特殊国的建立。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现已对于抗日达成了一致，1936年老常自己在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最后关头”一说所做的解释为：“从去年(指1935年——引者)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他断不能容忍华北走上伪满洲国的前途。因此，他不能不开始考虑要不要应战的问题。问题是，“我之决心应战，此其时乎？”老常此时信心满满地估计：日方此时“实无与我开战之利也”，他对应战可能导致大战的危险并无深切的认识。 与滞留在庐山的老常一样，虽然知道已经在卢沟桥发生了军事冲突，金陵的军委会代表团并没有紧急返回的意思，会谈在下午正常进行，只是多了几分紧迫感。金陵政府从民国二十五年开始，感到了时局的紧迫，作了一些抗战的准备工作，首先是成立了国防决策机构，1936 年7月10日至14日，民党在金陵召开的五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国防会议。《国防会议条例》规定：“为整理全国国防特设置国防会议，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备重要问题。”***任国防会议议长，会员有阎百川、冯基善、刘越石等32人。1937年3月，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条例》规定：“国防委员会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其责任。”同时规定：“国防委员会为便利决议之执行，得直接秘密指导金陵政府之军事及行政各高级机关，并督促其完成”。国防委员会设正、副**各一人，以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副**兼任之。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的设立，表明了民党政府从国防决策机构方面开始初步调整。 金陵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的一位上校正在向刘琨们介绍中央方面的各项计划； 为了确立国防区域和划分战场，特制订了《民国二十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将全国划分为4个大区： （1）抗战区：察、绥、冀、晋、鲁、豫、江、浙、闽、粤； （2）警备区：皖、赣、湘、桂； （3）绥靖区：付、秦、蜀、宁； （4）预备区：秦、蜀、鄂、湘、桂、赣、云、新、青、藏、康。 并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机关，设冀察、晋绥、山东、江浙、福建、粤桂6个国防军总指挥部，1个预备军总指挥部（由秦、甘、蜀、鄂、湘、赣、云、贵8省组成）。 1936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规定了预定战场的阵地设置。 （1）北正面： 甲、鲁省区，包括潍河阵地，鲁南阵地，鲁西阵地。 乙、冀察区，包括平津张据点，沧保阵地，德石阵地。 丙、豫省区，包括豫北阵地，归兰阵地，汴郑阵地，巩洛阵地。 丁、徐海区，包括海州阵地，运河阵地，徐州阵地，蚌埠阵地，淮阴阵地。 （2）晋绥侧面： 甲、晋省区，包括晋东阵地，晋北阵地。 乙、绥远区，包括绥东阵地，绥北阵地。 （3）东正面：甲、江苏区，包括京沪阵地，南通据点，首都阵地。 乙、浙省区，包括沪杭阵地，宁波阵地，温台据点。 （4）南海岸： 甲、闽省区，包括龙延阵地，闽厦据点。 乙、广东区，包括潮汕据点，雷琼据点，广惠据点。 （5）警备区： 甲、秦甘宁青区。 乙、湘鄂赣皖区。 丙、桂省区。 丁、滇黔区。 戊、蜀康区。 介绍到这里，林蔚将军用他那类似***的浙味国语说道；“对国防计划大纲各位有问题可以现在提出讨论下。”林蔚（1889—1955），字蔚文，浙江省黄岩人。林蔚跟随***多年，积累了一套丰富的处事经验。他曾向人谈起当参谋长要诀：“要有战略眼光，遇事要抓住重点，要任劳任怨。” 作为***的心腹，林蔚却一直担任上层幕僚和各种副职。在当时，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普遍认为“京官、幕僚、副职”都是无权、无财、无势的苦差使，但林蔚在***的面前从未表露过这种思想情绪。他为人谦和、低调，办事干练、稳重，先后两次将最高人事部门签报晋升他为上将的名字划掉，所以至今还是中将。 林蔚比刘琨年长，刘琨很客气地问道：“请问蔚公，晋北和晋东的国防工事是具体在什么位置修建的？目前进度如何？” 刘琨这么问，是有原因的。晋省是西边防军司令部预计的刘琨军抗日主战场之一，对该省的国防工事修建情况，一处和四处都特别用心调查过。其实，早在1935年，阎百川为了自保，就在南起娘子关，经龙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境，计划修筑有纵深配置的绵长的国防工事。 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紧，1936年4月，阎百川又成立了晋省省防工事指挥部，专门负责省防工事的构筑，下属第一部和第二部两个办事机构。第一部由周玳负责，专管建筑材料的采购、运输、调拨和建筑资金的运用；第二部由孙楚负责，专管工事的战略部署、战术守备区的划分、地形勘察、工事位置的确定、构筑图纸的设计，以及施工组织和技术指导等。 省防工事指挥部，根据晋省地形，以预想的敌人可能进攻的方向，确定了7个战略守备区。即：核心区，以太原为中心，西起关口、周家山、韩寨、青龙镇之线；阳方口区；雁门关区；平型关区；五台山区；娘子关区；东阳关区。每个战略区依地形，又分为若干战术守备区。每个战术守备区由前沿阵地、主阵地、预备阵地、炮兵阵地等组成。此外，在大同附近的孤山和天镇、阳高等地，也构筑了工事。 晋省的省防工事，除核心区有部分丘陵地带外，其余绝大部分处于崇山峻岭之中，有取之不尽的岩石，可就地取材，进行构筑。这样既可节约大量的钢材、水泥，节约大量资金，而且可以提高工事的坚固性。为此，阎百川自豪地说：“利用山西的自然条件做工事，可使日本的飞机、大炮倒退20年。” 可是美好的计划无法替代时间和金钱，据刘琨们了解，晋省省防工事的进度很不理想。林蔚说道：“晋省的国防工事由晋省当局负责修建，中央负责拨款，晋北的工事据报也已修整完毕，主要是以大同为中心东至阳高、天镇等地，用以捍卫大同，以防止日军占领察哈尔后继续南下。晋东的工事尤其是娘子关南向部分还在修葺中，因为这段工事主要是预防日军突进至石门后会对晋省侧翼产生威胁，这种情况晋省当局认为出现的概率很少，故这段工事没有做优先安排。”刘琨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陈常捷忍不住了：“娘子关一带的工事不是正在修葺而是刚刚开始做吧？今年春天我们去娘子关参谋旅行，那里只有一个工兵团，刚开始测量，娘子关正面太宽，北起龙泉关，南至马岭关，从地图上看就有一百五十余公里，这一个工兵团要修到什么时候？至于天镇那边的国防工事，这些国防工事是孙楚主持设计的。民国二十五年张杨兵变时候，刘长官派我作晋绥方面的联络官，孙楚曾陪同我去参观过太原北方三十余里阳曲湾一带的工事。照我看，他们为了节省经费和材料（主要是钢筋和水泥），有些掩体都比较单薄，而且纵深也不够。正面有多宽，我不清楚，通信设备更未完成。” 这陈翼德就是嘴上不饶人，刘琨看到老徐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他原来担任过晋省**），赶忙制止陈常捷：“晋省有晋省的情况，中央会和晋省协调作好工事的。”陈常捷嘟哝着;‘就怕来不及了，要是今年就开始打呢。’ 听到陈常捷的话，刘琨和徐永昌相视苦笑了，其实岂止是晋省的国防工事是摆设，就是金陵政府京畿重地的吴福线和锡澄线也是仓促上马，远未完工。修筑国防线，是抗战的重大准备措施，也是三十年代列强的重要战备手段。 平心而论，《民国二十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规定的国防阵地如：冀察区，包括平津张据点，沧保阵地，德石阵地；江苏区，包括京沪阵地，南通据点，首都阵地；浙省区，包括沪杭阵地，宁波阵地，温台据点。都是后来抗战中的热点地区，如果真的能够事先构筑好国防工事，完全应该能够大大杀伤日军，迟滞他们的行动，创造出良好战机。问题是，和金陵政府其它的计划一样，这些国防阵地，要么没有来得及完工，要么存在各种隐患，以至于后来没有发挥作用。其中在抗战前重资构建的吴福线、锡澄线、乍嘉线、海嘉线与金陵城防的国防工事，大概是抗战史上最著名的大乌龙了。 这几条国防线，是掩护首都的重要防线，一二八事变后，根据停战协定，华夏国军队不能在上海驻防，于是首都金陵就直接暴露在了上海登陆日军的兵锋下。于是，这些防线就成了保卫首都的最后防线。 可是据刘琨前世了解，银河系地球历史上，后来淞沪会战结束，大批撤退到这些防线的国军将领们，却发现这些防线根本不能用，听听当事人的抱怨吧： 在1937年11月大撤退中紧急接防吴福国防线主要轴心常熟城的第98师第294旅，就被国防工事气傻了。方靖旅长回忆道，他找不到国防工事的配置图与钥匙，也看不懂国防工事的配置，更为没有交通联络壕的阵地带而气炸：“当时发现既没有现地工事位置图，找不到工事位置，亦找不到钥匙。据当地老百姓说，工事位置图和钥匙是由保长保管的，而保长早就逃跑了。我官兵随即按方向寻找工事位置。所谓国防工事，钢筋水泥机枪掩体在公路大道两旁南北三四百米之线，仅有十几处像坟堆的土包一样。当时掘开上层，有的是机枪掩体，没有钥匙打不开，只有立即钻开。有的扒开了是棺材，不是水泥工事。再向三四百米以外去找寻，就找不到水泥的掩体工事了。我们只有急急忙忙地占领阵地，构筑临时工事。阵地前面隔着一道十余公尺的小河，对岸的树木房子很多，从前没有扫清射界。。。我所占领的掩体工事皆没有联络交通壕，每个掩体仅能容一班兵，一挺轻机枪。在日间不能联络，后方弹药也送不上来，只有在夜间补给。我官兵满以为退守到国防工事线上定能持久抗战，现在看到公路南北两侧二三里处，仅有十几座水泥掩体工事，如再往远处就没有工事了。至于湖内湖边上，皆没有防御设备，使官兵大失所望。” 在淞沪会战中崭露头角的王耀武他在南京保卫战前夕退到南京，匆促占领淳化镇国防工事线，但这些国防工事并没有按照防御战斗的需求构工，只有几个孤伶伶莫明其妙的机关枪工事，与第51师的防御部署完全配不上套！王师长气得直接向***打报告，国防工事真是莫明其妙：“在淳化附近之国防工事，均系距离甚远而目标显明之机关枪掩体。欲构成坚固而纵深之阵地，需工甚大。而担任外线作战之部队，输送力量薄弱，****及障碍物材料极感缺乏。虽经星夜赶筑，终以正面过宽，材料缺乏，阵地未能完成预期之坚固程度。”王耀武在晚年写文史资料时，还不忘再把国防工事骂一顿：“部队进入阵地后发现淳化镇、牛首山一带预先作好的钢筋水泥的国防工事，有些用土埋着，有些机关枪掩体的门还锁着，开不了门。机关枪掩体的枪眼一般做得太大，不适用，极易被敌人发现目标，集中火力向我射击，因此官兵对既设阵地的国防工事甚为不满。” 刘琨知道今天来交流的金陵军事委员会代表团中，有京沪杭警备区工事指导处的黄德馨也来了，在地球的时候刘琨真的蛮好奇，事关国家命运的防线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今天有幸遇到伟大的华夏民国军事委员会，刘琨得询问一下。 不过这事儿许晋申问更合适，去年老常在福州张杨兵变的时候被袭击软禁，许晋申舍命相救，后来得到老常手令，指挥西北边防军救驾的部队卫戍金陵，他利用职务之便亲自视察过那些工事，回来后那叫一个劲儿地叹气，说是交通壕都没有，刘琨示意他：“许副参谋长，你上次从金陵回来，对锡澄线的工事不是有些疑问吗?今天中央代表团里有工兵的专家，你刚好向中央军学习交流一下。” 许闯王本来就跃跃欲试，这下话匣子打开了：“在视察过程中发现掩体工事皆没有联络交通壕。有些工事位置不合战术要求，如平地上的工事多数是孤单单地突出于地面，未利用地形地物背景。在有坟堆和小高地的地方，没有尽量将工事配置在高地侧斜面或反斜面，而是建筑在高地附近旳平地上。有的机枪工事建筑在山顶上，射孔很大，只求射界广阔，未虑及易被敌炮击毁的后果。也有的工事建筑位置较低，或因原有基础不固而下沉，势将影响火器的射程。机枪工事往往限于地形条件，不得不建筑在地面上，不够掩蔽。弹药库应有伪装设施，可是有的弹药库也建筑在地面上，伪装很差，顶上和周围的覆土多已坍塌，象土地庙一样，一座座突出于地面，很远就能看见。各地已建成的工事，基本上是按照固定图案构筑的，没有根据地形实际情况。” 回答许晋申的是黄德馨上校，他是湖北人，1927年初，黄德馨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后在校加入国民党。1929年8月，被选派东渡扶桑公费留学。在日本，他先后进入明治大学数学研究馆、陆军炮工学院深造。1933年10月回国。在回国后长达7年时间内，他的主要工作是从事军事工程教育。曾在陆军工兵学校任中校教官兼工兵教导营营长及学生大队长。对于吴福和锡澄国防线，他是亲身参与了设计和施工的过程的，果然他对许晋申的疑问解释的很清楚：“吴福国防线与锡澄国防线是防卫首都的最后屏障，事关重大，这些在1934年至1936年间抢修完成的国防工事，其实是非常用心的。国防工事由参谋本部城塞组设计，具体构工由军委会警卫执行部统筹，调用了当时中央军最精锐的三个老牌德械师与全军唯一的一个工兵团担任构工，三个师与一个工兵团的人力尚有不足，又调用了第57师、工兵学校练习队与宪兵一起抢修，再从上海的著名营造厂借调熟练工人参加构工，工事的设计与构工技术，都是到位的。 然而，这些国防工事的阵地却是半成品。一个完整的阵地，有班排据点射击工事、有推进到前方的观察所、有躲避炮击的掩蔽部、有深藏于九地之下的弹药库、阵地前有鹿砦铁丝网、阵地内有串连各据点的交通壕…然而，一个纵横数里、设备完全的阵地带，是无法掩人耳目的。 据说金陵军事委员会怕日本间谍会探知阵地所在，所以国防工事的修建原则，是只预先构筑钢筋水泥永久工事部份的据点，而交通壕之类一般部队可以构工的工事，就留给进驻阵地的部队构工。所以真正构建的工事，大部份都是重机枪与战防炮的射搫据点，这两线永久性工事设施，是根据地形特点，假想敌人的行动，从我军现有装备和可能投入兵力的实际情况出发构筑的。有轻重机枪掩体和观察哨、通讯枢纽、指挥所等，全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射击孔、展望孔、出入口皆有钢板门窗，并有密封防毒设备。一旦战事发生，只需挖掘交通壕将掩蔽部联贯起来，即可形成整体防御，迎击来犯之。” 许晋申瞪大了眼睛：“这就是为什么不挖交通壕只做个半成品的工事？”黄德馨解释道：“这些工事就是八十八师、八十七师、三十六师、教导总队他们修筑的，如果是担任施工的部队自己使用国防工事，绝对是得心应手。”许晋申不禁哑然：“那要是战时部队调动，这三个师被派往华北，而是由别的部队来使用呢？那不是乱套了，别的部队不了解八十七师他们的工事思路，甚至工事的图纸、钥匙在战时都不一定能很好地交接。”刘琨默默无语，在银河系地球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原定配置在国防线上的第87师、第88师与第36师不但没有继续扩编充实国防线，反而被第一批投入淞沪战场，那些构筑了工事的部队基本伤亡殆尽，真正要使用工事的部队对于工事的一切完全陌生。 守备部队调开造成了另一个笑话。碉堡没有交接部队，部队匆促调动之时，就把钥匙交给本地保甲长保管。在作战时民众逃难，就找不到钥匙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应由京沪警备司令部负责。该司令部居然决定将“次要工事“交给当地政府保管，只有沿长江的工事与上海城区内的工事由保安团与上海警察总队保管。并且覆土上锁，管制工事配置图。如果他把工事交给各地警察保管，或者另组一个监护部队，可以避免找不到钥匙等许多不必要的问题 国防工事的首次实战，是在淞沪会战失利后几十万大军紧急撤退中匆促登场的。淞沪会战的规模远远超出预期，于是阵地的交接陷入混乱。上海前线前后投入了70余个师，相当于全军野战部队总兵力的1/3。位置在后方的国防工事因此无兵可守。 以原定首先接敌的吴福线为例：在淞沪会战爆发之后，原本在苏州部署了第11军团负责占领国防工事线，第11军团的参谋处画好阵地的配置图，准备交给进入阵地的野战军。然而上海前线不断需要生力军，所以第11军团始终没有配署到建制部队。上官云相军团长向战区长官部刚要到部队，就被急需生力军的前线抢走。于是在上海全线匆促撤退时，从前线溃退下来的野战军看着没有完成的阵地，就会一头雾水。 看到黄德馨被问倒了，林蔚插话了：“许副参谋长这个提醒非常好，我们会记录下来，转告有关部门对工事的图纸和钥匙等物进行妥当的交接。” 黄德馨继续解释许晋申的另一个疑问:“许副参谋长提到的摆在山坡反斜面而正面纵敌爬山的反斜面工事，让开正面纵敌深入的侧射工事，都是现时国军部队普遍未能接受的崭新观念。作为工兵学校的教官，我也曾经努力推广这种新概念工事，然而只有打过长城抗战的第2师与第25师能接受这种概念，修筑吴福国防线和锡澄国防线的是只打过一二八的第87师与第88师，虽然他们受过德国教官训练，可是也一样不能接受反斜面。 步兵指挥官继续抗议我们工兵推广要求的反斜面工事。工兵学校教育长林柏森将军曾经率领优秀教官队官与工校学员上防线指导构工，但工校的侧射斜射工事并不受欢迎。如重机枪掩体，为了射击界限远些，总希望把位置设在较高的地方，而且又着重于正面射击，忽视侧面射击，更少注意到侧防友军阵地，某师长还认为重机枪只有如此配置，才能发挥其骨干火力作用。殊不知射击位置如果曝露，不待其发挥火力，就有被敌炮火摧毁的可能。“黄德馨说到这里苦笑道：“他是中将，我只是个校官，怎么说得过他。” 许晋申奇怪道：“原来中央军安排作战不是看谁对，而是看谁官大。可是鬼子可不会因为你们听的是长官的而不打你们，这错误的部署要的是你们弟兄们的命呀。” 刘琨皱了皱眉头，许闯王这厮干过红军，一向对中央军有偏见，西北边防军军内也确实有着军事民主的传统，一直提倡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作风，可是中央军的面子总要给的：“许副参谋长不必扯远了。今天非常感谢军事委员会各位为我们解释了国防计划的意图和执行情况，有了你们的介绍，我们对中央的国防部署就更有底了，下面还请你们继续介绍中央的作战计划。” 参谋本部向西北边防军司令部介绍了1937年5月金陵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的《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的较为具体的对日作战计划。计划按中日战争可能爆发于日苏战争的前后，分为甲乙两案。 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 在敌情判断中指出：敌国之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优势，并掌握绝对的制海权，且在我华北造成强大之根据地，故其对我之作战方针，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敌我两国如已入于正式战争中，惹起苏日战或美日战，甚至中苏英美联合对日战，则敌将以陆空军主力应付苏军，海军主力应付英美，对我者只有一部兵力而已；在夏日战争而演成世界大战之初期，或由苏日或美日战开其端绪，则敌军为略取资源，筑固作战之基础，或将以主力先对我国军取攻势，使在短期内消灭我抵抗之能力与意志。 在敌情判决中指出：敌惯以武装恫吓，以达其不战而胜，遂行其外交谈判，以局部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 在作战方针中规定：国军以捍卫国土确保民族独立之自由，并收复失地之目的，在鲁省半岛经海州--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迄南沿海岸，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黄河迄北地区，应击攘敌人于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并乘好机越过长城，采积极之行动，而歼灭敌军。不得已时，应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抵抗，随时转移攻势，以求最后之胜利。 在作战指导要领中规定：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开战之初，如情况所许，则国军以主力于沧州--河间--保定之线，保持重点于平汉路方面，对经北平—天津之敌军，实行决战。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敌之根据地。集中期间以主力对敌海上航空母舰与舰队及运输船舶攻击，并协助我海岸防守部队之作战，以一部协同陆军作战。会战期间以主力协同北正面陆军作战，以一部协同海正面作战。准备全部重轰炸队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各大都市，以获得我空中行动之自由。海军以全力于战争初期迅速集中于长江，协力陆空军扫荡敌舰。作战期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 民国二十六年作战计划（乙案），是设想中日战争发生于日苏战争之后，其中敌情判决、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与甲案有若干不同： 在敌情判决中指出，敌为应付世界战，先必略取资源，巩固作战之基础，将主力对我国军取攻势，在最短期间内欲消灭国军作战之意志。 在作战方针中规定，国军以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下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领各根据地实力扑灭之。并在山东半岛经海州及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迄南沿海岸，应根本扑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华北一带地区应击攘敌人于长城迄北之线，并乘好机，以主力进入黑山白水之间，采积极之行动，而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 在作战指导要领中提出： （一）开战初期，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将敌在我国以非法占领之各根据地之实力，在规定同一时间内，将其奇袭而扑灭之，俾尔后国军作战进展容易。 （二）国军应以大无畏攻击之精神，统一之意志，对骄敌实行攻击，挫折其企图，以达成国军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 金陵参谋本部的一位军官介绍完毕，会场一片寂静，在场的都是中央军和西北边防军的高级军官，大家手头有着一份会后收回的简报材料，西北边防军这边参会的人都在笔记本上紧张地记录着关键信息，徐永昌缓缓地说;“参谋本部介绍了作战计划，还请越石兄等不吝赐教。” 刘琨抬头环顾会场：“蒙徐主任抬爱，我个人觉得参谋本部在今年拟定的这两个国防作战计划，对我们研讨和制定对日作战方略，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对日军的企图和实力估计还是比较准确的。在上述甲乙两案的敌情判断中，都正确地指出日本在军备及物质方面占有优势，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欲在短时期摧毁华夏国的作战意志。参谋本部认为：查敌国常备军，可以用于最前线之兵力约九十三师团十七旅团，二百万人左右。除去用于防御苏俄和受欧洲方面牵制，用于进攻我国的兵力最多只能使用三十至四十师团，即六十万至八十万人；敌因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有优势，并掌握绝对制海、制空权，敌对我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等等。这些大致上没有问题，但是，在敌情判断的结论中，参谋本部则认为敌惯以武装恫吓，以达其不战而胜，遂行其外交谈判，以局部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这可能是从一二八事变和长城抗战等对日局部战争及这几年对日有关华北的交涉中得出的教训，我恐怕按照老的经验去应付今天的华北局势，就忽略了日本大规模全面侵略战争的严重威胁。 那么昨夜开始的卢沟桥事件，到底是会怎么演进？是还像以前历次日本人无事生非一样到后来得到我方让步可以偷安一时还是会变成双方的全面战争？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考量的关键。我个人看法是这次卢沟桥的事变将会演进为华日两国的全面战争。 我们要明确的第二个关键，是在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方面，如果发生全面抗战，那么我们到底是打一场持久战还是速决战？如果按照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由于判断日本的大举进攻会发生在日露战争之后，即使发生在日苏战争之前，不久后将惹起日本与苏、英、美之战，日军的主力可能不放在华夏国方面，从这一判断结论出发，参谋本部提出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就忽视了敌强我弱的根本特点，及其规定的中日战争长期艰苦的规律，使作战方针和指导带有轻敌和速胜的思想。英美法苏各国的在华利益与日本是有冲突，日本的侵略当然会引起列强的反感，然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列强的核心利益不在东方而是在欧洲，当前德意志法西斯正在欧洲酝酿事端，去年进军莱茵兰废除了凡尔赛合约，德意又联合干预西班牙内战，我相信列强以后在华的行动都会受到欧洲快速变化的时局的牵制，他们必定会对日让步妥协，在近期不会因为夏日战争而卷入来对日发起战争。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判断。如果我们持有列强不会在近期内对日开战的基本判断，那么仅靠我国单独对日作战，就只能是持久战。 我国因军备落后，且未有充分作战之准备，就不宜实施速战速决，也断难取得速战速胜之效果。我国长处在于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布各地，具有长期抗战的条件。故我国对日本作战之最高指导方针，不能不根据优劣相反之客观条件，实施持久消耗战略。在此项大方针下，对日作战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在抗战第一时期，我军对日军之攻势，仅作为限度之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斗力，保存我军之主力。藉以空间换取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以求达成早日阻止敌人的进攻，及建立长期抗战力量之目的”。全场一片寂静，刘琨说：“以上乃余之两个基本判断，恳请徐主任、林厅长转呈最高当局，这里就权作抛砖引玉，还请各位能畅所欲言。” 徐永昌连连点头：“越石兄字字珠玑，吾等定行汇报军事委员会，再作郑重考虑。”许晋申也有很多话要说：“刘长官刚刚说了最关键的，我们都觉得很对。从该作战计划在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方面看，该计划主张处处设防，御敌于国门之外。如甲案中的作战方针规定：我国军队以捍卫国土确保民族独立之自由，在山东半岛经海州 —— 长江下游，在杭州湾以南沿岸，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黄河以北地区，应击攘敌人于天津 —— 北平 —— 张家口之线。如果真的日军仅仅是对华北作战，没有进行全国动员，那么他们仅仅凭借17个没有齐装满员的常设师团，能抽出来攻击我国的力量有限，我军集中全国军力于平津张家口一线，也许可以顶住日军的攻势。可是如果是日军发起全面侵略战争，西北边防军司令部判定日军必然利用其海上优势，实行大规模登陆作战，对华主要进攻方向为华北、华中、和华南。日军战争前六个月在关内投入总兵力不超过18个师团。那么我军则不可能沿着漫长的海岸线处处设防，被动挨打，我军唯一的出路是以机动作战去应对敌人的机动作战。被动防御，处处与火力优势的敌人死顶，是没有出路的。” 陈常捷发言：“作战计划有非常脱离实际的设想，如在作战指导要领中提出：“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敌之根据地”，“会战期间，……准备全部重轰炸队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各大都市”。从中日双方军事、经济强弱不同的基本特点出发，上述作战方针、任务和指导，有些是难以实现的，有些是脱离实际的，勉强去作，后果不堪设想。比如据我所知，中央空军的重轰炸机队仅仅有六架马丁轰炸机，而且飞行员的训练还刚开始，怎么可能去破坏日本核心大都市呢？再比如佐世保横须贺是日本海军严防死守的军港，以我空军目前实力，根本做不到对它们成功攻击。”陈常捷等人也纷纷发言，会场气氛越来越热烈，林蔚他们认真地记录着，西北边防军将领们对日作战的思路给了他们很大启发。 第九章 阴晴众壑殊 中央军事代表团作了参谋本部的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介绍后，许晋申和李兴中代表西北边防军司令部，介绍了西北方面的对日作战计划：代号牧野鹰扬。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历年西北边防军司令部的例行工作。 一、 敌情判断：敌国之装备、兵员素质、指挥战术均全面压倒我友军力量，并掌握绝对的制海权，且在我华北拥有强大之根据地，故其对我之作战方针，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敌我两国如已入于正式战争中，敌将利用其强大之动员能力，迅速于半年内向我关内战场投放最多20个师团的兵力，并配合强大航空兵及特种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称炮兵、装甲兵等为特种兵）部队。敌人攻击方向判定：华北、华中，其华北将为敌人陆军首选进攻方向，但考虑到敌人陆海军间的矛盾与争功，我方判断敌海军将如一二八事件，于上海市方向挑起事端，如此，则由于京沪之一体化性质，敌人必将转而以华中方向为主要用兵方向。因之，华北部方面敌兵力投入估计将为8个师团，其他将投入华中方面。…… 二、 华北方面敌情判断：敌陆军将优先夺取平津，随后沿平汉路与津浦路做两个方向的推进，保守估计日军停止线为黄河。然考虑到绥远抗战后，我中央军汤恩伯部保持于察绥方向之位置，预计开战后中央军必以重兵集团于察东长城一线对平津敌军侧后形成威胁，故敌军于向南推进前，必以有力一部夺取南口，并与察北敌伪军配合，求得驱逐我察哈尔中央军及二十九军刘汝明部。完成察哈尔作战后，预计敌必南进晋省，以攻克晋阳，清除对冀省敌军侧翼威胁为目的。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预计敌人将于开战后三个月内达成其逼近晋阳之作战目的…… 三、 作战方针：西北边防军乃抗战全军之机动打击力量，重点捍卫西北之抗战大后方，确保绥西中蒙国际交通线，为民族独立战争提供国际援华物资通道。开战初期作战重点应置于经兰包、平绥铁路，协防察哈尔。从而达到捍卫晋绥，威胁平津日军，进而延缓华北日军进攻的目的。 考虑到敌强我弱的根本态势，尤其是察南位于平津日军与关东军夹击态势下，万一察哈尔不守，我军应退防集宁、丰镇一线，与大同晋军相呼应。若敌人夺取大同后，我西北边防军需置西线野战兵团于归绥区域，并在大青山区域组织强大游击兵团，于河套及大青山之间根本击灭敌军西进之企图。 东线我军需以主力出兵晋省，在晋省地区与友军协同作战，入晋初，如情况所许，则西北边防军以主力于晋阳——平定之线，保持重点于正太路方面，对经井陉之敌军，实行决战，随即北向忻州方向，反攻驱逐敌军至雁门关外；随即视中原战况，相机以主力出冀省敌后或豫省方面打击南下之华北敌军。不得已时，应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抵抗，随时转移攻势，以求最后之胜利。 四、 作战要领：西北边防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秉持西北边防军司令部颁布之五大军事原则，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我军之目的；于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 陆军航空兵于会战期间以主力协同正面陆军作战，掩护我之重炮及其它摩托化部队遂行作战。陆航之一部展开于后方交通要道及工业、通讯重要节点，抗击敌人重轰炸队袭击。作战期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 五、 附：西北边防军颁布之五大军事原则： ① 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②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③ 每战必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火力歼灭敌人，火力必须可以与敌人匹敌，兵力必须为敌人二倍以上。 ④ 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平时对部队进行严格的攻坚战术、技术训练，在阵地攻击中必须遵循专门攻坚战术，配备足够的攻坚兵器和充分，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⑤ 发扬主动攻击、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已经是夜里了，大家用完便餐，继续讨论。西北边防军司令部的餐具引发了中央代表团的兴趣，这是全套的塑料制品，在当时的华夏国是新鲜玩意儿，由于塑料是石化产品，华夏国其他地区还真没有生产。中央代表团有些爱不释手，于是刘琨决定送他们每人一个西北产的塑料军用水壶。当时国际主流军用水壶是铝合金制品，由于铝也是飞机的制造材料，各国都尝试过用玻璃等物代替，西北石化适应市场需求，开发了各种塑料制品，其中就包括军用水壶。然而他们前期开发的塑料军用水壶有严重的问题，水有塑料味道，用地球话叫做塑化剂味道，有害身体，战士们也不愿意接受，后来经过实验室多年改良，终于发现了可以实用化的塑料水壶制作法，由于物美价廉、重量轻、坚固耐用，西北边防军大量采购，抗战前已经是制式装备。 现在轮到中央军事代表团挑刺了，林蔚提出他的意见：“越石兄令既然要大家畅所欲言，那我的疑惑就直言了，第一个问题是有关华北战局预估的。在牧野鹰扬计划中，很准确地判断开战之初中央军将抢占察东长城一线以威胁平津敌人侧翼，可是仿佛西北边防军对察哈尔作战结果特别悲观，介入这个阶段的作战后，准备退往绥远，甚至估计日军将进占大同，迫使边防军退往绥远；而东进的边军是准备先应付正太线来袭敌人，也就是说平汉线日军会迅速攻克保定、石家庄一线？第二个问题是西北边防军准备把多少部队投入对日作战？如果如越石兄所料，对日作战长期化，西北的后继动员能力如何？第三个问题是西北边防军的装备及兵工供应是什么状况？” 刘琨向邓瑜点了点头，邓瑜说：“林厅长的第二个问题，由弟先行回答，不周之处，请其他诸公补充。西北边防军的介入时机和动员能力这两个问题，我一起回答，因为介入时机本身受到动员工作的影响很大。西北边防军奉行不打无准备之战的原则，一旦开战，全军全边区将进行总动员，我军现役的四个师十二旅二十四个团，要迅速需要通过动员补充预备兵员、马匹、汽车、后勤医疗辅助人员等在三个月内扩充到十二个三步兵团制步兵师（三角师）的规模。 秉持着长期抗战全面抗战的原则，西北边防军司令部对西北的持续动员和作战能力进行了多次的模拟运行，西北边区从民国14年开始推行二年义务兵役制度，每年征召约四万人入伍，逐步建立了一个预备役人员队伍，最新统计，目前可用的预备役人员数量达到了33万人。我们结论是如果把兵役从二年延长到六年，第一年，我军将有能力在前线投入18个步兵师，第二年，前线达到21个步兵师。 实现战时野战部队的扩充预备役兵员储备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装备、弹药生产和储备能力。这方面我们和日本差距很大，别的不谈，子弹年产日本是五亿颗以上，山野炮炮弹年产日本是500万发以上。西北边防军司令部之所以预估抗战第一年内日军最多投入关内是二十个师团以内，那是考虑到日本没有把华夏国作为真正对手，不会立刻将整个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这样日本陆军受到预算、兵员、装备补充的限制，没法快速扩充。如果日本对我们真的重视起来，一切全力以赴进入战时体制的话，他有能力在三年内扩充到50个师团的。 而我们这些兵员和装备，每年都会有损耗，作战期间，兵器战损是会特别严重的，有时候一个战役下来，轻机枪就全损失了。我们内部预计，轻武器每年的损失将达到30%，重武器会在15%-30%之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投入二十一个师在前线作战，每年需要生产七个师的轻武器才能弥补战损。我们工业基础弱，兵工厂只能依靠战前建立的酒泉兵工厂的产能，开足产能补充兵器方面的战损，但是毕竟产能有限，我们不是美国苏联，有着强大的机器制造业，酒泉兵工厂想在战时扩产的话有种种困难，尤其是身管火炮受到设备能力局限很大。所以受到兵工生产限制，我们西北最多能够支持21个作战师的长期消耗，再多就要靠外界支援了。 刚刚谈了野战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和动员扩充计划，下面再谈一下开战后我军完成动员可以参战的时间。这涉及部队由平时编制转入战时编制所需动员的物资数量。 单以马匹而言，战时每个步兵师需要近三千匹。我们师属炮兵及其以下都是骡马化的炮兵，每个师有12门20年式斯科达75毫米山炮，该炮作驮载状态时需要12匹驮马，作挽拽状态时需要6匹重挽马；斯科达山炮驮载状态最重的单件是83公斤，加上驮具、驮鞍等需要120公斤驮载能力，超过了国内一般骡马驮载能力太多。故此山炮的驮马和挽马只能使用西北边防军山丹军马场用河曲马与苏联顿河马杂交专门培育的重型挽马山丹马，炮兵分队需要的其它马匹就配备一般的蒙古马。山丹马培育不易，目前数量有限，而且价格昂贵，为了节约经费，和平时期只给每门山炮配备了十六匹驮马或者重挽马，炮兵运送弹药和补给的马匹可是只配了很少一部分，这缺编的马匹要等动员了再配齐。 根据情报，日军的预备炮兵中，编有独立山炮兵联队。联队下辖3个大队，共拥有3699名官兵，马3600匹马，36门山炮。每个山炮兵大队拥有999名官兵，720匹马，12门山炮。每个山炮兵中队编有195官名兵，138匹马和4门山炮。日军与我们西北边防军一样，各师团平时仅仅保有必须的马匹，战时向民间征用。抗战第一年西北边防军光是18个步兵师的马匹可能就要从民间征用或者补充4万匹。西北马场，主要分布在青海、甘肃、宁夏、绥远西部，征调这么多马匹及相应的大车，需要时间。 马匹以外，就是汽车，以卡车为例，我们的军炮兵团和独立野战重炮团是摩托化，但是同样的，榴弹炮牵引车配齐了，可是弹药运输车是要动员后征用国民经济部门用车的，西北边防军目前在筹划建立独立野战重炮兵150毫米榴弹炮团，每发150毫米榴弹炮弹加上***重达50公斤，一个基数重达二吨半，这只能用卡车运输。 军炮兵团装备的捷十榴（捷克斯科达100毫米榴弹炮）为了节约军费，和平时期每个摩托化炮兵连是只配备六辆卡车的，战时需要至少增加到十二辆卡车，这样光是为了满足六个军属炮兵团和独立野战重炮兵就要从国民经济部门动员500辆以上的卡车补充入部队，如果加上各高射炮兵部队的需求、每个步兵军后勤运输车队的需求，卡车共需动员补充1800辆以上。 野战医疗是维持战力极为重要的环节。由于西北人口才2000万，我们每年适合服役的兵员补充最多十八万。全面抗战开始后，西北兵员方面预计每年有八万人的伤亡，其中有三万人因阵亡或残疾而永久损失，这样除了正常征招新兵扩充军队外，每年至少要向前线额外及时补充三万人。如果不为我们的部队配备足够的卫生医疗设施的话，永久损失的人员会大大增加，部队战斗力急剧削弱，谈何长久抗战？因此战时每个步兵军需要配备三个以上的野战医院，需要征召大量医护人员；预计第一年要补充近1万名卫生医疗人员进部队。不仅要医治人，还要给马匹提供医疗。每个师要配备兽医所和病马院，否则你的步兵师刚到雁门关就要再征用一万匹马了；连马蹄铁都要紧急征召工匠，不然的话你就剩一堆瘸马了。 以上是转入战时编制的一些人员和物资的动员，为了作战，在这些人员物资到位的同时，野战兵团要实行重新编组。为了扩军和持久抗战补充消耗，必须按计划征召预备役，第一年的编组任务特别繁重，要扩充野战部队到18个师。 在这里必须提醒的是，动员的时机非常重要，早了的话，会损害国民经济和生活的正常运行，迟了就造成贻误战机。要做到上述这样彻底的动员，按照最快速度，动员完毕也得两个月，然后野战部队快速部署到位，又要一个月。西北边防军司令部是认为动员后至少三个月，西北边防军才能到达战位介入作战。” 他补充说：“我也想向各位汇报下，我考虑到动员过程及以后部队的快速部署，铁路调度会非常关键，列强军队的参谋部都很重视对铁路的军事运行及其管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德国总参谋部流行一句话：，从参谋学院里培养出来脑子最好的人员，都送去铁道兵学院，最后在疯人院里归天。在牧野鹰扬计划中，我们自己的铁路运力和调度计划都有充分的体现，问题是，我们预想战场在晋省，同蒲路那边的铁路是窄轨铁路，而且同蒲铁路修建进度不如预期，这样我军在晋省的战略机动和后勤保障真的很让人担心。” 许晋申也说：“我们自己的玉潼线运力按每日24对列车计算，换阎百川的同蒲线或正太线后，按每日12对列车计算，我们参谋局自己排了下班，到时候可以与同蒲铁路局对接下，粗略估计我们每个步兵军入晋省需要至少110列车运送。乐观估计，我军需要600列火车完成入晋。考虑到开战后，还会有相当数量的蜀军、中央军及其他部队会从同蒲铁路入晋，我军能在两个月内完成部署就不错了。” 邓瑜接着说：“有同蒲路因素，就有大量细节得筹划到位，比如同蒲路修到风陵渡，他们是窄轨，我们的人员装备到风陵渡要换渡船再在对岸重新装车的，那么晋省方面的装车设备和专用平台够不够用？另外战时日本航空队可能轰炸这里，我们就得部署充足的高射炮兵和驱逐机，原来计划的部署两个混合高炮营我觉得还是不够。” 许晋申接口道：“还有好多啊，比如东行列车回程怎么办？都空着？预计会有大量晋省难民在风陵渡，是否回程带上他们？这又怕难民安置麻烦，耽误列车回程后的再次装运。” 徐永昌突然笑了：“还有更麻烦的呢，阎先生这次在我去酒泉前就跟我打过招呼了，如果日本发动侵略，为了工厂安全，他有可能要大搬家，把兵工厂和一些他的坛坛罐罐弄到酒泉工业特区去。他会派晋省方面负责人员来长安和你们谈，这事儿谈定了的话，你那回程火车就满满当当了。越石兄你们就等着忙吧。”许晋申皱着眉头说：“我们听说阎先生去年想把兵工厂和钢铁厂卖给中央啊？怎么现在又要搬西北来？”林蔚咳了一声：“阎先生开价太高，这个，嗯，中央难以承受。”许晋申不肯饶人：“哦，我们也听说是中央派人评估了阎先生的工厂，认为设备陈旧，不值当购买，不如另建新厂呀。那还搬来搬去的干嘛？”刘琨瞪了许晋申一眼：“中央与晋省的协作有军委会统筹安排，你一知半解不得网易。再旧的设备也是我们民族工业，是阎先生的心血，如果晋省要作迁移，西北边区一定要配合好。晋申你别扯歪了，谈正事儿。” 林蔚见刘琨埋汰许晋申，客气地为他解围：“经许参谋长一番介绍，兄弟我茅塞顿开，西北边防军对于动员和后勤运输各方面考虑周详，真是让人大开眼界，难怪有人云：内行谈后勤，外行谈战术，所言不虚。”刘琨说：“还好次公和林蔚公均是内行，我们的努力总算遇到知音。”这二位听了刘琨这话都笑了。华夏国近代陆军得从袁慰廷小站练兵算起，从那时候起娘胎里带出来三臭个毛病，一是参谋制度发育不良，二是无视后勤，三是马政不修。为了根治这前两个毛病，刘琨除了请苏联红军顾问会诊外，还请来了后来二战期间的美国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来西北陆军参谋学院执教过一段时间，马歇尔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参谋人员之一，也是最美国国化的，他继承了美国国军界对火力和后勤的重视，这两个玩意儿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你想要强大的火力，那你就得准备足够的炮弹和汽油，对吧？ 马歇尔在参谋学院任教期间，刘琨多次请他组织学员做后勤方面的专题研究，尤其许晋申这种习惯了无后方游击作战的将领，刘琨可是逼着他跟着马歇尔做课题，补齐了许晋申在后勤业务上的短板。马歇尔按照美国国陆军的严谨风格，为西北边防军从士兵的食谱和军马饲料构成开始，制定了一系列的后勤保障制度。 许晋申还真投入，也做出了很多贡献，比如他建议西北边防军士兵每天确保两个煮鸡蛋，马歇尔很赞赏他能根据人体每天可以吸收的营养成分提出建议，因为美国国佬研究表明两个鸡蛋可以满足人体需要的蛋白质，而且多于两个鸡蛋，人体是吸收不了的，不过马歇尔请教许闯王，为什么不是炒鸡蛋或者榨菜鸡蛋汤，为啥一定是煮鸡蛋？许闯王回答说：可以防止司务长贪污。许闯王的设计得到了大家的衷心赞同，所以至今西北边防军中士兵都是每天两个煮鸡蛋，由于军队消耗大量鸡蛋，供应军需的农副产品公司通过马歇尔等美军顾问辗转介绍了美军退役的哈兰·山德士上校，他也正在研究一种新的炸鸡：肯德基，西北的农学院专门引入了美国国新鸡种，生长快下蛋多，山德意志士上校也因此提前研制出了肯德意志基配方，并与华夏国公司合资开店，这是后话。 33年初，华夏国军队与日军发生了热河和长城一线的冲突，历史上称之为长城抗战。马歇尔带着西北边防军考察团进行了长城抗战的专题研究。他在研究报告里狠批了华夏国陆军无能的后勤和医疗。中央军二十五师从南方赶来，草鞋薄衣，士兵们冻得哆哆嗦嗦的，结果得靠北平民间捐赠解决衣服鞋袜问题。地方军更离谱，庞炳勋的部队除了碘酒绷带就没有别的药品，他们的医疗队信心满满地说，我们准备是各军中最充分的，你看我们有四十付担架，别的部队连我们一半都不到。二十九军所有步枪一概没有刺刀，每人发了口大刀应急。 许晋申和陈常捷都是马歇尔的入室弟子，（他们二位从一来到西北边防军就被刘琨逼着学英文，西北边防军的高级军官都得学门外语，学费从薪水里扣，不学就降级），美国国陆军对后勤的重视深深地影响了他们这些西北陆军参谋学院的毕业生们。而对后勤的重视，也成为后来抗战中西北野战军的一大特点。 第十章 顾失飞狐口 笑了一阵子，徐永昌开口道：“我还是与林蔚公一样，非常关心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西北边防军对于察东和晋省的战局预期那么悲观？金陵军事委员会也预料开战后敌人华北主要进攻方向也和刚才许副参谋长说的一样，日军主力沿平汉路津浦路南下。故军事委员会意图派重兵抢占南口，从察东方向威胁日军侧翼。我看你们对察哈尔作战的结果并不乐观嘛。” 许晋申面色抑郁地答道：“确实如此。抗战军兴后，最高统帅部需要一段时间把原来四分五裂，甚至内斗不止的中央军、晋绥军、桂军、蜀军、滇军、鲁军、二十九军等整合进一个军令体系，这绝对是个很长的过程。察哈尔长期以来是二十九军防地，现在的省**是二十九军143师师长刘汝明，他平时与日本大作走私交易从中抽头，赚钱不亦乐乎。日本特务机关在张家口大摇大摆行事。若开战，他不会很爽快答应中央军和晋绥军进入察哈尔抢占对日作战阵地的，我军的察哈尔作战必然是仓促行为，仓促之下，铁路运力有限，兵力必然无法厚集。 我国铁路网络稀少，能及时支援察哈尔作战的就是平绥线，平绥线最有力的部队只有傅作义部的两个旅和汤恩伯的十三军两个师。考虑到刘汝明犹豫不决会迟滞援兵的运输，加上日军开战后可以用航空兵切断平绥线，我们认为从平绥线及时增援的部队最多是十三军加上傅作义部的一部分。同蒲铁路目前只通车到原平，如果用同蒲线向察哈尔调兵，部队到原平下车后，需要行军十日才能到达平绥线的大同换乘铁路，从这条路线能增援三个师上去就不错了。所以察哈尔我军最多集中八个师兵力。 察哈尔北面就是敌伪地盘，正北是日本精锐的关东军，他们一直磨刀霍霍，我军抢占南口威胁华北日军侧翼，关东军必然利用有利形势进攻察哈尔北面的张北一带，希望能夺取张家口，切断平绥线，威胁南口我军侧后。南口正面的平津正是华北日军兵力集中之处，日军有四通八达的铁路与海港作支撑，可以迅速从东北、朝鲜、日本本土增兵。无论是察北的关东军还是察东的华北日军，都可以根据战况随时增兵。日军的一个师团战斗力完全可以压倒我方六个师，如果日军在察北和察东各投入一、两个师团，我军察哈尔的八个师如何是对手？我军是西北军、晋绥军、中央军加上一些杂牌军组成，内部军令都不统一，仓促间到达兵力有限，又要面对几乎可以无限增兵的日军两面夹击，情形当然不乐观。”徐永昌和林蔚互相望了一眼，都面有忧色，华北是双方主力大决战，平津平原地区华夏国陆军绝对劣势，中央寄希望于南口方向的牵制作用，可是现在这么分析，察哈尔战事也是凶多吉少。 徐永昌继续问道：“如果日军击退察哈尔我军后，为何西北边防军判断日军会以一部攻击晋省直至晋阳呢？晋省地形像个花生，吕梁、太行两山脉好似花生壳，中间的盆地就像花生米，被山蜀包围和隔开。日军的重武器和机械化在这种地形很难发挥优势，而我军可以依托山地作积极防御，固守高地的同时，以有力部队寻找日军侧后主动出击，甚至形成合围，将日军歼灭于此地。 举个具体些的例子，我们就算日军顺利攻取张家口，那么大同与张家口之间也有群山阻隔呀，如果敌人敢于自张家口深入天镇方向，则我军可以集中主力于大同，以一部守天镇，另一部守阳原和蔚县。而且据我所知，晋绥军在大同、天镇方向有预置的国防工事的。这样我军主力是内线作战，可以做成个陷阱，放天镇方向敌军入大同盆地后合围歼灭他，这是个不错的大同会战方案嘛。就算万一在大同失手，我军可以退入繁峙、代县、忻州这条山间狭窄平原走廊里，依托内长城的雁门关诸塞口和平型关天险，抗击日军，再用有力部队绕击敌人侧后，这又是个很好的平型关会战方案吧？如上所述，由于晋省地形对防守方实在太有利了，司令部为何判定日军敢于无视天镇、雁门平型二关、忻口这三道天险造成的华夏国军队三次内线歼敌良机，猛攻晋阳来送死呢？这是兄弟我不解之处。” 许晋申耐心地解释道：“次公所言极是，晋北的大同盆地地形对我守军有利，天镇、大同又是我预设的国防工事。今年春天，西北陆军参谋学院曾经对这种战局进行过兵棋推演，当时陈常捷总监一组扮演华夏军（华夏国方），他判断日军下一步的行动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以一部兵力由蔚县向广灵行佯攻，以主力沿平绥路西进，夺取大同以图切断晋绥之联络线;二是以一部兵力向天镇行牵制攻击，以主力向广灵进攻，企图切断我雁门关后路。如果日军取第一方案沿平绥路西进，我军可以布设一个口袋阵，诱敌进入大同东面的聚乐堡‘国防设阵’地区，集结强大的兵力于南翼的浑源、东井集间，和北翼的绥东、丰镇、兴和间，发动南北钳击，并以骑兵集团向张家口挺进。 军事科学是一门科学，科学必有客观规律可遵循，故次公的方案与李总监的方案必然雷同，是因遵守均遵守同样的客观规律之故也。（许晋申曾经少年时候师从皖省大儒，调起书包来不差）然而达成胜利的不仅仅是军事科学，其关键在于指挥，指挥者乃是一门艺术也。指挥艺术核心在于知己知彼而已。先看华夏国陆军自己，大同会战方案，如果执行者如我西北边防军一般，富于进攻精神，敢于穿插迂回；有统一的指挥系统，全军如臂使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后勤保障有力，那自然可以收到效果。 可惜预计未来会保卫大同的是三股人马四种情况，急忙从同蒲线方向北上的晋军主力，从南口作战败退下来的中央军和二十九军刘汝明，还有老巢是绥远的傅作义绥军。如果察哈尔失败，中央军和刘汝明部会退回蔚县方向，阎百川的晋军一部估计前出至天镇，主力与傅宜生绥军会师于大同待机。阎百川这个人你了解的，善于治理政务发展经济，短于指挥作战。他的晋军在内战中就是出名的可守不能攻，次公你是清楚的，他们几个脑子捆一起也不如你一个脑子转的快。最关键是阎百川把将领都宠坏了，我敢打包票除非傅宜生的部队守天镇，否则换其他人，鬼子一个冲锋就拿下来。可是阎百川还仗着傅宜生打突击呢，怎么可能把主力军弄去守天镇拼消耗？所以天镇方向守不住的，口袋阵的底子要是破了，就成了长袍了。本来傅作义机敏果断，如果阎先生把指挥托付给他，应该可以力挽狂澜，然而傅作义的绥军归心似箭，他们想退保家乡心切，阎先生不会在此刻以全盘指挥权相托付，阎先生的晋军主力是要退保太原的，他一定牢牢把握指挥权，把绥军拖向太原方向。 另一个方向是蔚县阳原方向，这里我说了，肯定是察哈尔败退下来的中央军和刘汝明部，这哥儿俩既然守不住南口和张家口的天险，更不可能在大败之余，为阎百川死守，刘汝明部被日军攻占平津后，与二十九军主力分割开，又丧失了察哈尔老巢，自然一心南撤，以便与二十九军主力汇合，人之常情嘛，恐怕他畏惧被中央军吞掉的心理远远大于畏惧被日军击溃的心理。汤恩伯也是刚在南口死里逃生，晋省战事本来他就觉得是晋绥军的事儿，要是把中央交给他的十三军在蔚县打光了，他是不好交代的，吾等料其必然南撤，不会坚守蔚县、广灵。蔚县广灵是大同后路，阎百川这帮没勇气冒险的，看到后路危险肯定就动摇决战决心了，次公，你说呢？阎百川要是这么一跑，大同会战泡汤了，大同一丢，绥远和晋省的联系被切断了，傅宜生肯定得放弃绥远跟着阎百蜀往南退。” 林蔚插话了：“你们对晋绥军心理分析得很到位，可是你们这个分析是建立在日军会同时沿平绥路及蔚县两个方向进攻的基础上成立的。然而从察哈尔的宣化到广灵之间全是山地，日军重装备行动困难，他们真的会从这个方向重兵进攻吗？” 许晋申说：“这就是孙子说的知己知彼当中的知彼那部分了。当时我带一组参谋扮演日军方面，是咱们刘教官给我一个很好的建议，司令说日军会怎么行动这答案竟然隐藏在去年夏天的一则报纸新闻里。去年夏天，晋阳绥靖公署主任阎百川会见刚从五台山进香归来的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恐怕这消息次公和林蔚公你们都看见了吧？”经许晋申提醒，徐永昌和林蔚都想起来了，徐永昌说：“我当时是好奇，想知道阎百川什么时候和板垣认识的，于是就问了问，所以有印象，不过这个跟日军是否进攻晋省有何必然联系？”林蔚的眼睛眨了几下，有点儿反应过来了，问刘琨道：“越石兄是不是从板垣去五台山进香看出了什么？”刘琨笑了：“林蔚公不愧是参谋界元老。那则新闻里写道：板垣参谋长实为一佛教忠实信徒，为表诚意，谢绝阎主任汽车接送之美意，竟然步行一个月，从察东沿着蔚代公路赴五台拜佛，心诚则灵云云。听说蔚公对地图的记忆力惊人的，不知道板垣沿着蔚代公路这样慢慢走，会走过哪里，会看到什么。” 林蔚不愧是活地图，顿时恍然大悟道：“取道飞狐口？”。徐永昌也恍然大悟了，他本来就是山西人，自然对飞狐道耳熟能详。他对着林蔚竖起了大拇指，林蔚谦虚地对他抱拳拱手。 刘琨说：“板垣这小子是关东军参谋长，他去五台山进香应该是先从关东军大连总部坐船到天津后转火车进北平，在北平转平绥线坐火车到宣化的下花园转骑马或者步行，然后就接上了飞狐道。‘’ 刘琨说道：“板垣征四郎去年走了一个月的路，就是我刚说的第二条飞狐道，他从宣化下火车后，就沿着冀省省涿鹿县河谷道路过壶流河谷西行去了广灵，再从广灵有公路去灵丘，灵丘西行三十余就是平型关了。如果开战后，我军选择在大同作战的话，日军从北平突破南口，扫荡察哈尔，再西南进发，刚好走这条路到平型关，抄我军后路。走这条路到五台山的话，总共250公里，即使是纯步行，也只用7天就可以走完，板垣征四郎根本不是进香，是一路在测绘，这才花了一个月。这明显是为了大部队山地行军作准备，是想看看这条路能否把重炮等大家伙带过来。 能让关东军参谋长亲自带队测绘的道路，是干什么用的？至少是为了战役级别的意图。阎百蜀真迟钝，要是我，就派帮子人伪装成土匪，把他测绘的资料都抢过来。日本人如此处心积虑，思之令人极其恐怖。 板垣征四郎是九一八的实行者，石原莞尔是九一八的计划者；日本陆军夸赞他们是黄金组合，有很多说法，一是板垣之胆，石原之智，二是理论的石原，行动的板垣。现在这个九一八的制造者居然花了一个月的宝贵时间走这条鸟不拉屎的山间古道，我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他要干什么。蔚公你说呢？” 林蔚这下子对刘琨竖起了大拇指。徐永昌也开口说：“越石兄你的判断是对的。日本陆军自己善于包抄合围对手的战术，他们对敌人包抄他们的可能性就特别警惕，既然他们主要作战方向是沿着平汉线南下，那么日军绝不能容忍在晋省还有强大的华夏国野战集团军存在，因为华夏国军队可以轻易地从太行山的井陉、蒲阴陉、飞狐陉出动，切断平汉线津浦线，攻击日军侧后，甚至偷袭北平。明智些的日军指挥官会至少在晋省扫荡到晋阳。确保侧翼安全是铁律。”刘琨微笑了一下：“次宸兄谬赞了，晋省察省的战局演进我们大概可以达成一致了，下面请邓副司令继续回答第三个问题。” 第十一章 控弦破左的 邓瑜对西北边防军的装备进行了介绍，他先从步兵弹药介绍起： 谈枪以前，先要谈子弹。***的中央军选择了德意志系的7.92X57子弹作为制式步机枪子弹， 7.92mm毛瑟步枪弹的优点是威力大，杀伤效果好，缺点是全弹的尺寸和质量都比较大，后坐力太大。 基本上，当时流行的全威力枪弹，如7.92mm毛瑟步枪弹、美国国斯普林菲尔德0.30-06步枪弹和苏联7.62mm 莫辛-纳甘枪弹都有类似的特点。口径在7.5～8mm之间，枪口功能都超过3500J。这类枪弹的远距离存能好，更适合作为机枪子弹，用于远距离火力压制；而作为步枪子弹，则显得威力过剩。 7.92mm毛瑟步枪弹的后坐力对于身长体壮的欧美人种还能承受，对于个头普遍矮小一些的东亚人种而言就显得太大了。尤其是当时华夏国士兵普遍营养不良，身体瘦弱，尤其是对新兵而言，一下子使用这种全威力枪弹，很难控制好枪支。再加上当时华夏国军工生产能力薄弱，军队实弹训练少，没有机会去慢慢适应强大的后坐力。最终造成的后果就是士兵在战斗中控制不好步枪，射击精度不佳，子弹的杀伤力再大，打不准又有什么用？同时，在大规模战争时期，参战部队往往要持续作战好几天得不到休息，过大的后坐力很容易导致士兵疲劳，体力迅速下降，从而影响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 与华夏国人体格类似的意大利人、日本人就都选择了6.5毫米的子弹。当时也有人意识到，7.5～8mm口 径的全威力枪弹作为机枪弹很优秀，但 是作为步枪弹，却存在威力过剩、后坐 力太大的问题。因此在7.5～8mm枪弹成为主流的同时，6.5～7mm步枪弹也 并行发展，并经历了从圆头弹到尖头弹的嬗变。这其中种类最多的是6.5mm口径枪弹，主要有日本的有坂6.5×50mmSR枪弹、意大利6.5×52mm卡尔 卡诺M1891枪弹、荷兰／罗马尼亚使用 的M1892 6.5×54mmR曼利夏枪弹、希 腊的M1903 6.5×54mm曼利夏-舍瑙厄 尔枪弹和瑞典的6.5×55mm毛瑟弹等。 这些枪弹的共同特点是枪口动能适中，在2 440～2 847焦耳之间。这些枪弹中 以瑞典6.5×55mm毛瑟弹的服役年限最 长，它由德国的6.5ｍｍ毛瑟步枪弹发 展而来，特点是弹头尖锐、初速高、后 坐力小、射击精度高、弹种齐全。后来 美军的6.5×39mm格伦德尔弹就是由它 发展而来的。这些6.5mm口径的枪弹如果用于机枪火力压制，的确存在远距离停止作用偏小的缺点。但在用于步枪时，只要其威力能够满足在一定距离上精确射杀目标的要求，就已经足够了。 6.5～7mm枪弹未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 主流枪弹，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作战方式 更重视机枪的远程性能。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机枪和铁丝网的战争，作战的基本方式是堑壕 战，采用7.5～8mm口径的远射程、大 威力的非自动步枪和水冷式重机枪才是 主流。6.5～7mm口径枪弹尽管性能优 异，但其弹头较轻，存在远程性能相对较差，杀伤作用不足的问题，加之习惯于使用7.5～8mm大威力枪弹的军队一时无法接受新的枪弹口径，因此没有得到广泛装备使用。 民国自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就是第一位德粉。德棍算是第一个大规模用尖头弹的，随后法鸡和腐国，美帝之类的纷纷效仿。一战之后，德棍继续反思步枪弹，一个是他们觉得尖头弹虽然弹道不错，但是弹头太轻导致了存能不大好，而且德国人确实也在考虑把标准步枪缩短一点，而轻尖弹不大适合短管子步枪。于是一款8x57mm s.S.弹被丢了出来。也就是二战时期德国主流的重尖弹。 重尖弹比轻尖弹多了个艇尾，所以重量增加到了12.8克。初速也略有下降（800m/s不到），但是这个艇尾在流体力学上可以减少乱流、降低阻力、增加弹头飞行稳定。但有个问题出现了，因为弹头增重，而且98K的管子也较短。所以弹道抛物线在二战各种步枪里算是最弯曲的...因此，短管毛瑟的精度神话不要再传了。但是重弹头，存能好的重尖弹用在MG34/42上用于远程火力压制不错。 西北边防军采用的也是德国7.92x57mm毛瑟步枪弹，但是与中央军不同，采用的是sS重尖弹。中央军采用的S轻尖弹是尖头、平底铅芯弹头，弹头较轻，初速较高，但是远距离存速存能较差。 边防军采用的sS重尖弹采用尖头船尾铅芯重弹头，弹头重，气动外形好，虽然初速比轻尖弹略低，但是弹头在远距离上的存速存能比轻尖弹更大。中央军和边防军一样，制式步枪都是短管毛瑟步枪，发射S轻尖弹枪口噪声、火焰和后坐力都太大，发射sS重尖弹反而有改善，所以边防军抗战中干脆统一弹种，步枪和机枪全部使用sS重尖弹。 下一个话题是班组火力支柱轻机枪。引进华夏国很早很早，早到了大清宣统年间，广东兵工厂已经开始仿制麦迪森轻机枪了。后来1920至1923年间，就有华夏国不少派系军阀和国民革命军先后购买过捷克邵沙1919式轻机枪，这就是著名的ZB26的前身，1915式与1926式从外表看几乎没有区别，只有专家从结构上能讲出个ABC。 1927年即ZB-26式刚出厂的第二年，华夏国军阀冯基善、陈济棠、阎百川等曾专门派人去欧洲洽谈购买邵沙1915式机枪，结果到了捷克发现了经改进性能更好的1926式机枪，于是纷纷调整计划，抢先一步购买了第一批ZB-26式轻机枪，回国后几经大战洗礼受到交口称赞。一传十十传百，几乎所有军阀和国民革命军都将轻机枪采购确定在捷克26式上。 据当时民国驻德意志国公使馆资料，仅1927年到1930年四年间，华夏国就购买了至少4000挺ZB-26式轻机枪，其它渠道还有多少挺无法统计。1931年起，金陵政府军政部统一了国内对外武器采购大权，禁止任何个人或团体私自进口武器，否则以走私论处，并指令民国驻外使领馆必须听命于中央政府。至此结束了武器进口的混乱局面，正式成为国家行为。经过几年的使用，捷克式机枪得到军队普遍认可，政府武器采购清单中，捷克ZB-26式轻机枪占有较大比重，根据正式统计从1931年到1937年抗战开始，华夏国政府进口捷克ZB-26式机枪约24000挺，其中：1931年1000挺，1934年5000挺，1935年8000挺和1937年达到10000挺。 根据捷克政府武器出口统计，捷克布尔诺兵工厂自1927年至1939年，共向华夏国销售了ZB-26式轻机枪30249挺。1931年军阀购买4000挺，1931-1937年华夏国政府购买24000挺，正式数据即为28000挺。还有2249挺的差额，可能是抗战爆发后民间或华侨的零星购买行为。 对捷克ZB-26式机枪最早的仿制，可以追述到购买那一年。1927年军阀想少花钱多办事，把买来的捷克式机枪送到天津大沽造船厂，当年就仿制出第一批样枪。同年巩县兵工所也试制过，但质量都较差。 2 各地军阀的仿制。 由于战场上机枪损耗较大，各地军阀都把仿制作为主要补充措施，比较著名的有。（1）蜀省军阀刘浦澄的21军重庆枪械修理所1931年开始仿制捷克式机枪，到1939年共造出2000挺；（2）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广东兵工厂1933年仿制，到1937年共生产3000挺；（3）山西军阀阎百川下辖的西北兵工厂，1934年仿制，最高月产量600挺；（4）桂系军阀下辖的桂省第一机工厂1933年仿制。 然而新武器的使用，必须与新战术的使用相互匹配，轻机枪的出现，注定了将引发步兵战术的全面革新，在这方面，华夏国陆军远远地落在了世界军事界的后面。中央军一直在沿用1928年的步兵操典，这个操典，基本是日本明治年代步兵操典的山寨版。它的战术基础是建立在发扬旋转后拉式枪机步枪火力的基础上的，和郭汝桂在黄埔军校时候学习的步兵战术没有差别，那时候步兵连进攻和防御的战术核心就是采取散兵线战斗队形，用步枪形成火线杀伤敌人，最后白刃格斗决定胜负。这套战术来自古老的十九世纪中叶，是以步枪兵为主，没有机枪年代的战斗队形。 北洋军阀和国民革命军北伐直到一二八淞沪抗战，一个训练有素的连队是这样战斗的： 首先，要进入「疏开」队形。「疎开为步兵战斗之主要法式，以减杀敌火力效力，发扬我火力及冲锋力为本旨。」(步操124)于是，连长口令：「统统有--就地散开！」。原本采密集集合队形的步兵连，中央伍不动，两翼向左右沿伸散开。散开的距离因战斗需要由连长指定，但一般是间隔四步(步操132)。一个连长要展开多少部队？在民国17年步操，战斗单位是「步兵排」。两前一后或一前两后。 一个以一个步兵排构成的攻击正面，也要依两前一后或一前两后，散开三个步兵班(步操186)，区分为火线与援队(步操191)。所以一个40步，40~50公尺的攻击/防御正面就形成了(当然，正面宽度依战斗需求而异)。 第二步「构成火线」。「在疎开战斗时，各班为行火线，概用散开队形，至步枪班则并用此队形以行冲锋。」(步操126)以散兵线构成火线的功用，是发扬步枪的火力。这就必须用排枪射击，因为单兵射击的话，很难形成有效的杀伤，人眼的视觉极限是五百米，真实战场上有硝烟、树丛、山坡、雨雾等问题，加上士兵本身视力都有差距，能看清300公尺开外的人形靶，已经是能人了。 这种单兵射击，面对三百米外冲来的敌人散兵线，毫无阻拦能力。所以靠单兵开枪是特技。真正的步兵战斗(17年操典式)是火线射击，也就是布党红军时代一再强调的排枪或者集火射击。构成火线之后的步枪射击，就是一排子弹，就可以有效控制一个50米宽的正面！就可以把这个正面冲过来的敌人都扫倒。只要形成散兵线后，表尺全班全排一致。排长指示目标，设定表尺距离，就能下令射击了： 「跪下预备--放！」(步操61) 第三步，排枪射击数轮后，造成敌人伤亡和混乱，抓住时机，以散兵线冲锋。连长会声嘶力竭地高喊：「全体上剌刀！」全连闻声插上 白晃晃的一排剌刀，刀光耀眼，真是战场最恐怖的一景。「冲锋」士兵们右手提枪，左手扶剌刀鞘，开始跑步前进。 「杀！」最后「杀」之口令，会从全连每个人口中喊出，杀声震天，刺刀见红，与敌人散兵线短兵相接，白刃定生死成败。 这就是基于散兵线的步兵战术。攻击是一条线，防御也是一条线。所以攻击是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记录片之一排一排挺身冲锋，防御是一道战壕。没有纵深，没有火网，没有据点群，一字长蛇如积木一样，视需要拼接成所需长度。在散兵线的时代，即使子弹少些，步枪烂些，也能够靠白刃肉搏取胜。所以西北军编大刀队，(五省)联军练红缨枪武术，黄埔军校北伐靠人海冲锋，也能冲垮奉军的精锐部队。 然而，发明散兵线的欧洲战术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又发现机枪的出现已经使得散兵线战术全面落伍。靠旋转后拉式枪机步枪放排字枪是不能与机枪对战的。欧战战例证明，敌人若配置重机枪，散兵线攻击就是粗放的大屠杀；敌人若进化到有轻机枪，散兵线就是精密的大屠杀！而刘越石在北伐先遣队多次熟练运用轻重机枪与迫击炮组合的战术，多次屠杀了军阀人数绝对优势部队的散兵线，更是给众多黄埔生在内的目击者以很大震动。到1931年时的军事学术界，大家都知道机枪的威力对步兵战术会产生革命性影响，当年的军事杂志细细分析疏开队形与轻重机枪，文字篇篇热情洋溢。然而华夏国国内各路军队都装备极度落后，很多部队里重机关枪只有一个团乃至一个师才装备一个重机枪连，怎么可能改变散兵线？难道全团靠六挺重机枪打天下？轻机枪更稀罕了，只有东北军，才把轻机枪当成制式武器！散兵线事实上不能废。当时一个步兵连官兵一百出头，就是一百多杆步枪。没有散兵线，如何发扬步枪火力？这就是兵器的局限！ 于是，西北边防军成了国内最先围绕轻机枪改革步兵战术的吃螃蟹者。20年式捷克轻机枪（ZB30J）成功量产后，长安高级步校在苏联军事顾问协助下改西北边防军步兵操典。西北剿匪实战中有轻机枪使用，但是实战经验没有做理论的总结，在中苏军事专家合作下，新的步兵连排战术成为以轻机枪为基础班火力支点，化火线为火网的散兵半群与散兵群！典范令是一个体系，改了操典，《筑城教范》也改头换面，原本讲究以折点造成侧射火力的一线式战壕，成为纵深而互相支持的据点群。 在加入轻机枪之后的步兵班，攻击正面100公尺。而且在攻击正面之外，还要再列一栏纵深。散兵群，就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控制100米纵深的交互支援的火网！西北边防军顺应潮流的战术革新与日本陆军几乎同步，这终于震动了***的中央军。 民国19年，***经由孔士洋行买SIG启拉利德自动步枪，但是孔士摆弄价格被发觉，又换哈其开斯轻机枪，从新编练的教1师与教2师开始装备。随后就是常见的果脯犹豫不决病大发作，买了自动步枪，首先要考虑要继续用不能换枪管的KE7或BAR，或用可以换枪管的正牌轻机枪；接下来是编制，教1师搞出奇大无比的步兵排，去容纳新买的自动步枪，这也需要时间去验证修改；在德意志国顾问帮助下，搞定了编制，决定了捷克造之制式，又要让兵工署筹设自产枪枝与弹药之能量；捷克人小气不肯给样板图纸，再设法找丹麦的麦特森…转了一大圈，才发现蜀省的刘湘居然默默搞出很像话的土造捷克造…… 有了武器，想起了搞操典，于是找了德意志国顾问和陆大的一帮教员一起忙活，国内人家西北边防军编制操典都早搞齐活儿了，于是陆大一帮人去西北参观学习。相比之下，中央军动作就慢得多，终于在1935年，捷克式成为主流，推广全军。于是30年不变的步兵操典，终于升级成为《民国廿四年新步兵操典草案》。 ***忍辱签订塘沽协定，争取来的六年半，总算搞定了一个捷克式轻机枪，否则国军只能靠步枪打仗，抗日自然是必败无疑。因为日本人也在同一年代开始在「横ニ散レ」或「縦ニ散レ」之后，一个分队(班)之散兵群还要以伍为单位再拆分为更有纵深感的两三个散兵群(日步操117)。如果国军没有六年半的时间去适应轻机枪，一个有歪把子的日军分队，屠杀一个按照17年步操规矩构成散兵线火线的步兵连，是不需要几分钟的！ 可是西北边防军早在民国20年就定型引进了捷克更新型的ZB30J轻机枪，立刻革新了编制战术条令，而且还发现了ZB26原枪的问题，提示捷克作了改进，从采用班用轻机枪到完成了步兵分队战术的革命前后也就是二年的时间而已。相形之下，中央军简直就是因循苟且，不知所云。六年半，就勉强算是搞定了轻机枪，即使是轻机枪，生产制造的质量也难以保证，这种拖拉的作风，在子弹开始横飞的今天，只能用抗战军人的血去支付代价。